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翎

在胡耀邦就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几个月，1952年4月，高勇进入团中央工作。7年后，1959年3月，高勇成为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此时胡耀邦已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64年8月，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在其身边工作最久的秘书。在这之后，因为工作或私人关系，他多次和胡耀邦接触，对其工作和为人有着很深的了解。“文革”后，高勇先后在教育部、团中央、邯郸市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1991年离休，曾在香港出版《胡耀邦主政团中央》一书。 　　 　　　　“他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高勇这样评价胡耀邦。 　　 　　　　一 　　 　　　　我给胡耀邦做秘书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反右“运动中，他的一个秘书被打成了右派，由刘崇文接替。又过了一年半，我也成了耀邦的秘书。我们俩有分工，刘崇文负责处理团中央的业务文件、管理图书，我主要负责处理机要文件、接电话和日常事务的联系与办理。 　　 　　　　1957年团中央反右时，耀邦不在，他在国外出访，是另一个领导主持的。胡耀邦当时就不赞成抓那么多“右派”，但他无能为力。他保护了不少人，包括《中国青年报》的领导张黎群、钟沛璋和陈模，他都力争保护。 　　 　　　　1959年的庐山会议，胡耀邦也参加了。我跟随在他身边，我们是7月29日晚上到的庐山，这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批判彭德怀很多天了。他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并不积极，但是作为中央委员，参加会议不能不表态啊。大会不发言，小会也得发言，他就是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发的言。他是表态性的发言，比如“拥护毛主席讲话”、“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之类。他发言时，我不在现场。但因为他对发言记录不满意，有些主要的话可能没记，有些不主要的话可能还记了，他就让我和他重新整理了一下发言记录。他私下里没有和我说对彭德怀的看法。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所有人都是洞察的，别人发言批判彭德怀都是蛮厉害的，而你胡耀邦发一次言就再不吭气了。耀邦观察到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几年后他说，“庐山会议后，主席有一两年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 　　 　　　　我没听过耀邦对“反右”的直接评价。但他说过，有些“右派”在摘了帽子以后，还应该起用。1964年，团中央要召开九大，在起草九大报告的时候，他让钟沛璋起草。钟沛璋此前是《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57年没被定为右派，当时争论很大，耀邦顶着，但没顶住，1958年又把钟补成了右派。但钟沛璋比较早就摘了右派帽子。九大的开幕式，钟沛璋也去旁听了。那时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强得很呢，有人给中央写了封信，揭发了这件事。一位杨姓领导开始查这件事，但最后怎么处理的我忘记了。 　　 　　　　耀邦和我谈起过这事，他说，摘了右派帽子就不能把他当右派了，你总得给他个工作干吧，以前在延安有些同志犯了很大错误，毛泽东不是还使用他嘛。 　　 　　　　二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时，大跃进刚开始不久。1959年5月，耀邦带我们几个人去河北安国县齐村劳动一周。那时大跃进的不良后果开始出现了，群众生活已很困难，我们差不多天天吃白薯干、玉米(2429，-2.00，-0.08%)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吃后肚子发沉、胀气。那时基层干部被上级的高指标压得喘不过气，为了完成任务，许多干部有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造成干部与群众关系十分紧张。群众对基层干部意见很大，而基层干部也感到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难受”，怨气冲天。耀邦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工作，说有一些强迫命令是上边压下来的，责任不在村干部身上。耀邦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争那个“红旗”嘛，饿死人。那时他对大跃进有看法，但他一般不散布消极情绪，一般是鼓劲的。 　　 　　　　大跃进他是拥护的，他在经济建设上也是主张“快”，他一直是这样，有点急于求成。但是一开始，对各地“放卫星”，他并不太相信。因为他是农村出身，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稻子。但是后来各地的“卫星”越放越多，耀邦就相信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跟上了。当然他也不是完全相信，其实那时大家对这事也弄不太清楚。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反右倾。在这个情况下，从庐山会议下来以后，耀邦在大跃进誓师大会上讲话还是鼓劲。他一直鼓劲，那时毛泽东也非常强调鼓劲，气可鼓，不可泄。但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冷静，不过你说他在那个时候完全头脑不发热也不可能。那时候说胡话的多了，例如“人有多大产，地有多大胆”，就是一个后来的改革家先提出来的。 　　 　　　　“放卫星”放得高，团中央专门从河南弄来麦种，全机关的男女老少来挑麦种，那真是一粒一粒挑，老太太都戴花镜在那里挑。稍微有点毛病的、瘪一点的都不要。挑完之后，一亩地下200斤种子，要密植嘛。麦苗出来以后，不通风啊，太密了。怎么办呢，用鼓风机吹。光照不够，就扯上电线，用灯泡照。结果没有熟，全部倒伏了。太密了，根本长不熟。第二年再不种了。耀邦基本都会参加这些劳动，大家一块干。那时团中央没人反对，也没人讨论，耀邦私下也没和我讨论过这中间的教训。那时候好多地方都这样。现在回想起来挺可笑的。 　　 　　　　那时的形势，大家都被弄糊涂了。到处放卫星，很多人还到外地去参观，我听去天津小站参观回来的人讲，那里稻子长得那个密啊，他亲眼看见小孩放上面可以站着。实际上后来查清楚了，是把别的地方稻子都集中在这里了。 　　 　　　　三 　　 　　　　胡耀邦工作起来真不要命。那时他在家办公。一个四合院，他在东屋，我在北屋。他根本顾不上家人，除了工作就是思考问题。一般的劳动他都参加。例如，1959年我们去安国县劳动时，他点种、锄草、推水车，什么都干，而且不要别人照顾。大家休息时，他才坐下来抽支烟。大家不休息，他也不休息。 　　 　　　　胡耀邦的性格很直，藏不住话，对别人没有防备之心。在团中央时，我觉得他威信很高。威信高的关键是，那时他和谁都是讲真心话。交谈中老打官腔是挺讨厌的，你能听得下去？耀邦是不设防、讲真话，这一点非常突出。 　　 　　　　他有时候讲话很生动，比如，他提出要“冷处理，软着陆”，什么意思呢？冷处理是说，不要在头脑发热、群情激愤时处理人，放下来等冷静时再处理。软着陆是指批评人不要打棍子。 　　 　　　　有人说他说话随便，不严密。是有不严密的地方，有时仔细琢磨会有漏洞，但是他不讲不痛不痒的话。有人觉得这很好，就应该是个普通人嘛，宁愿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讲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级废话，听着也觉得没意思。 　　 　　　　他喜欢知识，喜欢有知识的人。如果看到一篇非常欣赏的文章，他就会打听是谁写的，作者多大年龄了。你跟他讲些知识性的话，他非常高兴。他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会议上的讲话一般都是自己起草的。我听说，中央团校要复校时，请他讲话，事先团中央给他起草了个讲话稿，拿上台去他看都没看。 　　 　　　　胡耀邦比较急躁，经常发脾气。你要什么事办错了，他批评起来绝不留情，特别是熟人、身边的人，他专找些尖刻的话来挖苦你，让你有个很深的印象。我也有受过批评，也见过他批评别人，越是熟悉的人他越不客气。 　　 　　　　但是耀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说的：我批评起来喊打喊杀，但真的要做组织处理，我下不了手。他不怕批评过头，但是落到文字、组织处理上，他怕过头。包括做结论，他字斟句酌，非常谨慎，生怕过头。 　　 　　　　延伸阅读： 　　 　　 　　　　何乡：胡耀邦与冤假错案平反 　　 　　　　1976年的冬天，中国高层政治生态的变化具有太多的戏剧性。 　　 　　　　这一年的10月4日，《光明日报》刊发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充满阶级斗争语调的文章背后，是江青与华国锋对毛泽东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还是“按过去方针办”的一场争执。毛泽东去世后，在谁是接班人这一问题上，公开的斗争就开始了。 　　 　　　　文章刊发后仅两天，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瓦解“四人帮”及其党羽的过程，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而在这之前，胡耀邦就已经在考虑如何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了。 　　 　　　　据新华社资深记者、《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作者戴煌的描述，10月12日，叶剑英曾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前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当时提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主张，并请叶选宁转告给华国锋。在胡耀邦看来，当时的人心所向是：停止批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和狠抓生产。 　　 　　　　不过，他的观点当时并不被华国锋等人认同。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第一次提出“凡是”主张是在1976年10月26日，他在与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停止批邓（小平）和平反冤假错案当时都是胡耀邦等人一厢情愿的想法。 　　 　　　　而接下来的斗争虽然波折，但胜负很快有了基本的眉目。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也于1977年3月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再往后，华国锋的权力逐步被解除。虽然胡耀邦还要面对党内诸多的方向性争执，但勇气和策略让他在1980年前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胜出。 　　 　　　　中央党校平反先声 　　 　　　　在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之前，中央党校已在文革的冲击下成了一个停止运转的烂摊子，所有教职员工都被遣送到河南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劳动。重新恢复中央党校工作后，胡耀邦负责主持日常工作，校长由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1975年去世的康生在此时仍然被党中央认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早在1950年代，康生就和他的妻子曹轶欧参与了对中央党校的整肃。1977年的中央党校，还笼罩在这一阴影中，已逝的康生仍被一些造反派头子当作保护伞。 　　 　　　　在1977年9月的一次党骨干分子的整风会议上，有人当面向胡耀邦提出揭批康生的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向都是以中央决议为准。而胡耀邦的回答颇令在场人士振奋，虽然给出了限定条件，但他明确表示：“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胡耀邦给出的限定条件是，只限于党内会议上提意见，材料要及时上报中央，不能外传。三个月过去了，几位党校教员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不贴康生的大字报，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贴在楼内走廊里。