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中国和美国真是一对难兄难弟，连大选投票与换届大会前后都相差不到 24 小时。两国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世界的大趋势是国家数量越来越多，国家的规模相对缩小，但大国与强国之中，中美两国反其道而行之，这两个国家总的趋势不是分裂变小，而是越来越大。拿人口数量来说，在世界上经济力量排前几十位的国家的总人口几乎都在下降，唯独中美两国不降反升。   两国最大的相同之处则是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在美国，称之为“美国例外主义”（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美国人坚持认为自己的国家具有独特的国家起源、文教背景、历史进展、以及突出的政策与宗教体制，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在中国，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特色（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中国能够把世界其他国家反复证明了的水火不容的玩艺弄在一起，还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绩。我到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很少发现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与民众会在讲话与交谈中，动不动就像中美两国那样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从这个角度审视，未来的世界格局将由中美两国主导，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美两国合则双赢，且对世界也是利好消息。但不排除这两国在未来发生冲突。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不但关系到两国与中国周边，而是对世界局势都至关重要的。要知道中美关系向何处去，首先要搞清楚中美关系从何处来。疏理中美关系四十年，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起伏跌宕，但合作、发展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主线。   冷战结束后的 20 年里，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在于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屡次导致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的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少数民族与周边领土纠纷等问题，最深层的原因都在于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之争。至于经济等表面看上去纷纷扰扰的诸多问题，则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虽无法彻底解决，但也不会恶化到影响两国关系与世界格局的地步。   从 1979 年 1 月 28 日 邓小平选择了中国农历初一访问美国，戴上牛仔帽刮起了“邓旋风”，赢得美国人一片好评，到今年初习近平访美得到了少有的欢迎，我们看到了两者访美的相似之处，也看出三十多年的中美关系虽有折腾，且有冲突，但中国对美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从美国方面看呢，如果拿美国大选时候选人挑起的中国议题来做一些比较，就不难发现美国对华政策也具有连续性，而且，在经过不少弯路后，又在向小平开创的中美之路回归。 1992 年是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美国大选，也是对中国指责最严厉的一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猛烈攻击老布什总统“拥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他扬言要“打败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所有暴君”。老布什成为几十年来唯一没有连任的美国总统，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克林顿上台伊始，也算是很强硬了一阵子，尤其是 2006 年台海危机，中美两国差点擦枪走火，但到了他执政的最后几年，克林顿突然同北京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个不清不楚的“战略伙伴”被老布什儿子小布什抓住了把柄，他认为中美两国应该是“战略竞争者”。布什击败克林顿的副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入主白宫，也算是为父亲只当了一任总统而“报仇雪耻”了。   小布什上台后对中国摆出了一副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但这一切都被 911 恐怖袭击改变，接下来他主导的中美两国关系比克林顿时期走得更近，导致 2008 年黑马奥巴马在竞选中也多次拿中国人权状况说事 , 并暗中组织了一班试图和平演变中国的智囊班子，从对中国强硬来说，年轻气盛的奥巴马一度超过了当年克林顿的势头， 09 年到中国大谈自由与民主，他的国务卿希拉里更是冷战后少有的对华强硬派人物。但他上台伊始，美国就持续遭受了经济危机的袭击，他如果想连任，在国外最需要的就是中国的合作与帮助。   奥巴马和罗姆尼在这次大选中虽然创造了提到中国次数最多的记录，但我注意到他们的最高诉求止于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希望中国能够遵守各种规则。这次大选，是冷战结束后，涉及中国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与人权议题最少的一次。北京值得为此高兴。   从 1992 到 2012 ，经过几次折腾，美国的政客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敌人是恐怖份子与贪婪的华尔街，以及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而不是在反恐上站在他们一边，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拿外汇到世界各地救火的北京。美国总统们更是心照不宣：能在任内改变中国，自然会名垂千古；但如果改变不了中国，却又同北京结下了梁子，他们可能就不得不立即改变自己的住处——无法连任而不得不从白宫搬家。 从北京方面来说，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也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教训与经验。首先，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力增强是保证中美关系正常的关键；你有钱有势，局势又稳定，美国不会找麻烦，可一旦你出现了问题，第一个站出来——不是出手相救而是出脚踩上一脚的一定是美国。所以，与其寻求美国人的支持，不如搞好本国民生问题。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一言以蔽之，更主要的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发展与改革，而不是美国人的意图与行为。   其次，分清内政与外交，不要搞混，更不要故意混淆，内政是关键。