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雷一宁：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三谈救救孩子 进入专题 ： 文化大革命 宋彬彬    ● 雷一宁 （ 进入专栏 ）       很高兴，看到宋彬彬2012年1月改定的《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下文简称《想说的话》），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她没有停止思考；是因为她在文章开头就说“我应该讲了，哪怕风波再起，哪怕再次面对灵魂的拷问”。很好。人有灵魂，这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灵魂者，思想感情也，人的一切言行都是被灵魂/思想感情决定的。          在文章的最后，她说：“我将以对母 校、对文革受难者、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继续进行反思。我更期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发生那样的动乱和悲剧”。她的同学叶维丽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下文简称《我看卞仲耘之死》）的最后，说：“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的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都在追问。” 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五人的访谈纪录《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节选）》（见《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8期，下文简称《另一种陈述》）里，访谈的主持者冯敬兰说：“ 作为女附中的学生，卞校长之死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理清历史事件，让亲历者反思，让后人知晓，让历史铭记，是我们的责任。”          将近60年前，我曾怀着“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理想，考进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文革中是“红色恐怖”的受害者，我愿和你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为了弄清楚师大女附中怎么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更为了不再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遭遇她们校长卞仲耘所遭遇的一切，为了中国更美好的明天。          第一个问题 要武/红卫兵是怎样产生的？          叶维丽是研究历史的，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她同意“真相在细节中”的观点，并说“对细节的认真挖掘，可以尽 量接近历史真实。”在《另一种陈述》中，她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中去看，不应该不顾历史的制约去苛求，同时也不能大而化之，而应该很仔细地去考察。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更何况在8月初极端混乱的状态下。”这段话说得简单明白点，就是“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的产物，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导师、领袖或贪官污吏、杀人犯，概莫能外。这是1949年“解放”初期，在我们这代人中曾大张旗鼓地学习讨论过的问题。当讨论完成其历史任务之后，这个理论就销声匿迹了，现在有重提它的必要。          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比起别的孩子，你们更为幸福，生于红色家庭，长于红色大院（这个词组来自叶维丽写的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题目《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这时间、地点、条件，使你们从小就受到父母、前辈“打天下者，坐天下”等等思想意识的耳濡目染；一连串的“运动”，更使你们体会到共产党和领袖/导师的“伟大、光明、正确”，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一切在你们白纸般的灵魂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然而，这些在你《想说的话》中却很少叙述，只是说“除了上课，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是玩”，连雷锋对你们的影响，也只是“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做 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从王杰身上学到的也只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还是先回顾一下有关的主要历史事件吧。          1951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全国对一个以行乞筹款办学校的人——武训进行讨伐，并由批武训，到批武训精神，到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开了批教育、批教师的先河。同时废除了于1931年就有的“教师节”（每年的6月6日）。“新中国”没有教师节，为虐杀教师埋下伏笔。          1952年，在“五反运动”中，从批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者开始，展开了全国性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国开始进入万马齐喑的时代。          1953、54年，改造思想的武器，即《毛泽东选集》第二、第三集出版发行。          1954年暑假，在高等院校中进行“忠诚老实学习运动”，从此，自由思想的领地——大学也开始万马齐喑了。          1955年，从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引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开了“以言治罪”的先河。同年，从批俞平伯的“红（楼梦）学理论”开始，对种种“唯心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包括对教育理论和对美国教育家杜威及其教育理论的批判。          这时，你们6、7岁，当然，不会参加这些运动，但是，你们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生活着，父母、长辈、亲戚等在运动中的地位及他们对运动的态度、言论等等，不会不影响着你们，熏染着你们。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来到这世界时，其头脑的神经，虽然部分已在母体里由受精卵的基因连接成通路，如，控制呼吸或心跳等，但还有数以兆计的神经未理出头绪，就像工厂里尚未装入软体的电脑晶片。它们像一张白纸，有无限的可能；它们在等待刺激和经验（即被使用），才会连接成脑部的通路。如，抱着孩子，让他看颜色鲜明的画图，孩子眼睛的视网膜神经便与脑部的视觉神经发生联系；触碰孩子的手掌，他用手抓你的手，然后放掉，你再碰他，他再抓，再放掉……反复多次后，他手部的神经加强了和大脑皮层感觉运动神经的联系。如果不给孩子以刺激和经验，不去使用这些神经，这些神经便会逐渐死亡，永远连接不上了。这些神经连接的最佳的时机是6 个月，最多是三年。所以有“6个月，定一生”的说法；中国也有句古话：“三岁看大。”也就是说，人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塑造的最佳时期是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时间越早越好。“洗脑”正是抓住人脑的这一特点来进行的（详见刊载于《炎黄春秋》刊外稿中，雷一宁的文章《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再谈救救孩子》）。          在你们进入学校之后，与教育（雷注：我在此文所?的“教育”均??V?，不?H包括?W校教育，?包括社??逃?⒓彝ソ逃?吞ソ痰龋?⒂肽忝堑某沙ぶ苯佑泄氐睦?肥录?投嗔恕          1957年，经过开头叫“整风运动”，后来叫“反右派运动”的运动之后，中国进入全国用一个脑袋思维，按一个脑袋发出的指示办事的年代。          这时，为了使你们成为共产党毛泽东所理想的红色接班人，在教育战线上、在学校里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          57年1月10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加强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要求“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能放松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57年上半年，教育界在讨论教育中的继承问题时，指出：把教育看成是超政治、超阶级的“永恒”范畴，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是错误的……          57年8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中抽调一千名高级、中级党员干部，派往大、中学校……工作，加强党对文教战线的领导。          5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用机关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学和业余学校被清洗及不称职教职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清理教师队伍和机关下放干部的工作，应紧密结合……以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及改变教师阵容。          