胡耀邦给的答复是：既不提倡，也不反对。“他说不提倡也不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支持。”中央党校教授李公天对笔者说。第一张揭批康生的小字报是李公天和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五人撰写的。这一标题为“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的小字报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是，“康老路线”实际上和“江青路线”是一丘之貉。他们五人都在小字报上署了名。 　　 　　　　中央党校的小字报迅速被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中央认定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中央党校内部针对康生的大批判就此开始，对一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平反工作也就此启动。李公平说，“平反冤假错案最早是从中央党校开始的。” 　　 　　　　平反的阻力一开始就强悍地存在。李公平举例说，1964年任中央党校办公室副主任的王介山，在1964年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受到“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文革中，拒不认错的他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开除党籍。在为王介山平反时，时任党校政治部主任的李一非认为，文革时的处分可以取消，但文革前“合二为一”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所以“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还得保留，不能平反。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则明确表示，“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中央党校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 　　 　　　　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 　　 　　　　在中央党校组织日常工作之时，胡耀邦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在舆论上为平反冤假错案张目。在1977年8月18日结束的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胡耀邦决心利用这一表述，来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 　　 　　　　在胡耀邦的要求下，中央党校的三位教师杨逢春、叶扬和陈中撰写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刊发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整整占了《人民日报》一个版。此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虽然主要是十一大政治报告上的那些观点，但这篇文章还是让“文革”中被批倒的众多干部看到了希望。文章发表后一个月，作者和《人民日报》即收到1万多封来信。 　　 　　　　但这篇文章却遭到组织部门的抵制。胡耀邦为此又组织撰写了第二篇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刊登在11月27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署名“本报评论员”。以“毛主席”的名义，反击毛主席发动的“文革”的干部政策，在当时常能取得好的效果。这篇文章在末尾呼吁对组织部门进行“换血”：“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对组织部门的领导，在需要加强的地方，应该选择党性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坚持原则并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去充实、加强组织部门的工作，特别是要选择这样的同志担任这些部门的领导职务。” 　　 　　　　此时，中组部多位老干部揭批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已经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郭玉峰被责令做检查后，又在12月10日被免职。新的中组部部长由胡耀邦来担任。上任伊始，他即开始大刀阔斧的平反工作。 　　 　　　　陶铸的夫人曾志时任副部长，据她事后描述，胡耀邦在第一次召开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时，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艰巨性做了描绘：现在可以说是积案如山、步履艰难。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一时难以说得清。仅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就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由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遗留问题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而像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艰难程度就如同登喜马拉雅山。 　　 　　　　但是胡耀邦并未就此却步。他在中组部内成立了三大工作组：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干部；干部分配工作组，负责安排中央国家机关6000多名待分配干部的工作；右派改正工作组。胡耀邦还要求，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他，不要阻拦，有写给他的信，不准扣押。他想要改变中组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形象，让它成为真正的“党员之家”。 　　 　　　　声势浩荡大平反 　　 　　　　为冤假错案平反的阻力首先来自观念，“两个凡是”思想仍然笼罩在整个中国上空。胡耀邦为此组织学者撰写并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两个凡是”以致命一击。 　　 　　　　中组部本身的权限也使平反工作难以展开。胡耀邦原打算召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参加的会议，以加快对疑难冤假错案的平反，但未被中央许可。于是他在1978年春天先后分六批召开了“疑难案例小型座谈会”，“会诊”疑难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是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关键时段。有关解决“右派”问题的专门会议也在山东烟台召开。当时中央专门有一个“右派摘帽五人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认为可以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但摘帽不等于改正，前者意味着既往不咎，后者则是对当年错划右派行为的平反。几个负责人认为，只能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而中组部派去参会的杨士杰则坚持，不能只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应该实事求是，错多少改多少。 　　 　　　　中共中央在1978年4月5日发布11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未提“改正”和“恢复待遇”问题。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9月17日的55号文件采纳了组织部的意见。公安部、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将本单位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给予赞扬。 　　 　　　　“两个凡是”思想被瓦解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变得顺畅了很多。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中国媒体上，“平反”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到“恶攻英名领袖华主席”的李九莲，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到“伊玛尼党”大冤案……都得到了平反。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提供的数据是，仅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就有55万余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和林希翎等少数几个“大右派”就未获平反。而普通老百姓的平反也较原来有地位者的平反更难。最终的结果离胡耀邦所提“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还有相当大距离。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说，在1980年前后有声势浩大的进京上访群众，一旦他们的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产生游行、抗议等行为，成为政府十分忧虑的不安定因素。1979年，一个“上访闹事”的名叫傅月华的女工被逮捕，后被判刑。 　　 　　　　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在1982年底进入了尾声。 　　 　　　　历时五年多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虽然平反工作本身是不彻底的，既缺少对受害者的适当赔偿，也没有对各个运动中的罪魁都施以刑罚，但它让数百万蒙冤的个体恢复了名誉，并且稳定了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为重建中共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各级党政军的领导也进行了洗牌，新的政治格局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建立。 　　 　　来源: 经济观察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042158124_2.html

