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而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的表述。 中共正在修改的历史评价 □《南方周末》2011年7月7日 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李惠普 发自北京 陈独秀的“帽子”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他是“托派”吗?是“汉奸”、“叛徒”吗? 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做出的“毅然决策”，还是经历了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复杂过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建设和外交活动，是完全的“独立自主”，还是受到了苏联的重大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前夕开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找到。点进这一官方党史网站的人会发现，不少人物和事件所获得的评价已经和源自旧版教科书的记忆不太一样了。 该网站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一批官方党史著作首次被推向网络，全文免费传播。“现在，网上关于党史的资讯有很多……了解和学习党史就需要分辨真伪，我们这个网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大家提供准确的资讯，反映党史研究最新成果。”网站开通仪式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 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 从“险学”到“显学” 作为中共创建者之一的陈独秀，迄今无法获得一个不再改变的“盖棺定论”。在党90年的历程中，这位被开除党籍的争议人物不断被“戴帽”与“摘帽”，已有七十多年。 1936年10月，《救国时报》发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称“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后来，此说被康生等人引用，在《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媒体著文批判陈独秀，“叛徒”之称也陆续出现。 这两顶帽子直至半个世纪后才被彻底拿掉，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发现，陈独秀不仅没有拿日本人的钱，而且发表了许多抗日言论和主张。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相关注释中，“叛徒”的帽子连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评价一同被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 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研究者发现“汉奸”和“叛徒”之称的谬误，但“文革”的大环境对此按下了消音按钮。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学者曾遭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在当时，陈独秀研究成为一门令人避之不及的“险学”。 甚至，对于陈算不算“党史人物”，也曾有过争议。《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就没有陈独秀的章节，直至出版第51至100卷时，才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51卷的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险学”逐渐转变为显学。1978、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曾发表包括《砸碎枷锁，解放史学》、《打破党史禁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引发强烈反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党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宣传、路线斗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回学术的广阔天地。 研究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党史“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民间亦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等组织，往日的禁区被不断打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正式将陈独秀的“帽子”从“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两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字。当时他说：“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这是目前为止中央领导人对陈独秀错误定性的最新说法。 区区几个字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差别。同样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一个严重得多的论断，它意味着陈独秀需要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而换掉这几个字，则是因为党史界已形成共识：陈独秀不能成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来自莫斯科，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话说就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贡献，而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从一些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与之类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被确定为“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改为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则被修正为“右倾错误”。 