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柴静把新节目《看见》当做自己的作品，而不是作业。她变得宽厚了。 《看见》在播出药家鑫这一期节目时，柴静的一个举动又引发争议：节目二分十六秒，柴静正采访受害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时，隔壁忽然传来一阵嚎啕大哭，是张妙的母亲。“为什么不进去劝劝？”柴静问。“不劝，劝也没用。”柴静起身，对着镜头说：“我去看看，我去跟她说说……” 她示意摄像师留在原地， 不要拍摄。采访戛然而止。 进屋后，柴静把手搭在张妙母亲的手臂上。那时，她忽然问自己：如果这是二十多岁的自己呢？不会做这个动作。也许手足无措，也许很“粗暴”地给对方擦去眼泪，嘴里不断说着：“不要悲伤，明天会更好”之类的安慰话。就像八年前《新闻调查》第二期节目《双城的创伤》所做的一样：握住孩子的手对他说：“不要哭了，去洗个脸。” 还有一种可能，二十出头的柴静会端着摄影机闯进去，拍下母亲崩溃的画面，或等女人停止哭声后，继续追问采访。可到了35岁这个年龄，她想了想，放弃了。 刚进央视时，柴静一心想着建功立业。镜头前：她短发，双手紧紧握着话筒，对采访对象发出连环式追问。那时，她喜欢短刀相接的新闻江湖。 有观众写信：“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在镜头前，柴静极富表现力：拎着高跟鞋去追一个孩子，或屈身近前握住当事人的手。 这一次，走进张妙房间后的柴静没有出现在镜头中；最终呈现的画面是张家门帘背后模糊映衬出的柴静拉着张妙母亲的剪影。再没有任何具象镜头，只听到女人断断续续的哭声。 “我不想‘消费’这件事。‘进去’只是私人举动。没必要在镜头前强调和夸张。”柴静说，“年轻时，总意识到镜头在盯着自己，必须夸张行为，取悦谁，来完成任务。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知道有些人承受的东西是他人无力改变也无法体会的。唯一能做的是在得到别人的允许后，陪伴于此。跟你一起，试图感受你的感受。‘陪伴’也在传达一种无能为力。对不起，没办法，只能感受。” 《看见》制片人李伦说：“央视十年，柴静的变化不是颠覆式的，是成长式的，以前她锋芒、灵动，强调现场的激烈感，在《看见》，她变得更宽厚了。”几年前，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说：“柴静离一个伟大记者的标准，还差一点‘宽容’。”“宽容是什么？”柴静问。“宽容的基础是理解。” 　出走 刚进央视时，柴静有争议。2003年非典，她采访一个白衣天使，打开门，跟摄像招了一下手，微笑了一下，走进去。编导叶山看到这个画面，觉得“柴静的微笑很小资，‘闪进去’的动作像一片树叶，很飘”。 这种状态呈现在镜头前是一种倾诉者的姿态。《时空连线》编导包军昊回忆：“她总好像要去跟人谈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我观察她更像一个夜间谈话节目主持人。” 进央视前，柴静在湖南主持一档名叫《夜色温柔》的本地夜间广播节目。大学本科，柴静在长沙铁道学院学会计，1996年毕业后，父母安排她回山西老家省铁十七局做会计。她不肯，执意留在湖南。每月300块钱，一半用来租房，骑车上下班，自己做饭。当年做主持，她不为赚钱也没想成名，只是喜欢这个行业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往来”。 她还记得有听众给她写信，一个湖南大学(微博)的女孩：说有一天自己去打水，边走边听柴静的节目，发现平时特别讨厌的一个女孩也在听。那一瞬，她忽然理解：原来每个人都有相似的部分。 三年后，柴静当上了湖南文艺广播台综艺部副主任，有专栏，出过一本书，叫《用我一辈子去忘记》。前些年，有出版社找柴静再版这本书，被拒绝。柴静说：“看不惯那时的自己，太‘矫情’。” “我22岁，刚开始学写字，大部分是模仿，拾人牙慧。多是青春期的孤独感。总体来说，价值不大。”柴静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努力想摆脱在湖南的状态，觉得是一个障碍。这倒不是在否定过去，‘否定’过去多势力啊。‘过去’我用不着了，就把它否定了。人都是从‘过去’生根发芽来的。” 1999年，在湖南小有名气的柴静选择去北京读书。若干年前，高中老师曾告诉柴静的母亲：“这个女孩虽然不怎么讲话，但心里有自己的主意。” 1976年出生在山西的柴静，从小没见过蓝天，童年印象最深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闻某个相熟的大人在矿下又出事了。她沉默寡言，识字早，却没什么书看，手边读物是父亲的中医书和批判胡风的文件。写作文惯以“平地一声惊雷，‘四人帮’被粉碎了”开头。高中时，成绩平平。高考结束后，柴静报了长沙铁道学院，她回忆“走得很急，恨不得把过去都抛掉”。 大学读的是会计，她不喜欢，笔记本上一边是经济笔记，一边抄着亦舒的言情小说。在一篇文章中，她拿朋友罗永浩和冯唐出来说事：“我十七岁，还在读汪国真的书，老罗已经写了个挺魔幻的尿床故事，投给《收获》，冯唐投的是《少年文艺》。” 