    左方    他缔造了《南方周末》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他将这份伴随改革开放而诞生的报纸，送上了开启民智、呼告民生的历史航程，他就是《南方周末》前主编左方。这是一个经历异常坎坷的传奇报人，幼年丧父，一直在亲戚家寄养；参军后，在政治运动中被当做特务关押；文革时期，他成了广东省最著名的造反派……直到50岁的时候，他被聘请做《南方周末》的主编，打造出一份充满活力、饱蘸良知的影响力读物，一纸风行；而左方自己，也终于在半生的动荡和反思之后，踏上了一条救赎之路。本期腾讯大师系列，我们请来左方先生作客，讲述他的成长经历，讲述他如何在时代的漩涡和命运的低谷中，一次次寻找出路。 　　国难孤儿 　　我出生在广州郊区一个叫槎头的乡村里。我的父亲是当时这个村的乡长和小学的校长。日本鬼子入侵中国，接近广东。父亲将13个乡的民团组成一个抗日民团。我们村的旁边有一个无烟局兵工厂，做黄色炸药，是清代那时候建的。日本来了，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带领着13乡的抗日民团把这个厂拆毁了。 　　所以，日本人一进广州，就到我们村把我父亲抓起来了，当时就灌水。他们把男的关在一边，女的和小孩关在一边。后来日本人要走的时候，让女人和小孩可以先回去。这时候我妈妈想带我去见我父亲一面，但是乡里的人劝阻，怕日本人知道她是家属。 　　妈妈只好就叫我的表姐抱着我去，路过父亲受刑的地方，我看到爸爸已经昏迷了，趴在地上。我表姐小声跟我说，你望望你爸爸，望望你爸爸。这一刻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虽然那时我才6岁。我表姐背着我去看我父亲最后一眼，我永生都忘不了。 　　后来我爸爸给抬走了，关在广州日本宪兵部。我有个二姑妈，她嫁在附近的村。他们村里边有一个人当了汉奸，他就跟我二姑妈说，只要给100块大洋，就会放我父亲。结果我妈妈把家里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掉了，然后到日本的宪兵部，交钱给那个汉奸。 　　走到半路的时候，看着一辆车开出来，拉着犯人去行刑。当时我妈妈吓得就坐在地下了。去到之后，把钱交给了那位汉奸。可是，后来才知道，我们受骗了，我妈妈碰到的这个行刑的车，我父亲就在这个车上。 　　父亲被抓时，妈妈已经怀孕，生产时日本兵第二次进村，村民都跑光了，有个日本兵进我家，见我妈妈躺在床上，日本兵便用刺刀恐吓我妈妈，我祖母跪在地上求他，他踢了我祖母一脚，我妈妈产后没奶，只好请人将小妹妹丢在广州街头。 　　我爸爸在临刑的时候，他留下一个玉镯，叫他的难友以后带出来，这个玉镯就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物了。按照我们村的村俗，亲人被关进去，孩子每顿吃饭前都要到门后喊几句：爸爸，回来吃饭吧。据说喊完以后，亲人会放出来。所以，每天吃午饭的时候，妈妈都要叫我到门后面去喊。但是，我喊爸爸的那个哭声让全家人都流眼泪。 　　在证实我父亲被杀前，每天都是这样喊，所以全家人都是流着眼泪来吃饭的。国仇家恨，怎能忘记。我妈妈跟我经常讲的一句话，你长大以后，一定要为父亲报仇。所以，这对我后来对祖国的热爱，对侵略者的仇恨是深有体悟的。 　　野孩子 　　父亲牺牲之后，我妈妈去广州打工，把我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交给祖母。这时候村里已经没有小学了，只有私塾，我7岁开始读私塾，读了四年。这段时间我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 　　我抓鸟，钓鱼，抓各种昆虫，我也爱打架。但是我打的都是那些欺负人的人。其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同年的孩子，他父亲和哥哥都有枪，所以他横行霸道，专门欺负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孩子。 　　但是，这个人生得满脸横肉，村里人都给他一个外号叫“老鬼成”。但是我偏偏就是跟他打架，但是我没有打赢过一次。每次都被打得不是眼睛肿了，就是鼻子流血，或者牙流血。我祖母就老说我，说人家“老鬼成”是拳头可以打穿石，你是文弱书生，干吗整天跟他打？我说我看不惯他欺负人。 　　现在我和“老鬼成”都已经年近八十了。我听我现在还在家乡的堂弟春节来拜年告诉我，说“老鬼成”跟他说，我从小是跟你哥哥打架打大的，但是他没赢过我一次。我堂弟就问他，你为什么老打我哥？他说都是他挑起来的。撩人口贱，打死无怨。大概，我性格中的野性，叛逆性，就是在这样一种没人管束的生活中形成的。 　　寄人篱下 　　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了，我妈妈有一个舅父，他很有钱。但是他们只有一个女儿，招了一个女婿入门，想继承他的事业，没想到这个女婿只会花钱，不懂做事。 　　有一年春节，我妈妈带我到舅父家，我叫舅公了。他的孙女比我小几个月，是我的表妹。我第一次在他家里面看到很多外国的童话。像《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木偶奇遇记》，我在农村过去都是看《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这类小人书，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西方的文艺作品，这可以说是我后来热爱西方古典文学的一个起点。 　　当时我在他家里住了三天，我一动不动地看了三天书。这个舅公见此很高兴，他就跟我妈妈讲，你整天说你孩子调皮，我看他静静坐着三天都没有动，都在那里读书，你不如将他留在我家，让我供他读书吧，他和他表妹可以上同一个学校。 　　这样的话，我就到广州一所教会学校读小学三年级。但是，因为他这个女婿知道他的岳父的用意是等我长大后接他的生意，所以老是挑他女儿跟我闹矛盾。那时他们家很有钱，有黄包车送饭到学校吃的。我的表妹见到哪个菜好就吐口沫，气得我多了，我就打她。她回来就向她父亲哭诉，她父亲又打我又骂我。 　　后来有一次，因为我在农村很喜欢捉蟋蟀，有一次路过知道有一个店卖蟋蟀的，我就偷了他放在桌面上的几个零钱去买了一只蟋蟀，结果他就说我偷他家里的钱，把我狠狠打了一顿。 　　我母亲看到我手上、脸上都被打伤，就很气，马上把我带走，叫我回槎头去读书。我不同意，我说我还是想在广州念小学，我不想回村里。我妈妈就说，你有一个九婶在广州，不知九婶能不能收留你。 　　后来九婶同意了。九婶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住在一个很贫困的房子里面，大概一个房子住了十多家人。九婶租了一个小阁楼，她跟大女儿推大板车，去黄花岗那边拉一些劈柴，然后拉到西关那边卖。很苦的。没有钱买菜，都是在菜市场那里捡人家剩菜，回来用盐水一腌当菜吃。她二女儿没书读，在家做饭，她儿子比我大三岁，和我读同一个学校。我们连张书桌都没有，都是坐在地板上，在床上做功课，晚上我和堂哥都是睡在地板上。 　　阅读启蒙 　　到九婶家住了半年，她就生病死了。我没办法，只好又回到槎头念小学四年级。我有一个伯父在天津，他是一个小印刷厂的老板，他知道情况后，就把我和堂哥，1947年接到天津去，我当时念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 　　我伯父家，是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伯母对我很慈爱，大哥和二姐、三姐对我都很关怀，但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大姐。大姐是一个喜欢文艺思想进步的青年。我去的时候，她已经不在天津了，她跟他的男朋友想跑到解放区，结果被发现拦住了，就留在了河南。后来她在河南一个煤矿里工作。但是，她留下来很大的一箱书，有鲁迅的，还有巴金、矛盾、曹禺的。我都拿来读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 　　但是，最对我有影响的，是箱子里边有很多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这是一本政论性杂志，主要是分析国共内战的形势，以批评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为主。我当时还是小学六年级。而我对留下来的这几十本杂志，很有兴趣地把它们读完了。这可能是我后来政治意识的一个启蒙。 　　1948年天津就解放了，我刚好小学毕业。我的堂哥在念中学时，参加了当时地下的民主青年联盟，这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天津一解放他就参加革命了，叫南下工作团，一直跟部队进了广州。 　　弃学从军 　　我毕业以后在天津市立第一中学念书。到了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那时我是初中二年级只念了一个月，我决定参军。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让我的下一代再成为国难孤儿，我要把侵略者挡在国门之外。我记得我当时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投笔从军去，铁血咏史诗。我就是要用铁和血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我马上报名，很快就批准了。让我去一个学无线电的军校培训，正式入伍需要等一个月。我伯父很紧张，因为我是独子，如果我在参军之后牺牲了，就没法给我妈妈交代，就写信给我妈妈。 　　叫我妈妈连续打了三次电报，先说她有病入院，后来说病重病危，要我回去看她。当时我很犹豫，我很担心回去回不来了。我伯父就讲，你要为你父亲报仇，我们支持，但是你妈妈病了，你哪怕回去看她一眼也好。我说我回不来怎么办？他说我给你回程的路费，你看完母亲自己买车票就可以回来了。 　　我相信伯父的话，回到广州，我妈妈根本没有病。到第二天起来，我发现我的钱给我妈妈偷掉了。我当时就跟我妈妈吵起来。我妈妈就说，如果你一定要参军，我就要跟你脱离母子关系。 　　我这个人的性格很叛逆，当时就说脱离就脱离。马上跑回家乡槎头，找土改队，叫他给我路费回天津。我说我已经是参军了的，你们应该给我路费回去。土改队长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钱。你要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村正在扩军，你来领个头不是更好吗？我想反正也一样，就同意了。 　　他马上要现填报名表。其实左方不是我的真名，我的真名是黄克骥。我填表的时候，我就说我妈妈已跟我脱离关系，我也不姓黄了，我跟我的堂哥姓，我堂哥参加地下民主青年联盟的时候改名叫左文。我要改姓左。但叫什么名好呢？刚好土改队长桌上有一张《南方日报》，他就指着这个方字，你就叫左方吧。我说好，就叫左方。左方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杀人训练 　　大概有一个月，就到部队去了。那时我还没满16岁。参加的部队叫珠江军分区独立16团，是个边防部队，主要是守卫澳门和香港边防线，同时负责剿匪反霸。我们这个连叫做警卫通讯连，负责警卫工作和通讯工作，同时也负责镇压反革命。 　　我进了连队，就专门受过怎么样枪毙犯人这种训练。要打在犯人背后的左侧，说穿心过肺一枪就可以毙命。那时正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判死刑的权下放至县团级。我们的团长政委就可以判犯人的死刑。 　　当时我们连负责枪决的人相当多，差不多三两天就枪毙一个，对我们来说等于是轮值日一样，枪手轮到谁就是谁当。一次轮到我，押赴刑场的时候，我拿着一支三八枪在犯人的后面，我还不觉得害怕。但是部队有规矩，临到刑场就吹号，一吹号我的心就跳得很厉害。 　　连长看到我手也抖脸也青了，就过来问我：小鬼你怕了？没想到犯人很镇静，他回过头来跟我讲：小同志，打好点，今生报答不了你，来生报答你。他这么一说我怕得更厉害了。 　　在刑场，连长将我的枪接过去，然后把他的手枪给了我，他说我先打，你来补枪。连长可能有意不打死他，将倒下的犯人翻过来叫我补枪。我看到血从他的脖子那里直冒出来。他可能声带断了，只是张大嘴喊，没有声音。我慌得很。连长说，你再不开枪我就毙掉你。我就闭上眼睛大概打了六枪。我也不知道打在哪里。 　　回来之后，我觉得好象是大病一场虚脱的样子，晚饭也没吃。有一个调皮的战友在天台上喊我：左方，上来有好东西看。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跑上去，原来我枪毙的那个犯人就住在我们住的老百姓的民房隔壁。他老婆把他的尸体摆在院子里，帮他洗血，用棉花塞枪洞，我一看就更加怕得很。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站岗的。睡我旁边的一个老兵，他对我说，今天晚上叫你起床的时候，你叫醒我，我替你站岗。我当时很口硬说：不喊。但是后来带班把我叫醒了之后走了，我要独自出去，出了门没走几步，觉得到处都黑洞洞的，马上就退回房间。我把子弹也推上膛，刺刀也上了，但是走不了多少步，又觉得很恐惧，又退回营房。 　　只好把这个老兵叫醒，让他带我站了这个岗。明天全连都知道我在晚上不敢站岗。我这个人在连队很活跃，大家说我有点小英雄主义。所以，这时候大家都拿我来取笑，我当时就很生气地去找指导员。我说下一次再有一个，再要我枪毙一个，我说大家都在笑我。 　　当时连指导员跟我说，你昨天枪毙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是有七条命案的。如果这七条命案是你的父母、兄弟，我想你拿刀宰了他都敢。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人民的血债就是我们的血债。我们要为人民讨还血债。到晚上晚点名时，没想到指导员表扬我，叫大家不许再跟我开玩笑。 　　除了这个，我在部队也参加过土改，和当地农民一起批斗地主，也跟农民“三同”过睡在一张床。1962年，我们这个团就奉命调到朝鲜去。入朝前，大练兵一个月。每个人打了三颗子弹，扔了两颗手榴弹，一个是中式的，有一个是美式的。 　　当我们扔美式手榴弹的时候，许多老兵就私底下议论，可能我们要到朝鲜去了，不然为什么要我们学扔美国的手榴弹？美国手榴弹是一个鹅蛋型的，我们是有柄的。还拉了一个炸药包，学会了炸碉堡和挖防空壕，接着练急行军。 　　第一次是80里，然后90里，100里，接着就宣布我们这个团要到朝鲜去。我记得宣布的那一天，整个连大部分的战士都哭了。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连。除排长以下的都是从国民党解放过来的兵，他们都没有文化，和日本鬼子和解放军都打过仗，他们很害怕美国。 　　我当时年轻气盛就骂他们，当兵就是打仗嘛，有什么好哭的？他们不吃饭，我说你们不吃，我一个人吃。他们就讥讽我，说你别在这里吹牛，真正到了朝鲜，你没听到机关枪响，只听到炮响就要撒尿了。 　　宣布赴朝第二天就出了两个事，一个是有一个逃兵给抓回来，在全团大会中枪决了。另外有一个老兵晚上拿着一个手榴弹想强奸一个女孩，他把手榴弹的环扣在手上吓唬那个女的，那个女孩也不懂手榴弹性能就跟他抢，结果拉响了，两人都被炸死了。出了这两个事整个团都静下来了。 　　接着就坐着一列军车去朝鲜了。这是一种货运列车，我们都是打开铺盖睡在车厢里。但是那时候大家都跟平常一样，打扑克开玩笑，好象没有当时宣布赴朝时的那种气氛了，情绪都是很好的。我们都不用煮饭，到吃饭的时候列车在站上一停，老百姓就送饭送菜来，敲锣打鼓送慰问袋。那时候战友们情绪还是很高的。 　　