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

作者 艾娃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9日在北京表示：希望法国与中国维持稳定、可期待的外交关系。这是他与中国外长杨洁篪和国务委员戴秉国分别会晤后，向媒体作出的表态。 法比尤斯昨天（9日）到达北京，展开他为期两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自五月法国左派社会党奥朗德入主爱丽舍宫后，第一位法国新政府要员出访北京。此次访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平衡法国和中国之间关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在2011年，法国对华贸易赤字总额高达27亿欧元，占赤字总额的40％。 当天上午，在两国外长的会谈上，杨洁篪在回忆了此前在墨西哥召开的２０国领导人会议时，中法两国元首的友好见面后，表示：希望与法比尤斯，就中法双边关系、加强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深入交换意见。 对此，法比尤斯回答说：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双方也许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在两个大国间是正常的，合理的。但最重要的是，他深信如果有差异，最终还是将达成一致，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以诚相待才是真正的朋友。 此后，在与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会晤时，法比尤斯自称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表示他“确信”，他将为法中双边关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启程赴华前夕，法比尤斯接受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采访时， 就保证说法国新政府将发展法中关系，作为外交上的一个优先选择，希望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处理好法中关系。 法新社指出：在萨科齐执政的五年期间，法中双边关系一开始就争执不断，后因为西藏问题更是震动不小，直到后来在令北京担心的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双边关系才变得和缓。一位法国外交官员就此表示说：法国的首要任务是避免重复2008年的危机，同时这位外交官也保证说：最敏感的问题，如人权问题，还是会被提及。 在昨天晚间与驻华法国社团见面的时候，法比尤斯强调说：法中关系应该不仅仅是平等的，同时也应有尊重、有可期待性，当意见不同时，清楚表达，没有必要态度傲慢。 法比尤斯此次访华，必须就欧盟、欧元，叙利亚，伊朗和朝鲜等国际问题与北京交换意见，他还表示希望与中国做很多事，尤其在农产品的食品加工、金融和健康领域。 法比尤斯称：必须尽量平衡双方的贸易，2011年高达27亿欧元的商业不平等不是一个小问题，他希望中国也开放国内市场。 在访华期间，法比尤斯还将与中国投资者会面，其目的就是在此欧债危机深重的时刻，吸引这些投资者到法国投资，创造就业机会。 在经过第一天的会谈后，法比尤斯表示，他的感觉到中国愿意成为一个稳定的合作伙伴。 今天，法比尤斯将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会晤。法国媒体对此指出，法比尤斯作为奥朗德竞选总统的代表在今年二月访问北京时 ，作为中国权力核心的中共中央常委九名委员，他只见到了一位。而今天，作为法国新内阁中的二号人物他将见到两位。尤其是后一个会晤，对法国外交来说更为值得关注，因为中国的十八大将在今秋举行，然后是明年3月的人大会议，将选出新一代党、政领导人，如果不出意外，李克强将成为下一届中国政府的领导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核心提示：为什么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却能延续至今？为什么有的掌权者可以毫不犹豫地向抗议者开枪，有的却手足无措？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政治系教授Mark R. Thompson对这一90年代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给出了更系统化的答案。 《开枪还是不开枪 中国与东欧的后极权主义》这篇发表于《比较政治学》2001年第34卷第1期上的论文至今看来仍有见地。在我们为维园的烛光洒泪之时，在一些文学性的描述称东欧剧变是因为“坦克人”的感召力量时，或许，我们还可以先不要自认为一张照片、一个画面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能更客观地比较一下中国与东欧的不同。 以下是本文节选： 中国、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所爆发的民主革命运动有着相似的开端，都是以群众为基础、非暴力的抗议来反对持强硬路线之政权。然而在十年多之后，中国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和东欧的成功革命却变得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些国家之后的发展可谓”天差地别”。