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巴甫洛夫发现了“条件反射”：当他在训练一条狗时，把食物与某种动作联系起来，那么今后他指令这条狗做某种动作就非常容易，甚至狗会为了食物而不自觉地做某个动作。列宁听说了巴甫洛夫的理论，若有所思，过了几天，他让人把巴甫洛夫招进宫来。 　　能被列宁招到克里姆林宫，巴甫洛夫很是兴奋，且做了一番功课，准备把自己的高深理论以通俗的方式呈现给伟大领袖。但列宁只听了一半就打断他，慈祥地笑着说：你的试验非常有意义，但我对狗没有兴趣。他饶有兴致地问迷惑不解的巴甫洛夫：如果把试验中的狗换成人，会怎么样呢？ 　　巴甫洛夫后来是否直接介入大规模对人的试验不得而知，但列宁同志把巴甫洛夫的科学理论用于对苏联社会主义新人的改造，则是有目共睹的。从此以后，苏联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让“公民们”言听计从，只要你不相信、不服从，你就有可能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于是乎，只经历不到两代人，苏联人民，基本上都同巴甫洛夫的狗一样，为了食物、为了生存，而重复一些不可思议的动作，例如告密，例如“爱国”，例如疯狂地热爱冷酷无情的领袖与那个残害同类的党，例如杀人、放火…… 　　这个从对狗的试验而得出的理论，从苏联传到世界各地，成为东欧、亚洲等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用来对民众进行“洗脑”的科学依据。据苏联的老同志在回忆录中记载，列宁同志曾兴奋地宣称，把巴甫洛夫的科学理论用于人类，是比任何武器都强大百倍的“致命武器”，它能确保苏联的江山万年不倒。他的继任者则计划，搞定了苏联人民后，只要再把这个理论推广到西方国家，那么不用核子武器，全世界都将会匍匐在苏联的脚下。可惜，苏联当时没有四万亿，所以无法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否则，我们今天可能不是驾驶日本、德国车，而是驾驶伏尔加；我们不是在看好莱坞大片，而是拉着手风琴而唱着红歌。 　　不过，千万别以为苏联不存在了，上面的故事就成了笑话。苏联已经倒掉 20 多年，但如果你去现在的俄国接触苏联时代教育出来的人，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大多苏联人同巴甫洛夫试验的那些狗还有相同之处。这就是“洗脑”的威力，这就是愚民、奴化教育的强大力量与难以消除的后果。 　　还有几个鲜活的例子值得一提。去过东西德的人都会注意到，两德统一这么多年了，西德也不遗余力地资助东部德国，可这一国的两个地区还依然判若云泥，社会主义东德留下假大空的建筑以及对资源的破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人的价值观、信仰与精神面貌。一位德国教育家曾伤感地告诉我：东西德要想真正“统一”，除非等到被社会主义东德教育起来的那几代人都去见了上帝。 　　如果你觉得扯欧洲的事有点远，那么，你应该不难接触到朝鲜人与韩国人吧？我可以告诉你，南北朝鲜的统一并不困难，（由于国家不大）经济差距也不是无法弥补的，但要想现在存活着的朝鲜人与韩国人在价值观与思想上达到“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北朝鲜政权对朝鲜民族最大的伤害不是经济也不是政治，而是用那种违反文明社会规则、反人类的方式进行“洗脑”，弄残了整整几代的朝鲜人！资源破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也许可以恢复；经济破坏可以奋起直追；政治走上邪路也可以拨乱反正，唯独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脑残了，则只能等到他们慢慢死去，希望才能够闪现。 　　一个政权能够对国民造成的最大伤害除了肉体上消灭与精神上折磨之外，最大的就是“洗脑”了。有人说，洗脑对统治者有利，也可以维护社会和谐，让民众失去反抗，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他们却不知道，洗脑是让一个民族脑残，让一个国家永远沦落到劣等国家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旦被洗脑，他们不但在人格上永远沦落为犬类，而且在发明创造，在生产精神财富上，也永远落后于其他民族。因此，当一些人打着爱国主义教育的旗帜来洗脑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正因为爱这个国家，才要坚决地抵制洗脑！ 　　我们看到，现代文明国家，国民除了限制政府的权力，利用民主决定统治者的合法性，以及用法治捍卫个人自由之外，对政府介入“教育”公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大家知道，能够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美国之音”是不允许在美国国内广播的，而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到小学去做一个有关国会的演讲，竟然都被家长抵制，最后不得改变初衷而去讲了一些不关痛痒的教育问题。生活在海外的华人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如果被灌输意识形态与某个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我们会立即到学校找老师理论，甚至会去国会大厦外抗议！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对学校的孩子们进行国情与爱国主义教育（有的称通识教育）的情况，例如，当我在澳洲首府堪培拉访问时，战争纪念馆与议会大厦不时涌进一大队的澳洲小学生，老师与家长带他们到处参观，为他们讲解。看一孩子脸上的表情，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爱戴。