杨奎松

本期主题：读书！读书！！（上）   荐书人 / 刘桂新（武汉大学） 一 各种各样的书单已经够多了，北斗上就专门开辟了一个荐书栏目。看到那些自己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书目，心里就会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恐慌。我不是害怕自己存在知识盲点，因为再渊博的人也不可能无所不知；而是害怕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完整。 但同时我也总觉得之前开列的书目存在一个问题，即不能帮助读者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这也正如谷卿文章标题所表达的，是“一份挂一漏万的书单”。不过我不喜欢挂一漏万，我更喜欢强调知识结构的完整性。 因此便有了开列一份书单的想法，我对这个书单的要求是必须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   二  有人说，读到一本好书实在是一种在旅途上巧遇知音的过程。似乎书与人也是要讲缘分的，别人喜欢的书你不一定喜欢，或者根本不适合你读。 我把这样一种读书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或者纯粹是以读书为目的的读书。读书本身即是目的，即是心灵获得自由的过程。 书承载两个东西，一个是艺术，一个是思想，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价值，阅读它们能直接给读者一种审美愉悦；思想本身不具有审美价值，对除文学作品之外的书籍的阅读之所以也能给有些读者带来愉悦是因为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思维的乐趣和知识增长的乐趣。 需要指出，上述分类是概念化、模式化的，因为文学作品虽然是通过审美直觉来愉悦读者，但它同时也承载了作者通过艺术形象所表达的思想；而非文学类书籍也由于其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同样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两者是相互交织掺杂在一起的。 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追求文学作品本身给作者带来的愉悦；而阅读非文学类作品的时候读者更有意识地追求的不是作品的艺术性，而是作品的思想性。这些作品将一系列的观点和我们平时所难体认的事实体系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带动读者思考并且逐步型构读者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思考本身也是一种乐趣，从非文学类作品中获得观点的过程本身也是享受这种思维乐趣的过程。因此不管主要是追求作品的艺术性还是追求作品的思想性，读书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快乐。 但读书的冲动不仅仅源自于对快乐本身的追求，还源自于我们想认识这个世界，并且力所能及地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把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一个一个装进自己的大脑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和强者，安稳舒适地走过这一生，然后和这些观念一起安详地死去。我们把那么多的观念装进了自己的脑子里，如果只是关照自己以及身边的少数几个人，会不会太对不起上天对你的智慧和机遇的馈赠？而且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只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下如何更好地让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延长或扩展，而不是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毅然决然地消失在宇宙的洪荒里？历史不会记住一个每年生产出五吨粮食的人，也不会记住一个在流水线上触摸过你电脑零件的人。历史能够记住的人太少了。当然，至少你的亲人会记住你的，如果你确实值得他们记念的话。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在他们身上的付出和影响会作为你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延伸。但这些人终究有一天会死去，而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即使能够通过这些人影响他们身边的人而继续传播，也会越来越淡漠，最终在渺茫的宇宙中，你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任何形式的抗拒生命消逝的举动都是徒劳的。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有理由陷入价值的虚无，因为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即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当你为那些不相干的人的利益牺牲的时候，那些普罗大众可能还是不能都记住你，但你的价值已经延伸到他们身上，他们会把这种价值继续传递、延伸，我想这是一个人实现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方式。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你的头脑里装满了睿智美妙的观念，你实在不忍心在他们为这个世界短暂效劳之后就随你一起被带进坟墓，从此永不见天日。于是你可以将它们诉诸笔端，让它通过文字这一载体继续传递给其他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说，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才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才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我们读书是为了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有所交代。不仅为了愉悦自己，也为了愉悦别人。如果你刚好是一个聪明睿智、满腹经纶的人，你要做的不只是偷安此生，还应该承担起与你的智识相匹配的使命。 因此相比于那种更为纯粹的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在支持那种为了审美和知识本身的乐趣而读书的同时，我也鼓励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这种功利的读书是为了用一种“批判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然后携此武器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就我个人而言，在一个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如此卑微的时代，我实在没有闲情逸致去吟风颂月、相与酬唱。这种“功利”的读书本身也是有乐趣的，但乐趣在书外，乐趣在“提携玉龙为‘民’死”的快意。当然，这里的“功利”显然不是指那种为稻粱谋、为学历、为证书的读书，这种读书简直就是对读书本身的侮辱。   三 北斗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推动大学生的自我启蒙。启蒙也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我从不怕别人说我居高临下，自命不凡。我在说启蒙的时候是把自己也摆在了一个被启蒙的位置。