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

作者：西木1984 | 评论(0) | 标签:鸦片战争, 林则徐, 福州

“福州準備打造中國最大的林則徐紀念館。”在驅車前往林則徐故居的路上，朋友告訴了我這個消息。此時，我們的汽車正行駛在福州的一個經濟開發區，因爲道路的颠簸，我不得不緊緊握住車窗頂上的扶手。“這條路修了有6年了，總是不見進度，錢都被政府拿去搞形象工程去了。”朋友尴尬地解釋，似乎這樣可以緩解我的不安。沿途的建築低矮而無序，灰白色的外牆在太陽的反射下，顯得更加破敗；道路旁的樹木被一層厚厚的塵灰覆蓋，隐隐能看到些綠色，但也是牽強的；隻有路上行色匆忙的穿工作服的行人，以及時隐時現的銅制字體，讓我确信這裏真的是經濟開發區。

經過五一廣場，我看到了立在廣場對面的毛澤東的雕塑，他仍然是那個經典的動作，右手稍擡，頭顱微揚，充滿了那個時代的自信，仿佛身下就是成千上萬的崇拜者，在歡呼，在陶醉。“這是目前國内少有保留的幾個之一。”朋友對此輕描淡寫地說道。這是一次意外的發現，曾經聽說，在那個瘋狂的年代裏，幾乎中國的所有的城市中都有一尊他的雕塑，人們對他的崇拜達到了無可附加的地步。後來，這種崇拜被他的政敵打破了，再後來，在瘋狂的經濟生活中，人們鮮少會記起他。于是，他的塑像又被一座座讓人無法看懂的雕塑取代了，中國人從一種狂熱進入到另一種狂熱。

大約一個月前，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讓我重新燃起了對一個同樣被過度崇拜的曆史人物的強烈好奇感。十幾年前，在初中的曆史課上，一位年輕的男老師給我們講訴了鴉片戰争，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林則徐的名字，他被描述成是一個憂國憂民、剛正清廉、有着強烈愛國精神和民族意識的先進人物，因爲他在廣州主持了一場禁煙活動，而現在的曆史學者認爲，它是中國人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一次出色的反擊。

我們這個民族習慣于從曆史典籍中尋找安身立命的準則，鮮少從現實的角度去觀察社會。而我們的曆史書籍往往要承擔過重的宣傳任務，中國的史家經常将自己混同于宣傳家、或熱衷于爲宣傳家服務，自從孔子立《春秋》爲警世計，以周禮爲标準，立“善善”“惡惡”的原則，我們的曆史就表現出一種過分的粉飾和吹噓的特點。在這種中國史學的傳統準則下，我們的史者自覺地陷入到曆史的“忠奸理論”的周而複始中去。在當時的中國人眼裏，“剿夷”是唯一正确的途徑，那麽，主張“剿夷”并積極實行的官員就是忠臣，而那些主張妥協、甚至臨陣退縮的官員自然就是奸臣。林則徐之所以能夠得到時人的擁戴，正是他表現出的那種與“逆夷”不共戴天的姿态。我們不安地看到，這種簡單、粗暴地看待事情的理論，經過長久的宣教，成爲了人們耳熟能詳、最易接受的曆史分析法，并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響力。我們曾經如此得肯定，陳獨秀是個大叛徒，而胡适則是大資本家、大地主階級的擁護者，而真相到底如何呢？

這個地方不是林則徐的故居，而是他的紀念堂，由原先的祠堂改造而來。它位于福州最繁華的南後街澳門路90号，紅色的屏牆、琉璃黃瓦，過于中式的建築在繁華商業的包裹下，顯得格格不入。這座在同治年間就奉旨建造的祠堂，因經費的問題，直到1905年，才由林則徐的孫子通過捐助的形式集資建造。1982年，福州市政府撥款重修前半部分，并将它作爲林則徐紀念館。1985年，又着手對曲尺樓等後半部分進行居民拆遷和修葺工作。

翻修後的林則徐紀念堂，它的大門的牆上顯得富麗堂皇，橫額上的“林文忠公祠”五字楷書閃閃生輝。我在臨街的地方找到了它，爲它的這種富麗堂皇感到驚訝。它的右邊還立着兩塊現代石碑，刻着“林則徐紀念堂”和“福州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字樣，白底紅字的石碑透露出複雜而有些遙不可及的情緒。理所當然，這裏聚集了在很多景點都能見到的遊客，他們肆無忌憚地評論着祠堂的華麗，然後再亟不可待地擺出各種姿态，等待同伴的快門按下。我看到，一個長得有些可愛的女生，将臉貼在紅色的屏牆上，她的姿勢和笑容都有些僵硬，她的表情是那種，我們在女性朋友的電子相冊裏，甚至是所謂的藝術照集中，都能看到類似的表情。

這無疑是一座具有中國古代庭院風格的建築，腳下的石鋪甬道，兩旁的青石雕刻的石人、石獸，以及蜿蜒曲折的回廊，都讓我确信，它是一座擁有百年曆史的建築，而不是現代人的矯揉造作。這座祠堂裏展示的所有的東西，都在向人們表達出一個事實，它的主人是一位備受君王寵信、百姓愛戴的“忠義”名臣。在它的回廊裏，陳列出的20多面的儀仗執事牌：“紫禁城騎馬”、“湖廣總督”、“兩廣總督”、“江蘇巡撫”、“陝西巡撫”等等，無不透露出主人的輝煌和位高權重。在一個細小玲珑的碑亭裏，立着三塊褒揚主人的碑文，上面充滿了對祠堂主人的贊揚和褒獎。而在另外一個廳裏，陳列了鴉片戰争中的炮火藥缸，以及節馬圖拓片等文物。在一個大門的柱子上，刻着一幅楹聯：有楹聯曰：“焚毒沖雲霄，正氣壯山河之色；揮旗抗敵寇，義征奪鬼魅人心。”表達了後人對他的感佩和敬仰。 在一個人工的山洞裏，我看到了被還原的“虎門銷煙”的場景，林則徐正義凜然地站在指揮台上，他的周圍是一群臉上充滿正義感的士兵，不遠處幾個兵丁在将鴉片傾倒在火堆上，圍觀的群衆的臉上洋溢着勝利的笑容。所有的一切，都在向我證明，這場發生在一百多年前的禁煙運動，在現在看到依舊是那麽的正确，如此的理所當然。

