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1948年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殷海光执笔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说，“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特权豪强如故。”经当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转载，传诵甚广，引起许多国人的共鸣。然而，在权贵眼里，“赶快收拾人心”只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压根不相信掌握着绝对优势资源的政权会撑不下去，他们压根不在乎什么人心，他们被权势蒙蔽了双眼，看不见时局演变到了什么地步，普通中国人怎样的不安和焦躁，他们只想用暴力来应对共产党的暴力挑战，只想用暴力来压制一切敢于反抗的声音，关闭《观察》周刊、《新民报》南京日、晚刊，人心在他们心中几乎等于零。 　　“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早就洞穿共产主义把戏的青年殷海光并不想看到国民党政府的崩溃，所以才无比焦虑地喊出这样的声音。今天，我们是不是又一次到了该喊出这句的话的时候了？处境不同、地位不同当然会有不同的认识，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相同的，如果你没有逃离这块土地，没有移民的机会或打算，要留下来，在这里终老，那么注定了要面对风险不可预测的未来，饭桌上朋友们聊天，常常会对每天的食品失去任何安全感，对孩子要接受的教育没有任何的放心，对将来的养老保险更没有信心，中国往哪里去？中国正在急速地往一个无底的深渊下坠，资源被无限制的、掠夺性地开发、破坏，财富落入了极少数人的手中，转移到海外去了，他们不 断膨胀、不可遏制的物欲如同血盆大口，正在吞噬着这个民族子孙后代生存的机会。如果这个趋势不被扭转，后果之可怕是从未遭遇过的、也是难以想象的。1968年5月21日，殷海光在台湾岛上给人写信说： 　　人民有吃喝玩乐的“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的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 　　这些话用在此时此地，同样不需要更改一字，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十年来私人领域的自由越来越大，穿衣、吃饭、找对象，确实有了更大的空间，比起毛泽东时代对人性的压抑、摧残，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当商业广告代替政治口号，成为时代最醒目的标记时，同时释放出来的恰恰是人性中阴暗、贪婪的一面，并且毫无约束，权力或有意或无意地放纵这一面，引导国人朝物欲看齐，只要不关心国家命运，不对现实中的不公不义公开提出质疑和批评，对社会生活当中处处会遭遇的男 盗女娼视而不见，尽可以去享受私人的吃喝玩乐“自由”，权力放弃了毛那种咄咄逼人、与全民为敌的进攻性态势，退而为防御性，只要不触及他们的特权，不碰到保护他们利益分赃的体制底线，它一般不来侵犯你。当然，如果恰好你家的土地或房屋被他们看中，要征用开发、拆迁重建，它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因为这涉及他们的巨大利益，在这些事上他们是进攻型的。权贵利益至上，这已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高压线，不能碰触。 　　所谓盛世十年或盛世二十年，就是贪污腐败的盛世，坑蒙拐骗的盛世，道德沦丧的盛世，极少数人攫取了极大多数财富的盛世。在引人瞩目的繁华、奢靡和一掷万金的豪阔背后，所有的苦难、血泪、呻吟都被遮蔽了。有些外国人看不到真实的中国社会，为gdp增长率、为摩天大楼、高 速公路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迷惑，以为中国真的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不久的将来要赶超美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大部分普通人，在这个盛世的计算里从来是忽略不计的，其实，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多多少少无权无势者的命运都足以击穿盛世的弥天牛皮。这个牛皮曾陶醉了、也正在陶醉着许多无知无良的中国人，甚至吸引了一些外国人。 　　说穿了，这个以权贵利益为核心的盛世，乃是不计后果、不惜代价，用数据、物质和宣传工具一同制造出来。