到了安东，现在叫丹东，部队住下来后，我就看到很多伤兵从朝鲜那边运过来，有些是炸了腿，炸了手，用个白布盖着，布都是红的。我这个时候才真正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心里边也开始惧怕了，晚上还发过恶梦。但是赴朝作战的决心并未动摇。 　　待命秀才 　　不久，部队就过江了，过江前一天宣布我留下待命。我问连长留下待命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你欢送我们过江之后，回到营房就有人会来接收你。我就看着部队过江，回营房果然有人在那里把我接到另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百多小青年，都是有初中学历的，我们一打听，据说中央军委有指示，说一个连有初中学历的不许超过五六个人。可能我们连超过了所以将我留下来。在1950年，初中生是很宝贵的，被称为小秀才，小知识分子，很快就给我们体检。 　　体检之后，我们都分配了，有海军的，有坦克兵的，有高射炮兵的，有空军的，我被分配到空军到航空第七预备总队学文化。要求我们学一年学完代数、三角、几何，和物理的力学和电学，还有部分化学课程，根据学飞行的需要，这些课程要达到高中毕业水平，这是一种速成的学习。 　　我到第七预备总队不久，接到在朝鲜的连长来信，说我们的部队已经减员了一半以上，大家都很勇敢，主要是死在美国的飞机下面。他们知道我现在调到空军，大家都很高兴，希望我赶快学会飞行，去跟美国飞机较量一下。 　　在这一年的学习里面，我是非常拼命的。我毕业时，我大小考试，包括作业，没有得过一个4分，当时是5分制，80分以上就是5分。但是体检，说我的视力有点减退不能飞行，可能我经常晚上到路边看书，结果其他成绩差的同志都分配到九航校学飞行了，我却调到七航校学机械绘图。 　　第一次审查 　　七航校是中国的第一家老航校，在牡丹江。它主要是培养飞行员的，但是办了一个绘图班。学了七八个月就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北京空军司令部。组织部门分配我到训练部的绘图室，报到后，我才知道这个绘图室不是搞机械图的，而是搞美术图的。 　　因为训练部主要是训练战术，绘的图都是怎样跟美国飞机在空中对抗，图下边都是田野、坦克、山地森林。但是我已经去了，他们就分配我跟一个叫张绍良的做助手。给他打底色，他画好我帮他描线条。 　　那个张绍良是没有军籍的文职人员。他在日本长大，是一个油画系讲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出于爱国才从日本回到北京的。那时候他画领袖像维持生活，后来领袖像的印刷品出来了，他就没法生活，空军司令部把他招进训练部绘图室。 　　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艺术喜欢文艺。所以我跟他很合得来。他从日本带来很多世界名画册，他教我怎么欣赏，礼拜天他带我到公园去教我速写。但是过了三个月，空军司令部的组织部门发现搞错了。 　　要我的是空军司令部的翻译出版处，因为翻译出版出的都是从苏联买来的书，书的印刷质量很低，书中的图都是机械图，没有办法再制版，这就需要一个绘图员再重新画。 　　所以，翻译出版处去函七航校，要求派一个优秀的学员到他们那里去，结果他们等来等去怎么没来，后来一查是空军司令部组织部摆乌龙了。他们认为我是绘图班毕业的，刚好训练部有个绘图室，就把我调过去了。这样，我就从训练部转到了翻译出版处。 　　到了翻译出版处之后，我就画机械图了。到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开始时，我还是蛮积极的，但是突然宣布我有现行反革命行为，要关起来审查。我对审查感到莫名其妙，大概审查了三个月，每个月拉我出来斗争四五次，要我交代反革命行为。 　　我当然接受不了这样的审查，硬跟他们争，因而有人动手打了我，踢了我。三个月后的一天，在斗争会我看见有两个不是我们处的人，好象是上级单位派来的军官。这天他们斗得特别猛烈，斗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那两个人拿出一张照片来，问这是你跟张绍良合照的照片吗？我说是。在哪里？我说在北海。几个人去的？我说只是我跟他。他说你们两人去，怎么有你们的合照？我说先他帮我照，我帮他照，照到最后一张了，他说我们来一个合影，请北海路过的人帮我们按一下快门。他们说你一定要交出这个人，我说我没法交。 　　但是很奇怪，从这一次以后就没再斗我了。但是还是关起来，不过允许我看书，礼拜六还有人陪同我去看电影。直到一年之后，才宣布搞错了。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是因为张绍良对空军训练部的一个副部长讲了一句话引起的，那个副部长是第一个起义到延安的国民党飞行员。 　　他的二哥还在国民党空军，在台湾。张绍良是从国外回来的，不太懂中国的政治，他有一次跟副部长讲，你想不想和你哥联系？我可以帮你。那个副部长当时也觉得他是好意，就说他当他的国民党，我当我的共产党，我跟他联系干什么？ 　　肃反运动时，敌情观念提高了，都要揭发敌情，他想起这个事，就揭发出来。事情一揭发问题就大了，成了他要策反我们的一个副部长，马上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可能他是抓到军法处，经七打八打的，他一会儿说他是日本特务，一会儿说他是台湾特务，后来追问他有没有发展关系，他就说发展了我。 　　有什么证明？他说我把航校很多情况对他讲了。国民党派一个人到北海和我们去接头。其实军法处的那个人早就清楚审查我是一个错案。他来见我一次之后就交代单位领导，不要再斗我。但是因为张绍良的专案是国防部管的专案，所以必须把他的问题搞清，我才能够解放。 　　这次审查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读了大量的书。我从小就很喜欢西方文学。特别到了空军司令部工作，过的是机关生活，有星期天，下班时间都是自己的。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是在北京图书馆度过的。我买几个面包，拿军用水壶装一壶开水，就从他们10点钟开门，一直晚上10点钟关门，都在里面读书。走的时候借两本书，礼拜天还。我特别喜爱俄罗斯文学，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名著也很喜欢，三年内我读的世界文学名著有一百多本以上。 　　应该说西方文学给我的影响是比较深的。这些书我当时是作为小说来看的，是一种爱好。但是书中人性跟人道主义思想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思想底色。 　　初恋的打击 　　审查结束之后，跟我同时毕业的都授予中尉军衔，按部队的规定我们在航校学的时候是正班级，毕业分配之后就是正排级，等于少尉。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部队要搞军衔制，全军冻结调整级别。所以我还是正班级。 　　到了两年之后，部队授军衔了，他们原应是正排，误了两年多，应该是提副连级，都授中尉，但是因为我在授衔时还在审查中，所以就没有军衔。这时候领导就跟我讲，那就委屈你授个上士军衔，三年之后给你补偿提拔你当上尉军官。 　　在空军司令部内，凡坐办公室的，全都是军官，唯独我是个上士，这个对我的刺激很大。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一个初恋女朋友后来和我分手了。因为当时审查我的时候，是可以向外通信的，但是所有收到的信和我发出的信，都要经过专案组看过。当然我和我妈妈通信就无所谓。但是和女友通信，我不想让人家拆。 　　我的女朋友是我小时候的同学，当时在一个小学里面当教师，我不许对外泄露受政治审查，所以我就告诉她我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不能通信，所以你也不要给我写信，我完成任务之前也不会给你写信了。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闹三两个月问题就解决，没想到拖了一年。 　　宣布我问题平反了之后，我就给这个女朋友写信，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她马上就给我回信，也诉说了她对我这一年的思念之情。但是以后我连续给她写信都没接到她的回信。 　　我就有点奇怪了，向领导要求探亲。领导知道冤枉了我，马上批准我20天探亲假，我就写信给这个女朋友，这是1956年夏天，问她什么时候放暑假，她回信告诉我放假日期，并说她一定要到车站去迎接自己心爱人的归来。但是我到了广州火车站以后没见到人。回到家里等了两天也没见着人我就奇怪了。 　　我跑到她所在的学校，我以为她学校里面肯定有什么事因而不能出来。她学校领导说她去区里面办的一个普通话学习班。我说是你们学校要她去的吗？该领导说不是，是她自己临时要求去的，我觉得她在逃避我，因而感到很奇怪。赶紧赶到区里面去。 　　刚好他们下课，她见到我就借了一个碗打了两碗饭，带我到田头坐下来。我问她为什么要躲开我？她就哭。我问她是不是另外爱上别人了，她也不说话就使劲哭。我说你如果还爱我，你就点一个头，不爱我就摇一个头，我不是缠住你不放的那种人，只要你摇个头我马上离开。 　　但是她头不肯点也不肯摇只在哭，一直哭了两个小时。我听他们学习班打钟了，就送她回学习班，找了一辆载客自行车，坐车尾赶回槎头。我就问我们的好朋友，究竟她出了什么事没有。那个朋友告诉我，最近解放军在槎头办了一个转业军人培训班。 　　有一个贵州的营教导员安排住在我的女朋友家。可能她礼拜天回家和他认识了，这个朋友告诉我说，听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了。这个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她没跟我讲过一句话，我现在也不知道原因。但是按我的猜想，很可能是她回家的时候，见到了那位营教导员，那个营教导员见她又年轻又有文化长得也很漂亮，就向她求婚。 　　她可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是在空军司令部，不过他现在在执行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已经有一年没通信了。可能那位营教导员对她说现在和平时期哪有什么任务一年不能通信的呢？人家已经到了北京，在空军司令部工作，哪里会要你这样的一个农村女教师呢？ 　　本来可能她也有这种疑虑，所以就答应了那个军人，可能在结婚报告上签名不久就接了我的信，所以就回了我的信，同时找这个营教导员想收回她的承诺，那个教导员肯定不肯放手，她在两难当中就一直没有给我回第二封信。 　　后来知道我要回来探亲，所以她又第二次找这位营教导员要收回她的承诺，所以回信要到车站接我，那时候营教导员就采用了很强硬的手段了，可能出动组织的名义，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组织上已安排你们回贵州，工作都安排了，不能再有变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就哭着跟我分手。这个事情对我思想打击很大。我没等20天探亲假满，就提前返回部队。 　　报考北大 　　我把分手的事告诉了我妈妈，我陪我妈两天，就乘火车返回部队，我对我妈说明年夏天我就复员，我不在部队干了。我回到部队后马上给领导送了申请复员的报告。当时领导还不太在意，以为我是因失恋闹情绪。 　　确实我那时很苦闷。有一天晚上，我在街上闲逛看到有一个老人在街上摆一些油印的东西。我就上前拿来看，问他那是什么东西。他说是高考试题，我说高考试题都可以卖的吗？他回答说高考过后试题就可以公开，前三年的高考试题都有。如果你们军人考大学，还不用考外语和数学，只考语文、历史、地理、政治。后来我说好吧，四年我都买了。我回来一看这些试题，我答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不难。 　　我去新华书店把所有高中这四门课程的书都买来，卖书的人说你想考大学吗？我说是。他说我们这里还有一种教学参考书，是内部发行的，如果你买可以卖给你。这是教育部发给老师参考的标准讲义，我全买了。我就来了一个开卷答题，答完以后我就给一个俄语翻译看，他是北大俄语系毕业的。 　　他第二天告诉我，你水平那么高为何不考高考？就凭你这个考卷可以进北大。我说此言当真？他说我保证。我说我是开卷的，他说开卷的那怎么算数。我说不过就是二三十本书，我将它读完了不就可以闭卷了吗？他说哪有那么简单。 　　我就开始进入高考的准备。我知道每年部队的复员时间大概是第二年4月份，我还有8个月时间。我就先用三个月业余时间，以快读的办法把20多本书读一遍，然后用5个月再细读一遍，果然明年4月份就复员了，我到广州刚好是五一，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我再重点地看一遍，就参加高考了，没想到果然就考进北大了。收到录取通知书是1957年的8月末。 　　黄金岁月 　　我们进北大报到的时候，学校给我们一本右派言论集，全校已开展反右派了。但是我读到谭天荣写的十一株“大毒草”、林希翎这个大右派讲的话，沈泽宜、张元勋写的《是时候了》的诗，简直热血沸腾。这不是思想判断，是一种本能的共鸣。我觉得只要是一种有热血的人，我想读到这些都会激动的。我心想坏了，好在我晚点来，否则我肯定站到他们这队伍里面去了。大学的教材我全扔了，只有这本右派言论集至今珍藏着。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突然间学校广播，要大家起来斗右派。我们跑到北大的大饭堂，原来有几个右派学生跑到天津，想通过塘沽港外逃，给抓回来拉回北大批斗。这时候大家都在喊口号，我也在喊口号，但是我的心里是流泪的，觉得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抓他们的人强行要他们低头，他们却倔强地在喊口号。这是我进北大后一种最初的心态。 　　北大给我有很深的影响。虽然我入学的时候北大已经反右了，但是北大好的传统还是保留着的。