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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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逢6•4天安门事件23周年，前苏联和中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也逾21年。大多数“植入型”（或称“外铄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东欧诸国，在一代人的老去之后，共产主义带给这个民族的耻辱与痛苦渐成历史；但在“内生型”（亦称“原发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俄罗斯及中国，前者还处在开明专制状态中，后者还未能进入开明专制。 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很有意思。 共产党国家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原发型。这些国家是共产革命的原发地，共产党政权是通过本国的武装革命建立起来的，如前苏联与中国；另一类是“外铄型”，如东欧国家那样，是在外国军队占领下，将由外国政府训练好的本国共产党干部输送回国，从而扶持起一个依靠外国的坦克机枪维持的共产党政权。前东德共产党干部列昂哈德•沃尔夫岗的《革命之子》一书（1980年出版，英文），其中有一节“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记述了他跟随东德共产党领导人乌布里希，在苏联枪炮护送下回东德建立共产政权的过程。 如果用“玩牌”这一形象的说法，在内生型共产国家，是统治者与本国的反对武装力量双方玩牌，支持列宁的德皇威廉二世与支持中共的苏联，都不正式出场，只是暗中送上几张好牌支持其中一方而已。但在植入型共产国家中，除了本国统治者与不成气候的反对者之外，还有手持王牌的外来者，其力量足以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两种不同的牌局决定了这两类共产国家的历史命运的不同。内生型共产党政权的解体多半起因于内部的瓦解；植入型共产党政权的情况则取决于外部变化。 在植入型共产国家，历史上市场经济、市民社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等经济文化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多数民众对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缺乏发自内心的拥戴。相反，他们往往把政治高压看成是外国势力撑腰的本国傀儡政权的不得已作为，对本国共产党政权的不满与维护民族独立、维护本国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东欧的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先后发生过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起义，社会根源就在这里。在这些国家，一旦最有决定力量的玩牌者退出——即外国扶持者放弃其干涉内政的立场，傀儡政权就可能随时垮台。 苏联和中国同属“内生型”共产国家。这两个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共产党政权，既有内在的深厚社会土壤，也有外在的一些所谓“历史偶然”。 先说“历史偶然”因素。比如，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就不可能得到德国的经济支持，军队也不会反战，十月革命可能就无从发生。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早期的中共就无法生存；而没有日本侵略中国，中共也不可能生长壮大到打赢内战。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农业社会占据经济的主要成分，小农构成社会成员的大多数。这类社会中，共产党的乌托邦宣传比较容易骗取民心；而城市的市民社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等传统则非常脆弱，很容易被小农的汪洋大海所吞没。这些，都构成共产国家的“内生”社会土壤， 俄中两国在共产革命前夕，都是农民大量破产并半无产化之时。1861年，俄罗斯开始农奴制改革，农奴成为自由人，但需要交付巨额赎金，不少农民无力经营农业。加上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原有生产方式的挤压，导致大批农民破产。民粹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俄罗斯封建制度发生碰撞，俄罗斯农民生存状况恶化的这一状态下产生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批代表着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利 益的年青知识分子冲上了俄国的政治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民粹”两个字就是从俄语的“民意”转译而来的。民粹主义不加分析的把资本主义大生产视为衰落和祸害，对大规模商品生产深恶痛绝，带有明显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色彩，在19世纪60-70年代的俄罗斯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在19世纪中晚期，本来就已经承受着不堪负载的沉重人口压力，再加上口岸通商，资本主义工业品严重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破产与农民半无产化这一痛苦过程，产生了大量游民。清朝廷对付的各种会党叛乱民，其实主体就是游民——失地农民与城市无产者。各种思潮通过大批留洋学子而涌进中国，但无论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其他的各种主义，都不如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大。 一个穷人过多的社会，对民粹主义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对以个人自由为特点的自由主义更是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很容易接受以消灭阶级差别与均富为号召的社会-共产主义思潮。在这种社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属于内生型。这种内生型共产党政权一旦建立，除非它因内部严重分裂或经济危机不能自我维持下去，一般不太可能因为外部力量的介入而解体。它的长寿特征造成了社会内部对现代民主的隔膜，甚至出现包装在爱国主义旗号下的拥护专制、抵制民主化的思潮以及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即便这样的国家实行改革，甚至开启了民主化的历程，也不可能象植入型共产党国家那样形成与共产党制度划清界限的社会氛围，于是，旧体制的游魂就会和转型中的权贵组成种种结合，左右舆论、蛊惑民心，因而走上漫长而反复徘徊的转型时期。 中俄两国只有一点不同：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这只双头鹰就开始将它的一只头转向了西方。在数百年近现代化进程中，俄罗斯一直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东方的专制之间摇摆不定。它时而表达自己对西方文化的钟情，时而又强调自己 的东方特征。也正是因其两只头的朝向摇摆不定，俄罗斯的文化归属属于边缘化状态：西方从未视俄罗斯为欧洲文化的成员，而东方更从未将俄罗斯当成亚洲国家的成员。在东西方文化中的长期犹豫和彷徨，导致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了俄罗斯目前的政治特色：外表上具有西方民主制的选举制形式，实质上却奉行东方专制特色的强人政治。 但中国从来只有一只头，这只头更是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方向。中国虽然也高喊要学习西方，但从晚清时代开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体，西方科技”为用，其政治内在禀赋从未变过。如果说俄罗斯现在已经进入开明专制阶段，政治反对派所要求的是建立完整健全的民主制度，那么中国则距离开明专制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对派的“共同底线”，无非是希望当局实行开明专制，区别只在于是由共产党继续领导，还是让共产党内部分为两派，通过党内民主程序 决定由哪一派执政。

本报记者 付雁南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5月30日  12 版） 张涛 1735年的一份《纽约周报》，这是美国媒体对孔子报道之始。 1923年，《波士顿环球日报》刊登的漫画中，杜撰孔子对白。 1971年，《芝加哥论坛报》刊登的汽车广告：子曰，聪明人买新型别克车。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东门上方的人物雕像，从左至右依次为孔子、摩西、梭伦。          初到美国交流的时候，四川外国语学院教授张涛总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有一次，他告诉美国的朋友，自己的家乡是四川广安，“那里是邓小平的故乡”。 　　“谁是邓小平？”对方一头雾水地问。 　　当时，张涛正在查阅早期的美国媒体资料，希望研究“美国民族意识的形成”。可没想到，在这个“纯美国”的学术领域里，他竟然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痕迹。 　　200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图书馆，张涛偶然翻到了一份1743年的《纽约周报》——当时的美国还没有独立。这份内容简单的报纸只有4个小版，可占据整个头版篇幅的，居然是一篇名为《孔子的道德》的文章。里面对中国崇尚儒学、言必称孔子的行为作了不少介绍。 　　尽管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美国文化，张涛仍然觉得非常意外。“你们美国人这么早就知道孔子了吗？”他向系里的美国同事询问。 　　同事也没有给他满意的回答。事实上，他们尽管都对孔子有所了解，却很少有人关注更深入的内容。 　　“要不，你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一位同事建议。 　　在那之后，张涛花了7年时间，在15家美国报纸上收集了近万篇涉及孔子的报道，从中分析美国媒体塑造孔子形象的变迁。最近，他把这些研究写入了一本名为《孔子在美国》的书里。 　　 近代以来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都会受到“来自孔子的批评” 　　根据书中所记载的报道，在美国，孔子的形象并非仅仅是一个中国的古人。美国媒体不仅会提到他的名字，还会引用他的言论，评价国内的新闻。 　　甚至，就像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常常需要忍受言官的谏言一样，在当今美国，总统也需要忍受一些“来自孔子的批评”。 　　