1999年，湖南广电的前同事拜托柴静为新电视节目《新青年》招募“一个性格激进的主持人”。久寻未果，柴静第一次走上电视。 第一期节目，她戴着假发套，穿着红西装，双手紧紧握着话筒，陪诗人沈浩波站在舞台上，大声朗诵“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台下，一个同事悄悄提醒她：“要站成丁字步，(上镜)才好看。” 　　新闻的天灵盖 《看见》栏目的编导范铭是柴静十年的闺蜜。前些天，柴静跟她聊自己的采访状态：“我能感觉自己的天灵盖被打开了。比如今天两个摄像，还有编导，旁边很嘈杂，当机器一开，外界所有的信息，一点风吹草动，我都能感受。你还记得以前有一个男编导，喜欢玩打火机，开关噼啪噼啪的声音我能放大无数倍。周围人的走动，编导的皱眉都会影响我。这就像灵魂出窍的感觉。” 有一个现象佐证了柴静神乎其神的描述。《看见》栏目组的受访对象来自全国各地：广东梅县的老兵，四川自贡的小老板……编片子时，工作人员听同期声，常常没人能听懂采访对象说什么。看现场录播柴静却交流自如，于是让柴静帮忙听，她反而听不真切。范铭问：“当时你怎么能听懂？” “反正就是能懂。” “一开机，柴静就把所有的细胞打开，她理解力超强，能穿透语言的本身。”范铭说，“开句玩笑，哪怕是一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她都可以直接交流。” 还有一次，她在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栏目做直播，主题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社会事件。作为连线记者，节目结尾，柴静要即兴评论两分钟，且一个字不能错。 “演播室消失了，摄像不见了，导播也不见了，坐在旁边的搭档也不见了，只能感觉空调的风，很轻，在耳边嗡嗡嗡响。”柴静回忆，“那一刻很奇妙，我心里一边想一边说，感觉头被打开了，所有神经都裸露在外，很美妙。” 当时，坐在演播室里的制片人李伦转身走了。柴静以为出了什么岔子。李伦说：“我太想听听你怎么说了。所以不想坐在导播室看。我家离得近，拔腿回家开电视，就想当一个观众。” 十年前，柴静刚做《新闻调查》时，央视评论部副主任陈虻看到电视上正播柴静的节目，立刻打电话：“有人说，这样的人还是陈虻招的啊？你可别让我丢脸。”挂了。 2000年，在央视梅地亚酒店一层。陈虻第一次见柴静，翘着腿问：“你感兴趣新闻的什么啊？” “新闻背后的人。”柴静也翘着腿。 进央视后，柴静对主流新闻话语非常陌生，评论不会写，瞪着眼坐在桌旁。白岩松递给她一张纸，是他写的串场词。这张纸，柴静一直留着。她用功，每一个选题把所有国内外采访都打印下来。每一个嘉宾，她提前打很久电话准备。 2003年，柴静被调去《新闻调查》做记者的第三天，北京公布非典疫情。制片人张洁电话问：“想不想做一期非典的节目？”柴静答应。挂断电话，又不放心，发去短信“请战”，张洁未回。又追去电话：“我什么时候参加？”制片人说：“在开会。”柴静从家一路跑到会议室。 《新闻调查》六年，柴静从一个夜间谈话栏目主持人转变为新闻记者。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调整。在湖南卫视(微博)，她的风格被定义为柔软、华丽。在央视做新闻后，她喜欢带有攻击色彩的采访。 有人评论《新闻调查》中的柴静：“这个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她茫然：“我哪里嘲讽了，我是很善良的人啊！”一次采访因污染而被查处的工厂负责人，被访者面对证据死不承认。柴静问：“你是说这个工厂没有违规超标吗？” “绝对没有。” “那我们坐在这里闻到的是什么味道？” “没有啊，我闻不到。” “你是说你闻不到吗？” “我的鼻子没有你灵敏。” 柴静笑了一下，节目结束。后来，她回看节目：当年的自己身体向后靠在椅背，面带嘲讽的笑容。 陈虻教育柴静：“当你知道现实的复杂性时，你不会轻易的褒贬。”“你二十多岁，还早着呢。三十多岁，你才知道，什么叫平实。”“文如其人，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你认识问题的方法太单一，没逻辑。” 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觉得从头到尾都被挑剔：每天高兴不行，说没思考；不高兴也不行，说不成熟。她和陈虻吵，急了摔电话。“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陈虻也急了。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你要成为一名伟大的记者。” “我不要伟大！” 2008年汶川地震，柴静被派往前线，偶然碰到一家人，决定跟他们回家。没有通讯，放弃直播，主编在电话里问：“你想要做什么？”她第一次答：“不知道。” 山中几日，有什么拍什么，没有就不拍。拿回来的素材没有连续的情节，只是每天的日常琐事。《杨柳坪七日》播出后，观众写信：看一遍哭一遍，平实的叙述和人文的关怀打动人心。 央视的一个老人看过《杨柳坪七日》后说：“以前柴静是一个漂亮姑娘。她自己也忘不了这点。但这个节目，她忘了。她跨入成年了。” 柴静说：“从这期节目，我开始转变。