当时还是马寅初当校长，我们读到四年级的时候他才离开的。我最怀念北大有几个很特殊的东西，一个是北大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它的大门没有守卫的，所有课室的门也都是打开的，特别是名教授的课，大家去那里上课像去戏院看戏一样，找个座位坐下来就是了，有很多外来我们不认识的人。 　　第一个学期我学俄语差不多花了一半的时间，结果还是没及格。虽然是从字母学起，但是人家在高中时学了三年，我怎么赶得上，我找系领导要求免修。当时他吓唬我，说我们北大要求学两门外语，如果你不修两门外语是不能发毕业证书给你的。我说我可以不要，因为我知道我反正我的档案写明在北大读了五年。单位看你的本事而不是看你的毕业证书。 　　由于我当过七年兵，跟那些从高中学校出来的同学相比，我的优势是社会知识广，劣势是受过初中一年级的教育，在许多基础课上，我是没法跟那些同学比的。 　　但我知道将来工作对我最有用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毕业以后，不可能留在大学或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好在北大不考勤，许多为将来做学术研究用的基础课我都不去上。 　　我知道北大最宝贵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大师级的教授。如果我离开北大，恐怕连见一下这些老师都困难。第二个是北大的图书仅次于北京图书馆。所以我比那些同学更懂得利用这个东西。 　　我对北大中文系里面的大师级教授讲的课，像吴组缃先生，游国恩先生，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王瑶先生，林庚先生，还有王季思先生，王季思是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中大和北大交换教授，他给我们年级教了一年课，他们都是一级的大师。 　　对他们的课，我是很认真听的。由于我免修外语，还罢上许多专业基础课，因而就有大量时间到外系去听课，我跑到哲学系听了两年冯友兰老师讲《中国思想史》，我到西语系听朱光潜先生讲了一年的《西方美学史》，听他讲了一年的《美学概论》，我听了翦伯赞老师讲两年的中国通史，我还修了康德的专题和黑格尔的专题。这些中文系其他的同学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是按学校安排课程学习的。 　　因为北大是从来不考勤的，北大是没有作业的。北大每年的考试只需考两门主课，所以我只是听文学史、文艺理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这些主课。这样的话，在北大，我确实学了很多东西。我对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特别感兴趣，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书有中译本的我都读了。 　　北大没有自修课，下课自己找个阅览室，有很多阅览室。星期天往往我们要提前起床，才能找到一个座位。那一代北大的学生是很用功的。北大在学术上没禁区。北大的老师跟同学是能够互相争论的，考题不按老师讲的答，只要言之成理，也能得高分。北大当时那种环境，应该说对我后来是有深刻的影响的。 　　应该说我在北大这些年，很珍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我在北大五年几乎没有空过礼拜天。北大还有一个传统，北大无禁书。我知道很多我离开北大不能看的书，我就拼命去读。包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有原版的《金瓶梅》我都是在北大读的。 　　北大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每年的校庆都有很多讲座。学校会发给我们一个讲座专题本，各系的有名教授都会拿出他们新的研究成果，下午四点钟以后，我们喜欢哪个专题就去哪个课室听。这样，我也去听物理系，也去听生物系老师讲的专题讲座，对扩大我的知识面很有好处的。应该说我在北大还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对于我为什么要考中文系。其实我刚开始当兵的时候就喜欢写诗。我的诗当然没地方发表，但是我把自己的日记本作为诗集。我把胡风分子阿垅的诗论读了很多遍，很爱诗。 　　50年代曾经有朱光潜、李泽厚和蔡仪等美学家开展的一场美学大辩论。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几乎所有这次美学大辩论的文章，我在部队时都看了，这又让我对美学和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所以，我选择中文系其实就是一种爱好。对于职业的问题，我们这代人从来不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党派到哪里就到哪里，绝对地服从分配，我们根本不会想，我以后要做什么，反正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我要学什么，主要是凭我个人的爱好去学。 　　在北大后期我的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给我后来最大的一个影响，使我从原来对右派这些人的敬佩，转变为一个满脑子乌托邦思想的激进的极左青年，主要是通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九评》是很有煽动力的，报上每发一篇，组织大家讨论学习，然后又再发一篇。 　　《九评》对我的思想影响很深。也可以说通过《九评》的学习，我完全接纳了很左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对反防修的理论，可以说我完全被“九评”洗脑子。 　　我们毕业那年是1962年，困难时期分配也困难，所以学校是先放暑假，后回来再接受分配，暑假我就回到广州来了。 　　一稿成名 　　我的堂哥左文是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他有一次去参加舞会，《南方日报》的副总编辑杨梵也去了，我堂哥问他，你们《南方日报》要不要人。 　　他说我们很需要人，特别需要编文艺副刊的。因为中山大学今年从四年制改五年制，没有毕业生。我堂哥说他有一个弟弟，正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你们要不要？他说那好极了，叫我明天就去《南方日报》跟他们的人事部门谈。 　　人事部门马上同意写信到北京要我，就这样调到《南方日报》工作，任文艺副刊编辑。因为从反右的时候，《南方日报》已经停止了文艺副刊了，这个时候才复刊一年，我分配的部门叫理论文艺副刊部，黄每是主编。 　　部门分三块，一块是文艺副刊，一个礼拜出两期。还有《党的生活》，是理论性的。《星期六》刊登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我是属于文艺副刊这一块，受关振东领导。 　　我在北大我是重点学文艺批评，我工作不久，全国开展文艺大批判，我正英雄有用武之地，我写了很多文艺大批判文章。批《苦斗》、《三家巷》我发表整版的文章，批周炳这个形象，所以当时报社很看中我。那时候我可以说如鱼得水。 　　为了配合全国形势专门成立一个文艺大批判组，让我当组长。除开两周出两期文艺副刊，专门做一期文艺批判版，由我主持。但是我总觉得已经进了报社了，就是一个新闻人，我应该懂得写新闻。所以我向黄每要求去采访。 　　后来，黄每告诉我，省里面通知《南方日报》要采访南海县一个女生产队长，她叫左凤。是佛山地委新发现的一个学毛著先进分子，曾经在三级干部会上做了一个讲用报告。佛山的毛著一下子卖空了，很震动，省里要《南方日报》派人去采访她，黄每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到了南海县委，就问有没有录音，他说有，但是记成文字后就洗掉了，当时是使用那种圆盘录音机，他们把记录稿给我看。 　　我一看，讲话根本没有提到学毛著，都是忆苦思甜的东西。我就不相信这样的一个讲话能够震动大会把佛山的毛著卖光？我跑去新华书店，我看到书架上这些毛著封满灰尘，我问店员有没有人最近抢购毛著，他们说没有。 　　我认为这个左凤肯定是假新闻，我回到县委就把背包背起来走，马上就返回广州，准备告诉领导左凤的新闻是假的。到汽车总站，刚好管《党的生活》的副主编饶子持从一辆汽车上下来。 　　他问我怎么回事？不是来采访，怎么又跑回去。我就告诉他，饶子持说你回去肯定要挨批的，人家是佛山地委定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你人都不见也不调查研究，就回去说是假的。 　　我听后确实觉得自己不对头，就赶紧背着背包，直接下到生产队去，见到左凤。她大概是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她一听我叫左方，兴奋地说我从八九岁以后就没有见过姓左的人。 　　连忙把她六个孩子叫过来让孩子们叫我舅父，一定要留我在她家住，我本不姓左，因此觉得很有趣，就在她家住下来，晚上跟她聊起来。她讲她是个孤儿，后来是南海一个老太婆收养了她，这个老太婆是编竹篮子为生的也很穷。 　　十五岁就把她嫁了，丈夫也非常穷，她生第一个小孩后几天就下田，生孩子前一天还在下田。我问她你为什么六个孩子还要当什么生产队长？人家都不愿意当干部了。她说就是因为人家不肯当我才当。 　　她跟我讲她的丈夫合作化的时候是高级社社长。人民公社成立后，他在大队当治保主任，四清运动时，把这些大队干部斗得很厉害，她丈夫得了神经病回到村里。她村里的生产队长也不干了，快立夏了都没有人下田。 　　她说我的丈夫有神经病，我有六个孩子，如果大家都不种田，我怎么养活一家人？她找了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女的。 　　她当队长，她的朋友当副队长，就把村里面的生产搞起来了，这一年取得大丰收。所以她说你说吃亏吧，如果将解放前和解放后比，我觉得我没有吃亏，如果将单干和合作社比，我没有吃亏。 　　因为我孩子多，当时还有老人，到了成立人民公社我也没有吃亏。她说如果现在大家都躺下不干，这才是吃大亏了，人家有本事的都跑到外面搞副业赚钱，像我这样有一个有病的丈夫，带着六个孩子我怎么办？所以我就挺身而出当生产队长，不管多苦我都要干。 　　那我觉得她谈的话挺有意思的，我问你学过毛著没有？学什么文章？她说学老三篇，我说老三篇是什么？她说有一个什么张思德，有一个外国人我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还有一个叫雷锋，我一听笑了，我说谁教你学毛著的？ 　　她说我的大儿子给我念过，我觉得报道她学毛著是不真实的。她这个经历很有普遍意义，我就以究竟当干部吃不吃亏的主题，写了一篇通讯。我当时把这个通讯交给主编黄每心里面还是很怕，因为我私自改变主题。 　　人家叫你写学毛著积极分子，你却写这样一篇东西。后来过了两天，黄每告诉我，黄文俞看了很赞扬你这篇文章。他决定在明天的一版头条刊登，而且他自己给你配一篇短评。 　　文章登出来了之后，过了一天黄每告诉我赵紫阳打电话来了，说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创刊以来最好的一篇文章。而且要全广东都要学左凤，所有传媒要宣传左凤三个月，赵紫阳的指示下来，全省传媒连续都在那里报道左凤，后来还把左凤封为佛山地委副主任，成了个有名无实的大官。 　　我也因为这篇报道成了广东年轻的名记者。我知道并不是我这篇稿写得多么好，而是四清运动后许多基层干部都躺倒不干了，我的报道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这一段时间我是很得意的，大家也都赞赏我。所以工作也非常积极，但是我主要的业余爱好还是读西方世界名著。 　　候选接班人 　　文艺大批判的火越烧越旺，中央指示广东要批欧阳山。当时陶铸要对《三家巷》、《苦斗》拿出一篇定性文章。为此指示组织四个大批判组。 　　省委文艺处成立一个大批判组，《羊城晚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中山大学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的批判组是黄文俞当组长，组员都是处以上干部，只有我是一个普通编辑。而陶铸交代四个批判组的研究结论都要向黄文俞汇报，最后由黄文俞亲自执笔写那篇定性文章。 　　黄文俞把全组人带到佛山记者站躲起来，专门研究《三家巷》、《苦斗》，晚上黄文俞叫我到他的房间。问起我在北大读书的一些情况，我讲了我听过朱光潜、冯友兰老师的课。 　　他很感兴趣，黄文俞告诉我他对文艺评论非常感兴趣，抗战前在香港以写文艺评论为生的。他和他哥住在隔壁房间，有一个地下党员劝他哥入党，他哥不肯入，他跑过去说，他不入我入。 　　就这样他就入了党，抗日的时候调到东江纵队当宣传科长。解放广州他就当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后来当中南局宣传部长的是王匡是社长，一年半后，他就调到《南方日报》当总编辑。 　　他对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特别对1956年美学大辩论时朱光潜的美学观点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他已经多年没有找到一个就美学问题的谈话对手了。 　　回来之后，我就下去阳江县搞四清，我没想回来之后，关振东偷偷告诉我省委要求《南方日报》要提出两个接班人。第一线的接班人，黄文俞提黄每，黄每同志是一个杂文家，当接班人理所当然。第二线的接班人居然提我。 　　当时有人说，左方才毕业三年，怎么提他接班人呢？黄文俞说不是三年了，他有七年军龄，按照规定他们调干生大学五年是算工龄的，那十二年，加上来报社三年就十五年了。