然而，如何教育孩子，采用的什么内容，以及用什么方式，却直接决定这到底是爱国主义教育还是赤裸裸的洗脑。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较高高、社会相对稳定的国家，都对“教育”与“洗脑”有着非常明确的界定：一个政权教育民众毫无保留地接受现实，对当今执政者的政策与成绩歌功颂德，是洗脑；一个执政党（例如澳洲的工党）向孩子们灌输爱党就是爱国，是洗脑； 一个老师，不教导孩子们独立思考，而是填鸭式地告诫他们如何服从老师与当权者，也是洗脑；把大量有违事实的“知识”、大话甚至谎言塞给孩子们，并让他们考试的时候以此作为“标准答案”，更是洗脑。 　　洗脑的种类很多，但最可怕的一种洗脑就是当权者主导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启蒙，也有些朋友认为我一直在做启蒙。实际上，近代欧洲等启蒙的历史表明，启蒙要想成功，当时的国家政权一定不能太独断专行，例如允许部分的言论自由，而且，他们不会强力主导“洗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启蒙才有可能成功。而在希特勒、斯大林主导的国家里，“洗脑”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强大到无处不在，一个孩子从牙牙学语开始就被“洗脑”，等到他们成长起来，基本上已成为思想上的侏儒，精神上的畸形儿，可以说靠杯水车薪的启蒙是无法奏效的。当然，更可悲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洗脑，甚至大多数人又参与到对自己和对下一代的“洗脑”接力赛中。 　　以个人或者群体知识分子为主的启蒙运动，根本无法对抗以全民体制为主的“洗脑”教育，历史事实揭示一个让人胆战心惊的真理：列宁、斯大林式的“洗脑”国家，没有一个是靠启蒙运动发挥作用而渐变，最后的变化要么就是靠杀死独裁者的革命，要么就是靠执政者内部的某种形式的“政变”。毫不客气地说，大多民众，被洗脑得连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没有被洗脑——而这正是被洗脑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洗脑。 　　谢天谢地，列宁、斯大林式的洗脑国家，在当今地球上，除了北朝鲜之外，还真没有几个了。对于我来说，这些年耗尽了自己的精力，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想以自己的文字，把一些事情尽量说清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但真要靠这样几行文字，试图去纠正一个强大的教育体系的洗脑结果，实在是杯水车薪。 　　好在还有香港，我恳求你们，留一片净土吧！爱这个国家的人们，就是要坚决反对以洗脑的方式强迫人家去“爱国”，那是误国，那是残害民族，而不是爱国！ 　　杨恒均 2012.9.3

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巴甫洛夫发现了“条件反射”：当他在训练一条狗时，把食物与某种动作联系起来，那么今后他指令这条狗做某种动作就非常容易，甚至狗会为了食物而不自觉地做某个动作。列宁听说了巴甫洛夫的理论，若有所思，过了几天，他让人把巴甫洛夫招进宫来。   能被列宁招到克里姆林宫，巴甫洛夫很是兴奋，且做了一番功课，准备把自己的高深理论以通俗的方式呈现给伟大领袖。但列宁只听了一半就打断他，慈祥地笑着说：你的试验非常有意义，但我对狗没有兴趣。他饶有兴致地问迷惑不解的巴甫洛夫：如果把试验中的狗换成人，会怎么样呢？   巴甫洛夫后来是否直接介入大规模对人的试验不得而知，但列宁同志把巴甫洛夫的科学理论用于对苏联社会主义新人的改造，则是有目共睹的。从此以后，苏联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让“公民们”言听计从，只要你不相信、不服从，你就有可能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于是乎，只经历不到两代人，苏联人民，基本上都同巴甫洛夫的狗一样，为了食物、为了生存，而重复一些不可思议的动作，例如告密，例如“爱国”，例如疯狂地热爱冷酷无情的领袖与那个残害同类的党，例如杀人、放火……   这个从对狗的试验而得出的理论，从苏联传到世界各地，成为东欧、亚洲等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用来对民众进行“洗脑”的科学依据。据苏联的老同志在回忆录中记载，列宁同志曾兴奋地宣称，把巴甫洛夫的科学理论用于人类，是比任何武器都强大百倍的“致命武器”，它能确保苏联的江山万年不倒。他的继任者则计划，搞定了苏联人民后，只要再把这个理论推广到西方国家，那么不用核子武器，全世界都将会匍匐在苏联的脚下。可惜，苏联当时没有四万亿，所以无法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否则，我们今天可能不是驾驶日本、德国车，而是驾驶伏尔加；我们不是在看好莱坞大片，而是拉着手风琴而唱着红歌。   不过，千万别以为苏联不存在了，上面的故事就成了笑话。苏联已经倒掉 20 多年，但如果你去现在的俄国接触苏联时代教育出来的人，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大多苏联人同巴甫洛夫试验的那些狗还有相同之处。这就是“洗脑”的威力，这就是愚民、奴化教育的强大力量与难以消除的后果。   还有几个鲜活的例子值得一提。去过东西德的人都会注意到，两德统一这么多年了，西德也不遗余力地资助东部德国，可这一国的两个地区还依然判若云泥，社会主义东德留下假大空的建筑以及对资源的破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人的价值观、信仰与精神面貌。一位德国教育家曾伤感地告诉我：东西德要想真正“统一”，除非等到被社会主义东德教育起来的那几代人都去见了上帝。   如果你觉得扯欧洲的事有点远，那么，你应该不难接触到朝鲜人与韩国人吧？