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昼工作室

房地产行业调整后，她被裁员，投递过一百多份简历，期待薪资降到一万多，仍然难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天津的房子还背着每月8000元房贷，为了帮她还贷，父亲也重新出去打工了。到了45岁，很多公司明确不要这个年龄的人了。

“保录”骗局并不新，只是诱饵从海外常青藤转向国内985，选中更多刚需家庭。在珠海这座城市，不少家长相信有一套常规考学外的成功模板，想要完成复刻。他们没有留意到，在把孩子送入军事化管理的海岛校区之前，悲剧就已经埋下。

在外打工了17年，2012年春天，因为女儿无法留在上海参加高考，我回到老家贵州务川县城创业。这一年我48岁。相对于上海，回到老家我反而成了“外地人”，买双拖鞋都打听了好多人。

实习生为这个高速运转的系统提供了大量的燃料，但转正名额随时可能消失，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没能如愿成为系统的一部分。努力、判断、运气、结构，每一项都可能成为变量。系统永远年轻，永远有人正年轻。

闭店的消息来得仓促。摆在员工面前的现实选择有限：要么自行离开，要么接受安排，调到其他门店。还有员工走上申请劳动赔偿的路。无论哪一条，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场被动的、与过去的告别。

这两年大量转行入局的网约车新人，在滴滴严苛的规定下，再次被挤出局。他们进入中小平台，想通过“洗号”、画圈、跑赢免佣卡等方式与系统博弈，但也难抵市场饱和的趋势。命运又让他们成为商业内卷的一环，每天睁眼就在各个平台“流浪”，陷入一个更野生的局面里。

大学毕业之后，缪睫想要逃离“真空”的城市生活，从一个城市女孩变成山村农妇——她闪婚、生子，奋不顾身地投入一个农场，以为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画面，实际却走入一个封闭无聊的环境。在日复一日的磋磨中，她成为妻子、母亲，“为了寻找自我，却失去了自我。”七年后，她带着失望下山了。

想象一下：你正在开会、通话或开车，手机突然停机；又或者身处一个完全陌生、没有网络也没有电的县城，突然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你该如何应对？最近两年，类似遭遇发生在很多普通人身上。为配合反诈工作，电信运营商建立的大数据模型会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时，自动执行“保护性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