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作者：胡星斗 　　 　　《林彪日记》正式出版，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林彪 　　 　　可以说，林彪是中国最了解文化大革命内幕的第一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比任何人都清楚。根据他的《工作札记》的记载，早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毛就与他密谋，要发动一场整人的政治斗争了。 　　 　　林彪也是最了解毛泽东的人。通读《林彪日记》，可以看出，毛当时的每一个政治阴谋，林都了若指掌。故此，毛开始与林密谋时，林的心头就不断绕着“是福还是祸？”的疑虑。正因为林对毛太了解了，深感伴君如伴虎，并有“福兮祸兮”的不祥预感，所以才口述这部《工作札记》，想要为历史留下一些真实纪录。最后，他果真难逃毛的魔掌而葬身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中共对林彪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定论，党内、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有疑团：林彪作为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并列入党章总纲，怎么会发动政变？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定性的依据是什么？ 　　 　　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否定自己是反革命成员和参与反革命政变活动。从一九七一年公布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到一九八一年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现在《林彪日记》出来，这个问题越发难以澄清了。 　　 　　今年出版了李德与舒云编纂的《林彪日记》（明镜出版社2009年9月版，以下简称《日记》），这是首次出版的林彪元帅的年谱，是研究林彪一生不可多得的资料。全书1227页，共约120余万字，工程浩大。作者千辛万苦，历经二十多年时间方始完成，令人由衷起敬。 　　通过编纂这部《林彪日记》，作者希望读者能够进一步认识林彪的一生，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位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共军史，以及文革史上的重要人物。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我个人既不属于专家学者，也不专门研究林彪问题，且早已年过古稀，之所以20多个春秋寒暑不辍，如此执着编著此书，全凭曾在林彪元帅身边工作过的80余岁老人的良知……我期望《林彪日记》能为研究林彪军事思想、军事实践和其历史作用，开启一扇扩大视野的窗户。”（见《日记》下册1124—1127页） 　　 　　对于作者们的辛勤工作和巨大成就，我们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作者的辛苦不会白费，《林彪日记》的出版对于揭开林彪元帅身上的迷雾，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林彪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林彪日记》评价文革 　　 　　《林彪日记》亦称《林彪工作札记》，官方一直严密封存。近日开始在有限范围内开放。这部《林彪日记》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珍贵史料。 　　官方一直严密封存的《林彪日记》是林彪从1964年3月至1971年9月5日（13日死亡），每隔几天，就把他亲身经历的党内重大事件，加上个人见解，口述给妻子叶群记录下来的《工作札记》。这本日记后来一直被中共列为绝密的档案材料。 　　 　　被列为绝密的《林彪工作札记》 　　 　　去年秋，中共中央研究室获准查阅；今年四月，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又获准查阅，今年六月，省级党校获准在规定范围内参阅。以下是《林彪日记》（《林彪工作札记》）的部分摘录。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林彪工作札记》中透露，林彪对毛泽东的很多阳谋看的非常清楚，林彪夫妻俩对毛竭力让江青插手军队都非常反感。而且林彪和毛泽东不同的是，有时还耍弄毛泽东，反对或拒绝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毛的私话令林冒冷汗 　　 　　1964年3月3日：「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注：当时林彪并不知道老毛要整的这个人是在党内威望比毛高的刘少奇。 　　 　　关于《毛主席语录》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小册子（按：指《毛主席语录》）出版。毛审阅，对“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的提法很赞赏，说：“好！是唯物主义观，立竿见影可以不提。”毛说：“我的小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东西南北，遍地开花！”毛对刘、邓、彭很感冒了。 　　 　　注：当时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本书在社会上很受欢迎，很多人都在阅读。林彪从毛的讲话中敏感的意识到，刘少奇、邓小平和北京市长彭真要有麻烦了。 　　 　　毛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毛在会上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按：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到会人朝着主席台，感到惊讶。这个提法，政治局会上都没提出过。会上突然发炮，搞政治袭击，比赫鲁晓夫对死人搞政治袭击，来得更狠心。两个独立王国的国王不是刘、周。 　　注：从林彪的日记中可以明显感到，他对毛的阴谋是不满的，例如1964年12月20日他评论说，毛在政治局会上没提出过的对邓小平和李富春的看法，却突然拿出来在扩大会议上「搞政治袭击，比赫鲁晓夫对死人搞政治袭击，来得更狠心。」 　　 　　林被毛邀参加寿宴，受宠若惊 　　 　　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贵客，还有婆娘（林彪私下对江青的贬称）。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 　　 　　感到毛要整人了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注：通过毛的这一番话可以明白，为何请林彪当生日贵客，是因为林有军权。并且毛还以给叶群提高级别来拉拢林彪，毛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然后毛谈到的才是他真正关心的军队问题。 　　 　　毛派江青插手部队文艺工作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婆娘要到部队插手文艺，要从文艺上作政治突破口，借用军队力量，搞政治权力斗争。 　　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着急，又来电话说，江青要来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玩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萧华就是很反感这个婆娘到部队，打了两次招呼，还顶着。 　　（按：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 　　 　　识破毛的阴谋－－文化大革命开始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按：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十六日，会议通过由陈伯达、康生起草，毛泽东作了七处修改的《五一六通知》。通过时，朱德、陈云、李富春三人弃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毛在会上指：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和伯达、康生、谢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 　　（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毛泽东委托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B52”（林私下对毛的称呼）下指令，要整一批不服气、不买账的老帅，借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婆娘、谢（富治）、张（春桥）锋芒毕露，执行“B52”部署不遗余力，党心、军心、民心会发自内心：“毛主席万岁！” 　　 　　全国大规模武斗开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运动要失控：学校停课了，工矿企业大部分停顿了，农村也要革命了，党政机关都反了，全国都动了。 　　“B52”说：“乱一乱怕什么？大乱才能大治。”上海十多万人参加武斗，全市瘫痪。伯达问我意见，我意见很简单：“武斗不行。谁下命令都不行。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战争。我反对武斗、打人”。我问总理：“上海是不是那个眼镜蛇（林私下对张春桥的称呼）搞的？”总理告诉我：“一、很反对武斗；二、情况不怎么了解，要等最高指示。” 　　（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夺权斗争，全国大乱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婆娘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B52”对局势的发展开始感到不安。每天上报武斗伤亡数目数千人。提出军队下去支左稳定局面，如不行，实施军管。我说，是个好的决策，但军队下去要有个方向，有个时间表，军队本身有战备任务。 　　 　　老帅大闹怀仁堂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一批老帅闹了怀仁堂，是冲着“B52”的婆娘和几个得意忘形的先锋的，激怒了“B52”，下令叫老帅去休息。总理也给批了：搞折衷主义。文革帮取代了政治局，一场风暴会逼来。 　　 　　毛周关系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B52”问：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对新生事物的立场？我随即说：“紧跟主席的”，有意留给“B52”纠正的。“B52”点点头说：“能不能思考五分钟，下结论？”我还是有意等着装作思考。“B52”抽了第二支烟一半，按捺不住道出：“总理思想上和刘是合拍的，组织上是看我的。总理中庸哲学，你和我也要学一点。”说着仰天大笑。 　　毛让江青插手军队，林彪抵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我林彪还能睁着眼！就决不能让婆娘插手军队。乱了，失控了，派军队到地方、到学校，是“B52”的主意。