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北京今年在“倒薄”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上，不象当年江泽民处理陈希同、胡锦涛处置陈良宇那样，罪名一经公布就百鸟息声。虽然师法“文革”那种层表态的的故伎，“倒薄”还是遇到了“红二代”的强大阻力与民间的公开反对声音。一些挺薄者利用在公园聚会广播、写公开信、联名信、在网上匿名发文的方式来声援薄熙来并谴责中共中央。其原因剖析起来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中共陷入自身罗织的意识形态陷阱。 何谓“意识形态陷阱”？ 共产党统治与历史上所有的世俗政权不同。世俗政权一般不禁宗教，不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共产党统治既禁止独立宗教，还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从这点来说，共产党政权比所有的世俗政权更接近神权政治。 中国在毛时代，用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规训国民；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格局无法继续，对思潮与理论之争，缺乏理论兴趣的邓小平，为了避免清理毛左必然引起的种种麻烦，下达“不争论”的禁令，对毛的功过采取“三七开”评价，中国从此失去清理毛泽东极左思想的机会，以后的江泽民与胡锦涛无论资望与能力根本无法与邓相比，只能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在第二任期内勉强成形的“科学发展观”放在一起，成为“毛邓三科”，成为党内奉行的“理论”经典，高校学生的必修课。 但是“毛邓三科”就其思想内核来说，并无继承与发展关系。比如毛泽东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是其政治思想，即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鄙视知识分子、过分拔高工农的地位及其对社会的贡献；而邓小平当年改革破局之始就是放弃阶级斗争，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实质作用就是在工农等阶层日渐边缘化的时期，为中共重新构建社会基础，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三者的联合。邓、江的“理论”，正好与毛推重工农的“理论”成相反之势。 至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则纯粹是一些空话的罗列，甚至不代表胡锦涛本人的真正政治倾向。因为胡锦涛在其第一个任期内是通过朝拜西柏坡、回延安并主张“以德治国”来彰显其思想倾向，后来大概发现这种政治上的左与经济上的右实在是无法融为一体，才改为不知所云的“科学发展观”。 这些主张相反的理论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中共并未认识其危险的意识形态陷阱。 乘时而动的“毛左” 在中央权威强大之时，最高领导层能压制住各种不同声音，这些矛盾就不显化。但到胡锦涛统治时期，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显，“意识形态陷阱”造成的各种麻烦就日益显露：最开始是郑州等地的下岗工人借着推崇毛泽东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经常举行小规模集会；接着就是“老左”与“新左”合流登台，用不同的语言阐述对毛时代的向往。毛时代被打扮成了一个平等、没有腐败、工农与人民当家作主、在国际上地位很高的时代。这些人的信仰真诚度有多少且不深究，但打着“毛左”旗号的人是看准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保险性这点却确凿无疑。他们想的是：这是你自家供在神坛上的理论，我们借着它说事，你总不能说我们是“反革命”、反政府吧？ 这时候，“意识形态陷阱”开始显露其作用。对于“文革”末期或者“文革”后出生的70、80两代青年来说，中国教育的洗脑式政治学习让他们无从辨别有关毛泽东信息的真假。老一代的工人们由于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双重失落，有意忽视毛时代普遍贫穷、思想严厉管制、血腥镇压政治异己的事实（包括三年大饥荒在内），以毛为符号的“红色文化”开始在中国粉墨登场。