小布什曾经因为言语含糊、用词不当，被《纽约时报》撰文批评。这份美国最有声望的报纸称：“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小布什的行为恰恰是这句话的确切写照。”《旧金山纪事报》干脆建议，小布什应当“聘请一名深得孔子精髓的人作为家教”。 　　他的前任克林顿也没能逃脱来自孔子的“谆谆教诲”。在评论他的性丑闻时，《华盛顿邮报》写道：“孔子所言‘吾未见好德有如好色者也’，精确预见了20世纪末的克林顿事件。” 　　张涛在研究中发现，近代的美国总统，“几乎每一任都会受到以孔子为标准的批评”。 　　当约翰逊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和罢工运动表现不力的时候，媒体告诫这位总统，“孔子曾经说过，以约失之者鲜矣”，所以做事不能过于谨慎。而他的支持者也同样抬出孔子，认为约翰逊提倡政府控制的政策与孔子的为政原则不谋而合，比如“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当尼克松水门事件爆发的时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引用孔子“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名句批判这位总统。1986年，深陷伊朗门丑闻的里根也遭受类似的指控。《波士顿环球报》提醒他，应该牢记孔子的语录，明白“足食”、“足兵”和“民信”三者中，“民信”最为重要。 　　张涛评论说，在国内政治相关的讨论中，美国人所提到的孔子，聪敏、博学，“置身事外而又善于捕捉事物的本质”。 　　有时候，媒体甚至会篡改、杜撰孔子的话。1951年，《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一篇漫画讽刺肯尼迪，配文写道：“请允许我引用孔夫子伟大著作《论语》中的话：统治者行善不应当浪费公共税征收。” 　　相比之下，艾森豪威尔总统获得的评价要好得多。《华盛顿邮报》引用孔子“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的话来概括艾森豪威尔的施政理念，甚至直接评价他足智多谋的秘书是“政治领域的孔子”。 　　连失业的美国工人们也需要这位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老人。他们在一首“战歌”中这样唱道：“孔子是睿智的古代圣人，他说我们需要维持生计的工资……” 　　 “孔子的国度”、“孔子的文字”，以及“孔子的小眼睛子孙” 　　如果回溯历史，在很长时间里，西方世界对孔子的了解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16世纪，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中的孔子形象介绍到了欧洲，随后又传到了美洲大陆。 　　1735年的一份《纽约周报》上，刊登了一封两个版篇幅的读者来信，介绍中国人对孔子的尊敬和信仰，并且列举了几条孔子语录。 　　以张涛的研究，这是美国媒体最早对孔子的报道。 　　在那之后的100多年，孔子都是一个异国文明的象征，“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西海岸发现金矿，大量华工涌入，美国媒体对于“孔子”的认识才变得直观起来。 　　踏上美洲大陆之初，华人群体并不为当地所容纳，美国甚至在1882年通过了《排斥华人法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对孔子的描述也变得迂腐、荒谬。《芝加哥论坛报》曾经形容当时的一些政策抗议者的言辞“如同孔子的福音一样令人费解”。在一部反映摩门教徒生活的喜剧里，“身着绒布衬衫，举止粗鲁”的男主角干脆被命名为孔子·麦金利。 　　孔子在美国的形象也因此显得矛盾。“在评价本国事务时，孔子是个博学的智者，可一旦与中国、华人联系起来，他的形象就出现了很多负面的内容。”张涛总结道。 　　早期中美关系史上，“孔子”被美国媒体认为是阻碍中国发展的障碍。当时，晚期中华帝国刚刚被炮火轰开国门，“言必称孔孟的迂腐书生”，一度令西方媒体匪夷所思。《纽约时报》曾经评价说，让人死记硬背孔孟之言“远非最好的教育制度”，“人们应该破门进入整座孔子殿堂”。 　　“已经运转千年的制度，不论如何完善，都只能适应产生它的时代。而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它只会显得格格不入。”这篇文章如此评价道。 　　一个多世纪过后，曾经被批评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孔子学说，却被频频拿来评论最时新的新闻，甚至被封为东亚经济腾飞的秘诀。《华盛顿邮报》说，孔子伦理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像新教伦理在西方的作用一样”；《纽约时报》也将孔子伦理定义为亚洲的优势特性。 　　《基督教箴言报》评论说：“孔子在公元前6世纪率先确立的中国道德与政治秩序传统，引导了东亚的工业发展。” 　　尽管不少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筷子、蟋蟀笼和廉价劳动力”，但“孔子”毕竟成了双方增进了解的一个重要渠道。说起中国美食的历史悠久，媒体会强调它“与孔子同龄”；游客发现中国人日常举止彬彬有礼，也会称赞这是“圣人孔子2000年前阐述的传统行为规范”。 　　甚至，在美国媒体上，连中国也一度被称为“孔子的国度”。类似的称呼还有“孔子的文字”，以及“孔子的小眼睛子孙”。 　　 孔子与华盛顿一起“捍卫着世界和平” 　　除了思想，孔子的“本尊”也在不断漂洋过海，落户地球另一侧的美洲大陆上。 　　张涛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孔子形象的纪念品是国民政府非常重要的外交礼物。银行家怀特黑德曾经被赠予一尊银质的孔子雕像；“苍然长衫、仪态庄严的孔子娃娃”，也曾经作为奖品，颁发给向中国捐款的美国人。 　　1925年，世界控制鸦片会议上，中国带来的礼物是一架金丝屏风，上面写着孔子的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941年2月，重庆举行了一场华盛顿诞辰纪念活动。美国总统特使发言时，眼尖的媒体发现，他身后的壁画内容是，孔子与华盛顿一起，“捍卫着世界和平”。 　　“当时，日本的侵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生存危机，所以在外交领域，政府官员也极力强调孔子的民主与和平思想。”张涛说。 　　1937年，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孔子弟子所推崇的“民人”和“社稷”，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民主口号”，中国历来爱好和平，抗日战争是一场“民主之战”。 　　著名学者林语堂曾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文章说，孔子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相隔千年，却有着共同的观点，相信“道德秩序对于和平至关重要”。 　　“为了这一共同的民主，中美更应该并肩战斗。”林语堂写道。 　　1943年，宋美龄访美期间，多次引用华盛顿、林肯、耶稣和孔子的话，突出中国的抗战信念，希望获得美国的援助。在芝加哥体育场的演讲中，宋美龄特别提及孔子的顽强信念，呼吁中美并肩战斗，“捍卫我们的理想”。 　　孔子无疑增加了这位中国“第一夫人”的魅力。人们在街头聚集起来欢迎她，一位美国小女孩向《基督教箴言报》的记者说，她觉得，对宋美龄最好的欢迎方式，就是对她高喊“孔子”。 　　美国人的确在用“孔子”向中国表示友好。1908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议案，同意将中国在《辛丑条约》中所赔偿的半数赔款返还中国，用于资助留美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再一次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以及美国的“美华协进会”，旨在向美国介绍中国。在1926年费城独立150周年的庆典上，美华协进会举办了一场大型的中国教育展，其主题之一就是“孔子的影响”。 　　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孔祥熙访问美国。在此之前，这位“孔子第75代孙”曾经用孔子后人这一身份多次在美国参加活动、发表演讲。这一次，他代表国民政府，将两尊中国传统的石狮子捐赠给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作为“中美友谊的象征”。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记载，这对狮子来自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的孔庙。 　　7年后，一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来到中国，成为美联社的战地记者。这位名叫托平的美国人后来成了普利策奖评委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以及《纽约时报》的副总编辑。而在当时，他是第一个报道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西方记者，并且在文革期间第一次被批准采访了周恩来。 　　“那对石狮子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念大学的时候，我每天都要经过它们。”多年后，托平在谈到这件来自孔子故里的礼物时说，“是它们让我与中国产生了最初的联系，并带我走进中国。” 　　 中国人需要用孔子的名字来传递好感，美国人也需要借助孔子来表达对中国的尊重 　　2002年10月，出访美国的江泽民主席在乔治·布什图书馆两次提到了孔子。 　　谈到熊猫问题时，他引用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话，说明自己在这个领域并非专家。在随后的演讲中，他再一次提到了这位中国古代“圣人”。 　　“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江泽民说，“……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在5年前的访美行程中，他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感谢美方的款待。在另一次午餐会上，他强调尊重个人尊严和价值是中国人民的悠久传统，“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就是明证”。 　　事实上，中美关系近几十年发展中，“孔子”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角色。 　　当两国处于“冷战”背景下，这位提倡“和为贵”的老人，也会变成斗争的武器。上世纪中期，美国曾经希望通过支持、利用孔子学说，“分解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影响”。文革期间，为了区别于大陆的“批林批孔”运动，蒋介石每年都会高调参加纪念孔子的活动，以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1968年，台湾当局曾向联合国赠送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孙中山手书的孔子语录“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块石碑一度被摆放在联合国大厅里。 　　