如果一定要认为这就是盛世，那也未尝不可，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盛世当中，这个盛世千方百计地用物质诱惑和种种阴暗的压制手段，不仅摧残健全的人性，而且摧残人类文明进程中代代积累起来的，几乎在所以的领域都是劣币 驱除良币，那些把人性中负面的因素发挥出来的人，在现实中容易得到更多、更大的利益，羞耻感降低到了最低点，时时处处都张开利益的大网，把千千万万的人网进去，进去的人可以分沾一点好处。对知识界利用课题、职称、头衔以及种种的诱惑，来牢笼、败坏整个知识阶层，对其他不同的社会阶层同样利用种种诱惑和控制，将正直、有才能而有良知的人边缘化，扶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聪明人，让他们大享名利。种种举措都是要在根底上摧毁社会的精神，令全社会屈从在强势、利益之下，没有任何自主的骨气。 　　一个原本有乌托邦蓝图的打天下集团，早已演变成一个单纯的权力组织，一个以保全自身利益和子孙利益为首要目的集团，除了对于那些投机主义、心思不正的人充满吸引力，它自身已不再具有 任何理想色彩，也没有对未来的真实预期。即使打着主义的旗号，也常常言不由衷，底气不足，因为做的一套，与说的一套完全不搭边。所以，它之所以能继续运转，大大多数时候依靠的不是这套说辞，而是赤裸裸的国家机器，具有威慑力的镇制工具常常以化妆的面孔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它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依靠说理，依靠意识形态来消解社会的不满、反抗。表面上，它似乎也不喜欢腐败，也号称要反腐败，偶尔也杀几个贪官，但骨子里它对腐败的依赖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这是一种严重的腐败依赖症，通过腐败来吸引一批又一批的支持者，保持既得权力的继续运行，通过腐败来为这架锈迹斑斑的机器不断加油，任何民间的反腐败行动，对腐败的真正批评都是它反感，腐败已成为这个盛世的另一面，如同《红楼 梦》里贾瑞得到的那面镜子，镜子的一面是美女，一面是骷髅。他经不住美女的诱惑，哪怕结果是力竭而死，也只有继续去看了。 　　今天，即使殷海光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赶快收拾人心》，在占有既得利益的那些人当中，也激不起一丝的涟漪。他们被利益蒙住了眼，更被蒙住了心，他们的心刚硬如铁石，他们不在乎王朝的未来，更不在乎民族的命运。他们该得到的都得到了，保全这一切就是全部，紧紧抓住这一切就是全部。他们决不相信，他们得到的竟会是一面“风月宝鉴”。 傅国涌，作者博客|

作者注：本文据在北京中国文联大楼“人民音乐”编辑部2005/11/25/创作座谈会为反驳中国音协在中宣部的名义下的“积极推动民族交响乐创作”一文的发言整理而成。自本文写成以来，没有任何报刊能发表。 苏联和东欧解体已16年了。对这解体，有的欣喜若狂、欢天喜地；有的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有的身处局外，冷静旁观。无论以上左、中、右（这是借用毛主义的分类词汇）三种态度，都不能改变这铁的历史事实了！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课题，就是总结历史教训。这主要教训之一，就是不要再搞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并且要坚持不懈地铲除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 无论在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在由歌颂个人崇拜而掀起的通向专制独裁的造神运动的狂澜巨涛中，文化艺术都被驱使而成为最大的“帮凶”而发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作用。在前苏联的30—50年代，大量的个人崇拜的文学、戏剧、诗歌、电影、交响乐、大合唱、大歌剧、芭蕾、美术、雕塑等等，其数量之大、艺术水准之高，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巨大的现象，我和成长在五十年代的同代人正是太熟悉这些艺术了！而且其中绝不乏大量的感情真诚、艺术高超之作而令人感叹！我现在还保存有一些作品的总谱，其中有阿力山大洛夫的合唱“斯大林颂”，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时，少年的我在一个黄昏的傍晚，在室外的昏暗中，听到由室内传出的手摇留声机的这个苏联唱片的钢琴和合唱，那钢琴深沉的前奏引出的真挚的长呼吸的女声合唱的，直到最后高潮的混声合唱，使我曾感动落泪！十年后的1963年我还在中央广播电台任职，我能借到和苏联电台内部交流的音乐录音资料，其中有苏联阿塞拜疆作曲家加芝也夫的“第二交响乐—追忆列宁”，这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图书唱片室里没有的资料，我曾多次聆听并深入进行听觉分析，圆号演奏的那中亚风格的有力的旋律，铿镪有力，深刻感人，就当时来说水平很高，我现在还能清楚的记得。