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德国之声中文网 从王立军躲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避难”，到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一夜之间被撤职，中共”宫廷”政治的幕布一角被揭开。香港时政评论员林和立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薄熙来的今天是早就可预见的。 德国之声：上周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王立军事件”的提问时表示，”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第二天新华社就发布了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您当时对这一消息感到意外吗？ 林和立：这个是不意外的，因为很明显中共领导层，特别是胡锦涛和温家宝一直不赞成”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所以在出了王立军这样重大的国际丑闻之后，薄熙来作为重庆第一把手需要负最大的政治责任。但可能要等到秋天才能知道薄熙来是否能保住政治局的位子。不过薄本人可能也会受到有关以前他在大连为官执政时一些贪腐案的调查。 德国之声：您认为等待薄熙来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林和立：最坏的结果可能会像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结果。薄熙来在大连执政十几年，有关他的传闻确实有。所以如果中共纪检委开始对他进行调查的话，他可能会受到牵连。无论如何，薄熙来的政治前途恐怕是完结了。他可能平平安安地退休，也可能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法律制裁。 德国之声：有人评论说，薄熙来陨落可能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所经历的最严重政治震荡”。您觉得这件事会不会再继续发酵下去，还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吗？ 林和立：我觉得薄熙来这件事并没有严重到像89年的天安门运动。当然薄熙来这件事标志着党内的派系斗争比较严重。一般人的看法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同太子党之间存在政治斗争。薄熙来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同胡领导的中央保持一致，所以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胡温都没有去重庆。薄熙来和胡温之间是存在一定的矛盾的。可是目前来说，薄熙来被撤职之后，党内还是希望至少保持表面上的高度一致团结，尤其是十八大秋天就要召开，我想信，中共高层还是会想办法保持表面上的一致，至少会避免分裂。不过，薄熙来这个事情可能会让恢复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政治运动停下来。知识分子们可以进行一些反思，目前中国需要的是和普世价值接轨，多学习西方社会的先进的文明和政治制度，不要再恢复封建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内容。 德国之声：薄熙来之前因为在重庆搞的一套”唱红打黑”被称作是”左派”领导人。您认为薄熙来是一个真正的左派代表吗？ 林和立：我觉得薄熙来是个比较有魅力的政客。他过去搞的”唱红打黑”的运动是一种政治表态。主要目的是打响自己在全国的知名度，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钱。他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搞这么多政治运动，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十八大晋升政治局常委。他本人不一定很左。如果他真的很左，不会把自己的儿子从中学时候就送到英国读书。他本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也很西化。我觉得，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政治行为，不代表他内心世界很左。毕竟太子党经商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果他们真的要恢复毛的时代，包括薄及其夫人在内的太子党不会做这么大的生意。这就是一场政治游戏，和他们本人的信仰关系不大。 德国之声：如果我们回过头看薄熙来经历的仕途，您认为薄熙来今天会面对这样的结果是一种必然还是一种偶然？ 林和立：我觉得薄熙来的政治欲望很大，他也是魅力型的领袖。他的政治手腕是比较高超的。从2007年年底去重庆，短短几年之内他变成全世界都很关注的中国很有活力很具魅力的领袖。但是无论唱红还是打黑他都没有遵守游戏规则。他在打黑中暴露出来很多弱点，例如没有按照司法程序处理黑帮案件，不符合依法治国和法治的精神。王立军名义上是打黑英雄，事实上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法治精神打黑，所以出问题是可以预料得到的。薄熙来恐怕是野心太大了，他没有按照中共的规则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而且他和胡温的团派矛盾比较深，所以很明显他的政治敌人利用王立军事件把他打下去，这个结果也是可以预料到的。 德国之声：薄熙来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在预测这件事是否会对中国政治改革产生影响。您的看法呢？ 林和立：薄熙来这个事情和中国政治改革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目前中共高层已经有一个高度共识，也就是在明后几年恐怕不会推行任何政治改革，因为无论团派还是太子党，还是上海帮或是其他的派系都没有推动政改的动机和魄力。稳定压倒一切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恐怕在习近平和李克强上台后也不会改变。所以薄熙来这个事情和政治改革是两码事，没有什么影响。 采访记者：洪沙 责编：石涛