1971年，蒋介石在九月的孔子诞辰庆典上缺席，美国媒体立刻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信息。当时，《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猜测说，他也许准备从“总统”的位置上退休了。 　　一年后，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孔子的角色又“摇身一变”，成为中美两国相互传递好感、交流信息的桥梁。1972年，尼克松访华，双方签订《上海公报》。当时，在美国媒体轻松的花絮报道里，孔子复杂的饮食原则被拿来形容中国接待工作的细致认真；而在严肃的分析报道中，媒体也煞有介事地提出，影响《上海公报》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孔子——公报“求同存异”的原则反映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反对大国在亚洲的霸权主义”体现了孔子的和平思想，而通篇对苏联的回避，则是“孔子讲求实际的写照”。 　　“孔子曾经说过，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尼克松和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界定——或者重新界定——两国的分歧冲突与共同利益。”《洛杉矶时报》在当时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1987年，里根政府的国务卿舒尔茨访问中国时，行程的重要安排之一，就是去曲阜拜谒孔子故里。在山东的欢迎仪式上，舒尔茨热情称赞道：“孔子的教诲将继续、并且永远是人类的智慧源泉。” 　　“中国人需要用孔子的名字来传递好感，美国人也需要借助孔子来表达对中国的尊重。”张涛评论说。 　　如今，在新时期的外交舞台上，中国也在试着发挥“孔子”的魅力，塑造和平崛起的形象。2000年，华盛顿展出了中国一批古老的乐器，包括编钟、古琴，而这一展览被命名为“孔子时代的音乐展”。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肇星专门来到现场，用复制的乐器演奏了《白毛女》的曲调。 　　2011年10月，山东省的宣传片在纽约时报广场播放。30秒的广告中，泰山、黄河和青岛的海滩相继登场，由孔子“作揖行礼”的水墨形象作为完结。国内媒体在介绍这部“屏幕月租超过30万美元”的宣传片时说，短片以孔子贯穿始终，能够“将中华文化的自信大方、谦谦君子之风传递给世界”。 　　不过，张涛在研究中也发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样的交流很多时候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有时甚至还会被解读成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形象”。 　　显然，中美两国间的沟壑，单凭孔子一人，实在很难填补。 　　 孔子只是一个符号，不同的人给他赋予不同的含义，然后各取所需 　　几年的研究下来，张涛发现，对于“美国媒体塑造的孔子形象”，自己没办法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很多情况下，这一形象与孔子本身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 　　上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罗斯福政府大力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各项政策，而用来说明其政策合理性的论据，就是来自中国的孔子。 　　当时，美国人眼中的孔子再不是那个迂腐、顽固的老人了。善于观察的政客们敏锐地注意到，孔子的“大同”理论，和当时美国社会的福利思想异常相似；还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罗斯福新政与孔子的“中庸之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毕生强调“克己复礼”的孔子，就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成了改革的代言人。波多黎哥大学董事会主席甚至直接宣称，孔子是“新政第一人”。 　　张涛说，这是因为美国人一直强调自由，强调市场主导，而在他们看来，孔子认为统治者应当“主动施政”。事实上，当反对党对罗斯福新政表示不满时，他们抛出的炮弹依旧是孔子：控制粮食价格的农业部部长华莱士被他们直接称呼为“孔子”，因为“只有孔子思想主导下的中国，才会不计后果地利用政府行为来干预物价”。 　　一位普通读者曾经在写给《华盛顿邮报》的信中引用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感叹。他在信中写道：“现在，美国人应当宁可忍受老虎，也不能接受罗斯福政府的‘集权控制’。” 　　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能体会到孔子当时在美国的影响力。在罗斯福时代修建的华盛顿国家广场上，仍然生长着当年种下的“孔子栎树”。据说，这是一种“历史性树木”，它的种苗就来自中国的孔子墓。 　　在频繁引用孔子的报道中，美国媒体有时候也会犯下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2008年，亚特兰大举行了一场中国兵马俑展览。华人大多熟知，制造兵马俑的秦始皇，曾经为了禁绝孔子的儒家思想下令“焚书坑儒”；但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他却是孔子的忠实拥趸，因为“兵马俑也反映了孔子的集体观念”。 　　“事实上，孔子在美国只是一个符号。”张涛说，“不同的人给他赋予不同的含义，然后各取所需。” 　　在美国历史上，许多截然不同的新闻话题中，人们都能看到孔子的身影。有时候，他批评非法贩卖酒类的人们“小人喻于利”；有时候，他哀叹那些没有拿到养老金的南北战争老兵“未知生，焉知死”；有时候，他还会对增税法案表示不满，因为这样就做不到“近者说，远者来”。 　　不过，大多数时候，大洋彼岸的人们仍然会给孔子足够的尊敬。《华盛顿邮报》1938年刊载的一篇文章，将孔子、摩西和林肯共同称为“历史上的和平缔造者”。“他们引导我们不断追寻和平、睿智和共同的福祉。”文中写道。 　　甚至，孔子的形象还被镌刻在美国最高审判机构联邦最高法院的外墙上。在这座白色建筑东门上方的三角墙上，刻有3个石像，分别是颁布《十诫》的摩西、雅典立法家梭伦，以及穿着长袍、留着长须的孔子。 　　联邦最高法院的官方介绍中说，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立法者”。 　　 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看到美国人眼中的自己 　　可以说，近300年来，除了中国世代流传的孔子理念，在大洋彼岸，始终存在着一个“美国的孔子”。 　　大多数时候，这个权威、睿智的老人都会戴着帽子，说着穿凿附会的话，弯腰作揖地出现在广告里。舞蹈演出的海报上写着“子曰，女性想要跟上潮流，必须学习舞蹈”；公墓广告提醒人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连赌马的人都要借助他的名头：“子曰，黑狐狸将赢得比赛。” 　　如同当下的中国人总喜欢引用外国哲人的“警句”一样，在许多毫无关联的话题中，美国人也总爱来上一句“子曰”。1940年，纽约哈莱姆地区的国会议员席位面临改选，白人、黑人群体都希望参选，双方在纽约街头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这时，黄皮肤的孔子却出现了。其中一条示威标语这样写着：“子曰，决不能让黑人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代表哈莱姆。” 　　张涛发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之为知之”以及“名不正言不顺”，都是美国人经常引用的孔子语录。不过，最常见的一句，却是“百闻不如一见”。 　　20世纪初期，新闻业就用这句话来说明插图的必要性。《华盛顿邮报》曾经夸赞自己的图片，有着“百闻不如一见”的效果。照相馆用这句话鼓励人们“遵照孔子教诲”，享受照相之乐。好莱坞比弗利山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则用这句话作为广告词，来宣传自己刚刚修建的样板房。 　　很少有美国人知道，这句被他们反复引用的“子曰”，出处并不是孔子《论语》，而是汉朝班固所写的《汉书》——足足比孔子晚了近600年。 　　在与中国无关的话题里，孔子的形象有时会受到滑稽的解构。比如，在一则租车广告中，他依然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和严密的逻辑，只租车不买车，因为“我喝牛奶，不等于我就要饲养奶牛”。 　　有时候，他还会被塑造成一个唠唠叨叨的老人。1940年代初期，“子曰”一度成为美国最热门的流行语，人们杜撰孔子的言论编成笑话，比如“子曰：华盛顿把树砍倒，是为了摘到樱桃”。还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孔子的妻子因为忍受不了唠叨而想要离婚，自己一定“百分之百理解”。 　　“美国社会对孔子的了解是模糊而肤浅的。”张涛说，“孔子只是一个简单易记、又容易引发联想的符号。” 　　事实上，在美国交流的那段时间里，张涛从没听到朋友们跟自己聊孔子。大家更愿意讨论中国菜、功夫、姚明，还有人想跟他“切磋一下乒乓球”。只有偶尔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提醒他，孔子在美国媒体上是一个“太复杂的形象”。 　　《孔子在美国》出版之后，由富兰克林创立的美国哲学会收藏了这本书，并且在写给张涛的邮件里称赞他的研究“富有价值”、“颇受欢迎”。 　　不过，让张涛印象最深刻的评论来自国内。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学者告诉他，看了这些关于“美国孔子”的研究，自己有一种“第一次照镜子的感觉”：“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能清楚看到美国人眼中的自己。”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6/0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王淑芳：国家软实力竞争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建 进入专题 ： 软实力 意识形态    ● 王淑芳       一、全球化时代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新态势          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这使得二战以来长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权力观念陷入了更大的理论和现实困境。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如军事力量、自然资源等有形力量在国家间竞争中的地位在下降，而以文化、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要素组成的“软实力”的地位在明显上升。