我国五十年来所有的同类作品，其艺术水准根本就难望其颈背耳！美国 周刊在八十年代有一篇关于苏联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重要的研究专论，开篇却说的是艺术和音乐：“尽管我们不认同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她的诗歌和音乐是首屈一指的。”(“长河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176页。毛宇宽教授： ) 但是苏联、东欧顷刻之间的崩溃解体使这些大量的歌功颂德的作品突忽之间全成了过眼烟云而荡然无存，证明了它们绝对没有保护、捍卫、挽救那个制度及其统治者的失败和灭亡的功效和能量，而且最后也难能留在音乐史中。而在世界人类的音乐史中，能留下来的恰恰是当时被批判的又被后人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见证”的萧斯塔可维奇的交响乐作品，连他的在高压下创作的歌功颂德的获得1949年斯大林一等奖的应景之作“森林之歌”也被历史淘汰了！ 在世界音乐史里，除了歌颂上帝的音乐之外，从来还没有歌颂某一个国王或皇帝个人的交响乐或音乐作品，而不论该国王或该总统多么伟大。在欧洲，英国从来没有过“维多利亚女王颂”大合唱或“丘吉尔颂”的交响乐；在罗马、希腊没有过“凯撒大帝大合唱”“亚力山大大帝颂”交响乐；在法国没有过“路易十三/十四/十五颂”或“戴高乐颂”大合唱；在德国也没有“威廉国王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在1917年前的俄国，也没有“彼德大帝颂”、“尼古拉沙皇颂”等大合唱。为政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写歌曲、写交响乐、写电影、写小说进行歌颂这一个人崇拜的文化现象，乃是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产物而在前苏联发生、发展、兴旺并成为“党的文化”的强大主流的。但是在1917年苏联成立的初期也还没有，只是到了30年代斯大林的大肃反大清洗、要确立个人的独裁统治时才建立起来，并在30-50年代特殊兴旺的。但是奇怪的是，号称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却并没有作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颂“、“恩格斯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而自称是他们的继承者和学生的列宁尤其是斯大林却拥有不少的歌剧、交响乐和多得数不清的歌曲、合唱。自斯大林1953年死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批判否定了个人崇拜，自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歌颂他的艺术作品了！而且自斯大林死后的六、七届前苏联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位也从没有过他们的颂歌了！没有“赫鲁晓夫大合唱”，没有“勃列日涅夫进行曲”，没有“戈尔巴乔夫颂”和“叶利钦颂”的歌曲和交响乐。可见这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斯大林独裁建立的歌颂他个人的文化现象。 在封建毒害最为深久的中国虽然有大量的御用文化，而无论古代和起自1911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后的现代中国，并没有“孙中山颂”交响乐，也没有“蒋介石颂”大合唱。唯有“东方红”作为毛泽东的个人颂歌，却实实在在是对前苏联的个人崇拜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模仿和政治模仿，这是所有人都不争的事实吧！就是历史上最最极权的法西斯纳粹德国，有过“希特勒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吗？ “东方红”的原始面貌，今天早已不为人知了！它本来是一首活泼轻快的陕北农村民歌小调，而且被民俗学家划入情歌范畴之内，它的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还有更早的少为人知的原生态歌词《芝麻油》：“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人，呼儿嗨，哎呀我的三哥哥。”我们曾看到的最早的新的歌词，是被署名为当地的农民歌手李有源填上的新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他是人民大救星”。它被当时延安根据地的新文艺工作者采集民歌发现以来，这歌词是否又被修改拔高过，我们已不得而知了。