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新世紀】小時候我在台灣唸書，十幾年的經歷使我曉得，當年的台灣實在不像今日許多大陸人所以為的那樣「溫良恭儉讓」。相反，昔日台灣的空氣中洋溢了一股牙齦充血的氣味，暴力隨處可見。校園裡外，幾乎天天都能看到有人打架；當然，我也打過不少，更挨了不少打。十多年後，我第一次踏足廣州，剛出火車站，就看到站前廣場上幾名漢子正在群毆一個滿臉是血的男人。今天再回台北，那股溫柔簡直就像韓寒筆下「太平洋的風」，叫人骨頭融化。而廣州，也再不像八十年代那樣了，別說打架，連正宗粵語粗口也很少夾雜在街頭言語之中。 這些經歷使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那便是對於暴力的寬容與限制。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一個社會比較能夠容忍暴力的使用，或者比較傾向於限制它的存在？又是什麼力量改變了一個社會，使得它越來越不容許暴力的存在；又或者反過來，變得更加暴戾？有人可能會相信德國社會史大師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說法，覺得約束暴力乃是文明化進程的結果，越是文明，越少暴力。果如此，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當今不同社會在使用暴力這點上的差異呢？同樣是遊行，在香港霸佔街頭衝撞欄杆就已算是很激進了；但在內地激進的意思卻可能是砸毀汽車或搶掠店舖。難道我們要就此定論，香港的文明程度果然高於內地？ 先撇開這種判斷會不會太過沙文主義，在我看來，只用文不文明去解釋一個社會的暴力程度，恐怕有點簡單，無助於我們深入認識具體促使一個社會對暴力寬大的理由和機制。 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院韓德強教授在一場反日遊行時掌摑一位老者，給了我們一個現例。據報導，韓先生所在的隊伍亮出了「毛主席我們想念您」的口號，於是那位老人不滿地說：「將這種維護國家尊嚴和民族大義的願望寄託在毛澤東身上是錯誤的。」韓先生聽後大聲回話：「你罵主席，你就是個漢奸！你就是日本人的內應！」但那位老人不依不饒，猶自咒罵，韓先生就上去打了他一耳光，同時也被對方打得眉角出血。事後韓先生在博客裡聲明：我一向反對打人，一向主張和平說理。但是，遇到不講理的人，遇到造謠、誹謗、污衊開國領袖，破壞中國人民團結，給日本人當漢奸的人，我忍無可忍，不能再忍！ 為什麼韓教授會認定一位侮辱毛澤東的人就必定是個裡通日本的漢奸呢？且讓我們設想，有沒有可能一個人既不喜歡毛澤東又必然不是漢奸？當然有。比方說一位參加過抗日戰爭且終身懷念蔣介石的國民黨老兵，他恐怕就不會喜歡毛澤東，同時又不太可能做漢奸。然而，真正要緊的是，為什麼一向推崇中國尊嚴的知識分子會不顧傳統古訓，對一位長者公然動粗？為什麼一位以傳道授業解惑為職業的教授會覺得講道理沒用，只能以暴力解決問題？換句話說，在這裡，韓先生覺得說理的極限已過，而暴力則是惟一出路。 我們先來看看韓先生所理解的講理之極限是什麼。照他的聲明，那便是「遇到不講理的人，遇到造謠、誹謗、污衊開國領袖、破壞中國人民團結的人」等一連串標準。但這一連串標準的關聯何在，或者它們是否等同，我們就不太清楚了。「誹謗開國領袖」是否等於「破壞中國人民團結」，這正需要說理辯明。同樣，如何才叫「誹謗開國領袖」，也是需要說理才說得分曉的。可惜的是，韓先生非常迅速地把對方歸類為「不講理的人」，所以也就不用再講什麼道理了。