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化，冷战后，以文化、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软实力”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     “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概念，他把国家实力区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大方面。他认为，所谓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这就是说，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政治、外交三方面，其核心实力是文化魅力。具体说来主要指文化的辐射能力——国家文化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吸引力；政治制度或政治观念，尤其表现在一国其内政、外交中所实践的价值观；外交政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行为被普遍认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1     从国家综合国力构成说，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是综合国力构成中不可缺少的软实力要素，它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当今世界，软实力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超过了硬实力的竞争，这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实践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实。就软实力所包括的三个方面——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而言，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即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否被重视和有效构建，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被高度认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一个不重视本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民族是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因此，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正因为意识形态为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所以意识形态工作就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从应对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战略高度看待和认识我国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构建，要从执政党党魂和国魂的本质层面看待和认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要从执政党地位和国家民族兴亡的政治意义上看待和认识主流意识形态的兴衰。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唯物史观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的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认知体系，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观点构成，反映了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并为其服务，成为其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的理论依据。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有主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别，而主流意识形态都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和表现。“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起着扩大政治认同、进行政治整合、规范政治行为、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的作用”。2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和执政的指导思想。“它是通过自身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先进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对整个社会和文化起到一种教育和规范作用。并对保持政治稳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3作为观念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过去是我们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思想保证，现在和未来是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的行动指南。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党继承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也是应对全球化条件下多种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冲击的有效战略。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4因此，正视全球化背景下多种思想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阵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有效构建，就成为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当务之急，也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具体而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冲击和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意识形态趋向被边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商业化运作，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纷纷涌入，新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中有很大市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传统价值观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使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思想文化基础被削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思想混乱，情绪波动，直接造成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感和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减弱，使社会政治文化整合难度加大，中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哲学等文化形态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整合功能开始面临挑战。就我国现在的意识形态状态而言，一方面是僵化的意识形态理论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是亦步亦趋地追随国外的意识形态理论，符合当今改革开放实际的意识形态理论并没有很好地建立或重构。     第二，主流意识形态趋向被淡化和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是自建国以来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就已经明确的事情。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断。5建党90年、建国6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什么时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取得胜利，反之则遭致惨痛挫折和失败。当然，这里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并不是僵化教条化误读化地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地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了十年“文革”中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神圣化、教条化、本本化的深刻教训，大胆思想解放，冲破各种思想禁锢，为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但与此同时西方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乘机涌入，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在国际上流行的“意识形态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开始在国内流行，很多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地位和价值，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在市场经济时代“过时了”“不灵了”，新自由主义应该成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以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理论一度成为许多人推崇的“普世价值”。