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作者： 信力建   1979年邓小平访美，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新上任的总书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访问美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1997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访美，中国表示将与美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访美，两国进一步确认将逐步成为“建设性合作者”。2012年2月，总书记候选人习近平访美，两国就深化建设“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一个奇特的现象是：那些不能及时访问美国的中共总书记均不能正常下台。如胡耀邦在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在1989年6月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中美发展友好关系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好现象，近30多年来，中国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与其说是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如说是中国与西方关系改善的直接后果。 一、朝贡外交？ 国际关系一共有三种模式，即朝贡体系、殖民体系、条约体系。历史上，中国曾是朝贡体系的核心，万国来朝，好不威武。今天，中国外交仍具有明显的朝贡色彩。与大国交往，中国政府常常采用“订单外交”。2006年胡总书记首次访美前夕，北京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为首的代表团，赴美采购了160亿美元的商品；2011年，胡总书记第二次访美，双方签署了高达600亿美元的经贸大单，“这样的大单不只是给美国人送去了惊喜，有法国媒体评论说，中国是给全球送了一份‘大礼’”。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300多家企业的代表随行，两国签署各类经贸合作协议149项，总金额约386亿美元。与小国交往，中国政府最擅长“金援外交”。仅2012年一年，中国老百姓就可以在新闻报道中见到：中国政府援助文莱40亿美元、也门1亿元、柬埔寨1.2亿美元（军火）、尼泊尔7.5亿美元、菲律宾1.12亿美元、朝鲜6亿元、非盟6亿元……。美国国会研究所引用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2002-2007年间，各种报道中提及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累计达747.4亿美元，约合5000亿元人民币。看着中国政府对外援助触目惊心的数字，有中国网民在网上发帖表示，“无偿援助我十元，我也开心点啊！” 中国不惜血本地进行对外援助有着漫长的历史。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00余万志愿军赴朝作战，战费支出7万亿元（旧币）。战争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53年中国竟然啊又向朝鲜无偿捐赠了8万亿元（旧币）。与此同时，中国向越南正在进行着不间断的援助。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提供1.67万亿元（旧币）援助。1955年，中国政府应越南胡志明的要求，对越派出各类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捐赠8亿元人民币。1959年，中越两国签署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3亿元长期贷款和1亿元无偿援助。196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可以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越南从中国获得了更多的金钱和物资，包括：现汇63462亿美元、飞机165架；各种汽车35035辆，各种船舶686艘，各种拖拉机4730台，铁路机车127台，铁路客货车厢3290节，自行车85.7万辆，各种筑路机械5373台；粮食539.66万吨、棉布26960万米、化肥61.01万吨、钢材60.11万吨、煤炭191万吨、动力油料189.55万吨、纸张9.03万吨。即便在饿死3700万中国人的1958-1962年大饥荒年间，中国政府仍在进行大规模地对外援助。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额竟然与所谓“偿还外债”的数额持平。有数据显示，197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总额为51.49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又增至57.98 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 不同时期，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具体动因并不完全相同。1950年至1964年，中国政府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援助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这常被看作对“兄弟”国家的无私帮助，与此同时，中国亦在这种“兄弟”关系中从苏联得到大量援助。1965年至1978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国认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提出要“反两霸”，因此这一阶段的“金援外交”主要为了防止外交孤立，赢得一部分穷困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是与苏联争夺“盟主”地位。1979年以后，旧的意识形态破产，贫困、饥饿、血泪成为人们心底的记忆，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变成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民生活的确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上层建筑并未对旧的思想意识进行反思和批判，中国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不能与世界各国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为了缓解西方对中国统治方式的指责，中国政府只能在经济上频频向各国示好。实际上，中国因此酝酿着更深的危机。 二、中国面临的危机 中国政府竭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按理说，国际关系应该很融洽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外交遭遇了战略失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与邻国关系日益紧张。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邻国不断发生领土和领海争执，受此刺激，印度增兵中印边境，部署“山地打击军”，越南则加紧南海开发，并不断提升军事实力。越南、缅甸等国还与印度加强了联系和互访，有评论说，“中国的快速上升和对实力的炫耀让邻国忧心忡忡……，一种松散、然而可察觉的、旨在遏制中国的抗衡联盟已经形成”。