1958年，随着“总路线”的公布，全国进入大跃进岁月，运动更多了，如，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运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读书运动，大炼钢铁运动，教育大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常常是小学生也不能例外的，如，在支援农业大跃进的口号下，各级各类学校师生经常停课下乡参加农田水利建设、深翻土地、“双抢”、“三秋”等农业劳动；大炼钢铁运动规定高小以上学生都必须参加，致使教学工作基本停顿。在这些运动中，你们一定都是“毛主席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吧。          在紧接着（1959年）而来的批彭德怀的运动中，你们会怎么样？彭是毛的战友，理应“打天下，坐天下”，但，他却不服从那一个大脑的指挥，硬要独立思考，要为那些挨饥受饿的平民百姓呼喊。这时，你们站在哪一边？……你们，生活在红色大院里，不会挨饥受饿，恐怕不会站在彭德怀一边的。          1960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模范少先队员刘文学的事迹，并发表社论。于是全国中小学开展“学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动，要学生从小养成阶级斗争的觉悟。          1960年3月7日，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各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会后，各省、市在教育界、学术界等界开展了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中心的学术批判活动，批判的锋芒主要针对“人道主义”、“人性论”、“和平主义”等观点。          1960年上半年，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再次出现大办教育的高潮，要把12年制的小学，缩短为10年，并把教育程度提高到大学一年级的水平，为此，还把教育学的“量力性原则”乱批一通。你们一定是在这次运动中，小学没有读完六年就直接跳到中学的吧？          1960年10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1963年2月，号召广泛开展学雷锋的教育运动，雷锋成了青少年学习的榜样。雷锋精神的第一条就是“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雷锋日记》成了青少年的道德教科书，书中几乎每页都有这样的誓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的“四季诗”成了人们的“座右铭”，其中两句是：“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阶级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1963年5月8日，毛泽东在对东北、河南两个报告的批示中指出：“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此后，各级学校广泛开展访贫问苦，请“三老”（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报告，通过社会调查写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等活动，向学生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          1963年6月，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1963到64年，从批影响深远的《爱的教育》开始，在教育界掀起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批以南京师范学院附小斯霞老师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后来连电影《园丁之歌》也遭了殃。斯霞认为，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强调教师“要以童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这些思想，被斥之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不但提高到“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的高度，还说“这场讨论揭露了教育战线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教育工作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教育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是和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决裂的斗争的序幕，还要有更大的主力战在后头。” 好浓的火药味！这还仅仅是“序幕”，看来 “更大的主力战”就是“文化大革命”了。可见毛早就策划好了，“文革”的突破口和主战场是在教育战线、在学校里。          1964年，《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即红宝书）、《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相继出版发行。红卫兵的标志和武器/行动指南——“红宝书”出来了（红卫兵的标志是：洗得发白的草绿军帽和军装、腰束武装带、左臂佩戴红袖章，手握红宝书），全国又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中小学跟得更紧，出现了“语录进课堂”、“试卷引语录”、“人人用，堂堂用”等现象。          1964年11月9日，高教部转发《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在和毛远新（其侄子，当时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谈话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紧接着，不知是哪位很能“立竿见影”的干将，编写了一个大概名为《主课》的话剧，强令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彩排演出。          时间刚进入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但，在社会上却是批凯洛夫教育学，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批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批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批电影《北国江南》……使人扑朔迷离，难道这就是“更大的主力战”？这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这些人就是党内的走资派？原来，这一切都是为批吴晗的《海若罢官》（11月30日）鸣锣开道，那便是文革的开始了。          以上所述，是你们16岁之前的有关历史事件。至于那概括了“要武”的精神的、红卫兵使用频率很高的两句话，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人所共知，前者早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提出；后者是在“反右运动”初期提出，并都摘录于“红宝书”中了。          进入1966年后，又在教育战线上执行一些举措：          3月5日，教育部、教育工会联合发出通知：在教育战线上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5月7日，毛泽东审阅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信给林彪，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时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简称“五七指示”）。8月1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6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目前，历史课暂停开设……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初小各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小可学习“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革中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说：“因文革……从本年起，全国高校停止招生。”          7月25日，教育部发《关于印刷与发行小学讲授毛主席语录本的通知》。          在这段时间，紧跟党中央、毛泽东的“精英”们，还编造了许多充满谎言和暴力的艺术作品，以形象化的手段来熏陶你们，感染你们，如，万恶的大地主刘文彩的电影和泥塑群《收租院》；如，大地主周扒皮的故事《半夜鸡叫》等等，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彻底战胜了资产阶级“爱的教育”理论，“恨”战胜了“爱”，在你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入心要发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词。全句是：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的种子。          这时，你们十六七岁。教育学、心理学告诉我们，十六七岁是好奇的年龄，幻想的年龄，追求的年龄；又叫做过渡的年龄，关键的年龄，困难的年龄，危险的年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叛逆”的年龄。这年龄的孩子，从生理到心理都在迅速成长，他们要重新调整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开始产生自我意识，他们在各种情况下进行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监督，自我控制，自我动员，自我鼓励，自我命令……这些自我意识，是通过分析他人，逐渐从周围事物中分出自己，再通过分析自己而产生的。因此，马克思说过，人像照镜子一样，从别人那里发现自己。这时的少年，就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勇士，急于寻找自己的榜样，寻找自己的领路人……这些都是客观的生理、心理的运动和变化。