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德霜：大逃港与墓碑
很抱歉，前几天在深圳公干，随即又跑到上海参加好兄弟徐洁云的婚礼（这里给他打一个广告，他的微信公共账号我之前也多次推荐，移动吐槽：jiaxinwen360 。欢迎大家关注），随后又跑回杭州，本来昨晚大概能写故事的，结果我又跟一个同学喝到半夜，以至于好几天没有更新故事了。就冲这几天没有更新，让很多甘蔗担心我，我就得罚自己再喝两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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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历史写作的力量——庆祝杨继绳《墓碑》英译本出版
杨继绳先生所写《墓碑》2008年在香港出版。这部关于毛泽东时代大饥荒的两卷本大书，已经多次再版。此书不能在中国大陆出售，但在菜市场摊子上可能买到复制本。2012年10月英译本在纽约出版。法文、德文、日文译本也都在同一年发行。我说到了“庆祝”，因为这不仅仅是写书人杨继绳先生个人的成功，而且是关于中国近期悲惨历史的第一部大规模的系统的历史作品的成功。 如果不相信这本书中所写，那么询问周围在1959-1962年年纪足以记事的中国人，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过饥饿的经验。这场大得无可比拟的饥荒发生在中国社会最大的改型之后：几千年的个体农民制度被强行改造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民的个人私产被尽可能彻底地没收。饥饿不像哲学或者政治主张，可能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看法，因饥饿而痛苦的能力是“人皆有之”的，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应该也一样。然而，五十年前权力者实行造成大饥荒的政策，五十年后权力者依然禁止关于大饥荒的历史写作。残忍和荒诞这中国近期历史的两大主旋律缠结绵延的后果之一是，我们今天在关于大饥荒的文字沙漠中见到《墓碑》一书。幸运的是，这本书是一座大厦，而不是个小棚子。 《墓碑》不但篇幅浩大，而且结构宏伟。这本书至少在四个层面上做出了实在而又丰富的陈述。首先是对事实的描述，书中有十二个省份的大饥荒详情的描述，也有当时一个人每天能得到的食品卡路里数字，也有作者自己最痛心的个人经验：他的父亲在饥荒中饿死。其次，是对“上面”的权力者的政策和“下面”的老百姓的饥饿痛苦的关系作出了准确的描述，指出了这场饥荒的直接原因。第三，这部书对大饥荒的来龙去脉做了说明，特别是对“人民公社化”以前的政策作了梳理。考察事情时从前看到后，这个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古老的方法，在这本书里得到了最好的运用。第四，这本书虽然是历史书不是理论书，但是对大饥荒的发生做了多方面的全面的富于说服力的说理性分析。例如，使用了“极权主义”理论来分析大饥荒。“极权主义”当然是个外来的现在相对来说还比较新的中文词语，一些学者还在争论其定义和使用范围，但是这本书里精辟的句子如“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个人的肚子里”，对“极权主义”之“极”，作了具体清晰生动的陈述。 写出这样一本大书需要什么？至少是，第一，作者的道义感。要不然，一个“上面不让说”就可以把写作的冲动阻挠回去了。几千万人被饿死，几亿人长期挨饿，在没有道德心的作者那里都可以变成小事一件被推到一边。第二，作者的愿景和能力。要不然，认清这样一个涉及全国人口和地区的长达五年的事件不可能。第三，作者的意志和毅力。写这样一本大书，最难的最消耗时间的不仅是写作本身，而且是调查事实和搜集文献资料。 三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杨继绳先生，听他提到做调查时遇到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小技巧。我对这些细节印像深刻，不但是因为我一直做文革历史调查而有过亲身体验，而且是因为这些故事确实独特而生动。早年傅斯年先生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是提倡，也是对传统文人的写作方法的批评。不能“动手动脚”的惰性需要力量克服，而对手脚可被权力当局束缚的当代作者来说就更难了。我不能在这里复述这些故事，但真的希望杨先生将来会写一本《墓碑》的书外之书，年轻学者会从中学到很多。 今年我在杨先生的办公室见到他写作时搜集、阅读、引用过的文献资料的复印件，有一米多高。我心里嘀咕：居然有位教授对其没有看到的大饥荒历史资料，妄说别人读不懂。更有些人咒骂说大饥荒是被“编造”出来的。杨先生当然知道这些，不过他没有提起。不抱怨是他的特色之一。他只是问我哪里是适当的地方可以保管这些材料并提供给其他研究者用。我也确实希望他的研究会有后继者跟上，使得这项已经在他手中规模宏大的历史写作有更多的后继者。 1980年代初，我和同学们曾经进城听过一次作家王蒙演讲。那时王蒙刚结束了20多年“右派分子”身份重回文坛。文革虽然过去，文革建立的文字监牢还墙高壁严。王蒙说了一句“我们会打擦边球”，台下发出了一阵会心的笑声，还有人鼓了掌。这是个生动而俏皮的说法。三十多年过去，王蒙出版了大量的书，内容还保持在“擦边球”水准上。今天，当大厦已经出现，我们为什么还要视而不见呢？我们应该为直面历史事实，认真调查研究，严肃进行分析的《墓碑》鼓掌赞扬。这也是为了表明，挨过饿的读者们，不至于精神上也患有永久的价值观念上的营养不良症，软弱得好坏不辨。 中国人已经讨论“为什么没有大师”很久了。当然那个讨论可能别有用意在。但是就这个问题本身而言，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墓碑》就是一部大师级的作品，《墓碑》的作者就是一位大师。难道“叶公好龙”的故事真的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盼望大师而当大师真的出现时却沉默了？我这样说，也还想指出，杨继绳先生实际上是我在北京见到的最没有“大师”架势的人了。