本来在民歌中，人民歌唱自己感念的人物和事件，是很正常的现象，具有自发性，如蒙古民歌“嘎达梅林”，如陕北民歌“刘志丹”等，就是正常的文化现象。但是“东方红”却不同，从开始它的命运就被提升和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而绝不同于任何其它普通的民歌了，它是正好适应了1942年延安整风后毛主席全面的登上领袖地位并要求扩大和加固其个人地位的政治要求而被发现、提高、加工、推广的；它也的确曾在根据地作为领袖和人民亲切的新型关系而流传，直到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还是被人们亲切的歌唱。但是它从诞生之初就浸泡了中国特殊深久的封建文化母体的的毒液而不被发现，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三中全会前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才被发现并提出反思，人们把它的歌词“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和“国际歌”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打碎身上的枷锁，只有自己救自己”的诗句相比，对它的个人崇拜和封建感恩的造神意义提出过质疑和批评。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神颂的全过程的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心想：这不是矛盾的吗？”（“东方红”始末）1944年收集整理并传播它的主要人是诗人公木，他在文革后也如此反思( 张菱)。 但是当时的讨论还尚未深入而又有待深入：对“感恩“的封建奴性及其由来还么来得及深思，人们也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和讨论这首歌的音乐方面是如何被神化——异化的，实际上歌词和音乐的被不断加工和不断异化是同步进行的：自1949年后，“根据地文化”即”党文化”被确立为全国的主流文化，这首歌就被作为领袖个人的颂歌而传遍全国，并具有了某种和“国歌”相同并超过“国歌“的典礼性和仪式性的庄严神圣意义，早在文革前的50/60年代，很多大会和典礼的仪式就有“唱国歌、唱东方红”这道程序，自文革始，这道程序就约定俗成了。50/60年代以后，尤其文革之前和之中，在步步增涨的个人崇拜、践踏民主、强化集权、张扬奴性的过程中，一批一批的音乐家们，怀着虔诚的愚忠，为了达到造神的须要，就要在音乐方面把这首乡村的情歌小调，拔高和改造成伟大领袖的庄严颂歌。但是这是有极大难度的，从哪里才能找到这样的音乐技术呢？那办法也只能是向苏联学。 但是前苏联和中国有极大的不同，同为个人崇拜歌功颂德的作品的艺术水平，中国的无论形形色色的歌曲、合唱、交响乐，其技术水准和专业水平与前苏联相比，则相差悬殊而无法比拟耳！盖因前苏联从彼得一世起到18/19世纪早在1917建国之前经过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从总体说，它虽然仍是一个大量的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它虽然还没有进入最先进的工业文明的西欧各国，但是却有了初步的工业文明，尤其是它的艺术成就，有了强大的的俄罗斯乐派和拉赫马尼诺夫等国际大师，在如此强大的古典音乐传统之后的音乐水准，那些“斯大林颂”、“列宁颂”的交响乐、大合唱，其艺术水准之高，是今天的中国人想不到的。而我国却是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党的文化”的正式提出和建立是在1942年毛主席发表“讲话”的延安，那时的延安和根据地还只有农业文明的大秧歌而没有工业文明的交响乐，所以中国的“党的文化”的建立只能由农业文明的“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起步，“东方红”自不例外。起自“东方红”的我国的造神之作，经过1949年建国后的全国规范化，再到1958年的大跃进文化和浩如烟海的歌颂毛主席/歌颂三面红旗的新民歌(周扬主编郭沫若题词 )，再由文革文化达到顶峰，五十年来的这些音乐作品，总体说都是用农业文明的简陋的技术包装的“政治文化”。 由于1949年后的中国是向苏联“一边倒”，而我国的音乐家们学习和掌握这些主要来自苏联的音乐技术的时间还很短，水平还很幼稚，所以要把这首简朴而轻佻的情歌小调改造成伟大领袖的颂歌还很困难而吃力，那一次又一次的轮番作业的人为地强行改造的技术手法，就是把这首小歌的速度拉慢再拉慢、时值放大再放大、力度加强再加强、声部加多再加多，用管弦乐队配器色彩和大合唱的厚度浓涂重抹，力求拔高改变其原始面貌；不论这首小小的乡村情歌能否承担此种功能，毕竟经过多人多次多年历久的逐渐加工，最后终于将其强行变成肃穆、雄伟、巨大、厚重，但也威严、阴沉、呆滞、沉重的音乐形象，好象脱离了人间远远的升腾到高不可攀的九天云雾中的巨大而又恍惚虚幻的至尊大神，而这首民歌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原始清新，它的音乐审美意义也就枯竭而僵化，活泼生动的生命力已丧失尽净，成了强行拔高改造的音乐“四不象”，既没有“斯大林颂”那样的真挚亲切纯朴的感情，更没有艺术的高水准。