正是这种运动和变化，使他们象冲缺堤防的春天的湍流，忽而横冲直撞，忽而蜿蜒潺???龆?拊滴薰实胤怕?魉伲?龆?窒衿俨家谎?继谂叵???庑??运?亲约豪此担?际俏抟馐兜模?彩敲挥兴枷胱急傅摹９丶?驮谟谘?！⑸缁岷图彝サ慕逃?鸵?迹ㄏ昙?朐驴?锻?挛⒑邸返?3期·《雷一宁专集》·《抢救历史 刻不容缓——救救孩子》一文）。          这些年， 社会、学校、家庭、尤其是那个马克思所说的“别人”，就是为你们的成长提供了这样的外部条件，在你们白纸般的灵魂中打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你们这些祖国花朵的生命激流，就是沿着上述他所安排好的河道奔流的，你们就是这样渡过你们生命的危险期的。          这段时间你/你们的表现，在2007年9月北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的“荣誉校友”的光荣榜上，有关于宋彬彬的介绍：“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热爱学习”，可能是真的。但“爱”是有阶级性的，你热爱的是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所肯定的学说，毛泽东所否定的所谓“资产阶级”的学说，你绝不会爱学也没有可能学，如，“爱的教育”等等学说；“尊敬师长”那就要看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了，随着教师一步步沦为将要被打翻在地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臭老九，你的尊敬只能一步步减少，最终荡然无存；“严格要求自己”也是真的，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就是明证；“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也是真的，因为那些社会工作/运动都是毛主席号召的。不过，评语所写都不具体，空洞的抽象掩盖了具体的实际。          这些年，你们已由一个幼稚单纯的孩子，成长为满脑子“毛泽东思想”的少年，“头上的角”、“身上的刺”，已经在你们充满躁动的生命中孕育、发芽，“要武”已经产生，正在等待着合适的时间、地点、条件来举行“加冕”典礼，这加冕典礼就是8·18，在天安门城楼上。          第二个问题 八月五日那天师大女附中是否处于“权力真空”状态？          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在工作组撤出之后，学校里不存在一个“权力中心”；《另一种陈述》中，刘进说，学校再次产生了“权力真空”。真的如此吗？还是先看一下8月5日前毛泽东的活动：          1966年2月，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借着想做女皇的江青之口提出“黑线专政论”。          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干掉了刘少奇司令部的一员大将彭真，解散了“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了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和张春桥任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并起草了大规模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5月25日，在康生的策划下，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外贴了出来。当聂元梓等人遭到围剿时，康生派专人密告坐镇武汉（一说杭州）的毛泽东。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北大附中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家庭的一些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红卫兵组织。          6月1日，身在武汉的毛泽东电令向全国公布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当天晚上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全文播放，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烈火迅猛燃烧。聂也因此成了有名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之首，尽管她当年已45岁，可以当红卫兵的妈了。          6月2日，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下，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同时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还刊登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赶出来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进入狂热状态：中央派驻的工作组被轰走了，各校党委的一、二把手成了黑帮分子，批斗出现了罚跪、揪头发、撕衣服、脸上涂墨、搞“喷气式”和游街示众等暴力行为。          是什么使毛泽东下令公开这张大字报？一个月后，他如此解释：“‘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大革命就非要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只有他们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靠革命师生。现在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见谭放、赵无眠选辑的《文革大字报精选》第27页，明镜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可见，毛早就选定了“革命师生”来做他的马前卒。          6月18日（一说17日），毛泽东秘密跑到他故乡韶山的滴水洞，在那里写了一封给江青的长信，修改好后于7月8日发出。此信当时是不公开的，但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在民间转抄、传播。信中有这样的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解放后，毛泽东17次游长江，这是最后一次。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他离开了半年多的北京。这半年，毛是在远离北京的地方“遥控”革命的。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刘、周、邓等就派工作组问题向北京市师生员工代表作检讨。之后，宣布撤消他们派往各院校的工作组。在这次有许多“革命师生”参加的大会上，毛“突然”出现。          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有学生/红卫兵贴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热列称赞他们的作为是革命行动，江青也热情地称他们为“中国的小太阳”。于是，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在京城的学校里出现。          这些事情说明几点：          第1，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究竟产生于何时？          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于7月底前，最迟迟不过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那天，那于7月31日成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便是。这是聂元梓的大字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血统论等一系列事件催生出来的、毛泽东所依靠的“革命师生”组织，和聂元梓为首的红卫兵一样，其最高领袖/司令就是毛泽东。硬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叫“主义兵”，不是红卫兵，那是诡辩！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接着还来了一个诡辩：“女附中还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参加的人数较众。这是一个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在八月五号已经存在。”上面的证据还不够？那么请看《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那一天，我们这些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一进学校，许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白纸黑字的对联贴在宿舍楼门口……原来在我们参加军训的十天里，形势大变……学生按出身血统分为三、六、九等，什么红卫兵、红外围、黑五类子弟等等。红卫兵的出身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才行。”          再看，你们的同学，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的话：          “（7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邓榕不仅自称“红卫兵”，还参加了这次大会，你/你们呢？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见该书第三章《炮打司令部》）          你们谁说的不是真话？拷问自己的灵魂/扪心自问吧！          至于说这是“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也许当时确实如此， 但是，共产党、毛泽东的教育/教导早已把你们拧成一股绳，使你们嗅到《炮打司令部》散发出来的火药味时，能够“立竿见影”地起来实施暴行、宣扬暴力。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也说：“没有了工作组的约束，唯一的权威就是‘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语录 和对‘革命’最权威的诠释。要革命，就不能‘温良恭俭让’，这是当时的信条。