提接班人也不是马上接，到接班的时候都有二十多年的工龄，怎么不能接班？就把我的名字报给省委组织部。 　　批欧阳山和秦牧 　　1966年文革开始了，省委把我要去省委大批判组，当时中央给广东的任务是批欧阳山跟批秦牧。我在大批判组里是批判秦牧小组的组长。当时领导我们这个大批判组的是宣传部的部长陈越平。我第一篇文章是批秦牧的《艺海拾贝》，写了一个版。 　　文章很快就通过了，陈越平很满意，但是对批欧阳山这个小组就不满意，说他们没有激情。当时省作协在政法学校集中搞批判。他们就去省作协参加批欧阳山，以增加点激情，可是到会场发现他们都是一人一杯茶，在那里聊天。他们后来跟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商量，要求联合批一次欧阳山。 　　仇志杰同意了，欧阳山批判组由罗源文和黄树森负责，他们来找我，要我们也去批欧阳山，当时们两个组都有一批大学生。到了出发的时候，那些大学生就拿出一顶高帽来。 　　罗源文说我是省委的干部，你们搞武斗我不去了。而学生则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斗你管得着吗？罗源文是主持人，他不去那怎么办？ 　　黄树森对我说，我也不方便主持，但是我去，是不是由你来主持。我说好吧，但是我跟那些学生讲好，不能随便给人家带高帽，除非欧阳山非常顽固你们才戴，你们要听我的，我一拍桌子你们就戴，我不拍桌子你们不许戴。 　　结果我们一去到那里，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是个青年女作家，她一看我们戴着高帽去，就说你们这样搞我们不参加。我说我们干革命还要你批准吗？你们不参加我们自己斗。 　　我们就把欧阳山拉来了，开初我们一直让他坐在椅子上。后来我问欧阳山，你写的《三家巷》、《苦斗》总题目为《一代风流》，你是要篡改历史，你要交代你是怎么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他说，我怎么会反对毛泽东思想，我是在延安亲自听毛主席讲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后来根据主席的讲话精神，深入下乡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毛主席认为很好，还专门请我到他家吃了一顿饭。 　　我当时就火了，我说你还在那里表扬自己。我无意识地拍了一下桌子，我没想这些学生以为我给他们发信号，马上就把欧阳山压在地下让他跪着，给他戴上了高帽，欧阳山很胖。跪了不到两分钟就趴在地下。我这个时候知道坏了，窗户外面作家们都在探头看我们。 　　所以我过了一会儿说，你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可以让你再坐回椅子上，我就把他扶回椅子上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个杂文家曾经写文章，说我是广东文艺界最左的，第一个把欧阳山打倒在地上，实际内幕就是如此。 　　我写的批秦牧的第一篇文章是要送给赵紫阳审的。当时赵紫阳在湛江开三级干部会，陈越平叫我坐飞机到湛江去，我去了见到赵紫阳。赵紫阳就叫他的秘书带这个记者去饭堂，叫师傅给他煮一碗瘦肉面再给他加两个鸡蛋。赵紫阳这个人做事还是蛮细心的。我吃完面回来了见赵紫阳带着两个秘书在那里对语录。 　　我说赵书记你不用对了，这些语录我们反复对过。赵紫阳望也不望我睬也不睬我，继续对语录，对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看来赵紫阳并不关心批秦牧的内容，而是关心语录是否有错，那是政治问题。 　　他签了字，批示可发，他告诉我有一架专机送你回广州，你告诉黄文俞文章明天就见报，要放在一版。走时没有想到赵紫阳跟着我出来，我以为他送我，我就说赵书记不要客气了，不要送了。 　　赵紫阳的性格不外露，他说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后来送到院子门口了，我说赵书记您请回吧，他还是说没事儿，没事儿。他一直送出来，我这样一个小记者怎么能让赵书记送。在路上我又说赵书记你请回吧，你这样送我我不好意思。 　　赵照旧说，没事儿，走走，到了院子大门时我才知道，原来区梦觉先回去。区梦觉是大革命时代的革命老同志，赵紫阳一直称她区大姐，原来他是送区大姐。我这时的脸就要红到脖子上了，是表错了情。 　　揭发陶铸 　　批秦牧《艺海拾贝》的文章就登出后，陈越平给我第二个任务，是写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是秦牧在大鸣大放时期写的文章。一天我在饭堂吃饭的时候罗源文跟我讲，你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陶铸有一个讲话，比秦牧的文章反动一百倍，我说什么讲话那么厉害？ 　　他说是全国话剧、歌剧工作者会议的一次讲话，我说这个讲话陶铸收在他的文集《松树的风格》上，我看过没有多么大的问题。 　　他说出书时是删节过的，现在省委想毁掉讲话原文，要把这个讲话的原文收回，我们文艺处有一份，到明天就要交回，你敢不敢看。我说我怎么不敢看呢？我是你敢不敢给我看的问题。 　　他说给你看可以，但是你明天一早必须给回我，我晚上连续把陶铸这个讲话看了三遍。按照我那时那种左的观念，搞大批判的观念，确实认为他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知识分子政策是对立得很厉害，确实是棵大毒草。 　　星期六回《南方日报》我的宿舍，和我同房的叫黄衍辉，我就把陶铸的讲话内容告诉他，他说现在陶铸已经是中央第四把手。 　　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你要赶紧把这个事儿写信报告毛主席。我说广东是陶铸的基地啊，如果万一这个事情泄露出来是要杀头的。他说你就怕丢脑袋，不怕中国变颜色，要杀头我陪你，你来写我也签一个名。 　　我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从邮局寄一封信给毛主席能够寄得出去吗？我想没有出广东这个信就落到广东省委手上了。他说不要紧，我认识广东省委一个机要交通员，你写好之后，我就让他插在省委给毛主席的文件里面去，那就保证能到主席手上。 　　我把信写好后他交给机要交通员，这个机要交通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黄衍辉采访过他，跟他交上了很深的朋友，那个机要交通员说，省委没有直接给毛主席的文件，只有给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 　　他建议我们改成两份，一份给江青一份给林彪。我们就把这个信重新抄了两份送出去。这事是后来我陷进文革的一个源头。 　　巴黎公社梦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我当时很震动觉得究竟怎么回事？也觉得姚文元上纲上线那么高，而且吴晗是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也是一个著名的明史学者。当时，黄每传达黄文俞的指示，要我们部研究究竟《南方日报》要不要转载？我出了一个主意，我说转载也不好，不转载也不好，我建议删节转载。不管怎么样，将来说是批错了，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有保留的。如果批对了，我还是转载了。他就接受了这个意见。 　　党的十一中全会公布刘少奇、邓小平退到后边去了，陶铸上去成了四号人物。 　　这个时候我正是在省委大批判组，我看到这公布之后，、突然间觉得自己大彻大悟了。我觉得这次不是一般的政治运动。而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我觉得过去我们整天讲共产主义，实际上还是个等级的体制社会。如果要反对修正主义必须要砸烂这个体制，要在中国搞巴黎公社。 　　我赶紧回房间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有关巴黎公社的文章找来重新看，越看越激动。觉得以后中国所有官员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老百姓也有罢免权，而且官员们的工资不能超过技术工人的工资。所以只有真心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会去当官。我觉得中国有希望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了。这是我对文革的最初一种认识。 　　一天我到华南工学院去看大字报，看到有一张叫高翔的学生贴的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北京的来信》，他贴的这封信是他在北京念书的妹妹写给他的，说当前我们学生不能再让党委做我们的保姆，我们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我看后认为这信的观点是正确的，你不把全国所有的党委砸烂重新组织，怎么能够实现巴黎公社原则呢？ 　　我就马上去见高翔，我们俩人一会面就很谈得来，认为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要踢开各级党委闹革命。但是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再去华工，知道高翔已经被省委关起来了。 　　采访红卫兵 　　后来不久，陈越平关到牛栏里面去了，由省委的秘书长李超来领导我们大批判组。过了不久黄文俞也关到牛栏里面去了，赵紫阳决定李超带一个业务组进《南方日报》。在这之前省委派了个检查组（实际是工作队）管《南方日报》的运动，李超只管报纸。李超走了，大批判组也解散了。我就跟他回《南方日报》。他到了《南方日报》以后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宣传部，让我当红卫兵小组的组长。 　　我就专门负责红卫兵的采访，主要跟红卫兵去抄家。我记得我当时跟第七中学的红卫兵去抄广州市副市长，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家。抄了好多东西，其中里面有很多豪华物品，我见都没有见过的，连卫生间都放有外国的糖，当时我也觉得很气愤，觉得这个人也修得够可以了。 　　这些学生抄完之后，看到他家有一只小猫，把这只小猫给吊起来。后来我跟红卫兵队长讲这样不好，应该把这只小猫放下来，我说你们走后好多老百姓都会来看的，你们这样做对红卫兵的影响不好，这个卫兵队长听后就把小猫放下来了，他们在路上随便拦了一辆车，把抄来的东西搬到车上。 　　他们学校后面是一个天主教堂，他们一下车就各自跑掉。由教堂里面的老师出来清理，这些老师将这些东西搬到教堂里面，分门别类地放好登记，我进教堂里面看，放有很多钱、金条、手表和各种饰物、衣服。

民众的狂欢是政治上的迷茫 作者：读者留言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1-31 本站发布时间：2012-1-31 4:33:17 阅读量：2次 1 月 30 日下午至晚上读者留言 中国为什么要感谢戈尔巴乔夫？ 乌有他乡 时间：2012-1-30 15:06:39 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 4月10日，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宣布，根据俄罗斯 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 我们再看看东欧国家，到了2006年已经有二个国家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其余国家人均GDP全部超过5000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在2020年左右，东欧国家将全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俄罗斯：人均收入10年增长25倍 2008-09-22 04:04:47　来源: 上海证券报(上海)　 进入俄罗斯贴吧 　 共 2 条 黑马推荐　　10年之间，俄罗斯经济变化令世界震惊。石油美元在俄罗斯经济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8年，索罗斯资助金融危机漩涡中的俄罗斯科学家每人每年500美元生活费，那时的俄罗斯人均年收入低于200美元；如今，俄罗斯的人均年收入是5000美元，超过1998年时数十倍。 10年之间，俄罗斯经济变化令世界震惊。俄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2007年GDP同比增长8.1％，为32.99万亿卢布（当时１美元约合25卢布），人均GDP接近9500美元，俄罗斯人均月收入为1.25万卢布。 经济航母从湍急的拐弯口成功驶出，俄罗斯经济的惊险时刻令人难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盘接受美欧等西方国家推荐的经改药方，采取“休克疗法”，推行以大规模私有化和全面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经济改革，经济连年下滑。1998年俄爆发金融危机，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再趋恶化。