一幅根据俄国列宾名画“不期而至”的油画被改成“毛主席意外归来”，那画面上的人物没敢将政治领导人列进去，但列上一些“毛左”心目中的外国势力、资产阶级与他们的知识界代言人。 胡锦涛面对“重庆模式”的尴尬 　　 在商务部长任上还一副洋务派作风的薄熙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重庆利用“唱红打黑”，开始了他的“问常之旅”。在有件事情上我的看法与很多人 不同，很多人认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督到重庆，只是其“入常”前的一个驿站。我认为，正是因为薄熙来“入常”无望，才开始“唱红打黑”。“唱红”是为了表示自己以老太子党（红二代）的身份承接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打黑”则是政绩与扫清地盘的需要。 薄熙来所代表的其实是一批不甘心父辈夺取的江山落入他人之手，进而毁于一旦的“红二代”。他们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其父辈追随毛泽东创立了红色政权，要肯定这位党酋，就得肯定他的思想及其政绩。他们对现实的解释基本上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拿着民生做幌子，而现任领导的难处在于：既要承认毛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又要承认邓政治遗产的合法性。邓的“不争论”只是换得了党内暂时的安定，却留下一个意识形态陷阱。一旦这两份遗产被两拨具有不同利益的党内势力用作斗争工具，那就无法再维持党内的安定团结了。薄党挑起的党内斗争实际上是让中共陷足于其中，从此中共内部的意识形态分裂将无法掩盖弥合。 “倒薄”事件上，中共采取刑事定罪而回避路线斗争，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意识形态陷阱”将使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王立军知道向中央告状没有用   温家宝很早就讨嫌薄熙来，尽管胡锦涛和薄熙来在「崇毛」和「唱红」方面有共同语言，胡锦涛并不喜欢薄熙来。至於习近平，隐隐约约地感到，薄熙来是他的潜在竞争者，当然也不喜欢他。   在 中国「党天下」的大环境中，皇位继承虽然不再像朝鲜金家王朝那样世袭，但「太子党」有一种权力继承的「优先权」，薄熙来「根红苗正」，温家宝与胡锦涛总感 到自己比「太子党」矮一头，不喜欢薄熙来，又不敢轻易对他下手。习近平尚未登基，不可能单独起来弄掉薄熙来。一个重庆「独立小王国」的首领，北京的「中央 皇权」就只能忍着他胡作非为。   中国政治的「成功者」往往心毒手狠，薄熙来的父亲薄 一波早就有名。一九八六年时，邓小平已经不喜欢胡耀邦了，但要把一个总书记拿掉，总要有点「说法」。一九八七年一月，薄一波主持「党中央一级党的生活 会」，心地善良的胡耀邦，被薄一波几下就打翻在地。薄熙来与他父亲薄一波相比，青出於蓝胜於蓝，现在这一代，「心毒手狠」似乎无人能比得上薄熙来。   重 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薄熙来「打黑」运动中，是有力的执行者。凡是被薄熙来盯上的人，不「黑」也是「黑」，不想死也活不了。尽管中国名义上是统一国家， 重庆「独立小王国」的「皇上」就是薄熙来。凡是薄熙来定下的冤假错案，谁想翻也翻不了。王立军在海伍德案问题上，还有底线，不认同薄熙来的做法。当薄熙来 不信任王立军时，王立军左思右想，想不到任何办法能够逃出薄熙来的手掌。   王立军知 道，他向中央告状没有用。如果向中央告状，中央早有薄熙来的「线人」和「保护伞」，今天告状，明天他就会在重庆被薄熙来整死，而且是真正的「死」。即便王 立军找到胡锦涛本人，胡锦涛完全相信王立军的话，胡锦涛对薄熙来也会「不作为」。按理说，王立军在重庆是「死」定了，但聪明绝顶的王立军竟然想到了「美帝 国主义」，跑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告状」。这一下，胡锦涛「不作为」也得「作为」，胡温习三人联手，薄熙来的命运发生了大逆转，从云端跌到万丈深渊。   胡锦涛是薄熙来「唱红」的后台   「倒薄」之所以如此困难，有三大原因：   一是「毛泽东思想」名义上仍然是今日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中的权威」，毛泽东的许多政策被抛弃了，但没有从根本上「非毛化」，不少人以为可以从毛泽东的「平均主义」中找到抵制「两极分化」的出路，在这一点上，胡锦涛与薄熙来不谋而合，胡锦涛实际上是薄熙来「唱红」的后台。   