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周永坤：回归司法本真——后18大时代司法当如何改革？ 进入专题 ： 司法本真 司法改革    ● 周永坤   　　 　　一、什么是司法的本真？ 　　 　　司法改革有年，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近几年的倒退却是不争的事实，起码“倒退论”在学界和司法界有很大的共识性。倒退的原因当然是多元的，其首要原因在于司法改革的方向不明，在于对什么是“司法”这一有关司法改革的基础性概念认识不清。大凡要做好一件事，例如建造一座大楼，得先有个蓝图，这个蓝图从哪里来？从“理想的大楼”来。如果“理想的大楼”像个猪圈或者狗窝，则“大楼蓝图”必不佳，最后建成的当然就不会是高大精美的楼宇。 　　中国的司法改革问题就出在这个“理想的司法”出了问题。大凡司法有两种，一种是“权力控制社会工具”意义上的司法，或曰“工具司法”，一种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司法，或曰“本真的司法”，“本然意义的司法”。前者是专政意义的司法，后者是宪政意义的司法。在中国古代，官府的职能可以用六个字概括：收钱粮、打屁股，“打屁股”就是“司法”，这个古代的“司法”是为巩固王权报务的，不是“本真的司法”。这样的司法在古代叫“理”或者叫“推”、“审”。司法作为学理用语最早出现在《汉书》中，作为政府职务，它最早出现在隋代，指的是执掌刑具、刑讯、执行刑罚的吏，品级通常是从九品。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没有今天我们讲的指称审判的“司法”这一概念，它指的是作为行政权力之一种的与审判及审判之执行有关的权力，而那里的审判是从属于统治权力的，它以统治者的利益为最高指向。 　　社会公器意义上的司法或者严格说来当为“宪政”意义上的司法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接受这一意义的司法经历了长久的阵痛。起初，国人视西方科学的东西为“奇技淫巧”，1840年代吃了败仗以后逐步承认西方的坚船利炮优于中国，至于典章制度，那是中国的好。直到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统治者才不得不承认典章制度也得学西方。1901年十月，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集团不得不下诏准备变法，开始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包括司法。正是在这个学习西方法律文化的潮流中，中国官方接触到了全新的“司法”概念。严复翻译的孟德斯鸠的大作当是最早传播宪政意义上的司法的作品之一。11904年，孙中山先生与“王宠惠在纽约曾谈到五权宪法，他很赞成。”2而五权宪法者，是在三权分立基础上加上了考试与监察两权而已，其独立的司法权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之司法权并无二致。 　　“司法”一词在《元史》中消失，当它在《清史稿》中再现的时候已经是处于变法中的1907年。这个新的“司法”是与“君主立宪”并行的，是独立的。新“司法”是新法律传统区别于旧法律传统的核心词汇，它对新法律传统的形成具有奠基意义。此后，“司法”一词便成为中国官方的常用语，例如，庆亲王奕?恋茸裰己艘槔宥ü僦疲?浴傲⑾芄?僦疲?⒎ā⑿姓?⑺痉ㄈ?ú⒅牛?饔凶ㄊ簦?喔ǘ?小Ａ⒎ǖ笔粢樵海?袢丈心咽敌小Ｇ朐萆枳收?海?晕?ケ浮！?3] 　　这两种司法概念，哪一种体现了司法的本真或司法的属性？当然是后者。因为“司法”的本真是“依照法律作出裁判”，因此它必须是独立的，它的准则只能是法律，只能是正义，不考虑法律以外的任何因素，用西方法谚来说就是“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而权力工具意义的司法虽然也依照法律，但是一旦权力与法律不一致时，权力优先，它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权衡，不是真正意义的司法。 　　 　　二、中国历史上的司法改革 　　 　　由于这种司法只有在宪政下才有可能，而且它本身是宪政的关键性成分，因此，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司法改革。这种改革近代以来发生了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清末，它是清末变法与立宪运动的重要内容。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巳，改按察使为提法使……及分设审判厅，备司法独立，增易佐治员，备地方自治，期十五年内通行。戊午，诏：宪法，官民均有责任，凡知所以预备之方、施行之。”4 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司法改革文献，它指明了司法独立的方向。次年《钦定宪法大纲》仿照《日本帝国宪法》的体制，实行君权统领下的三权分立。该大纲第10条规定：“（皇帝）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虽然这里用了（皇帝）“总览司法权”这样的词，但是从后文“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这样的表达来看，司法是独立的，司法只服从于法律，而法律不是皇帝的意志，是议会的意志。这是一个君主立宪的独立的司法。在具体的制度变革上，光绪32年4月2日（1906年4月25日），先贤打破中国法典以刑法统帅的传统，着手订立独立的诉讼程序法典，沈家本、伍廷芳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这个草案参酌中西，对中国的传统司法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清末司法改革最重要的有四项。一是建立独立的审判衙门；二是建立法官考试制度；5三是制定诉讼程序法；四是破天荒的建立律师制度。但是，这个法典受到官僚阶层的严厉抨击，最终不了了之。6民国继承了清末的司法改革，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司法，特别是自由的律师制度。 　　第二次是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1952年6月，名为“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司法改革运动在全国展开，这是以“专政司法观”（如果专政有司法的话）为指向的运动，其目的是确立“政治工具”的司法。至1953年2月底，司法改革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据何勤化教授的研究，其结果为：第一，一批“旧司法人员”（约有6000多人，约占当时全国审判队伍28000余人的22%）被调离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岗位，大量的非法律出身的干部（仅华东区就有2105名）被调进了司法机关从事审判工作。第二，所有旧司法人员，以及虽然不是旧司法人员，但受到了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影响的法律工作者，都接受了思想改造（学习党中央文件，深挖灵魂深处的旧法观点，清除平时生活中残留的旧司法作风）。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和法律观得以在中国司法界取得支配地位。7 如果仅仅是以“预设的目标是否达到”作为标准，那么，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司法改革。不过，如果以法治或宪政为标准，它就不仅是失败，而是罪孽。因为它的结果是使司法变成了“专政的工具”。而什么是专政呢？列宁反复说得明明白白：专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专政’这个概念无非就是这个意思。”8专政不要法律，当然也不要司法。1953年司法改革的结果就是司法的完全工具化，甚至是“司法的消亡”。1960年，中央政法小组（政法委员会前身）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结果形成了完全违背宪法（1954）体制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公安为头”的极端人治体制。1960 年11月，中共中央在对“报告”的批复中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并由公安部统一领导。9除此以外，律师制度则早在1950年代寿终正寝。这就使司法完全背离了司法的本真，或者使司法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成为权力主体为所欲为的工具。 　　第三次司法改革是始于1980年代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组成部分。第三次司法改革的原因是第二次司法改革的失败，它最终不但使1954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法院组织法规定的组织规则虚置，而且公检法系统也事实上在文革中基本毁灭。酝酿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于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包括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的社会的全面改造，它不可避免地包括了司法改革的内容。第三次司法改革是从重建被毁坏的司法制度开始的，至今已经历经了近30年年头。正式提出“司法改革”大约在1985年前后。现在相关的文件与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10 　　第三次司法改革走过了一个倒着的V字型，它的高峰期是在上个世纪交替时期。