尊重历史的面目 近年来官方修订的党史评价不止于早期领导人和建国前的历史事件。 例如，华国锋得到的评价也在发生转变。在二十年前出版的官方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这位原中共中央主席得到的篇幅很少，且负面评价较多，仅肯定了其粉碎“四人帮”的功劳。但在新的党史二卷中，华国锋虽然依然被认为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获得的正面评价已经大大增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支持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等。 林彪也有了新评价。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之前被定性为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而党史二卷则在提到“一号命令”时，删去了此种定性。 高、饶“反党联盟”的说法逐渐不再提及，相关表述被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关于抗美援朝的决定，“七十年”表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但党史二卷则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结论是：“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在涉及曾经的政敌——国民党的问题上，中共官方亦有新的结论。 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军队是正面战场的“主体”，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国军领导人蒋介石获得的评价随之改变，他的功劳可以获得公开肯定。 而一贯被视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所获得的赞誉有增无减。毛泽东曾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写道：“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半世纪后，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其定位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共合作关系在“皖南事变”后降至冰点，此事变中共产党方面核心人物项英获得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对项英的评价以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为蓝本，认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完全在于项英，他在其他方面的功绩也被抹杀。而党史一卷则指出，“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他在皖南事变中也不再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进行评价是官方修党史的基调。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决议虽然是“基调”，但在具体内容上并非不可改变。 纪念馆：谨慎中的变化 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博物馆、纪念雕塑等对历史的表述。 在北京五四大街、沙滩北街附近的几百米距离内，有三处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纪念物，它们相继在本世纪的头三年落成或开放。 2001年，雕塑“翻开历史的一页”落成。在这座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泽东和他手书的《沁园春·长沙》，其余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的头像较为突出，在角落里甚至还有两位卖国贼的头像——章宗祥、曹汝霖，但没有提及陈独秀。 2002年，北大红楼旧址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身份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中专辟一个房间为陈独秀专题陈列。 2003年，浮雕文化墙“曙光”落成，陈独秀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首先出现的形象。 “当年，第一座雕塑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学界的意见是雕塑以毛泽东为主体不符合史实，”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业务部陈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的雕塑就比较尊重历史，我们的展览自2002年起也都没有变化过。” 有观察者认为，实际上，两处雕塑落成的时间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对陈独秀的不同展现形式——2002年，党史一卷出版，正式修正对陈独秀的评价，破除了一些禁忌，形成了肯定陈独秀功绩的契机。 南方周末记者大量采访与党史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发现，把握契机，遵照官方评价，依然是他们的主要策略。 “2005年，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开馆时正好碰上连战访问大陆的契机，所以没什么问题很顺利地就开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吴先生说。这家民间博物馆在大陆首设国民党抗日军馆，连战为其题写了馆名。当时，连战说：“三千多万的军民牺牲了生命，不是为哪一个党，是为中华民族牺牲了他的生命。” 