香港回归后，叶国华曾担任前特首董建华特别顾问、政策研究所主席。有媒体称叶国华不仅懂政治，而且对政治十分嫻熟，自从董特首任命他为特别顾问后，他立刻就全心投入顾问工作，不停地与民主派和亲臺社团接触。有评论称，叶国华要在香港掀起一场「宁静的革命」。 亚洲週刊报道，叶国华最近与香港大学校友会及记者见面，介绍自己出版的新书《中国之路》。他说，要从香港视野出发，重新评估中国过去的发展，也对中国发展之路提出建议。叶国华表示，他阐述「中国模式」抱著五个基本立场，用五个「告别」来作为自己立场的开端，那就是：告别悲情主义，告别民族主义，告别史官立场，告别列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观念，以及告别西方中心主义。他说，既然人们对中国的误解这麼多，应该写一本书，离开现在的政治，离开民族的立场，来看看中国为甚麼会变成这样。这位知名的香港左派强调，中国的路不是中国共產党的路。他认为，两百年以来，中国的各种人物都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举例，慈禧太后被定义为封建、落后的代表，其实她也有进步的一面。 一八四二是香港被英国人管治时间起点，二零四九则是中国建国一百週年。叶国华说：「将这两个时间点联繫起来，是因为想说明整个中国的发展都是一个歷史因素综合的结果。」二零四七年的香港会怎样？一八四二年以后至今，到底香港的现代化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有什麼关係？叶国华说：香港「应该跨越基本法，跨越一国两制」；「大家来想一想，将来的香港会怎样，整个珠江三角洲会怎样。这不仅是讲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社会改革的问题。关於二零四七年的香港，现在的八十后应该思考，离开了基本法之后，香港会怎样，中国会怎样。怎样才能对中国起到一种建设性作用。」 叶国华认为，一百七十多年来，无论在殖民地时期或是其他时期，香港都对中国起著示范性作用。他说，香港应该同台湾竞赛，比谁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谁可以让中国更加长治久安。他认为，从民主发展的角度，台湾在这方面已经赢了香港一大截。从中国歷史发展的整套思维出发，叶国华对香港即将举行的特首选举寄予期待。他说：「这次香港选出的特首，是否能带来未来五年，包括二零一七年普选的公平规则，创造一个公平的政治环境，这很大程度上决定於我们选出一个什麼样的特首。」

　　引子 　　如何施行政治改革是改革的最关键之战，一方面不能因为政治改革丧失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另一方面政府官僚化、贪污腐化现象日趋严重，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不能因为官员的为所欲为和政府打击不力而最终丧失执政能力，丢掉执政地位。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当前主流观念是照搬西方模式（其中美国模式居多），以目前政府与民众公信力的差距，显然施行就意味着共产党很有可能成为在野党，这也不符合我国当前形势： 　　1、国际、国内安全形势不允许。 　　施行西方多党轮替的方式很可能受国外势力以及一些强势集团操纵，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现在台湾、达赖喇嘛以及西方集团对中国的分裂之心与日俱增，一直在谋求中国自己内部发生颜色革命，中国是不乱则以，一乱后果不堪设想，丢掉政权事小，恐怕中国又会进入军阀割据、列强瓜分的时代。 　　2、国内民众民主选举政治意识不成熟、社会道德缺失。 　　从当前农村村长换届选举来看，贿选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成为大家默认的选举强有力的手段，村民不听被选人的施政报告，只知道我得了多少实惠，我和谁是亲戚，和谁关系不错，我能不能捞上更多好处，一切从不正当利益出发，如此观念导致被选举人短视而没有长远发展的意识，在选举前拉帮结派，钱财开路，甚至组成黑社会性质的恶劣组织运用金钱美女、恐吓、殴打等软硬兼施的下流手段对选举进行暗箱操作，有的就是几个黑势力集团的较劲博弈。被选举人成为村长，他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捞回自己的贿选支出，满足自己以及核心小集团的利益，唯一手段就是鲸吞、坑害集体和国家利益。如此政治失控、道德失控、政府失控的金钱选举对集体、国家利益极为不利，也势必影响农村建设的正常发展，对社会公德、政府公信力存在极大的损害，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国家、政府的执政安全和社会以及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在全国各乡镇、县市、省以及自治区施行这样的选举，我不敢想象其后果。 　　3、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不允许。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国家，我国虽然受其影响，但没有伤及筋骨，究其原因得益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内民众的消费习惯是滞后消费或者说限度消费，我国银行业贷款业务大都建立在广大民众实际限度需求上，几乎没有大比例的过度消费贷款，国内银行业受次贷危机影响在可控范围之内。 　　二是我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管制能力，中国现在的政府模式基本属于中央集权、地方分治的整体性较强的宏观调控政府，我国现在出现的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和大量的个人贫富差距，尤其是地方性差距，更加需要系统的、科学的统一协调和引导。 　　