例如，台湾问题曾经是中美之间的头号麻烦，但胡温上来后改弦易辙，从急不可耐的“促统”转到团结台湾各界的“反独”，真是无意插柳，这一“退而求其次”反而明显加速了两岸的整合。目前台湾问题不再是中美之间的“麻烦制造者”，美国手里也失去了一个筹码。我想，中国领导人见到外国人就表扬或者恳求人家“坚持一个中国”的做法应该收起来了，台湾问题中国内政，你没必要见到外国人就拿出来说，等于交给对方手里一个外交筹码。其实，总结北京处理台湾问题的模式，下一步可以研究用来处理西藏等少数民族，以及中国周边的问题。   最后还不得不回到老生常谈，中国有一个高山没有翻过，自身制度与体制的弊端没有克服，绝对权力造成的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与贫富不均有增无减，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会翻车的。   中国向何处去？从目前的局势看，应该不是在左右之间做选择了，而是如何改革，如何转型，如何发展的问题。我用中国的“国粹”麻将牌里的“东西南北中发白”七个字来解说一下（见图）。中国目前处于十字路口，有“东南西北”四种模式可以选择，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原创性民主模式，称为“西”。这个是很多人鼓吹的，也确实很不错，但人家是发展了几百年才到今天这一步的，真要模仿起来困难很大，甚至有东施效颦的效果。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以前的一些分析：民主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北”边是前苏联老大哥，你不改革，总会走到一夜之间出大事的，那就是苏联东欧的模式。这些年，北京一直警惕这种模式，避免“重蹈覆辙”。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南”边的那些国家走过的路，大体可以分为南亚与东南亚模式，例如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甚至可以包括印度与泰国，总体是先民主起来。我们看到，这种模式也有很多问题。“东”指的是我们东边的日本、韩国与中国的台湾，从威权下的经济发展，法治建设到城市化达到 70 ％左右时水到渠成地实现宪政民主。听上去让人羡慕，但这些国家（地区）都有很浓重的美国因素在里面。没有美国的压力与影响，这种发展伊于胡底？会成为一种值得称道的模式？   “东西南北”之间自然就剩下“红中”，这就是中国模式，或者中间道路与中国特色。这个我也详细分析过，大家可以找来看看。那么，这五条道路，五种模式，那一个够帮助中国走向繁荣，走向“发”？如果选择错误，或者有些人根本不愿意去选择去改革，抱残守缺，我想，中国一夜之间回到“白”，一穷二白的“白板”，恐怕也是有可能的。   中国据说是唯一没有被打断过的古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很多时候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一次一次都因为政治制度与体制问题被打回原形，恶性循环至今。现在是中国翻过这座大山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且不要把逐渐理顺的中美关系作为一个不思改革与进取的借口，记住，中国的制度变革与体制改革不是做给外国人看的，也不应在西方的压力下进行，中国政治改革是顺应时代，也是顺应中国大多数人意愿的。   杨恒均   2012/10/29   原文刊登于《 世界华人周刊 》，转载请注明。内容节选自 “ 燕山大讲堂”185期：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大选   参考阅读：   北京通向台北的路，不应该绕道华盛顿   中国向何处去？   从“天宫一号”的高度解读“中国模式”   我们还能在互联网走多远？   钓鱼岛引发的不仅仅是领土危机   外交“杨皮书”系列  哦，在开始讲“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大选”之前，让我们先来玩一下社交媒体吧，大家拿出手机，一齐“摇一摇”，互加微信好友吧  

各位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商界与思想界领军人物的聚会，尤其是还有这么多互联网与技术精英。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网民与博客作者，我是在座各位科技大家与思想领袖提供产品的使用者与消费者。我希望中国在创造了连续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之后，也能在科学技术、商业与思想文化领域，为世界提供惊喜。我想，这个应该是可能的，就在上个星期，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授给一位中国籍作家。还好，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都还没有发现他的作品是抄袭的。对一个以复制他国创意与产品为主的国家，这值得大书特书。   但在科技尤其是互联网领域，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说，我们使用的所有技术与创意，都不是原创的。先有了谷歌，就有了白度；有推特，才有了微博，有了 ICQ, 出现了 QQ, 你们有 Facebook , 我们有人人网，有 youtube ，就有了优酷，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算来算去，中国唯一原创的技术就是防火墙了。据说，还有一些美国与英国的公司参与其中，我不知道他们的负责人来了没有，如果来了，你最好回避一下，否则，我可能会忍不住向你丢鞋子。允许我借机提醒一些互联网公司与技术提供者，投资中国商业赚钱没有问题，也请投资一下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前途。切忌同那些压制民众言论自由的公司合作。   虽然很多技术与形式都是山寨外国的，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并一枝独秀。虽然中国的商业网站也越来越多，一些社交网站也很成功，但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是言论的互联网，我常常说，从技术上说，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在其他方面就不一定了，例如，中国网民尤其是我的那些读者正借助互联网平台与高科技手段，做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众在几十年甚至百年前已经开始或者完成了的工作：培养公民社会，推广民主自由理念，提倡人权等等，互联网开启了中国文艺复兴与启蒙的时代。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创草了一个最长时间的持续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这些大家都看到了，我发现，在美国比在中国更能感觉到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到处都是中国游客，他们冲进 outlets 去疯狂购物，好象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似的。最近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发生了冲突，贸易战有可能上演，一位日本朋友对我说，我们不怕你们抵制日货，要知道，地球上有路的地方，就有日本车。我说，这没有什么值得吹的，你也要知道，即便地球上没有路的地方，也都有中国游客与中国购物者。   刚才 David 讲到中国的生产能力让欧洲人害怕，其实没有必要害怕，中国的经济有很多内在的问题，这些要到中国才能看得更清楚。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基于拥有强大权力的大政府与低层民众的低人权之上的。