人需要时时反省自己，启蒙是一个终其一生的过程。 青年时期，人的社会化过程最重要的一方面影响是来自他的同龄人。那些与他有着相似处境和困惑的人的想法和经历更能够对他们产生影响。北斗网上大学生群体思想和情感经历的展示能够给同龄人带来更为深切的启蒙效应。但同龄人之间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和气质上的感染。这些同龄人的见识和阅历毕竟与你相仿，都甚为有限。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智识上的启蒙，我们恐怕还需要另寻它途。 我们认为我们的父辈逊毙了，没有能力成为我们启蒙的源泉；我们的教育是一种体制化的洗脑教育。通过自我启蒙来突围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明智的选择。况且任何封闭的体制都不可能是密不透风的，市场化大潮已经为我们冲开了缺口，启蒙素材的获得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在没有新闻自由、写作自由的环境下，我们依然能实现自我启蒙。 体制内成长起来的或者脱离体制的独立知识分子还是太少，不是每个人都能亲耳聆听到他们的教诲，国外的启蒙资源则更是只能为极少数年轻人所享有的。北斗上的文章当然也能成为启蒙的一个资源供应者，微博上、校内上的消息当然也在为一代人的祛昧助力。但我说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实现自我启蒙。是的，读书！ 我一直主张读书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世界上最智慧的人交流。这是提高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阅读文学作品就阅读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阅读相关问题的著作，就阅读对这个问题有最权威解释的人的著作。我不主张读书的无所用心，而是主张更有目的有意识地读书。同样是读书，如果我们既能获得同样的乐趣又能更有效地提高自己，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后者呢？有人担心，这些人自己会不会高攀不起。其实，他们也有平易近人的时候，因此读书应坚持从易到难。读书有时候还可以不求甚解，因为你不懂的地方可能是需要其它方面的知识作支持，这些不懂的地方可以先存疑，等其它板块的知识增长起来，相互参看，你会发现很多原来不能理解的问题自热而然地就理解了。 这里还要回到开篇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它其实是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种读书方法：我们首先要在自己的大脑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或者说形成一幅知识地图，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学习不断地将这个知识框架给充实起来。虽然即使这样还是会有知识盲点，但只要我们头脑中有了这样一幅知识地图，我们就能按图索骥，准确地锁定某个问题的区域，确定解决某个问题所需要调动的知识。我这里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书单，主要就是起到这样一个知识地图的作用。 另需声明的一点是，当有人从下列的书目中看出我严重的意识形态偏向时，肯定会诘问我这是否与我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相矛盾。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带有导向性的书单，借用他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说，这个书单是“自由化的、西化的”。但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是一切独立自由思考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你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左派或者右派，否则你就只不过是一个精神上的脑残、奴隶。因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它不同于任何其它主义的地方就在于，任何主义的存在都是以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启蒙的意义不在于给你某种具体的知识，而在于培养人的一种自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起点，但绝不是终点。这个书单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是进行自由独立思考的基础，因此这个书单只是提供了一个起点，而且我们也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在智识上的发展才能获得无限可能。   推荐书籍（点击蓝色字体书目可下载）：     一、 历史   （一）中国史 1. 伊佩霞： 《剑桥插图中国史》 2.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迁》 、 《美国与中国》 、 《中国新史》 3.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4. 钱穆： 《国史大纲》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国史新论》 、 《中国文化史导论》 5.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 6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83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4 10:46:13 李乔：错误就是错误 标签： 党史研究 ● 李乔 现在不少文章在谈到解放以后我党所犯的一些“左”倾错误时，已悄悄地把“错误”二字换成“失误”二字了。比如谈到“大跃进”，谈到庐山会议反彭黄张周，甚至说到“文革”，都要说：这是“失误”。有篇文章，还在题目上明确标明，“文化大革命”是“失误”。 对于这种用词上的变换，我认为非常不妥。 《现代汉语词典》对“错误”一词的释义是：“不正确的事物、行为。”对“失误”一词的释义是：“由于疏忽或水平不高而造成差错。”很显然，“错误”一词比“失误”一词的分量要重。“失误”一词，按词典释义，只是差错，在日常使用中会明显地给人一种“不小心出了差错”或“偶然失手”的印象，其分量较之“错误”一词要轻得多。 那么，我党在解放以后（主要是1956年以后）所犯的一系列“左”倾错误，是不能易为“失误”二字的。这是因为：其一，“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和危害，是相当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决非是只造成了一般不良后果的所谓“差错”或曰“失误”所能比拟的。其二，从造成不同后果的原因来说，“左”倾错误也决不是由于疏忽或一般意义上的水平不高，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的。总之，错误就是错误，不能说成是“差错”，因而不宜使用“失误”一词。 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庐山会议、“文革”等这些历史事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述：“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 在这里，仍用的是“错误”二字。不但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错误，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也是错误，“文革”就更是“严重错误”，而这些都不能说成是失误。 