鼓动造反派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B52”指使婆娘煽风点火的。军内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军区，是对着谁来冲的？ 　　谢富治来说，婆娘想在军委办、总政治部挂个职。我问：谁的主意？我不信主席有这样安排。我问了总理：“怎么回事？”总理说：“听了也当作一风吹。” 　　（按：林彪对毛看的很透。据汪东兴回忆录档案，毛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安排江青到军委办挂个副主任，或到总政挂个副主任职务。林彪强调「要有主席批示或指示，才能安排」。将了毛一军，毛对林彪怵一头，只好作罢。） 　　 　　毛派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又是一大创举！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B52”命名的“七二一大学”。用不了五年，国防、科技、工业、学校、文化，都要闹人才荒。 　　最高指示又下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进驻科研、教育系统，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看来乱得还不够，还未能看到尽头。 　　 　　江青定刘少奇五大罪状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婆娘整出刘少奇五大“死罪”，王光美是美国情报局特务的材料。文革组意见：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B52”在材料上圈阅了，其他成员照样画圈，无一例外，再批上“完全同意”四字。我也跟随。第二天又退回。“B52”批上“刀下留人”四字，果然不到你不服。 　　毛将林定为亲密战友、接班人并写入党章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出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我还是建议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 　　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按：林彪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纲，以往所有公开材料，都回避这个关键问题。事实是毛亲自提议的，这就证明了“九一三事件”后中共所传达的毛在六六年给江青信中对林的不信任，完全是伪造的。） 　　 　　“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袭”紧急动员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会议发生争议，气氛很紧张。“B52”突然离题提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苏修要宣布开战，美帝准备入侵，蒋介石部署反攻大陆，印度要侵占西藏。到会的都给突发性幽灵所勾划出的最新情报怔住，都提出了疑问，等着总理、我的态度。我还是不想表态，被“B52”点了名，就说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要老板点头，加大扰乱、挑衅，会的。另一个因素看，我们局势能稳定下来、正常了，谅不敢大的军事挑衅。苏修宣布开战，还得有个藉口；美帝入侵，至少近期不可能，他越战陷得很深。”三个老帅也认同我的分析。“B52”当即发怒：“看来我和亲密战友不够亲密了，我又变成了少数。我以党主席提议，民主表决。同意我的意见请举手，反对的不举手。”通过了。一个老帅改变立场，四人未举手。 　　（按：三个老帅指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改变立场的是叶剑英。四个未举手的是朱德、林彪、刘伯承、陈伯达。十月十七日晚，即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来袭》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十月十八日，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紧急指示，引起全国、国际极大震动。近期，党史研究学者指：毛泽东当年搞出“战备紧急动员”，是企图借此凝聚全党全国力量，摆脱文革困境，把国人目光转移到“反对外国侵略”上。） 　　毛泽东生前机要秘书张玉凤，历时三年写就的回忆录书稿《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暂名)，经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等单位审核四个月，最后决定：该书极不宜发表，其中某些二人的对话留作研究参阅。据悉，书稿内容涉及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之间不寻常关系的问题。全书八十多万字，已通过一审，但却遭到毛泽东后人反对而暂搁。原因是毛泽东的女儿、侄孙坚决反对，指内容有损领袖形象。传说他们愿出一百万人民币买断版权，阻止出版。 　　 　　林彪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评价，入木三分 　　 　　毛家湾，一切都那么安静。 　　林彪父子两个，在黑暗的书房里聊天。“读书与处世。我们今天就谈这两个题目。”林彪说。 　　“这两个题目都很有意思。”林立果渴望与父亲多交谈，当然很高兴。他首先问林彪：“你觉得列宁、斯大林和马克思有什么不同？” 　　“我喜欢马克思，有时他很温暖，越是他偏激的时候越可爱。他喜欢用不同的句法表达同一个意思，而列宁、斯大林用一个句型表达好几个意思。文采上是不用说了，做人上也看得出明暗大小来。毛泽东也喜欢用那种模棱两可的口气说话，不交代清楚，神秘，留下一手。当然，他的文章是条理清楚的，深入浅出。但是，他不应当装作什么都懂得，好象万能的上帝。他不懂得国计民生，不懂得经济规律，所以想法古怪，乱弹琴。很多概念都是模糊的，如四清社教、百花齐放、公私合营，都是这样，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解释。你当了他的应声虫，不好也是好；不当他的应声虫，好也是不好。黑格尔说，何谓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就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毛泽东的认为伟大人物就是他的利益的追随者。群众追随，群众伟大；个人追随，个人伟大。他还好意思说时势造英雄呢？整个就是英雄造世界的理论，比尼采还厉害！也有道理。你百依百顺，他就完全放心了，你就是他了。所以，我也说过很多话，是赞美他的。后人会说我阿谀逢迎他，巴结他。随便他们怎么说了。我原来是真心觉得他伟大他正确的，我保他。别人说他有污点，我是一概不承认。后来，我知道不行了。他做得太过分了，叫人无法老跟下去。” 　　叶群进来，给林彪放下一份文件，看看林立果，说：“没给老爸说点笑话吗？”“你也可以听一听。但是，不要出去胡说。”林彪居然允许叶群听讲，这是少有的。他嘱咐叶群：“话要少说，书要多读。不明白的事情，不应该说；真正明白了，就没有必要说了。所以，能说的话大都是无聊的重复，真东西只有教师给学生讲。你明白吗？”“我明白首长的话。我得记下来。”叶群受宠若惊地说。 　　“你还是不明白。如果明白了，就不会说这种话，也不必记下来。”林彪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学说，儒家重赏，法家重罚，道家赏罚分明。所以我相信道家比别的好一点。道家讲究养生，我觉得有意思。我不想干更多的事情，就是好好休息。一个人一辈子不可能干很多事情。我打了几十年仗，不想再弄别的，也没那些精力。可是，阎王当家，大鬼小鬼都不知道自己明天该如何。怎样看阎王？就是看他的利益。万般皆下品，利益唯独高。离开利益，什么都看不清。” 　　“我们有没有利益问题？也有。刘少奇他们有没有利益问题，有。老百姓也都有。利益归利益，但是要适可然止。少奇的书（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者注）写得很好，他说党员的利益服从全党，没说不要利益。全党是谁呢？现在成了毛泽东一个人了。一个人！他做事没有限度，凡事做绝了。绝了就是一点论，必有大恶果。恶果大了，就显露出来；恶果小了，还勉强压得住。斯大林在世时，很多事情做绝了，于是就有人反对他。后来把他的尸体拖出来，也是绝了。毛泽东穿着睡衣骂人家（指赫鲁晓夫，作者注），也太过分了。阿尔巴尼亚处理他们的女政治局委员，也绝了。毛打击王明，往死里整，乱了套。对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都过分了。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刘少奇和彭真，都是有本事的人，他们对干部赏罚分明，一视同仁，自己不是混饭吃的，也不要别人吊儿郎当。这是对的。他们整人也不象毛那么厉害，所以建立了势力。毛泽东老是喜欢说辩证法，不知他的辩证法是个什么东西！他说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叫人不知是什么玩意儿了。” 　　“我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平均主义加独裁政治。”林立果说。 　　“平均主义，也当用两点论的眼光看，有好有坏。”林彪还是那么平静，叶群也学乖了，小姑娘似地双手抱膝听讲。林彪的兴趣既不在叶群身上，也不在儿子身上，而是专注于自己的心得流放。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背、手掌和指甲，说：“过去穷人那么多，平均了，大家就高兴。现在虽然苦，可是大家都一样，差别不大，也就稳定。至于独裁，那是肯定的。毛自己也承认。你们不觉得他象个痞子吗？太象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痞子劲不够上。正经的打仗，我不怕。我打仗的时候，不在乎小东西。有些所谓将军，常被小股游击队和小部队骚扰得烦躁不安，甚至误中了奸计。不好。要看主要目标，小的挑衅、刺激、污辱，算了。我只注意根本问题，认真对付。我不会过分，会有分寸的胜利。胜利了，也要给人一条活命，给人饭吃，不能想法治死人家。对孩子也是一样，自己养的要关心，不是自己养的，也要关心。” 　　林彪看了看叶群，叶群低下头去。“说到韬晦，我不否认。谁不韬晦？就看谁搞得象样罢了。很难说啊。对毛泽东，你还是得讲韬晦，曹操说，胸有大志，腹有良谋。一切是非，不说，不解释，只附和。不成熟的话不说，宁肯沉默。把自己的兴趣都隐藏起来，使他不知道我们想什么。当他是外人，是贼骨头，不示以感情。同时，要吸收他的智慧。”林彪突然来了情绪，眼睛睁得老大，额头居然也放光了。这是他生活中少有的现象，叶群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以为首长要发布什么命令。 　　林彪用手势将她按了下去，说：“近来，毛泽东经常对我表示轻视、不满，我在被污辱，被鞭打，被讽刺。他歧视我，毫无理由地歧视我。这种生活太无聊，但是没有什么办法打开新局面。所以，我只有学习，读书。我能靠近他吗？越靠近越危险。叫我表示感情？根本谈不到了现在。与一个专门仇恨、轻视、终日算计别人、将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去的人套近乎？我不干。勾心斗角、热衷于倾轧的人，何情可言！我不再对他有多大的希望了。 　　林立果看看父亲，觉得心头一阵心酸。他扶父亲坐下，生怕他因激动而生病。叶群劝林彪好好休息：“今天讲得很多，还好。老虎，要反复思考，认真学习。” 　　林立果没有理会叶群。叶群出去了。林立果看着已经平静下来的父亲，诚恳地说：“爸爸地话，给我照明了道路。可能有人说忠说奸地议论我们，但是，中国的历史会在我们的道德上给以清楚的评价。我坚信，我们是觉醒了。现在分辨谁忠谁奸，已经不必要了。” 　　