现在这一切都难以为继了，中产阶级开始要求更少的税收与更多的权利。低层民众也向政府提出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最低的医保、福利、失业救济与孩子的教育。至于体制的受益者——那些有钱人，反而是最紧张与不满的，虽然宪法保证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但在中国，宪法还不是最大的。这一切都更多地得力与信息与通信技术，这些技术为民众打开了看世界的窗户，也使地球变得更小。   中国的经济问题并不完全是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还有相当的上升空间，因为中国恐怕是唯一一个可以人为操控人口数量的国家，但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发展，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繁荣与稳定的维护者，中国人是否能够对世界做出除了购物以外的其他贡献，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越来越不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的陈旧的政治体制问题。   中国的精英、中产阶级，以及大多数政府管理人员其实都意识到这才是大问题，无论中国经济发展多快，无论经济强壮到拯救次贷危机，无论这个国家看上去多么强大，无论经济一会起飞一会软着陆，多么得心应手，但有一个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定时炸弹隐藏在某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被引爆。持这种看法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本身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受益者，却对前途感到迷茫，于是有机会就移民，或者至少把孩子送到海外留学。那种急切程度，让人感觉他们是把孩子送上诺亚方舟，他们不愿意子女与这块土地一起沉沦。   不让这块土地沉沦，就是很多中国网民正在通过互联网所做的事。如何让中国和平转型，如何让中国的政治软着陆，是目前中国人关心的最大问题，也是这次党政领导换届后新一代领导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网络民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实践。 使用网络推广民主自由的理念，促使更多的网民尤其是中产阶级加入到追求民主与促成中国和平转型的行列中。由下而上的培养公民社会、推广人类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促使当局采取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最终上下合一，完成中华民族的和平转型与崛起。   利用互联网推进民主与公民社会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众意见（ public opinion ), 只要你学会上网，会打字，就可以了，但这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去表达不被编辑与审查的观点与思想。我个人虽然有一些被付工资的职位，但当我出门时经常说自己是一名博客作者，我这样说是很自豪的。   当个人的意见在网络上汇总成一条民意的河流时，政府在相当多问题上是顺应了民意，从善如流的。这已经成为上届胡温政府决策的一大特色，这点应该肯定。据有网友初步估计，过去五年，中共政府出台的便民政策，高达 85 ％是网民们在互联网上发起与坚持呼吁的结果。这可能是一些现实中有了较为完善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所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北京一些智囊机构甚至把政府利用网络收集民意做出决策当成是一种可以取代西方代议制度的新型的民主实践。   当然，大家有所不知的是，不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这样的民主实践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例如孙志刚的死换来了废除遣送制度；而还不知道要被他们错关多少人，才能最终废除劳教制度。很多政策推出来了，政府也为此得到了支持，但当初那些在网络上力主这项政策的网民，不是被封杀，就是受到打压，甚至还有被劳教，被判刑的。   第二个阶段是公众参与（ public participation ) 或者说 engagement 。如果说公众意见是政府相关部门居高临下收集网络意见做出决策，那么公众参与则更进了一步，也更 aggressive （侵略性） , 公民们不但发表言论就完事，而且还盯住政府，以各种方式督促他们顺应民意，并为此采取一些“网络行动”。政府也主动与网络公民互动。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一些网民注意到一位出席公开活动的中共领导手上戴着价值不菲的瑞士表，有网民发帖提出质疑，随即就有网友搜索了这位领导过去几年出席会议的照片，那些照片显示，他前后戴过十个左右的高级瑞士手表，那些表加起来，价钱远远超过了他的工资收入。于是，网民们开始群起而攻之，最后，连三个代表也无法救这位戴了十块表的局长，目前这位“准贪官”已经被停职，接受调查。   对于网民，这显然是好消息。不过也有坏消息，当部分网民认定这位官员得到更高级别的官员庇护，而要对那位更高级别的官员进行搜索的时候，他们发现网页无法正常打开，相关微博也被迅速删除了。而当他们更进一步要求实行“阳光法案”的时候，就有人被喝茶了。有值得乐观的方面，也由令人悲观的地方。好在只要大家还抱有希望并一起努力，总归会向前发展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网络投票，实行网络民主。中国是一个特别大的国家，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且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均匀，缺乏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中国，加上几千年的专制思想与最近一百年统治者的洗脑与折腾，要想一夜之间建立起西方的民主制度，且不说是否能够越过僵化的思想，单单从技术上讲，恐怕也有一定的困难。但互联网和高科技不但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民主训练的平台，而且，也为中国实行民主实际提供了可供操作的载体。   中国互联网既扮演开启民智，又扮演开启官智的角色。就拿言论自由来说，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通过十年互联网上实践的言论自由，给现实中国带来了很多经验与教训。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不但没有带来混乱，而且我们看到，短短十年，大浪淘沙，中国网民利用互联网平台与高科技，几乎完成了西方社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走过的路。一些西方专家学者只看到中国人借助市场经济，用三十年达到的经济成就，却看不到网民利用互联网平台，在思想启蒙与公民社会上十年来达到的高度。   在中国上网人数已经超过 5 亿，手机用户比这个还要多。只要中国借助互联网上，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从在网络上收集民意到网民利用网络参与国家治理与政府决策，最终发展到通过网络实行投票与全民普选，宪政民主完全可以从网络上起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改革 , 代价最小、功效最大的的方式可能就是从互联网上开始，放宽网络限制，并有计划有步骤的把经过十年训练的网上言论自由引进到现实社会与政治操作的层面，开放报禁，走出民主宪政的第一步。   杨恒均 2012.10.15 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此稿为 Zeitgeist 12 “时代精神”会议发言中文原稿，但由于时间限制以及英语翻译等问题，大部分内容并没有机会在大会上讲，后来在会后对话、交流中使用，特此声明）   参考阅读：   从“广场”到“法庭”的捷径是互联网   我们还能够在互联网上走多远？   十年文革与十年互联网：我们向何处去？   中国互联网：从“广场”到“战场”，再到“网络问政”          谷歌老总Eric Schmidt