我可以告诉你，南北朝鲜的统一并不困难，（由于国家不大）经济差距也不是无法弥补的，但要想现在存活着的朝鲜人与韩国人在价值观与思想上达到“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北朝鲜政权对朝鲜民族最大的伤害不是经济也不是政治，而是用那种违反文明社会规则、反人类的方式进行“洗脑”，弄残了整整几代的朝鲜人！资源破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也许可以恢复；经济破坏可以奋起直追；政治走上邪路也可以拨乱反正，唯独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脑残了，则只能等到他们慢慢死去，希望才能够闪现。   一个政权能够对国民造成的最大伤害除了肉体上消灭与精神上折磨之外，最大的就是“洗脑”了。有人说，洗脑对统治者有利，也可以维护社会和谐，让民众失去反抗，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他们却不知道，洗脑是让一个民族脑残，让一个国家永远沦落到劣等国家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旦被洗脑，他们不但在人格上永远沦落为犬类，而且在发明创造，在生产精神财富上，也永远落后于其他民族。因此，当一些人打着爱国主义教育的旗帜来洗脑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正因为爱这个国家，才要坚决地抵制洗脑！   我们看到，现代文明国家，国民除了限制政府的权力，利用民主决定统治者的合法性，以及用法治捍卫个人自由之外，对政府介入“教育”公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大家知道，能够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美国之音”是不允许在美国国内广播的，而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到小学去做一个有关国会的演讲，竟然都被家长抵制，最后不得改变初衷而去讲了一些不关痛痒的教育问题。生活在海外的华人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如果被灌输意识形态与某个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我们会立即到学校找老师理论，甚至会去国会大厦外抗议！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对学校的孩子们进行国情与爱国主义教育（有的称通识教育）的情况，例如，当我在澳洲首府堪培拉访问时，战争纪念馆与议会大厦不时涌进一大队的澳洲小学生，老师与家长带他们到处参观，为他们讲解。看一孩子脸上的表情，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爱戴。然而，如何教育孩子，采用的什么内容，以及用什么方式，却直接决定这到底是爱国主义教育还是赤裸裸的洗脑。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较高高、社会相对稳定的国家，都对“教育”与“洗脑”有着非常明确的界定：一个政权教育民众毫无保留地接受现实，对当今执政者的政策与成绩歌功颂德，是洗脑；一个执政党（例如澳洲的工党）向孩子们灌输爱党就是爱国，是洗脑； 一个老师，不教导孩子们独立思考，而是填鸭式地告诫他们如何服从老师与当权者，也是洗脑；把大量有违事实的“知识”、大话甚至谎言塞给孩子们，并让他们考试的时候以此作为“标准答案”，更是洗脑。   洗脑的种类很多，但最可怕的一种洗脑就是当权者主导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启蒙，也有些朋友认为我一直在做启蒙。实际上，近代欧洲等启蒙的历史表明，启蒙要想成功，当时的国家政权一定不能太独断专行，例如允许部分的言论自由，而且，他们不会强力主导“洗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启蒙才有可能成功。而在希特勒、斯大林主导的国家里，“洗脑”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强大到无处不在，一个孩子从牙牙学语开始就被“洗脑”，等到他们成长起来，基本上已成为思想上的侏儒，精神上的畸形儿，可以说靠杯水车薪的启蒙是无法奏效的。当然，更可悲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洗脑，甚至大多数人又参与到对自己和对下一代的“洗脑”接力赛中。   以个人或者群体知识分子为主的启蒙运动，根本无法对抗以全民体制为主的“洗脑”教育，历史事实揭示一个让人胆战心惊的真理：列宁、斯大林式的“洗脑”国家，没有一个是靠启蒙运动发挥作用而渐变，最后的变化要么就是靠杀死独裁者的革命，要么就是靠执政者内部的某种形式的“政变”。毫不客气地说，大多民众，被洗脑得连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没有被洗脑——而这正是被洗脑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洗脑。   谢天谢地，列宁、斯大林式的洗脑国家，在当今地球上，除了北朝鲜之外，还真没有几个了。对于我来说，这些年耗尽了自己的精力，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想以自己的文字，把一些事情尽量说清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但真要靠这样几行文字，试图去纠正一个强大的教育体系的洗脑结果，实在是杯水车薪。   好在还有香港，我恳求你们，留一片净土吧！爱这个国家的人们，就是要坚决反对以洗脑的方式强迫人家去“爱国”，那是误国，那是残害民族，而不是爱国！   杨恒均 2012.9.3 