在下令军队向和平抗议者开枪之后，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处决或囚禁了数以百计的民主活动人士，同时还逼迫其它民运人士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而在1989年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却从未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火，且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随后都垮台了。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两国均已不复存在，但包括近期选举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彼此继承者，都已变得民主化。 正如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对其所作的形容，东欧的民主化往往被视为”一个单一的雪球”。  波兰、匈牙利的协议式转型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式转型两者之间的差异一直都被人们淡忘，而后两个国家在当时遭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们忽视了。相反，东欧的民主被视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集团推行的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政治雪崩的必然结果。  因为中国的邓小平并非是与戈氏相同的政治自由化推动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镇压也就被视为向着非民主方向发展会出现的理所当然之事。然而持强硬路线的共党领导层并非仅中国一家，尽管戈尔巴乔夫暗示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应该进行改革，两国当时的领导人也同样顽固不化。 人们很容易忘记当时两国均弥漫着一种恐惧：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者将会遭受与中国学生示威者同样的命运。东德政权故意制造了这类焦虑，该政权在当时选择仅对中国政府击败”反革命”的作为大加赞扬。反对派领导人和普通示威者则以严肃态度看待这种赤裸裸的威胁。  1989年10月9日——发生在莱比锡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天——成千上万民众正准备和平反对东德政权的和示威，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却在欢迎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东柏林并赞许中共在天安门广场采取的镇压抗议的行为。另一位东德政治局成员则警告两位新教领袖说，北京”只是在地理上”远离柏林，言下之意很明显是在说东德政权不排除武力镇压抗议者这一选项。对莱比锡这座城市而言，除了正规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史塔西），还有28个各有80名义务兵的流动警察小队也被动员起来反制示威运动。政工人员向已经剔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成员之后的最终团体做了情况简报。”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就是阶级战争……今天就将决定阶级战争的结果，获胜方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所以要保持阶级警觉。如果棍子不够好用，那就用枪。（如果儿童在抗议人群中）那是他们活该。我们有枪，我们有后盾。” 莱比锡各家医院都分配到了更多的血浆，这个信息让示威者普遍联想到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同样，捷克斯洛伐克雅克什（Milos Jakes）政权中央委员会数位成员”草率的考虑了采取'中国式方案'的想法”……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1989年11月17日抗议开始的第一周曾认真考虑过动用武装部队的做法。  抗议者担心遭到开枪镇压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11月17日学生示威被野蛮驱散之后。 “为何柏林和布拉格所发生的事件并未与北京天安门事件以同样方式收场？”这仍然是1989年革命岁月中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尝试解答它。各种解释往往太重视文化差异以至于看不出这种比较有何意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保守派领导人宣扬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适合亚洲国家 。  著名美国学者亨廷顿也以类似方式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冲突 。  尽管如此，前东德成功开展民主化及较早之前西德民主的成功已平息了关于东柏林的红色普鲁士和波恩的内阁民主的争论，更遑论德国固有的威权主义特征。  