林彪经过长期的静观默察，终于丢掉幻想，对毛泽东的态度变得明朗起来了。他对儿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我最近看了好几遍屈原，一点用处也没有，徒增烦恼。我们是军人，应当有自己的办事风格。” 　　林立果说：“我建议，先消灭周，毛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 　　林彪微笑着说：“周那个人，不是中国的祸害，甚至可以说是个好人。为什么？因为他基本是在保自己，并不主动害人。这无可厚非。谁不保护自己呢？生物都有这种本能。中国的祸害是毛。他是主要矛盾。他不掌权了，什么都好说了。” 　　林立果说：“可是毛周围有周这样貌似大忠、实则大奸的大帮凶，事情就难办。”林彪摇头：“那等于自杀。你杀了周，毛不认可，周身后的军队就出来勤王。你觉得周恩来手里的军队力量很大吗？没有我，他就是军队中最有实力的人。难道他的实力比毛泽东的还大？本来没有毛的大，可是毛胡来，很多力量就被周拣起来了。” 　　“那就只好兵谏毛泽东。”林立果说：“不然我们会坐牢、杀头。这条路子，我想过。似乎是一条正确的路子。” 　　林彪深沉地说：“仗是不能乱打的。中国人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乘之师。具体怎么做，还是问题。这种方式，要有巩固的政治基础，雄厚的经济力量，充足的兵员和优良的武器。我们可以向这个方向考虑问题。开始名声不好，后来就会被人民接受。天下苦秦久矣！” 　　“我们可以不可以造成割据形势，将中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林立果问道，“打几次仗，即使我们吃不掉他，他也不能吃掉我们。然后谈判停火，南北分离。” 　　“打仗，要么不打。要打，就要致命。”林彪说，“你的想法还比较幼稚。战争中不能想自己坐牢、杀头，只能想胜利。你要记住这个要领。我曾经把这个经验写给刘亚楼。含糊不得，犹豫不得，宽容不得。胜利了，什么都好说了。” 　　林立果兴奋地说：“胜利以后，我们怎样治理这个国家？”林彪微笑着说：“老虎，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了：我治理不了这个国家。不要说现在千疮百孔，就是正常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这样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事业，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喜欢行政事务，不喜欢交往，身体情况也不好，不能管理国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想当什么国家主席。” 　　“那我们还打天下干什么？”林立果问。 　　“开始打天下，是为了平等、公道、安全。”林彪划了一根火柴，看着它慢慢熄灭，苦笑着说，“打下天下后，才知道，世界上哪有这些东西。很可笑。” 　　“我以为我们能治理好国家。”林立果踌躇满志地说：“怎么也比老毛弄得好点。” 　　“你有这个信心，很好。可是，我告诉你，你得会用人。要叫各种有本事的人去管理国家事务，包括党的事情。要把各种受委屈的人利用起来，要将人们的不满转化到生产和管理上去。这些，我都不行。我只懂得点军事，对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热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就行了。我多次表示过这种意志，毛不是不知道。可是庐山上，他还是无中生有地诬蔑我要抢班夺权！毛泽东的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什么都行，什么都对，别人狗屁不是。” 　　“要想叫他知道自己不是一贯正确，就得来硬的。”林立果说，“兵谏也行。那么，一开始就要狠狠地打击他，才能逼迫他就范。只要坚持三五个月，我们就能搞臭他，叫他无法再掌权。他这个人是容易搞臭的，只要稍微给人们一点点自由，让人家说话，不出一百天，他就得臭。” 　　林立果说：“那我们现在干什么？他们都在加紧准备，形势逼人啊！” 　　林彪说：“我不能背叛我的事业。我首先得争取和平解决。当然，毛这个人很固执，和平解决的希望很小。可是人老了，性情可能会温和一些。谈话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但是除了谈话之外，也许还有别的办法，不一定要马上打仗。实际上，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最坏的办法。再说，现在他们没动手，我们如果先动手，说不过去。”。 　　（以上谈话内容，均见林彪、叶群日记。修饰词为作者加。作者注）” 　　 　　 　　胡星斗：林彪真相 　　 　　一 　　 　　林彪永远是个谜。 　　他一半是白脸，一半是红脸；他是“两面派”，是“阴谋家”。 　　他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时代的悲剧。 　　他反映了制度的缺陷、社会的扭曲和民族性的劣根。 　　 　　二 　　 　　林彪原本性格耿直。他不擅交际，喜欢独处。 　　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甚至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动16个团的苏联空军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林彪在宴会上拒绝与斯大林碰杯。 　　林彪曾想到贵州当省长，以避开政治旋涡。 　　林彪反对“大跃进”，私下里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唆使林彪给中央写信，反对他。可是，林彪却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 　　还是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缺点是有暮气。”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暮气，要他继续革命。 　　 　　三 　　 　　林彪在外面高喊“四个伟大”，在他的居处毛家湾却不挂毛主席像，甚至印有毛主席语录和照片的报纸在林家厕所被当作卫生纸用，这在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如果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无疑是弥天大罪。 　　毛泽东亲自召集主持的会议，林彪也敢称病不参加；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却坚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可是林彪竟然将主席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可见，林彪从内心来说对毛泽东极其反感。197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竟然给毛泽东来了个不辞而别……。 　　但林彪也深刻领悟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道理。他的室内张挂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处理文件的原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只有毛泽东表过态的，秘书才代他画圈，否则他总是把球踢回去，“呈主席批示。”他还让秘书模仿自己的笔迹批文件，写上“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批示。”他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把“请主席阅”改为“呈主席阅”。 　　 　　四 　　 　　林彪公开里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背地里却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道理。”他还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林彪最爱读。 　　“九大”是林彪失败的肇端，也是他与毛泽东公开分歧的开始。“九大”虽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但毛泽东没有采纳林彪、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此事给了林彪以沉重的打击。林、陈的报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主张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国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对此违背“阶级斗争为纲”的报告稿极其不满，决定另起炉灶，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可林彪、陈伯达又修改了报告，呈递毛泽东，毛泽东连信封也不打开，写上“退陈伯达”。陈伯达随后即被打倒。林彪虽然保住了接班人的地位，可从此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向来对张、姚“笔杆子”极其厌恶，这回他却要在“九大”念他们起草的报告，此事差点气炸了林彪的肺。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报告一眼，秘书说：“我给您讲解一下报告”，林彪却断然拒绝：“不听！”林彪念报告时脸色煞白，头也不抬起来一下，念完报告后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念错了”，可林彪生气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五 　　 　　林彪集团与江青一伙势不两立。虽然为了维护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林彪又不得不让叶群去讨好江青。 　　林彪、陈伯达主张“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而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却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在“文革”初期被江青一伙严酷迫害，后来得到林彪保护的人。比如邱会作被红卫兵打断了肋骨，向林彪求救，林彪救了他，丘于是感恩戴德。 　　林彪极其反感江青。有一次，林彪大叫着让叶群把江青赶走；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毙了她！”林彪曾说“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的方向发展”；“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林彪等人曾提出“清君侧”、“除三蛇”（他把江青叫做“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其时，王洪文还未调到中央）；林彪要搞掉江、张、姚等几个“奸佞”，实施“新政”，“新政的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国富民强”。 　　 　　六 　　 　　林彪把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完全看作是封建君臣关系，他在笔记中写道：“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党性，遵命性也。”“坚决的左倾高姿态。”“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 　　林彪还有著名的“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等。 　　林彪勤于读书，喜欢思考，厌烦“官样文章”，因此，他创造了“文革”中的许多词汇：“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治军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等等。他还提出了“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 　　 　　七 　　 　　林彪以其独异的思想、怪僻的个性、韬光养晦的手法、极端的吹捧语言，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无尽的思索空间。陈伯达诗赞林彪：“漫漫思想界，长夜有明灯。赖此导人类，探讨永无垠。” 　　可以说，林彪是中国人的代表，是中华民族谋略智慧和劣根性的集中反映。从林彪身上折射出民族心理、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弊端。 　　 　　因此，林彪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国家的悲剧。