很显然，《历史决议》的用法无疑是正确的、准确的，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不是顺手拈来的。《历史决议》的这种表述，实际上反映了我党对待自己所犯错误所持的严肃、郑重的态度，表明了我们党不愧是一个用唯物史观武装起来的党，是一个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立党之本的党。 什么原因让“失误”一词在某些文章中受到青睐呢？原因可能有多种，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出于粉饰或“为贤者讳”的心理。在有些文章中，这种心理的反映是颇为明显的。“失误”一词在这些文章中，不仅仅是对错误的淡化，而且还被赋予了“这是交学费，即使交得再多也是必要的”这样一种含义。只要细读一下这些文章，就可以体味出这种潜台词。 倘若为粉饰错误、淡化错误而刻意把错误写成“失误”，那就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背离实事求是，形成一个新的错误了。《历史决议》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 “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 说得多么明确，又多么深刻呀！（2011年第2期《民主与科学》）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读史札记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195.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李乔：错误就是错误 李乔：关于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的思考 李乔：论证知识分子的地位充满了艰辛” 相同主题阅读 李乔：错误就是错误 李可玉：中共党史研究：迷雾渐开的九十年 杨奎松：党史研究应有更宽广的思维 杨奎松：不能以党史代替国史 杨奎松：浅议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435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2 18:05:03 南方周末：中共正修改的历史评价 标签： 历史评价 陈独秀 华国锋 ● 南方周末 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而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的表述。 陈独秀的“帽子”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他是“托派”吗？是“汉奸”、“叛徒”吗？ 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做出的“毅然决策”，还是经历了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复杂过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建设和外交活动，是完全的“独立自主”，还是受到了苏联的重大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前夕开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找到。点进这一官方党史网站的人会发现，不少人物和事件所获得的评价已经和源自旧版教科书的记忆不太一样了。 该网站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一批官方党史著作首次被推向网络，全文免费传播。“现在，网上关于党史的资讯有很多……了解和学习党史就需要分辨真伪，我们这个网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大家提供准确的资讯，反映党史研究最新成果。”网站开通仪式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 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 从“险学”到“显学” 作为中共创建者之一的陈独秀，迄今无法获得一个不再改变的“盖棺定论”。在党90年的历程中，这位被开除党籍的争议人物不断被“戴帽”与“摘帽”，已有七十多年。 1936年10月，《救国时报》发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称“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后来，此说被康生等人引用，在《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媒体著文批判陈独秀，“叛徒”之称也陆续出现。 这两顶帽子直至半个世纪后才被彻底拿掉，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发现，陈独秀不仅没有拿日本人的钱，而且发表了许多抗日言论和主张。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相关注释中，“叛徒”的帽子连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评价一同被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 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研究者发现“汉奸”和“叛徒”之称的谬误，但“文革”的大环境对此按下了消音按钮。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学者曾遭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在当时，陈独秀研究成为一门令人避之不及的“险学”。 甚至，对于陈算不算“党史人物”，也曾有过争议。《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就没有陈独秀的章节，直至出版第51至100卷时，才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51卷的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险学”逐渐转变为显学。1978、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曾发表包括《砸碎枷锁，解放史学》、《打破党史禁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引发强烈反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党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宣传、路线斗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回学术的广阔天地。 研究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党史“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民间亦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等组织，往日的禁区被不断打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正式将陈独秀的“帽子”从“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两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字。