加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和“文化帝国主义”战略攻势很猛烈，他们极力兜售资产阶级民主人权自由等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思想领域一定程度的混乱，给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冲击。近年来，互联网越来越普及，人们的思想信仰趋向多元化，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潮一度盛行，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和弱化了，尤其是“80后”“90后”这些与改革开放和互联网共生的青年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更加肤浅和片面，有的甚至很陌生，没有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     第三，主流意识形态趋向被误读化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曾经有教条化、误读化倾向。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用主义解读，不区分具体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盲目照搬、机械理解，甚至断章取义，如夸大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种倾向是神化和官僚化，主要表现为理论与实践脱节，使马克思主义给人以“落后”、“过时”、“无用”的消极错误形象理论表达偏向走学术化、精英化路线，严重脱离大众；理论的批判性维度和价值超越性维度缺失，导致理论难以引导与支撑社会大众的精神信仰，造成官僚化、庸俗化和粗糙化的理论假象；宣传方式采用强制性灌输，形式主义意味浓厚，让人产生疏离和排斥情绪。上述种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教条理解，是对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的曲解和误判，容易造成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心理上的距离。     　　     三、应对软实力竞争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构建路径     　　     上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如不引起高度重视，不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将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站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战略高度，站在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的原则立场，我们必须在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实践中，站稳意识形态竞争的制高点，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     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不动摇。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是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起着扩大政治认同、实现政治整合、规范政治行为、增强政治体系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的作用。它是一个社会统治阶级意志的反应和表现，是一个政党执政的思想灵魂和政治支柱，所以，虽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时代，多种意识形态的冲击甚嚣尘上，社会的政治文化整合功能有所弱化，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不动摇。为此，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不动摇，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占领思想文化和舆论阵地；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传播与推广、教育与规范、承续与创新作用，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厘清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方法论和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厘清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与社会思想意识的多样化的关系，深刻吸取苏东剧变的惨痛历史教训，坚决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极端错误观点和主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自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当前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划清“四个界限”等重大理论举措，表明党中央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坚决态度。     第二，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科学性、开放性、创新性。构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基本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面前不断凸显其强大的解释力和旺盛生命力。因此，吸收一切先进合理的思想文化因素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实效的重要条件。理论创新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理论不断适应现实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把“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有机统一起来。     时代化既包括内容的时代化，也包括表现形式（语言和话语体系等）的时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首先必须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积极回应时代挑战，明确回答时代问题，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范畴、新论断。其次要用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语言，用适合应当今社会的表达方式，更好地阐明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的主张和看法。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既深深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强烈地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再次，必须用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技成就拓宽马克思主义视野，积极借鉴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于我有益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是以社会实践发展为基础的动态的、开放的体系，它的理论活力来自不断对社会实践经验的概括，来自不断地吸收科学进步的新成果。时代的新发展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经济全球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尤其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迫切要求我们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推广传播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坚持和努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在于马克思主义真正为广大群众所认识、理解和接受，并形成为文化自觉。历史表明，只有牢牢地立足在大众的基础上，走群众路线，真正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真正做到“大众化”。当前，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的关键就在于将理论转化为人民大众自觉的思想和自为的实践。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人们总是以种种理论试图“告别马克思”的时候，其实是在本质上没有读懂马克思主义，“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与革命相关联，而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时是一种发展哲学，另外更为严重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逃逸出去”。6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能够解决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要走下“圣殿”和“神坛”，真正回归人的生活世界，成为平民百姓可理解、可认识、可接受的精神食粮。当前人们都在关注就业、公民基本权益、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官民关系、贫富分化、教育等问题，怎样把这些日常生活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加以分析解释和解决，取得大众认同，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变生活世界的理论，体现其为大众服务的价值追求，把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所应具有的大众吸引力的建设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着力点。     