111980、1990年代的改革是以建立正常的司法制度为目标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本来它应当更上一层楼，建立宪政的司法。2003年，著名法学家梁慧星指出，“现行司法体制是符合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的，却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单靠法院系统内部的小改小革，不可能真正解决‘裁判不公’和‘执行难’问题。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对现行司法体制作重大改革。”12 但是可惜的时，它却在本应跨越的关头突然掉头。转捩点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这个《纲要》突出司法为政治服务的原则，《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的纲要》（最高法院　1999年10月20日）中“坚持依法独立审判”的原则弱化。加快下滑则在《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在这个《纲要》中，司法独立已经不在改革的目标之中，13“宽严相济”、“强化诉讼调解”、“服务大局”、“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等违反司法本真的内容正式登堂入室。 　　 　　三、眼下司法改革正在背离司法本真 　　 　　第三次司法改革的最大成果之一是初步建立了本真的司法——裁判意义上的司法。它的主要成就是职业法官队伍的建成，自由的律师制度的初创，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等等。总之，它告别前改革开放年代的“人民司法”或“造反派司法”，朝向“为司法而司法”的道路前进。它目前的问题是改革正在脱离司法的本真，许多做法正在强化司法的工具属性，正在某些方面回归前改革开放时代的司法元素。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司法工具主义。司法工具主义是法律工具主义的一部分，它是1949年以后强势的司法理念与实践。司法工具主义是中国古代“统治司法”观念的现代化，它的目的是“外在于司法的善”，这个“善”当然是权力主体的意志。本真的司法活动应当是自足的，它不服务于外在目的，如果服务于外在目的，它就会丧失司法的本真而堕落成为外在目的的工具。如此，则它的直接结果就是法律不再重要，司法公正可有可无。这个“内在”是指“内在于法律”，是法律自身的，这个“法律”包含了法律的目的“正义”在内。之所以如此，是由司法的“属性”或“性质”所决定的——将法律变成社会现实。它排除的“外在目的”包含了法官的利益、任何社会个人与组织的利益及它们所设立的目的。一句话，司法的“善”就在“司法本身”，不在司法以外。追求司法外的善，徒有善的外衣而实为恶。 　　第二，司法独立受到潜在的非难。说是“潜在的非难”，是指正式的文件上并不直接排除“依法独立审判”，但是在种种制度上、指导性观念上排除司法独立，例如，提倡司法服务大局，提倡“维稳至上的司法”，强化个案监督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法委员会制度的不断强化。政法委员会制度的存在及其活动方式，使得地方权威可以任意干涉司法。需要说明的是，“司法独立”是法官独立而不是法院独立。现在法院内部的层级控制日益严重，使法官只能听命领导。对于法官服从领导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有深刻的批判。马克思将法官与书报检查官（行政官）相比，说：“书报检查官除了上司就没有别的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有义务在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根据他在认真考察后的理解来解释法律；书报检查官则有义务根据官方就个别事件向他所作的解释来理解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不独立的书报检查官本身就是政府的一员。法官最多可能表现出个人理性的不可靠，而书报检查官所表现出的则是个人品性的不可靠。”14 　　第三，司法目标偏离公平正义。这不是说当下的司法完全不讲公平正义，而是说在公平正义之上有更高的目标。司法的本真在于实现公平正义，诚如西方法谚所谓“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现在中国的司法以“案结事了”为最高境界，大法官张立勇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可能按照法条，张三赢、李四输没错，但是下判以后，双方都起来上访，都起来闹，你说你这个案子办对了吗？”15很清楚，在张院长那里，法律是次要的，“息讼”才是根本的。更糟糕的时，这几年在司法改革的名义下建立起种种制度来保障“案结事了”高于公平正义。例如，高度行政化的内部管理制度，尤其是种种匪夷所思的考核，使法官只能唯领导的意志是从。 　　第四，司法手段调解化。16何谓司法？司法就是裁判，不是谈判，不是“说合”，这是司法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司法是落实法律，法律是死的，是不能谈判，不能“说合”的。要谈判，要“说合”请在“司法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司法本真 司法改革   

（维权网信息员于富民报道）9月15日上午9点左右，西安市民自发的反日游行从小寨、纬二街、大雁塔北广场等地出发，打着标语，呼口号、唱歌，沿长安路、南门、南大街到钟楼汇合。 有游行者试图冲进钟楼西南边的钟楼饭店，饭店里有日本商铺，据说还有日本公司、机构的常驻办事处，守卫在钟楼饭店的防暴警察几次将反日示威者驱赶开，并抓了十几位示威者，数万示威者和市民包围了钟楼饭店，齐声高呼“放人！”“放人！”上千武警戴头盔，持盾牌警棍前来增援，有示威者和市民用水瓶和街道摆放的花盆等向开来的武警投掷。双方在钟楼饭店前对峙三四个小时，更多的武警、警察开到现场，封锁了钟楼的各个路口，分割、驱赶示威、聚集的人群。 在上午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交警阻拦了机动车辆，为游行让路，游行队伍前后都有警察开路、尾随。进入城区后，在游行和聚集中，至少有十三辆民用车辆被砸、被掀翻，至少有三辆警车被砸，其中两辆被烧毁。据说还有日本料理店、日货专售店被砸。 值得注意的是，游行者中有些人举着毛泽东的画像，打的标语中有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手写体，有一副标语牌上写着：“毛主席，小日本又欺负我们了！”还有一幅写着：“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作者： 独园居士   一、上海“精神病” 上海市卫生局于8月15日下发了《精神疾病防治服务规范（2012版）》。该《规范》指出，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对辖区内连续居住半年及以上者，开展疑似精神疾病患者调查。 在名为《行为异常人员线索调查问题清单》的调查问卷中，“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对人过分冷淡，寡言少语、动作慢、什么事情都不做，甚至整天躺在床上”、“过分话多（说个不停）、活动多，到处乱跑，乱管闲事等”等11个问题成为衡量疑似精神病患者的线索。 如果读新闻，不是停留在标题的人，应该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其实这份清单的名称非常直白无遗，是《行为异常人员线索调查问题》。而后互联网里把这个清单直接锁定成如若属实，则是精神病，显然又是一次夸大。 那么心理学这个学科里有没有相应的区分标准？或者说行为异常这个名词是否合适？1989年由罗森汉和塞利格曼（Rosenhan 与Seliman）提出过一种方式，他们讨论了去区分的七大特征，同时如果一个人拥有的这些特征越多，他/她被视为变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1.痛苦：大多数明显变态的人都会报告他们正在遭受痛苦，因此痛苦是变态的关键特征。不过，几乎所有的正常人在其深爱的人去世时也会感到悲伤和痛苦。另外，一些变态者（像精神病患者或具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会非常恶劣地对待他人，但自己却不会感到痛苦。 2.适应不良：不适行为是指妨碍个体达到像享受与他人之间良好社会关系或有效工作等主要生活目标的行为。大多数变态行为都是适应不良的。但不适应行为之所以会发生，可能是因为变态，也可能是因为缺乏相关知识或技能。 3.新奇反常的行为：新奇反常的行为是指相对与众不同的行为。变态个体在各种情境中的行为方式与我们所期望的大多数行为方式完全不同。但是，非墨守成规者和行为古怪者也会表现出相同的行为。 4.不可预测性与失控：大多数人都会以较可预测及可控的方式行事。相反，变态个体的行为往往非常易变和不可控制，并且这些行为是不当的。但是，大多数人的行为有时也是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像过度饮酒后的行为）。 5.非理性和不可理解：变态行为的共同特征是不清楚为什么会选择那样的行为方式。因此，这种行为是非理性和不可理解的。但是，行为不可理解仅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行为的原因。例如，偏头痛可能会导致某人似一种难以理解的方式对待他人。 6.旁观者不适：我们的社会行为往往会受到各种不言而喻行为准则的约束。这些行为准则包括与他人保持适度的目光接触以及不要与他人距离太近。那些目睹这些规则被打破的人常常会体验到不适。但是，旁观者不适可能反映了文化差异而非变态。例如，阿拉伯人喜欢与他人站的距离很近，这可能会使欧洲人感到不安。 7.