以前会害怕发生什么，但现在却很踏实这种‘不知道’的状态，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敬畏。那年，我三十二岁，经历过亲人去世，了解死亡，知道人都是怎么活过来的。经验告诉我：生活就像水，自己会长出来。你能做的是没有任何预设地放下，看着水流迎岸拍上。我更这种喜欢春雨绵绵的感觉，像人生一样，说服和解释，很累。” 2008年下半年，柴静报道奥运会，很忙。有一天堵在路上，出租车司机急得按喇叭。柴静说：“别着急。”说完，心里纳闷：“平时最急躁的是我，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劝别人别着急。 教师节，柴静给陈虻发短信：“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此时，陈虻胃癌晚期，在住院。 在陈虻生命的最后时刻，柴静握住他的手，这是八年来，她第一次与他如此亲近。她一直记得陈虻在她刚进《新闻调查》时叮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她在博客里写：“写字不是义务，写本身就是写的报酬。” 柴静说：“陈虻就像一支网球拍，我是网球，不管弹多高，他永远比我高出一公分。” 2008年底做工作总结，一个同事问柴静：“今年你为什么这么感性？” “难道我原来不感性吗？” “你今年的状态和往年不同。” “我的成人礼吧！” 　　成为柴静 李阳家暴事件后，《看见》采访了李阳和他的妻子。重播时，柴静窝在家里的沙发，以观众的角度重看，突然觉得不舒服。节目中，李阳问她：“你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女人，你也不可能兼顾家庭吧？”柴静答：“家庭应该有很重要的价值。” 回答当然没问题，观众也不觉得唐突。但柴静嗅到了“攻守”的气息。她觉得自己在那一瞬间“水花四溅”。 柴静说：“李阳的节目我唯一不满的是自己不够宁静。我完全可以呈现我的生命，而不用带着一两分的激动。我不满自己有道德优越感，天然觉得‘爱’是好的，‘同情’是好的。可是，‘善’不能强加于人的。强加的结果是普遍虚伪。” 范铭说：“以前柴静‘锐’，节目目的性很强。这些年，柴静不评价任何人，不做简单的逻辑判断，她学会感受，试图呈现事物本真的状态。” 前天，柴静碰到话剧人牟森。他说：“《看见》不是新闻节目，是文学节目。” “《看见》是柴静的节目，它的总和是柴静的精神世界，是柴静的专栏。”制片人李伦说，“柴静是我们的发动机，她百分百有热情的选题一定要让她做，她未必可以阐述，甚至采访前，也没办法认识清楚，但这种冲动和欲望可以给节目带来好的东西。这话说得很任性，但我相信她。” 问柴静为什么不离开央视，她答：“只有中央电视台能把根扎在中国最深层的土壤，能触及普通人的生活。” 11月的某周，柴静周一半夜下飞机，周二清晨5点起床，乘坐早9点的飞机去四川自贡采访，周三中午回北京。周四去上海拍新一期节目。周六，张立宪《读库》的年终读者会，柴静早早答应参加。周日下午，金融街雕刻时光，她约许久未见的科学松鼠会姬十三喝下午茶。 中途，柴静给范铭发短信：累得要虚脱了。范铭回：“看你传回来的带子，完全感受不到疲惫啊。” 她是真心喜欢这行。一年365天有200天在出差。去乡下，她闻见雨点子溅在土里的味道，冬天采访车陷在泥里，人冻得哆哆嗦嗦的，一抬头，她高兴：“满天星斗，亮得吓人啊。” 柴静说：“现在是我最轻松舒服的状态。年轻时，觉得节目是作业，要做得漂亮。现在，《看见》是作品，工作对我也不重要，我不是以央视记者的身份与人交往，是以一个人的状态去跟人交往。有时想，自己真幸运。我怎么能这么幸福呢。然后又带着点傻乎乎的天真，觉得其他部分少给我点吧，这样我可以抱有这种幸福。不能奢求一个人可以匹配太多幸福。” 有天夜深，范铭和柴静在MSN上讨论完工作后问：“谁知道我们在深夜里都干些什么啊？”柴静回：“眼睛热了一下，为渺茫而认真的理想吧！” 柴静 柴静的新书大概在2011年年底出版。柴静写书，是因为陈虻。他弥留之际曾说：“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了记忆，或者没有人来印证你的记忆，那等于死亡。” 陈虻走后，柴静回望，觉得自己做过很多重要的事情，报道过奥运、非典。地震。但最大挑战竟然是从来没有报道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是一本讲述“柴静是如何由错误构成”的书，第一章写柴静泡在错误中，以至于无法呼吸。 《读库》主编张立宪5月拿到了柴静的新书，认真帮着看了一遍：“你说白岩松，他的书卖好卖坏无所谓，版税只是帮衬和点缀。但对柴静来说，版税很重要。她不阔，朋友们都希望这本书让她赚够版税，这样，就不用租房住了。” 她的朋友们简单三个字概括：行动者。每年，她帮张立宪做《读库》读者年终活动，崔永元《我的抗战》现场，她主持；休息时，和周云蓬对谈诗歌和音乐…… 张立宪说：“男人们坐在一起，出现一个女孩，女孩肯定希望被哄着夸她，但柴静基本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老男人吹牛，喝多了，吐得一片狼藉，她在一旁拿着扫把墩布默默收场。 上出租车，司机师傅想抽烟。柴静讨厌烟味。