这次经济危机的到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无论是地方政府、企业，还是民众都没有过度反应，而是积极应对，使对中国的影响软着陆。从亚洲经济危机到当下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我国均显现出对危机的良好控制能力，充分说明我国当前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治的整体性较强的宏观调控政府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西式民主改革对中国来说是一条死路，而当前政府模式既是抵御经济危机、促进经济良好发展的科学机制，又是滋生腐败、缺乏活力、贪赃枉法、官官相护、屡禁不止的温床，这样的政府不进行改革，同样是“经济上去了，红旗倒下了”，还是要亡国亡党。 　　这是个两难的抉择，在提出政治改革方案以前，我想应该首先搞清一些问题。 　　一，为什么说中国当前政府模式有利于经济发展 　　1、政府模式有以下几种： 　　（1）、松散型政府架构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中央和地方行政完全分治，各级官员通过西式民主选举产生。中央只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完全不进行干涉，有事也是限度干涉，只利用相关政策、法律去引导。地方政府只要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其发展完全由地方长官自己决定。 　　（2）、适度松散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中央和地方行政适度分治，中央除了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经济发展施行有事监督。 　　优点：官员升迁基本上不具备连续性，而是跃迁性，从下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升迁为上一级唯一途径就是选举，官员的前程决定权完全在民众和议员的手里，而不是上一级行政官员，为此，他要的首先是民声、政治清誉，其次才是政绩，所以，民众强有力的监督几乎扼杀了非适度的贪赃枉法的现象发生。 　　总结词语：政治清明，注重民生，官员具体事务效率高、人为风险低 　　缺点：官员升迁基本上与上级官员没有直接联系，其可控能力几乎为零，中央推行一项政策，地方官员首先想到的是地方经济和民众的受益程度，中央的全国经济、社会由于缺乏行政手段这个可看见的手，无论是有事监督，还是适度干涉，依靠市场无形的手，谁也无法预期，谁也不知道可控能力有多大。 　　总结词语：应对风险能力低，发展可靠性差，政府决策性差 　　（3）、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中央对地方行政有绝对权力，中央除了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经济发展施行经常性监管。 　　缺点：官员升迁基本上具备连续性，而非跃迁性，从下一级地方官员升迁为上一级官员唯一途径就是上级认可，官员的前程决定权完全在上级官员手里，而非民众，为此，他要的首先是政绩和上级官员的好感，所以，在官员自我约束能力较差的行政机构里，贪污腐化、贪赃枉法往往成为升官的重要动力，只要上级赏识他，民众强有力的监督几乎对他免疫。忽视民众疾苦、坑害国家集体利益等现象由于缺乏监督，自然就层出不穷。 　　这个政府模式对中央要求比较高，需要科学的认识全国发展形势以及各方面的发展方向，具备人为风险性 　　总结词语：政治污秽，人为风险高，官员具体事务效率低 　　优点：官员升迁的连续性和可控性，中央推行一项政策，地方官员唯恐落后，中央对全国经济、社会进行调控，由于有了行政这个可看见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双管齐下，想不控制都难。 　　总结词语：政府决策性强，对抗风险能力强，发展可靠性强，有速度优势。 　　（4）、中央集权微观经济运行模式：中央对地方行政有绝对权力，中央除了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经济发展施行日常性监管。这个模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和朝鲜的政府模式，事实证明是高度统一下的战时机制，非平常经济发展模式。 　　从以上政府模式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法国以及大多数西方国家均属于第一类，松散型政府架构特点导致在历次应对经济危机中显现无力，不断推出诸多政策、措施收效甚微，在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抛出后几乎只有等待。而对中国来说，中央政策、措施的推出，地方政府马上就会去施行，立竿见影。 　　2、社会模式 　　（1）松散型社会模式：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方式和过程以及结果完全由民众自由决定，只要不出现触犯国家法律、失业以及特殊性问题，国家社会不会主动介入。 　　优点：民众自由度大，民众依附心理低， 　　缺点：政府与民众心理差距大导致民众应对危机心理状态不稳，事后机制容易出现政府政策民众不理解，民众心理政府不清楚，往往导致民众对政府期望不高、不信任，甚至出现敌对情绪。 　　（2）紧密互动型社会模式：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方式和过程受政府部门日常性引导和关注，国家社会有限度的主动介入解决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各种困难。 　　