作者:林培瑞 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你可能会因为同你的邻居谈论猫而被逮捕并受到迫害。中国话的「猫」（mao，平声）与伟大领袖的姓「毛」（mao，二声）发音相近，偷听者将两个音听混了，认定你是大不敬，从而向警察告密，这可能会毁掉你的一生。今天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了。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对于普通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说，中国政府的重要性大大减弱了。民间生活的领城扩大，非正式的话语比以前自由多了。尽管在报纸上仍没有讽刺性的政治漫画，但大量充满辛辣嘲讽的笑话和顺口溜通过口头传播途径流传全国。其中有一些是直接挖苦共产党的（如：「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另一些则指名道姓地讥讽江泽民、李鹏和其它高层领导人。 然而压制在中国依然是严重的问题，并且压制的范围和方法仍很难被西方人理解。要想了解它，人们必须重新认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像过去一样，首要的任务不是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中国的国际地位或其它的为了全民的目标，而是牢牢抓住自己的权力。因此，它继续禁止对它的公开反对之声，继续镇压在需要时它不能控制或不容易控制的任何组织。气功的命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八十年代，共产党将气功作为中国的国粹和民族骄傲的象征给与鼓励，中国政府甚至建立了一个全国气功协会，将它纳入它本身的官僚机构中。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当一些气功大师（法轮功的李洪志并不是其中的第一个）决定在共产党的控制之外建立自己的组织时，本是中国国粹的气功一夜间成为「邪教」，并成了残酷镇压的对象。中国民主党的创建者们（如今他们都在监狱里），也是这一规则的牺牲品。他们的罪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名称中有「民主」两字（中国长期以来已有八个民主党派，都附属于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罪状是宣称他们的组织是独立的。 对知识产品的审查也基本上是同样的模式。如今，几乎甚么都可以在私下说,这一点比毛的时代是大大进步了。同时，因为学术刊物的发行量很小，同其它的公开媒介相比，学术刊物被给予了更多的言论自由。只要学者们不与最高领导层对抗，他们就可以在学术刊物中相当多地按自己的想法发表意见。而且，同80年代相比，近年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所写的东西更讨党的领导层的喜欢了。 但是，当一个知识份子真正想公开地表达一个在政治上有敏感性的观点时，他则要冒一定的风险。与过去一样，冒险不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勇气的问题（尽管勇气是十分重要的），找到盟友或支持者来分担风险也很重要，采用间接的方法，如假名、中间人或隐喻的表达方式也能有效地降低风险。甚至连那些地位较高的人，如「中国六四真相」的资助者，都选择一种间接的方式面对公开场合。 尽管同邓小平时代相比，在江泽民时代，压制的范围趋于缩小，但它的主要的方式并没多大改变。这些方式具有中国特色，与其它国家（比如前苏联）的作法不同。前苏联定期出版手册，在上面列举出那些触犯了禁忌的词语。它还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机构来负责审查工作。中国从未有过同样的机构或手册。中国共产党丢弃了这些呆板的方式，而喜欢采用一种主要依赖自我审查的心理控制系统。所谓的风险(如离规则多远，说到甚么程度，同谁站在一起，等等)都是由每个作者和编辑来判断的，而且在每个人的意识里或下意识里起作用。当然，有形的惩罚还是存在的。如果你冒险过分，你可能丢掉你的工作，可能进监狱，甚至于在脑后挨上一枪；如果你住在海外，你可能会被迫同你的家人和你的故乡断绝联系。 但是，一般说来，审查并不直接导致以上这些事情的发生，它导致的是一种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恐惧感。我所说的恐惧感，并不是指一种明明白白的、时有所现的、惊惶失措的感觉，我是指当人们同中国审查制度打交道时，早已习惯的一种隐晦的、深深的忌讳，而这种忌讳已经和他们的思想融为一体。然而，这种恐惧感的控制力量有时候还是令人吃惊的。 局外人很难理解这种审查制度的模糊性。举例说，去年两位社会学家，高瞻和李少民，一个是合法美国居民，一个是美国公民，到中国去作学术访问时被捕，被指控为间谍，因收集内部文件而被判刑。然而具体的细节并不清楚。他们到底作了甚么？他们跨越了哪几条界线？政府怎样定义间谍罪？为甚么这两个人因为收集内部材料（内部材料有很多种，有一些可以在书店里公开买到）而被捕，而许多其它的国内外学者在作同样的事情时却安然无恙？ 在高瞻和李少民的事件中，对这些问题却找不到明确答案。但这种模糊的指控并非今天才有。这种模糊是有目的性的，并且几十年以来成为中共审查制度的基本工具。对审查者来说，模糊具有以下四种长处： 1．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恐吓更多的人。如果我像高瞻一样，是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当我不知道她为甚么被捕时，被捕的原因就可能是她做的任何事情。因此，我做的事情也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因此我开始撤退，（其结果是：许多人会检查他们自身的行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当我知道高瞻到底是因为甚么而被捕的，我就可能会很肯定我的工作是没事的，或者，如果有甚么问题，可以立即解决。（结果是：只有很少的人退缩不前了）。透明是审查制度用来针对某些个别的行为时才使用的。当审查制度想恐吓许多人时，模糊更有用得多。 2．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其它许多活动。如果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甚么，我就会在方方面面对国家的禁令多加注意。这个机制在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次文艺和社会运动中都使用过。谁能，或者可能，说清楚「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其它意识形态领域的负面词语的真正含义？（长头发是「精神污染」吗？多长的头发才是「精神污染」？为甚么一些人因留长发在80年代受到惩处，而另一些人的头发和他们一样长却没事？等等）。对关键词语的定义故意地含混不清，只有负面含义才是不可置疑的。为了安全起见，人们必须在各个方面小心翼翼，甚至自己成为审视自己行为的警察。 3．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在逼供中尽可能多地有所收获。当李少民被捕时，他向抓他的人询问被捕的原因，回答是：「你自己明白。」。李少民必须在「招供」中「态度诚恳」而获得「从宽处理」。这是个标准的词语游戏。警察总是例行公事地说，他们已经掌握了关于你的罪行的详尽的信息，审讯你的目的不是获得信息，而是通过你在口供方面的表现考验你的诚意。实际上，这通常是个谎言。实际的目的是榨取新的信息，用来针对你或他人。透明的指控明显地会破坏这个审讯策略。 4．模糊的指控能允许掌权者滥用职权。独断专行的领导喜欢掩饰他们行为的真正原因。在中国这样的文化中，领导的面子代表了他的德行，而德行则是政治前途的基础。因此一个人将自身的行为粉饰的既合法又合乎道德，是十分重要的。当领导的道德败坏时，这种粉饰的需要就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模糊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法律对这些领导就非常有用。比如说，「禁止搜集内部文件」这个规定固然存在；但同时，有些内部文件是非常容易得到的。而且，有许多人搜集这类文件。这种情况就允许掌权者用书面规定逮捕高瞻、或李少民、或其它任何人，鬼才知道甚么原因，同时用一种准备好的，冠冕堂皇的借口掩饰他的滥用职权。中国宪法本身也带有明显的弹性。宪法里说公民具有言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但在宪法的导言中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这个矛盾的两极间有著巨大的空间，使得领导者很容易滥用职权并使之合法化。（随便提一句，这两个端点都不能准确描述中国的现实情况。） 但是，北京对海外学者的管制，最触目惊心的，并不是众所周知的高瞻、李少民、吴建民、徐泽荣等著名的例子。管制的影响远比这些个别的事件更为严厉。大量的被管制情况从未被披露。康正果在「纽约书评」中写道，「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在回国后被叫去谈话，在谈话中警察用不同方式警告、威胁他们（「你还想再回中国吗」？「你希望你的亲朋好友都过得好吗」？）。警察也特别警告这些人回到西方后对这类威胁只字不要提。（「不要随便开口」；「要维护国家安全的正面形象」等等）。我无法证实康的「成百上千」的「回国谈话」的估计是否准确，但我已经注意到，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中，近年来已有十来个这样的故事。 举个例子来说，我认识一个女性，是一个知名的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家。她生活在西方，最近用假名回中国探视她生病的母亲。（使用假名回国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是很常见的）。当她回到家乡后，警察知道她是谁，也让她心里明白他们已知道她是谁。在她的「回国谈话」中，双方都假惺惺地玩著一种语言游戏。在一起喝茶和吃点心的同时，威胁警告被传递给这位妇女，但双方却都假装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交活动。回到西方后，她还要遵守某些规距，其中一个就是不能透露她曾受到威胁。 