当时他说：“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这是目前为止中央领导人对陈独秀错误定性的最新说法。 区区几个字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差别。同样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一个严重得多的论断，它意味着陈独秀需要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而换掉这几个字，则是因为党史界已形成共识：陈独秀不能成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来自莫斯科，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话说就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贡献，而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从一些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与之类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被确定为“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改为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则被修正为“右倾错误”。 尊重历史的面目 近年来官方修订的党史评价不止于早期领导人和建国前的历史事件。 例如，华国锋得到的评价也在发生转变。在二十年前出版的官方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这位原中共中央主席得到的篇幅很少，且负面评价较多，仅肯定了其粉碎“四人帮”的功劳。但在新的党史二卷中，华国锋虽然依然被认为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获得的正面评价已经大大增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支持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等。 林彪也有了新评价。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之前被定性为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而党史二卷则在提到“一号命令”时，删去了此种定性。 高、饶“反党联盟”的说法逐渐不再提及，相关表述被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关于抗美援朝的决定，“七十年”表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但党史二卷则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结论是：“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在涉及曾经的政敌——国民党的问题上，中共官方亦有新的结论。 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军队是正面战场的“主体”，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国军领导人蒋介石获得的评价随之改变，他的功劳可以获得公开肯定。 而一贯被视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所获得的赞誉有增无减。毛泽东曾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写道：“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半世纪后，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其定位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共合作关系在“皖南事变”后降至冰点，此事变中共产党方面核心人物项英获得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对项英的评价以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为蓝本，认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完全在于项英，他在其他方面的功绩也被抹杀。而党史一卷则指出，“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他在皖南事变中也不再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进行评价是官方修党史的基调。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决议虽然是“基调”，但在具体内容上并非不可改变。 纪念馆：谨慎中的变化 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博物馆、纪念雕塑等对历史的表述。 在北京五四大街、沙滩北街附近的几百米距离内，有三处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纪念物，它们相继在本世纪的头三年落成或开放。 2001年，雕塑“翻开历史的一页”落成。在这座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泽东和他手书的《沁园春·长沙》，其余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的头像较为突出，在角落里甚至还有两位卖国贼的头像——章宗祥、曹汝霖，但没有提及陈独秀。 2002年，北大红楼旧址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身份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中专辟一个房间为陈独秀专题陈列。 2003年，浮雕文化墙“曙光”落成，陈独秀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首先出现的形象。 “当年，第一座雕塑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学界的意见是雕塑以毛泽东为主体不符合史实，”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业务部陈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的雕塑就比较尊重历史，我们的展览自2002年起也都没有变化过。” 有观察者认为，实际上，两处雕塑落成的时间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对陈独秀的不同展现形式——2002年，党史一卷出版，正式修正对陈独秀的评价，破除了一些禁忌，形成了肯定陈独秀功绩的契机。 南方周末记者大量采访与党史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发现，把握契机，遵照官方评价，依然是他们的主要策略。 “2005年，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开馆时正好碰上连战访问大陆的契机，所以没什么问题很顺利地就开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吴先生说。这家民间博物馆在大陆首设国民党抗日军馆，连战为其题写了馆名。当时，连战说：“三千多万的军民牺牲了生命，不是为哪一个党，是为中华民族牺牲了他的生命。” 杭州中美民间友谊纪念馆曾去美国做过抗战的展览，其中有不少介绍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图片资料，几经争取才将这些内容保留在了角落里。