杭州中美民间友谊纪念馆曾去美国做过抗战的展览，其中有不少介绍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图片资料，几经争取才将这些内容保留在了角落里。“但胡锦涛公开提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功劳后，第二年口径就松一些了。”纪念馆创始人之一范祝华说，“我们的展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旅美的黄埔军校老兵都来看，非常激动，有的人都哭了，说自己从来没看过一个中国展览是承认国民党拼死抗战的。” 实际上，国民党抗日将领的纪念馆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但它们往往以个人生平介绍为主。湖北宜城市张自忠纪念馆肖馆长说，馆内主要是弘扬个人事迹，只有对张自忠参与的战役的部分介绍，“近期虽然想扩充展览规模，但应该只是对现有内容的充实，并不会怎么介绍抗日正面战场。” 有的纪念馆在内容审定上更复杂些。“我们所有的展示内容都是根据军事科学院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安排的，要经过军委的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研究科朱科长说。 而安徽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徐承伦则表示，2009年正式建立的“独秀园”纪念馆，采取的是叙事为主的策略，大量展示史料，不做直接评价。 至于各地的党史纪念依然谨慎，一些变化也在悄悄发生。 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后来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和其他一大代表以同样的尺寸并列出现在照片陈列中。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不曾尝试过的——自1952年建成至今，一大出席者的陈列从6人增加至7人，最后才展出全部13人，但照片的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也有选择，毛泽东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且排在末尾。 位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此前一直是“美蒋罪行”的代名词。但研究表明，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无关，后者更多的是一个为共同打击日本而设立的情报机构。 当地一位长期研究此段历史的人士说：“歌乐山博物馆的名字变了好几次，最开始是1963年借《红岩》火遍大江南北的契机，在烈士陵园和纪念碑的基础上修了博物馆，叫‘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名字。后来，1985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1993年又改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不过，1988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那牌子都还在，我估计要改的话很困难，手续也很麻烦。”这位人士说。 更多的纪念馆不存在改名问题，但正增加和修正馆内的历史陈列。近几年，抗美援朝纪念馆增加了战前国内形势及苏联空军秘密援助的介绍，内容还包括位于旅顺的苏联空军墓地情况——那里安葬了两百多位苏联空军飞行员，之前一直是严守的秘密。 位于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另一个例证：“文革”期间，农讲所基本成为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专题纪念馆，而前五届不由毛泽东主持的农讲所则被忽略。这一问题在后来得到了修正。 农讲所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前大家一看我们的展览就觉得农讲所是共产党干的，毛泽东干的，但其实农讲所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出钱出物，共产党出人。当时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不可能有场所和物质基础，不可能出资招生，柴米油盐这些经费，你都解决不了。”农讲所副馆长颜晖说，“但现在，我们客观呈现了国民党的作用，所以有台湾游客来过之后，赞扬我们没有伪造历史。” 民间推动力 “官方党史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研究，正不断推进，其背后的原因是高层希望追求历史真实。”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曾表示，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引发强烈反响。 事实上，中共高层的不少领导人在历史研究上都有独到见解。邓小平就曾提出著名的“宜粗不宜细”原则，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认为，在“文革”之后提出这样的原则非常必要，因为它有助于形成在重要问题上的共识，减少细节上的纠纷。 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曾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他本人的科学精神从一个细节中即可见一斑——他常常强调：“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这句话套用自人们所熟悉的列宁名言“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于光远对这句话本身也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这话出自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面的一句台词，而在真正的《列宁全集》中是找不到的。 “在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有这样的观察。 对于官方党史修正背后的动力源，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则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民间党史研究的进展是促使官方不断修正党史的重要推动力。“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材料面前，没有人能说假话。”