杨恒均：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当权者 ——围观美国大选 进入专题 ： 美国大选    ● 杨恒均 （ 进入专栏 ）   　　 　　今天启程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参加“时代精神”( Zeitgeist ’12: The World Around Us )，正好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只有一个月，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不过，关于美国大选，我已经写过好多篇文章，读者大多也读过。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一次，大同小异，每次都写，只能是老调重弹。可转念一想，正因为每四年才来一次，那么每次来的时候，总有以前年纪尚小或不懂事的孩子又长大了，这样想想，觉得还是该写点东西。还要写多少代我不知道，总之，写到他们不用听外国的选举故事，每个年轻人都成为故事的主角为止。 　　打开电脑，我开始猜想那些第一次听说或者第一次对美国大选有了点兴趣的青年人最想知道什么，以及我最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可想来想去，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离紫禁城很远，而投票的过程又太沉闷。说说美国的政治体制与选举制度吧，估计年轻人提不起兴趣。 　　想不出写什么，干脆看起电视剧来。用三个小时看完了美剧《越狱》的最后几集，这个故事好多情节发生在我正准备降落的亚利桑那州与凤凰城的。《越狱》拍摄于2005年，推出时人气很旺：英俊的小伙迈克尔·斯科菲尔德为了救被诬陷入狱即将被处死的哥哥林肯·布鲁斯而故意“犯罪”，被判入狱，入狱后他开始策划把哥哥带出去的越狱计划。计划实施中，一些重罪犯与轻罪犯也一个一个加入进来。越狱成功后，他们的处境更加凶险，各路人马对他们展开了追捕或追杀。先后卷入了从总统到狱卒、政府高官到联邦调查局探员等，这帮越狱的逃犯还同各坏鬼胎的政府执法人员一起对付名为“公司”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集中了位高权重的当权者、有钱人与精英，实际操控着美国的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是陷迈克尔哥哥入狱，以及追杀这帮逃犯的幕后黑手。迈克尔等不得不去同“公司”以及贪腐的执法人员、情报人员斗智斗勇，以此洗刷自己的罪名，获得自由。最终的结局当然是邪不压正，自由获胜。 　　《越狱》虽没在大陆内地正式播出过，但据说在那里比在美国还热。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相比美国大选，肯定有更多的中国年青人对这样的美剧感兴趣吧。不如，对美国这次大选的围观，就从《越狱》开始？ 　　 　　人性与制度 　　 　　《越狱》从剧情到场景都比较单调，尤其是第一季，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监狱内。但恰恰是第一季最有看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导演为了弥补场景单调而加大了对人物的描写，对人性的揭示。在监狱里，除了迈克尔之外，所有卷入的罪犯即便不是十恶不赦，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不得不每天面对他们的狱警，则同样是冷酷、无情与自私的化身。第二季《越狱》的故事场景从监狱内转到监狱外，有些逃出来的罪犯立即暴露了本性，强奸杀人犯T-bag 又开始杀人，越狱犯们也开始为争夺一笔钱而相互欺骗甚至互相厮杀。加上狱警、州警与联邦探员的追捕与无处不在的“公司”杀手的捕杀，逃离了监狱的罪犯们离自由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只要放任人性的贪婪，纵容权力的滥用，监狱外面和监狱里面其实没什么区别。邪恶当道，无人是自由的，到处充满贪腐、欺骗与厮杀。然而，在逃亡与追捕的过程中，逃犯们与追捕者的人性都在发生变化，或者说逐渐暴露出来。那些政府大员、执法先锋与德高望重的“公司”要员们在追杀这群“社会垃圾”的过程中暴露了他们人性丑陋的一面。他们行使权力追求的不是正义而是金钱与更大的权力，冷酷无情的FBI探员Mahone 杀起人来，比T-bag有过之而无不及；发誓要和他们一起搞垮“公司”的中情局头头却原来是为了发财而利用他们；还有那些政客，更是翻云覆雨，生活在背叛与谎言中…… 　　而那些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罪犯们，却在寻求尊严与自由的艰难曲折中，渐渐露出人性光辉的一面。他们越来越团结，并与那些真正的邪恶展开了斗争。那个处处显得卑下的狱警Brad后来竟然为救自己追杀的罪犯而献出了生命；连杀人不眨眼的变态狂T-bag都有那么一刻想放下屠刀。 　　人性，由善到恶，同由恶变善几乎是一样的容易，有如抛向天空的硬币，落下时很可能是任何一面朝上。人性，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也是政治制度与社会变革无法绕过的一个坎。由这样一部普普通通的商业电视剧中，我们也能看出，人性善恶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东西引发我们向善，什么东西诱惑我们作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一旦那些掌握了公权力的政府官员与执法人员滥用手中被赋予的权力，他们几乎立马就变成比任何罪犯更可恶的罪人；一旦那些依仗权势的利益集团（“公司”）掌握了国家的命运，这个国家不会再有人是真正自由的。 　　关于人性与制度，尤其是与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之关系，也如素质和民主的关系一样，一直是争论不休的焦点。中国古代持人性本善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与孟子。因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只要注重教化，克己复礼，天下就和谐了。可惜，不管他怎么努力，就是无法教化统治者。中国历史上持人性本恶的最早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从人性本恶而推出了必须实行严控民众的专制理论。历史上的法家也是笃信人性本恶的，对于民众，要严法酷刑。当然，也不怎么成功，最终被残酷处死的也包括统治者自己。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被统治者用来驯化与对付民众，对于统治者自己来说，善恶好坏，则完全由着他们自己的性子。这和西方思想者的性善性恶论刚好相反，西方哲人说起性善性恶的时候，首先是针对统治者。 　　有人曾以人性善恶来说明民主制度的缺陷，持人性善者说，既然统治者可以做到内圣外王，甚至人人都可以当尧舜，为啥要选举，为啥要限制“圣人”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持性恶论者更离谱，说如果人民个个都是刁民，自私自利，他们能够选出什么好东西？台湾不是选出了陈水扁吗？以前德国还选出了希特勒呢。 　　