优点：民众与政府施行零距离接触，事前、事中机制可以摸清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状况，一方面可以为政府收集经济各项参数、社会动态等第一手材料，为国家、地方决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向民众讲解国家、地方政策，优化国家政策落实力度；政府适时、适度、深度解决民众各种困难，安抚民众，稳定民众心理状态，化解社会矛盾，防止犯罪。 　　缺点：政府过激行为导致民众自由度受限制；民众对政府依附心理强，容易助长等、靠、要的懒惰情绪，加大政府行政难度，处理不好可能激化矛盾。 　　（3）紧密管制型社会：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方式和过程受政府部门日常性管制，国家社会无限度的主动介入解决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各方面： 　　㈠战时体制：不以民众基本需求为目标，为一个既定目标要求民众遵守并强制施行。 　　㈡宗教体制：不以民众基本需求为目标，以一个宗教理论为范本要求民众遵守并强制施行。 　　从以上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属于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社会已经越来越趋向松散型社会模式，或者说，已经基本形成松散型社会模式，这种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与松散型社会组合的模式的利弊可以说已经基本显现：经济高速发展和大型项目的顺利实施。松散型社会模式加速了各阶层的自由竞争意识，促使经济发展呈多元化、高速度，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政府由于权利的高度集中，决策都能迅速执行，尤其一些国家级大型工程的实行，没有中央集权，在西方国家政府很难迅速做出决定。近年来，中国政府不但较好的规范、引导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随着国家级大型工程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引导和规范与激烈的竞争环境造就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二、为什么说经济上去了，更要进行政治文化改革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一个真正的思想大国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妄自菲薄，唯他人马首是瞻，一切不加研究，拿来就用，更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否则，必然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当下多元文化的形成是中国建国初期形成的民族、宗教政策，较好的缓解了民族矛盾，然而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不断在改革中无序发展，现在迫切需要对文化、思想进行彻底意义整合纠偏。 　　1、为什么说当下文化思想需要进行彻底意义整合纠偏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第一次是共产党理论迅速替代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次应该认为是具有积极意义上的思想碰撞；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空前绝后的对传统文化的摒弃，这显然是极具破坏性的；第三次是在毛泽东思想被拉下神坛，中国人极端茫然时，经济改革开放带来的西方自由思潮，中国人不管对与错、不顾实际作用以及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在某些并不成熟的理论指导下，一切奉行“拿来主义”，结果经济被人搞活了，思想却把人活搞了。 　　我们着重来看第二次和第三次文化的冲击，文化大革命是对文化实体的破坏，这种强制性的文化冲击远没有触击到人的思想主题，只是暂时的沉默，凤凰浴火而必然涅槃。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冲击，却是对文化主体极具破坏性的，这些思想与既得利益捆绑在一起，在改革开放中人们感觉奉行这样的行为准则就可以受益，终于顾不了许多，解放思想，由被动变为主动，这次从人心里完全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古人云：盗亦有道。这些封建社会道德准则在当下不但被抛弃，而且还认为是傻子想法，事实证明，答案是否定的！这种为了金钱而无所顾忌的文化思潮，最终恶果已经显现： 　　难道大家真的看不见所谓“解放思想”的现代文明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感召下，而全然不顾百姓死活，不顾民族、国家、集体权益，为了一己私利铤而走险吗？ 　　难道身为大学生、农民、工人、商人的传销人员居然将骗父母、骗兄弟姐妹说的那么冠冕堂皇，不能说明道德从根的腐烂吗？ 　　难道毒大米、毒奶粉层出不穷，国外抵制“中国制造”的“恐华症”，虽说不是单纯的贸易保护，但更多的问题不在咱们自己身上吗？ 　　是的，道德，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被逐渐摒弃的中华瑰宝，今天在“胡温新政”必须重新拾起，如何拾起？我们先来看，道德先生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倒下的： 　　（1）拉下神坛的信仰。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无论是社会、单位，无处不提大公无私，这种超越人类历史道德高度的行为准则，已经形成社会共识，也成为大多数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就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难点：如何让人们从崇高的感召下走向平凡，也就像庙里的方丈让在晨钟暮鼓长大的和尚集体还俗一样，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如何唤醒人们的私心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攻坚战！ 　　