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

1948年11月，大批人逃离上海。国民党专政二十年，它底毛病完全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所以我们用不着去批评它。可是还有若干人，尤其是许多青年们，没有认清中国共产党底真面目，对它还存着某些希望。假若指挥世界各支共产党的俄国共产党真是马克斯底忠实信徒，并且是为实行马克斯底理想而奋斗，那么必将受到全世界劳苦大众底欢迎。可是，无数的事例，尤其是南斯拉夫事件，极其显然易明地告诉我们：俄国共产党走着与马克斯相反的道路，他们是在马列主义底掩护之下，跟着克里姆林宫底领袖们走上彼得大帝底旧路。时至今日，每一个具有人类基本智慧的人都应该可以判断，俄国共产党外将国际主义置于民族主义之上；对内则将族民主义置于国际主义之上。他们要求在共产国际指挥之下的各国共产党各自放弃民族主义，为俄国底利益而牺牲各自底祖国在外交上甚至于在事事上的利益，来实行世界无产阶级一家的国际主义。可是，俄国共产党在国内则崇拜着斯拉夫底“民族英雄”，并要求全世界共党支部向莫斯科看齐，以俄国为“世界无产阶级底大家庭”。在这样一种“统一矛盾”的运用之下，克里姆林宫主人打起马克斯的招牌要征服全世界以建立一个大苏维埃帝国。为了实现这一雄图，他对于世界军略要点都有实际的谋画。而各国共产党则在莫斯科统一指挥之下各别地利用自己祖国内部的弱点帮助他完成这一企图。古老东方，并没有逃出这一伟大计划之外，所以“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在美国慷他人之慨之下订立雅尔达协定，以“恢复帝俄时代的权益”。在彼得大帝底继承者这一发展计划之下，即使中国共产党底领袖们心目中想成铁托，他们在客观上是否帮助俄国戕害自己底祖国呢？而且，他们又有什么把握避免南斯拉夫目前所遭受的厄运呢？俄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历史所表现的，是严格地要求思想的清一色、组织的清一色，和社会成分的清一色。在俄国，借着政府长期的教育和宣传以及在消极方面的种种严格的制裁，人为地使得全国二亿左右的人民信奉马列史主义。马列史主义之于俄国人民，像希腊正教之于中古时代欧洲若干国家里的人民一样，成了必须一致崇奉的国教。在俄国，只有共产党，或受共产党支配，或以共产党员为原料的各种团体才能存在。任何不同质的组织都在排斥消灭之列。在这个国家里，基于一种说法，消灭无产阶级以外的任何阶级。无产阶级是社会底唯一成分。在这样的社会里，正同在法西斯统治之下一样，“个人”只被视作“手段”，而不觎作“目的”。政治工程师们有权随时随地消灭妨害政治要求的个人，正犹之乎园丁可以随着需要而割除他认为有妨碍的花草一样。等到思想、组织，和社会成分这三种“清一色”借着布尔什维克政权强力做到了，俄国底职业宣传家们，为了诱惑世界别国向往民主自由的人民转变民主运动而从事以俄国为模范的共产斗争，说俄国底这些作风正是民主的，而且是建立于经济平等和阶级平等之上的真正“新民主”。“民主”一词装上这样的内容，固然十足表示人类具有运用名词的自由，可是，在实际上，处于这种“民主”范围之内的人民，本身变成工具，没有规定以外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工人没有罢工的自由；人民只有无条件地信奉马列史主义的自由，而丝毫没有批评或反对这种主义的自由。中国共产党人，像全世界受莫斯科控制和指导的共产党一样，也是要求这三种“清一色”的。在所谓“解放区”，有没有“各党各派”活动？有没有大公报行销？显然得很，照这种情势发展下去，如果共产党打垮了国民党，那么另一个统治更为严密的种权政权会在中国大陆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古往今来，夺取政权是常事。而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则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只要可想象地有利于政权之夺取，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考虑是否牺牲国家，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所谓“土改”、“清算”、“斗争”，至少在目前是煽动老百姓以达到军事动员目的之手段。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斗争愈趋激烈，久而久之，手段反而变成目的。革命应该是为人民大众谋求福利的行为。共产党人这样置国家底安危于不顾，置人民底痛苦于不顾。破坏多于建设，仇恨多于仁爱，革命之功未成，而残民以逞之罪已著了。武力征服底后继常为独裁政治。历史上无数实例可以证明这一原则。因为在军事动乱中所形成的权力有“动者恒动”的惯性（inertia）。这一惯性在武力征服终了以后要经过许久才能止息。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独裁政治无疑。在这样的政治之下，民主自由离着我们岂不更为遥远？