违反道德和规范标准：当行为违反道德标准时可能会被判定为变态，即使大多数人都未遵守这些标准。例如，一些宗教领袖宣称手淫是不道德和变态的，尽管事实上这种行为随处可见。 那么变态与之相对的则是正常，罗森汉与塞利格曼将“正常”界定为“仅仅不变态”。这个定义本身就很玄幻，在他们的意见里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这七个变态特征越少，他们越可能被认为是正常的。因此，我们必须把“正常”和“变态”的程度拿入进来，进行相互之间的验证，才能区分。 时代是进步的，2001年科默（Comer）则认为，大多数“变态”的定义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从这种具体的特征具体的讲，他认为变态有四个核心特征（简称4D）： 1.异常行为：指那些在特定社会中不被接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根据科默的观点：“当行为、思维和情感违背了社会对它们固有功能的看法时，就会被视为异常。每个社会都制定了行为规范——有关适当行为明确和含蓄的准则……违背心理机能规范的行为、思维和情感被认为异常的。” 2.苦恼：因为行为偏离常规就将其视为异常行为是不充分的。例如，科默指出，密歇根州有一群人被称为破冰者，每年11月到来年2月他们每个周末都会在冰冷的湖水中游泳。这种行为似乎违背了社会标准，但通常并不会被认为是异常的。为什么呢？关键原因在于这些破冰者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体验到苦恼。因此，偏离常规的思想和行为只有在给个人和他人招致苦恼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是异常的。 3.机能障碍：根据科默的观点：“变态行为通常会导致机能障碍；也就是说，它会妨碍日常机能的运转。它使人们变得如此苦恼、困惑和混乱，以至于人们完全不能照顾自己，不能参加正常的社会交往或有效地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在丧失亲人时都会表现出机能障碍行为，但是这种行的持续时间远短于大多数变态案例中的行为的持续时间。 4.危险：如果个体的行为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了危险或威胁，那么这种人通常就会被认为是变态的。但是，大多数患心理障碍的人并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危险。 心理学，据说在西方社会受重视的程度远比中国强的多。但是心理学是否属于科学，这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虽然我是心理学爱好者，但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也回答不上来，但做为要去解释人的行为的一门学问，就我个人而言，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按照我自己的见解，任何一个精神病患者在被确立成为精神病之前，是必须经过鉴别的，而中国的强制收治通常是两种情况：家人保送，另一个是对社会造成危险。后一种在中国官方的政治术语里，通常会被强调。而且我个人也认为，心理障碍和精神病之间是不能直接划等号的，必须的考虑到一个量变、质变的关系。量变，比如抑郁的时间过长，很多年都处于一种心境之中无法获得自我的救赎，甚至越陷越深。但这个量变还需要考虑到一个绝对的元素——自我的承受力是否足够抵挡，在受虐倾向的人面前，有时候受到一定的虐待或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并不一定是痛苦，相反还可能是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无论如何也不能说这种人就是精神病，最多可以说——他/她对这个世界的体验过程是与众不同的，需求也是与众不同的。因此，大多数的心理咨询乃至心理干预都是建立在当事人的一种自我认定上，又因此，更多时候的心理咨询仅仅就是解决当事人的心理垃圾。质变里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应该是看他对社会构不构成危害，也就是自控能力的强弱，如果自控能力已经弱到他已经掌控不了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确立一定要进行心理干预。 相应的来说，上海的这次调查清单也是旨在行为偏差上做出一个数据，就我看到的新闻资料里，没有查实到这样的数据是否就是确立精神病的来源。那么把西方心理学的理论，转换成中国可以实用的心理学能源，这种尝试性的调查方式，应该是值得提倡的。 并不能因为仅仅是上海卫生局这个官方身份的出现，我们就必须得认定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力量的一种管控，坦白说，这件事情上所谓时事新闻评论里，多数人是把整件事做了扭曲处理，远没有这样复杂。 如果说从新闻里折射出来的相关联故事，这些年倒是有许多正常人“被精神病”。这确实是中国人的不幸，也是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无知，无知到觉得把人“被精神病”之后，地方管理则顺风顺水。面对这样的无知，自然应该深究其责，但这样的无知并不能成为心理学探索的一种阻力，事实上是公众对心理学知识的匮乏，因此，一看到这样的新闻，立马觉得政府可能又要做手脚了，这同样属于另一种无知，可怕。 真正需要从专业上来讨论的是，如果只是按照新闻里例举的行为异常标准，是否就足够？有没有细化的准则？这样的抽样调查，其目的是什么？这样，我们就能从这条新闻里获益了。 二、偏见与歧视 这同样是心理学里的课题。很多人都认为偏见和歧视是一回事，但心理学里对这两个概念也是做了分类处理的。偏见是一种态度，歧视则是指行为或行动。更详尽的解释是【偏见】一种态度，因为某人与某个群体的关系而对这个人有一种消极看法；【歧视】直接对其他群体成员采取的负面行动或行为。在常见的歧视中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那么【歧视】在心理学里有没有相应的标准或者可以确定的参考依据？奥尔波特（Allport）1954年认为歧视有五个阶段，在特定的情况下，歧视的水平会快速地从前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增长。而奥尔波特是以纳粹德国做为解剖对象的： 1.反对措辞：直接对某一群体进行言语攻击。 2.回避：这一群体被系统地回避；这样可以更简单地识别其他群体成员（在纳粹德国，犹太人佩戴大卫之星）。 3.歧视：在公民权利、工作机会、俱乐部成员资格等方面，这一群体比其他群体有更差的待遇。 4.身体袭击：这一群体的成员受到袭击，他们的财产受到破坏。 5.灭绝：故意杀死这一群体的所有成员（像纳粹分子建立毒气室来谋害犹太人）。 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拿当前最常见的应该是毛左与西奴两个派系互联网常常殴斗不止。属于偏见还是歧视？这个得看具体人对另外具体人的态度。偏见，我对两个派系都有偏见，但我还没有过渡到歧视这个行列之中。但其他人是如何选择的呢？也许我们能透过一系列的言语或语言争论来做一个简单的鉴别。 言语是更宽泛的一个概念，而语言是指可以书写的，这是语言学里的一个分类。对于更多的人而言，言语和语言似乎就是一回事，我们也许在这个争论里不需要添补太多。许多自我认定身份为民主派的斗士，遇到所有反对的声音，习惯性地去称呼对手——脑残式的毛左，又或是拿薪战斗的五毛，这种先入为主的定论，其目的就是制造一种歧视，使之对手的身份变成另一个形象，并认定只要这样假定之后，对手一定会缄默。同时，许多自认为民谋福利的陈旧式思维者，遇到任何谈论民主的人，也会习惯性的赠送另一顶帽子——汉奸、西奴，并认定送出这顶帽子之后，必然拥有道德优势。 偏见是正常的，但动用偏见去设定这样的歧视攻击言语或语言，都未必是对的。人与人之间的偏见，更多的时候是因不了解，同时坚称自己没有了解的必要。如同民主派如果去了解一些毛主席或旧思维人士的思维过程，会发现这些人也原本没有想像的那般愚昧、无知，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缺乏思考的工具，或者欠缺一个思考的方法，因在他们的时代里所遭受的教育远比现在禁锢的要深。如果问文革时代的公安部六条第一条是什么？可能会让许多人惊讶，第一条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这条罪状是非常大的，随时会被批斗乃至死亡。同时，如果去翻阅1980年代或以前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更多的时候都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或马列主义思想的去进行的全部对照解读，连同宗教信仰、生活情趣的东西都属其中。这种可惧的思想控制远非当下，虽然也时有因言获罪的新闻事件出来，但哪有如此的严重？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迅息都是经过筛选之后进行的灌输，相较当下的互联网时代，只要你感兴趣，你都可以做出相应的搜寻、整理，这是完全不同的。 极权时代的思维控制，或称之为洗脑术，现今依然存在，只是没有当初那样的深入。如果只是一味的标新立异，完全可能陷入另一场语言岐视乃至最后走向完全对立的另一种极端之中，这都非国人之福。相反，如若形成，又是大患。 那么，今年已经争嚷了大半年的钓鱼岛事件，并因此又激活一大批民粹的热血，这件事里面有没有歧视？自然也少不了，而且种族主义的歧视也很深入。这里面，对日本的了解仅仅止步于历史教课书、影视作品的人不少。而为了宣扬一方，又必须很自然地去抹黑另一方，这种极端造成的危害，今时已经尽现。 拔高中国共产党在历史里所做出的与实际不相符的功勋，同时为了制造这种功勋效果，通过不同形式的反映，使之，有人一提及国民党，必然是反动的，必然只是妨害了中国共产党和抗战时期的人民群众，继而忽略了国民党才是正面战场上的主力军。又因现今依然是控制着言论，使之一批知情者，或曲折表达，或省略表达，制造更大的误解，真是悲哀。 