果然，我也看到一些支持韓先生的網友留言：「對付這種人，講道理沒用。」 巧的是，前陣子我在一次演講時指出「約架吳法天」那件事情不太合理，也有網友勸我：「對付這種『毛左』，講道理沒用！你這是書生之見。」由此可見，不管政治立場如何，雙方都有人把講道理的極限設得非常之低。既然不能講理，那麼自然只能動手了。 且慢。道理說不成，「自然」就只能動手嗎？果如是，那麼從前宋朝「鵝湖之會」、戰國百家爭鳴，最後豈不也都成了全武行收場？在不能講理與只能動手之間，其實還有太多的選擇，例如冷靜不言，甚或避席而去。為什麼對政治和社會的意見分歧，就只能沿著從講理到動手的這條軸線發展，講不成理則繼之以武？ 篇幅有限，不能說得更深，有意見就打一架吧。反正我們對講理的信任非常之低，對暴力啟動的限制卻異常寬鬆。

【蘋果日報】抵制日貨其實就是一種愛國教育。根據葛瑞（Karl Gerth）那本非常有趣的《製造中國》，民國年代種種抵制洋貨愛用國貨的運動，成功地把消費文化引入了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使得老百姓一下子多了層「國」字眼鏡，懂得在最具體最物質的東西上看見最宏大最抽象的國家。從前看戲就是看戲，如今才知道原來京戲是種「國劇」。天天穿在身上的棉袍長衫，現在終於發現它叫國服。原來任何可以消費能夠消耗的東西也都是有國籍的。我們購買它們，使用它們，着眼的不再只是它們好不好貴不貴，還得搞清楚它們和我們到底是不是同一個國家。 為了推進這場運動，當年民間流傳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傳說。我最喜歡的一則是這樣子的： 隆冬將至，一個住在寄宿學校的小學男生正在等待媽媽寄來過冬的衣物；他一邊等待一邊擔心。擔心什麼呢？學校老師都說了，各位小朋友長大之後要愛用國貨，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於是這男孩便思疑媽媽該不會又用價廉物美的日本布料給他做衣服吧？萬一到時候收到的衣物真是日本料子做的，那該怎麼辦呢？ 後來，他終於等到母親特地給他縫製的衣服了，看見那一件件衣褲上細密的針線，他覺得既溫暖又感動，這可真是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呀。不幸的是，這批冬衣居然真是用日本衣料做成的，想必是媽媽怕自己遭涼，便選用質地精良的日貨。如此一來，這該如何是好呢？穿了這些衣服，就是不愛國；要是不穿，辜負了母親一番心血，那便是不孝。正所謂忠孝自古兩難全，這位小朋友眼見日寇欺人，國難當頭，只好做個不孝的中國人了。 整個冬天，他身上還都是單薄的春衣，每天冷得渾身發抖。為了驅寒，他只好咬緊牙關天天跑步，希望用大量的運動人肉發熱。白天跑，晚上也跑，日日如是，小男孩終於贏了全校賽跑冠軍，成為地方上有名的跑手。

【飲食男女】琉森當然美麗，畢竟是個旅遊勝地嘛。既是旅遊勝地，遊客自然多如江鯽，其中當然少不了中國人。在酒店辦理入住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店裏住了不少中國大陸來的客人；反倒是拿香港護照的，近來罕見。於是我便開始尋覓中國遊客的蹤影。 十數年間，琉森似乎也變了許多。不知他們如何能在古城中憑空理出一條滿是店鋪的商業街道，那陣銅板的響聲迴盪在石砌的街巷中，幾乎要有點威尼斯的感覺了。在這樣的老街上要找古老的中國，其實一點都不難。你去賣錶的店家窗前，常能看到以中文書寫的標價，以及一小塊寫着「歡迎使用銀聯」的標示；當然這是簡體字，古老中國的摩登版本。 