以人性善或恶来排斥民主制度的人显然有一个盲区：他们都把统治者排除在“人”之外了。人性如果都善，为什么需要统治者来教化百姓，难道他更善吗？如果人性皆恶，为什么不让大家互相制约，“以恶制恶”，权力制衡，从而限制甚至消灭恶？难道统治者是唯一天生的善？——这是西方思想家的路数，也是推演出民主制度的理据之一。有智者早就说过，如果人性是善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因为人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而如果人性是恶的，则更需要民主制度，因为只有大家互相制约，才能限制手握大权的统治者去作恶。 　　我个人倾向认为人性本无善恶好坏之分，但出生后的社会与文化影响，却可以引人向善或带人作恶。向善，需要的是好的社会环境与正确的教育；作恶，则主要靠制度去限制。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国家与政府 　　 　　让我们回到《越狱》。《越狱》在揭示人性时，同时在揭露政府。而揭示人性的目的正是为了揭露当权者。你想啊，现实生活中虽然也有越狱的犯人改过自新，但那么多逃出来的犯人都开始向善，是不是有些夸张？更夸张的是，从政府部门与执法部门派过来追捕他们的人竟然一个一个都是彻头彻尾的坏蛋？多看几部好莱坞大片与美剧，你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导演把罪犯一个一个弄成“好人”的目的正是要对照那些来自政府部门的所谓好人，其实都是包藏祸心的坏人！ 　　现在回顾一下你看过的大部分类似题材的好莱坞电影与美剧，是不是都是这个套路？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里说：“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鲁迅这句话里用的是“中国人”，如果稍微不小心，就会扯到人性上，甚至会扯到中国人的独特的劣根性上。但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出现过杀害刘和珍女士这种残暴的事。鲁迅后面的话说得很清楚了，杀死刘和珍君的，是制度，是军阀，是连“八国联军”都自叹不如的屠杀学生的政府，是制度允许掌握权力的人杀死了刘和珍君。这和中国人扯不上关系，因为，刘和珍君本人也是一名中国人，鲁迅眼中好的中国人。 　　鲁迅这句话是不是应改成：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的当权者。——这样一改，鲁迅就从文化与人性决定论者，变成了制度决定论者，他可能会失去很多读者，但中国的进步会稍微加快一些。事实上，在现代文明的国家里，“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当权者”，已经成为指导公民处理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成文准则。自由民主制度宣称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但狂野了上千年的权力哪里会那么服服帖帖？再说，民主制度也有漏洞，也需要不但完善。 　　但只要民众始终有这个意识，权力总会被关进笼子里。而对于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也应该认识到，要就是主动配合民众把自己手里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要就是某一天他们自己被人民关进笼子里。这就是好莱坞大片与美剧中常常宣扬的一种价值观，很多读者看美国电影与美剧觉得过瘾与解气，其中就和这种理念大大有关。 　　说到这里，该找机会讲一下国家、制度与政府的关系。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我发现不但我的一些读者，甚至一些媒体人与学者都在实际分析中混淆这些概念。中国媒体转载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意测验，大多测验显示，民众对执政者的“满意度”并不高（大概都在50％左右），有些甚至跌到35％以下。这些民意调查基本都符合事实，问题出在一些中国媒体人的点评、学者的分析与网友的留言上：西方的民主制度出问题了，看看他们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多么低，以及大家都不想去投票。 　　他们对国家与政府、制度与制度的执行者这些概念也许清楚，但面对实际的事务，就犯糊涂了。事实是，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过去50年的历史中，当民众被问到对国家的政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满意时，几乎没有一次满意度低过80％。也就是说，西方的国民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满意度高达80％以上。这种民意测验由于没有多大现实意义，加上数字变化也不大，所以大多是学术机构来完成。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民意调查，所问的问题是：你对这届政府是否满意。也就是问你对现在的当权者是否满意。 　　两者的差别太大了！拿美国来说，民主制度建立于230年前，逐步完善，至今还在不停改进，但从始至终，都没有多少美国人反对这个制度。可是，每一届政府（administration)的民调支持率几乎没有几个达到80％以上（少数几个达到的都是因为大敌当前，民众一致对外，例如911时的布什政府）。西方民意对政府的满意度能在50％到60％左右已经算是可以的了。任何时候，几乎都有将近一半的民众，对政府不满，对政府保持高度戒备，甚至“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政府”。 　　我们还应留意到一个现象：当美国人对某届政府满意度大幅下降时，他们反而对自由民主的制度寄托更大的希望，也对之更有信心，他们对政府与当权者最严厉的指责是：当权者偏离了美国的政治制度，背离了从国父们就开始的美国传统价值理念。 　　 　　谁在统治美国？ 　　 　　如果你有心也有胆的话，还可以做一个比较：在有些国家，例如太平洋的另外一边，某种不那么科学的民意测验显示：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非常之高，有时高达98％。我想，即便去掉一些不敢说真话，或者被洗脑的人，剩下的比例恐怕仍然不会太低吧，可是，当你去问一下那里的人对当今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是否满意时，如果人们都可以说真话的话，比例估计会低到30％以下。而这两个一高一低的比例其实是相互关联的：正因为人们对制度与体制失望，才让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执政者个人身上；正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制度处处失误，给自己造成灾难，也因此才会对执政者给了他们一点点好处而感激涕零。 　　当奥巴马2008年带着“改变”的口号进军华盛顿时，它是要改变美国政府及其 　　运作，而不是美国的政治制度，相反，这位祖先曾经遭受美国白人欺压的黑人政治家，口口声声要回归美国的传统理念，维护国父们开创的政治制度。每次大选，类似情景都会重演，例如今年，大选中正在挑战奥巴马的罗姆尼，也是拿奥巴马偏离了美国优秀的传统价值理念来说事。而在太平洋另外一边的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那些声誉最高的政治人物，都是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或者把制度更新与体制改革挂在嘴边。在美国，政治人物以回归制度的改革而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在中国，政治人物不得不克服制度的局限，冲破重重阻力，为民众做一些事而受到民众的爱戴。 　　换句话说，我们依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我们依靠的执政者，而不是选出执政、并赋予他们管理与维护的那个制度。所以在中国，人下政息是常态，民众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位领导的身上。领导也不好做，因为他们是这个制度的产物，(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杨恒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美国大选   