第三，增强全社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它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能够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认识和掌握，进而自觉地去遵从和信奉，最终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但这一目标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获得各个社会阶层民众的认同和共鸣之后才能实现。在当前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种价值观碰撞与冲突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所弱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的研究。理性权威主要来自于理性的说服力，它指秉承这一意识形态的政治集团要拥有让人自觉听从和信仰的感召力。一种意识形态能够维持，一种思想文化能够得以延续，取决于该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即取决于民众对该意识形态内在思想理论的认可和接受。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可以使民众产生对理论的信服和文化的自觉，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从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中，充分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化指导地位的必要性，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讲的，我们要“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增强说服力和战斗力，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7     第四，以制度优势保障主流意识形态竞争的优势。“进入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除了原有的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意义，还越来越显示了其对于发展的重大意义。”8“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构成，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具有战略作用；作为新兴的文化产业的精神内核，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我国的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具有引领作用；作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人民、指导实践的主阵地和主渠道，意识形态建设对于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基础作用。”9既然我们在新时期必须着眼于从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来看待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制度问题，是政权和阶级问题，那么以制度竞争优势保障意识形态竞争优势就显得尤其必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更丰富的生产力，能够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趋向公平，能够为人民带来更大的福祉，能够使人得到全面发展。这些目标的充分实现需要经历长期的发展过程。就目前而言，在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中，我们要做的中心工作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不动摇，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不断理顺和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使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自觉自愿地去履行公民职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制度优势表现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及国际竞争力等多个方面，其中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主要内容，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一种制度优越性的主要标志。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打造精干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创造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使政治制度有强大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这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使命，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基础。     第五，以执政党的先进性支撑政治文化竞争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立党立国的根本。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就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最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宝贵经验的总结。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要经受住改革开放背景下执政的考验，积极应对“西化”、“分化”的挑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最根本的要求。要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先进性首先体现在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上，这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信念，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人生负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品德追求、知识追求和贡献追求。党风政风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是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指向。一个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政党才能担当起意识形态建设的重任，才能长久执政，保持政局稳定。     第六，以战略持久性保障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和国家都处在转型阶段，新旧体制交替所带来的多种思想意识并存是正常的。而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思想意识的形成和变化又不会与社会存在完全同步，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传播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照顾到教育对象的认知水平和能力、社会发展的现实制约因素、思想意识形成的复杂性等方方面面，进行循序渐进、扎扎实实的学习、宣传、感化、示范、导引等工作，避免搞运动、走形式、走过场等急功近利的行为。要真正把它当做一项百年大计、关系民族复兴之本的事业严肃认真地对待。要关注百姓日常所思所想所愿所盼，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走进百姓生活，让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公民日常行为，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这方面我们倒应该向西方学习，西方的意识形态教育是完全常态化、系统化，没有一刻淡化的，其国家机器职能和民族国家意识是一直在强化的，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          注释     1［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23张雷声:《论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第4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23页。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84页。     5侯惠勤:《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的创新》，《新视野》2010年第2期。     6孙亮:《破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的“五个伪命题”》，《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页。     89侯惠勤:《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的创新》，《新视野》2010年第2期。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    进入专题： 软实力 意识形态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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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进入专题 ： 实事求是    ● 习近平       同志们出入中央党校大门时，都会看到花岗岩上镌刻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四个字，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党校题写的校训。