可以说，八月初的女附中达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乱’，而‘乱’和暴力如影随 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整个文革期间，红卫兵都不是铁板一块的组织，其内部不仅存在各种各样的派别、矛盾，还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 有时还是真枪实弹的。可是，无论哪一派，都高举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旗号。          你们硬要说女附中的红卫兵产生于8月8日筹委会成立之后，目的只是为了证明8月5日那天女附中是“权力真空”，卞仲耘之死与红卫兵无关罢了。且看你们自己是怎么说的吧：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改名换姓（指把‘学代会’改为‘筹委会’）就是为了脱离和工作组的关系，‘重打鼓、另开张’，‘名 正言顺 ’地管理学校事务”。在《想说的话》里，宋彬彬说，“按工作组在校时学生代表会的思路，由刘进担任筹委会主任，我和 其他几个同学担任了副主任”。在另一处又说，“8月19日刘进和我写大字报声明退出筹委会， 大字报贴出后，筹委会陷入瘫痪。”这些说法，不是完全证明了“筹委会”和“学代会”只是两个换汤不换药的东西吗？况且它只存在了十天！因此，到底是否真有这么一个“筹委会”，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有人说，“（这）本质上是在为红卫兵辩护，是在为宋彬彬脱罪”。说得对。          第2，8月5日前 ，女附中是“权力真空”吗？          请看你们自己陈述的过程：          6月2日，女附中出现第一张大字报《校领导把我们领向何方？》，作者是刘进、宋彬彬等三人。这三人就相当于女附中的聂元梓等人，这就意味着，象聂元梓成为北大的新领导那样，这张大字报的作者将成为女附中的新领导。          6月3日，又有几位学生贴出题为“怎样正确对待当前校园内的这场大革命”的大字报，内容是欢呼校园内的这场大革命……于是高中同学自动组织起来，初中同学满操场乱转。见《记忆》2012年3月31日第82期，范世涛《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一文。这证明高中同学是有组织的，而你们自己说的与此相反。          6月4日，团中央组成的工作组进校。6月6日，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刘进和宋彬彬是“学代会”的正、副主席。“学代会”取代了原校领导，成为新的权力核心。这时，学校的“权力核心”是工作组+学代会。          6月21、22日，在工作组主持下召开了揭批以卞仲耘为首的校领导的大会，毫无疑问，这是由“工作组+学代会”领导 的。会上出现了暴力行为。下面是当时卞仲耘写给上级的一封长信中的话：“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 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请注意，这种暴力行为，是在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布之后早已经出现的，是毛泽东所期待的。          7月20日前后，大部分同学去邢台军训，宋彬彬和少部分同学留校参加老师的集训。          这“军训”和“集训”应当是“学代会+ 工作组”部署的吧？目的是什么？达到了没有？参加军训的同学的家庭出身是什么？《另一种陈述》中还说：“同时还把不符合军训条件的少数‘有问题’的学生送到 郊区劳动”，这“有问题的”又是指什么？军训由谁负责？是谁命令你（宋彬彬）留校参加老师集训的？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时候结束的？目的达到了没有？在你们写的文章中都没有交代。          7月30日工作组撤出学校，7月31日就产生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及其他红卫兵组织，这表明“红卫兵”立即取代了工作组。这时的“权力核心”应当是“学代会+红卫兵”，刘进和宋彬彬“一身二任”，肯定是当然的头头了。          8月1日，在《想说的话》中是这样说的：“军训的同学返回学校时，校内外已出现血统论的对联，校园里很乱。” 没有说明是谁命令他们返回的，应当是“学代会+红卫兵”吧？          从这些叙述看来，上述时间都不是“权力真空”。但是，从军训同学返校时起，你们的叙述出现了分歧和“真空”。请看：          你们的同学陶洛诵的说法是，“ 8月1日，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这“突然”二字就是叶维丽文中要求 “应该很仔细地去考察”的“细节”， 为什么你们不用“突然”二字？为什么要比计划的时间早地“突然被召回”？召回的目的是什么？召回后的这几天，你们做了什么工作？搞了什么活动？为什么仅仅4天，就发生了卞校长被打致死的事？你们都没有说明，而这几天的活动是了解“卞仲耘之死”的关键。          请接着第二个问题的开头，继续看毛泽东在称赞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后的活动”：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决定，是文化大革命由刘、邓派出的工作组领导阶段，进入毛泽东支持的群众造反阶段的标志。为了显示这“群众造反阶段”的开始 ，在毛的精心策划下，参加全会的除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非中央委员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47名恐怕连党员也不是的“革命师生”！这47名师生，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紧跟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造反人马，他们在会上喧宾夺主，对刘少奇一伙步步进攻，迫使刘一再退却。请注意十六条中的有关条文：          第1条，“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是“斗垮”，与一年多前在“二十三条”中的提法不同了。          第2条，有这样的话，“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注意，是“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这些“革命青少年”当然呼之欲出了，在这次全会上就坐着47名这样的“革命师生”！          第4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要怕出乱子。”这是在你们的“反思”文章中反复使用的词语。          第10条，再次强调前不久提出的“五七指示”：“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          第16条即最后一条，“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8月4日，就在全会召开期间，刘少奇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讲话，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8月5日，也是在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突然”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怀仁堂的走廊上贴出 炮口直指刘少奇司令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方面，称赞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一方面，公开向已经表示投降的刘少奇司令部宣战。          8月17日，毛的大字报《炮的司令部》以“中央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县、团级，并由红卫兵转抄，传遍全国。          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革命师生”/红卫兵。          在 《想说的话》中，宋彬彬说，“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发生学潮的消息时，都很羡慕，认为他们提前经受了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希望女附中也 能有这样的机会。”当你们听了/看了《决定》上的这些词语，又知道毛主席不仅请来47名“革命师生”参加全会，还在同一天肯定了两个月前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组织的革命行动，你们当然会认为“机会”来了。于是，把军训的同学突然召回，成立红卫兵组织，学习文件，领会上面的精神；于是，在毛泽东贴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同一天，你们以向女附中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卞仲耘开火的实际行动，为毛泽东支持的群众造反运动鸣响了礼炮。这时，是“权力真空”吗？NO！你们是“通天”的，“权力”来自上面的“天”！          是这样吗？拷问你们的灵魂/扪心自问吧！          第3，再看8月5日那天是不是“权力真空”？          先看你们的陈述：          8月5日，在毒打卞校长的六七个小时中，宋、刘都不在现场，可是不断有低年级学生去向你们（而不是别人）汇报情况。——这是按照你们一贯的领导方法去做的。在《想说的话》中，你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分头负责，把工作组开展运动的要求布置给各年级的核心小组，年级再布置给各班的核心小组。每天还要收集执行情况向工作组汇报，大家天天十几个小时地忙 碌着，也不知道累。”          人死后是宋、刘这几个人（而不是别人）出来收尸并签字，紧接着又是宋、刘这几个人（而不是别人）去向北京市委吴德汇报。          第二天又是刘进(而不是别人)在全校广播通报此事，并要求全校学生注意保密，不得外传。          名正言顺，当时有资格做出这一系列举动的就只有上面说到的“权力核心”，即学代会+红卫兵。这“红卫兵”到底是谁？众所周知，她必须具备下述条件：必须是高干子弟，尤其是那些享受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既得利益的高干子弟；必须是党员；必须是最高年级（即高三年级）的学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这是知名校友“光荣榜”上对宋彬彬的评语，因此打上引号）……暂时想到这些了，不过，这差不多也够了，这“权力核心中的红卫兵”非宋彬彬、刘进莫属。          