围观美国大选   今天启程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参加“时代精神” (    Zeitgeist ’12: The World Around Us  ) ，正好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只有一个月，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不过，关于美国大选，我已经写过好多篇文章，读者大多也读过。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一次，大同小异，每次都写，只能是老调重弹。可转念一想，正因为每四年才来一次，那么每次来的时候，总有以前年纪尚小或不懂事的孩子又长大了，这样想想，觉得还是该写点东西。还要写多少代我不知道，总之，写到他们不用听外国的选举故事，每个年轻人都成为故事的主角为止。   打开电脑，我开始猜想那些第一次听说或者第一次对美国大选有了点兴趣的青年人最想知道什么，以及我最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可想来想去，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离紫禁城很远，而投票的过程又太沉闷。说说美国的政治体制与选举制度吧，估计年轻人提不起兴趣。   想不出写什么，干脆看起电视剧来。用三个小时看完了美剧《越狱》的最后几集，这个故事好多情节发生在我正准备降落的亚利桑那州与凤凰城的。《越狱》拍摄于 2005 年，推出时人气很旺：英俊的小伙迈克尔·斯科菲尔德为了救被诬陷入狱即将被处死的哥哥林肯·布鲁斯而故意“犯罪”，被判入狱，入狱后他开始策划把哥哥带出去的越狱计划。计划实施中，一些重罪犯与轻罪犯也一个一个加入进来。越狱成功后，他们的处境更加凶险，各路人马对他们展开了追捕或追杀。先后卷入了从总统到狱卒、政府高官到联邦调查局探员等，这帮越狱的逃犯还同各坏鬼胎的政府执法人员一起对付名为“公司”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集中了位高权重的当权者、有钱人与精英，实际操控着美国的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是陷迈克尔哥哥入狱，以及追杀这帮逃犯的幕后黑手。迈克尔等不得不去同“公司”以及贪腐的执法人员、情报人员斗智斗勇，以此洗刷自己的罪名，获得自由。最终的结局当然是邪不压正，自由获胜。   《越狱》虽没在大陆内地正式播出过，但据说在那里比在美国还热。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相比美国大选，肯定有更多的中国年青人对这样的美剧感兴趣吧。不如，对美国这次大选的围观，就从《越狱》开始？   人性与制度   《越狱》从剧情到场景都比较单调，尤其是第一季，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监狱内。但恰恰是第一季最有看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导演为了弥补场景单调而加大了对人物的描写，对人性的揭示。在监狱里，除了迈克尔之外，所有卷入的罪犯即便不是十恶不赦，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不得不每天面对他们的狱警，则同样是冷酷、无情与自私的化身。第二季《越狱》的故事场景从监狱内转到监狱外，有些逃出来的罪犯立即暴露了本性，强奸杀人犯 T-bag 又开始杀人，越狱犯们也开始为争夺一笔钱而相互欺骗甚至互相厮杀。加上狱警、州警与联邦探员的追捕与无处不在的“公司”杀手的捕杀，逃离了监狱的罪犯们离自由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只要放任人性的贪婪，纵容权力的滥用，监狱外面和监狱里面其实没什么区别。邪恶当道，无人是自由的，到处充满贪腐、欺骗与厮杀。然而，在逃亡与追捕的过程中，逃犯们与追捕者的人性都在发生变化，或者说逐渐暴露出来。那些政府大员、执法先锋与德高望重的“公司”要员们在追杀这群“社会垃圾”的过程中暴露了他们人性丑陋的一面。他们行使权力追求的不是正义而是金钱与更大的权力，冷酷无情的 FBI 探员 Mahone 杀起人来，比 T-bag 有过之而无不及；发誓要和他们一起搞垮“公司”的中情局头头却原来是为了发财而利用他们；还有那些政客，更是翻云覆雨，生活在背叛与谎言中……   而那些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罪犯们，却在寻求尊严与自由的艰难曲折中，渐渐露出人性光辉的一面。他们越来越团结，并与那些真正的邪恶展开了斗争。那个处处显得卑下的狱警 Brad 后来竟然为救自己追杀的罪犯而献出了生命；连杀人不眨眼的变态狂 T-bag 都有那么一刻想放下屠刀。   人性，由善到恶，同由恶变善几乎是一样的容易，有如抛向天空的硬币，落下时很可能是任何一面朝上。人性，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也是政治制度与社会变革无法绕过的一个坎。由这样一部普普通通的商业电视剧中，我们也能看出，人性善恶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东西引发我们向善，什么东西诱惑我们作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一旦那些掌握了公权力的政府官员与执法人员滥用手中被赋予的权力，他们几乎立马就变成比任何罪犯更可恶的罪人；一旦那些依仗权势的利益集团（“公司”）掌握了国家的命运，这个国家不会再有人是真正自由的。   关于人性与制度，尤其是与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之关系，也如 素质和民主的关系一样 ，一直是争论不休的焦点。中国古代持人性本善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与孟子。因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只要注重教化，克己复礼，天下就和谐了。可惜，不管他怎么努力，就是无法教化统治者。中国历史上持人性本恶的最早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从人性本恶而推出了必须实行严控民众的专制理论。历史上的法家也是笃信人性本恶的，对于民众，要严法酷刑。当然，也不怎么成功，最终被残酷处死的也包括统治者自己。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被统治者用来驯化与对付民众，对于统治者自己来说，善恶好坏，则完全由着他们自己的性子。这和西方思想者的性善性恶论刚好相反，西方哲人说起性善性恶的时候，首先是针对统治者。   有人曾以人性善恶来说明民主制度的缺陷，持人性善者说，既然统治者可以做到内圣外王，甚至人人都可以当尧舜，为啥要选举，为啥要限制“圣人”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持性恶论者更离谱，说如果人民个个都是刁民，自私自利，他们能够选出什么好东西？台湾不是选出了陈水扁吗？以前德国还选出了希特勒呢。   以人性善或恶来排斥民主制度的人显然有一个盲区：他们都把统治者排除在“人”之外了。人性如果都善，为什么需要统治者来教化百姓，难道他更善吗？如果人性皆恶，为什么不让大家互相制约，“以恶制恶”，权力制衡，从而限制甚至消灭恶？难道统治者是唯一天生的善？——这是西方思想家的路数，也是推演出民主制度的理据之一。