我在文革中被关押的每天早晨都听到高音喇叭播放它时，都感到我又要挨打挨批斗了而恐惧不已，多年后的偶而听到仍难免心惊肉跳的恐怖。它的从情歌到颂歌的这个加工过程就是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过程，就是宣扬封建愚忠、毁灭个性解放、扼杀独立思想、强化独裁专制、背离民主自由、也背离了“国际歌”的“要打碎精神枷锁，让思想飞出牢笼”而是自我套上个人崇拜的思想枷锁的过程。在前苏联，正是在响彻云霄的斯大林的颂歌声中，千百万人被杀害或冤死在大清洗的古拉格；而在我国，也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大跃进“的饿殍千里哀鸿遍野，文革的打砸抢疯狂武斗，无数人无辜被害，冤假错案遍布全国，经济崩溃，国家命运频临绝境而没有任何批评和反对。所以，个人崇拜扼杀民主使苏联东欧崩溃；在中国，不但毒害了毛泽东自己，也毒害了共产党本身，还毒害了我们每个人啊！”东方红”这支小歌的作用决不能说小啊！ 文革过去已28年了，对于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的危害，也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和1981年的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后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中都被彻底否定推翻了。如今，世界已进入21世纪，三中全会也开过26年了，六中全会也开过23年了，苏联东欧也解体16年了，人们都在对百年的共产主义史的苏联和东欧的解体的教训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中国正在努力开放向国际接近，本应当越来越远离封建而走向民主自由、人格独立、思想解放，对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本应进行深刻、反复的反思和批判以求尽可能彻底的铲除这罪恶的封建的毒瘤。改革开放迄今近30年后的今天，难道我们每个人不都在“打碎精神枷锁，让思想冲破牢笼”吗？难道谁还相信有救世主吗？在中国，人们已认识到，1949年后的中国文艺，由“一切为政治服务”到“文革文化”而毁灭人类文化，其个人崇拜的疯狂性愚昧性和技术水平的落后，都是远远超过了前苏联的，堪称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愚昧之最耳！但是这些80年代曾有过的反思还没有继续坚持深入，就被人为地中断了！ 文革结束近30年了！今天，请看当今世界各国，有过“布什总统进行曲”、“撒切尔夫人之歌”吗？即令在落后的非洲、阿拉伯等第三世界各国，曾有过“X国王交响乐”、“Y大帝颂歌”吗？即使是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木，有过如“东方红”式的颂歌吗？ 但是独独在我国却还抱住个人崇拜的封建阴魂不放，努力地仍然在造神！人们都还记得：四人帮刚刚打倒的1976年，马上就有了歌颂华国锋的“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并又唱遍全国，这首并无罪过的普通民歌，又被强插上个人崇拜的翅膀而被赋予新的政治意义。由于华国锋很快走出了历史，这首歌也马上消失了。但是如这样的已成过眼烟云而且滑稽可笑的事，却好象已成无限光荣的传统，又竟然变本加厉地扩充到为每一届领导人搞一首质量低劣的简谱颂歌，从歌颂邓小平的“春天的故事”到歌颂江泽民的“走进新时代”均为此类产品。而且这些歌曲的艺术品质和灵魂的真诚，由于历史的根本改变而再也做不到昔日苏联的同类作品的艺术水准和真诚感人于百分之一了！有位第五代的著名作曲家还把 再加上 共同组合写成大型的四个乐章的 交响乐并多次演出和被多次播出！这就正如鲁迅早就说过的“吧儿的种子绵绵不绝“。更有甚者，不久前又有了超大型的一小时之长的溶合唱/独唱/诗朗诵/和大乐队于一炉的“黄山颂”的豪华型颂歌，我看了电视的播出，深为其富丽堂皇奢侈华贵其外，而平庸陈旧苍白媚俗其内的新的假大空的历史重演而悲哀：这才是真正的”精英垃圾”啊！ 我国的此类个人崇拜的颂歌，还有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特点，即被歌颂者的个人籍贯被赋予的特殊的意义。由于毛的湖南籍贯，建国后的他的颂歌就有了许多是用湖南民歌或湖南民间音乐或湖南花鼓音乐的风格来写作或改编或演唱，无数的此类产品中，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当地民歌风的 ，曾有一时此歌还被明确注明为湖南民歌。又因华国锋籍贯山西，他的颂歌就是他的家乡的山西晋中民歌 。