二是，薄熙来是「太子党」中既能干又野心勃勃、敢作敢为的人，而平民出身的胡锦涛，总是小心翼翼、奉行「不作为」政策，胡锦涛长期的「不作为」实际上纵容了薄熙来。   三是中国的最高权力，为「九人常委」分割，公检法没有制衡，司法权集中到一个宪法上没有规定的「政法委」手中。在民主制度下，最高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有分权制衡，但最高行政权力是不容分割的。而「九人常委制」造成了今日中国的「多头专制政治」。   儒家学说：「天子」由「天」惩罚   在 国家权力的纵向结构上，中国从秦始皇以来实行的就是「中央集权制」。薄熙来式的「独立小王国」，与春秋战国时期当然不同，北京有把省、直辖市的领导人随时 调动的权力。许多地方，一把手大权独揽，与「土皇帝」差不多，只是与薄熙来程度不同而已。这几年来自焚的二十多位藏人，实在找不到其他方法可以申诉自己心 中的不满、冤屈，他们一没有可能到成都美国领事馆，二没有王立军的地位。在中国各个地方，受了冤屈，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二十三年前的「六四大屠杀」 铁证如山，赵紫阳、天安门母亲却无处伸冤。王立军事件对中国人心震动之大，是因为王立军独自一人做出了改变一个人口超过台湾的地区的政局，并影响到未来中 国政局的大事。   公正、正义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之所以重要，在於没有公正、没有正 义，就是没有光明，就是黑暗的国家、黑暗的地区。无论是中央集权制、地方分权制、联邦制国家，地方的不公正、不正义，中央或联邦仍然有办法去调节。这次北 京解决薄熙来问题，就是在中央无能的情况下，中央对地方严重的不正义的一次意外「调节」。问题是，如果强势的薄熙来成了「皇上」，中国全国更严重的不公 正、不正义，就无法调节。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探索、努力，终於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建立和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不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也不会发 生薄熙来式的「唱红打黑」和王立军事件。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当全国普遍没有社会公正、没有司法正义时，调节的方法就是革命、政变或非常手段。   在 中国的儒家学说中，「天」的权力高於皇帝，儒家把皇帝叫作「天子」。「天子」有权惩罚地方诸侯和文武百官，而「天」通常用「革命」、「政变」、非常手段惩 罚「天子」。儒家告诫皇帝要实行仁政，提倡「贞观之治」，就是说，专制独裁也要有限度，超过限度，「天」就要对皇帝实行惩罚了，这个惩罚的办法就是「王朝 更迭」，新的王朝代替旧王朝。说实在话，中国传统儒家的办法实在笨，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不仅是长期的闭关锁国的结果，也是儒家要「天」来惩罚皇帝，要用 革命、政变、非常手段调节全中国普遍的、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和司法黑暗，而不能跳出王朝循环。   薄 熙来是一个政治狂人，他对自己的定位是「秦始皇──毛泽东──薄熙来」，他想步秦始皇、毛泽东后尘的想法，在今天中国，完全是行不通了。据说，薄熙来事发 后见到周永康，周永康说，这就是「命」。因为今日中国的「皇权」如此衰落，加上当朝「天子」胡锦涛「不作为」，对定位「秦始皇──毛泽东──薄熙来」这样 的人，就只能靠「天」惩罚了，王立军是代「天」惩罚薄熙来的人。     二○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严家祺， 《争鸣》

木三ss：赵普在微博上说了真话，被停了职；林治波在微博上信口雌黄，却仍在那里得瑟。同为媒体人，咋处境如此迥异呢？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这是铁的史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一个连职业生命都不顾的人，他还配在新闻界混吗？如今官媒的诚信度之所以不断在降低，除了当局的和谐之外，关键是还有林治波之类。 代理大法师： @林治波 你藐视历史信口雌黄，叶老帅亲口承认饿死二千万人，要不要我转个视频给你说一声。你当然不愿意接轨，没有你的特权，你开得起跑死急，等着人肉吧sB...