为了让人们相信的政府允许私欲的存在，第一次思想道德标准的颠覆开始了。生活在70年代以上的人可能都记得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多数村庄、街道上，村长或街道主任四处奔波，挨家挨户的干着他们最拿手的思想动员工作，然而，从劳模到积极分子再到普通人，甚至后进分子，他都无功而返，他手里拿的不是救济金，也不是先进名额，而是上级部门摊牌下来的个人贷款任务，没人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他们不知道拿这些钱干嘛？也无法理解政府要干什么？大家迷茫，村长也不清楚，无奈之下，村长知道了村里游手好闲的张三，街道办知道了不务正业李四，没想到，他们居然很痛快的答应下来了。所有的人都等着看笑话，不曾料想，张三跑起了货运，李四搞起了客运，一年下来，盖了小楼，买了彩电，娶了漂亮媳妇，人们惊愕了，但更大的冲击在后面，张三和李四成了县里的劳模，还到省里开会，上级部门号召向他们学习，大多数人想不通，大公无私错了？我们先进了一辈子一下就后进了？他们虽然有钱了，但是为啥政府看不见他们的灯红酒绿、腐化堕落，反而与政府官员称兄道弟，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有了钱就一切都先进了吗？难道有了钱就可以掩盖一切吗？这就是第一次道德的颠覆！ 　　人想崇高不易，毛泽东穷其一生也没有最终让所有人崇高起来，唤起私欲却再容易不过，很快大多数人走向平凡，于是，“下海经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上到下，人们想生活好点没有错，错的是不能为了推行所谓政策就撞破一切，思想不是物质，可以打烂重建，何况带有私欲的偏激病态思想对刚被拉下神坛的人们犹如洪水猛兽，吞没了很多人的良知，政府忘了思想碎了需要重建，一味的深化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人们倍感压力…….。 　　（2）碎了思想的又一次重击。 　　如果说第一次道德颠覆是把道德先生拉下神坛，那么第二次颠覆就是斩断了道德先生的四肢。 　　市场经济迅猛来到，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国家的主人，然而主人在后来的改革中不断被侵害、被抛弃，可以说，把他们主人的地位送上砍头台的不是别人，正是工厂以前不务正业被除名的李四，今天李董事长作为新主人来挽救这个工厂，只不过，大多数人必须离开自谋出路，包括教过李四的师傅……， 　　全国几千万下岗工人想问问李四之流，难道我们广大工人一直工作不努力，所以改革开放后就要努力找工作吗？我们错了吗？我们不适应形势了吗？为啥我们从辛辛苦苦工作，一夜之间却一无所有？为啥李四从游手好闲，一夜之间就名利双收？大家想不通，但是不能仔细想，因为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自己还要吃饭，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李四呢？这就是第二次道德的崩溃，是从根里的腐朽。 　　（3）、我们都怎么了？ 　　改革在进一步深化，下岗工人终于活下来了，虽然活的艰难，他们发现终究学不成李四，因为李四是“先富起来的人”，他现在很忙，白天围着盘子转，晚上还得围着裙子转，从空手套白狼到资产重组，从人大选举到学术论坛，从污染环境的小作坊到如今的写字楼…..。 　　某些教授说：“中国需要精英救国，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政府也提倡：先富带后富，大家一齐奔小康。李四显然已经成为社会“精英”，他也不知道自己做报告说了些什么，但是，他知道自己的钱不能分给更多的人，自己必须由“先富起来的人”变成“永久富起来的人”；他更知道自己大多数钱见不得阳光，好像某个教授说过：“你心里的恐惧就是原罪感，从宪法的角度来说，你的钱并不受法律保护”。李四从发迹以来第一次有点慌，但是，他又一次发现他奉行的真理确实很有效，只要出得起钱，就有人想点子，而且还有人比他这个草根出生的更着急的人，这次李四之流开始赤膊上阵，用他那娘胎里带出来的厚颜与无耻强烈要求政府通过了这部和宪法相抵触的保护他财产的法律，否则………..，要知道李四之流现在可是“吼一吼，中国大地抖三抖”的精英。李四之流知道自己需要理论体系了，某些教授发现精英论好像不被中国广大人民接受，这就是“仇富心理”，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忘记自己也是中国人），他们劝慰大家，富人没有钱最后也能再次站起来，穷人有了钱也会再次趴下，你们天生就是穷命，认命吧………。 　　试问，这些坚持现代版宿命论的精英怎么能说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呢？我记得，封建社会士大夫交往还有“往来无白丁”之说，基本奉行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嫌弃铜臭味太浓的商利之人。现在的某些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在道德彻底颠覆以后，做人很彻底，与三教九流打成一片，我不知道，到底是教授、官员的脑袋长在李四之流的身上，还是李四之流的脑袋长在教授、官员的身上？ 　　种种腐朽、堕落、无耻、厚颜罄竹难书，社会有识之士尚且如此，况走卒、小贩、苦力乎？道德之根何在？如此当下文化思想必须要进行彻底意义整合纠偏。 　　如何纠偏？如何整合？道德先生如何站起来？我们首先要明白道德先生的倒下其实就是改革开放大跃进的必然后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准备，没有深入实际的调查，没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中央在改革开放中追求片面的速度，对某些地方失控，导致地方政府一味的无原则的解放思想，一味的在旗帜上胡乱涂鸦，美其名曰：中国特色，一味的奉行“发展才是硬道理”，合理的政策掩盖着非法，合法的外衣掩盖着腐化，廉洁代名着小集团利益……..。