如今胡锦濤主席先生籍贯安徽，于是 的全部策划操作和出资就有安徽省主持。个人籍贯，尤其是领导人的个人籍贯如此具有特殊意义，这大概是农业文明的中国特有的封建意味的现象，也根本背离了”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使我想起从前曾有过的为了为同乡的生存而建立的各省的”同乡会””湖广会馆””绍兴会馆”等等社会组织，以及挡次更底下的推而广之的地方性的封建会道门如青红帮/哥老会/袍哥/等等组织所代表的某些地域性的江湖游民的文化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领导人的贵同乡也都光辉几分，难道没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观念的影子吗？难道没有封建传统的狭隘的地域观念的意味吗？而其词曲作者/改编者/演唱者/无不乘直升机而立马飞黄腾达，比文学界的一本书主义更走红，音乐界就大有一首歌吃一辈子而且相传多批梯队，已是司空见惯了。 虽是陕北民歌，但是由于是毛的”政治登基”的代表，所有的陕北民歌或陕北民间音乐五十年都走遍全国;而且所有的湖南民歌风的作品，如 等等，不论其艺术水准高下，也都有了特别身份而被特开绿灯不胫而走。本来对一切民间艺术的研究的确是艺术家们的工作，民间艺术和民间音乐本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但在中国却不是象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匈牙利的作曲家柯达衣和巴托克那样地从艺术和文化的学术意义出发而深入研究并获得历史的和国际的意义并为世界尊重，在我国民间音乐的推广却是因政治原因甚至因领导人的籍贯而起作用的，其独立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却并不受到关注，领导人一退出历史，这些民间音乐独立的艺术意义也就消失或退色。而这个问题，我们的几乎所有的有关学者却从未曾发现或讨论过。当然，此类产品的出世和走红，并非一定要领导人亲自明确发布指令，而多是左右和下人们的务求紧跟蓄意所为，而且大都是由于力献忠诚的愚忠愿望而致。但是这难道不正是鲁迅早已说过的”争当奴隶而不得”吗？ 邵燕祥在1998年的《说“神化“——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文章中，系统地分析了”神化“的历史和恶果后，又说：“对于文革而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1978年的三中全会倡导了实践标准与之对抗，1981年的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予以否定。然而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起的恶劣作用以外，对其它方面因素的研究，还是历史的弱项。例如：党政军学的各级干部，工农兵民的广大群众，为什么都不自觉的汇入了“神化”毛泽东的潮流？——我以为，长期皇权专制造成的“臣性”即“奴性”应居首位“（“非神化”340页，邵燕祥。花城出版社“思想者文库”1999年8月出版）这真是要我们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应深入反思啊！ 历史错误在不断反复，使我感到深深的压抑、羞愧和无边的悲凉！无论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如何，我们何时才能剪掉脑袋后面的为每届国家领导人各献颂歌这根可耻而丑陋的封建的大辫子呢？ 后记：1，《东方红》所标志着的感恩思想的历史原因是更加悠久的中国封建的农业文明的意识形态产物，对感恩思想的深究和探讨，是更加深刻的历史课题，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展开，甚至还没有被提出来。 2，感恩思想和忠君观念，是同一事物的互相补充的两个方面，好像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它们的历史来源也同样悠久，都是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历史过程，没有对封建的农业文明的意识形态进行过历史性的反思和批判。这都不是本文的范围了。 3，《东方红》由一首小歌的标题，进而到1963年又成为集中表现中国20世纪革命史的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标题，说明了对毛的歌颂和评价又上升扩大到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史的意义，是为文革的前奏和舆论准备。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已经是在否定了文革和初步批判了个人崇拜之后的1985年，却又一次同样兴师动众投入巨资恢复了《东方红》大歌舞，虽然改名为《中国革命史诗》，而内容却和1963年的版本全部相同的歌颂毛个人。