奥尔波特曾经在减少偏见和歧视的理论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群际接触假说。想要确保成功，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在接触发生的情境中，两个群体必须拥有平等的地位。 两个群体向着共同目标努力，实现目标需要群际合作。 群体间接触次数比较多、时间足够长，使得不同群体成员之间可以发展有意义的关系。 应该有社会及制度支持群体互相接受。 如果说这样的群体接触假说有没有正面的意义，绝对有。对内，消弥无限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争斗都是有利的；对外，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偏见与歧视。但更重要的是，目前似乎有人乐见这种情形，如果没有猪一样的臣民，则不会有这样的国家机器。 (全文终 2012年9月14日18时15分) 参考资料：[英]迈克尔·艾森克著的《心理学》一书，由吕厚超等译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９日下午２点１７分，百岁老人高扬走了，带着他对党的忧患，对国家命运的忧虑离开了我们。他为了党和人民，留下了他的思想，留下了他的声音．但人们会听到他的声音吗？有人会理会这些思想吗？仁者寿，高扬伯伯活到了一百岁，他走了，是默默地走了，离开了我们。中央电视台没有发布讣告，也没有播放遗体告别消息。 　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我接到了中央党校办公室来的电话，说给了我高伯伯离世的消息．４月９日，我在八宝山与伯伯见了最后一面。当我想到伯伯多少次对我思想引路的时候，我痛哭，我在签到簿上留下我心中的《哭高扬伯伯》几句诗：       同志心贴近，    血色家族亲。    燕赵扶正气，    京都拨乌云；    忠心虑国运，    赤胆护人民。    向导今仙逝，    寻路问何人？        晚辈  任彦芳敬挽   注：1982年6月高扬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正值我为反不正之风斗争艰难之时，我在“七一”这天给高扬写信，倾吐一个党员的心声；７月３日，他即派秘书韩立成同志来看我，７月５日，高扬亲自听我的诉说。他说，不要怕他们，你是党的孩子，党保护你！我闻之泪如雨下。在高扬的支持下，这场斗争得到了胜利。   1989年，我调到北京，高伯伯任中央党校校长。遇到苏共解体，我曾迷惑不解。向高伯伯求教，高伯伯的话令我清醒；２０多年来，高伯伯是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前辈。他支持我为民众维权，我写出的主要作品《阴阳宅》、《人怨》、《民怨》等都是先听取高伯伯意见才动笔的。为了给家乡农民维权，高伯伯让我转告乡亲们，一定会打胜，要大家记住《国际歌》，要自己救自己。                  2009年4月9日上午１１点从八宝山归来后记。  我回到河北故乡，因为中央电视台没有发布高扬离世的消息，河北乡亲们还以为高扬老人还在，乡亲的维权，还想得到高伯伯的支持，要我领着他们去看望高伯伯。让高扬老人永远活在民众中吧。对于中央电视台没有报道高扬的逝世和告别仪式，这是一个谜。 　做为一个烈士的后代，一个备受多少老前辈关照的作家，一个血色家族里的成员，我要继承先辈的遗志，将烈士当年的理想，前辈的思想化为现实的行动，奋斗不息。我有一支笔，我只能写为民众说话，真实揭示现实的书，这就是在实现前辈的理想。 從我與高揚伯伯相識,至今過去三十年了.面對中國當今的形勢,我更懷念高伯伯.在黨的十八大召開前,聽取友人的建議,將我幾年前記錄下的高揚的談話,公佈於世,給今天年輕的當政者思考,這是一個老革命前輩的憂慮和思考. 高扬说：苏联一党独裁，垮台毫不奇怪。   1 985年6月，高扬在省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后，离职回京。1986年10月，他参加党的十三大准备工作中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组；1987年3月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89年1月，我正式调到北京。    我来到北京迎来的是以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风潮。6月事变，反腐败的群众被镇压，我深感党到了危机时代，这就是這個執政者和人民的对立开始。不久，党做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联系的决定，我万分拥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提出“一边倒”倒向苏联。我也成了最早的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接受的宣传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接着抗美授朝，将美国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我幼年参加革命时，曾学习过毛泽东提出的称赞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说中国要向美国民主学习。这时因倒向苏联而成了与美国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1953年斯大林死，全中国悼念，我也曾为之掉泪。上了北大，有一门课叫马列主义基础。学的是联共布党史。对斯大林如对毛泽东一样崇拜迷信。1957年5月，北大同学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翻译出片断贴上大饭厅墙壁，我大为吃惊。接着看到一部美国名记者路易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摧毁了我的固有观念。原来这个我崇拜过的世界革命领袖，是一个比法西斯纳粹还残暴的魔王。我开始了独立思考因而险成右派。之后充当党的工具，听党和毛泽东所说的一切。不知为何苏联一下子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后来又称它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于是苏联便不再是社会主义。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苏联共产党在九十年代初的垮台。   如果它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共产党是修正主义集团，对它的垮台应当欢呼。但我听到的中国党的高层发出的声音却相反。似乎在为它的垮台而不安了。有高层人物竟说戈尔巴乔夫是党的叛徒，说是他断送的苏共执政党。于是便更加认为接班人是最重要的。我为此困惑，这个有着几千万党员的大党，为何说完就完了呢？它不是列宁缔造的伟大的党吗？它不是十月革命的故乡吗？苏共的垮台，引起东欧巨变，那些当年的所谓人民领袖，有的竟上了审判台。我正是在这时去看高扬伯伯，向他提出了我心中的困惑。苏东共产党政权垮台后，高扬老人进行了深刻地思考，与他过去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和不少老革命家一样，成了“两头真”老人，通过一生参加革命的反思，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高扬说的这些话让我铭记：    苏联一党独裁，它的垮台毫不奇怪！这个国家并不是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是一党独裁没有民主。说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党的领袖专政，是一人说了算。特权阶层与广大群众对立了，没有民主，这是必然要垮台的呀。苏联垮台是个大好事，给世界共产党人提出严重的教训，不能再走苏联的路，不能再搞一党独裁。   中国的党也是按苏联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开始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那是听国际指挥的。列宁是主张暴力革命，我们也是靠暴力夺取的政权，毛泽东也和斯大林一样，他自己也说是马克思（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嘛。我们也是一党专政，也是党的领袖说了算，党内没有民主，国家也没有民主，我们执政后，便将民主倒过来，成了主民。说共产党就代表人民，名不符实嘛。如果我们不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仍坚持这个没有民主的独裁，其结果必然和苏联一样垮台呀。   听到这话后，我问，中国共产党会接受这苏联垮台的教训吗？  高扬说： 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一定要走向民主。前景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党自觉地进行改革，勇于抛掉特权私利，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是最好的前景；不改革，到统治不下去了，人民不让你统治了，起来将你推翻。苏联一党独裁统治了七十四年，中国这样腐败下去，越来越严重，我看恐怕到不了七十四年哪！其实打倒共产党的不是别人是共产党自己。   七十四年!我記住了,那是2023年.中國共產黨或在這一年變成民主的黨領導中國走向憲政民主國家,如果不這樣,這是它被推翻的日子了.   我深深地记住了高扬对中共前景的估计，作为救党派的一个党员，所以才这样不遗余力地呼喊民主，才这样促进党的领导人，能多听听人民的声音，不忘记烈士的遗愿，记取历史教训，顺应世界潮流，不负老一代共产党人的期望，改造共产党，走向民主。２０２3年，将是中共７４年执政的最后一年。让我们到时候看看高扬老人的预测。我们现在说也是白说，不说也白不说，白说也还是要说，所以我将这个“共产党执政７４年的时间”第一次公开于世。     