从上面的分析看来，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作所为，现实地，在一方面大有利于俄国人向东亚的发展，大有害于中国民族底独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扰乱社会秩序，严重地戕害国民经济生活。根据这些理由，共党底暴乱是必须遏止的。由于共党周密而持久的宣传，由于国民党之令人厌恶，由于现状之令人不满，以致许许多多的人以为目前方在进行的大动乱是“国共之争”，而以国民党为骨干的政府之从事“戡乱”是“内战”。但是，从我们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分析看来，目前进行的大动乱是必发之症。患病是常要发高热的。如果我们能够从病源上着手诊治，那么病症消除，高熟自然随之退去。这是最好不过的事。假若情势过于紧急，那么除了从正木清源上着手以外，同时又藉军事行动来消弭祸乱，也是迫不得已之举。国民党并不是中国的主人，它至多不过是国民公仆之一。中国人民才是中国的主人。如果国民党腐败无能，不足以为中国人民服务，不足以保卫国权，不足以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我们做主人翁的应该责备他们“办事不力”。为了整个民族的前途，为了实现政治自由，为了达到经济平等，全体人民必须挺身而起，有效地缩短以至于结束当前的大动乱！（原载于1948年10月2日《创进周刊》第1卷第12期，署名殷福生；以林正弘主编、1990年初版之《殷海光全集（拾壹）》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

纪念自由主义巨擘殷海光与雷震 马英九  2009-08-23 01:36:49  来自: 慷慨歌燕市(让所有人都拥有硕士学位) 　　马英九总统今天下午出席殷海光先生逝世40周年与「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先生逝世30周年─「追求自由的公共空间：以《自由中国》为中心」学术研讨会，并应邀致词。 　　总统致词内容全文为： 　　今天适逢殷海光先生逝世40周年与「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先生逝世30周年，基金会举办「追求自由的公共空间：以《自由中国》为中心」学术研讨会，怀念这两位自由主义巨擘，个人有幸应邀来参加，感到非常高兴，更有点意外。 　　事实上今年三月雷震先生逝世30周年，我曾经到他的墓上致意，今天又来这里，其实是有非常复杂的感受。因为殷老师在台大教书的最后一年，我修刘老师的逻辑课程时，他推荐殷先生的思想与方法，对他有了粗浅的了解。但对于在戒严的年代，38年代创立自由中国，需要很大的勇气。他在戒严时期还能够提出自由反GONG运动，回归民主宪政，追求自由的政治体制，并且后来发展成自由的反对党，这些过程对台湾的民主发展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也启发了好几代的台湾青年在自由民主这条路上摸索前进。所以今天的研讨会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在「自由中国」时期，殷老师与雷先生两人的风骨与学术著作，影响力比其它人巨大，记得殷先生在批评时政时候对于身处戒严时期有很严厉批评，他说他们能够囚禁我的身体，但是不能囚禁我所传播的道理，这样的话在那个时代说出来，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他出生在五四运动发生的民国八年，精神上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传统，而又比五四运动那时的人士晚了一辈，因此他所面对的时代又有所不同，1950到1960年代，那时大陆是共产党统治、台湾则是国民党统治，事实上自由都很难获得保障，另一方面由于国共内战，中华民国政府撤守台湾之后，对大陆许多的热、冷战、斗争都使得我们宪法所保证的自由受到严厉的限制，在那时期，不光是有临时条款，将中央政府组织作很大变动，戒严也把宪法第7至22条所保证的自由与权利限制得体无完肤，当然对于主张自由的知识分子就有很多的限制，乃至于打压与迫害，那段时期使许多人都不堪回首。 　　在这里又想到，殷先生过世后，殷师母就出国了，几年后她回来了，有机会在一次聚会中碰到她，当时我是台北市长兼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坐在殷师母身旁，我特别站起来对她说，我不是国民党主席，但是今天我要代表国民党向殷师母鞠个躬，表示我最诚挚的歉意，以前我没有身份讲这个话，鞠躬也没用，但是我现在又不一样了，我是中华民国总统，我很希望藉这个机会也向殷师母以及所有当年曾经为自由民主奋斗牺牲的先进表达我最诚挚的歉意。 　　我知道殷先生家人都是基督徒，殷师母那时跟我讲，事情过去了，但是在我们来看，这段遭遇对殷先生来讲是很不公平的，他承受很多委屈，而他所受的委屈无法依照戒严时期不当审判的补偿条例，这些过程正好是反面教材，在我们开启自由民主新时代时可以记住这些反面教训。也因为这样，殷先生所住过的那栋宿舍，在我担任市长时即指定为市定古迹，通常古迹应该有建筑上的价值，那栋日式房子虽然古迹意义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