除了一部份中国人直接受到这种威胁外，更多的人是间接地感受到这种胁迫。因为有一些人被威胁要遭到流放或让亲属遭殃，更多的其它人听到这样的故事后就会相应地审查自己的行为。2001年夏天，在高瞻和李少民被捕后，取消去中国做研究访问的海外中国学者的总数大概达到了高潮。在一所著名大学中，一个年轻教授取消了去中国做研究的计划，尽管她所做的是关于唐朝（公元18－907）的研究。她并不是认为她的研究课题本身会有麻烦，而是因为她不知道甚么样的行为才是会引起麻烦的。会不会因为你是某人的朋友？会不会是因为你的访问路线？在这样的事例中，活生生的直接的恐惧感并不多见。审查自己只是一种较理性的措施。随著时间的推移，威胁和禁锢变得正常，甚至变得自然而然了。大部份中国人在政治的道路上行走，不太过问路上的一切大石和深沟，只是绕过这些阻碍，尽量减少麻烦。相比之下，持不同政见者在提出问题来，或者说点原则道理时，很容易让别人觉得他有点傻，甚至他自己讨麻烦，活该吃亏。 外国汉学家也受到影响。例如，在1999 年，法轮功事件发生以后，一家重要美国新闻机构邀请一个在这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做一次电视访谈。这个学者是个美国白人。他拒绝了这个邀请。他不想公开讨论一个敏感政治话题，怕失去进入中国做实地调查的机会。他知道那些不讨中国官方喜欢的外国人可能会遭到拒发签证的处罚。即使被允许进入中国，也会在进行访问和查看资料时受到拒绝。他并没有受到特定的威胁，但他完全自愿地选择屈从于影响海外中国人的那些普遍而模糊的原则。（无论是不是中国人，一般不会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直接威胁。但也有例外。例如，一些美国人因参与了写作、整理《中国六四真相》的工作都被中国领馆拒签。他们中的一个人询问被拒绝的原因，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官员的信。信中说，他无法帮忙，因他「无法向有关部门保证你会因参与《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而作出适当的道歉，从而获得你的签证。」在这个事件中，具体目的显然是要抹黑一本当局讨厌的书。） 我们很难把握和判断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以及自我审查会有怎样的结果。对那些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学者而言，问题就更加突出和复杂。因为他们需要同中国官方保持联系。自我审查的效果很难掌握，不光因为人们不愿意提及（没有学者愿意承认搞自我审查），也因为主要作用都是心理上的，有时是非常微妙的。关键的作用发生在人脑的深处，甚至学者本身也可能没意识到它的发生。 我说这些不是想毁誉我的同行们。多年来，我在我自己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对于一个汉学家来说，要是想直接地和中国政府宣称的「基本原则」相对立，莫名其妙地总要产生一种很强硬的心理障碍。北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研究当代问题的汉学家中，「台湾独立」这个词本身就都会引起很多负面的含义。同样地，讨论人权也要小心翼翼，不要触及中国政府的「不要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跟海外的中国人一样，那些长期以来牢牢谨记这些禁忌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最终自然地接受了它们。违犯这些禁条不光会显得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些禁锢起初并不是文化的，而更是政治的，而且是在政治上「党」性很强的。 总而言之，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审查机构不像吃人的老虎或喷火的巨龙，而是更像屋子中间的大枝形吊灯里趴著的一条巨蟒。一般情况下，这条巨蛇静静不动。它不必动。它觉得没有必要去明确它的禁条。它默默地传递的意思是：「你自己决定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每个生活在巨蟒阴影下的人都多多少少地，相当「自然」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调整。前苏联推行斯大林的「灵魂工程」的设想。而在实践中，前苏联的做法远不如中国共产党在心理工程上取得的成就。 多年来，这种威吓只是针对中国公民。但现在已经波及海外。随著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增多（中国加入WTO后会更加增多），其它国家应该关注这个现象。在中国和其它国家更需要互相传递可靠的信息的时候，审查和自我审查起甚么样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审查制度是唯一的问题，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例如，很少西方人学汉语的问题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因素。今天学英语的中国人与学中文的美国人的比例是几千比一）。但不管有多少别的因素，中国的审查制度的角色无疑是有害的。它歪曲了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也歪曲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 纽约的世贸中心被摧毁后，一些中国人（主要是年轻的，受过教育的男性）在互联网上叫好，对著燃烧的高楼欢呼。随后，二十名中国学者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谴责了这种反应，并试图解释这种反应的原因。他们十分注意地遣词用句，写道，「（造成这种行为的原因）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某些新闻传播和教育观念的误导」。他们是指邓小平政权在九十年代初为了挽回因天安门事件而崩溃的声望，大力推行民族主义，并开始将美国形容为狂妄自大的霸主。媒体声称是美国挫败了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希望，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干涉中国的内政，是美国企图「压制」一个正在升起的中国等等。这些渲染性很明显的报导不一定代表作者个人的实际认识。炮制和传播这些描述的中国记者们也生活在吊灯里的巨蟒之下。他们或许同意、或许不同意自己所写的东西，也或许是根本没有仔细考虑过自己的报导是否代表自己的真正认识。他们的报导并不是那些中国年轻人对世贸中心摧毁后欢呼的唯一因素。但是，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从另一方面，就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来说，中共的审查制度带来的影响不容易衡量，但可能还更深远。学术界受的影响比新闻界大。当一个美籍华裔学者取消了对中国的考查访问，从而自己对中国的社会或者经济的研究，乃至中国的唐代的研究，受到限制，从近期或长期来讲，损失有多大？当某些问题被回避了，或者不能公正坦白地写出来，西方公众得到的信息会受到多么大的损失？全国较权威的教授决定不要上电脑把他的学问分享给大众，公众只能从其它渠道听取并不准确的答案，损失到底有多大？ 同样的问题也影响国际商业事务。学者、记者和海外中国人受到要切断他们与中国联系的威胁。对商界来讲，最大的威胁就是被排除在中国的巨大的潜在市场之外（对于这个市场，从19世纪以来，西方就怀著很大的希望，虽然这些希望一直没实现，到今天国际商界并不灰心，继续感到吸引力。对商业的威胁，比对学者的威胁还更有效，而且更隐秘。 例如，李少民在中国被捕后，普林斯顿大学（李在那里于1988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教师们敦促校长给中国政府写信，要求公正对待李少民，校长照办了。与此同时，一些李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他博士毕业后在那里工作了七年）的前同事，请求他们的公司也加入敦促释放李的行动中。这些同事从公司的公关部门收到了简短的回覆：「我们感谢您对本事件的关注，但我们认为本公司积极地参与此事，是不合适的。」 这种屈服于北京的反映是很常见的。去年，一个顶尖国际投资公司的分析家发表了一份对中国石化总公司的财务报告。该公司是隶属于中国政府的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现在在纽约的证券市场上市。中国官员发现这份报告相当负面，因而要求道歉。两名这家投资公司的执行总裁以及该报告的作者只好不情愿地去北京致歉。那么，下一次，这个分析家还能写他所看见的真实情况吗？ 章家敦，曾任著名的美国律师事务所“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的律师，多年来致力于将美国的企业介绍到中国。章渐渐习惯了一个较明显的双重标准，即，西方人私下谈论中描述的中国经济是一个样子（充满了腐败、坏账、三角债、官僚作风，法律无法执行，工人不满，甚至示威的现象很多，比外面所知道的多多了。），但同是这些人，在公开的报告中写的中国经济就是另一个样子了（语言是是温和的，信息性不强，而且通常是比较乐观的）。1999年底，章终断了自己的律师职业，写了一本书，书名为《即将崩溃的中国》。在这本书中，他引人注目地对那些关于中国前景繁荣的乐观预言提出了反驳，同时公然蔑视了不能在公开场合坦白地进行讨论的禁忌。章已经决定从法律界引退，这可能也是无奈的；章说：我不能再在一个大事务所做事了，因为我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我认识许多律师，都是优秀而正直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拒绝批评政府，除非是在私下的谈话中。我知道他们现在不会聘用我了，我也不想将他们置于不得不说「不」的地步。 这段话能够说明吊灯里的巨蟒倒底能够放出多少能量来了。它不仅使学者们放低姿态，商人们不敢放言，律师们小心翼翼，甚至于连章家敦这种愿意揭露真相的知情人都能「理解」。对于那些正在避开问题的人，他敬而远之，免得给他们带来麻烦。林培瑞亦然。为甚么我在上面的文章中没有点名说我那些取消去中国访问的学者朋友们是谁？没有透露那位拒绝在美国夜间新闻上露面的朋友是谁？没有说那位为了能继续回家而不敢说出真相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巨蟒通过我的朋友们来到我面前，我投降了。这一切是如此微妙，掩饰著人在蟒下的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有时候有人真是很高度地紧张。至少会有一个朋友，因为我在本文中提到了他而会大不以为然，尽管是以匿名的方式提。（我自己倒不认为这种提及是对他有害的，否则我不会这样做）。在那个投资公司迫使它的分析家去北京道歉的事件中，我隐去了当事人的姓名，是因为我不愿意引起法律上的纠纷，即使我对事实毫无疑义。巨蟒置身于法律之外，它却能够驾驭法律去针对他人。由此可见，巨蟒的力量甚至能延伸到此时此刻，意即限制鄙人与您，亲爱的读者，之间的勾通。 【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相关日志 2012/06/24 — 三联生活周刊:随味觉悸动的时代——乡愁里的潮汕味道 2012/06/21 — 编程随想:回顾六四系列(17) 2012/06/19 — 中国于周一在G20峰会上宣布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注资430亿美元 2012/06/16 — 中国经济最需要的刺激是什么？ 