高扬的话发人深省，这些话让人思考到今天，现实越来越证明了高扬的话是多么正确。如果以建国中共执政开始，中国现实腐败的发展，也不过还有十年执政时间。也就是下一届不是民主选出来的领导人结束统治时，中国可能就要大变了。共产党再这样急速腐败下去，也不过还维持十年左右的时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吧。   今天中国的腐败不是哪个大官的腐败，而是社会的溃败，是制度的腐败。所有腐败的根子在于一党独裁的极权体制。极权，没有民主可言，也就没有有效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便必然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这是中国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不从根本体制上解决，所有的办法都没有用。如同当年人民公社时，我们想了多少种办法搞所谓整风整社，最终也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可实行了土地承包给个人，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没有几年吃饭问题便解决了，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可叹的是中央一些领导人并没有如高扬那样思考苏联党垮台的根本教训是制度的不得民心，而是做了相反的思考：认为是出了接班人问题，将对人类做出伟大贡献的总统斥为共产主义的叛徒，认为是个人出了问题，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判断。因为没有从制度上想改革，而走了相反的维护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原有政治体制的路，所谓提出向最落后的家族独裁的朝鲜、古巴学习，还提出只有控制言论自由、控制思想，才能维护一党独裁。于是中国社会更加腐败，不得不以高出军费的惊人数字的财政去强力“维稳”，视广大民众为敌，更失去民心。这就是高扬所说的“共产党在自己打倒自己”吧。   苏共的垮台，是值得庆幸的人类进步，也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真正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只有在许多国家联合下才能取得社会主义胜利。这才是社会发展规律。这也为百年来的世界发展所证明。列寧斯大林主义打着马克思主義的名义，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最落后的国家首先胜利，于是进行了十月政变，用无产阶级革命取代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社会主义一国成功论，历史证明这是倒退；历史经过七十多年的倒退，走到了极端，便开始往回走了，这就是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的解体。  中共也走了相似的路。毛泽东本来有新民主主义思想，就应坚持这符合马克思观点的实践，在取得政权后，多党合作，发展资本主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后，才能说到社会主义过渡。然而刚取得政权，便想过渡到社会主义。得到的是生产力大破坏，1958年更想一步到共产主义，结果是几千万百姓饿死；毛一意孤行，大革文化命，差点让国家崩溃。历史这才走回来，回到正路，便是发展资本主义，回到建国初的新民主主义的路上来。改革进行十年後，用对人民反腐败的镇压，而大倒退，因而有了特权阶层，有了权贵阶层，权贵资产阶级，公权私用，借改革之名，将国有资产变为私人财产。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拼命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的代表人物，公然拒绝普世价值，宣告“绝不搞西方那一套”，也正是这些没有经过人民选举窃取高位的权贵们，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死敌。是他们在打倒共产党，加快共产党的垮台。他们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是民族的罪人。   高扬说： 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民主。   高伯伯多次对我说这样的思想，我在《民怨》一书中写过一些。他说， 这么多年了，没有民主，是共产党说了算。本来共产党是最主张实行民主制度的。不是要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嘛。可我们执政后却忘记了这根本。说共产党说了算，实际是一个人说了算。中央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下边是第一书记说了算，最下边是支部书记说了算。说是民主，实际是把民主倒过来，变成了主民。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是实行民主好处多的呀！那时没有民主不行，根据地就会失去，干部不能一刻脱离人民群众，不然你没有人民保护你就会死，没有人民就没有我们今天哪！今天我们再不实行民主，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走向民主政治也会灭亡的。 人民没有当家作主。说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了，这名不副实嘛。我要写篇文章叫《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的名与实》。要循名责实，人民是否按制度、按法令、规章真的“做了主人”了？实至才可名归。如方说人大代表，实际执行的是“指定的”人，这是在“玩弄民主”嘛。选举方式不能真正表达选民意志，党政机关指定代表候选人的做法不改，就不是民主。以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来说，为何取消了代表他们说话的农会？我也不明白，是不是让农村党支部代表农民呢。这不是明确党代表农民做主了吗？对群众团体，也是由党去代表做主。 中国的民主首先是中共党内实行民主，然后推动全国实行民主。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是没有民主可言的。如果有民主，就不会出现１９５９年的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了。也不会从此全党没有了不同的声音。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全党听毛泽东一个人的，这才能打倒刘少奇，打倒了这么多老同志。没有民主给中国人民造成大灾难的教训，不能不记住啊！ 高扬老人说：我退下来之后，中央让我们几位老人研究党的建设。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党内实行民主。要整党，党要管党。党政一定要分开。党内要有监督机制。不然你当了总书记没有人监督也是会犯错误的。如果有民主监督，就是犯了错误也好纠正。共产党如何监督自己？我写过一个意见，交给我们小组组长薄一波同志那里了，他说不适宜上交，现在也没有交给中央政治局吧。 我的意见是中央有两个平行的机构，一个是执行机构，一个是监督机构。全国党代会选出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中央委员会，一个是纪律检察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就应是平等的，共同对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可今天却是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受中央委员会领导，这就不合规矩，我们同是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的呀，你为何就要领导我？这样中央执行机构就失去了监督。政治局的人有错误，总书记有了错误，由谁有效地监督并解决？如何让全党放心？这历史的教训至今没有吸取啊。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都应由党员民主选举产生。现在是上级任命，开党代会不过是走形式。这样不能不走向腐败，因为失去了党员和人民的监督。如果县委、省委都是由同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许多事就好办了。 早在 1986年7月，高扬就写出一篇《纵观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制度》文章，提到历史进程时说：从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直到1966年“文革”之前，为宣传上变调（以强调阶级斗争为主要标志）和实践上各级党政领导向个人集权发展、民主思想和作风逐渐减少的阶段。十年动乱的特征是一面是形式上实行最大限度的所谓“大民主”，一方面是极端专制。 高扬指出： 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不能靠掌权者“恩赐”的，靠“恩赐”得到的权利，人民不会行使。当“恩赐”者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甚至取消这种权利的时候，人民也不会以有组织的反抗来保持这种权利 高扬所说的这一切，我作为从幼年投身革命大家庭的一员又亲身体验过建国后六十年政治生活，经历了所有的政治运动的人都有深切的体验。 中共在执政前，我是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是力量是钢。