“但胡锦涛公开提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功劳后，第二年口径就松一些了。”纪念馆创始人之一范祝华说，“我们的展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旅美的黄埔军校老兵都来看，非常激动，有的人都哭了，说自己从来没看过一个中国展览是承认国民党拼死抗战的。” 实际上，国民党抗日将领的纪念馆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但它们往往以个人生平介绍为主。湖北宜城市张自忠纪念馆肖馆长说，馆内主要是弘扬个人事迹，只有对张自忠参与的战役的部分介绍，“近期虽然想扩充展览规模，但应该只是对现有内容的充实，并不会怎么介绍抗日正面战场。” 有的纪念馆在内容审定上更复杂些。“我们所有的展示内容都是根据军事科学院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安排的，要经过军委的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研究科朱科长说。 而安徽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徐承伦则表示，2009年正式建立的“独秀园”纪念馆，采取的是叙事为主的策略，大量展示史料，不做直接评价。 至于各地的党史纪念依然谨慎，一些变化也在悄悄发生。 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后来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和其他一大代表以同样的尺寸并列出现在照片陈列中。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不曾尝试过的——自1952年建成至今，一大出席者的陈列从6人增加至7人，最后才展出全部13人，但照片的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也有选择，毛泽东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且排在末尾。 位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此前一直是“美蒋罪行”的代名词。但研究表明，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无关，后者更多的是一个为共同打击日本而设立的情报机构。 当地一位长期研究此段历史的人士说：“歌乐山博物馆的名字变了好几次，最开始是1963年借《红岩》火遍大江南北的契机，在烈士陵园和纪念碑的基础上修了博物馆，叫‘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名字。后来，1985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1993年又改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不过，1988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那牌子都还在，我估计要改的话很困难，手续也很麻烦。”这位人士说。 更多的纪念馆不存在改名问题，但正增加和修正馆内的历史陈列。近几年，抗美援朝纪念馆增加了战前国内形势及苏联空军秘密援助的介绍，内容还包括位于旅顺的苏联空军墓地情况——那里安葬了两百多位苏联空军飞行员，之前一直是严守的秘密。 位于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另一个例证：“文革”期间，农讲所基本成为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专题纪念馆，而前五届不由毛泽东主持的农讲所则被忽略。这一问题在后来得到了修正。 农讲所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前大家一看我们的展览就觉得农讲所是共产党干的，毛泽东干的，但其实农讲所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出钱出物，共产党出人。当时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不可能有场所和物质基础，不可能出资招生，柴米油盐这些经费，你都解决不了。”农讲所副馆长颜晖说，“但现在，我们客观呈现了国民党的作用，所以有台湾游客来过之后，赞扬我们没有伪造历史。” 民间推动力 “官方党史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研究，正不断推进，其背后的原因是高层希望追求历史真实。”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曾表示，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引发强烈反响。 事实上，中共高层的不少领导人在历史研究上都有独到见解。邓小平就曾提出著名的“宜粗不宜细”原则，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认为，在“文革”之后提出这样的原则非常必要，因为它有助于形成在重要问题上的共识，减少细节上的纠纷。 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曾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他本人的科学精神从一个细节中即可见一斑——他常常强调：“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这句话套用自人们所熟悉的列宁名言“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于光远对这句话本身也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这话出自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面的一句台词，而在真正的《列宁全集》中是找不到的。 “在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有这样的观察。 对于官方党史修正背后的动力源，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则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民间党史研究的进展是促使官方不断修正党史的重要推动力。“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材料面前，没有人能说假话。”韩钢说。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研究者，基本都赞同这种看法。“其实这二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从我个人参与的研究领域看，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以及苏联历史等等，都是如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说。 沈志华是《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重要历史著作的作者，他的研究刷新了学界的许多固有观点，亦对官方论断形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沈志华等非官方研究者所取得的突破大量依赖于近年来的解禁资料，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有关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它们成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依据。 “随着事件的推移，还会不断有新的文件解密，人们看问题的视角、高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历史研究会不断推进，官方党史会不断修正，这个趋势是肯定的。”谢春涛说，“当然，这种修正不像个人研究那么容易，因为官方党史代表的是集体意见，需要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要有充分依据，反复讨论，还需要中央高层批准。”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专家普遍认为，党史新成果从民间到官方的路径是通畅的，但究竟吸收哪些成果，把话说到哪一个程度，则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但无论官方如何评价和借鉴民间党史研究者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不再会因官方结论而受到限制——就在二十多年前，官方还曾提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正本”以规范教学研究的想法，而如今，这种人为设置界限的做法已经很难想象。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李惠普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147.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南方周末：中共正修改的历史评价 城市里的陌生人——黑道乡村 南方周末：听俞正声上党课:“执政者的声音” 我国少儿比例仅16.60%　调整迫在眉睫 治湘江 最沉重的河流，最尴尬的治理 南方周末：百年清华更当记取大学之大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钱” 全球最高物流成本 南方周末：习仲勋一辈子没有整过人 南方周末：解读重庆模式 南方周末：虚拟访谈章鱼哥保罗 中国出现第三波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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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不能以党史代替国史 标签： 党史研究 ● 杨奎松 （ 进入专栏 ） 《出版商务周报》写在前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神州大地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这场巨变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存在着巨大的研究空白，我们本期特别约请杨奎松教授谈论建国史研究。 ■受访者：杨奎松 □采访者：杨扬（本报特约记者） 杨奎松：1953年生于北京，籍贯重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 国史不是党史 《出版商务周报》：在读者的心目中，您是一位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怎么会想起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来的？ 杨奎松：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是我个人多年来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种自然延伸；第二，这也是我在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卷过程中所做的一种基础研究。 我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是沿着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五四”和中共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苏联及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变化经过，国共十年内战，长征与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这样一条历史线索循序进展和深入的。中间也会有个别跳跃，但很少离开中国革命史的内容。经过十几年的前期研究后，到20世纪最后两三年，我们讨论共同来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时候，我恰好已经基本上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基础，可以来进一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历史了。但是，过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我至今都还没有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卷的写作，拖了大家的后腿，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真正研究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手之后才发现里面的问题太多，不从史料出发做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很多事情说不清楚。 《出版商务周报》：原来的研究状况是怎样的？ 杨奎松：原来的研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基本上只是两方面的片断的研究。一是外交史方面的个别事件的研究，像我在2000年以前也做过这方面的个别专题的研究；二是党史性质的研究，像我过去研究毛泽东与苏联关系，和大量中共党史学者所做的党史人物与某些重大决策经过的研究，都是这种性质的研究。这些研究不能说对我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毫无帮助，但是，帮助甚少。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是因为过去这些年来，虽然有了许多研究者在研究我们所说的这个“国史”，但大家一上来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即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前三十年还要分前七年、后十年，和“文革”十年等。这种分法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在里面。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我认为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009年人民出版社重版，编者注），就是由当年一批党史研究者集体写成的。从它四卷的书名，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时期划分的价值判断所在。第一卷写前七年，叫《凯歌行进的时期》；第二卷写后十年，叫《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三卷写“文革”，叫《大动乱的年代》；第四卷写“文革”后，叫《改革开放的历程》。涉及我要研究的这段时期，书中分成三大部分，“开国奠基”、“恢复经济”和“创业探索”，确实都是“凯歌行进”。只有具体谈到批判电影《武训传》、批梁潄溟、批胡风及潘汉年、杨帆事件等，提到了一些过火，一些不足。那么紧接着发生的“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都是怎么来的？没有人去想。实际上对后来的运动影响极大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种种运动，大家基本上都只是在重复过去各种宣传小册子上讲过的话，全没有基于史料的梳理和研究。