他属于我的一名朋友形容为“端不起架子来”的一种人。他不装腔作势，不自鸣得意，更不故弄玄虚，虽然这些也是可以理解的世俗社会需要的小聪明。谈话的时候，他只是在想要做的事情和要探讨的道理。这种关于历史的谈话是复杂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单纯，让我想起了在大学里老师们，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和研究生、本科生之间的讨论的味道，身份和年龄等等都不是要关注的，要关注的是“truth”， 即真理和真相。请原谅我用了这样的说法，这很可能是因为我在大学教书20多年也欣赏这种风尚。大学里当然也有不合理甚至污秽，但是这种风尚是对社会和个人都很有意义的。杨继绳先生写完《墓碑》，开始着手文革历史研究。听说我要采访两位长者，他说他也有兴趣去。两次，我到达受访者的办公室和家的时候，他都先我而到。（我并没有迟到。）采访后我们离开，还同路坐了一段地铁。北京闷热拥挤的地铁里，大多数乘客是外地来工作的年轻人。杨继绳先生大概是车厢里年纪最大的人。（他在清华读书时是比胡锦涛低一班的学生。）用北京人现在似乎爱说的一句话：他的心态很年轻。他没有“大师味”。但是读他的书，人会看到这一点。 我也碰巧认识《墓碑》的两位英译者。Stacy Mosher 是个低调却非凡的女士。她在美国的乡村长大，从大学英文系毕业，然后在香港做了18年记者。她的中英文造诣都好，做事又特别认真踏实，而且极有原则性。她翻译此书时，我曾经给她写信，为她承担这样一个沉重浩大的翻译工程，并且只有很少的报酬，向她致敬。她的回信十分沉稳恳切，她说她为有机会作这一个富有意义的工作感到荣幸。郭建教授学问渊博，英文造诣在中国长大的学者中是佼佼者。他为人谦逊有礼，与人为善，从不自矜。他志愿加入翻译工作。如果没有他，那些中国特别的政治词汇的翻译会要困难得多。文革开始时他还是小学生，后来又到“北大荒”当“知青”，能有今天的学识和成就，付出的努力要比在“正常”条件下升学、获得学位的人多得多。前些时候我要查一句莎士比亚的话的出处，写信去问他，他立刻查了他从前的学习笔记，给我做了清楚的回答。 还有两名中国人朋友，志愿前来帮助做了有关的杂事。他们花费时间，不取报酬，还尽力为作者节省花费。这些关于《墓碑》英译本的轶事，使我想起了多年来常听到的说法：中国人不能合作，只会“窝里斗”，总有“红眼病”（指妒忌），等等。这些也确是事实，而且后果也很明显。四年前，我翻译柬埔寨人写的《“民主柬埔寨”历史》（即“红色高棉”）的时候，有过感叹。这本书的序里说，八百年前中国人到了柬埔寨为他们写下了最早的文字历史（在元史里），近代是西方学者在写他们的历史，这本书标志着柬埔寨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的开始。我想到，中国有孔子时代就开始的写史传统，有那么多的能用中文写作的人，中国人的近期历史却没有写好，实在是个羞耻。现在我从杨继绳的书看到了曙光。他的一本好书，吸引了一群好人。不但有学识而且有道德能合作的好人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工作成功完成了。历史写作不像小说，可以一个人自己想象和虚构，历史研究特别需要合作和互助。我希望这本书是一个好开端，好兆头，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会见到和《墓碑》一样优秀的历史作品。 有些中国读者可能会有误解，以为像《墓碑》这样的“反动作品”是很容易得到美国“反动势力”的支持的。其实他们弄错了。去年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写了毕业论文，关于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学术界，怎么在六十年代没有报告甚至隐瞒了中国大饥荒。他写出的事实让我吃惊。直至今天，否认大饥荒、赞美文革的人，在美国的大学里也不是少数，而且相当有侵略性。我曾在学术会议上被某教授质问“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受难者是真的”，尽管我已经报告了这名受难者的名字住址单位以及丈夫和邻居的名字（上面提到的作家王蒙是其邻居）。我知道杨继绳先生的书已经和还会遭到这种不负责任的质问。不过，在一个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大环境下，说出事实和真理的书，最终会出版流传，也会取代那些从意识形态出发而不从事实出发的作品。这样一本中文大厚书的译本，既难翻译（工作量很大），也难出售（页数多了售价就高）。但是没有补贴的商业出版社接受和出版了。这本书的成功，不是政治操纵和金钱收买的结果，而是学术制度使然的结果，更是作者、译者努力工作的结果。 我希望自己不是太过乐观于“历史写作的力量”。今天我们庆祝英译本，还有法译本，德译本和日译本出版，我们还会庆祝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 2012年10月27日写于芝加哥大学
阅读更多【河蟹档案】网友提供的新浪博客删帖记录 201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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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更多白衬衫 | 杨继绳：中国官员数量为何成世界之最