其二，中国与俄国发展伙伴关系，却不存在真正的信任。与中俄合作相比，俄印合作密切而充满信任，俄国不仅与印度联合开发最新的第五代战机T50，还准备在印度建立联合企业，转让军事技术和生产武器装备。在人员交流方面，“印度的军官们还来到俄罗斯军事学校学习，而俄罗斯国防部的代表们也被分配到印度工作”，现在俄罗斯是印度主要的武器供应国。越南也是俄国在南亚的重要军事合作伙伴，实行对越军售政策，卖给越南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俄国这些举动，其战略目标显然是在南北两个方向对中国形成遏制之势，以维护和获取其地缘政治利益。其三，中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隔阂。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建立了“新月包围圈”，苏联解体后，“新月包围圈”演变为对中国的所谓“C型包围圈”。本来，中国和美国不存在地缘冲突，美国对中国领土亦无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曾经不顾苏联的反对，将中国拉入联合国创始国行列，希望中国在东亚发挥“国际警察”的作用。那么，中美冲突的原因又是什么？实际上，今天美国反对和遏制的仍是苏联，即当初苏俄输入中国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只要中国把这些来自俄国的东西送回俄国去，把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找回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美就能成为世界上最友好的国家，中美关系就能和谐发展，中国人民就能幸福。近代史上所谓“列强”侵华，其实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国家只有两个，即俄国和日本，其中，成功侵蚀中国领土的又只有苏俄。有资料统计，150余年来，俄国侵占和分裂了中国500余万平方公里领土，中国版图被缩小约1/3。 依据上面的分析，中国的国际处境相当不妙。无论美国还是俄国，战略遏制的重点都是中国，但他们的战略目的并不相同。中美友好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遏制某些国家的对华野心，保证中国的安全——中国应该恰当处理钓鱼岛和南海问题。困难在于，上层建筑是否有决心反思历史以及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新回归中华民族，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浴火重生。 三、国际秩序 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常常将不利的国际处境归咎于“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甚至指责美国搞“霸权主义”。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得益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100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今天的秩序架构。海外贸易必须依靠强大的军队保驾护航，当国与国之间出现贸易和产权纠纷的时候，因缺乏必要的国际法律体系，必然要诉诸武力解决。商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驶抵目的地，还会遇到的是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政体、不一样的秩序，这都足以使贸易难以进行。因此当时的英国会强行建立殖民地，使其拥有与英国本土相同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当然，我们今天会认为这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今天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它包括以联合国、国际法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秩序，以及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商法等调整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在这些机构和法律的规范下，世界各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交往，中国不需建立强大的海军，就能与其它国家正常地进行海外贸易，并保持30多年的经济增长。近两年，南海问题成为热点。只要看看地图，就会知道，从日本、日本海到东南亚，再到印度洋，有五个海峡，这是从太平洋到印度洋通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的通道，是最好的通道。亚洲和欧洲的贸易、东亚同中东的贸易，还有美国从中东的能源进口，90%要从海上走，都是在走这个航道，因此，美国要求绝对的海上航行自由。一直以来，这个航道的安全都是由美国维护。中国过去一直没有能力为油轮护航，也无法放心将这一航道交给日本、苏俄等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海军承担了中国海外贸易的一定成本，保障了中国海外贸易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目前，中国奉行务实外交，经济利益是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这对国计民生是好事情，但意识形态色彩依然浓厚，难以融入现今的国际秩序并发挥积极作用。2012年5月25日，叙利亚胡拉镇发生针对平民的大屠杀，死者多为儿童和女性。其实，这一惨案本来可以避免。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曾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投票，中国反对武力驱逐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下台，因此在会议上行使否决权，致使联合国对叙利亚无所作为，最终酿成血案。中国或许觉得自己投反对票有理有据，可这又给当地人留下了什么印象？中国否决叙利亚提议案不久，中国驻利比亚使馆遭到当地人民袭击，使馆大厦的玻璃窗被石块砸得千疮百孔，示威人士表示：巴沙尔政府杀害平民，中国否决议案，等同支持巴沙尔政权镇压和平示威的叙利亚人。还有人在中国驻利比亚使馆前打出了流血的纳粹标识，指责中国为法西斯主义。有人也许会辩解，中国否决议案是为了保障中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当地人的回答是，“Arabic human is more expensive than oil and gas”（阿拉伯人比天然气和石油更贵重）。事实上，西方已经有人指责中国正在进行“新殖民主义”。任何国家发展经济，都必须依赖国际市场，如果海外形象不好，海外贸易和服务的出口都会受到影响，更不用说在政治上的巨大损失了。 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中国一向提倡“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等五项外交原则，怎么会对其它国家构成威胁？人与人打交道、交朋友，总要先根据对方的思想意识和信仰，对对方的行为方式做出预期，并判断其品性。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是如此。中国仍是一个马列主义国家，信仰共产主义，按其理论，最终目标是通过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等方式消灭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在这一框架下，国与国之间最终不会是平等的关系，而是解放与被解放的关系。