有智者早就说过，如果人性是善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因为人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而如果人性是恶的，则更需要民主制度，因为只有大家互相制约，才能限制手握大权的统治者去作恶。   我个人倾向认为人性本无善恶好坏之分，但出生后的社会与文化影响，却可以引人向善或带人作恶。向善，需要的是好的社会环境与正确的教育；作恶，则主要靠制度去限制。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国家与政府   让我们回到《越狱》。《越狱》在揭示人性时，同时在揭露政府。而揭示人性的目的正是为了揭露当权者。你想啊，现实生活中虽然也有越狱的犯人改过自新，但那么多逃出来的犯人都开始向善，是不是有些夸张？更夸张的是，从政府部门与执法部门派过来追捕他们的人竟然一个一个都是彻头彻尾的坏蛋？多看几部好莱坞大片与美剧，你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导演把罪犯一个一个弄成“好人”的目的正是要对照那些来自政府部门的所谓好人，其实都是包藏祸心的坏人！   现在回顾一下你看过的大部分类似题材的好莱坞电影与美剧，是不是都是这个套路？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里说：“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鲁迅这句话里用的是“中国人”，如果稍微不小心，就会扯到人性上，甚至会扯到中国人的独特的劣根性上。但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出现过杀害刘和珍女士这种残暴的事。鲁迅后面的话说得很清楚了，杀死刘和珍君的，是制度，是军阀，是连“八国联军”都自叹不如的屠杀学生的政府，是制度允许掌握权力的人杀死了刘和珍君。这和中国人扯不上关系，因为，刘和珍君本人也是一名中国人，鲁迅眼中好的中国人。   鲁迅这句话是不是应改成：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的当权者。——这样一改，鲁迅就从文化与人性决定论者，变成了制度决定论者，他可能会失去很多读者，但中国的进步会稍微加快一些。事实上，在现代文明的国家里，“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当权者”，已经成为指导公民处理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成文准则。自由民主制度宣称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但狂野了上千年的权力哪里会那么服服帖帖？再说，民主制度也有漏洞，也需要不但完善。   但只要民众始终有这个意识，权力总会被关进笼子里。而对于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也应该认识到，要就是主动配合民众把自己手里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要就是某一天他们自己被人民关进笼子里。这就是好莱坞大片与美剧中常常宣扬的一种价值观，很多读者看美国电影与美剧觉得过瘾与解气，其中就和这种理念大大有关。   说到这里，该找机会讲一下国家、制度与政府的关系。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我发现不但我的一些读者，甚至一些媒体人与学者都在实际分析中混淆这些概念。中国媒体转载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意测验，大多测验显示，民众对执政者的“满意度”并不高（大概都在 50 ％左右），有些甚至跌到 35 ％以下。这些民意调查基本都符合事实，问题出在一些中国媒体人的点评、学者的分析与网友的留言上：西方的民主制度出问题了，看看他们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多么低，以及大家都不想去投票。   他们对国家与政府、制度与制度的执行者这些概念也许清楚，但面对实际的事务，就犯糊涂了。事实是，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过去 50 年的历史中，当民众被问到对国家的政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满意时，几乎没有一次满意度低过 80 ％。也就是说，西方的国民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满意度高达 80 ％以上。这种民意测验由于没有多大现实意义，加上数字变化也不大，所以大多是学术机构来完成。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民意调查，所问的问题是：你对这届政府是否满意。也就是问你对现在的当权者是否满意。   两者的差别太大了！拿美国来说，民主制度建立于 230 年前，逐步完善，至今还在不停改进，但从始至终，都没有多少美国人反对这个制度。可是，每一届政府（ administration) 的民调支持率几乎没有几个达到 80 ％以上（少数几个达到的都是因为大敌当前，民众一致对外，例如 911 时的布什政府）。西方民意对政府的满意度能在 50 ％到 60 ％左右已经算是可以的了。任何时候，几乎都有将近一半的民众，对政府不满，对政府保持高度戒备，甚至“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政府”。   我们还应留意到一个现象：当美国人对某届政府满意度大幅下降时，他们反而对自由民主的制度寄托更大的希望，也对之更有信心，他们对政府与当权者最严厉的指责是：当权者偏离了美国的政治制度，背离了从国父们就开始的美国传统价值理念。   谁在统治美国？   如果你有心也有胆的话，还可以做一个比较：在有些国家，例如太平洋的另外一边，某种不那么科学的民意测验显示：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非常之高，有时高达 98 ％。我想，即便去掉一些不敢说真话，或者被洗脑的人，剩下的比例恐怕仍然不会太低吧，可是，当你去问一下那里的人对当今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是否满意时，如果人们都可以说真话的话，比例估计会低到 30 ％以下。而这两个一高一低的比例其实是相互关联的：正因为人们对制度与体制失望，才让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执政者个人身上；正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制度处处失误，给自己造成灾难，也因此才会对执政者给了他们一点点好处而感激涕零。   当奥巴马 2008 年带着“改变”的口号进军华盛顿时，它是要改变美国政府及其 运作，而不是美国的政治制度，相反，这位祖先曾经遭受美国白人欺压的黑人政治家，口口声声要回归美国的传统理念，维护国父们开创的政治制度。每次大选，类似情景都会重演，例如今年，大选中正在挑战奥巴马的罗姆尼，也是拿奥巴马偏离了美国优秀的传统价值理念来说事。而在太平洋另外一边的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那些声誉最高的政治人物，都是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或者把制度更新与体制改革挂在嘴边。在美国，政治人物以回归制度的改革而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在中国，政治人物不得不克服制度的局限，冲破重重阻力，为民众做一些事而受到民众的爱戴。   换句话说，我们依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我们依靠的执政者，而不是选出执政、并赋予他们管理与维护的那个制度。所以在中国，人下政息是常态，民众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位领导的身上。