但看师傅实在难受，于是伸手：给我一根吧。她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人，春风化雨。柴静的母亲前几天说：“小心以后有了孩子，溺爱孩子。” 一次饭局，张立宪念诗：转过一条肮脏的小路或突然出现的山顶，你的童年就显示在眼前。柴姑娘马上对出下句。她极爱读书，饭局上谈书，老男人只得装作记忆衰退的样子，支支吾吾应和。张立宪说：“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心智属于半死亡状态，完全吃老本。柴静一直在升级刷新。这也是我们成为朋友的基础。” 有时，男人们谈起“烟视媚行”，逗柴静，你怎么就跟这个词绝缘呢？她抗议。“其实她是‘风霜之美’。”张立宪说，“她冲在一线，耳闻目睹的人间故事。体力情感精神的多重付出，都在外在有所表现。‘风霜’这个词很多女孩不喜欢，但这是另一种美，带着对生活的思考。” 柴静的朋友都曾接到邀请柴静出面的饭局、晚会、活动。大家知趣，从不跟柴静提，在电话里推了。作为公众人物，柴静有机会成为有钱人，但至少到现在为止，朋友没看到她接过任何这类活动。 “她对金钱没有概念？”范铭说，“这个解释也很肤浅。我理解她是太爱惜自己的羽毛。她每天事情那么多，要读书、看电影、旅游。但生命时间又那么短，她要合理分配。我理解，她只做自己内心深处认可的事，这是基于一种价值观的判断。” 11月的那个周末，柴静和姬十三在喝下午茶时争论起美国电影《永无止境》：片中有一种神奇的药丸可以让人无所不能。姬十三认为一旦研制出这种药，人类将受益匪浅。柴静坚决反对：“这违背了人类的生存规律，人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我问柴静：这些年，你一直住在租的房子，也不买车，是甘于清贫吗？她不知道怎么答，想很久，把手里的餐巾纸撕成一片片：“我很怕这沦为一个符号化的东西。其实我并不高尚，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财富并不能给我带来安全感。有时想想，这里面是空的，是不可依靠的。大部分时候，我更看重生命本身，它才是真的，它饱满像果实。而有些东西是空的，我从里面体会不到任何幸福。” “你没有功利心吗？”“我没有‘攻’的心，只有‘守’的心。” 生活中，柴静柔软，没有方向感，极爱丢东西：手机。钱包。本。纸。和姬十三喝咖啡时，她抢着买单，一掏兜，发现忘带钱包了。范铭说：“她生活和工作是两个状态，上节目她头脑清楚，算账特别快，每次讨论选题，能以环环相扣的强大理性说服他人。可一到生活，她自理能力差。所以大家喜欢保护她，宠着她。” 柴静说：“我工作很忘我，到了生活，反而有点漫不经心。” 《看见》栏目组年轻的编导葛西厢第一次和柴静出差，打电话问范铭：“要不要给柴老师单独订房间？她一般是什么规格？”范铭说；“不用，她跟你们一样。” 早年，她喜欢带藏饰，这些年，没了。录节目，制片人看她脖子太空，勒令带一条项链。她选“小小”的那条。有节目需要，她才化妆，生活中，素面朝天。 和范铭逛街，柴静经常指着一件衣服问“要不，我去试试？”“这件衣服你不是有过三百件吗？”她的衣柜里，棉麻、灰黑、藏蓝、浅灰白的衣服层层叠叠。 前些天，范铭拿到柴静对新一期节目解说词的修改意见：讨厌拔腿——(批注)这样的词，拿去，太恶劣了；怒不可遏——删掉，不要滥用形容词；我们纷纷……——我受够了这些小学生惯用语句。“好的文字，是要用来听的。说到底，是不装。写文章用副词、连词是想吓唬人。告诉别人，我成年人了，你们要重视我，其实是虚弱。我也是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平常说话。”柴静说。 记不清哪年哪月哪天，柴静给范铭发去一条短信：幸好，我们没老，没腐朽，没对生命就范。 （中国周刊特约记者 张卓） 源地址： 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787247337&owner=235011466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0307/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柴静：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平常说话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2/03, 12:3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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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明：再论为什么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中国 ——剖析多党制的竞争与选择 进入专题 ： 多党制    ● 蔡元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优胜劣汰的竞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常识。