在你们的陈述中有几个地方令人质疑，你们必须拷问自己的灵魂/扪心自问：          （1）在《想说的话》中宋彬彬说，“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聚在东二楼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八月五号当天她们（宋彬彬们）在开会，议题是：工作组走了，文革怎么干？”在《另一种陈述》里，刘进说， 在“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众所周知，在当时，尤其是“血统论”出来之后，与“权力核心”不沾边的人，是不会也不能进入工作组的办公室的，在里面的一定是与“权力”沾边的高干子弟。关于这一点， 在《另一种陈述》中，叶维丽说：“‘血统论’的对联在学生群体中，特别是中学生中产生的 影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它不但动员了出身‘红五类’家庭的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当仁不让的革命后代，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导致了一些人在后来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并且严重地分化了学生群体，让大多数非‘红五类’的人噤口，而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同学更是人人自危。”刘进说：“ 各班在辩论对联的过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失去了话语权。也有不少同学想来就来，不来就到别的学校去串联。” 主持人/冯敬兰说：“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这样的人，聚集在“办公室”里，都“清谈”些什么？能“清谈”些什么？          这时的时局，变幻莫测： 7月8日，毛发出在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长信，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7月16日毛在武汉第17次畅游长江。众所周知，毛泽东“解放后”共17次游长江，事后都会掀起一股“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真实的游泳及比喻性的象征性的游泳）的热浪，这次也不例外。他游完之后，人们就在悄悄议论：又要有什么运动了！两日之后，即7月18日，毛突然从武汉返回权力核心的北京。7月29日，毛突然地出现在北京市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8月1日，毛邀请47名“革命师生”，参加了只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才能参加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同一天，女附中参加军训的同学突然被召回。今天，8月5日，毛突然在中南海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直对刘少奇开火了。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应当向什么开火呢？他一再教导： 革命青年都应该经风雨，见世面。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中成长，要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 ……          生活在红色大院的你们，是“通天”的，正如叶维丽在《我看卞仲耘之死》所说，“这所学校集中 了中共党政军高层干部子女，对时局的变化应该比一般学校更为敏感”。这时，你们围绕“工作组走了，文革怎么干？”的议题，必然“清谈”些什么？          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 自发的行动正是毛泽东倡导的，学生们起事的资格来自最高领袖对‘自己解放自己’的鼓励。”后半句应当稍作修改：“学生们起事的资格来自最高领袖对‘自己解放自己’ 和‘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鼓励”。这时，你/你们是坐在“办公室”里，像毛泽东那样“遥控革命”，让低年级的学生/红卫兵‘自己解放自己’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呢！          （2）你们说，把卞校长送到医院是为了抢救。在《另一种陈述》中，叶维丽还说“坚持要医院抢救，并和李松文老师等一道留下姓名做担保，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不容易的，值得充分肯 定。她们在卞仲耘去世后连夜向上级汇报，也是负责任的态度”。仿佛这是敢于负责，是关爱，是同情，是怜悯！如果真是这样，低年级的学生第二次来向你们报告时，你们就应当采取果断措施送医院抢救了。但事实是，到第三次你们才把她送医院！为什么？因为从下午二时，折腾到七时，人已经死了。          请看，《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卞仲耘）就一头晕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只有大口呼吸的份儿了。而竟还被认为装死不老实，被用脚乱踢头部及身上。不马上送医院。时约六时许，竟被用垃圾车运到小操场厕所旁边。一会还嫌不够，又用风雨衣把她紧紧盖住，一个工人想换用一张白纸都不行。很多老师要到她身边看看，都遭斥责不准。就是最健康的人窒息，也要致死。至七点，打电话请示了市委，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人。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这是女附中一教师于1966年8月8日2时写给卞仲耘丈夫王晶??的一封匿名信。          再看，有三、四个学生喊我们：“你们把大便（卞）拉走！”我们进去一看，卞校躺在大门里边过道的地上。头朝北脚朝南。她身上全是水，满地也都是水。有一股腥味。她的脸已经不象样子了，嘴里不停地在“噗！”“噗！”地往外喷着绿色的沫子。身上的衣服已经不像衣服了，白衬衫变成灰黑色的了。她的鞋子已经不在脚上，是放在脚旁边的地上。我们三个人把她抬起来，很沉，很沉。我们把她放在运土的车子上（前面有两根杠子的人拉的车子）……学生指着卞校长对我们说：“你们的主子完了！”又有的学生看着卞校长躺在车子上口里吐沫，又说：“看她在装死！”学生叫我们把卞校长送到垃圾台上去……我们不往垃圾台拉，我们拉到东楼总务处门口……我们问怎么办？没人敢负责。刘医生只是说送医院，但是没人出头送。没人负责，我们两个人怎能送去医院？我们就把人拉到东楼后面院子里我们住的房子前商量，学生觉着人躺在车子上看着寒碜（意即难看），就叫我们用写大字报的白纸盖起来。……后来有的学生叫我们把卞校长送回家，我们说，不认识地方。他们说，你们不会问？有的学生反对往家里送，大概感觉那样推着车子在街上走着不好。这样，人就躺在院子里没人管……大约过了一两小时，才看见邮电医院大个儿的徐大夫来了。有的老师还给卞校长洗了脸，因为脸上不像样子了。后来，是两个老师用担架把卞校长抬走的……这是《记忆》2012年3月31日第82期中，王永海（师大女附中工人，文革中失踪）1966年11月27-28日的谈话记录，这是一份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先生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材料。          卞校长竟是这样离开人世的！真是惨绝人寰/真是惨无人道/残忍/残酷……我不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为好。我心好痛，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而当时，面对这血淋淋的事实，你/宋彬彬是怎样表现的呢？请看王晶??先生保存的《宋彬彬66年8月5日的谈话纪要》：“八月五日，……听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马恬、丁玉英，一直到送医院。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          “先说拉到卫生所，然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麽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          能天己快黑了，记不清了。          “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          “我们当时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          不清楚，而且卞的线多，人死了对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          这是宋的《谈话纪要》中与卞仲耘之死的有关部分，词语、段落、标点包括省略号、破折号都与原件相同，原文就是这样语焉不详的。不过，字里行间看不出你有一点点对卞校长的负责任、同情或怜悯，倒有企图诿过于客观原因及他人的用心。          写了许多“怕”，只有一个“怕”没有写出来：人死了，你们怕了，终究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杀人偿命”的传统，何况这是文革中第一宗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有了这个先例，以后打死人就如捏死一只蚂蚁那样了，不但无需掩饰，更成为炫耀、吹牛的本钱）！如果你们既没有参与打人，也没有领导或纵容，怎么会怕呢? 后来吴德对你们说“别怕”，也证明你们确实怕了。          把卞仲耘送医院“抢救”，是为了以抢救的假象，掩盖不抢救的真实，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拷问自己的灵魂/扪心自问吧！          （3）根据你们的陈述，在你们向吴德汇报后，吴德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 大影响等等。”第二天刘进向全校广播了此事，包括“死了就死了”这句话。          但是，据说广播内容与你们自己的陈述有所不同，请看王晶??先生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材料，这是1967年4月23日，宋淮云回忆1966年8月6日上午刘进的广播讲话的材料，原件为手写的影印件：“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可见，当时女附中确实存在一个 “权力核心”，而且是强有力的权力核心，强到可以自作主张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可见，说“‘要武’在8·18之前就已经产生，只是还没有加冕罢了”，没有错；可见，你们之所以要向全校通报，是要为自己洗清罪过，同时给你们所领导的红卫兵们鼓气。          