官员，也被称为干部。改革前干部由五部分人组成：党政干部；军队干部；社会团体和群众团体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单位干部。改革以后，这支队伍逐渐发生变化。但变化速度和其他阶层相比，显得缓慢得多， 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群众中常有怨言。“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谁的娘？骂官员的娘。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群众骂官的就更多了。因为官员是国家的管理者，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个人一旦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就成了公众人物，他就要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指摘。在社会转轨时期，社会矛盾较多，人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官员受批评指摘就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官员阶层是当今挨骂最多的阶层。 如果有人愿意排“世界之最”的话，中国官员的数量恐怕会列入“世界之最”的。有人说，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每一瞬间就有三四个地、师级干部、十几个县、团级干部通过。这并不言过其实。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中国进行了五次机构改革。每一次都有精简机构、压缩冗员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机构越改越臃肿，冗员越压越膨胀。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在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 从《近30年来党政机关人数的变化情况》一表列出的党政系统干部人数变化的趋势来看，其膨胀呈加速之势：1966年到1979年13年间增长46.4%，平均每年增长2.98% ；1979年到1989，10年间增长86.1%，平均每年增长6.41%； 1989年到2000年11年间增长了95.3%，平均每年增长7.60%。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8年年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249.7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机关56.4万人，国家机构1193.3万人）。另外还有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9.3万人，群众团体23万人。 每次改革后，政府机构和人员能够很快回弹，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 1998年那次国家机构改革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当时宣称，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的公务员从1997年的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编制人员减少了47.5%。2003年年底，中国公务员总数为653.6万人。实际上，1998年那次改革，把中央部门的一些工作机构由行政编制改为事业编制，如各部委的信息中心、研究中心等，本来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机构，多年来一直是行政编制，从1993年以后逐渐划为事业编制。所以，在国家党政机关里，除了653。6万公务员以外，还有400多万从事党政工作的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他们照样吃“皇粮”，是“准公务员”。1998年那次说是精简了多少人，但从财政上看，行政开支并没有随人员的减少而减少，反而比原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除了与党政机关的工作相关的事业单位以外，中国还有大量的事业单位，职工人数2871万人。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共4000万人，这些人需要财政供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按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标准计算，我国“吃皇粮”的人数达7000万人，18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官员。 上述数字还不是中国干部人数的全部。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地方有了经济自主权，他们就用自有资金开支干部， 称为“自定编制”或“自费干部”，这些干部不在上述统计数字之内。在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借调干部”。他们是从企业借到机关工作的，由企业开工资、在机关从事干部的工作。2005年9月，我到甘肃通渭县采访得知，这个县的义岗镇，总共有人口2100人，除了有镇干部82人，另有临时工勤人员7人和治安联防队员3名，这10人不在编制之内，但还需要镇财政掏钱开工资。现在这个镇的工作人员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3.5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度。1996年我到湖南省采访得知，94万人的安化县有地市级干部3人，县、团级干部100多人，科、局级干部1500多人，一般干部500多人。当地一位政协委员在我主持的座谈会上说：“干部队伍像一盘军棋，除了挖地雷的几个工兵外，全是当官的。” 有些单位领导人过多，常为排位子、分物资、坐车子、住房子闹矛盾。一把手为排列副职的先后顺序大伤脑筋，只好列名单时把老张排在前，开会时让老李坐在前，作报告时让老王讲在前。 上述领导干部的数字还不包括“相当于×级干部”和“享受×级干部待遇”的人数。如果包括这些人，则两倍于现职领导干部的人数。 官员太多的直接原因是机构的裂变。机构多了，官员自然就多了。