在海外辨識中國遊客是很容易的，就連當地人都知道。廣州的《新週刊》前幾期才拿它做專輯，題目好像是「為甚麼中國遊客這麼多，中國遊客卻最不會玩」。根據這期雜誌的介紹，中國男性遊客的特徵是上身一件休閒T恤，下襬緊緊收進西褲或者牛仔褲裏頭，腰間當然還有一條帶釦會亮的名牌皮帶；凸起的肚腩上還會頂着一部相機，肩上的掛包裏可能有個裝了茶水的水壺……。依我看，這還不夠精細，我現在還能猜出他們之中誰是官員誰是商人。許多官員出國考察（比方說來琉森考察瑞士觀光業的發展），總會習慣穿著一件正式的白襯衫；一群白衣黑褲的男子走在橋上，可見度極高。為甚麼他們要這麼穿呢？也許是下意識裏想要告訴別人甚至自己，我可是來辦公務的。 同樣地，美國遊客也十分好認。無論走到那裏，他們都喜歡短褲波鞋；男人的肚子也是一樣地大，甚至更大。我在不少教堂和清真寺外見過被拒入內的美國遊客，他們偶爾會露出不忿的表情，似乎不能理解美國人的短褲怎麼就冒犯了你們的宗教。 日本人呢？我倒是在琉森音樂節的會場裏頭碰到好幾個日本樂迷，樣子與常見的那種戴帽子擺勝利手勢拍照的日本客很不一樣，嚴肅加專注。說到底，這兩天上場獻藝的可是當世第一女高音巴托莉和慕尼黑愛樂這號人馬，大家自然盛裝打扮，嚴陣以待。至於中國樂迷，活動範圍有限，基本上看不到，正如到了博物館和藝廊一樣，除非是羅浮宮那一級別，否則你也不太有機會遇到同胞。歐洲名牌商店不止有中文標價，還有中文「導購」；歐洲的博物館就對咱們冷淡點了，多數規模小一點的博物館都不會另印中文地圖和導覽。要是真有亞洲語文，首先出現的還是日文。 於是香港朋友又有話說了，你看你看，沒文化就是沒文化。每次聊到這個話題，我都不願意表態，總覺得自己會不好意思。就拿東京來講好了，這座城市是香港遊客熟得不能再熟的旅遊點；甚麼地方掃貨，甚麼地方醫肚，興奮起來，簡直能白手畫出一張地圖。可是我問那些一年要去好幾回的日本迷，有沒有看過國立博物館裏的法隆寺館，知不知道大家常去的六本木有家很厲害的國立新美術館時，他們的反應便變得很有趣了。就像我們那些旅遊指南或者雜誌裏的旅遊專題，介紹博物館的時候往往要小心翼翼地說它裝置很互動，提醒讀者「一啲都唔會悶」。用「不悶」來當人家博物館和美術館的賣點，恐怕也是香港旅遊指南的獨家特色了。幸好我們香港人開化到了不在人家地盤上公開拉屎的程度，這可真是文明的標誌。 說起拉屎，我還在一家大教堂見到有人帶狗進去，然後聽到一隊說普通話的旅遊團驚嘆：「你瞧人家歐洲狗多乖，進了教堂不亂吠，人家也不怕牠拉屎瀨尿」。而說到普通話，我又想起就在我搭上瑞航班機的前幾天，一架從蘇黎世直飛北京的瑞航客機必須中途折返，原因是機上兩名中國乘客醉酒打架。他們後來都被瑞士警察帶走了。 除了音樂、教堂和錶店，琉森最有名的自數山水。那天登山，經過當年托爾斯泰盛讚的觀景台，也走了一小段馬克吐溫走出來的小徑。沿路亞洲遊客極少，反而瑞士老頭老太太一個個拄着手杖安步當車，令人敬佩。下山坐車，這才終於看見一對揹着包的亞裔青年男女，乾淨明亮，學生模樣。半路有一位瑞士老人上車，看來也是剛剛下山，這對青年立刻起身讓座，英文中還能夾雜一兩個德語單詞。我正思忖，日本遊客的英文好像沒這麼流利吧，怎料立刻聽到他倆低聲細語，說的是一口字正腔圓普通話。