第三个问题 关于那篇署名为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          你们众口一词说，此文不是宋彬彬写的，宋彬彬也没有改名为宋要武。以讹传讹，把宋彬彬妖魔化，令宋彬彬非常生气……那就让我先提几个问题吧。          （1）按常规，报社/报纸对于所刊载的材料都是必须存档以备后查的，作为党的喉舌、社会良心的编辑/知识分子，四十多年来竟然没有一个人/一群人站出来说一声“是我/我们写的”，而听凭一个对党对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热爱”的女孩承担需要千斤顶才能顶起的责任，这些伟光正的共产党人的良知/灵魂都叫狗吃了吗？即使确实不是你们写的，也应当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向人民大众说清楚啊！          在《想说的话》中宋彬彬说：“ 8月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一位年轻的男记者来采访我”，既然如此，你应当把他“揪”出来。记者采访总应当有这样的开场白：“我是《光明日报》记者XXX，你就是宋彬彬/宋要武吗？” 你见过他，该是知道其姓名的。          （2）既然不是你写的，那些了解你、关心你、地位也够高、“关系”也够广的父母、长辈、亲戚朋友（不包括红卫兵），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一群人助你一臂之力，向报社、向社会、甚至直接向毛主席去反映，而任凭一个无辜的女孩受冤屈/被妖魔化？从1966年的8·18到现在，有几十年的时间够他们/她们考虑，让她们/他们拿出勇气呢！难道是他们/她们根本就没有见过你因此文“非常生气”的脸色，没有听过你对此文斥责的言语——事实是，直到1966年8月底还有个“关系”和你家够密切的人，要“利用‘宋要 武’的名声保自己”，而你也答应他了（见《想说的话》中的湖北省委事件）。可见直到此时，仍没有人看到你为“要武”这个名字“非常生气”的脸色。          （3）既然几十年过去了，前两点都没有成为事实，那么，你就必须扪心自问了：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或者，你真的没有写，是写的人的良知/灵魂叫狗吃了；或者，是你撒了谎，说了假话，原因是……；第三种可能，在记者访问时，你说了很多（并不是你一再声明的只有那两句话），后来都被执笔者放到文章中了；还有第四种可能，当时簇拥在你周围的人/红卫兵很多，都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先恐后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后来几乎都被记者放到文章中，放到你的名下了。          1966年8月18日毛接见红卫兵的情况，是向全国实况转播的，此外还有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因此，从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那一刻起，到晚上8时新闻联播结束止的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一切，全国人民立即就听到/看到了：“今天早晨五时……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英姿勃勃……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这时，在你周围的红卫兵们，哪一个不是兴奋，激动，欢呼雀跃，热泪洒面的呢？当他们争相握你这双毛主席握过的手，表示祝贺时，你和红卫兵们是否有一个表示过/说过“不”？没有吧？《光明日报》那位年轻的记者正是在这个时段采访你的，那篇文章正确无误地反映了你/你们当时的思想感情，对吗？对自己来个拷问吧。          至于说，后来有红卫兵说“你没有资格给毛主席献袖章。”那只反映了你们红卫兵内部有矛盾的事实，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在《另一种陈述》中，你说“8.18下午回到学校后很多人过来跟我握手，还有人开玩笑：‘彬彬，你以后就改名叫要武吧！’我说那是毛主席说的，我不配。”首先，这时间不应只是“回到学校后”，还应当包括“在天安门广场时”；其次，这“不配”，是指不配“要武”这个名字。既然如此，作为一个毛主席最最最信任的“革命小将”，为什么当时你不直截了当地对毛主席说“我不配”呢？事后对别人说“我不配”，这不仅是“客套”，一种虚伪的“谦虚”，恐怕还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了。事实是你是以整个事件为傲为荣的。你是写日记的，这便是你当时写的日记：“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一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要武嘛’”(见北美出版的《世界日报》，《文革卅周年祭》系列中孟蔚彦的《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一文)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报纸的做法“非常生气”的呢？只能在８月２０日看到这篇文章之后。８·１８那天，在天安门上，一介武夫的林彪紧跟在毛泽东身后，第一次向全国显示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以副统帅的身份赞扬红卫兵的“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并向红卫兵布置任务：“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于是，红卫兵们马上“立竿见影”，一离开天安门广场，就杀向社会“破四旧”，使“红色恐怖” 立即达到高潮，延至全国……对此，《人民日报》在８月２３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好得很！》。??抡庑??俏?怂得鳎?冈拢玻叭眨?蹦阍凇豆饷魅毡ā飞峡吹侥愕奈恼隆段腋??飨?魃虾煨湔隆肥保?阋丫?炕髁恕啊?·18’后的暴力升级、打人成风”（见《想说的话》），开始意识到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自己的作为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再联想到８月５日在师大女附中的作为，你更害怕了。因此，你对《光明日报》还要扩大你的影响“非常生气”了，开始声明文章不是你写的，你的名字也不叫“要武”，来掩饰“正是你写的/完全表达了你的思想感情/宋要武就是宋彬彬等不可否认的事实，用谎言掩盖真相！          你的好朋友刘进，在《另一种陈述》说：“如果8.18 是我带队上天安门而不是让她去，也许不会发生戴袖章的事，也不会让她在40多年中承受巨大的压力和指责。”这说法，从形式看，不错，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名字叫“彬彬”；然而，从本质看，错了。由于没有第二个人名字叫“彬彬”，同一种思想感情的表现形式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我在上文已说得够清楚了，你们的红司令下了决心，要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他下令公布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那天起，他早就选定了“革命师生”/红卫兵做他的马前卒，之后，红卫兵们的表现也让他很满意。这时，他在给江青的信中指责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其实这正是他自己当时的心态。他在精心筹划，密切观察，等待时机，等待“钟馗”的出现。8月17日，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中央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县、团级，并由红卫兵转抄，传遍全国；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次日，8月18日，他就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主要是高干子弟、红五类）……这时，你们这些“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当然接班人，你们这些正处于生命危险时期的红卫兵，就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勇士，急于寻找自己的榜样，寻找自己的领路人。8·18那天，你/你们就“像照镜子一样，从别人那里发现了自己” （马克思语），于是，一拍即合，当你们以红袖章公认他是红司令时，他也赋予你/你们“革命”的特权。这“一拍即合”是必然的，本质是相同的，不管采取什么形式。这里，提个问题：8·18那天，到底是谁决定刘进和宋彬彬带队到天安门广场的？难道仅仅由于你们是女附中的“领导”的缘故？在广场时，又是谁决定宋彬彬而不是刘进上天安门城楼的？由于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等许多权贵的女儿都是女附中学生的缘故，你们是“通天”的，毛对你们的“表现”也是先知先觉的，而你们是在“8月18日的前两天就接到去天安门广场集会的通知”的（见《想说的话》），会不会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请拷问你们的灵魂！          8·18毛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把“彬彬”改为“要武”，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他的目的，也许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他所领导/支持的群众造反运动，还必须调动更多更多的革命小将，于是，他两次，三次，四次……总共8次接见来自全国的、出身和成分都比较复杂的红卫兵，加上“免费坐火车，免费吃饭，免费住宿”的“大串连”，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就把“要武”的指示撒向神州大地。          那时，我和我的一些同学朋友，在离京城十万八千里的青藏高原的学校里，毫无例外地受到源于京城的“要武”冲击波的冲击。红卫兵们，在天安门前见到了“万岁爷”，迫不及待地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竿见影”。不回家向父母说一声“我回来了”，就直奔学校，把睡梦中的老师/牛鬼蛇神轰起来，揪出来，勒令他们头戴高帽，颈挂黑牌，一只手拿铁制的烂簸箕破脸盆，一只手拿一根短棍或树枝，嘴里喊着“我是xxxx！