这种和历史的进步相逆反的文化现象，却没有被提出过任何反思和质疑。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每逢有关节日，总是要在ＣＣＴＶ再次播出《长征组歌》，切莫说长征的历史真实已经被多人在多处多次提出疑问，被作为其象征和代表的18勇士强渡泸定桥就是子虚乌有的被编造出的假历史，包括人造卫星的呼号仍然是《东方红》，在文革中产生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的结尾仍然是《东方红》，而文革已经结束30年多了如今仍然在在到处演出。这些都是代表性的继续宣扬个人崇拜的事件，却在今日也照常反复地继续做着而没有引起过任何评论和质疑！许多回忆录都说绝不能使文革的历史反复再出现，但是上述事件难道不是正在反复着吗？ 王西麟（中国名作曲家，居北京），原标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反思“东方红”》。《纵览中国》

行政院前祕書長林益世涉貪案沸沸揚揚，恰巧最近《經濟學人》雜誌正在探討中共高層家族的貪污手法。該文指出，光是去年，中共貪官匯往海外的黑錢就高達120億美元。 除了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及其妻谷開來，因為涉貪被查，根據《彭博新聞》在六月的調查指出，中共接班領導人習近平家族，就擁有包括礦產、房地產和通訊設備事業，高達3億7600多萬美元的資產，由習近平的妻子、知名的解放軍歌手彭麗媛及其妹夫吳龍掌理。 家族式手法進中央 中國式的「家族式貪污」，把持獨佔事業成為綿密的利益集團，例如前總理李鵬家族掌握電力事業、朱鎔基子女掌握國有銀行、江澤民的兒子壟斷軍方通訊設備、溫家寶家族獨佔中國最大的衛星通訊公司……。太子黨在獨佔事業大撈其錢，屬於國家法令之外的「合法性貪污家族」。像薄熙來這樣的倒楣鬼，只有在遭受政治鬥爭時，才會被掀底查貪。 國民黨從孔宋家族開始「家族式貪污」。遷台後也豢養台灣的地方派系，給予獨佔利益、任其互鬥，以收統治效果。馬英九號稱清廉，卻不次拔擢高雄紅派出身的林益世，只是沒想到這位派系少主，將「綁樁文化」帶進行政院，拿官印當恐嚇取財的工具，林益世也只不過是將父兄輩的「家族式貪污」手法，從地方進軍中央。 如果說中國政治是「家族式貪污」，那麼日本政界就是「派閥式貪污」。 日本幕府時代，藩主豢養家臣為「藩士」，給予利益換得效忠。現代日本的「派閥政治」就如同藩主與藩士的關係。身為派閥領袖的國會議員，養了許多祕書與實習政治運作的「書生」。派閥頭人要照顧其他議員，因此貪污撈錢就成了永田町的必要之惡。 派閥頭人撈錢難免出事，這個時候議員祕書就成了代罪羔羊。1976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涉及「洛克希德收賄案」，一開始也將責任推給祕書；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政治獻金出事也交出祕書頂罪；民主黨小澤一郎違反《政治獻金法》，頂罪遭逮捕的就是首席祕書大久保隆規。至於1989年前首相竹下登鬧出瑞克魯特獻金醜聞後，他的祕書青木伊平頂罪自殺以求死無對證，充分展現了捨身護主的藩士「武士道」精神。 但無論是中國政治的家族式貪污或者日本的藩主式貪污，最後的結果都難免走上台語俗諺「菜蟲吃菜菜下死」。 作者為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台大法學碩士 台灣 蘋果日報

2012 年 7 月 2 日    陽光時務 至今筆者仍然認為，中國要前進，就必須去除毛澤東的有害遺留影響。當下的情況是「帶毒運轉」，此毒不去，中國難以踏上現代文明的正軌。本文就毛澤東以及其歷史現象，作一個簡略的考察，闡述一些看法。 首先需要澄清政治革命與起義的概念。政治革命創建出新的制度體系，而起義只是舊體系的自我複製。中國歷史上多次改朝換代只是起義，而非政治革命。新舊與否，關鍵在於個體以及社會自由的擴大和提高程度。 就政治制度而言，發生於近代中國的辛亥革命，已經完成從帝制到共和的制度大轉變，故是名符其實的政治革命。當時所謂共和，概念與憲政民主並無本質區別。就世界歷史來看，憲政民主是目前保障個體與社會自由的最佳制度，故辛亥革命業已完成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的主體任務。 辛亥之後的「國民革命」與「共產革命」，並非完全現代意義上的政治革命，因為它們並沒有帶來更多的政治自由。它們是漸從革命異化為起義的典型歷史片段，實際上是用武力統一中國國土，結束分裂局勢的軍事鬥爭過程。 政治革命的目的，在於擴大自由；而其底線，則應該是保障自由。在缺乏底線共識的大環境下，革命無疑將發生異化，逐漸成為惡幣逐良幣的權力鬥爭。殘酷血腥的一幕幕，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曾多次上演。 在根據地時期，毛澤東、張國燾等草莽型政治運動家發現，動員農村民眾、加強紀律性、提高忠誠度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利用恐怖主義，殺人以立威。