相信在网上混的诸位对我的标题都不会赶到突兀吧？从某些事件看，确实如此，在普通民众和网民眼中，掌握了一定权力的官员与公职人员（包括大家眼中的御用学者、大学校长与院长）几乎都成了待审的“嫌疑犯”。有人说这种不顾法律的民粹要不得，并上升到中国当今的主要问题。另外一批朋友则说这是本末倒置，制度上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靠个人道德与所谓可有可无的纪律来约束，这些人怎么可能不犯罪？只不过大家还没有办法挖出他们的罪行而已。你还别说，现实也支持了他们的“荒唐”说法，那些所谓的官员，只要一查，还真都有问题。谁经得起查呢？ 最近一位姓邹的教授指责北大院长奸淫女服务员，引起网络舆论一片哗然，就说明了一些问题。我以前没有关注这个具体事件，这次在澳洲旅行，随行的媒体人一再提起，也不得不让我思考。在路上，也发了两个微博。尤其在澳大利亚议会上时，把澳洲最神圣的会议场所踩在脚下时，我更进一步思考了这个问题。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看看吧，我就不说结论了： 北大发表声明：邹恒甫说北大奸淫餐厅女服务员，是歪曲事实，损害北大形象。北大已起诉他——老杨头：指责公职人员奸淫，也必须得有证据。北大不必自证清白，且有可能掩盖真相。但如果你指责公职人贪污受贿，有不明财产，他们就必须公布财产。邹教授连西方这个常识也不知？“阳光法案”就是这样逼出的。 进一步解释：即便握有绝对权力的公职人员都在奸淫，都是大家眼中的嫌疑犯，但你也不能随便指责他们奸淫，你必须得有一定的证据，例如被奸淫的人帮助你指证。官员们不会掏出那活证明他们没有用过，他们会掩盖，封口，甚至弄出临时工，打发那些被奸淫的人滚蛋。而且，你也不能不承认，某些被奸淫的“人民”是很容易被搞定的。 但大家都知道，只要没有监督，权力不受控制，那些官员几乎无一不在贪污受贿。只要公职人员不公布自己的财产，民众都有权指责他们贪污腐败。只有实行阳光法案，才能证明他们不是嫌疑犯。 参观澳洲议会，这可是他们的最高权力机关，两个星期后才有会议。警卫告诉我们，会议的时候，即便总理等官在场，任何人，包括外国游客，都可进入旁听。不像有些囯家啊，这种会议前不但清场，还要抓人，把讨论国事弄成最高机密！人民总被置身于国家大事之外，这样，他们能不怀疑当官的在密谋，在“犯罪”？ 我真想在这里抗议澳洲，抗议什么呢？当普通的民众被赋予了抗议最高当局的权力时， 反而找不到值得自己抗议的事了。也许，那些没有这个权力的国民，他们的主要抗议就是为了获得抗议的权力？  

［“走遍中国”江浙私营企业考察之旅核心提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取得成绩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坚守了不融于世界的那套僵化的意识形态呢，还是因为我们从善如流地加入到世界大家庭之中？那么，这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呢，是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导致的恶果？抑或是改革不彻底，一些人总是抱残守缺所致？如何认识中国三十年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将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半桶水放在那里，一些人看到的是那一半的水，另外一些人看到的则是另外一半的空。这次考察顺访华西村时，我有机会再次思考这个问题］   这次“走遍中国”江浙之旅的一个小插曲是顺访了有“天下第一村”之称的华西村。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 1996 年被农业部评定为全国大型一档乡镇企业，全村共有 1500 人，面积 0.96 平方公里。华西村被各级政府树为全国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   当天的观感是：村民的小别墅很漂亮，五星级酒店超豪华，天安门城楼、长城、美国国会山等微型景观也别具一格。华西村里，唯一看不到的是华西村人——我们差不多走遍了华西村，却没有碰到一个华西村人，村里到处是外地来的民工，他们告知，华西村人都在办公室里，不常出来。但有一个华西村人却无处不在：随处可见的宣传牌、标语牌上，都是老支书吴仁宝的画像、与中央领导的合影以及他的语录、事迹介绍，书店里出售按照毛泽东选集与语录格式出版的《吴仁宝文集》等。村子里不时有旅游大巴开来，村子里各景点的门票加起来要高于迪斯尼乐园的门票。   华西村——中国的缩影？   虽然这次顺访是走马观花，由于之前就对华西村有所了解，这次亲临其境加深了认识，也证实了我之前的一些看法。现在让我们先看一下有关华西村的几个“事实”：   第一，华西村的富裕不容否认。 2004 年，华西村人均年工资收入为 12.26 万元，是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 41.76 倍、城镇居民的 13.01 倍。我去的时候看到一个介绍，好象说华西村最后一个穷人也变成了“百万富翁”。当然，有人质疑华西村的富不是真富，华西村村民每月只能拿到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其余的用于集体投资。如果村民要选择抽出自己的资金，或者离开华西村，就可能不再富裕了。华西村集资后不停地投资（设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实业企业，涉足多个领域，一度想开航空公司），正好顺应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30 年的大潮，使得华西村的集体财富暴增。从这一点来说，华西村很像是中国的缩影，一个集中了村民财富的很强大的村子。   第二，华西村的富裕肯定与吴仁宝分不开，没有当了半个多世纪党委书记的吴仁宝，华西村的模式可能很难形成。