一直到今天，除了“土改”问题因为海外学者重视，又涉及当今流行的社会史方面的问题，国内许多人在做以外，“镇反”、“三反”、“五反”的问题除了我做了几篇论文以外，还是很少有学者来做研究。 其次是过去对国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党史的思路出发的，研究者所关注的，都是那些领袖人物、重大决策和事件，因此，大家都是眼睛向上，好像历史只是“帝王将相”创造的，历史就是政治史，甚至就是政策史，要不就是权力斗争史或路线斗争史。结果，当我试图想要还原当年那种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动荡、大变化的社会状况的时候，我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被用来帮助读者理解当时那种历史场景的具体研究成果。说起来，每一个中国人可能都能了解，当那样一场革命过后，一切传统的社会关系几乎都被颠覆了：穷人和富人；男人和女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老师和学生，乃至于父与子、夫与妻……问题是，有谁具体考察过这一切变化究竟是怎么来的，它对传统的颠覆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这种颠覆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信得过的可靠的研究成果，以至于改革开放后美国学者发现新旧中国其实在许多方面仍旧极其相似，因而否定“颠覆说”，提出“延续说”的时候，中国学者不是集体失声，就是盲目跟进。 新材料与新机遇 《出版商务周报》：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奎松：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研究的禁区太多，因此很多有能力、感兴趣、悟性好的学者不敢或不愿涉足，能够在这个领域里纵横驰骋的自然多半只能是“歌德派”，他们基本上不是在做学术研究。二是史料欠缺。这一方面是因为建国后档案史料的开放比较慢，另一方面则是中共党史学者早就习惯了靠上层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的档案做研究，他们中很少有人会关注基层档案和民间史料，更不要说去关注处在这场历史大变动中间的普通人了。这种情况其实到1990年代末我们讨论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时候，都没有多少改变。实际上我自己当时也对后来的形势发展估计严重不足。 《出版商务周报》：可否结合具体事例说明一下？ 杨奎松：我过去也参加过一些集体项目，从没有拖过集体的后腿。一是因为我写东西较快；二是因为参加的项目基本上都有过研究，少数没有研究过的方面，也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利用，不必全部自己重新研究。这次犯错误，就是因为还是从过去习惯性的思路出发，我原以为要研究中央的政策制定过程与实施情况，必须要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才行。中央档案馆既然不对学者开放，尤其是涉及到建国后的种种运动，那就注定只能利用现有的一般性资料和研究成果了。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开始准备写国史第一卷的时候第一次去上海档案馆，就发现上海档案馆的开放情况和我过去所了解的中央档案馆的开放情况，完全不同。他们的服务真是做到了国际水平，不仅不会把研究者当敌人看待，而且还会像欧美、日本大多数档案馆工作人员那样，在规定的开放范围内尽可能给研究者提供必要的查询帮助。以前，我原以为像镇反运动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弄清楚，因为决策性的指示都是上面下来的，看不到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这些问题就研究不了。想不到当年中共中央指挥运动是全国一盘棋，所有指示全部发到各大区，甚至到省市一级，并且各地的情况、经验和教训，也大都会在全国范围批转通报。因此，不仅“镇反”，包括“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跑足够多的地方档案馆，基本上就能够找到足以将事情来龙去脉描述清楚的资料。 但这样一来，我也就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因为我再没有理由说因为看不到档案史料，所以很多重要的事情我可以不写、少写，或借助于前人的研究成果粘粘贴贴了。我2002年年底开始在上海查档，这些年分别跑了北京、陕西、广东、四川、江苏、浙江、重庆、山东、福建几个省和十几个市县区的档案馆，平均每个地方的工作时间超过半个月以上。这才逐渐地将当年“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的情况大致摸清楚，陆续完成和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专题研究成果。这次结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1卷，可以说就是这几年跑地方档案馆的心血的结晶。 除了档案文献以外，这些年来出版的回忆录、日记和其他各种涉及建国历史的方方面面的资料，也给人以层出不穷之感，这也大大影响了我的研究速度。当然，照这样一个一个问题挖下去，大概再过几年也完不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卷的写作，但这些年来，因为欧美学者和中国大陆高校师生已经越来越多地开始进入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行列中来了，他们陆续形成的成果或许会减轻我不少负担，帮助我解决了不少问题。 目前研究仍大有空白 《出版商务周报》：我对您所说的目前的研究空白很感兴趣，能否举例说明一二呢？ 杨奎松：可以。比如，大家都知道在中共革命中一直是利用农会来组织农民的，一直到建国后开始“土改”时，还通过法规承认农民协会在农村中的地位，甚至还尝试过组织县区一级的农民代表大会作为农会的正式权力组织。但是，土改目标基本完成，农会就从中国消失了。这里面的经过和原因到底如何？ 同样，工会在革命年代更是中共全力发展以便组织、动员工人的组织，刚一解放，新政权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制定的仅有的两部法律之一。《工会法》明文规定，工会是工人自愿结合的组织，凡雇佣劳动者都有组织工会之权，工会负有保护工人合法利益之责，并有代表工人参加生产及行政管理之权。但同样在建国后不久，党内围绕工会与行政关系问题发生争论，工会从此变成了一级福利组织，在工厂中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这种变化的具体经过和原因到底如何？ 又比如，新政权为什么什么法都不搞，却在建国几个月后迅速通过了三部法律，即《婚姻法》、《工会法》和《土改法》？《土改法》运动完了也就没用了，《工会法》后来形同虚设了，《婚姻法》却一直在起作用。这种做法的具体背景和深层原因是什么？一个几乎没有法律，主要依靠单位组织依据行政法规和党的思想进行控制，即基本上要靠人治的社会，它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是怎样的？ 又比如，新中国和旧中国相比，在社会控制手法上最具特点，也是最具效力的，就是它的组织人事制度和人事（干部）档案制度，及其单位制度。这些制度或体制是如何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它们与苏联经验有怎样的关联？与此相联系，中国的人口管理也极具特色，尤其是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和“四类分子”的监管体制早期是怎样形成的？ 又比如，马克思、列宁一直痛恨官僚制度，毛泽东一生也都在反对官僚主义，但是中共进城后还是建立起来一套金字塔式的等级分明的官僚体制，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照搬苏联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受了战时军事体制和党的高度集权制的影响？