大家在学习和工作中，要注意深刻理解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和精神实质，正确掌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始终按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          一、充分认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用过“实事求是”这个词汇，但他们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突出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即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回顾我们党 90多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党就能够形成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离开了实事求是，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严重挫折。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作了精辟论述。他说：“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为什么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呢？因为实际事物是具体的，而本本是对实际事物研究、抽象的结果，不能成为研究问题和作决策的出发点，出发点只能是客观实际。要了解客观实际，就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践进行调查研究，把客观存在的事实搞清楚，把事物的内部和外部联系弄明白，从中找出能够解决问题、符合群众要求的办法来。所以，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也没有决策权。     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什么理论与实际必须联系而不能互相脱离呢？因为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是否正确还要接受实践检验并要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同时，理论只有与实际紧密联系，才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理论如果脱离了实际，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就会失去其活力与生命力。理论家如果脱离了社会实践，只是从书本上来到书本上去，就会成为空洞的理论家，而不可能成为党和人民所要求的实际的理论家。党和人民希望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能够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重大问题给予科学的理论说明，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案，真正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要坚持学习和运用，但决不能脱离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抄照搬。在这方面，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过沉痛教训的。对待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要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其中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     现在，在我们党内，贯彻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状况总体是好的。各级党组织自觉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工作，积累了不少新的经验。广大党员和干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展示了共产党人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和良好形象。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党员和干部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还存在一些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比如，有的常年坐在办公室，很少下基层，很少接触群众，对下情若明若暗，接“地气”不够；有的一切从本本出发，唯上、唯书、不唯实；有的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思想和工作落后于客观形势的要求；有的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以至蛮干、瞎干；有的为了迎合或满足某种需要，说假话、大话、空话，甚至弄虚造假；有的怕担风险，明哲保身，明知是错的，却听之任之，不批评制止；有的不喜欢听真话、实话，不愿意修正错误、择善而从。凡此种种，都违背了实事求是的要求，虽然不是主流，但如果不重视、不警惕、不纠正，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这些都对我们坚持和更好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更加清醒地认识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自觉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          二、真正把握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同志曾对“实事求是”作过精辟的概括，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坚持实事求是，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实事”，就是了解实际、掌握实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系统而不是粗枝大叶的调查研究，使思想、行动、决策符合客观实际。去年11月16日，我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曾专门讲了调查研究问题。只有通过调查研究，努力掌握全面、真实、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真正搞清楚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真正搞清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真正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我们才能真正掌握客观实际中的“实事”，做到耳聪目明、心中有数。而这始终是我们进行一切科学决策所必需的也是唯一可靠的前提和基础。     这里我要着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了解实际、掌握实情，最重要的是要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现在的基本国情，主要是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经过新中国 60多年的发展，现在人口总量已达到 13亿多。要解决这么多人口的小康和富裕问题，是非常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底子薄”，就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基础非常落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底子薄的状况还未得到根本改变，要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奋斗历程。始终牢记和准确把握这个基本国情非常重要。比如，我们在考虑和解决城镇化问题的时候，对国外城镇化的经验应该研究和借鉴，但必须看到我国有 13亿多人口，而且半数人口在农村，因而就不能拿外国的城镇化经验来简单对比和套用。又比如，我们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社会制度不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不同。因此，我们在改革和发展两方面，既要借鉴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些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又要鉴别和摒弃那些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不适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东西。总之，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不能忘记、忽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基本特点。     我们还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变化。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排在世界100位左右；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人力资源丰富，但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减弱；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但工业大而不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依然不少；全国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城乡、区域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部分群众生活仍然困难；社会创造活力普遍增强，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矛盾还不少，等等。