(内容因人而异)”，敲敲打打地到大街上示众……这些牛鬼蛇神，有的是班主任，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课讲得好，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则是讲课时的偶然口误，或批改作业时的偶然笔误，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有的则是背着已经作了结论的历史“黑锅”，就成了历史反革命……与卞仲耘校长的遭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是高原的夜晚，寒风刺骨，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没有被整死，是侥幸，是偶然（不是必然）（详见雷一宁写的《脱胎换骨纪实续》）。          在这“红色恐怖”的冲击波的冲击之下，在一个月里，仅北京市就有三万三千多户人家被抄，一千七百多人死于红卫兵的殴打。全国呢？恐怕不会是数以万计，至少是数以十万计，但至今官方没有公布确切数字，也没有见到个人的像样的道歉、反思或忏悔！          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事隔四十多年再来重读《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那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源于《炮打司令部》的“火药味”，仍然令人胆战心惊。毫无疑义，此文是红卫兵写的。这里说的红卫兵，不仅指那些最早的高干出身的红卫兵（有人称他们“老红卫兵”或 “老三届”），也包括非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还包括没有参加红卫兵组织的与红卫兵站在同一战线的人（如年轻的记者）。但是，从文章的思想感情来看，最可能是高干出身的老红卫兵，不是她/他们自己执笔，就是他人替她们执笔。至今没有人承担责任，就是所有这一群人都有责任，这一群人都应当拷问自己的灵魂/扪心自问。          卞仲耘是被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的，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就是这一群人中的每一人都有责任：你一拳，我一脚，她一铜头皮带，她一带钉子的木棒……最终人死了；谁打死的？就是那给了一拳、一脚、一皮带、一棒……的人，以及领导、教唆、纵容了这些人的人，包括旁观者/看客。所有这些人都应当反思，都应当拷问自己的灵魂。我绝无把罪责半斤八两地分摊给每一个人的意思，无可否认，主要责任者是那施了恶性暴力的人，但旁观者的沉默/麻木就是对恶性暴力的纵容。在咱们中国，这样的人太多了，这是文革得以发生，并延续了十年之久的原因。别忘了，正是“看客”的麻木，促使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国民性！          想一想鲁迅先生在九十多年前说的话，会对你们的反思和拷问有帮助：“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见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 这里的“做”是指参加革命党，做他所认为的革命的事）；在那种情况下，“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见鲁迅《狂人日记》）          叶维丽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说：“宋彬彬确实成了红卫兵的脸”。 “而这个‘宋要武’正好来自刚刚打死校长的学校，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说明问题！‘宋要武’顿时成了一个鲜明的符号，一个浓缩 的象征，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代表的是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的蛮横、暴虐，对生命的极端漠视，和对法制的任意践踏。”说得对。不过，说红卫兵是“对法制的任意践踏”就不恰当了，那时有什么“法制”？是“无法无天”（毛泽东语），他就是天，他就是法。叶维丽接着说，“如果一定要在文革初期的女附中找出一个学生‘头儿’，这个头儿应该是刘进，不是宋彬彬。”这也不错。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只提宋彬彬而不提刘进？那是由于毛主席和宋彬彬，一个给他戴上红袖章，公认他是红卫兵的红司令；一个赐她以“要武”的桂冠，赋予她/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特权，于是宋彬彬/宋要武就自然而然成了红卫兵的典型代表/政治符号/象征/“脸”。这样说并无“妖魔”她的意思，更无要她“背负……十字架”的意思，只是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既然历史已经造成了这个事实，你/宋彬彬就应当以自己的勇于承担责任，以深刻的反思和忏悔，来表明你已经还原为宋彬彬，并以此带动其他红卫兵的反思和忏悔。这样，你必能获得内心的安宁，才能过上你所希望的“平静的生活”，否则，

当初林彪批 朱德 是“黑司令”时， 毛泽东 直指： 朱德 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但是，为何当初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又要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还有“附和者”称朱德要“黄袍加身”呢？ 周恩来 也说：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你到处发表意见，是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 毛泽东颁发授予朱德等元帅军衔命令状 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在延安 作者：朱和平，选自：《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当代中国出版社 关于朱德在 文革 中的境遇，各种历史资料一直都是闪铄其词、语焉不详的。有记载指，当初林彪批朱德是“黑司令”时，毛泽东直指：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但是，为何当初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有要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还有“附和者”称朱德要“黄袍加身”呢？ 周恩来 也说：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你到处发表意见，是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毛泽东：朱德是红司令 据《党史博览》记载，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点起了十年动乱的文革之火。在这次会上，林彪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 杨尚昆 的同时，指名批评中共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德的名，说朱德反对毛泽东思想。 同时，康生散布朱德是空头司令，是党外人士等流言。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和也散布“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 这年8月，在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攻击朱德。在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人的策划下，一个打倒朱德、批斗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兴起。 朱德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在文革中，我觉得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我怕……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上的乱子。” 没过多久，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五花八门的诬陷之词，飞上了北京大街的墙上，什么“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的帽子都朝朱德扣过来，甚至叫嚣要把朱德“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 朱德要成为众人批斗对象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朱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此话一出，造反派草草收了场。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06月30日第E22版，作者：吕日周， 　　 　　原题：历史没有如果 　　 　　用书本疗伤 　　 　　我与幼军交往不长，属君子之交。在他2005年7月履新山西主持政府工作之前，我俩素未谋面，却神交已久。他在广东、深圳、湖南多个领导岗位上大刀阔斧、力推改革开放的种种传闻，又让我油生敬意。获悉他调任山西的消息，我喜出望外，期望他能一如既往，敢闯敢干，奋力开拓山西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果不其然，幼军甫一到任，就马不停蹄，全身心地扑到工作上。 　　 　　在两年多时间里，我曾代表省政协参加过几次他主持召开的省政府常务会议。在会上征求意见、修改文件时，幼军口问笔改，刨根究底，直到统一认识为止。在2006年1月召开的省第十届人代会上，幼军全票当选为山西省长。那段时间，幼军身居要职，成天风风火火、忙忙碌碌，我虽与他多次谋面，但总没机会坐下来促膝长谈。2007年8月底，幼军调离山西，好评和挽留之声如潮。半年后，幼军遭遇了从政生涯中最大的波折，但山西的干部群众依然念叨他的好处，我没有听到山西人说他的坏话。接下来两三年，幼军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一个人默默地躲在国家图书馆，安心读书著述。今年初，幼军复出工作了，我为此由衷高兴。这两三年，他把书本当做疗治精神创伤的良药，埋头读书，潜心著述。“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 　　 　　不好写，更难写 　　 　　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不好写，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更难写。