尽管台湾进行了民主化，但认为中华文化天然具有威权主义成分的相似成见迄今仍未被弃之一旁。  本文有意识地忽略了这些文化主义的论点、这些对一种文化内涵所做的假设、以及东方主义视角。 学者们在思考为何中国会向抗议者开枪而东欧国家却并未这么做时，提供了四种重要解答：政党的正当性、社会现代化、领导层的行为及反对派的策略。尽管每种解释都对解开此疑问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们全都忽略了1989年时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同政体类型及其亚型（subtypes）之间的差异。1989年时的中国和东欧国家共党政权都是后极权主义的政体，但在中国的”初期型后极权主义”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晚期”、”僵滞型后极权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

VOA记者: 杨明 图片来源: Reuters 英国商人尼尔.伍德2011年4月在北京一家画廊里 英国商人尼尔.伍德死因之谜，越来越开始浮上水面。有外媒报道，伍德因威胁要将谷开来向海外转移大量资金的事情捅出来，却没想到招来杀身之祸。 *谷斥伍德太贪心 威胁之下毒死他* 英国路透社星期一首次独家报道了伍德去年11月被杀的起因。伍德之死，不仅谷开来涉嫌重大，也导致薄熙来官位不保，面临可能的严重后果。 路透社引述接近警方调查的消息来源说，谷开来据称去年底要伍德将一大笔资金转往国外，由于资金数量巨大，伍德要求从中得到更多的回报，但数量超出谷开来愿意接受的程度，因此谷开来勃然大怒。 路透社引述的消息来源说，伍德对谷开来说，如果她认为他太贪婪，那么他完全可以不管这事，也不会拿她一分钱，但伍德还说，他也能把这事捅出来。 报道说，谷开来痛斥伍德太贪心，在伍德威胁要揭露她之后，制定了要将伍德置于死地的计划。消息来源不知道伍德为谷开来提供的向海外转移资产的详情，但指出有关交易一旦曝光，将对谷开来和野心勃勃、想要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丈夫薄熙来造成威胁。 路透社引述由于消息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人士的话说，谷开来在发现伍德不顺从，甚至还用威胁表示不服，并可能匿名揭露这笔巨款后，认为这将对自己和丈夫薄熙来带来很大风险。 路透社说，他们的消息来源已同重庆的调查人员交谈过，并被告知调查的详细情况。消息来源说，警方怀疑41岁的伍德是被人在酒中下毒，但还不知道伍德死于重庆的确切地点。但是其他接近官方信息的消息来源说，他们和其他消息来源相信伍德是在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的一个幽静的山顶别墅受害的。 英国每日电讯报说，中国官方对伍德死因的调查报告指出，根据王立军交给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警方文件，伍德死于毒杀。报道说，调查报告已印发成党内文件，看过调查报告的一名重庆消息人士说，王立军查到谷开来下毒的证据，伍德被氰化钾毒死。 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谷开来和薄家的勤务人员张晓军有重大作案嫌疑，已移交司法机关。但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公布调查和处理结果。 *中国官场多险恶 伍德不知危险何* 英国资深事评论员、香港《信报》前总编辑邱翔钟说，伍德虽来自于传统贵族气息浓重的英国，本身也曾就读哈罗公学，但他并非循规蹈矩，而是充满了冒险精神，希望利用薄家家族的权贵，拉关系，但作为一个英国人，无法了解中国官场的险恶，尽管伍德在同谷开来交往的后期，开始认识到危险即将临头。 他说：“谷开来和伍德发生了争执。在中国这种近似宫廷政治里，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现代的英国人，对这样的事情没有足够的认识。尽管后来他跟朋友讲，感觉到自己危险，准备明年回英国来了。但他没有想到危险离他那么近。” *谷开来：你背叛了我 我就要报复* 伍德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居住在中国，在薄熙来担任大连市长期间，伍德同薄家家族，尤其是同谷开来的关系密切，私交很深。伍德曾帮助薄瓜瓜补习英文，还帮助他进入英国贵族学校哈罗公学的预备学校，进而成为进入哈罗的第一个中国人。 但是，路透社说，伍德同谷开来并没有男女私情。不过，在谷开来和伍德因财务问题发生争吵之前，谷开来同她那野心极大、永远忙碌的丈夫薄熙来的关系日渐疏远，谷开来把伍德作为一个心灵伴侣。 报道引述重庆商人王康的话说，谷开来和薄熙来多年来夫妻关系并不好，谷开来同伍德有很深的私人关系，她同伍德的决裂对她打击很大。谷开来的想法可能是，“你背叛了我，我就要报复”。 路透社的消息来源说，中国官方怀疑，伍德喝了下毒的酒，于2011年11月15日死亡。谷开来当时并不在案发现场。