而机构裂变的原因之一又是官员太多，“因神设庙”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官员太多和机构裂变互为因果。 多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中，要求提高机构的级别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股级升为科级，科级升为副处级，处级升为副厅级……机构一升格，该机构的领导干部的工资、级别以及各种待遇也随之水涨船高。 由于要求机构升格的势头很猛、编制管理部门处于“众人推门一人顶”的被动地位。1998年那次机构改革中，一批原来是副部级的机构升格为正部级。各省也将这类机构由副厅级升为正厅级。 机构重叠，职能相似，同类的工作分几个部门管，有名有利的工作都说是属自己的管辖范围，费力不讨好的工作都推给别的部门。有些县里，管农业的有农经委、农业局、农业区划办、农村能源办、多种经营办、棉花办、烟叶办多家职能交叉的机构。县农业局内设机构又和其他部门内设机构重叠。例如，农业局有多种经营股，县政府又设有多种经营办公室，这些职能相同的部门经常扯皮，因部门间的矛盾常在工作中“使绊子”“设卡子”，我干不了，也不让你干好。基层单位面对多家意见不一致的“婆婆”左右为难，叫苦不迭。 为了解决职能相似、级别相同的部门之间的扯皮问题，又不得不在这些部门之上再设一个协调机构，进一步使官员增多。 机构多、官员多，为基层增加了很多麻烦。办一件事跑几十个部门、盖几十个图章成了常规。再加上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很多事情难以办成。高一级的首长为了办成一件事，不得不摆脱常规工作程序，亲自“拍板定案”。既然有首长“亲自拍板”这条路子，基层单位就千方百计地找关系、走后门，直接请首长“批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事情越难办就越找关系；越找关系工作程序就越混乱，事情就越难办。 既然直接找首长成了办成事情的有效途径，那么，和首长有特殊关系的人就可以派上特殊的用场了。 于是，一些跟班、司机、秘书、子弟、情人被推上了领导位置。官员多了，是否比过去清闲了？不见得。官员一多，他们相互之间“制造”了很多工作。在一件事由一个部门干的时候，就不必下文件、开会。现在一件事情由若干个单位干，相互之间的文件就多了起来，会议也就多了。据某市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1月至6月，召开的有市级领导参加的会议达400多次，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达1000多人次。20个部委和临时机构印发的内刊、简报、信息资料总计超过100种，最多的部门达6种。某省抽样调查表明，省地县领导干部，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泡”在会海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每天收到的文件资料不下10万字。一个单位的副职越多，这个单位的职能就越分散，每一个副职都不能做主。于是，上级开会要决定事情就得指名第一把手参加。但是，第一把手没有“分身法”，他只好多设副职，代他去开会。参加会议的人做不了主，回来后还要开会传达、研究，再向上级打报告。 每一种机构都应当是为了完成一种社会职能而设立的，它的人员应当为这一社会职能而工作。但是，人员太多，就需要一批人为机构本身自我服务，这批人并不是为社会职能而工作的。据估计，各机关自我服务的人员占三分之一以上。90年代以来，有些事业单位还要自己赚钱养自己，一些单位有三部分人：一是执行这个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人；二是后勤保障人员；三是经营人员，靠他们赚钱养活前两部分人。由于赚钱最重要，经营人员的队伍很庞大，真正承担社会职能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机构重叠、文牍如山，基层情况经过层层筛选、加工以后，传到上层后大部分失真或过时。于是一些有事业心的领导人就深入基层、直接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但是，省里干部下去，地市干部陪同，到了县里，县级干部也跟着陪同，到了乡镇，上头来的人已经阵容很庞大了。一个干部下去，像滚雪球一样，陪同的人越来越多，他被陪同的人包围起来了，哪里能接触群众？上面的部门多，今天来这个，明天来那个，都得陪同，都得汇报，都得盛情接待，闹得基层叫苦不迭。 廉价政府何处觅？ 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热情地讴歌巴黎公社时，兴奋地称赞公社真正地建立了“廉价政府”，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现在，由于机构的裂变和冗员过多，政府越来越“昂贵”了。 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公务消费支出过大，购买和维修汽车、买手机等等的支出越来越庞大，国家行政管理费连年大幅度增加，维持行政运转的成本越来越高。 1993年以前，财政收入中包括债务收入。从2000年起，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利息支出，如果在15886.50亿中扣除累计内外债的利息，则行政管理费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在12.5%左右。 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加，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也逐年增加。有专家指出，中国各类管理机关自身开支占年度财政支出至少要在30%以上。 上述数字不是行政管理费的全部，仅靠这部分行政管理费是远远不够的。各级政权还得搞各种名目的“创收”。什么叫“创收”？就是利用行政权力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这“三乱”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国家曾三令五申，采取种种措施治理“三乱”，但越治越严重。