这就是一些人主张在我国也应实行西方的多党制主要根据。然而现实是，在实行了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各种乱象，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政党之间的恶性竞争现象⑴，导致执政效率低下，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既然竞争能够促进进步，为什么实行了多党制的国家却都有那么多的弊病呢？我认为，仅仅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不强，或者是文化上的差异等外部因素来解释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我们还应该从内因——多党制的制度本身——政党竞争来寻找产生这些弊病的原因。     为此，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分析自由竞争以及竞争怎样导致优胜劣汰入手，对多党制的竞争及选择做比较深入、细致的剖析，由此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          一. 竞争具有两重性          竞争有利于进步，在自然界有个很著名的“狼鹿效应”，大意是：人们为了保护鹿把狼都打光了，此后鹿的种群快速地发展起来。但好景不长，接下来鹿群开始流行疾病，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锐减。科学家们经过考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因为有狼，使得病弱的鹿被淘汰，强壮的鹿才能得到繁衍，从而使鹿群进化。这种竞争促进了生物优胜劣汰的例子在自然界数不胜数，在我们人类中也大量存在着。我们是否可以说竞争就一定有利于进步呢？未必，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下面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在以自由竞争著称的美国，就曾出现过这样的可怕场面：“1905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潜入芝加哥一家大型肉制品厂，与工人们一起工作了七周，随后，在小说《屠场》里，他描绘道：‘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核细菌……’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情况？竞争究竟是怎样促进优胜劣汰的？让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来探寻其中的原因。     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参与者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根据取胜的手段和是否遵守规则可分为以下四类：①．提高自己并遵守规则；②．提高自己且不遵守规则；③．阻碍别人并遵守规则；④．阻碍别人且不遵守规则。     在鹿的例子里，由于狼的存在，体弱有病、跑不快的鹿被狼吃掉了，鹿只有使自己更强壮、跑得更快才能存活下来，由此形成了优胜劣汰，这样的竞争对鹿群的发展是有利的。不过，如果竞争的各方不用提高自己，而用阻碍别人的方式来竞争，就不能导致进步；而采用违规的方式提高自己的话，这种提高也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只有所有的竞争者都遵守规则并且通过提高自己的方式（无论他们是自觉地或者在强有力的监管下，被迫地这样做）来竞争，才能不断进步、促进优胜劣汰。          二. 多党竞争条件下的执政     　　     多党制最主要的特点是竞争，这种竞争同样具有两重性。它的优点是由选民当裁判，避免了执政党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可以限制执政党滥用权力。更重要的是这种政党体制把老百姓对政府（甚至是政治体制）的不满和怨气转移到了执政党身上，维护了政体的稳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多党竞争增加了阻力，使得执政能力下降，甚至还会引起社会动乱。     多党制为什么会产生阻力、出现恶性竞争呢？问题就在于各政党的目标与选民的目标并不一致：选民的目标是政府的执政表现好，效率高，而且谁能做得好，就选谁。而各个政党的目标则是竞争执政权，在选举中击败对手、赢得选票，让对手下台，自己执政。     如果说执政党为了能够连续执政，他们与选民的目标还比较接近的话，反对党的目标则与选民的目标截然相反。