一切皆有因，一切皆有果。 　　还好，我们欣慰的看见了“胡温新政”，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看见了真正意义的关注弱势群体，又隐约听见了政治改革的声音。 　　2、为什么说文化思想彻底意义的整合纠偏是政治改革的前奏 　　我们来先看看新中国的人为政治历史，共产党政权对人为政治管束的乏力是有目共睹的，这种政权往往对人性依赖性很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决定于极少数人的性格，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国家的发展几乎都取决毛泽东主席对国家认识上，从改革开放到香港回归，国家的发展又都完全建立在邓小平对国家的认识上，这种人为政治的可塑性强，随意性较大的特点，在改革开放中逐渐流传到地方政府，改革开放30年来，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褪色和变质在解放思想的感召下，确实已经到了不整治不行，却又难于整治的地步，现在的地方政府有个潜规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解决民生的好政策往往成为地方官员的又一个生财之道，如何真正落实惠民政策将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一系列大问题，也是考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大问题，这些都需要在每个人心里重塑道德之根，这个在改革开放中几乎被腐蚀殆尽的民族之魂，是中国文化在时下迫切需要重塑的重大工程，价值观的重归，荣辱观的统一，也是对改革30年来共产党员褪色和变质的总结，也是对共产党本质的再思考、再探究。 　　始于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思想文化上的惨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去规范和引导的结果，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普遍存在，此类问题最大的严重后果就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什么会在共产主义国家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严重问题呢？ 　　任何一场改革，都需要思想和行为方式来正确引导，尤其是政治改革，良好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才能够进入一个良好的变革局面，不能操好心办坏事，更不能让别有用心的利用了，所以文化思想彻底意义的整合纠偏是政治改革的前奏。 　　2、政府在为谁服务？ 　　政治改革如何改？我觉得首先要认识到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褪色和变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前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的出现最初几乎都是来自内部的改良要求，也就是要求政府更好的实现执政能力，而不是推翻政府，有个现象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以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为宗旨的政府为什么垮台后大多数人并不痛惜，这说明大多数人并没有深切感受到政府的恩惠，那么谁是政府最大的受惠者呢？也是共产党政府在为谁服务呢？ 　　共产党政府在各个阶段在为谁服务？ 　　我们首先来看各个共产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在弱势群体的拥戴下执政的，在建国初期无一不是群众积极性高涨，国家建设热火朝天。这时的政府往往是执政为民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有那么一些干部生活比自己优越，对一些资源官员更有支配权等等，这就是所有制隐形变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个最高和最广泛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全民所有制，理论是这种资源不单独属于任何社会个体，而属于全部国民的，在公有制名目下由国家来控制。这种全民所有制的实质是普通民众并无支配权，而是由政府官员代为控制，这些资源受厂长等极少数人的意志支配，也就变相拥有了这部分资源，该资源已经实际上变为阶段时间内的松散性家族私有制或官僚私有制。 　　然而，这种所有制状态的拥有者并没有认识到所有制变异的结果，因为无论是普通工人、有支配权的官员都无实际拥有的真实感，他们只感受到权力的变化、政治的变化，资源这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没人注意，也就是说，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所有人并没有真正体会，谁又会去珍惜自己无法感受的东西呢？ 　　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政府在企图带领全民过上他们向往的生活，只不过部分特权阶级和官僚提前达到了比人民较高的生活水平。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部分特权者和官员服务。人不患寡但患不均，这就是变革声音的起源。 　　30年改革开放政府又在为谁服务？