为此，中国周边的邻国以及追求和平的国家，自然会感到害怕和担忧。事实上，中国的确曾向其它国家输出过革命和意识形态。1975年4月，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在中国的物资援助下，推翻高棉共和国，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柬共奉行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追求“最纯洁”的共产主义，消灭城市、取消货币、取消正常的夫妻关系，一切均受政府配给控制。在柬共执政的1975-1979年间，共杀害和造成300万人无辜死亡，柬全国人口一下子减少1/3，酿成20世纪人类最血腥的灾难之一。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内外斗争，中国的实力越来越虚弱，最后不得不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人们常常将此举视为权宜之计，中国最终还是要“有所作为”。随着国力的逐渐增强，中国对外交往越来越强硬，隐约表现出一种强权逻辑。既然“枪杆子里出政权”，靠实力说话，那么国际关系领域也必然会依此而行，用实力追求利益，道义一文不值。中国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的历史的记忆——“弱国无外交！”似乎有了实力就有了一切。但是，国力增强以后，中国应该如何行事，在这方面中国人从未想过，他们缺乏理论和思想准备。 殖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现代国际关系模式属于条约体系。这是一种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平等的国际关系。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其前提就是承认对方和自己处于平等地位，否则不需要贸易，通过武力或劫掠就可以取得对方国家的财富。一战末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企图强占中国山东半岛，美国出面反对，主张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其主要动机就是保护自由贸易。如果说，自由贸易建立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地位，条约体系则为之提供法律保障。条约体系最初是流行于欧洲国家之间的主流国际交流体系，起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当时，欧洲国家与其它弱小民族和国家的交往仍以殖民体系为主导。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殖民体系、朝贡体系均宣告崩溃。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条约体系。 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联合国居于核心地位。秩序建立伊始，中国的角色本来被设定为四大“世界警察”之一。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讨论战后秩序重建和联合国成立的问题。罗斯福设想，联合国组织机构应分为三个层次，即全体大会、执行委员会、四警察机构（安理会）。“四警察”机构为联合国最高机构，由美国、英国、中华民国、苏联四国组成，有权快速处理任何对和平构成威胁的事件和突发事变。“四警察”用以应对和平威胁的方法有两种：其一，如果威胁起因于一个小国的革命或扩张，“四警察”可以隔离之，封锁其边界并实施禁运；其二，如果威胁严重，“四警察”可以向有问题的国家提出最后通牒，若通牒遭到拒绝，可依程序对该国实施轰炸及可能的军事进攻。斯大林完全赞同罗斯福的制裁主张，但认为中国无权列入“世界警察”。其实，早在当年10月苏美英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时，苏联就意图排斥中国，美国国务卿赫尔坚持中国必须加入，甚至不惜以会议达不成任何协议为代价。为了排斥中国，斯大林又提出周密的替代方案，英国也主张“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罗斯福依然坚持将中国列入。他在多种场合表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罗斯福还表示，他并非没有认识到中国目前还很弱，但他想到的是更远的将来。由于美国政府的坚持，中华民国进入“世界警察”集团，后来法国也被吸纳进来。这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由来。 1971年，中国大陆把台湾赶出联合国，继承了中华民国在安理会的“China”席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仍把周围的世界视作“丛林世界”，认为到处都充满敌人。为了使自己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中国将外交定义为“拿钱搞定一切”。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中国无意在联合国发挥应有的“世界警察”作用，反而在一些人道主义行动中处处掣肘，以便与所谓强权国家做斗争。在国际法方面，中国签署和通过了一些基本的国际条约、公约，但对一些更重要的条约，中国要么根本没有签署，如《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废止强迫劳动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公约》等，要么签署而不使其在国内生效，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得好，“法律不是挡箭牌”，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法律的看法，也是其对法律和国际法态度的最好注脚。很难想象，这样的国家能够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能够与世界各国和睦、和谐相处。 任何世界秩序都有价值归属。它既可以服务于帝国强权，也可以服务于世界上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宪章》开篇就宣示该组织保障人权的基本宗旨：“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数十年来，新的国际秩序不仅成功终结了殖民时代的“丛林法则”，在保障人权方面亦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南非是联合国保障人权的一个典型例子。1946年，印度在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南非的种族问题，批评南非政府立法冻结印度裔人的土地转让权，并规定印度裔人不同于或低于白种南非人的权利。南非政府搬出《联合国宪章》中的“不干涉原则”为自己辩护，感觉自己理直气壮。联合国在该届联大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把双方的争端提交下届联大。实际上，这含蓄地否定了南非把“不干涉原则”作为禁止讨论此类事件的挡箭牌。1950年，联合国特设委员会讨论南非的国际义务，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会员国有义务保障人权，应避免通过违反人权的法律法规。然而这并未对南非产生拘束力，安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60年3月21日，南非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事件后，南非政府还包围和监禁了这次政治运动的领袖。