韩钢说。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研究者，基本都赞同这种看法。“其实这二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从我个人参与的研究领域看，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以及苏联历史等等，都是如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说。 沈志华是《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重要历史著作的作者，他的研究刷新了学界的许多固有观点，亦对官方论断形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沈志华等非官方研究者所取得的突破大量依赖于近年来的解禁资料，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有关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它们成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依据。 “随着事件的推移，还会不断有新的文件解密，人们看问题的视角、高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历史研究会不断推进，官方党史会不断修正，这个趋势是肯定的。”谢春涛说，“当然，这种修正不像个人研究那么容易，因为官方党史代表的是集体意见，需要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要有充分依据，反复讨论，还需要中央高层批准。”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专家普遍认为，党史新成果从民间到官方的路径是通畅的，但究竟吸收哪些成果，把话说到哪一个程度，则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但无论官方如何评价和借鉴民间党史研究者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不再会因官方结论而受到限制——就在二十多年前，官方还曾提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正本”以规范教学研究的想法，而如今，这种人为设置界限的做法已经很难想象。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博客 Blog 专栏 新浪微博 豆瓣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记忆是我们的责任 触摸历史 和瑞典副议长共进午餐 荒诞新闻共欣赏（2）法国哪来新闻联播？ 无觅

关于 1937 年 9 月 25 日 八路军 115 师平型关战斗的研究由来已久，在各种涉及中共战史的著作中几乎都会以相当的篇幅具体说明。因为，这是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次与日军交手，并且是以师为单位对日作战的仅有的一次，还取得了相当的战绩，在当年极具宣传意义。所谓八路军 115 师一役歼灭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主力，或歼敌 10000 、 4000 、 3000 人等种种侧重于宣传的说法，曾经流行了很长时间。 1980 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对平型关战斗史实进行了某些讨论和考证，过去的一些说法得到了订正。如歼灭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主力，或歼敌 10000 、 4000 、 3000 人之类的说法已不再能够见到了，但已有的考证和研究明显地还存在许多问题。 被歼日军以非战斗部队为主 关于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 115 师作战的对象，过去抗战期间八路军宣传部门的说法，通常是泛指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 1980 年代，多数相关战史著作及相关回忆录已经改变了说法，肯定被歼日军中有辎重部队。如当年亲身参加了战斗指挥的聂荣臻在其回忆中就明确讲，被伏击的部队是日军“辎重和后卫部队”。而当年谈及平型关战斗的一些大陆学者，在参考了相应的中日双方史料后也有新的说法，称其为“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辎重部队一部”。不过，正规军史编撰机关并未完全接受上述修正。 被伏日军为两部，相向而行，被歼两处。 在大陆的各种回忆录及战史著作中，对被伏日军的描述，不论是否同意用“辎重部队”的提法，对其中的一点史实的说明都是如出一辙的，即肯定这支被伏部队主要是由灵丘出发从东向西浩浩荡荡向平型关挺进的。仔细对照和研究中日双方的各种史料，却可以发现这种说法与史实是不相符合的。 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澄清较早，或可引为参考。他们在文章中说明： 25 日当天，“驻灵邱 [ 丘 ] 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部接到第二十一联队天雨变冷，急需补给的报告，命第二十一联队辎重队（大行李队）以马五十匹拉大车 70 辆，满载衣服、粮食、弹药，由灵邱 [ 丘 ] 西行平型关。此一辎重队系由第十二中队第三小队高桥义夫少尉率领，有辎重兵 15 人、特务兵 70 人护卫；辎重队前，则有第五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乘师团司令部小型木炭巴士同行。……上午 10 时许，辎重队通过东河南，进入两侧约十米高的山崖隘道，续向 3 公里 外的蔡家峪前进”。“此一时刻，新庄淳所率领之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由矢岛俊彦大尉率第二中队 176 人乘日产卡车 50 辆在前，中西次八少佐率第三中队 30 辆卡车在后，自关沟向东出发。新庄淳则乘卡车载兵站要员 6 人、士兵 15 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车队总共有 81 辆卡车）。此两支日本非战斗部队——由灵邱 [ 丘 ] 向西开平型关的辎重队，及由关沟向东开灵邱 [ 丘 ] 的汽车队，均于 25 日 10 时以后，进入第 115 师的埋伏陷阱。” 台湾学者的上述说法依据的是日方的战史著作。尽管，日方战史著作依据的仅仅是日军一方的史料，内中有不少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有关被伏部队前进方向的这种记述还是准确的。