2003年以后，国家实行了“费改税”，提高税收，取消收费。其实，“三乱”是官员太多的必然结果，治标不治本自然收不到效果。 人员增多以后，不仅仅是行政经费的增加。办公用房、汽车增加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办公楼建设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汽车也有一部分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北方某大城市文革前党政机关只有一栋楼房，现在市委、市政府、人大常委、政协都分别盖起了很有气派的大楼。现在办公用房的面积比20年前增加了十多倍，但还嫌不够用，不少处室花高价在外边租房办公。 前财政部长刘仲藜曾说过，令他头疼的事情有三件：人、车、会。 官太多，会太多。车，主要是轿车。中央国家机关主管公务小汽车的部门明文规定：正部级和常务副部级配专车，其余副部级干部一律实行保证用车。所谓保证用车就是不设专车，只要用车，机关公共车队必须派车。实际上，北京的局级干部、地方的科级干部都有专车。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就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10多年，试验了近10多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万辆，每年为此消耗超5000亿元。这些钱足以解决医疗、教育、低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据公路运输企业财务分析显示，轿车每万公里的运输成本为8215.40元，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轿车的运输成本为50361元，相当于运输企业的6.13倍。而运输效率，5辆公车才相当于一辆出租轿车。为什么公车成本这么高？这是因为，公车私用已成为普遍现象。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钓鱼打猎，假日郊游，接夫人送孩子、购物访友、应酬私情，都是用公车。公车变成了个人财产，司机变成了官员的家庭服务员。司机是最了解某些官员不法活动的人，虽然是家庭服务员，但不能得罪他，给官员开车得到的好处是不少的。只要不影响自己用车，司机以车谋私，官员是不管的。特别是那些有劣迹的官员，有把柄抓在司机手里，给他开了几年车以后，不得不给司机安排一个满意的肥缺。最新调查表明，官员的司机是中国当代重要的犯罪群体之一，贪官的非法活动常常有他的司机参与。 官员收入的明与暗 官员的工资是有明文规定的。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工资。每个级别有一个最低工资，随着任职年限增长而逐步提高，但有一个最高限。 官员的工资有多高？我手边正好有一张跨世纪时期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不同等级官员工资表： 表中这个工资标准已经过时。进入21世纪以后，干部的工资大幅度提高。2004年北京市的月薪标准是“三五八一”，即科级3000元，处级5000元，局级8000元，省部级10000元。其他不少省也仿照北京的标准。除了工资高而且十分稳定以外，领导干部在很多方面有一般人得不到的好处，如住房、用车、医疗、公务消费等。这些好处一般人用钱也是很难买到的。 不同级别的官员住房标准不同。领导干部比一般干部住得宽敞、舒适得多。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北京很多单位没有达到这个表中的标准。1998年以后，因要停止福利性分房，各部门加紧“最后的晚餐”，中央及中央直属单位的干部一般都达到了这个标准的上限。省、地、市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有些地级市、县级市为市长们建起了一幢幢的小楼，被群众称为“官街”。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1450元，每平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20平米，差价就是54.6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卖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 2008年到2009年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北京西客站南、广安门外一带，一片又一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有中直机关的，有国务院机关的，这些高档新住宅市场价每平米两万元，而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4000多元）卖给公务员。一名局级干部买一套180平米的房子（本来局级干部的住房标准是120～140平米，现在也放宽了），可以得到近100万元的差价！“经济适用房”是卖给低收入家庭的，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没想到，党政官员都取得了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这一情况我写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强烈的反映。其实，我所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个局部。 在交通方面，北京有些单位的局级干部还有专车。到地方，用专车的干部就更多了。 医疗方面，局以上的官员享受保健，不仅医药费全报销， 还有水平较高的医生和好的医疗条件，看病不用像老百姓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排队。