这次惨案成为联合国直接插手南非事务的转折点。11天后，联合国通过决议，指出：南非此种情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允许联合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措施。接下来，联合国后来的行动完全超出了南非政府的想象：70年代，联合国宣布种族隔离为一项国际罪行；1974年联合国大会终止了南非的代表资格，并建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1977年联合国对南非实施强制武器禁运。很多自以为爱国的南非人愤怒了，对国际社会充满敌视，或许还曾诅咒美国搞霸权主义。可南非一旦改善人权状况、建立起民主秩序，南非立即重返国际社会，与各国友好相处。1989年，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开启了逐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改革，1994年5月6日，南非举行大选，曼德拉当选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25日，安理会通过919号决议：立即取消对南非的强制武器禁运和其它一切制裁措施，并解散安理会关于南非的特别委员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联合国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在伊拉克、索马里、海地、南斯拉夫……展开了更多的人道主义行动，受到全球每个角落渴望过和平安宁生活的人们的欢迎。 中国政府喜欢批评美国干涉别国内政。如果一国政府不能保护自己国民的利益，甚至像朝鲜、柬埔寨那样迫害自己的国民，又怎么能拿内政来当作挡箭牌呢？国际交往日益广泛的今天，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内政。“我们在利比亚投资一两亿美元的时候，对其内政也许没有影响，但是到你在当地的利益规模达到几百亿美元的时候，这本身就已经是其内政的一部分了”。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实践，丰富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是继殖民时代结束后，人类日益走向文明的标志。 四、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关键。现代政治经济秩序设计师、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战争起源于不完善的国内和国际政治体制，缺乏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国际机构，如一战的爆发时，国联还不存在；人类不够开化，不习惯用协商而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争端等。一些国家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过度强调国家利益，阻碍了共同利益及共同国际利益的产生，最终导致战争的发生。威尔逊相信，人类社会和国家之间，不存在重大利益冲突，通过协调，国家利益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和谐一致，战争可以避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利益的协调都要通过协商来完成，这表现为一种民主秩序。早在1795年，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就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把宪法制共和国作为实现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提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虽然有人用特别的例子质疑这一理论，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民主制度的确减少了战争的发生，民主和平论的确存在。国联、联合国，以及美国的对外政策都可以看作康德理论的某种尝试，而正在进行中的欧盟的实践，更证明了康德理论的生命力。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信仰。美国信仰自由、民主，把人权作为高于一切的价值，无法信任依靠暴力执政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指导思想是从俄国输入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只是暂时停止，从没有在理论上予以否定和批判。这种深层次的差别阻碍了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金钱外交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两国暂时的友好，但如何才能在两国之间建立永久的和平和友谊？

62 毛泽东为什么深得人心？ 2012-12-26 15:00:46 归档在  历史思辨  | 浏览 20182 次 | 评论 4 条 12月26日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特别的日子，但若干年前估计曾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被当成“圣诞节”一样庆祝过。日前毛泽东诞辰119周年文艺晚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了，据说由著名主持主持，著名艺术家献唱，看来真是响丁当的一场缅怀领袖的盛会。这轮“红太阳”至今在天安门城楼上立了数十年坚持不懈，从不下岗，精神可嘉。还曾见报道说某偏僻的小乡村里有人在庙里当菩萨一样供着。毛粉们看到此，应该心里颇有所安慰吧。今天，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怀念着这位“伟大的领袖”，当年那些激昂的红歌也间歇性地在某些场合隆重响起，当然敬毛爱毛的粉丝是不会去读一读《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红太阳的陨落》的，他们心中的神，不容亵渎与怀疑的。时至今日，毛泽东为什么还能俘获人心？从其言论可窥一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特搜寻了伟大领袖一些见光和未见光的金句以鄉博友，读后不管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还是觉得人格分裂颠覆三观，请都不要怀疑，此确系出自伟人之口之手。 