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的执政表现一直很好，选民对执政党自然很满意，执政党继续获胜的机会就很大，这对反对党有什么好处？只有政府执政差才对反对党有利，而且执政越差，选民越不满意，反对党就越有机会选胜。因此在对手执政时，他们总是设法给执政党制造麻烦，进行各种各样的干扰和掣肘。也许有人认为反对党可以通过帮助执政党工作来赢得选民的赞赏，而不必费尽心机扯后腿。这样做确实也会赢得少数人的赞赏，但更多的人会觉得执政党做得好，而把选票投给执政党。这和在篮球或足球比赛中，关注投篮或射门得分的人远多于关注助攻或传球的人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反对党都是     采取阻碍对手的方式来竞争的。     反对党的掣肘方式有多种：     当政府提出一项好的措施，反对党的对策就是拖延，先在程序上找毛病，寻找执政党有否违反法律程序和滥用权力的嫌疑。如果政府的措施考虑不是很周到，有可能会出现问题，这时反对党就会在旁边等着看笑话，而且希望问题越大越好。一旦政府的执政出了差错，这时反对党一定会充分利用对手的失误，把问题放大，尽可能地激起选民的不满，以便换来自己的选票。2008年底在台湾出现的“美国牛肉事件”就非常典型，而且确实也让反对党走出低谷，连续赢得了后面的几次选举。即使政府的执政比较平稳，反对党也会寻找机会制造一些障碍。台湾反对党对ECFA的反对就是这样，指望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为自己创造新的机会。有时为了全局的利益，政府的一项措施的施行需要付出某些地区或行业的局部利益（如两国的     贸易谈判），但在多党制的条件下就比较难获得通过。反对党会利用那些利益受损的选民来给执政党制造麻烦，施加压力，经常会使这些措施流产。议会里的斗争是最常见的，对执政党提出的法案，反对党往往也是先反对了再说，这样至少可以降低执政党的效率。如果反对党在议会是多数，则可利用议会来制约政府。如果反对党在议会里是少数，他们也未必心甘情愿地服从多数，会想方设法进行干扰：如拖延，在日本议会里就出现过“牛步”策略；还有更无赖的方式就是动武，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议会都屡屡出现动武的场面；有时甚至还会发动（或暗地支持）己方的群众上街示威，以此对执政党施压；就连美国也屡屡出现因两党争执而让政府关门的事件。总之，为了自己的利益，各政党都会不惜一切代价，而这个代价只能由老百姓来支付了。     有些人认为实行了多党制可以防止失误和腐败，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反对党确实对执政党有监督作用，但它并不打算防止失误和腐败的发生。若是政府真的没有失误和腐败了，这算谁的功劳？执政党肯定会宣扬自己的高效与廉洁。因此，反对党比任何人都希望政府存在失误和腐败，而且特别希望这种失误和腐败能够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如选举前夕）被揭露出来，这样才能为他们赢得选票。     反对党这么做会有麻烦吗？通常不会。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批评总比干活要容易得多，而且政府的任何一种措施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总有人得益，也有人受损，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些都给了反对党批评它的机会。这样既给执政党制造了麻烦，还会让选民觉得反对党很用心，一举两得。当然，既要制造麻烦，又必须掌握好分寸，还要找到合适的理由，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如果说反对党不希望政府表现好，那么，执政党的执政就那么完美吗？他们就一定会按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去执政吗？未必。     从西方的实际情况看，执政党如果表现不好，未必就一定下台，而执政党的工作做得很好，也未必能够连任。“法国的希拉克和美国的小布什虽然应对自然灾害堪比灾难本身，但都没有影响到他们连选连任。……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堪称黄金时期，但同党的戈尔照样败选。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治理国家十几年，表现极佳，无可挑剔，就因为执政时间长，照样败选。”⑶因此，执政党对真正做好自己工作的兴趣并不大，他们的兴趣点还是集中在选票上。          在竞选时，无论哪个党执政都要把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为自己的成员“辅选”和“拜票”上，这势必会对政府的工作产生影响。在剩余的时间里，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要努力为选民服务，以争取选票，但也经常会为了选票而放弃长期利益和全局利益。