万维读者网记者捷夫评论报道：自从“海伍德”的名字出现以来，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两个月前的新闻人物王立军。眼下，“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事件”虽然仍然牵动着中共最高层的剧烈权斗，但西方媒体却越来越发现，海伍德的死因不仅仅是薄熙来与王立军交恶的导火线，或许还是一个揭开众多谜团的关键，同时它甚至关系到中共对薄熙来和谷开来最终的政治和法律处理。 如果不是王立军从美国驻重庆总领馆一进一出，海伍德这个人可能就永远被人遗忘了。综合英美媒体的报道和分析，海伍德此人颇具“传奇色彩”，即使是在遍布大陆的无数“西洋中国通”中，他也非同一般。 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1970年出生于英国。死前已经在中国各地生活过十多年，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并娶中国大连女子露露(Lulu)为妻，之后他们育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现年11岁的奥丽维亚(Olivia)和7岁的彼得(Peter)。海伍德被认为是以中间人身份在华活动的英国商人中相当成功的一位(其所代理的欧美公司不乏着名商家)，并在大约十年前开始接近当时大连市长薄熙来的家庭。 之后的一切，报章已经介绍得不少了。海伍德因为执教于一家位于大连的国际学校，故经人介绍成为薄熙来和谷开来的爱子薄瓜瓜的英文教师。据称薄家选中海伍德，曾考虑到众多的因素，其中包括海伍德的教育背景、知识领域以及他广泛的国际联系。事实上，海伍德后来在薄瓜瓜进入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家庭教师为起点，至海伍德临死前，他已经深深地介入了薄熙来和谷开来、特别是谷开来的经济活动。 并不像薄熙来所宣称的那样，谷开来其实一天也没有真正离开自己的商业活动。英美媒体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谷开来的公司(英文名称为“Horus L. Kai”)在海外遍地开花，其商业足迹遍及大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和英国。Horus L. Kai的业务包括“投资咨询”，为海外投资人在华投资牵线搭桥并从中渔利。 媒体披露说，在谷开来周围有一批“外国商人朋友”，为Horus L. Kai的生意奔忙并获益，他们中包括法国着名建筑师帕特里克•亨利•德维勒(Patrick Henri Devillers)、美国商人拉瑞•程(Larry Cheng)；而海伍德也是其中一员，不过(至少迄今为止)他陷得最深(最耸人听闻的报道莫过于“海伍德与谷开来的性关系”)，甚至可能就是为此而丢掉了性命。 英国报章在报道和分析海伍德死因时曾多次直接使用中文的汉语拼音“Bai Shoutao”，即所谓的“白手套”，某些英国媒体认定海伍德只不过是一只“白手套”。搜索一下“百度百科”即可得知，“白手套”是指中国“充当黑钱漂白的中间人”，他们“披着实际从事非法活动的合法外衣”。 在有关海伍德猝死的大量报道和分析中，人们不难发现三对矛盾的现象，它们使人更加认为海伍德的死因“非同小可”。

万维读者网记者捷夫评论报道：在有关海伍德猝死的大量报道和分析中，人们不难发现三对矛盾的现象，它们使人更加认为海伍德的死因“非同小可”。 第一个矛盾现象是海伍德于去年11月14日死后，重庆警方披露给海伍德亲属和英国领事官员的死因竟是两个不同的版本。海伍德亲属获悉死因是“心脏病突发”。近来海伍德的亲人，包括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声称他们“接受”海伍德“心脏病突发而猝死”的、由重庆警方所做出的解释。据说海伍德有心脏病的家族史—-海伍德的父亲就是在其壮年因心脏病突发而病故的。 第二个矛盾现象是，当英国媒体在热烈谈论海伍德曾效力于一位前MI6雇员创办的战略情报咨询机构(Hakluyt & Co.)时，该机构发言人只是淡淡地说，“海伍德从未在该机构获得全职职位”；“近年来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中国重庆的‘咨询服务’”。不过，媒体透露说，Hakluyt & Co.“向来行事低调”。MI6是英国最为重要的情治单位之一，即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SIS)，专门负责境外情报搜集。MI6(SIS)与国家安全局(MI5)和政府通信总部(GCHQ)一起，构成英国情报机构的所谓“三驾马车”。假使海伍德与英国情报部门确有牵连，中共对薄熙来谷开来案肯定会进行不同的处理。 第三个矛盾现象是，就重新调查海伍德死因，英国政府反复敦促，但北京当局却毫无反应。自从“王立军事件”突然爆发，中国政府的可信度越来越低。回想一下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对王立军滞留美国总领馆的最初回应吧! “一个孤立事件”，真是天大的笑话，什么都可能是孤立事件，唯独“王立军事件”最不孤立。问及海伍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不知情”之说恐怕难以服人。有媒体预测，英国政府还会以更高的层级继续向中方提出重新调查海伍德死因的要求。 除了美国媒体曝光的有关王立军在美国总领馆泄露的海伍德死因之外，英国媒体还报道说，重庆中国记者的手机曾收到匿名密告，“海伍德其实死于谋杀”。大量消息证实，海伍德死前似有预感，比如他曾向友人吐露自己的担忧和恐惧，计划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中国。而在产生不祥预感之前，海伍德在中国的“事业”一直是相当稳定的，这种稳定为其带来经济利益。据信海伍德在北京郊区拥有豪宅，其子女就读于英国学校在大陆的海外分校，每年仅学费达两万两千英镑。 不过也有个别报道指出海伍德死前“非常高兴”，例如4月5日英国轻年记者汤姆•雷德(Tom Reed)在英国最大的报章之一“每日电讯报”上回忆说，他曾于去年11月初(大约是海伍德死前十天左右—-本文作者注)与海伍德在北京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共进晚餐。雷德声称，柔和灯光之下的海伍德当时“毫无忧虑、非常高兴，全然不像是生活在恐惧之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