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走向新中国的；我亲自体验到解放区建立的是“民主政府爱人民”，解放区是“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我相信当年共产党和毛泽东抨击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话是真的，正是因为中共高举民主大旗，才吸引了知识分子投到革命队伍里来；国民党的垮台也正是因为它的独裁专制失去了民心的必然结果。当年在延安有一次在民主宪政促进大会上，毛泽东做了非常精彩的讲话，今天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有勇气将当年毛泽东的讲话重新让全国人民重新学习吗？ 有人说，当时共产党、毛泽东不是真正想实现民主，只是以此漂亮的口号欺骗人民，当他取得政权后，便暴露出其独裁的面目。认为是上了共产党的当。我对此说不能苟同。我亲自体验的是，当时的革命者是真诚地为中国人民解放而献身的，他们是中华优秀的儿女。千百万烈士为了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牺牲了。共产党因得民心而取得政权，国民党因独裁失去民心而丢掉政权，这是历史的必然。 新中国建立，实行共同纲领，多个党派参政，是真实的参政。这是共和国的最初几年。但不久，毛泽东便绑架了共和国，将各民主党派实质上取消，没有了自己的纲领；将一个要实行民主的国家变成独裁专制的一党专政的黨天下，这是中国历史的倒退。 我接受了高扬的思想后，写出了一部政论性的长篇纪实作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已送到中共最高领导。我在书中呼唤民主政治建设，想到战争年月，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千百万人流血牺牲，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让不民主的制度灭亡，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吗？ 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个人和全国人民并没有感受到当家作主。因为没有民主才有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悲剧！可悲的是这样的悲剧今天还没有落幕。到今天人民还没有得到宪法规定的人权，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人权自由。第二次文革也許還要以發生,因為我們從沒有法治,只有人治. 如果上台的中央領導人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他再次號召來一場新形式的文化大革合,全國便會立即燒起一片紅火!唱紅打黑,便是文革的演示;從前不久,作家紅衛兵出現抄寫毛的講話,讓我看到了這個可怕的前景! 极权者制造了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怪论，极力为专制的合理性找根据。我原来是接受这种教育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歪曲了马克思，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抛弃它。 他们将民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总分成两个阶级观。说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说自由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叫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将民主也说成两种主义，即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将自由、民主也要分姓“社”姓“资”。 他们将民主说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是一种与专制对立的制度； 他们将自己的专制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是最高形式的民主，不同于那选票一人一张低级民主； 他们创造出了协商民主是最好的民主的歪理，他们把一个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听信了权贵的宣传，便写出一部书来叫《中国大趋势》，发明了一个说法，说中国的民主是“纵向民主”，不同于西方的“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人平等地选出自己的领导”说这样“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这海外奇谈，让专制者如获至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赞这个美国人的伟大发现。充分暴露了其反民主的面目。 等等，无耻的学者控空心思制造维护专制体制而成了拒绝改革的理论，实在是不值一驳。连普通百姓都看得很清楚，他们从没有得到了真正的民主，国家主席不是人民用票选出来的，省长，县长也不是，只有村委会主任可以选了，但多少村也被党支部控制。我在《民怨》一书中写了农民对这事的看法： 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谁来管他呢？ 全县人民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县人大常委会，而县人大常委会的主任的安排并不是人民直接选出来的，他是由县委安排好的，人民代表投票不过是走走形式。县人大常委会要受县委领导，他要听县委书记的。那么，如果县委书记惹了老百姓，侵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去找谁？找人大常委会又管不了他，老百姓怎么办？县委不是有纪检委吗？可县纪检委也在县委领导下，他敢管县委书记吗？你不会向上级反映吗？可县委书记是上级派下来的，上级会听老百姓的吗？他再把你的上告信转到县委书记手里，你不更要倒霉了吗？ 这才是中国腐败的真正根源。 我们已经认识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但如何维护生命而不死去？有何制度保证这生命？党的各级委员会都不实行党员投票选举，而是由上级任命，投票是走形式，这早为全民全党所厌恶和抛弃这种形式的民主了。 高扬认识到党的没有民主的危机，他为党提了不少建议。但没为中央所接受，上面提到的纪检和行政平行便是一个办法。他还提出过另一办法， 便是在中央建立一个最高委员会，负责监督检查中央和省市两级党政军组织及其领导成员执行党章、宪法的情况。这个委员会应由全国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成员可为9—17人；当选人应是75岁以上、任过高级领导职务十年以上、在党的重要历史转折中没有严重问题，因而他们是有较高威信的老同志。这个委员会负责处理人民群众和干部对中央和省市两级党政军组织及其领导成员提出的工作建议和对个人的批评。一般地限于处理对建议和批评送到有关单位三个月后没有任何反映的申诉和控诉。在处理申诉和控诉问题的时候，如果委员会与党中央常设机构发生意见分歧，可由中央全会裁决或提交党代表大会处理。 高扬 多次谈到他对党的建议的意见，是一个老共产党人对这个党的生命的关切。他提出的上面意见是党内先实现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机制。党的代表大会是决策权，它制定和修改党章，做出党的重要决议；党的各级委员会是执行机构；党的纪委是监督机构。党中央领导人如果没有监督而犯错误，也就有人管了。   回顾这十多年来的两届中央领导人，就没有犯错误吗？但却没有人敢说个不字，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自我批评，失去了一大法宝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党能不腐败下去吗？ 我作为从幼年投身革命队伍的小战士，不可能接受要推翻中共才有中国前景的观点，但这种观点因党的腐败而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了。我相信中共有八千万党员，我相信只有少数权贵反对改革，大多数党员是要求改革的，不想让党灭亡，只有改革一路，从党内民主，走向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国家，实行民主宪政！   高扬的预测：胡温不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２００３年，我从美国回来，到高伯伯家里去。我问他，现在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了，美国人称为胡温体制。高伯伯，你认为他们执政后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吗？ 高扬伯伯当时做了一个预测，便是不会有多大的进步。他说，他们可能会注重民生，解决百姓的生存生活问题，但对民主政治的改革不会有大动作，不会有大作为。 我问为什么呢？ 高伯伯说：胡锦涛、温家宝都是好同志。但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家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是要有先进的治国政治理念；二要在全国有崇高的威信，让全国人民全党对你信任，这才能搞好改革；三要有很大的政治魄力。这届的中央领导人不具备这样三条，便不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怕因改革而让中国乱了，失去了稳定。改革的巨大阻力来自党内有中高层，因为考虑自己的既得利益，就难以在高层思想统一，高层再没有一言九鼎的人物了。 ８年过去了，我们对胡温体制失望了。不少知识人士在胡总书记刚上任不久，听说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出向朝鲜学习，大家就开始失望。对这样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最落后的封建家天下的国家，要向他学什么？学习他如何控制人民思想吗？说朝鲜在控制言论自由上有成绩。说苏联之所以共产党失去政权，是因为意识形态没有控制好。这就更看出他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是落后的。这就意味着他不仅不能前进，很可能要倒退到毛泽东时代。２００９年国庆节，有了毛泽东思想方阵，就是倒退的标志。温家宝提出了他的政治理念是进步的，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他由于没有勇气和巨大的政治魄力，所以虽表示风雨无阻，也不会有作为了。设身处地想想胡温，对他们的苦衷也有了理解。 民眾對換屆,沒有興趣,在於無論是黨代會,人代會,沒有黨內民主,沒有人民民主,人們對此並不關心,而關心的是制度改革.但沒有具備以上三條的領導,加上龐大的利益集團的阻力,政治體制改革,從人治走向法治,是非常難的.新的一屆領導人會自己主動進行損害利益集團的改革嗎?只有拭目以待了.   高伯伯为党忧虑为国忧虑，他说我未忘记当初参加革命的初衷，才言之人所不欲言的。我说，你也是因为没有个人私利才敢言人所不敢言的呀！     高扬对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  我在幼年接受的党的教育是：这个党是一心为民族利益，一心为了人民，它没有一党一派的私利。我从父亲为革命牺牲的事实中，从无数前辈的行为中，坚信这个党不同于国民党。然而从1989年的事变中我的信念被枪声打碎了。这个党的决策人竟敢向手无寸的要求反腐败的学生开枪，这是我绝对无法接受的，也是大多数共产党员所不同意的。我的老领导，当年冀中十分区的司令员，后来是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刘秉彦叔叔在这年六月对我说：    我亲自看了北京人民群众用行动阻挡军队进城，那不是少数人，而是大多数人哪。四十年前，我们是第一批军队进城的，我们看到的是北京人民那么热烈地欢迎我们；四十年后却这样阻挡进城，这说明我们站到老百姓对立面去了。如果党内有民主，听取党员的意见，一定不会做出这样的决策的。这是为什么？为何我们党与人民对立了呢？因为太腐败了 ！   我还听到不少我的前辈也持同样的看法。而这个于人民为敌的事件，二十多年，一直成了党中央的一块心病，每到六月便紧张起来。从说这是反革命暴乱，到改为政治风波，却不能为此事件平反。这是我听到的多数共产党員心中不满的。而这次风波实际上上违背了党章，实际上是一次政变，将赵总书记撤职。这样使党的腐败更加严重到成了不能治的癌症。社会道德溃败也从此开始。从此后形成了一个权贵集团，成了今天改革的巨大阻力，正是这个集团要利用共产党之名，为他们谋取利益，这个党已不是原来的党了。   我在2007年出版的〈血色家族〉一书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表达：   我心中的共产党，是父亲的一生为民众奋斗的形象所告诉我的，是我在幼年亲身经历体验的，也是我从毛泽东在执政前的文章中知道的，是在认真学习党章后明确的：这个党是为民族、为劳苦大众，为人类解放，没有一党一派私利的党。这是一个为人民民主自由幸福奋斗的先进的党。民心就是党心，党心必是民心。   1989年，我回到北京。我到北京迎来的是中国民反腐败为内容的社会风潮。而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是对执政者的考验。我的老领导刘秉彦伯伯沉痛地说：我们是靠人民支持打下的江山。我们不能背叛人民。我们当初是为人民当家作主，为了中国的民主而反对专制独裁的。   民众从以下的事实中看到這個党的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党：   1、通过改革，他们依靠权力将国有资产化为私有。现实是中国百分之七十的资产，掌握在少数官员和其后代的手中，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更成了常态；买官卖官，形成了官场的潜规则；   2、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是中国百姓负担最重的官僚机构；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党代会，是官员大会，不代表人民大众，所以像全世界民主国家都能做的官员财产公开这样的事，多少年来不能实行，并遭到官员的反对，他们不敢真正在阳光下暴露财产，这样必会让国民看清他们是一伙与百姓相对立的阶级了。官民的對立,實際是黨與人民的對立.公權力私用,成為普遍形態.   3、凡是涉及官员利益的改革必然不能进行。号称为民执政的党，却连公车消费都解决不了。现在一个乡长乡党委书记都有了名为公家实为自己的好车使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更是不在话下，人们也不再提这类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了。   4、吏治腐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腐败的王朝。因为官员的任命，人民说了不算，只要上级官员看中，便能升官发财，官位成了中国青年最大的追求，不当官就不能办成事；处处以官本位办事，这已是无法治理的癌症。   等等。   我将这些情况都向高扬反映过，他也非常忧心。这一切都是在用枪杆保卫了腐败的恶果。1990年以后，高扬伯伯向我谈过他对现实的看法，并鼓励我写出了反映民心的“三怨”。在高伯伯的建议下，我在《民怨》一书封面上写出我的明确的四句话：“反腐败，唤法治，写民心，吐怨气”。高扬在1990年以后发表了他的看法，有的写成了文章，我归纳成如下几方面： 党的干部特权要取消，“人民勤务员”要名副其实。 高扬同志是没有特权思想，也在实际生活中没享受特殊的普通党员。他一直没有忘记广大人民群众，所以他生活极为简朴，他的子女没有一个因为他而安排工作的。这是他敢于坚持真理，也敢于批评的内因，正所谓无欲则刚，他刚正不阿。他对我多次说到现在当官的失去了人民公仆的作风，首先是生活的特殊化，官大更有不少特权。这样便不可能与人民同甘共苦，想保自己的特权，必然反对改革。但不改革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因为没有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就没有了战斗力，就从党的肌体细胞上坏死了。他说：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中高级干部不但生活特殊化加剧，而且有些人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事不断发生，离人民勤务员之名相去更远。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赞扬巴黎公社对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原则，我们离马克思的要求就更远了。原因一是对战争年代某些供给办法保留时间太长，二是搬用苏联封建性的官僚工资制。现在各级当权干部手中有钱，又不受人民监督，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与普通人民的差距越拉越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和党员对党政领导人员的选举罢免之权，多年来没有真正兑现。要解决领导生活待遇特殊化，还是要实行党内外的监督。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既然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就应明确规定其对代表大会负责，实行对本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其常委的检查监督，而不是在其领导下工作，各级纪委都应照此办理。 １９９５年的一天，我去高伯伯家，听他讲了这个思想。不久，他便写出了一文，打印出来给几位老同志看。他讲了他这篇文章是来于一夜做梦，梦见一个不相识的人同他谈话。那人说：你们所谓的人民勤务员生活那么特殊化，与叫做“当家做了主人”的人民生活差距那么大，你怎么不当作问题研究研究？高伯伯说，我没有来得及回答便醒了。梦中人的提问好像来得怪，其实不用请弗洛伊德学派专家做精神分析，我自己就能解释。一个关心党建的人，对党建深层次的问题魂牵梦萦，不正是情理中的事吗？ 高伯伯，你不知道这些年来，要比你说的更严重到多少倍了呢。国家在官员身上的费用大得惊人。以公车私用来说，就是多少千亿呀！连一个乡长书记都有自己的专车了。住房有多少套就不用说。所以照国际上多少民主国家的规定，官员必向人民申报财产，但号称最先进的中共官员却不敢做这事，这个党还有生命吗？高伯伯，所有关心党的命运的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对此睡不着啊！ 中国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当家做了主人”的人民却“当家不做主”。没有民主政治就不会有社会稳定。 高伯伯多次对我说了他对所谓稳定的看法。要维稳是对的，但说稳定压倒一切，高伯伯认为是不确切的提法。关键是如何才能稳定？不能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稳定，不是掩盖矛盾的稳定。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不是别的，是你说的是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实际上却是“当家不做主”。你看多少名称都是人民打头，实质却是只有其名没有其实。