1、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麽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二十二个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毛《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的长沙《大公报》 2、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3、“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4、“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 5、“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1944年毛泽东对美国派遣到延安的美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说） 6、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7、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8、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不清楚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9、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10、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 11、1945年7月，黄炎培提出了历史兴衰的问题，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2、“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 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战后和平建国问题，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 13、现在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4、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 15、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16、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1964年6月4日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　 17、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1964年12月2日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 18、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 （1964年2月13日春节谈话纪要）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1968年7月28日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  19、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20、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1964年7月10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时的谈话）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21、“（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 取政 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1959年8月17日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清华大学，１９６７）第260页。） 22、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8月版） 23、“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刊文《毛主席视察徐水安国定县》，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泽东，当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2000斤。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还发愁粮食多了怎么办，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了此话。仅在一年多后，1960年至1962年发生了大饥荒：有数据显示近3600万人死于这次灾荒，而同时还有4000万个小生命由于此次饥荒而胎死腹中。） 24、“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25、“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赶超”思想，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提出15年内在主要工业产量上赶英；后在多个场合提到赶英超美。） 26、“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1958年8月21日讲话） 27、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 (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 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1958年8月21日下午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 28、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页） 29、“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30、赫鲁晓夫从不搞个人崇拜，他的倒台是没有人崇拜他！ 只是，中国人常说，听其言观其行，这样才能较全面的认识一个人。上面听了其言，现在对应着观其行吧，毛粉们热颂的丰功伟绩在此就不“锦上添花”多此一举了，摘选了毛发起的部分政治运动死亡人数统计，一起看看伟人的“行”吧。（详情可见博文《毛泽东这样做为了什么？》） 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二七」会议后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4月至1932年初。在第一阶段“打AB团”的1930年10月至次年1月，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初步估计仅红一方面军被杀官兵就达4，500人。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其中多为干部。毛泽东如是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 土改：处决二百万，殃及近千万； 镇反：处决近七十八万，另一说为消灭二百四十万； 三反五反：二百八十人自杀或失踪，殃及党员、干部一百二十二万，商人约七十万，有三十二万三千多人被捕； 一化三改：涉农民数亿，工商户约百万；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死亡约四千万(三年天灾人祸)； 反胡风： 被捕五百多，涉二千五百多人，自杀身亡六十多； 肃反：判死二万一千多，自杀、失踪四千三百多； 反右：打成右派五十五万，涉亲属数百万； 反右倾：殃及党员、干部三百数十万； 文革：处决十三万五千多，非正常死亡一百七十二万八千，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多，伤残七百零叁万，摧残家庭七万一千多，获平反的约三百万，被关押过的有四百二十万，受株连者上亿人； 整党：殃及三十万七千； 天安门事件：被捕三百三十八人，殃及数十万； 抗美援朝：死亡十四万(伤亡合集五十六万多)，被俘二万二千多； 对越战争：死亡六千多，伤二万一千多； 红军大清洗，冤魂十万；延安整风，捕二百多人，审查近千人，打成奸细、特务一万五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