2012/06/15 — 《Business Insider》史上绝无仅有 中国当前是盗贼统治 2012/06/15 — 高善文:U型底的底部区域 2012/06/12 — 洋老板认为我不懂中国 2012/06/12 — 白话中国经济 2012/06/11 — 蔡娜:台湾，我们中国本就该有的样子 2012/06/11 — 中国水电规划失算 金沙江畔麻烦不断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1周年，与往年、特别是去年的９０周年大庆相比，今年的庆祝活动显得格外冷清。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周日重点报道胡锦涛在香港出席主权移交纪念活动，仅在第四版有所报道并刊登社评“肩负人民期望　引领社会进步”。 文章警告：理想信念不坚定、作风不正、为政不廉等问题，在一些党员和党的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响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党治国理政的能力。 在中共90周年大庆前后全国各地包括香港都出现的“红歌”演唱会，也随着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下台而销声匿迹。 虽然仍然有地方组织观看为建党90周年群星参演的《建党伟业》，但与此片拍摄和公映时媒体的热闹炒作追捧相比，今年各大媒体、网站对建党周年纪念日的低调报道，似乎很有“事过境迁”甚至“人走茶凉”的滋味。 被视为有左翼和毛泽东思想色彩的网站”乌有之乡“，在薄熙来在任时对时政热烈评论。中共建党90周年前后，乌有之乡刊登大批歌颂社会主义制度、推崇重庆模式的文章，今年4月被关闭后一直没有重开。 根据中共组织部最新统计数字，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260.2万名。 其中女党员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为1925万名，离退休人员1518.2万人。 中国共产党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中的工人704.7万名，农牧渔民2483.4万名。 从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中共基层党组织已经扩大到非公有制企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官方新华社报道称，“律师和注册会计师行业基本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

　　2000年10月，一批原空军右派军官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故地重游，悼念在劫难中死去的战友，反思那场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会后大家分别撰写回忆文章，并结集成《求索1957》。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军有多少空军军官被错划打击？因档案至今未解密，总数仍是谜。仅《求索1957》记述，被送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劳动锻炼”的东北空军一部分右派就有154人，送去劳动教养和留在工厂劳动的约十来人。还有一大批送去密山等农场劳动的中右分子，其数量更是惊人，其中第八航校去的就有20多人。 　　莫须有之罪 　　在反右运动中，这些空军右派军官遭遇的“引君入瓮，罗织罪名”的方式，大致有11种类型。 　　以言定罪。 　　整风开始时，领导号召帮助党整风，提出“给党提意见是对党的爱护，提的意见越多，说明你对党越是忠诚”，鼓励人们鸣放，并且一再宣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言者无罪”。绝大多数人因此入网。 　　郑全东，北京人，1930年生，18岁加入地下党，1950年参军，东北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助理，妻子在辽宁省总工会工作，鸣放时，妻子单位已抓出一些发言的同志打成右派，因此警告过他。但他坚信党的号召，也自信对党忠诚，提了一些意见，就坠入网中。 　　第八航校反右办主任周德润（校政治部主任）鸣放时找训练部材料制图系教员余凯成、周建文、姚茂松等4人座谈，上尉教员余凯成提出“现在政治运动宁左勿右，左也左得可爱”；周建文说“干部政策重德轻才”；姚也说“思想改造应潜移默化，要和风细雨”。结果这三人被定为右派，占全系教员人数10%。 　　沈阳东塔场站土木工程师朱尔刚，上海人，鸣放时，他响应号召提了几条意见：一是场站党委有事务主义倾向，提出党委应该是军队的灵魂，具有最高的领导和决定权，而不是琐琐碎碎的代替行政领导；二是选拔晋升人员有不均衡情况，应从制度上改进；三是各级选举都是等额选举，不能体现竞争选优。结果给扣上了右派帽子。 　　以文定罪。 　　杨润桐，第三航校高级教练机飞行教员，江苏盐城人，1931年生，1946年（15岁）参加新四军，当过骑兵侦查员。1950年调入空军，培养成为飞行教员。鸣放中，他响应号召，写大字报反映家乡农村一些村干部工作简单粗暴，合作化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吃不饱等问题，被定为右派。 　　受命代笔获罪。 　　王玉林，北京人，鸣放时是第三航校飞行员、中队整风组长。他所在飞行团直到1958年3月才开展突击整风。这时全国反右已近尾声。他心中已了解反右情况，未婚妻也曾告诫他不要乱说。因为大部分战友都在1957年回乡探过亲，座谈会上，大家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鸣放”了出来。空军派来领导整风的一位梁副部长，召集各组组长开会之后鼓励他说：“小王，你们相信党，没有顾虑，所以鸣放得好。”又号召大家向王玉林小组学习，并要求他们写出大字报，以便让其他组观摩学习。小组同志们推选他根据会议记录，综合归纳去写。于是他就写了“飞行员待遇问题”、“农民生活苦，粮食不够吃”、“地方干部欺下瞒上互相包庇，私设公堂，吊打百姓，逼缴公粮”等十几个方面的大字报。他坚信自己所作所为没错，对党一片忠心，坚决不服强加罪名，被定为极右分子。 　　第三航校飞行教员白孟秋，在帮党整风期间，因他是飞行学员组长，领导要他把大伙发言情况写篇报道反映上来，借此改进工作。大家推荐让他代笔起草，经全体飞行人员举手通过，以五组名义转上，谁料这篇文稿竟被诬为毒草，就此被定为右派。 　　随流签名获罪。 　　许为南，空军第16师第46团电气特设师，1957年秋回浙江衢州老家探亲，得知一些老师、长辈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落马，他感到茫然、心怵，所以在1958年春空16师开展反右派文件学习时他谨言慎行。为了打破沉默，发动鸣放，领导一再动员，并明确宣布：“根据军委批示精神，师以下战斗部队只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不抓右派……”又组织排以上干部去第48团参观学习，他因值班没去。大家参观回来后，第46团维护组的干部写了一张小字报，大家都签名，责成他把小字报抄写成大字报。全文33个字：“团党委整风中顾虑重重，不敢引火烧身，希望师党委派工作组帮助四十六团整风。”因帮助抄这份大字报而被加上“不要党的领导”的罪名，定为右派。 　　汇报情况获罪。 　　卢菊生，湖南桃江人，鸣放时，是空三军旅大高炮指挥部秘书。1957年夏末秋初，他回老家探亲，父老乡亲闻讯前来看望，言谈中向他反映：“近两三年，随着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产量一年比一年减少，农民辛苦劳动一年赚不回口粮钱，甚至还要倒贴，可农民哪来钱呀，就是写封信也得眼睁睁地等老母鸡下完一只蛋，才能卖出八分钱来买邮票。农村的干部今天县里开会，明天社里开会，回来就发号施令，下达指示。根本不听取群众意见，经济不民主，账目不公开，对上级奉承吹捧，对下面苛求卡压。谁要是提点意见就打击谁，甚至给扣上‘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农民只有忍气吞声，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以致地里杂草丛生，人民面黄肌瘦。”卢菊生出于对党一片忠心，回部队后写信向湖南省委反映。一个月后，湖南省委将信转给部队，他就被定为右派分子。 　　以隐私为据定罪。 　　曲有盛，辽宁盖县人，东北空军组织部干事，因在日记中写了苏联红军1945年在东北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质疑“这叫什么国际主义？”就把他定为右派。何燕，湖南衡山人，第八航校训练部飞机维修教员，有写日记习惯。鸣放时，按要求上交日记送审。日记中的小诗《空中的花》成了批判的靶子：“一朵小花，在绿草丛中/不安分地/摇晃着，挣扎着/一阵风，把它带上了蓝天/随风飘荡，呵！多好/我比谁都高，比谁都快乐/一场雨把它淋落地下/呵！呵！哎唷！/一辆车驶过，把它压成土末。”批判者说它是对积极分子的讽刺和谩骂。而攻击先进人物就等于攻击领导，攻击领导就等于攻击党支部、就是攻击共产党。如此层层引申，硬说这首小诗是大毒草，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要罪证。 　　被栽赃陷害。 　　肖方，江苏人，1940年参加新四军，多次立功，任空军大连文化干校训练处长。鸣放中，他向领导提了两条改进教育方法的建议。主要领导借题歪曲，说他“看不起领导，对领导不满，反对领导，就是反党……”。于是就定他为右派分子、阶级敌人。 　　王景华，河北博野人，1939年入党，荣获过“一级战斗英雄”称号，鸣放时是第三航校团政治处主任。1956年返乡探亲，鸣放时反映一些统购统销情况被定为右派。 　　罗友乔，1948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新青联。1951年参军，第八航校训练部教员，曾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过天安门观礼。鸣放中没有言论。只因曾同意部分军官向空军政治部反映对政治学习的意见，引起第八航校政治部个别领导人不满，借反右之机栽赃陷害，强加右派罪名。 　　无端怀疑定罪。 　　汪业祥，安徽芜湖人，空军第十六厂电气技术员。1958年春，十六厂已宣布“本厂无右派”。可是突然有人检举，说他1951年在杭州预备总队学习时曾在睡梦中呼喊“国民党万岁”。无论他怎样辩白，最终还是定他为右派。 　　卓守鹤，浙江杭州人，东北空军机务学校教员，他9岁丧父，14岁开始打工，自学无线电技术。抗美援朝期间调到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工程部，完成任务又回到东北空军工程部。那时飞机上的罗盘故障多，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无线电罗盘试验台。有位政工干部提出：“一个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竟能掌握无线电技术，造出收发机仪器，这技术是哪来的？”“他天天深夜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到底干什么？”怀疑他和国民党敌台有联系，受到审查。1957年整风时，他为肃反遭审提意见被定为右派。 　　顶替名额。 　　邓衍杰，武汉人，第三航校飞行教员。在一次晚上宿舍拉亮电灯时，他说了句俏皮话“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就被推理为“暗示我们的社会黑暗”。但这只是定他为右派的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反右时，他所在的大队划了两名右派，其中一名的右派问题航校党委不能定，三次上报空军党委都没有批准。这样一来，空缺的一个右派名额就由父亲是右派的邓衍杰顶替了。 　　按预定指标凑数。 　　反右时，从上往下，按照各单位人数下达右派指标，若达不到指标就会被批评为“右倾”。有些同志本没有言论或大字报，但领导为了凑数就把一些人凑为右派。第八航校教员赵竹侨，鸣放时被借调北京空司工作，未参加鸣放，主观认定他家属资产阶级而定为右派。 　　