1785年8月30日，林則徐出生在福州左營司巷内，他的父親是個未能及第的落魄知識分子，但林則徐卻在科舉的路上走得異常的順利，他13歲考取秀才，26歲中了進士。這一年，他離開了福州，走向首都北京，開始了他自己也未必想到的跌宕起伏的官場生活。19世紀初期的中國，正飽受鴉片的毒害，已經是一個外強中幹、腐敗滋生的帝國。在尋求正常的通商無果後，急欲打開中國市場的英國，通過它在印度的殖民地，開始向中國傾銷鴉片。從最初的4000多箱，到1839年的40000多箱，鴉片的數量在皇帝一道道禁煙的明昭下，急劇增長。整個清王朝都籠罩在煙館的煙霧缭繞中，政府的白銀大量外流，官員和士兵變得弱不禁風，社會風氣遭到了敗壞，道德淪喪。當那個勤儉的道光皇帝還在心疼外流的白銀時，他發現鴉片的危害已經侵蝕到了他的家庭，一位王爺和一位貝勒在鴉片面前的淪喪，最終激起了他禁煙的決心。

林則徐在這場禁煙運動中的命運充滿了戲劇性，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無疑是在廣州主持禁煙的那段時光，1839年道光帝任命林則徐爲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林則徐抵達廣州後，采取果斷措施：勒令中外煙販，全部交出現存鴉片；對未交出鴉片者立即封鎖商館，停止中英貿易，要求外國商人一律寫出不再偷運鴉片的保證，“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1839年6月3日，在虎門海灘上，林則徐下令将收繳的鴉片全部銷毀。士兵們向挖好的池子裏放滿海水，投進鴉片，再撒上石灰。刹時間，池水翻滾，煙霧沖天，滿池鴉片很快化爲渣沫。随滾滾潮水卷入大海。這把大火足足燒了23天，終于将二萬多箱鴉片全部銷毀。林則徐的禁煙威懾了英國在華的商人，也獲得了國人的熱烈擁護和道光帝的嘉獎。然而，也是這把大火，燒掉了林則徐的官場前途。在英國遠征軍的軍事威脅下，節儉的道光怕生戰端，自覺地将“查辦”林則徐作爲平息英國人怒氣的條件。1841年6月28日，清政府下令，将林則徐遣戌新疆伊犁。

在我們的曆史書中，對這段曆史的描述充滿了“忠奸理論”的痕迹。人們相信，英國的海軍之所以不敢在廣州滋事，正是因爲林則徐的強硬，而此後接連失敗的戰事，正是琦善、伊裏布等人的軟弱。當時的中國，充斥着這樣的認識，隻要重新啓用林則徐，或者沿海的邊疆多一些林則徐這樣的官員，中國就一定能夠戰勝區區“夷島”的英國。浸泡在儒家正統裏的士大夫們，自覺地将中國戰敗的問題歸結到個别的“奸臣”身上，卻不願承認正是他們推崇備至的帝國的制度和文物導緻了戰争的失敗。

直到近代才開始産生的民族主義，又賦予林則徐的禁煙運動以新的内涵，飽受外辱的中國人，迫切需要樹立一個抵禦外辱的“民族英雄”，以警示一切主張妥協、投降的官員，這種情緒到了20世紀30年代，日本有心滅亡中國時，更是得到了空前的膨脹。于是，原先的“奸臣”成了現代意義上的“賣國賊”，而“忠臣”則成爲了“民族英雄”。而爲了激勵民衆，政府也不失時宜地對此進行鼓吹宣傳，在不斷的失敗當中，中國人陷入到一種近乎狂熱的排外情緒當中。有那麽一段時間，在我們的國家，隻要是針對外人的行爲，不管好壞，都會被視爲愛國行爲。至今，這種可怕的情緒依然徘徊中國人的周圍，久久揮之不去。兩本文筆粗糙、觀點幼稚、錯漏百出，但内容表現出中國不與西方國家合作的書籍，得到大部分中國人，甚至一些政府官員的追捧，這多少能夠說明點什麽。

福州充斥了林則徐的身影，除了我參觀的這座祠堂外，還有林則徐出生地、林則徐故居和林則廣場。當我從這座充滿愛國情緒的祠堂走出時，我對參觀餘下有關林則徐的地方的熱情已經大打折扣了。我突然感覺到，如今福州的一切記憶似乎隻剩下了這位一百多年前的禁煙官員了。當我與福州人讨論林則徐時，他們會自豪而熟練地向我列出林則徐的所有豐功偉績。這個城市似乎也樂于将自己置于林則徐的光環之下，它不僅要修造中國最大的林則徐紀念館，更是準備修繕這個城市中一切與林則徐有關的建築。但我第二天來到三坊七巷的文儒坊時，我看到林則徐母親故居的工地上正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我不無失望的看到，人們提到福州時，不會想起林旭、不會想到林覺民，更不會想到嚴複，但當我在火車上提及林則徐時，他們都不假思索地告訴我，他是福州侯官人，在福州的澳門路旁有一座他的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