在华西村去年提供的一份“华西特刊”上，华西村 88 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金字塔”状，吴仁宝一家 22 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他们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吴仁宝交班给自己的儿子，但他强调说，儿子能够接班，完全是民主选举的结果，儿子有本事。从这一点说，华西村又是中国的缩影，有一个强势的领导，“民主”和集中奇怪的统一在一起，自成特色。   第三，华西村致富的途径是揉合集体主义与现代的公司管理于一炉，实行家族式的强有力的领导，村民以牺牲部分的自由与自主换来“共同富裕”。在经济上，吴仁宝追随的是邓小平路线，把村子变成一个集体出资、家族主管的大公司，融入中国的市场经济之中；但在政治上，他崇拜的是毛泽东，推崇毛泽东的集体化与独断管理。在这一点上，华西村同样具有当今中国的某些特色：经济上搞资本主义，政治上始终不离毛泽东思想。   华西村对于中国，正如中国之于世界。过去 30 年，“中国模式”提供给世人的“致富经验”让世界惊叹和羡慕，但迄今为止，全世界无一个国家想学、愿意学或者能够学到“中国模式”。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同样吸引了全中国村落的眼球，可它的致富经验同样无法复制。虽然我们去的时候都看到有各地来的政府取经团，吴仁宝也曾经被调到江阴县当县长（大概是为了推广他的经验），但迄今为止，别说江阴，就是全国范围，也没有再出现另一个华西村。   原因很简单：“中国模式”如果推广到全世界，这个世界可能会承受不了，世界大多数人民也不会答应；华西村的模式如果推广到全中国，中国等于倒退了 30 年。没有全球的自由市场与那些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中国模式”不可能靠前苏联、北朝鲜与古巴这些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而生存下来；同样，如果中国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华西村不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乡镇企业而大赚其钱。道理就这么简单。   华西村真的富裕吗？   这个问题乍听上去，有些多余。至少作为一个村子，华西村确实是很富有的，拥有一个超五星级酒店，以及各种实业企业、工厂，还有观光用的直升飞机。村民每年有分红，老人达到了老有所养。看上去很强大，至于内部实力如何，能持续多久，那不是本文要探讨的。   那么，华西村的村民也是富有的吗？答案好象也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华西村村民的富裕显然被夸大了。如果你对中国过去 30 年各地的经济发展有一些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华西村成为富裕典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的富裕，更不是因为村民的富裕，而是另有其因。   大家注意到华西村村民总数只有 1500 名吗？这是不应该被忽略的问题的关键。按照华西村拿集体的土地与村民的集资开办一个华西大公司（乡镇企业）来说，在改革大潮中，这个村子早早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富集中起来，办了一个合营公司。当然，这个公司盈利了，并让 1500 人富裕起来（至少在账面上如此）。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句：改革开放以来，全中国有多少国资企业、公私合营企业以及私营企业让无数的中国人富裕起来了？   就拿私营企业来说吧，全国不乏在没有任何“非法集资”以及集体土地的支持下，而让 1500 人富裕起来的企业。华西村就是一个公司，一个乡镇企业，运作也是按照集资与参股公司来运作，如果从公司运作角度看，他的经验在全国几十万个大中型私营企业中，根本不值一提。我这次“走遍中国”所到江浙的一些私营企业，人家不占集体土地，也没有任何类似的“集资”与违犯自由市场的对村民的限制，就搞出了一个能够解决几千、几万人就业，以及让不少于 1500 名的员工变得富裕的私营企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后，全国何止一个华西村这样的乡镇企业？从中国经济的规模来推算，全国大概至少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企业与公司，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其致富程度（让自己以及员工等相关人员）不亚于华西村。即便不同遍布全国的私营企业相比，拿华西村同江浙或者广东省的一些村子相比，例如东莞的一些村子，还有广州猎德附近的村子，华西村村民的富裕不值一提。南方一些村子的千万富翁可能就超过 1500 人。   私营企业是中国过去 30 年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之一，属于下一段改革开放要大力鼓励、扶持的；而华西村的模式，则是混杂了私人、集体与国家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更接近当今的那些怪胎“国企”。可问题是，这么容易的对比为什么一直没有人发现？为什么那些创造了财富的私营企业以及沿海的富裕村子都被忽视，而恰恰是华西村这个根本无法复制也不应该提倡的怪胎，却成为各级领导的最爱？竟然被树立为致富榜样？秘诀是什么，原因何在？   为什么是华西村？   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华西村雇佣外地劳工以及做生意的时候叫企业与公司，而对各级领导来说，却叫“村”——天下第一村；华西公司的老板不叫董事长、总经理，而叫“党委书记”；这个公司明明靠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发财，可它偏偏打着毛泽东的集体主义与“为人民服务”的招牌；这个公司靠以上种种迎合了一些人口味而获得各级政府的青睐与支持，且善于利用这些资源进行炒作，又以这个“典型”来发财致富……   首先， 1949 年后的所谓集体主义与毛模式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受害最深的恰恰是广大的农民。