4月7日下午郭少坤打来电话，告知方励之在美国图桑的阿利桑纳大学驾鹤仙去。次日晨我打开电脑，从网上获悉，不胜悲痛。 方励之终年才76岁，比我小11岁。在我国大变化的前夜，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刻，未能避免比他大十多岁，年龄与我相仿的王若望刘宾雁等客死他乡的命运，着实令人倍加痛惜。我在8日下午发微博一则：惊悉方励之先生突然病逝，万分哀痛，这里套用京戏《珠帘寨》中一段著名唱段，今日有个三大贤：王、刘、方埋骨在异乡。略表痛悼之情。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方励之就有“中国的萨哈罗夫”之美称，是将五四时期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结合在一起的一位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人士。他的卓越，超人一等之处在于：他是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严家其、高皋悼文中语），在八十年代上半叶，我们只是忙于人权问题展开论战批判邓小平“哪个阶级的人权，资产阶级的人权还是无产阶级的人权”等于谬论，但方励之在安微科大发动了“八六民运”，导致了胡耀邦被邓小平点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下台。王、刘、方也被开除党籍。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又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从而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八九民运”。 正是在他那里，我才认识到“坐而论道”远远不够，“起而行之”重要得多。我2007年在包尊信追悼会上也表扬了老包这一点，提出了我们应当参与维权的实际斗争，这比由于当局封锁而被迫只是天天著文演讲上书献策要有意义多了。这方面的重要性，显得突出多了。这次方励之去世，年轻网友中知道方励之大名的变得少而又少。八十年代出版的《1984》一书中所说的“真理部”（影射苏联中央宣传部）哪一些极端做法，某一个他们不喜欢的名字在任何书刊，电视，网络中都会消失不见，好像世上从来没有此人，这种狠毒到家的手段正是他们最擅长行使的，乐此不疲并且傲笑世界，以赤裸裸的暴力作为后盾。最近更是大肆查封网站，追查“谣言”，将“传谣”者绳之以法。连公安部发言人都说，你不发布正式消息，难怪小道消息要大肆传播了。 在民间对死者的一片敬重中，总会传来来自当局的恶臭。臭名彰著的《环球时报》一篇社论居然诋毁方励之“挟洋自重”，联系到一个月前的王立军投奔成都领事馆事件，《环球时报》给方励之加上加上这个“罪名”，其用心险恶。方励之与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时隔二十三年，性质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不容混淆。 从清末民初以来，我国和许多外国革命家，受到本国专制政府的追捕，欺压，往往求助于先进宪政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康梁孙章等民国先贤曾流亡海外。今年缅甸民主反对派昂山素季在美国支持下走出长期软禁，参加国会选举取得很大胜利，引领缅甸走向民主制，，包括王、刘、方，以及戈扬、司马璐，严家其高皋等在内的他们身上有一种宪政爱国主义精神，既是伟大爱国者，也是进步的民主主义者。 我原准备述忆与方励之的交往，现在想来2006年出版的《风雨鸡鸣》一书中已有片段，这里就不多说。但是4月10号在《新世纪新闻网》读到方励之《诽谤邓小平案始末》一文，原是方励之给《纽约书评》写的书评《真实的邓小平》，评傅高义《邓小平 及中国的变迁》一书。方励之在这篇书评讲到1988年8月曾在澳大利亚做学术访问，一次在给中国留学生介绍国内情况时，有的学生问起北大的小字报，他如实做了介绍，说小字报提到一些中央领导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存款，后面他回到北京，不少朋友都感到惊讶，说为什么你还敢回来，何必回来引颈就戮，因为诽谤案已经传开了。 下面一段写道，法学界的朋友于浩成先生来我家商谈“邓小平毁谤案”的观状（不是小道消息），邓小平已在提请律师咨询诽谤案，党内已经传达文件，要对我的诽谤给予法律解决。 