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央行宣布卢布放弃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短期国债也将以其他方式偿付，俄罗斯在用尽自己最后一个美元后，轰然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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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就事论事：（1）韩寒只是疑似“公众人物”？那就请你定义一下什么叫公众人物？（2）确实，仅仅从一般的免费博客及其他符号产品而言，基于法律层面，韩寒没有澄清那么多疑点的义务，但是，从社会公众利益及广大受韩寒作品影响的人来讲，韩寒有澄清的义务，除非他自己愿意接受一个可疑的韩寒。（3）事实上，韩寒是很在乎的，因为一个可疑的韩寒并非仅仅是一种无聊的事，而是切实关涉到他的实际利益；（4）如果不仅仅是代笔，而是代人（核心及大量的作品是韩仁均之作被明示为韩寒之作），且关涉到符号产品的买卖，这疑似涉及欺诈；（5）建议萧先生去弄清言论自由的理论，然后再来分析言论自由与公众人物的权利问题：a，谁说的只要不是公权型公众人物言论自由便要受限？b，韩寒所获巨大利益就是和他的文字产品直接联系，说韩寒疑似被代笔是私权问题的理据何在？c，即使是公众人物的私权，它也要受到言论自由的限制，这一点萧先生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明白吧？ 2、再上升一步，仍然有人基于已经被“韩寒”抛弃的价值而支持韩寒，本回帖只想告诉这些人，你们支持的韩寒蔑视并已经抛弃了你们支持他的价值，他对这些价值的背后一刀更甚于堕落的力量的直接攻击。 3、“公知韩寒”不过是一个商业品牌，当他走上正轨之后，他就要开发另外的产品了，拜托那些支持者看清这一点，不要再被欺骗，以至于玷污了我们追求的价值。 4、仍然有人说我们这样的立场与批评糊涂，但是，我并不认为如此，相反，不清楚“韩寒代笔”事件背景、前因后果、现状及众多疑点的人，仍然抱持着过去的“韩寒”的人才是糊涂！ 5、请编辑不要删帖！ 阳明山庄2号 时间：2012-1-30 15:13:15 补一点，此文的题目是一个病句：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疑韩案中的私权与言论自由”，“疑韩案的私权”显然是一个错误的表述。 阳明山庄2号 时间：2012-1-30 15:25:01 “私权高于公共利益，没有对私权的基本尊重和坚定的保护，公共利益根本不存在。” ———————————————————————— 我此前听过萧先生的事，但此文让我有点失望： 1、就我是所读范围而言，这样武断地说不加任何条件的“私权高于公共利益”是很荒谬的判断，从古罗马到现代欧陆与美英法学与法律制度，其实只是短暂的存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现代社会即使是乔布斯的别墅的整改都受到公益的限制，更何况代笔问题根本与私权无关； 2、文章题目是一个病句，前半部分分析错误跌出，文末加一个想当然的与文章主题相差太远的大帽子，这篇文章完全是一个败笔！ 阳明山庄2号 2012-1-30 16:32:48 一个腹中无物眼神茫然，不敢出场溜溜的被普遍怀疑的青年被戳为某种价值的标杆与图腾人物，对这种价值的伤害有多大，那些头脑转不过弯来的人想过吗？ gdssgd 时间：2012-1-30 16:01:23 中国的有些人，就是吃饱了撑的，矛头方向全变了味，让那些广大民众痛恨的腐败类人在一边看闹剧笑剧似的咧着嘴偷着乐：看看，他们又在自相残杀， Wdzj 2012-1-30 17:16:00 仅举一例就可以推翻萧翰在此文中玩弄的假法理：萧翰的学位论文是枪手代笔写的，但由于是属于私权，故不应受到任何的质疑和干涉。若有人对之质疑和干涉，则判定萧翰被侵权！质疑者就要受到民事的乃至刑事的处罚或惩罚！萧翰此文讲到就是这个道理。请编辑把这个跟帖发给萧翰看，让萧翰别自以为是、自作聪明。 大地 2012-1-30 17:21:51 所谓：清者自清，真金不怕火炼。 方舟子只是质疑韩寒，并没有逼他自证清白，他真的有真才实学，真的是天才，他会不停地以拿出新的更加上乘的作品的方式让质疑的人闭嘴，所以他肯定会对这样的质疑一笑置之的。相反，一触即跳，破口大骂，又是发誓，又是赌咒，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是一个天纵英才的正常反应吗？ 李钟琴：我对韩寒看法的转变 李钟琴 2012-1-30 15:21:57 作者写的东西一旦发表，就必须接受读者的品头论足，包括质疑与批评。围绕作品的真伪、作者的水平、作品的思想内容等方面的争鸣，一直属于文艺批评的范畴。 我在《我对韩寒看法的转变》中说了，自古以来，围绕作品、作者真伪的争论便是文艺批评的一项内容。譬如赵翼《廿二史札记》问世后，清末李慈铭便通过一些例证，指出此书非赵翼自作，而是赵氏购于他人，由此形成学术界的《廿二史札记》作者真伪之辨，从来没有人不认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 我认为，韩寒作品真伪之辩，也是一个学术问题。韩寒如果有有力的证据，就足以辩诬；如果说不清楚，就怪不得别人质疑。谁让他留下这么多疑点呢？如果韩寒认为这些质疑很无聊，也可以不予理睬，继续写他的文章赛他的车。路遥知马力，日久见水平。 也许有人杞人忧天，认为此风一开，则文艺界就会人人自危。其实大可不必。质疑者无论是用推理的方式，还是捕风捉影，总要说明自己质疑的理由。证据是不是能够服人，相信读者自会判断。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再说，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人人都被质疑的情况。目前为止，文艺界被质疑者毕竟是极少数。如果你的作品没有疑点、没有留下把柄，即使有人硬要质疑，也不会有人相信。甚至重金悬赏请人家质疑，恐怕都没人有这个兴趣。 Ixtili 2012-1-30 13:18:29 谁不懂法？你不懂法才对 冯梦云 2012-1-30 23:30:46 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的小孩与院士争文字的真伪，没伪也伪了！韩老爹为儿子代笔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代笔也没什么，只要代笔者不追版税也就没事了。方舟子对那悬赏有兴趣。 别说方舟子可胜诉，我也可胜。挑一个小孩的笔误太容易了。 Hxm 2012-1-30 23:58:52 在由韩三篇引发的倒韩这件事上，还是萧翰说的好：“此次疑韩行动若成功，远比它失败来得可怕，因为它会给邪恶的逼人自证清白赋予生命力，开启恶例，而它践踏私权的恶劣性质将被漠视，倡导保障私权者也都会成为笑柄，同时会影响墙头草们转而支持这种行为。因此必须反对自证清白这种邪恶的做法，反对自证清白就是反对肆无忌惮践踏私权的暴民。” 打假韩寒，方舟子这次打错了 Ixtili 2012-1-30 13:15:59 年龄和成熟之间真的没有必然的联系，尤其对于这种大半辈子在学校生活的人来说。 Happysky2007 2012-1-30 15:23:06 显然，《三重门》的作者既是知道“三重”典出的意思是指重要，但又是可以双关为“三chong”，并且直接连上“门”的。这完全符合韩寒自称的对书名有过“反复的思量”这一说法。书名当然可以，也更应该念作“三chong门”。 我真是晕倒！，《三重门》的作者当然知道“三重”的意思！韩寒知不知道我不知道！ 奥巴马支持率不到五成 tx134563 2012-1-30 13:15:14 中共支持率有0.5成吗？我真怀疑. 苏共的纯洁性是怎么一步步丧失的 Fengxxy 2012-1-30 13:28:21 开玩笑，苏共从夺取政权那天起，就没有什么纯洁性,伴随着阴谋、暴力与欺骗 Crw0823 2012-1-30 15:28:14 很有意思的话题，今天，中共很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问题，但是，更多的事停留在语言层面或是理论层面，在实践层面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可操作性。现在的基层，对所谓的运动啊活动啊之类的参与热情并不高，换个角度，我们尽管强调的精神力量，却并不能使大家真正体会到精神的力量。 吴敏：对龙泽天同志的声援与期望 缪一轮 2012-1-30 14:00:29 支持吴敏同志对龙泽天同志的声援与期望！希望选网众网友求同存异，暂时放弃某些不切实际的歧见，都尽可能投入对龙泽天同志的声援之中。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上 ) 谌青凡 2012-1-30 14:01:14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论断值得置疑。前苏东剧变事件，充分证明，社会主义连自己都救不了，还想救别的什么？再说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说的那个社会主义吗？二极分化和吏治腐败，恐怕不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吧！ Scpnwyt 2012-1-30 15:12:09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永远保留贪官的一切特权，包括话语权。叶利钦说过，当权者之所以喜欢“社会主义”，是因为在这个旗帜下，一切贪腐行为都以国家机密的理由得到保护，虽然国家很穷，但少数当权者早已过上共产主义的按需索取的生活了 才尽江郎 2012-1-30 16:13:42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为什么台湾不搞社会主义，也能成为亚洲四小龙？而且台湾人民坚决不搞社会主义，难道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为什么香港收回来了，还向香港人民承诺坚决不搞社会主义？ 二十一世纪了，还在痴人说梦，真是跳梁小丑。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下 ) 谢勇森 2012-1-30 15:41:24 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救香港、澳门？ 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欧美日韩国台湾新西兰澳大利亚？ 吴忠谈 “ 九一三 ” 事件 武林外传 2012-1-30 14:14:15 保存史料。这个作用就非常好。 张维为：重庆归来话重庆 乌有他乡 2012-1-30 14:18:47 台湾通过选举实现政民同步，怎么会有对抗？通过选举促使参选者下访，比我们作秀式的下访好得多，作秀式下访只会劳民伤财。 乌有他乡 2012-1-30 16:42:43 选举网还是没有乌有网胆子大，帖子不见了，是不是嗅到天气又不好？ 盘点 2011 年度财经大佬们的精彩观点 Tianxiao 2012-1-30 14:27:13 补充，还有茅于轼先生的：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是经济学，是政治斗争学说。 逝水年华 2012-1-30 17:01:02 皇上不急太监急，那几位什么家都不是，还不是什么家都得听他们的，降税之后，浩浩荡荡的公务员大军，吃吃财政饭准公务员还不造反呀！ 冤不可极、怨不可积 Tianxiao 2012-1-30 14:29:48 民怨深重，希望加快改革。 陈有西：论法官 Gdssgd 2012-1-30 15:50:14 陈律分析得很对！不过，也有在外形上追求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精神上追求独立公正自由的法官，只是在数量上很少很少，，，，实务上操作起来也很难很难 逝水年华 2012-1-30 17:24:28 分析精辟独到，一眼望不到边的奴才，就是他们在审案，在权力无所不能的时候，为了饭碗只能如此。我知道他们的脊梁弯曲的原因。 如果李敖死了，世上再无笨蛋 大地 2012-1-30 15:56:01 就象毛泽东一样，专制的李敖也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闹革命，革命成功以后，他却抛弃了自由民主而厉行专制！ Maomaoyu 2012-1-30 16:07:26 如果题目稍作修改，就能更好地表达作者的观点：不是李傲，没有人说出“你是笨蛋” 李昌玉：民主女神林希翎 Maomaoyu 2012-1-30 16:00:34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在未被“打倒”前，之后也蒙冤的刘少奇也是紧跟、极左，而其他良知朗朗者以“主席钦点”熄灭热情、勇气，再不能拼力一搏。毛泽东就是当时的天，其他所有天下人只能听毛由命。即使毛作为曾经觉悟的革命家也还隐测之心尚存，记挂这个反他的右派，提前两月释放就是证明。试想，如果有体制、机制不让毛为所欲为，他个人和整个国家命运会大不同。神，在某种程度上是迷信的人们自己捏造的。 和林希翎一起被铭记的还有张志新、林昭等。一个人如果看到真实、真相并清醒于自己的内心的明朗，那之后生死对他们个人的区别已经不大——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们已经完成究竟自明的生命意义；剩下的，是环境和他们所属的群体是否以及怎样需要这些人燃尽和奉献自己了——允许他们为他人而活。——我们这一群，偏偏历来习惯于是把这类人诛之、弃之以了之。既然如此，在人类现有的文明（科学-自然及社会）丰碑上怎么还可以看得到我们中走出的分子？不会有的。我们的体制崇尚的是它自己安全稳妥——哪怕或者说主要是短暂的稳妥的价值——违此者咎由自取——大真、大善、大美通常与之无缘。 李伯勇：韩寒 “ 变轨 ” ：个人和社会的迷茫 方程式 2012-1-30 16:11:53 我赞同并高度评价李伯勇先生此文的观点。 在一个专制国度里，民众的任何狂欢（无论左右）说到底都是一种政治上的迷茫。