对此，我们也可以从当时指挥作战的八路军 115 师 686 团团长李天佑的回忆中得到某些佐证。他至少曾经提到，被伏击的日军并非只是从灵丘西来的部队，也有从平型关方向东来的车队，至少在他当时的位置上，他曾看到有“一辆从平型关开过来的汽车中弹起火”。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分析当时八路军参战部队的电报与战报。据 115 师 685 团战斗结束后的报告称：“此次敌参加作战部队为第五师团之二十一旅团 ( 十九联队二十联队 ) 输卒队及少数机械车队。”另据 9 月 25 日 当天下午，担任 115 师师长的林彪的报告，当时该师面对的还有另外一部敌人，以汽车队为主。电称：我部上午 9 时开始“向蔡家峪、小寨攻击，于 12 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人兵站守备队，（即）步兵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八十余辆”。 分析这两份文献可以看出，在 115 师看来，当天的战斗是于上午 9 时前后同时在两个地方打响的。一处是东北段的蔡家峪，另一处则是在伏击线南段的小寨村，这两处实际相距不足五里地。据报，开战仅三个小时后，小寨村的战斗就基本告一段落，林彪判断该部之敌为日军兵站守备队，相当于步兵一营，其特点是拥有大批汽车。由此可知，在小寨村被伏日军应当是由平型关东去灵丘方向的日军汽车队，而蔡家峪附近的则是由灵丘西来平型关的日军辎重队。只是蔡家峪附近的战斗在林彪报告时尚未结束，故林彪当时未具体报告蔡家峪的战斗情况。次日，朱德、彭德怀在向南京蒋介石进一步报告战果时，才提到：除前报歼敌小寨村兵站守备队外，“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故全部打死”。 这里所说的“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显然不是指头一天报告的位于小寨村附近的那支日军汽车队，而是指位于蔡家峪附近的拥有大量马匹和大车的另一支日军部队，即来自灵丘的那支行李大队。由此可以判断，当时确是有两支相向而行的日军部队同时中伏。再联系到 686 团团长李天佑特别强调，最激烈的伏击战实际上发生在小寨村往南近八里路的老爷庙一带，可以进一步确定，当天伏击战的主要作战地点至少是从蔡家峪一直延伸到老爷庙及其东南一带，即辎重队被伏的蔡家峪，汽车队被伏的小寨村和中午以后持续发生激烈战斗的老爷庙一带。只是，老爷庙的战斗因为部署不当，被日军占领了制高点，因此李天佑才会强调那里的战斗最为激烈。 由此不难看出，今天我们所有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图示和解说，在作战地点上明显存在着错误。这是因为，将蔡家峪划在伏击作战地点之外，而将韩家湾划成另一歼敌之处，标注日军从团城口前逃走等等，都并非事实。 综合上述情况不难断定，平型关战斗中被歼日军基本上是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辎重部队和补给部队。具体说来有两部分日军，一部分是兵站汽车联队的两支汽车中队，正在从平型关前往灵丘；另一部分是日军二十一旅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行李队，它们正从灵丘方向向平型关前来。这些部队虽有少量战斗部队护卫，但战斗力不强，因此 115 师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基本上解决了战斗，并取得了歼灭大部分被围之敌的显著战果。此后， 115 师又向西南在老爷庙、关沟一带与前来救援的第二十一旅团第三大队日军进行了数小时的战斗，战斗虽然曾一度使日军动摇，并推进到辛庄、东跑池一带，但最终还是形成了对峙。鉴于战斗僵持，平型关正面国民党守军也没有按计划大举出动，故 115 师于次日凌晨悄悄撤出了战斗。 歼灭日军人数问题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歼敌人数，目前一般大陆学者都已接受了 1000 余人的说法。歼敌 1000 余人的说法，并非后人的杜撰，既可见之于当年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的杨得志等人的回忆，也可见之于当时前线部队的战报。关于平型关战斗歼敌数字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依据，是八路军 115 师师长林彪于战斗第二天，即 1937 年 9 月 26 日 率部队撤出战斗之后，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战报。该电说：“昨日与敌第二十一连（联）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 有当事人的回忆，又有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指挥员于战斗刚刚结束后报告的歼敌人数，一般讲应当是可信的。而且，以将近 4000 人主力在伏击战中歼灭日军 1000 余人的非战斗部队，也并非没有可能。但问题是，除去难以作战场统计的对日军第三大队的阻击作战以外，日军此次战斗中被伏的主要还是两个汽车中队连同行李大队等辎重部队，首先必须要弄清楚他们究竟有多少人。据台湾学者的说法，两部分日军其实只有“二百八十三人”，即辎重队“共八十六人”和汽车队“兵要员六人、士兵十五人”再加上矢岛中队“一百七十六人”。 那么，究竟是 1000 余人的说法可信呢，还是二三百人的说法可信呢？对此，我们还是应当从史料出发。据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的战斗详报，可知被伏日军汽车队包括“兵站汽车队本部 7 人，陆上运输兵 15 人，矢岛中队 176 人，合计 198 人。此外并有后续的中西中队，增援步兵 1 个小队”，部分回运的伤兵。已知矢岛中队又分为三个汽车小队，一个修理班，一个行李班和一个自卫队，共 176 人， 50 辆汽车。中西中队随行车辆 30 辆，官兵 55 人。 再加指挥官新庄淳中佐率本部官兵共 22 人，以及增援的步兵一个小队大约 50 人，已知仅此汽车队一行的总人数即在 300 人以上，并非台湾学者所说的不足 200 人。而第二十一联队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大小行李队，约有 70 辆辎重车辆、 15 名辎重兵、 228 名特务兵，另有神代中队的高桥小队和病愈后的四五名士兵共 52 名担当护卫小队，合计人数应为 297 人。综上两部五六百人，若能基本歼灭，再加上阻击西来增援解围之敌，说歼灭日军千人，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从日方战斗详报看，当天这两部分日军一先一后一东一西相对而来，汽车队东去灵丘之汽车队未遭全歼。考虑到被袭日军第六兵站汽车联队矢岛及中西两个中队长均得逃脱，并有十分详尽的报告讲述了被伏击突围经过，可以相信，日军汽车队人员确有一部从包围圈中冲了出来。