最常见的就是利用执政“资源”为自己争选票，如不恰当的投资和减税等，自己做好人，把烂摊子留给下一任。这种情况在美国也常出现，这也是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的不连贯、影响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中美关系还风和日丽，可他回国不久就开始了中美摩擦。而这些摩擦都源于某些集团的利益，如会见达赖，只能满足某些强硬派的要求；卖军火给台湾也只能满足军工集团的利益需求。而这些做法必然会极大地影响中美关系，影响美     国的信誉。作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不可能不知道它们的重要性，但在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最近，欧洲的债务危机也与用执政“资源”为自己争选票有关，用张维为教授的话说就是：“多数西方国家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民主“短视化”结果。政客为了拉选票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耗尽了国库，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埋单。南欧国家相继出现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⑷此外，有时还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执政党由于某种原因被反对党抢了先。这时，他们之间的地位就倒了过来，轮到执政党反对了。在台湾，就连人见人爱的大熊猫，都曾经被拒绝入境，其原因就是大熊猫的到来不利于执政党的选票。     这些年来美国压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选票。美国的老百姓失业率高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跟不上工资的上涨速度。所以，人民币升值、减少中国产品进口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这从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措施实施以来的实际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⑸，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比较麻烦，需要像我们在节能减排所做的那样，关闭一些效率差的工厂，失业的工人们要进行学习、提高劳动技能，然后再重新就业。但这样说起来就很复杂，老百姓不容易听得懂，另外执行起来，工人们要花精力去学他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收入上也会有损失，自然不会投他们的票。相比之下，对人民币施压、攻击中国，老百姓容易懂，选票也容易到手。正像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说的那样：“对于美国的公民来讲，他没有刚刚咱们说的五分钟时间去解释，有五分钟他也不会耐心地听，他宁愿看两分钟广告，看两分钟电视剧，他也不愿意听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东西多沉闷，谁愿意听这个话题。人家就愿意听30秒的话，人民币的汇率太低了，因此出口多了，抢了我们工作”⑹。至于这种方法是否有效，则没有人关心，因为到下一次选举已经事过境迁了。     各政党的目标是选票而不是政绩，这就是多党制导致执政低效甚至产生恶性竞争的主观因素。有了主观因素，只要条件合适，就必然会执政低效。而西方的政党竞争制度，恰恰又使得这种情况比较容易产生。原因是这个竞争不是直接进行比较的。     如果各政党的执政是像体育比赛那样同场竞技，大家就比较容易看出谁优谁劣。但在多党制竞争过程中，各政党是先后执政，他们的执政条件千差万别。就拿选民最关心的经济来说，当遇到了世界经济好的时候，发展经济就容易得多，而赶上了经济危机，能保住经济不下滑就不错了。单看某些指标，如GDP的增长率、就业率等，已经无法看出谁的执政本领更强。另外，政治家的执政行为和政策包含了政治、经济、外交、民生等诸多方面，这时综合判别他们优劣的难度就更大。在这种难以看出执政优劣的情况下，执政的政治家做秀就会比脚踏实地的工作更容易赢得掌声，也更容易获得选票。     多党制导致执政低效及恶性竞争还在于缺乏监管。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里，都没有对反对党的反对行为进行监管的机构，而且因为这些事情多数都是合法的，即使有机构监管，也无能为力。他们只要做得不太过分、太露骨就不会有大的风险。     由于双方都把精力用到了选票的争夺上，选民的利益、尤其是他们的长远利益就只能先放在一边，这种竞争当然不可能等同自然界那样的竞争，也不可能有选民希望的高效率了。