而在法治国度里是没有这种狂欢的任何土壤的。遗憾的是，政治敏锐性之高如选举网的许多网友们也不能免俗。 韩寒不仅是那个思想敏锐、语言尖刻且喜欢显摆的年轻人，而且还是专制制度依旧混沌将开未开下中国的一种现象。也叫“韩寒现象”。现在这个现象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内容——“文章真假口水仗”，使得韩寒现象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但是“韩三篇”所蕴含的那个巨大的怎么评价也不过分的社会启蒙价值呢？早被熙熙攘攘的一门心事兴冲冲加入这场口水仗的人们所抛之脑后了！ 还是萧瀚说得对。在法治条件下，无论是质疑还是被质疑，都有一个私权界限问题，而私权是不容许任意越界和践踏的。可以说，任何打着道德公正和社会正义旗号的公众饕餮的盛宴都是在蔑视私权和法治。而任何有公民意识和个人修养的人都应该对这类公众狂欢保持警惕和距离，而不是自以为是和义愤填膺地投身进去。那不叫改革。那叫革命，也叫迷茫。 让我高兴的是很多学者对此口水仗事件都保留了一份冷静与清醒。毕竟，韩寒现象在中国存在的本身也就是其意义所在：中国的变革需要年轻一代的参与。 诚言 2012-1-30 23:32:13 这才是一篇谈韩方之争的好文章！ 阿C 2012-1-30 23:33:39 只有从头至尾经历过文革，且开始或已经会独立思考的人，才会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向李先生致敬！因本人当年也在程世清治下的江西文革过，所以对李先生之所言更是感同身受。哦！跟帖是不能见光的，那，还跟个P. 江湖雀语：今日新闻说缺憾 Gdssgd 2012-1-30 16:13:58 当然，更无耻的还是掌权帮光搞有利于自己的所谓的经济变革，不搞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变革，总对老百姓讲，经革和政革是两回事，不能混淆。现在，连德国人都讲经济危机要靠政治变革解决，我们的掌权帮又当如何解释呢?依旧希望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来骗人骗己吗?实际上，风雨飘摇的缺憾美，已经众所周知，而且，实实在在地人人共享了。 ——-道宁 明然 2012-1-30 17:24:37 美国政府在公民合法持枪的前提下把美国建设成世界第一强国。而天朝呢？连家用菜刀也要“实名制购买”，真是“中国特色”，“天下奇观”。哦，呸！呸！！呸！！！ 朱晓明：关于 “ 宗教与文化关系 ” 问题的思考 逢源堂 2012-1-30 16:14:42 实在是不愿意离开选举网。 我又不愿意写书，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传播的速度太慢。 我给选举网的朋友发过一个帖子，大概的意思是我想趁回老家探亲之便和大家进行一些有益的交流，看来，无法实现。 手稿已经完成，大约2万2千字。题目就叫做《爱情与秩序》。 我认为，它会大大的提高每一个人的基本现代规则的印象。遗憾。 祝福选举网。祝福亲爱的人们。 冯梦云 2012-1-30 23:42:34 朱晓明只写一句话就行了：宗教是为我党所用的工具。 看韩寒方舟子掐架有感 Cctvcctv 2012-1-30 17:22:42 对于一般的孩子来说，***岁根本不识几个字， ================= 这几个星号，其实就是“八九”。哈哈，选网现在也”敏感”到了这份上了，居然连“八九岁的孩子”这样的文字都要用星号了! 韩寒和方舟子大战自由情 Cctvcctv 2012-1-30 17:24:56 方舟子到处打假，却不知最大的造假群体在官场，如果韩寒和方舟子携起手来共同向权力造假开战，幸甚！为个人名誉开战不如向权力造假开战，这样大家的自由领域也会不断拓展。 ================== 说得好啊，支持木然的观点！ 孔庆东和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 Cctvcctv 2012-1-30 17:27:54 春节前夕和友人谈到他们，平日里以“公共知识分子”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却干着挂羊头卖狗肉的营生。我们甚至举了几个人的例子 ======================= 能不能具体说说都是谁呀？ 文化强国战略：跳出文化自负与自卑窠臼 冯梦云 2012-1-30 23:45:53 中国文化相对文革前己经引世瞩目。被淡化的是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广场》：五十四年前的 “社会主义民主”梦   傅国涌   《往事并不如烟》大陆版删去了一处半世纪后仍令人心动的细节，1963年初春的一个晚上，罗隆基到章伯钧家，兴奋地告诉他：“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大致内容是：“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366-367页）就是这一简单的条目让一辈子从事政治活动、历经风霜的章伯钧激动得彻夜难眠。当1957年的春夏之交，从位居庙堂的民主党派领袖如章、罗，到年轻的北大学生，几乎没有人想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只是天真地、更是真诚地希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昙花一现的关键词。 北大学生、《广场》创办人之一沈泽宜在《北大，五一九》中回忆，1957年6月上旬，毛泽东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已公开发表，这些学生还没有意识到鱼已入网、危机在即，他和张元勋、陈奉孝等人不止一次前往北京市委，要求根据宪法确认民办刊物《广场》的合法身份，当然毫无结果。当他们辛苦凑集了2000元左右经费将原稿送进北京第一印刷厂，厂方竟没收了全部稿件和印刷费，绝不允许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流出去。铅印无望，他们改名为《北大民主墙选辑》（他们还是习惯称为《广场》），并删除了几篇敏感文字，通宵达旦刻蜡纸、油印了五百份， 6月22日下午在未名湖畔公开出售，片刻就被抢购一空。北大党委在广播里一遍遍地通知，要买到《广场》的同学上交销毁。多数人在压力之下上交，并在北大食堂前公开焚毁，少数保存下来的《广场》历经一次次运动、浩劫也在历史的暗夜中消失了。林希翎生前在法国有幸保存着世上仅存的几份《广场》油印本之一，感谢朱毅，通过他的努力，今天我们可以读到当年的《广场》，看到北大学生在1957年的思考，在读这份文献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梦。 《广场》大体是将北大民主墙上张贴的比较有分量、有影响的诗歌和文章收集在一起。在沈泽宜、张元勋这些校园诗人的激情之外，有不少学生提出了清楚而有见地的政治见解。曹国臣的《治标还是治本？怎样根除官僚主义？》一文尖锐提出： 年轻人，难道你没有幸福生活的幻想？难道你不应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自我历史的创造者？（像社会主义应有的那样）。…… 难道人的尊严与基本自由可以随意被侵犯？ 难道我们的这些要求与社会主义，与我国政治发展相矛盾的吗？ 怎样保证这些合理要求实现呢？怎样保障社会主义的正义与公平，个人与集体的最好结合？ 他的答案是从根本上消息官僚主义，并具体提出四条要求: 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今天一个政治口号提出！ 二、让人们有更多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民主化的前程。应该允许人民办报，自由结社，发行小册子传单，（只要不反对社会主义）让民主党派有相当独立的报纸，停止党一家办报（或控制报纸、国内新闻）的现象…… 三、改进现行选举制度，由党组织少数人议定的，固定候选人名额的选举法是相当形式主义的。…… 四、养成民主生活的习惯。…… 他表示要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奋斗，但他向北大同学发出呼吁：“民主从来不是谁恩赐的，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关系你、我今天和明天生活幸福的斗争”。 物理学学生岑超南的《论“铲草除根”》文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概括为 点，一是法制问题，“发扬民主首先要健全法制，人民的人身不可随意侵犯。”二是领导与群众关系问题，领导与群众不少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无原则的扩大保密更消除看人民监督的可能性。三是言论自由问题，“在人民内部实质上并不存在言论自由”，“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错误舆论下，真正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江文的两篇文章分别触及严密的“人事档案制度”和距离当时不远、令人心悸的肃反运动。物理系学生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则毫不掩饰地直指：“6亿人民的生活绝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一个21岁的青年学子有这样的洞见，并有勇气说出来，这些文字毫无疑问要进入言论史。 由王国乡执笔、以“《广场》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分析说，自5月19日以来，十几天的实际生活证明，年轻人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是多么迫切，“群众想要得到自由民主，全靠自己积极争取，‘恩赐’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他的结论是：“这次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其实，“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束缚，他们没有能挣脱，在他们当时并不是掩饰，并不是未来回避打击而采取的话语策略，与今天有些人主张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上同一回事。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直言，他们追求的民主，“不上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地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他并且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1957年的百花齐放也算不上启蒙运动，更谈不上文艺复兴，但是，他们主张“社会主义民主”在那个年代无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尽管他们还没有超越那个时代所给予的限制。他们身上洒满了青春的气息，他们许多人的心灵是纯净的，他们的呐喊不是空谷回音。许多言论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张元勋起草的发刊词、王国乡的《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等文没有收入油印本中，是当时《广场》编委会的权衡。王国乡在文中呼喊“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喊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万岁”的口号。他说： 有头脑的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政治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什么事也办不好，社会主义也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只是方法，那么建成社会主义后，就不再要民主了。——这多荒谬！ 王国乡指出：“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要保卫社会主义就必须给人民权力，让我们在精神上，正如在经济上一样得到平等自由。”相隔三十几年，我读到戈尔巴乔夫1990年10月26日对西班牙《国家报》记者的谈话：“社会主义思想既不排除市场经济，也不排除议会民主以及人的自由和权利。”然而他话音未落，一年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被人民毫不留情地抛弃了，20世纪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证明这个理想的破产，这是1957年的中国青年还无法感知的，现实的环境也不容许，更残酷的现实尚未展开。戈尔巴乔夫的想法没有错，问题在于，这些所谓推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长期以来排除议会民主，人的自由和权利被蔑视，这样的社会主义注定要成为翻过去的那一页，没有例外。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