只是，关于汽车队损失情况，该报告与日方另外两份战史资料所说不完全一致。第六兵站汽车队自己报告称：“本次战斗中，我方损失如下：新庄队长以下 41 人战死，约 50 人负伤或生死不明。”但对照日军第二十一旅第三大队的报告和详细利用过日军战史资料的儿岛襄的著作，可知上述说法似不全面。 首先，据第三大队的报告，日军联队长当日上午 11 点左右得到车队被袭的消息后，即调集四个中队（内缺四个小队）前往解围。救援的部队乘车刚过关沟村即遭到枪击，被迫下车向前推进。显然，由于担任阻击的八路军兵力强大，增援日军推进困难，甚至受到严重挤压，故完全不可能完成营救任务。其报告即提到：“与敌人一直对峙到夜晚，还不知遭袭击的兵站汽车队情况如何。”直到 28 日才得以进入现场，发现“行进中的汽车联队似遭突袭全被歼灭， 100 余辆汽车惨遭烧毁，每隔 20 米 ，倒着一辆汽车残骸。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一片惨状，目不忍睹”。而儿岛襄详细说明平型关战役的著作也明确讲，当时被袭车辆总共 8l 辆，逃出来的只有五辆。这意味着，紧跟在矢岛中队之后进入伏击圈的中西中队也受到重大损失。依照后两种说法判断，两个汽车中队被歼人员应当远不止汽车队自己报告的数十人之数。 其次，不能忽略的是，当天乘车返回灵丘的，还有 23 日至 24 日在平型关前作战中受伤的部分伤兵和战死者。已知第三大队即伤 80 人，亡 22 人，虽然轻伤者仍留置卫生队现场救治，但伤较重者及战死者均用车送回。再加上汽车队的伤亡失踪数字中没有计算增援来的一个小队损失情况，简单按照汽车队的报告计算伤亡数字，自然不完整。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对 25 日当天第三大队增援部队的死伤情况试作分析和统计。 25 日当天日军第三大队与国民党军之间并无激战的情况，当天该大队的伤亡人员，相信主要应当是增援平型关被伏日军时被八路军打死打伤的。而根据日军第三大队的战报，当天第九中队 6 死 2l 伤，第十中队 4 死 5 伤，第十一中队 3 死 3l 伤，第十二中队 25 死 3 伤。合计已知第三大队当天的死伤人数约为 98 人。这其中大部分人理当是在与八路军阻击部队的作战中伤亡的。 综合以上日方战报，可以看出，在此次伏击战中，日军最主要的被歼对象是由灵丘开来平型关的辎重部队，连同一个小队的护卫部队，应为 294 人（ 3 人重伤）。另一部被歼之日军汽车队具体人数不详，较保守的估计亦应在半数左右，即应在 150 人上下。再加上阻击战中日军第三大队的伤亡和乘车送回灵丘的伤兵的伤亡，整个战斗过程中日军伤亡的人数恐怕应在三四百人甚或四五百人之间。 分析当时 115 师的战报，也可看出大概。 当天上午 115 师首先袭击的是东去的日军汽车队，时间据中日双方记载应在 9 点前后这段时间。林彪报告所说“ 12 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人兵站守备队，（即）步兵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 80 余辆”，和事后国民政府军令部战报称“小寨村有敌兵站守护队约步兵一营被我林师完全歼灭”，都是指此。但是，这里虽说“全部歼灭”日军约步兵一营，事实上战斗并未完全结束。从当晚 9 点林彪发给军委的电报里可知，小寨村仍有小部敌人继续顽抗，战斗仍在进行中。电报说：“敌原分布于东西跑池、关沟、辛庄一带，小部在小寨村”，“我自晨至夕激战终日，关沟、辛庄一带阵地完全夺取，并将东跑池以北之 1884 高地占领，东跑池以南阵地亦夺取，敌陷于我包围中，目前正夺取小寨”。从这一电报看，当日围歼东来之敌的作战已经大体上结束，照朱德、彭德怀次日给南京蒋介石的电报，就是：“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故全部打死。”但对于西来之敌的作战，即对小寨村以西之敌的作战，却成胶着状态。次日凌晨，鉴于朱德、彭德怀已有避免与敌相峙的指示，林彪迅速指挥部队撤出了战斗。 结果， 115 师虽然已成功地将小寨村以西至平型关外东跑池以东之敌分割成数块，除了对蔡家峪和小寨村两段部分残敌有可能迅速消灭外，与敌西来之主力因形成对峙，无法取得更大的战果。 可是，为什么第二天，林彪的战报却又宣称：“昨日与敌廿一连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呢？这里的原因也许不难了解。毕竟 115 师不仅歼灭了由灵丘而来的日军辎重部队，而且对准备返回灵丘接运部队之小寨村一带的日军汽车队的伏击也基本上取得成功，按照当时下面部队的报告，一部“约步兵一营”，另一部也为“四五百人”，合计已近千人之数。再加上无法确知被阻击之日方援军死伤数字，相信激战一天也已给予较大的杀伤，估计“将敌歼灭一千余人”当不足怪。但可以肯定，由于小寨村以西战场始终处于战斗中，无法打扫清点，包括对汽车队的歼敌数字多半也只是估计得来的，未必十分准确。关于这种情况，林彪及中共中央事后其实也未必完全不了解。 还在这次战斗之后不久，朱德就公开肯定了此次战斗只歼敌四五百人的说法。他在 1937 年年底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曾明确讲：此次战斗“他们（指日军）死了五百人”。朱德之所以这样讲，当然不是笔误或有其他什么原因。联系到彭德怀后来在内部讲话中也坦率地承认，这次战斗“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的步枪”，可以想象朱德当年这种说法应当是在具体听取了汇报和进行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后得出的。而且，比较一下此次作战中双方死伤人数，也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更合理一些。 根据战斗后 115 师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有关电报，可知此次战斗中八路军死伤在 400 人左右。以当时八路军武器装备之落后和日军之顽强程度，在如此大规模的作战中，敌我双方死伤比例接近甚至略微超过 1 ： 1 ，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了。事实上，在此之后，在八路军与日军之间历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中，八路军的伤亡比例都远高于此。 依据以上叙述，或者可以肯定，那种说八路军平型关一战歼敌 1000 余人，或说只歼灭了不足 200 人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关于这一数字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但比较容易接近事实的说法可能是，此次战斗歼敌数百人，既不是 1000 余人，也不是约 200 人。 本文摘自《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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