而新的干部阶层的形成对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 又比如，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切断了与欧美社会的联系；按照阶级斗争观点全面改写历史，破除迷信，移风易俗，逐渐切断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这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的“苏化”（实为另一种西化），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普通民众的举止习俗？ 以上还只是择其大者要者略举几例，具体的问题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史料与悟性并重 《出版商务周报》：您认为自己的建国史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是更全面吗？ 杨奎松：我当然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告诉读者，这个新国家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和旧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包括教育、法律，城市、乡村等等方面，究竟有什么不同。但是，如上面所谈到的，我一个人近期大概还是完不成这样大的一个目标。因此，我想我唯一能做到的，还是保持我以往研究的特色吧，就是在我所能研究到的范围内，用史料说话。 历史研究之所以有价值，最关键的就是靠史料说话。过去的国史研究之所以不能令人信服，最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在于它们往往不是脱离史料在说话，就是生吞活剥，甚至为我所用地曲解史料。我之所以认为早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那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错，就是因为它在当年的条件下，利用了许多内部的档案文献。虽然不能注明出处来源，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史料有力地支撑了它们所梳理的中共政策变动的过程。遗憾的是，过了整整20年，档案开放早已不同于过去了，整体上能超过那套书的国史还没有出来。今天的不少国史著作或论文，甚至还不如当年的那些党史作者。有的全书没有一条注释，有的有注释也少得可怜。即使是有些做得比较好的中共党史学者，今天也还是完全靠官方机构编辑出版的文件集和报纸资料在做研究，不大重视档案史料的挖掘与爬梳，不清楚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掌握史料，才有可能对历史做出比较准确的描述和判断。 和这些研究成果相比，我的研究在史料占有和运用方面毫无疑问要比它们强。我不能说我的文章无一言无出处，但至少每一事实判断，都有可靠的第一手的史料证明。记得当年“镇反”和“三反”两文发表后，都曾有人怀疑我写的不是事实，一度想要找出我文中虚构或夸大之处，下了不少工夫，最后却一无所成，只能就观点来提出批评。因为我的文章讲述的每一史实不仅都有史料出处，而且每条史料的引证都严格无误。 《出版商务周报》：我想，您的研究之所以会引起有些人的猜忌和争议，关键应该不是史料的问题吧。 杨奎松：当然，研究历史仅仅掌握史料是不够的。课题的开发，史料的发掘，包括如何读懂史料，都离不开研究者的历史悟性。我相信，这种悟性每名研究者都是有所不同的。 举一个例子。许多年来，我们研究国史时大都能承认前三十年曾经出现过很多问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一谈到外交史，几乎所有的研究者似乎都忘记了那些政治上的灾难了，他们似乎都很庆幸中国的外交从来没有出过大问题。因此，大家承认毛泽东在“文革”问题上犯了很大的错误，同时却又相信毛泽东在外交上英明无比。说正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成功地利用中苏冲突，缓和了中美关系，才实现了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跨越。事实真是如此吗？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2卷，就是想要讨论这个问题。 一个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奉行激进的阶级路线，天天讲阶级斗争的领导人，能够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离开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吗？坦率地说，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难推导的逻辑命题。但不少研究外交史的学者就是看不到二者间的内在联系，而是坚信毛的思维是可以分裂成对内对外两部分的。我们研究、利用的具体史料并无区别，解读却大不相同，足见研究者和研究者之间差别可能是很大的。 多方面多层面拓展研究空间 《出版商务周报》：目前建国史研究是不是正方兴未艾，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杨奎松：当然。美国历史学者2004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问题召开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后来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胜利的困境》（DilemmasofVictory：TheEarlyYears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HarvardUniversityPress）。我们从目录上就可以注意到他们当年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范围，和我们国内学者今天的研究状况大有不同。 在这本书里，从政治层面进行研究的只有几位，如魏克曼教授谈的是上海接管的过程；陈兼教授和高峥教授分别研究的是西藏和新疆解放的经过；李宾谈的是人民大学的创立有关问题。 其他研究者也有涉及政治外交问题的，但注意的都是下层和地方，如克里斯汀·赫斯谈的是战后到新中国建国初期中苏在大连的复杂关系；裴宜理教授谈的是建国初期上海工人的状况；周杰荣谈的是贵州的“解放”战士如何从西南反共作战被捕，后来到朝鲜战场参加反美战争。 有几位研究者关注的是资本家或私人企业的命运，如狄龙教授谈的是上海私人慈善业消亡的情况；高家龙教授研究的是中国的火柴大王为何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周锡瑞教授研究的是叶氏家族如何适应新政权；毕克伟教授讨论的是建国初期文华影业公司及私人电影人的境遇。 更有几位教授谈的纯粹是社会史方面的话题，如贺萧教授讨论的是建国初期农村里那些接生婆是如何生存下来的；舒喜乐讨论的是中共建国后全力灌输社会发展史的情况；林培瑞教授则谈的是建国初期中国北方的相声怎样适应新社会。 不难看出，美国历史学者对新中国建国史的关注是多方面、多层面的。他们的研究尤其关注下层和具体人物。在这些方面，我们今天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值得做，也需要做。 进入 杨奎松 的专栏 本文责编： 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04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出版商务周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