事实上，在多党竞争的条件下，执政党在工作的同时，要关注着媒体，以便宣传自己的功劳，还要应付反对党恶毒的攻击和掣肘，甚至还要防范对手设下的陷阱，执政的效率怎么会高呢？          三. 多党竞争条件下的选举          对西方多党制的追捧者来说，他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各政党的竞争性选举以及政党轮替，让选民这个裁判来判断和选择。然而这个政党轮替的实际效果实在令人无法恭维，由于选举信息的不对称，选民很难做出好的选择，况且由于金钱的因素，有些人根本就无法参选，许多政策则根本无法出台。     在多党制条件下，竞选非常热闹和好看，电视、报纸等媒体都充斥着各种选举信息，大家都努力吸引选民的眼球。执政党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自己执政有功，反对党则攻击执政党执政不力。尽管如此热闹，但选民还是难以做出理性的判断。首先是缺乏可比性。除了外部条件以外，各政党的执政内部条件也会发生变化。前一任领导人腐败无能，不等于后面的领导人也腐败无能，前面的领导人清廉有为，也不等于后任的领导人清廉有为。所以，选民很难知道各政党今后的表现。其次，如果要全面地解读各政党的执政理念和主张，要求的知识面太广，多数选民都难以同时具备这么多的知识，更何况有的候选人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故意模糊自己的竞选理念。第三，由于各政党在竞选时，不断的相互攻击、辩驳，而这些攻击和辩驳的真     实性也不容易查证。此外，他们自己的竞选政策、主张也往往不能兑现，甚至有些政策的提出就是为了骗选票，并不打算真正兑现或者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这些对选民的判断都形成了巨大的干扰。     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是让选民难以判断的一个因素。一项施政的措施取得成功，需要上下级政府以及朝野之间的协调与配合，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但成果算在谁的头上却并不容易，同样，施政出了差错，过失也不太容易完全归在于执政党的无能，或是反对党的掣肘。     选举舞弊更是各政党在选举中难以摆脱的恶习。由于上述原因，通过政绩赢得选票比较困难，正常的竞选方式大家也都用尽了。于是，各政党在竞选时都会有一些不正当的竞选方式，试图赢得更多的选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为迎合选民而乱开支票就是一种常用的方式，最近南欧各国债务危机就是各政党竞相讨好选民造成的，结果把国家拖到了要倒闭的边缘。其它方式如：恶意歪曲竞争对手的执政主张来误导选民，对竞争对手进行造谣污蔑，甚至还可能采用贿选等手段，更恶劣的是有些候选人还会动用黑社会。更让选民困扰的是，有些手段常常出现在选举的前夜，让选民来不及做出正确的判断，也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此外，监管的缺失也是选举舞弊屡禁不止的重要因素。     由于不守规则往往会得到更多的选票，即使有些人比较善良，不愿意通过违规获胜，但他在这种竞争中总是要吃亏，甚至会被淘汰。     有些人根据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认定可以自由选择的多党制好。但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如果在一个市场里，各种商品既缺乏可比性，又缺乏有效的管理，这样的市场一定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产品，混乱不堪。它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也不会促进真正的优胜劣汰，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这种市场是没有人愿意面对的。     基于以上原因，在选举时，相当多的选民就只能“跟着感觉走”，而不是科学和理性的选择。“铁票仓”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铁票仓”的选民不管他们喜爱的政党或个人做得多么差，都会支持它。身陷“洗钱”和“召妓案”的陈致中高票当选高雄市议员，“而且以全台第二高票当选，创下高雄市议员历年选举最高得票纪录”⑺就非常典型。其它的非理性因素也占了很大比重。如：同乡、同民族等，甚至身高、相貌都会起很大的作用。事实上，这类现象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中都大量存在着。这样的选举还会促进优胜劣汰吗？这让许多选民失望，成为西方国家的选举投票率低的重要原因。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