其实，这就是所有制显形变异，政府把所有制的看不见的变异结果显现了，其服务的群体也有所改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政府在赤裸裸的为部分特权者、官员、强势集团服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解放思想”的不断延续，这种所有制显形变异越加明显，政府在缺乏必要规范的情况下为这些对象服务，必然产生暴富阶层、贫穷阶层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必然失去监控产生不公平的现象（唯一欣慰的是成为强势集团的通道相对公平了，李四之流就是这通道的产物）；必然出现强势集团“尾大不掉”的现象，用经济实力威胁政府、绑架政府……..。 　　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会出现无可避免的变异？关键就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不具备可操作性，其原因在于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出现根本性错误。 　　（1）、共产主义的理解错误。 　　理解错误一：共产主义顾名思义应该是人人都有，应该在“有”字上寻找答案，然而马克思依据“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误导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理论思考方向，“人人都有＝公有”这种方式是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现在看来无容置疑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的变异”，所谓所有制变异就是：公有制是指人人都有，然而却无法从实际上体现有的效果，也就是说“人人都有”这个理念无法实际操作，这种“人人都有”让大多数人无法切身感受“有”（这就是共产主义政权垮台时大多数人无动于衷的原因），而这种“有”思想下的共有资产在现实中由于思想的堕落和权利的滥用以及监督的缺位，成为了阶段性的官僚资本，成为极少数人掌控的资本，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公有=官僚所有＝私有”。这就是所有制变异，是共产主义阵营失败的根本原因。 　　真正的共产主义应该是什么呢？应该从正确理解“有”入手而不是“无”，小有就是大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形式是什么？那就是股权制，人一出生就应该有生存权，这种生存权用全社会的总资产的股权来表示，也就是说，人出生就应该拥有资产股权，这种股权使人们有政治表达权、经济受益权等法人的权利。 　　这种资源形式可以在现实中推行吗？那么我们来详尽分析被某些教授称为“怪胎”的共产主义实现形式的新农村——–华西村和毛式传奇英雄—–尼泊尔领导人普拉昌达的成功之路，到底隐示着什么深刻道理？ 　　（2）、理解错误二：搞市场经济，思想就一定要“非毛化”吗？ 　　分析一：华西村模式是不是共产主义新农村的道路 　　1981年，在小岗村打响了所谓改革的第一枪，所有的公社资产全部分归个人私有，这个被某些名教授称为破天之举的行为不过就是一场“打土豪、分田地”的重演，只不过这个土豪是集体主义形式下的资产所有制，极大的满足了大多数人的私欲，随之，“包产到户”在全国迅速推广，从那时起至今，中国农村除了土地责任承包，20年内无善可陈，中国广大农村发展依然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耕时代的技术水平，农业现代化几乎对现在的中国农村是“天方夜谭”。 　　为什么中国农村与中国工业、商业、金融业相比发展完全滞后呢？原因很简单，一家一户所拥有的零散土地使农民没有能力也没必要购买农业机械，完全自由的农村发展模式和科研隔绝的现实使农业技术发展几乎停留在原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根本原因就是土地责任承包制度 　　为什么一个被称为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会成为农村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呢？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土地责任承包制度的改革是一种什么形式的改革，其实人民公社是一种集体农庄的模式，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集约经济体，失败的根源主要是管理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管理的失败去否定一种制度。相反土地责任承包制度是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形式，但是由于私欲的满足，责任明确，就得到绝对的肯定，这就是因为管理的到位而坚持的一种落后的生产力。这种现象举个例子说：一群武士剑武得很好，于是放弃机枪、大炮，坚持冷兵器20年不变，面对武装的牙齿的国外农业其发展和战况可想而知！ 　　其实大家都明白土地责任承包制度的政治意义大于一切！！！这就是中国发展是不是还要和政治意识捆绑的问题！ 　　中国农村已经到了不重新改革不行的地步，这和中国政治改革处在同样的尴尬境地，其实对农村重新进行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改革开放的一次纠偏，就是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的。 　　中国农村改革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走集约化的农庄道路，这里有个选择：是私人农庄还是集体农庄？显然中国当前的主流思想虽然隐而未喻，但是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政策的出现，明显是在为私人农村的最终出现铺路。 　　私人农庄的实现里面有社会问题将是地方政府很难逾越的鸿沟：众所周知，中国有11亿农民，由于落后的农村生产模式和土地责任承包制需要大量的人力，也就是土地解决了11亿人的就业问题，如果实行现代化的私人农庄，社会问题是大量的农村闲散劳动力如何解决？最起码，从现在起20年内，中国城市无法吸纳5亿人，难道中国农村改革再推迟20年！！！