【蘋果日報】他們上街的那天，我在西安。下午的遊行，晚上大概也該結束了吧，應該不會阻礙我去機場的計劃。不料天已黑，雨勢大，人群的狂熱尚未冷卻。他們說挨砸的已經不限日本車了，那群昏掉頭的群眾開始見車就砸。他們又說，有人打爛了Sony專賣店的門面，衝進去大肆破壞，同時還乘機搶走最新款的電視機，於是抵制日貨變成了打劫日貨。 夜雨中，我們堵在路上，全城彷彿戒嚴。剛打開窗戶想看清外面的情況，就見一個敞開襯衫的中年漢，一邊拿着厚磚向前奔跑，一邊高聲嘶吼。雨聲很大，喇叭聲更響，我聽不懂他在喊什麼，但我知道他的激動。 後來我才曉得出事的不只西安，青島一座大樓着火了，長沙一家商場也遇到劫掠，還有人在網上自豪宣佈自己搶到一隻勞力士。 然後輪到廣州。群眾對付不了日本領事館，只好把怒火宣洩到花園酒店頭上。那可是花園酒店呀，它和白天鵝賓館在廣州人的心目當中，大概相等於我們香港的文華半島，是一兩代廣州人集體回憶裏的地標。結果好端端一座國營五星級酒店，沒多久，它的大堂便狼藉一片。我在微博上面看到無數廣州人的憤慨，連翻幾頁，全是我所熟悉的母語粗口。許多網民認定那幫搞事的人一定都是外省佬，因為「真正嘅廣州人又點捨得咁做」？再講下去，又有人提供新證據，說群眾滿口「操你媽」，「一聽就知唔係自己友」。很自然便有人推出了結論：「睇嚟都係要逼到我哋好似香港咁排外至得啦」。 類似的討論，也發生在上海網民之間。沒想到才一個晚上，原本就潛伏在各大城市底下的排外情緒就全部現形了。 然而西安那天還有一位叫做李昭的青年，原來也是要去遊行的，結果看着一輛車被砸毀，另一輛車被推翻，他開始擔心車裏的人會不會受傷。他向路邊攤販要來一塊紙板，在上頭寫上大字：「前方砸車，日系繞行」。一個人，就這樣子一個人，站在路口一下午，救了好幾十輛車和車裏頭的人。 一個青年和一張舊紙箱上扯下來的紙板，如此微弱。也許將來，危機真正降臨的那一刻，這就是火熱暗夜中那一點清涼冷洌的夜明珠了。

【蘋果日報】中國人已經不是第一次抵制日貨了。一百年來，中國還發起過無數次抵制洋貨的運動，不管它是東洋還是西洋，總之凡是進口貨就要抵制。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種做法是有點道理的，因為當時的中國沒有自行訂定關稅的權利，其他工業強國卻紛紛祭起保護自家工業的貿易壁壘。相形之下，中國的市場簡直是這些國家的大型散貨場，本土新生的脆弱工業在價廉物美的洋貨面前簡直不堪一擊。所以當年他們只好以國民自發的抵抗，變相取代政府的入口限制。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每逢說到抵制洋貨，必然伴隨相生的口號就是「愛用國貨」了。只有一方面抵制洋貨，另一面愛用國貨，這個保護民族工業的道理才能說全。 為什麼眼下這一輪抵制日貨的運動裏面，我們幾乎聽不到任何「愛用國貨」的呼聲呢？那自然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已非吳下阿蒙，全世界都在愛用「國貨」了，大家又何必再提倡國貨呢？但是換個角度來看，許多國貨你又實在愛不下去，比如說那些舊餡新皮的月餅，含毒致癌的家具，令人頭大的奶粉，以及地溝餿水精煉而成的食油。我們都知道這些國貨的問題，要愛上它們，那可真是重大的犧牲。示威群眾再不理性，人命關頭，也還曉得分寸，這句「愛用國貨」真是說不出口；說了也會很out很不合時宜。 然而，這麼out的事情，居然也還有人曲折認同。那兩天街上遊行的隊伍就有少數標語聲明「寧願地溝油，不失釣魚島」、「就算只喝毒奶粉，也要日本遍地墳」。這類口號背後的邏輯很簡單，意思就是我們的國家的確有問題，政府監管不力，商界埋沒良心；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愛它，甚至為了它的領土犧牲個人健康與性命。 問題是你為什麼一定要把這個處境弄到這麼極端？為什麼不能在愛國保釣之餘，同時憤懣國家之不濟？地溝油和釣魚島本來是完全無關的兩碼事，但是透過專斷的國族主義的犧牲邏輯，它們就神奇地連繫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