无妄之灾。 　　袁德修，河北蔚县人，鸣放时是空三军第206团俱乐部主任，至今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打成右派。还有一名右派，名字忘记了。给他摘帽时，翻阅档案，找不到有关材料。去信原部队询问，回答说他不是右派，误送到这里来了。就这样他被白白地折磨了这么多年。 　　血泪洒辽西 　　1958年春夏之间，东北空军的154名右派先后被集中到前所果树农场，在农业工人们监督下“劳动锻炼”。名为“劳动锻炼”，实际与劳改相差无几。在农场工人和果农们的监督下，不仅要干最重的活，而且精神上还要受折磨，甚至受迫害。 　　第一个惩罚措施是先从经济待遇上给予打击。 　　即根据每一名被迫害者驯服的程度，对其收入待遇给予不同的降级，对坚决申辩理由不服强加罪名者，定为“极右分子”，每月只给18元生活费，如王衍周、王玉林、杨崇诚等都是这样，卢菊生甚至只给15元，而对一位“认罪态度好”的则只戴右派帽子，保持原工资60元。用这种办法摧毁一些人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意志。 　　劳动上高强度摧残。 　　右派们当时都渴望早日摘帽，抱着通过劳动表现自己对党忠诚的想法，从一投入农场就拼命干活，人人争先，劳动强度大大超过常人想象。 　　最严重的是饥饿。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右派们的粮食定量一降再降，每人每天8两毛粮，再被伙房克扣，人人都陷入严重饥饿，还得应对沉重的强劳动，天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冬天早晨6时起床，7时吃饭，一日两餐，早饭5两菜粥，晚饭3两，社员每日3两，领导就拿菠萝叶粉来补饮食不足。菠萝叶就是柞树叶。农场组织右派上山采收。采叶队伍的住地在秋皮沟，离采收地点有十多里路程，当时天寒地冻，大雪封山，环境极其恶劣。因为是吃的东西，质量要求很严，只准在树上摘，不准在地下拣，日定额30斤，完不成定额，就得不到晚饭的饭票，对我们老右的要求更苛刻，缺半斤四两都不行。早饭过后8时上班，每人背一个大花篓，踏着半尺深的积雪，向着十里之外的山区走去，到了采收的地点各自找地盘开始作业，天寒地冻，手脚冻得麻木不听使唤，到了下午2点半就得下山，到集中地点验收交货，足30斤者发给晚餐票，不合格者，得不到饭票，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处分。难友李玉泉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我忍饥挨冻往回走的时候，就想，这真不如进监狱，我宁愿坐牢也不愿‘劳动锻炼’，坐牢每顿还有一个窝窝头，现在我比坐牢还苦。” 　　比肉体上的劳累、腹中的饥饿两者更加残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我们走到哪里，背后总会有人指指点点，把我们视作魔鬼。在人前只有低头认罪、老实干活。而这仍不罢休，还玩出折磨我们的新花招。 　　还有从亲情上的折磨。 　　反右之初就有多位军官的未婚对象突然告吹，就是已经成家的，也要施加各种压力伤害其感情。“文化大革命”中，对右派除揪斗陪斗外，又强迫家属一律回原籍，汪业祥是1965年在林场时找到一个对象结婚，妻子被遣返还乡，丈母娘家不能住，只能租一间小房，丢人丢到丈母娘家门口去了。妻子受的委屈和世俗的压力无比沉重。许为南1962年已摘帽，被安置到绥中县电影院当放映员。1970年夏天某日，雨后天晴，他正带领着一群所谓有问题的人，在电影院清扫，搞卫生，一位领导把他找去教训说：“……要有主人姿态，积极主动地去找工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拨一拨动一动。”因回答的话不顺这位领导心，就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一连斗几个晚上，说他没有改造好，说这是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不久又要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到绥中农村继续改造。因他妻子是临时工身份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售货员，可随时辞退。他为了妻子的工作，更为了孩子的前途，便和妻子商定做出了最痛苦的抉择??离婚，回原籍当了农民。 　　农场还利用一些人的人性弱点，以“靠近政府就是积极”为钓饵，唆使右派打右派。 　　王玉林1960年得了浮肿病。医生给他开了证明建议到北京治疗。场部书记佟庆学已批准，可是五队书记就是顶着不准。王玉林无奈，为了活命，他还是回了北京，治疗一个月又返回五队，书记一伙愤恨他不驯服，就以“私自离队”为借口开会整他。当夜，组织16名右派斗他，有两名右派打他。 　　右派沦落为社会贱民，阶级斗争的反面教员、活靶子。 　　每来运动就把右派揪出来斗。1968年8月“文革”高潮中，王玉林在黑山林场挨斗时，众专政队轮番用皮鞭木棍猛打，从下午2点多开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一鞭梢抽到他太阳穴，登时昏死过去，又被弃置无人管，直到夜里10点钟才缓醒过来。有的右派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下，难舍地离队而去。如向同衡，原空军第五速中教员，到二队后很快适应劳动，但受不了饥饿，不久身体垮了，到1960年身患多种疾病，日渐消瘦，一日他说要外出看病，把行李捆好放在炕上，还把公家一把铁锹置于行李之上，匆匆去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从农场逃走的还有梁启俭、王兆彦、王锡山、季振均、姜鸿儒、傅喜堂、李森等一些人。 　　燕山脚下的冤魂 　　2000年，据幸存者互相交谈统计：改正时，已有10人被迫害死，18人残废，20多人逃跑生死不明，30多人失去联系。只剩下70多人侥幸存活，但也伤病缠身。 　　肖方之死 　　肖方被宣布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农场劳改时，痛不欲生，号啕大哭说：“我死也想不明白，我从参军，出生入死，保卫党的生命，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了？……”到农场后，拼命劳动。1962年，被摘了帽，但仍叫他“摘帽右派分子”，强迫留在农场劳动。1968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高潮中，农场“毛泽东思想捍卫队”又把他揪出来，天天晚上批斗，指控他有“新的反党罪行”，逼他交代。

　　　　杨小凯的去世，让我非常沉痛，也非常震撼，因为他是我们这一代人里第一个冲向世界也是第一个离开世界的人。 　　 　　　　我和杨小凯一样，这几年有非常大的紧迫感，觉得来日无多，想做的事却很多，所以有的时候说话可能非常激烈，并非认为自己了不起，而是认为自己差距非常大，特别是和杨小凯相比，我自己差距很大。 　　 　　　　在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问题上我是非常明确的全盘西化。但是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经济学，哪一条道路适合中国的国情，有很多的辩论。就这个情况我讲讲我所了解的杨小凯。我理解的杨小凯，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这在杨小凯身上体现得非常明白，他做经济学不是为了拿终身教职，不是为了个人荣誉，而是为了改造中国。我最早知道杨小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我们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参加文化革命，很少有人反思毛泽东思想本身有什么问题。所以当我第一次知道湘江风雷的杨曦光贴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我非常震惊，我认为这是文化革命当中除了个人攻击以外，唯一有思想性的东西。当然那时候的杨曦光思想非常的左，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而认为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式的革命还不够彻底，所以他实际上提出“二次革命论”，要比文化大革命提出来的目标——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还要彻底。所以我对杨小凯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 　　 　　　　我后来见到的杨小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但是我对他当时的目标和勇气更加印象深刻。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见到杨小凯的具体时间。我看到了他写的《经济控制论初步》，我知道当时中国有几个人要把控制论用到经济学里面去，我一个，当时的金观涛一个，都是大学生，但是还有一个连大学都没有上过的杨小凯。而实际上用科学工具并不是目的，只是一个用以讨论中国和世界的基本问题的手段。所以我当时对杨小凯印象非常深刻。从数学方法上说，作为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能够首先把控制论用到经济学上去，这已经非常不简单了。但从那里面反映出来的雄心和思想光环更让人感到震撼。 　　 　　　　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佩服的人非常少，但是我对杨小凯的佩服是真实的。 　　 　　　　第三件事发生在留美经济学会。留美经济学会前两届我没有参加，实际上我和杨小凯一样，一到美国就希望组织中国的留学生，组织最关心国家命运的同学讨论、研究中国将来的命运和走向。我去过哈佛、MIT很多次，组织过讨论，有很多高谈阔论之士，但没有多少像杨小凯那样坚定的要做实事的人。等到我知道留美经济学会成立并要参加的时候，当时我发觉留美经济学会外面看很热闹，内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原因是经济学会一旦有影响，就会有人拿来把它变成自己的工具。当时有人似乎要改变留美经济学会的方向，最好取消留美经济学会，还有人想要把它变成个人成名的工具。杨小凯从来没有做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到他是留美经济学会创立时期的灵魂人物。 　　 　　　　那一次杨小凯和于大海来找我，动员我去竞选会长。当时我刚从医院出来，我知道我如果竞选会长我的身体会经受不住。但杨小凯向我分析了学会的形势，认为我有责任这样做，而且给我谈了他个人的经历。那次我非常感动。可以说我是在杨小凯个人的使命感和对全局的清醒的认识的感动之下出来竞选这个会长，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就不用说了。我觉得到今天留美经济学会没有垮台，没有变成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没有变成个人野心的工具，而变成了在中国坚定的传播经济科学——我不愿意用西方经济学这个词，天下没有东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有科学——同时坚定地推进中国改革，我对杨小凯有非常持续和深刻的印象。 　　 　　　　每当发生危机，是顾及个人利益还是推进中国改革的事业，我永远觉得后面有一个人，有一个良心，也是一个个人的朋友在召唤。这个人虽然经常和我有争论，但也是唯一可以和我争论又让我尊敬的人，这个人就是杨小凯。我觉得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中国的知识分子，好的方面是有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差的方面也是使命感，把做官、从政作为自己的最高成就，为此不惜牺牲学术的独立和学术在世界上的地位。 　　 　　　　