领导也不好做，因为他们是这个制度的产物，却被寄托来对这个制度进行大的改革甚至改变。这种困境要持续多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无论谁上台，最应该做的就是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一种几百年后，至少保证几十年后，依然有超过 80 ％的中国人信任与支持的政治制度，不要像现在这样，有钱有权的人把别人弄得没有活路与希望，而他们自己也在担忧中忙着移民。老百姓对陈旧过时的体制不满，当官的也认为自己是制度的受害者。   小平说，不好的制度让好人做不了好事，甚至干坏事。其实，更不好的制度是让坏人可以放手做坏事而不受到限制与惩罚。由保护人权的宪法、投票选举执政者以及权力制衡构成的宪政民主制度可能是迄今为止把公权力看得最紧的政治制度。但也不是没有问题，现在让我们回到《越狱》剧情上来检视一下。   《越狱》的故事很惊险，但这些惊险都是建立在虚构的一个“公司”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代表了权贵的“公司”，故事很难编下去，因为你总不能太离谱，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几乎任何一个部门的权力都受到制衡，你很难胡作非为到《越狱》里描写的那个程度。于是，虚构了一个“公司”，而这个“公司”代表了美国人对权钱勾结的大财团的恐惧与警惕。   美国研究精英的专家威廉·多姆霍夫在《谁统治美国》一说里提出，美国是公司大团控制，上到总统选举、政府组成，下到民间团体与智库，都是美国的大公司（他称为“企业共同体”）在控制、在统治，富人与权贵早就形成了一个阶级。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他称自己的理论是“阶级支配理论”，听上去就像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另外还有几派观点，例如有一派认为是精英在统治美国，另外一派叫国家自主性理论，认为政府不是中立的服务机构，始终是处于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也算一派，虽然有些过时。   我们比较熟悉的自由主义则主张多元主义，认为美国并不存在一个支配性的阶级，也不存在一组拥有制度基础的掌握支配性权力的精英。政府是中立的，政治上的多元让美国形成了多个权力中心，各自发挥作用，互相制衡，共同统治美国。   我个人倾向于自由主义这一派。这一派在过去百年中，虽也有低潮，却基本代表西方的主流。需要提醒的是，我并不是绝对认为美国目前就一定达到了多元，各种政治力量平分秋色，穷人用选票，富人有钞票来统治这个国家，我更多的把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当成一种理想状态。如果我们回头看看世界各国两百年民主制度的发展，会发现上面几派都不是空穴来风，都能在历史上能找到一些事实依据支持自己的说法，有些观点一度在某个时代占据了主流。大公司与财阀在美国大选中的作用确实有些重，至少远远超过了我也熟悉的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大选。   我们看到一部普通的电视剧，竟然依据了一种政治学中的理论，把学者们研究的“企业共同体”，形象化到连续剧中的“公司”，从而提升了民众对“谁统治美国”的思考与警惕。这种寓教于乐，使得美国的价值理念能够穿越地球，跨过太平洋，影响深远，并被说成是普世价值。这，恐怕是十个孔子学院也无法达到的。   言论自由与媒体监督   《越狱》也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八年前写的“致命系列三部曲”。当时把我前半生对政治与人生的理解都融进了这三本小说里，从贪污腐败危害国家安全，不好的制度才是一个国家与民族挥之不去的“致命弱点”（见《致命弱点》）；到改革开放被权贵劫持，造成贫富差距加大与社会分化，弱势群体渐渐形成一个新的阶级，进城的农民工更成了边缘人，迟早可能成为摧毁旧制度的“致命武器”（见《致命武器》）；最后到传统的接班方式出现问题，政权合法性出现危机，左右大战，有人借尸还魂，借唱红歌与重走长征路而复辟文革（见《致命追杀》），一套八年前推出的小说，竟然把之后八年发生的一些事都预测的七七八八。你想啊，如果我的书也能出版，引起广泛的警觉，也许多少能够避免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在现实中发生吧？   这就是《越狱》除了娱乐之外，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当权者”，《越狱》把美国总统都变成了为“公司”控制的傀儡，与我致命系列三部曲可谓异曲同工：用文学来揭露甚至丑化当权者，为的是提醒民众防备当权者，警告当权者不要行差踏错、误入歧途。只有当这种文学作品能够出版的时候，书中描写的丑恶现象才有可能避免。   因此，我们只能在好莱坞大片与美剧上看那些“合情合理” 却很难发生在美国的高层内斗、政府滥权、贪污腐败甚至高官犯下谋杀罪等等，而那些不能出版这类文学作品的国家呢，却在真实地上演我小说里描写的一切，上演贪污腐败，上演高官争权夺利，利益集团瓜分国家，上演高官谋杀他人……   飞机快要降落了，最后，我想考一下看过《越狱》的读者朋友，这部电视剧中最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   最不合理的地方是编剧故意忽略了互相制衡的三权之外的另外一权：媒体监督权，或者说言论自由对政府的监督与纠正功能。   我们看到这部电视剧是建立在“公司”势力渗透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之中，所以当这群逃犯在迈克尔·斯科菲尔德带领下获得某位高官的犯罪证据，以及获得了“公司”的机密并想交给当局的时候，屡屡被背叛，直到最后出现了一位“好官”，才最终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很理解这种安排，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把足足可以抗衡另外三权的第四权——媒体引入进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只拍几集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为什么？因为按照剧情发展，可以看到，在他们拿到一些证据，并有那么多人被暗杀后，只要他们走进美国任何一家电视台或者报纸，一切都结束了。还记得尼克松当总统时发生的水门事件吧？媒体爆料足足可以把一位并没有确凿证据定罪的总统拉下马。而按照《越狱》里那些逃犯掌握的证据，不从文学而是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看，他们早就可以结束这场追杀，不寻求官员的保护，而直接诉诸公共媒体，那样的话，就不会被腐败的政府特工与“公司”的杀手像兔子一样追得满世界跑。   好，该收起电脑，飞机降落了，你说，会不会下面的机场里正有几位美国 FBI 或者 CIA 特工在等着我？到时在我托运的行李里藏一包毒品，然后以此要挟我同他们合作？而老杨头宁肯坐牢也不当汉奸？结果就被关在迈克尔和他哥哥呆过的 Fox River 监狱里，于是老杨头开始计划越狱，并且他在中国大陆的成千上万的读者开始上街抗议美国，并成群结队到美国来探监，于是他们冲击了美国领事馆，引起中美大战，最终，他们都冲破了封闭他们的监狱，砸掉了身上的枷锁……这时，才有读者猛然发现，原来这才是老杨头一手策划的超级“越狱”大计划！   嘿嘿，你应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杨恒均……   杨恒均 2012 年 10 月 8 日，美国凤凰城   参考阅读：   我有一个梦！——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意义   我在白宫门前散步，给奥巴马提意见   我在911现场发现了美国政府的大阴谋！   我在白宫前为美国上访者维权！   好莱坞成就了奥巴马   经济、文化与价值观是中美较量的战场   致命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