小平上台后，从“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逐渐走入今天的市场经济。华西村的致富主要得力于小平的改革政策，它目前旗下拥有的所有公司运作要放在毛时代，不但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甚至会被活活整死。华西村明明实行完全违背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却又处处把毛泽东抬出来，吴仁宝试图建立一个毛泽东式的权威（他把自己的两本书也弄成了“毛选”与“毛语录”的样子）。华西村这种做法满足了一帮怀念毛时代、怀念集体主义的人的政治幻想——当然，中国如果不走回头路，“天下第一村”也肯定是“天下最后一村”。   其次， 1949 年后，中国遭受最大破坏的就是村庄，最后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边缘，而且那些崇尚共产主义与共同富裕的当权者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于是在政治与经济上干脆都“还权于民”，结果出现了这样的奇迹：全中国“素质”最差的村民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各群体中唯一有投票权的，“包产到户”这种几千年前就开始的小农经济被复活，延续至今！但始终有人不甘心集体主义的失败，又对当今中国村庄的没落无计可施，于是出于好心或者歹意，总希望有人探索出“共同富裕”的乡村之路。更有人幻想，那些发财致富的人、能够给社会创造财富、解决就业的不是市场经济里的董事长、实业家与商人，而是“党支部书记”与“村长”。于是，当明明是利用集体财富（土地）进行公司运作而发财的华西村，把“董事长”换成“村支部书记”时，把明明一个简单的做生意赚钱弄成了“为人民服务”、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的时候，一些傻瓜以为地球上出现了一条新的路子，一条彻底击败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回到毛时代而依然不受贫困之苦的“中国特色”的道路。当初他们也这样寄希望在南街村上。   第三，树典型的典型例子，中国式的炒作。在中国，树立典型的目的好象不是让大家效仿，而是让大家感到惭愧与不解。例如，全国各地公务人员中不乏真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可我们树立的典型几乎清一色是得病死掉或者活活累死的。中国每次报考公务员的人挤破了广场，官场中想当领导的人动不动不惜花费上百万买官，你有必要树立那些得了癌症还死不退位的公务员与领导为典型吗？看看吧，他们树立了一个又一个集体致富的“第一村”，结果呢？大邱庄的神话破灭了，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模式也已成笑话，目前就剩这一个“天下第一村”还在支撑。中国 60 多年来，凡是靠主流树立起来的英雄人物与模范典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价值观与理念上往往是逆历史潮流的，没有一个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最后，吴仁宝的个人作用不可抹杀。他的政治不倒翁形象对华西村具有关键的作用，华西村“天下第一村”的典型之所以能维持相对较长时间，完全与吴仁宝的政治嗅觉有关。我想，来到华西村的游人，恐怕没有人会花钱买下《吴仁宝文集》和他的语录，以及到图书馆中找出过去的报纸研究一下这个人吧？我是一个例外：花了一整天阅读他的书，还查了江苏过去的报纸报道。我的收获是，吴仁宝在字里行间向大家透露出的致富秘诀既不是集体主义，也不是市场经济，更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他特有的随波逐流的“政治智慧”：六十年代当上党支部书记的吴仁宝声称自己靠紧跟毛主席而“为人民服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为跟随邓小平致富，而九十年代华西村当然靠的是“三个代表”，过去十年，与时俱进的吴仁宝却又开始信奉科学……   当然，他到底懂不懂什么是“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让上面知道，华西村的富不是靠国家的土地、外来勤劳的民工、市场经济与各级政府的支持，而是靠“代表”与“科学”，这就足够了，这也是他真正致富的秘诀。——在这个村子里行走一圈，你会发现比行走任何一个地级市还能看到更多的政治宣传牌。未来十年如何保持华西村“天下第一村”的头衔并吸引各地党政干部来取经，要等十八大尘埃落定后，八十岁高龄的吴先生才会根据时势而决定下一步的“致富秘诀”。   “天下第一村”与“中国模式”   一个村支书能有这样的政治水平，成为政治上的不倒翁，也难怪各级党政领导趋之若鹜，据说，现在非中央一级的领导，要想在华西村见到吴仁宝，比我们普通人在华西村找到一个华西人还不容易。行文至此，我要特别强调：本文并非否定华西村的成绩，更对吴仁宝老书记没有任何偏见，只是本人非常不认同有人把华西村作为一个全国致富样板，把它作为一个“模式”来推崇与推广。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华西村带给我们的启发要远远超过对它本身的探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模式”的视角。   作为华西村，作为吴仁宝，他的致富办法，如果是村民集体的意愿，并不应该受到严厉批评，中国当前实行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私人企业、集体合资与与国营都存在。