到今天为止，包括我本人，也很难摆脱中国文化的传统。每次碰到到底是科学第一、学术第一还是从政第一、以当谋士为荣耀，中国知识分子经常摆脱不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自己也非常愿意参与政治，但是到现在为止，还能够坚持学术独立，我认为得到杨小凯深刻的影响。我觉得杨小凯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而且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想要回到巴黎公社。经过坐牢的死亡边缘上的经验以后，到了西方，我认为他成为非常坚定的原教旨的自由民主论者，希望像西方一样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机制。这条道路走不走得通我并不知道，但是他非常坚定的探索。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学家，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发表他在文化革命中的回忆录，而这里面的思考包括对人生的观察，讨论监狱里面非人性的行为，对社会基本理论的探讨。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杨小凯有比较多的争论，但是我认为他的执著，他对中国和人类命运的关心，这种使命感很少在其他经济学家身上看到。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是一个先驱者。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杨小凯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问过他，但我想问过，他既然那么执著于政治，为什么不投入国外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而是非常坚定地要创造一个主流经济学里的中国流派。这是为什么？肤浅的解释可以猜杨小凯想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中国想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中国百年鸦片战争以来，只满足于介绍、宣传西方的理论，认为用到中国就可以研究中国问题。想要用中国的经验来修改、发展、甚至挑战主流经济学的，而且步向成功的第一人我认为是杨小凯。两三年前我们经济研究中心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百年，台湾有个学者回顾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发展，他分析统计哪些人在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后来问他，中国人有什么突出贡献，他说没有。我当时听了非常难过。当时的截止时间太早了一点，如果再晚一点我觉得杨小凯的名字应该列得进去。 　　 　　　　还有一件事情对我提升经济学的视野和思想有非常大的好处。我1989年在奥斯丁组织了一次非线性动力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国际研讨会，当时也是普里高津——布鲁塞尔学派和西蒙的有限理性学派想要挑战主流经济学的一次尝试，来了很多的名家，包括做世界体系的沃勒斯坦等。当时让我非常惊奇的是杨小凯并不做复杂科学、非均衡这些问题，但是他非常积极的参会，而且非常积极地推动把他的论文列入文集。 　　 　　　　而他做的工作恰恰是研讨会的主题之一，就是劳动分工。我也是在那次会上知道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而杨小凯也和我做了非常长的讨论。所以我当时意识到，同样在美国留学，大多数人是追随主流派做一些时髦的题目，但也有人在思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回到阿伦•扬的劳动分工问题，要想在这方面突破。劳动分工是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主题，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非常遗憾的是，当时我只是一个博士后，主编是Richard Ray，他也是非常好的做混沌经济学的鼻祖。他说杨小凯的问题是非常先进的，但超边际分析实际上是均衡理论的推广，还是优化理论，不属于我们这个学科的方法范围。我们这个学科是连优化也要否定的，所以就没有把他的文章列上去。 　　 　　　　当时我感到非常遗憾，还担心小凯会不会就此气馁。后来我发现小凯不但没有气馁，而且更加执著的和主流派对话。他后来找到了芝加哥的舍温•罗森，后来还找到了布坎南，找到了阿罗，使他的东西从非主流进入了主流，而且还举行了国际研讨会。他雄心之大，想要模仿阿罗，还要动员学数学的人把他的理论变成公理化体系，而且向已有的所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挑战。虽然有些人认为他言过其实，在学术上过于激烈，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座诸位，包括我在内，缺乏杨小凯这种勇气、执著以及和主流经济学家对话的能力。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杨小凯比大家所公认的在学术上有贡献的其他人都要走得远。所以即使杨小凯不在了，我希望其他的人能够发扬他的精神，在中国这20年，甚至100年有天翻地覆变化的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不仅是做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注解，还有自己的贡献，就是告诉世界中国的经验带来什么东西。当然这个贡献有可能是发展杨小凯的理论，也有可能不同于杨小凯的理论，但是我觉得杨小凯的雄心和远见是这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下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要继承的。 　　 　　　　杨小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人格。中国人有个毛病，人在的时候都是批评，人不在的时候都是歌功颂德之词。我觉得杨小凯不是这样的人，杨小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非常实在的人。我觉得我和杨小凯打交道，我和他争论是最快乐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是中国的文笔之下的完人。一个人的特点就是一个人的优点，也是一个人的缺点。杨小凯可能没有得病以前就意识到自己的雄心这么大，人的生命却这么脆弱有限。我看到杨小凯那么拼命，我说，难道非得弄到把自己的生命催到快要崩溃，他还是笑了笑，虚心接受，坚持不改。 　　 　　　　后来我想我自己大致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杨小凯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一方面以他的大才，他的经历，他应该是非常狂妄的，但是和他讨论，他能够容忍很多不同的意见和他争论，又非常谦虚非常平和。有时候看他对自己的评价，非常自信，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放在眼里，我觉得就是狂妄。 　　 　　　　有时候他又十分谦虚，我讲一个非常深刻的例子。我认识张五常，知道张五常的工作，就是从杨小凯那里知道的。但是他到港大和张五常争论，不认为应该论资排辈，不认为是师长就不能够公开争论，这种西方式和东方式的道德在杨小凯身上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混合。我想我大概不会有时间写一个小说或者一个回忆录，但是如果要写的话，我觉得杨小凯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而且是非常值得怀念的人。 　　 　　　　小凯临终之前两年，发了一个Email给我，说他有很多忏悔，然后加入基督教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有意思。我一直在研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这个民族是没有宗教的，但是西方的科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和犹太教的信仰有关系。最近西方有很多辩论，说市场经济要是没有信仰的话，如何建成市场经济？杨小凯这件事情开始让我很惊奇就是我想小凯是一个非常有信念的人，非常有科学经验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得病以后还是得病以前皈依基督教的，但有一条我很欣慰，因为我前面讲了我觉得杨小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把他的身体摧毁掉了，但他皈依基督教以后，心情平和了很多，而且对自己以前的很多问题还作了忏悔，而且把这些忏悔Email给了很多他以前的朋友。 　　 　　　　当时我想，中国人一般都是一旦有成就都要把自己装的高大，再把自己的缺点都掩盖。像杨小凯这样一个诚恳的人，最后走到皈依基督教，忏悔自己，还写给自己的朋友的人太少了。虽然我不会皈依基督教，但我想科学本身也是一种信仰，相信世界是可以用数学和实验方法认识的，这是一种信念。我觉得作为他的一个故事，在走向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上他的心路历程，这件事也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不愿意为了假装他的人格的完美而不提起这段变化。 　　 　　　　我觉得小凯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的丰富的、矛盾的、不断改变自己的这样一种性格。而这种性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实在是太少了。我希望如果我有机会在临终以前进行忏悔的话，能够有杨小凯这样的勇气，面对自己的人生，想想哪些是追求过而没有达到的问题，哪些是应该追求而没有追求的问题。我希望讲这些话不要被人误解我妒嫉杨小凯，和他争论或者对他有偏见。我认为留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是对人真实地记录，对他成功地记录，失败的纪录，从来没有人能够判断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昨天认为成功的，明天可能会认为失败；昨天认为失败的，明天可能认为成功。 　　 　　　　我觉得杨小凯这样的人，他的一生，他遭受的苦难，他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对我来说像是人生的一堂课，从中可以得到不同的启示、不同的教训。每过一个时代，会让人对他的生命的意义有不同的解读，有不同的启示，而且鼓励后人走得更远，能够实现他那未能实现的目标，就是让中国和世界将来变成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更公平的社会——为有才能却不得志的人创造更多的机会，给那些高高在上、有权有势有财的人一个限制，不能让他们垄断一切权力，让社会不断的改革和进步。 　　 　　http://finance.sina.com.cn/jingjixueren/20040716/105387517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