人民政府，不为人民办事，人民日报不为人民说话，人民币不为人民所有，老百姓没有钱，人民医院不为人民看病，只要人民币，人民法院不为民做主等等，这样还有稳定吗？ 不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人只想求稳定，这是得不到真正稳定的啊！不稳定，你便去用压的办法求稳定就更不稳定了。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的教训不能忘记啊！教训不是别的，是人民没有当家作主！ 党的优良作风的丧失，便是党的生命的停止 。 人民群众感觉党不存在了，虽然党还在执政，但不是人民心中的共产党了，这是因为原来党的优良作风没有了。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变成了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另一种样子。理论联系实际，变成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这个民谣广泛传播，说明有事实为据。说理论联系实际吧，从党的十三大就提出从严治党，实际却基本不治，更说不上从严。党章规定的一切有多少是真的实行了？说的不错，却不实行，这叫理论联系实际吗？实事求是应是基石，但我们可真的实事求是吗？我们没有了批评，更不做自我批评。领导干部极少做自我批评。从中央说吧，没有听到哪个中央领导说过自己曾做了哪些错事，说了哪些错话，问题是知道错了仍然坚持下去，怕因说错而损害威信。其实相反，敢于做自我批评的高层领导才能有威信。密切联系群众作风就更不能提了。现在一些党员甚至压迫剥削群众了。如果不采取严厉措施是无法弥合党和群众的隔阂了。 高扬老人多次呼唤党要管党，必须党政分开。 多少年来，党不管党，党政不分，越来越是党管一切，多少省委书记又成了人大主任，人民没有一点监督权利了．高扬说：现在社会风气坏，是因为党的风气坏．是一些党员带了坏头。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是以权谋私，没有权怎么去谋私？而权在谁手里？反正都在共产党员手中。权越大谋私越大越多，党不整顿是不行的。党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党不管党，多少年没有克服。现在党变成这样子，又不让人家监督，群众监督不大灵。党的检查机构就能检查到他们那里去？省级纪检委受省委领导，要检查省委，检查得了吗？ 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出事被中央查处，其实他的问题早在河北群众中有强烈反映，但没有办法。我在１９９８年出版的《人怨》一书中就不点名的揭露了程维高，写之前，我向高伯伯说到此事，高伯伯说可以写他，不过不要点名。点名你就有麻烦了．后来书出版了，因为程维高不看书，也没有发现，我得以平安。而告程维高的人却被河北省投入监狱！这个事实还不足以让国人惊醒吗？程维高早就构成犯罪，由有上边人保护，竟不受法律制裁，反而享受着副省级待遇。这是极权政治的法律，不可能在一党专政下实现中国的法治啊！ 现在揭出的公安部原部长的严重腐败问题，更令人吃惊了． 高扬多次说：把决策权和执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却没有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这种“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是中国的极权政治造成了无法改变的绝对腐败，这一点连普通百姓都看出来了。     高扬说：官民对立，是我们得罪了老百姓 1998年，我开始写反映农民维权的纪实作品《民怨》。写之前，我向高扬伯伯讲了书的内容。家乡县的农民为了他们生存的口粮田，被官员无理霸占，而用录像带上访，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国青年报等做了报导。引起中纪委的关注，派下了工作组调查，做出了建议。然而中纪委一走，当地县委书记便反攻倒算，将上访的人员头头全都逮捕，有的关押九个多月。这个农民出来后，便又为自己的被捕而上访。我知此事后，深入到这个村子里，几个月后，开始写这部纪实。  高伯伯一直支持我为民请命。２００４年９月，家乡容城王家营村民找到我，要我做他们的代言人，我见到高伯伯，说了此事。他说：这是好事，说明农民信任你吗！有什么困难可以找省委解决，向省委反映。 后来我详细向高扬老人反映王家营村的土地问题，得到高扬同志的支持，说如果省里不给解决，他要领我去见薄一波老，将给中央的信，由薄老转交。我立即将这消息告诉给乡亲们。这是那封原信： 革命老前辈关心着咱村的土地问题——写给父老乡亲的一封信 王家营村村委会及父老乡亲们：咱们村村民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咱们多少代人的汗水浇灌肥沃的土地，烈士鲜血洒过的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是我们的饭碗，可在1992年的某一天，咱们还在睡觉的时候，那是肥的501亩土地没有了。是谁把我们的命根子断了，把我们的饭碗砸了，连和我们说一声都没有哇。那断我命根砸我饭碗的太霸道，咱们也太好欺负了。不，我们不能这样任人欺任人宰了。你们民主选出了自己的村委会，要用法律作武器，夺回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作为烈士的后代，你们的乡亲，听到这信儿，就想说：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支持你们，我把这消息说给新闻界的朋友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新华社记者全都表示支持你们。北京的大律师-法学博士也说，要打官司，他们愿法律援助。全社会都支持你们。10月4日，我为咱村的土地事儿，专程去看望了老前辈，原来担任过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后作中央党校校长的高扬伯伯。他离开了河北，但一直关心着咱河北的百姓。五年前，我写反映咱县上坡村的书《民怨》之前，就是先向高扬伯伯请教，按着他的意见写出来的。书出版后，先送给高扬伯伯指正，并由高伯伯转给了革命前辈薄一波同志。我这次是先给他大女儿通了电话，说了情况，他大女儿说，你去吧，他很想知道河北农村下边的真情。这天，我到了高伯伯家，老人正在沙发上坐着等我到来。老人已九十五岁高龄，气色很好，头脑清楚。他先让我把村里的事说说。我把咱村的土地失去的经过对高伯伯细说一遍，老人说，这不是抡农民的土地吗！农民们为什么不知他们斗争啊？ 我说，从失去土地的那天，乡亲们就处于敢怒不敢言状态。因为当时村里的支书是个村霸，有事他一人做主从不和乡亲们商量，加上当时乡里县里都支持他，把土地卖了，乡亲们还没有得到卖地的钱。高扬伯伯关心地问：钱上哪儿去了？我说，有几百万都让乡里县里的官员们借走、挪用，有的还不知去向，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却只得到点利息。高伯伯说，那要把给农民的钱追回来。我说：这在过去就叫刮地皮呀。今天官员们对开发感兴趣，是和他们本身的利益有关哪。高伯伯说，农民们可以告他们呀。不是有了村委会了吗，就以村委会去告嘛。我说，他们去找县有关部门，可都不管，村委会告职能部门，容城法院却不受理，到保定中级法院，也给驳回了。老百姓没有办法，这才到北京找到我。我没职没权，只好找有权的帮助。找到新闻界的朋友，还都支持。高伯伯也没权了。如果你还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高伯伯说：程维高在河北十年，飞扬跋扈，无法无天，把干部带坏了，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丢了。其实，这事只要有人管，不难办。有法律嘛。你们县委书记、县长就能办。我说，这事可能有省里的人职务犯罪。我代乡亲给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同志写了信，还没有回音。 高伯伯说，你们在河北办不了，那就给胡锦涛写信。我支持你们，把这官司打赢。我问：那怎能把村民的信转到胡总书记手上啊？高伯伯说：交给薄老，请他交给胡锦涛。我有日子没去看薄老了。他比我大三岁，九十八岁了，不过头脑还很清楚。我说：伯伯再去看薄老，让我和您一块去吧。高扬伯伯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说到时候通知我一块去老前辈哪儿。我说，我再见到乡亲，要对他们说老前辈支持你们哩，你们这场争夺土地的斗争一定会胜利的。  我这次和高扬伯伯谈了一个半小时，把和咱村有关的话如实记了下来。愿我们不要忘记革命前辈的关心，高唱国际歌，自己救自己，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村的父老乡亲。 你们的同乡 继来　 2004年10月8日于北京 永遠的懷念    高 揚伯伯的談話,我時時回憶思考,還有更加敏感的話,今天仍不適宜公開出來,便不多寫了.等在適當時候再說吧.這篇小文是一年前寫的初稿,原來附在我的一部書的後面,那部書是我的為民請命錄,是我在高伯伯關心下為民眾維權的紀錄,這部書寫了我十多年來為民眾維權的過程的兩次勝利,一次是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親自批示下,為一個農民進行了平反的過程,一個就是上面所寫的為王家營五百畝地的維權,在河北省委書記的親自批示後取得的勝利.這是光明的結局,然而,在中國大陸竟沒有一家出版社敢於出版這部書,這是十年來,我深切感到還不如十年前具有的出版自由,是歷史的倒退.這部書寫完,高伯伯已經離開了我們,我再也無法向前輩請教,此時就更加懷念指導我寫作的前輩.我記住了伯伯的囑咐,一定要記錄下人民的生活和情緒,不能出,不必管它,只要寫出了中國真實的生活,總是有價值的,寫出來,放著它,無非是兩個可能,共產黨自己變得民主黨,真正實現憲政後,你寫的作品自然就可以與社會見面了;另一個可能是這個黨因為專制獨裁無法繼續統治下去而像蘇聯一樣,你寫這真實歷史的書也有價值,這就是寫給後人,沒有言論出版自由,不能讓人知道真實的歷史,正是一個黨垮台的原因哪.但願前輩這種充滿憂患的談話,能促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