对他们借助“天下第一村”来作商业炒作，也是无可厚非的。从华西村目前大力发展旅游业来看，它靠融资与贷款的实业显然铺展过宽，有些力不从心。在目前制造业与金融业都走下坡路的时候，聪明的华西村利用自己的“名声”而发展旅游业，是一个好办法，这一点是大邱庄与南街村都没有想到的。   华西村建好不久的五星级酒店金碧辉煌，全世界任何一个投资人可能都不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建五星级酒店，因为绝对会亏钱。而华西村敢建，就是冲着“天下第一村”的牌子，没有这个牌子，没有全国各地赶来取经的党政干部，没有各地过来探究的游客，以及组织的各种会议，单单这个酒店的运营成本可能就会拖垮华西村。再例如，这个五星级酒店里铸造了一尊金牛，据说造价三亿，于是引来了一些议论，其实，这只不过是华西村的致富之道。黄金放在那里不但保值，而且现在去参观这尊金牛的游客都需要买昂贵的门票（我就因为票价太贵而没有看金牛）。我稍微算了一下，观看这尊金牛的门票钱，过几年就可以收回这头金牛的成本——而铸造金牛的黄金还在增值。其实，走了一圈华西村，我发现，只有 1500 人的华西村，如果不再盲目投资，仅仅靠旅游门票就可以发财致富了。   然而，华西村在政治上的炒作却明显具有误导作用，令人倒胃。一个明明靠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却偏偏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与计划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这和当今社会上有大批靠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政策致富的老板，却宣称崇拜毛泽东一样令人恶心，他们只不过倾慕毛泽东到死都把绝对权力紧紧抓在手里的那种“伟大”，其实，那些商人与企业家如果在毛泽东时代，早被清洗，甚至株连到九族了。   我对各地政府与领导对“天下第一村”的炒作更为反感，他们不顾中国的发展大方向，对蓬勃发展的私人企业多有刁难，却出于政绩甚至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唯独对华西村这个市场经济与计划体制的混合怪胎情有独钟，以致各级政府官员都络绎不绝地去考察“华西村”经验。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炒作“天下第一村”。   “天下第一村”的秘诀是政治上弄一个“假大空”，高举一些上面愿意看到的政治旗号，把一个集体合股的乡镇企业硬是炒作成“党支部书记”带领大家共同富裕、共产主义新农村，但在赚钱与对社会的贡献上，他们却是毫不留情、不折不扣地实行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除富裕了吴仁宝家族与区区 1500 人之外，没见到华西村对国家、社会与外地来的打工者有超过普通私营企业更多的贡献。   但“天下第一村”的牌子还是要高高举起的，为了华西村，更为了那些试图用这个不可复制的怪胎来注释改革开放的遗老们。可以预测，如果“天下第一村”的牌子倒了，如果来自各地取经的党员干部不来了，如果来自上面的各种荣誉与支持断绝了，这“天下第一村”可能比他的兄弟大邱庄与南街村还要倒得快。这对于 1500 位华西村的村民当然有些残忍，但对于十几亿中国人，以及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   杨恒均   “走遍中国”江浙私营企业考察之旅   2012.8.12   无锡 初稿， 8.26 日 广州 修改   参考阅读：   从“天宫一号”的高度解读“中国模式”   让人欢喜让人忧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下的文化与道德困境   中国向何处去？ 华西村——天下第一村 五星级酒店 吴仁宝同志的两本书        

（下面是我在最近两次会议上的简单发言，由于网友不是根据录音整理，内容可能与原讲话有出入，见谅。第一部分是 8 月 12 日参加“国际东西方研究学会（ IAES ）年会”时我主持冯崇义老师发言时的点评；第二次是 8 月 20 日在广州参加萧功秦老师讲座时的发言与提问。）   “中国模式”不能偏离人类文明的主流   下面一个发言者是来自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老师，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老师，但我称冯崇义博士为“老师”还多出了一个意思，冯博士是我的博导，是我真正字面意义上的老师。冯老师是中国现代史专业第一个博士，本科是读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又在南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走过很多地方：在英国留学、讲学过，后来又到了澳洲定居。冯老师是自由主义学者，经历过很多，也一直在与时俱进，据说不变的只有他的爱国热情。还有他的两个“证”始终没有换过，一个是中国护照，一个据说是共产党“党证”。   冯老师看上去很资深的样子，其实他还很年轻，去年学生们才给他过了五十岁的生日；冯老师的个头不算太高，但在我们学生中的地位可不低。冯老师是过去五年连续被海外华人媒体评选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位学者，不过，我现在说他是“公共知识分子”，都不知道是表扬他，还是损他。你们知道，“公共知识分子”最近可不是一个好头衔。   冯老师是澳洲的大学教授，生活优裕，桃李满天下，过得舒舒服服，可他偏偏没事找事，关心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大陆。不过，正是他的爱国爱民情怀，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记得每次我们在悉尼聚会，大家本来都想谈谈风花雪月，享受一下没有地沟油只有蓝天白云的悠闲生活，可他偏偏滔滔不绝地大谈中国现实与改革前途，弄得大家都愁云满面。