医疗改革后，老百姓中有49%的人有病不去医院；29%的人应该住院却不住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而高级干部的医疗条件却在不断提高。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指出：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只为20%的人提供卫生服务，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80%仅为850万党政干部享受，其中，50万人又享受了这些80%中的50%。也就是说，50万人享受了国家整个医疗费的40%。 此外，中国官员的“职务消费”很高。所谓“职务消费”除了公务用车等以外，主要是指他因公出差、出国或到下面检查工作时的各种待遇。如乘公务舱、住五星级宾馆、吃豪华宴席、公费旅游等。 中国官员的工资也不是他们收入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他们抽的烟一般是“中华”、“红塔山”、“三五”，他们的工资连抽烟也不够。为公司开业剪彩，为商店题写匾牌，都有数量不小的酬金。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病住院，都会有人送礼。下面求他办事还会给“活动费”。中国官员的灰色收入是谁也说不清的。 发生在哈尔滨的一宗案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灰色收入”。 1995年12 月，原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被揭露，从他家中搜出钱物共计人民币200多万元。在审查他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灰色收入》，声称所有的贵重物品和钱财都是开业典礼、过年过节、各种庆典给的礼金和活动费，他认为这些虽然不是工资之类的正常收入，但也不是违法的，应算灰色收入。朱胜文住过几次医院，其间，很多人看他，有送花篮的，有送水果的，绝大多数是送钱，计有30多万元，朱胜文在被揭发出来以前被认为是一名好干部，被判刑后跳楼自杀还有不少人同情。2001年，安徽省一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因脚扭伤住院几天就收到下面送给他的几十万元现金。他不敢收，也不能退，只好交给县财政。在有些地方，逢年过节，下级要给上级送红包（现在都用卡）。科长给局长送，局长拿出一部分给县委书记送，金字塔的底下层层向上送，在金字塔上面的人，就收到一笔不小的数目。除了下级官员送以外，私营企业主还得送。 在群众心目中，官员是高收入阶层。官员的利益是明显的，在利益差别的推动下，工农群众想挤进干部队伍，一般干部想挤进官员队伍，低级官员又千方百计地向高层次进军。2005年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7000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择政府机关的占37.6%，排名第一。2005年11月26日，200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开考。据人事部统计，全国有36.5万人参加这次考试，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47%。这次共有10282个岗位，平均每个岗位有35个人竞争，个别岗位竞争者超过2000人。2009年，公务员招考确认参加笔试的人数为104万人，每一岗位平均报考人数为85人，比例最高的岗位是4080比1。 由于官员收入不透明，使得一些贪官在“灰色”中得到保护，一些清廉的官员也蒙受舆论的压力。所以，实行《财产申报法》已成为各方面的呼声。所有的公职人员必须对其拥有的财产的状况，包括财产的数量、来源、增减等情况向国家监督机关定期作出书面报告。人们称这个法律为“阳光法”，这个法律已在酝酿之中。在这个法律出台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在1988年做出惩治贪污贿赂的补充规定，设立了一个新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995年4 月30日，国家颁布实施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是，在登记时，由干部们自己任意填报，所报的收入数仅是他们真正收入的一部分，这种收入申报徒有形式。 摘自《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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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2年09月17日 半个世纪以来，大饥荒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而非单纯的历史学术问题；它不时激起激烈辩论，折射出不同群体对现实的不同态度。 近来，中国大饥荒重又成为争论的话题。一年多前，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孙经先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马列所主办的学术理论刊物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上发表文章《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得出结论称，“那种认为我国1958年-1961年期间出现了全国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所谓“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重大谣言”。 