上面这段话，显然是方励之的误记。他写这段话在1999年，我和他都在美国，他也没有找我查证。我记得在1989年初的一天，苏绍智请方励之和我到他家吃晚饭，要我对邓小平诉方励之毁谤案提供咨询意见，此时早已传开，我并没接到党内传达，记得我当时对他答复是，请他放心，此案很可能是邓小平撤诉，因立案对他更不利，外媒评论和民众反应对他实在不佳。 这件事情本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毕竟是一件记录在册的历史事实，为了确保真实性，我仍有必要更正。 今年两会前后冒出了“薄王事件”，温家宝3月14日最后在答英国路透社记者储百亮发问时终于揭了盖子，4月12日央视播放了新华社关于薄熙来夫妻的处理决定，在这一个月内，还不断传出温家宝在党内多次提出政改，为“六四” 平反，放海外流亡者回国，网上热议不断，且大多联系到当前中国政局发展，中共十八大权力斗争预测等等。 从他们的评论文章可以看出，有人好似患了政治过敏症，一些人把重庆事件说成了全党左右派的角力，而右派似乎占了上峰了。重庆事件确有路线斗争的迹象。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曾指出，重庆市委和政府必须深刻反思，重新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但没有嘱说张德江到任重庆后布置检查，改正任何左的东西。继任的公安局长何挺说要继续“打黑”，重庆一座山顶山上高高树立的全国最大毛泽东像当然也不会推倒。此种情况再一次说明之前有人将胡锦涛对重庆的态度比之为“郑伯克段于焉”，其实是不对的，胡的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左，九年前上台之时就到西柏坡参拜，社会主义现有中朝越古，去年国庆还大搞毛泽东思想方阵，他打右极狠，手段一点不软，如对刘晓波严判11年等，严禁刘晓波获得和平奖在中国发酵，态度的粗暴拙劣远超苏联当年，但是他对打左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次薄熙来风波，气焰嚣张到了这种程度，与胡的养痈为患有莫大关系。应该检讨的是他本人。 胡温之间关系真相如何，再一次引起人们的注意，过去有人说二人已经分道扬镳，最近有人说二人一直在演双簧，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至于改革不过是做做样子，二人合作默契，温不时装作要改革的样子，对胡的严厉是一种冲淡和缓，藉以收买收拾人心。终结党领导的政改是不可能启动的。人们大概没有注意到温家宝政府报告中居然说出军队要受党和中央的绝对领导，这话为何由温说出来，国务院下面的国防部不过是块空招牌，实权掌握在中央军委的手里。我曾在微博上说，吴邦国的“五不搞”，加上温家宝的一个“不搞”，也就是不搞军队国家化，这一些不搞的对象，却是宪政的基本要素，中央都不搞，还有什么改革可言，等于是宣布改革已死。 有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文化人，他们盼望政改如大旱之望云霓，所以人家给他一个棒槌就认（真）针。最近读到沙叶新的一文章，说温总态度诚恳庄重，何言表演？他把政治当做了抒情散文，不过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温家宝亮出舌头空荡荡，沙叶新们就满足了，不再追究了，歌功颂德了。还有一个叫肖峰说什么“伪善亦善”，真是匪夷所思了。 还有一些党内民主派提出的政改方案，是实现党内民主，效仿日本自民党党内分派，他们提出这个方案完全证明他们对共党历史无知，苏共斯大林写过《论反对派》，把党内反对派看称最凶恶的，危险的敌人，斯酋把托洛斯基放逐海外，并派克格勃赴墨西哥，持利斧杀害。中共建党初，就有铁的纪律，将反对派人士终身监禁，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如郑超麟这样品学兼优的老好人居然在其晚年才重见天日。毛泽东说，人民痛恨叛徒甚于敌人。有一位朋友说自己要做建设性的反对派，我曾发微博批他，反对派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 以上算是我对时局的一点评语，写出来请大家不吝赐教。 于浩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