会遇到许多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要趟过一个个“雷区”，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思想理论和文字功底，更需要作者具有很大的政治理论勇气和智慧艺术。 　　 　　在该书“后记”中，幼军写到：“务求不囫囵吞枣，不人云亦云，更不去说对不起百姓、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虚假之言。”对中共创建之初的历史，该书用了一至五回的较大篇幅，进行全面客观、生动形象的描述。第一回写中共一大的筹备召开，披露了许多不为人们熟知的史料细节。其中讲到，在一大会议上，围绕党的性质、革命方式以及组织原则等问题，与会代表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议，但最终照抄照搬俄共模式的意见占了上风。作者指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存在许多局限和缺陷，尤其是在组织原则上片面强调了集中统一，忽视了民主精神和民主原则。这就“使党组建伊始就缺失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不可或缺的民主机制。这一‘先天不足’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文化、皇权思想、臣民文化、游民文化等结合，使中共无论在革命党还是执政党时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时，又充分肯定了中共成立所具有的开天辟地的重大意义，书中强调：“历史雄辩地证明：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就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再如，中共党史中另一重要人物张闻天，也是幼军书中着墨较多的。该书第九回、第十回、第十二回和第二十一回，分别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西安事变、延安时期和庐山会议期间这几个历史关键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高尚品格，作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和颂扬。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率先站出来，反对时任中央主要领导的博古等人推行单纯军事防御的错误路线，并与王稼祥一道力推毛泽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 　　 　　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深明大义、摒弃前嫌，力主和平解决、联蒋抗日，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延安时期，“总书记张闻天心胸豁达、作风民主，让大家讲话，允许不同意见争论，鼓励探讨问题。他主持会议研究问题，总是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决策，从不个人说了算，同时又保护少数，尊重不同意见，毛泽东戏称张闻天为‘开明君主’”。 　　 　　在庐山会议上，面对鸦雀无声的肃杀政治氛围，张闻天更是舍得一身剐，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同强权抗争。他不顾别人的好心劝阻，大胆发言剖析“大跃进”错误，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党内民主鼓而呼，为彭德怀仗义执言。读了这些场景描绘，一个赤诚坚定、胸襟坦荡、无私无畏、堪称“第二种忠诚”典范的革命者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肃然起敬、荡气回肠，又禁不住为张闻天的悲凉遭遇而扼腕叹息、感慨万千。 　　 　　以史为据，论从史出 　　 　　读史写史，不能仅停留在记流水账、就事论事，而应该学会从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中发现规律、善于从历史人物的得失成败中总结经验、避免重蹈覆辙。如书中所言：“历史没有如果，后人也不应离开历史条件去苛求前人。但后人完全可以也应该从前人走过的道路中，全面、客观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做好当下和今后的事情。”《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坚持“以史为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对各回所描述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均作了画龙点睛的理论评述。 　　 　　对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评价，该书首先肯定这场运动对于用毛泽东思想统 　　 　　一全党思想认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以及在党内倡导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等，所起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同时，又指出了这场运动存在的缺陷。 　　 　　书中披露，延安整风运动名为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实际上所学的主要是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和苏共、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及党内文件。在中央规定的22个学习文件中，竟然没有一篇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列宁著作仅有一篇，还是“由几段语录摘录而成”。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运动”，“不仅伤害了大批热情投奔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而且使延安的政治生活从原来生动活泼变得万马齐喑。而反对教条主义的片面化、简单化，更是使原来思想活跃、理论创新的浓郁气氛荡然无存”。对此，亲历过这场运动的中共党史和理论权威胡乔木曾指出：“从整风以后，实际上很少有人创新什么研究，要研究的就要是毛主席说过的，没有说过的，没有人敢研究。”此外，“1943年确定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党内、军内和群众间开始流行‘人民大救星’、‘红太阳’、‘山呼万岁’等等，使个人说了算和个人崇拜由此抬头，乃至后来愈演愈烈”。 　　 　　又如，对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发生的“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等重大事件，该书都坚持不回避、不隐恶，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地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揭示其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力求全面、深刻、客观、中肯地剖析其产生的错综复杂原因。关于“反右派”，幼军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资料，计算得出这场运动“错划右派比率竟达99.99%”，指出：“如此扩大化实在太离谱了”；关于“大跃进”，幼军摆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几组不同数据，指出：“无论是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两千多万还是三千多万，那一个数据都沉重如大山，压得有良知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执政党愧对人民，必须永远记住这沉痛教训。”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如此严重的错误？一方面，幼军毫不讳言地指出：毛泽东作为始作俑者和主要决策者，无疑应对此负主要责任。该书的第二十二回讲到：“翻阅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笔者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每临艰难困苦、大灾大祸，不管处境如何凶险，条件如何恶劣，毛泽东总能坚定、沉着、冷静、务实、灵活应对，勇敢睿智地化险为夷、摆脱困境，显示其伟人风范和英雄本色；而一旦走上坦途、步入顺境，毛泽东往往容易头脑发热、刚愎自用，奏起斗争哲学，酝酿折腾内耗。其中究竟，实难说清。”另一方面，幼军更为清醒地认识到并且反复强调：造成这些历史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由历史和现实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过多地纠缠历史旧账，不能只从毛泽东个人的品质和性格上找原因。该书第二十一回总结“庐山会议”教训时，列举了以下四点：一是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原则，必须具体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并靠严密、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党规党纪予以保障。二是执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建立在充分发扬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不能理解或实际上变成只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三是在党内和社会上都要继续荡涤封建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和帝王作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四是领导十多亿人口大国的政党，要建设成为善于学习和思考的政党。　(标题为编辑所加，文章有删节)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07/19/16149873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