这篇长14页的论文通过引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和作者的数学演算，指出，造成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出现户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根本原因，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而是在1960-1964年期间，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漏报了户籍造成的。 此后，他又陆续写了 《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 等数篇相同主题的文章，广为传播，受到中国左派人士的热烈赞扬，并主张参评全国性的社会科学奖。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他所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于2009年5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书中提出，1958年到1962年，中国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此书至今在中国内地仍属禁书，但经过互联网等途径广泛传播，引起强烈反响。大部分反响都很积极，当然也不乏批评之声，但据杨继绳称，“几乎没有真正下功夫研究的，大都是谩骂”；孙经先教授的文章发表后，杨继绳认为“孙经先先生提出了一篇有一定理性色彩的批评文章”，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批评”，因此“有责任回答”。 经过近半年的研究和走访，杨继绳写成《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在文章中，杨继绳指出，孙经先依据的原始数据并不可靠，因此从方法论上站不住脚。 孙经先依靠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据杨继绳在文中介绍，这一官方数据是中国公安部三局户籍处（四处）提供的。四处当事人至今健在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张庆五，当年户籍处处长，今年86岁，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另一位是王维志，今年82岁，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攻人口统计学，60年代在四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离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 杨继绳曾就大饥荒死亡人数问题采访过他们。张庆五回答说：“我们户籍处没有统计，没有形成正规的数字，也没有上报。我个人估计2000多万吧。”王维志的计算结果为：1959年-1961年三年里，非正常死亡大约3500万人。 2012年5月11日上午，杨继绳再次采访张庆五。为什么人口数据中总人口增长数和人口自然增长数不一致？张庆五回答：“笼统地说，差额是由统计误差造成的。细说起来，原因很复杂，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同的年代产生误差的情况和原因也不一样。大饥荒那几年的误差主要是死亡漏报造成的。1960年到1961年这个差额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 当时，中国人口数由基层单位（农村是生产大队）填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统计表交到县公安局户籍科汇总以后，报省公安厅户籍处；省公安厅户籍处汇总以后报公安部三局四处；四处再汇总成全国数字。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一个人死了，如果上报了，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他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难免会影响仕途。对省级和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 在人口统计中，有一些外人无法得知的操作技巧，如1964年在总人口中消除了800万。据王维志透露：“当年死亡不报，并不是下一年补报，而是一年一年往下拖，拖到一定的时候就一次性注销。……人口普查时会消除一些过去遗留的问题。” 孙经先称其结论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的”，即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人口－上一年岁末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对此常识，杨继绳与孙经先没有分歧。但是，对于孙所宣称的，“人口非正常变化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杨认为，这一论断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 杨继绳指出，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 孙经先在他的文章中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杨继绳就此反驳：这些人吃什么？但孙经先的文章并未回答这个问题。 杨继绳先生的这篇回应文章长达万字，且同样包含许多数据和数学公式。杨继绳说，专业的批评需要专业的回应。 经杨继绳先生授权，纽约时报中文网独家刊登这篇回应文章。阅读全文请点击 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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