作为学生，我当然只有听的份。   因此，我要特意感谢主持人安排我来主持冯老师的这场发言，像这样我坐在旁边，他得站着发言可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而且，以前只有他打断我的发言，而今天我将严格限制时间，如果他超时，我会毫不留情地打断他。这可是我“报复”的好机会。   好，下面欢迎冯老师发言。他主讲的题目是：普遍真理与中国特例：一种思维的两难。   （冯崇义老师发言：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啦…… 26 分钟，发言内容请见： 世界华人网 ）   谢谢冯老师，你是今天唯一一个发言不但不超时，而且还没有用完半小时的主讲者，大概是不想给学生难堪。我爱我的老师啊，但我也爱真理，现在请在座的专家学者与媒体人用“真理”的炮弹向冯崇义老师开炮！提问环节开始。   （ 20 分钟激烈的提问与争论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到了会议茶歇时间……）   好，我爱我的老师，也爱真理，但累了和饿了的时候，我更爱茶歇。现在是茶歇时间，请大家到外面休息间。   20 年前超越“姓资姓社”，今天要超越左右？   萧老师好，我是专门过来听你演讲，请你在这本书上签名的。刚才萧老师提到公民社会很重要，但我们离公民社会还有多远呢？刚才你演讲前这里有歌舞表演，会场挤满了人，歌舞一结束，大家就纷纷离开，我心里挺难受的，你说这么大一个书展，有三分之一的书是关于养生的，另外三分之一是关于教人们如何发财的，像萧老师这本关心中国发展前途，以及诸位的孩子们将会在未来 20 年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的书，少之又少，有时还乏人问津，人们真的都漠不关心了？我们离公民社会还有多远？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正如萧老师所讲，公民社会首先就是多元与多样的社会，另外，看看现在的会场，依然是满满的。从这一点来说，我和萧老师一样是乐观的。   回头看看台子上这个大大的“ 2012 南国书香节”，我想起了整整 20 年前的 1992 年。当时也有一位老人，从北京经过上海，来到了广东，来到了南方，发表了一通讲话。那个老人叫邓小平，他的“南巡讲话”是要求大家超越“姓资姓社”的问题。大家知道，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否继续改革开放，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些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当时竟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我想，要不是小平当时提出来，诸位今天可能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逛书市，谈养生盼发财了，即便比北朝鲜强，也强不到哪里去。   今天——请原谅，也许是不是那么恰当的比喻，又从上海来了一位不那么老的老师，带来了他的新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如果说， 20 年前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时的争论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那么，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政治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说， 20 年前小平以绝对的权威，以“不争论”的方式让我们超越了经济领域“姓资姓社”的主义之争，那么，今天的萧老师给我们提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身体好固然是众人的愿望，金钱也可能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仰，但，这些东西哪里能够离开家、国、天下？中国不管向何处去，除非你全家移民海外，你终究是要跟着她走的……不管你的身体是好是坏，不管你的钱是多是少……   我想向萧老师提的问题是：你的书主要是写给谁看的？或者说，你希望普通读者看到你的书，还是更希望中南海的那些领导读你的书？如果是普通人读了你的书，你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的转型做些什么？   （萧老师的回答：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啦……大多已经在萧老师的这本书里回答了，你还不去买？）   多余的话   冯崇义老师与萧功秦老师是好朋友，但他们的观点很不一样。记得几年前在香港一同参加学术会议时，两位老师在会上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好不热闹。上星期在上海同两位老师一起饭醉，他们也没有停止过争论。我喜欢这两位老师，他们都认真做学问，忧国忧民。我喜欢认真思考中国问题的人，虽然大家观点各不相同，但只要不是带着私心、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昧良心说话，我都会认真学习，取其精华。我想，我这是以实际行动超越左右？   中国不管向何处去，除非你全家移民海外，你终究是要跟着她走的……但是，中国向何处去，难道不应该取决于你、我向何处去？！   杨恒均 2012 年 8 月 21 日 广州     推荐这两个星期读的几本书  参考阅读：   中国向何处去？   这样的民主，一定会带来混乱   民主离我们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