对这些新情况新变化，要全面地看，辩证地分析。既要充分看到这些年来我国发展成绩巨大，有利条件不断增多，这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坚实基础；又要清醒看到发展中的困难、问题和不利因素，继续前进还面临不少制约和障碍。列宁说过，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这种全面性的要求是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要求。因而，它也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最基本要求。增强忧患意识，充分看到发展中的困难、问题和不利因素，不是消极泄气，而是要避免犯脱离实际、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真正做到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理发展问题要始终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关键在于“求是”，就是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进行理论升华，再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在实践中使认识得到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这是认识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也是把握客观规律的必由之路。我们作决策、办事情、谋发展，都要认识规律、遵循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坚持实事求是，能否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决定我们的工作特别是领导工作有无主动权和得失成败的关键所在。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它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相辅相成、在本质要求上完全统一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真正掌握和实践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也就能真正掌握和实践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看，坚持群众路线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实践基础。一方面，实事求是是在实践基础上认识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要通过“从群众中来”才能实现。人民的伟大实践是认识的真正源泉。只有切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倾听人民呼声，反映人民意愿，及时发现、总结、概括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才能获得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决策。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又是在实践基础上改造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只有通过“到群众中去”才能实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造世界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党的奋斗目标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根本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必须把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办法，拿到群众中去实践和验证，使正确的意见和真理性认识为群众所掌握，成为群众实践的思想武器，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际行动。所有这些说明，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我们要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紧密结合和统一起来，把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紧密结合和统一起来，坚持一切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这样，我们的工作，党和人民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三、领导干部要努力做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率          领导干部对党和人民事业肩负着光荣而重大的领导责任，始终贯彻执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至关重要。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实事求是贯彻到领导工作全过程，自觉做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率。     领导干部一定要打牢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基础。道理很清楚，没有科学理论功底，不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不能透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就不能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就容易陷于盲目性、片面性、被动性，也就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上下功夫，牢牢掌握认识世界、认识客观规律的思想武器。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借鉴历史经验和总结新鲜经验，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一切以人民利益和党的事业为重，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考验着我们的政治立场，考验着我们的道德品质，始终是领导干部党性纯不纯、强不强的一个重要体现。要做到实事求是，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还必须有公而忘私和不计个人得失的品格。所以，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加强党性修养，带头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了人民利益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觉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以坚强的党性来保证做到实事求是。     领导干部一定要求真务实，大力弘扬我们党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保证。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讲实情，就是讲事物的本来面貌，讲真话、讲真理。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讲真话，前提是要听真话。听真话是一种智慧。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讲过：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这实在是福气和造化。《古文辑要》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经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欢迎和鼓励别人讲真话。出实招，就是要求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不提超越阶段的目标，不做不切实际的事情。办实事，就是要求从点滴入手、从具体事做起，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戒空谈。求实效，就是要求雷厉风行、狠抓落实，不抓则已、抓则必成，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不好大喜功、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时时处处都坚持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实事求是的要求就会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     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与时俱进地把我们的事业和各项工作不断推向前进。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3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才能冲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禁锢，才能纠正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本质和规律，也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作出正确的决策。客观实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实事求是永无止境，解放思想也永无止境。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前进中还会遇到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矛盾和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深入研究新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的实践中努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进入专题： 实事求是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8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