誰動員能力強、誰就能贏——誰殺人多、誰就能贏。 在根據地多次發生的「肅反」運動中，成千上萬人慘死於內部鬥爭。 1936 年的西安事變，改變了共產黨的長期非法地位。而在複雜的戰爭大背景下，通過一系列黨內鬥爭，毛澤東逐漸鞏固了自身的領袖地位，並獲得國際共產領袖斯大林的默認。各項條件具備，毛澤東邁向通往極權的關鍵一站——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審幹」、「反奸」、「搶救」，對人身使用暴力折磨，對精神威逼利誘，並採用嚴密情報網監控，鼓動相互告密揭發，使人人自危。在這種政治運動下，人從肉體到思想，都被塑造成奴隸。 對於何為極權主義，當下學者的認知大致相同。極權即「全部權力」，不但驅動人們的惡劣習性，也調動人們的向善之心，並佐以現代嚴密的政黨組織加以控制。現代的通信技術，廣播、報紙，提供了絕佳的宣傳手段。極權不但在政治領域通吃，而且掌控經濟，塑造文化，將權力的觸角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從身體到思想支配每一個人。 「反右」之後，中國知識階層再也無心、無力、無膽對政治置喙。 1958 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下土地被公有化，私產被剝奪。大煉鋼鐵產出大量廢鐵。這種違反經濟規律的做法，導致糧食供給的嚴重不足。 1959 年到 1961 年中國發生大饑荒，數千萬人因饑餓而死 。 經濟極度困難與大饑荒慘禍，使執政黨不得不直面問題。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等高層對毛澤東產生質疑情緒。毛澤東不能容忍權威受損。蘇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導致斯大林在死後身敗名裂，似乎也產生某種暗示。在勉強應付過關之後，毛澤東開始醞釀下一輪政治大洗牌的鬥爭。 1966 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利用個人極高威望，先動員以學生為主社會力量，衝擊學校、政府等階層。史料表明，為發動文革，毛澤東在事前精心策劃，包括部署軍隊，以作不時之後援。 「文革」迅速波及全國，鬥爭升級。在城市，學生衝擊學校，工人衝擊工廠，民眾衝擊政府，教師、幹部被批鬥。在農村，某些地方農民組織武裝，衝擊城市。 1949 年以來積壓的各種社會矛盾，形成了火山大爆發。 據估計，僅在最激烈的「文革」初期，就有數百萬國民非正常死亡。 混亂一直持續到毛澤東死去。在「文革」中發生了大量的對人倫、道德、法律、自由的嚴重踐踏和破壞事件，某些惡劣影響甚至一直延續至今。 該如何評價毛澤東？筆者認為，首先需要澄清共產黨的歷史身份。辛亥革命，背負著從專制皇權，走向憲政共和的歷史任務，是真正的政治革命。而國共兩黨，只是在中國當時的大背景下，為實現武力統一全國，而相互爭鬥的政治競爭對手，因此各方並不存在先天正統性（而國民黨的歷史，顯然還要更長）。 因此， 毛澤東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所起到的各種影響作用，只是對於其所在政黨的功利性評價，與中國以及國民福祉無干，不應作為正面評價毛澤東的歷史依據。 其次， 1949 年以後共產黨成為執政黨，本身就擔負有發展經濟、管理社會、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的職能。在這段時期所取得一些成就，是其他共產黨人和中國國民的共同努力成果，而並非是毛澤東本人的貢獻。而且， 越來越多的史料表明，毛澤東對重大歷史錯誤及罪行，如反右、大躍進、文革等，負有第一責任。 毛澤東的負面影響，則非常明顯。 毛澤東所建立的極權制度，奴役本黨、本國人民的精神，破壞傳統文化，殘酷打擊異見分子，扼殺各種思想，破壞社會正常秩序，阻止法制化建設，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專制的頂點，與世界文明發展的趨勢背道而馳。毛澤東的這種極權體系，必須被徹底否定。 在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中，利用社會差別調動群體仇恨，利用虛幻圖景激發狂熱情緒，發動民眾以達到個人目的。這既侵犯個人自由，又違反法治精神，是野蠻的鬥爭手段。為了達到宣傳和神話目的，長期以來歷史被篡改、捏造，毛澤東被塑造為政治偶像。在毛澤東仍被盲目崇拜的情況下，這套鬥爭哲學，猶如隱藏於社會的定時炸彈，仿佛為某些野心家準備的現成工具，隨時有被引爆的可能。毛澤東對於當下最大危險，莫過於此。 必須認識到，產生毛澤東體制的專制文化因素，至今依然存在。對他人權益的漠視，對權力的崇拜，都可能產生不受限制的權力漩渦，而難以建立起公平正義的社會規則。關注並捍衛自身權益，關注並尊重他人權益，關注並合理質疑權力，才是逐步走向公民社會的起點。 （作者係旅日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