那么有没有，马上可以实行的并且可以解决众多劳动力的农村生产方式呢？我们先来分析华西村现象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启示！ 　　大凡去过华西村和南街村的人都会被村镇城市化、村民市民化、完全的市场经济经营模式和高度统一的毛氏思想政治工作并存的特点感觉新奇，为什么市场经济制度与毛泽东思想这两种水火不容的体系在这里高度统一起来了，而且取得了让所谓那些中国改革的急先锋的先进农村无法想象的辉煌业绩，为什么？？ 　　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完全建立在私欲的经济形态，古人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见私欲的天经地义。相反毛泽东思想要求的大公无私，甚至要牺牲个人利益，扼杀个人私欲，显然这是完全对立的思想状态。 　　其实，市场经济也有宏观调控手段和防止私欲过度纵放的规范制度，毛泽东思想也让大家吃饱肚子再干活的愿望，也允许最低限度私欲的存在。仔细想想，其实这两种思想状态都在寻找一种和谐的共荣状态。 　　在华西村里我们发现在企业经营方面完全遵循市场经济方式进行运作，在物质分配方面尽量实行均富的原则，但绝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的大背景下实行多劳多得，奖优罚劣……。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更多的是我们现在广大社会缺乏的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为什么会有这种和谐的出现，我总结一下是： 　　毛泽东思想更像一种润滑剂，他抑制了私欲的过度膨胀，化解了众多的矛盾，使人们心服口服，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的高度愿望不也正是如此吗？ 　　毛泽东思想更像是一种哲理、一种战略思想，市场经济模式更像一种战术手段，一个在宏观的把握方向，一个在微观的克敌制胜，这就是矛盾而又统一的具体实现。 　　然而，中国所谓的专家、学者食洋不化，完全以西方经济马首是瞻，在强大的事实面前，不去深层挖掘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去研究其对中国农村、城市的现实意义，斥责这是“怪胎”不以为然，任其自生自灭。 　　我甚是担忧，这个在中国自发出现的社会形式到底生命力有多强？在无人顾及和引导下还能走多远？ 　　我更是担忧，在这中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思想混乱的时代，社会的稳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大问题，中国急需要思想的重塑，放弃华西村这种昙花一现的黑暗中的唯一光亮，中国会不会错过一次社会真正大共荣的机会！ 　　分析二：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必将成为建立民主国家的重要参照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干过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建立新中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也是无容置疑的伟人功业，最具争议就是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这也是现在主流社会对毛泽东主席诟病的一大焦点，也是党内高层刻意回避的事件，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必将重新审视，其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的一些经验，将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根除腐败、实现真正民主政府架构的重要参照实例。 　　意义一：大字报与官员辩责制度 　　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字报满街都是，那时的人（尤其官员）很害怕在大字报上看见自己的名字，名字的出现就意味着轻则在群众会上检讨，重则丢官、批斗、下牛棚，大字报仿佛就是催命幡！当然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时期的大字报很多是失实的，对当事人几乎是不容辩解的，用现在的话说，是不可控的。但是，这种由下而上的对官员进行问责的监督形式却是最有效，只要建立一种制度，将大字报这种形式进行规范化、程序化，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允许并督促官员就这件事进行答辩。让大家形成一种共识：法律赋予公众对任何人、任何事（个人隐私和国家机密除外）都有知晓的权力，都可以用大字报提出异议，官员习以为常的为某件事出来答辩。这就是官员辩责制度。 　　意义二：造反有理与官员弹劾制度 　　“革委会”这个曾经盛行的名字已经逐渐被人淡忘，“造反有理”曾经是多少政府官员的噩梦，我在这里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所作所为不敢苟同，但是我欣赏的就是这种由下而上平稳夺权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句“造反有理”、一幅大字报就是对某当权派弹劾的开始，群众批斗、政治检讨就是弹劾事件的答辩阶段，最后交出权力就是弹劾成功，这是一套完整的弹劾程序。 　　现在的西方国家有一个机构专门受理这些公众对某些官员提出的异议，启动弹劾机制，组织开启答辩会议，最后形成定论。如果我们把文化大革命这种行为加以规范，成立机构受理，在这里，难道没发现惊人的相似吗？ 　　意义三：查抄及返还与官员“财产晾晒”制度 　　“查抄”其实不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难以计数的家庭被查抄，这里面中饱私囊不多，原因就是那时的官员本来就清廉，那有啥东西可查？现在的官员那有啥地方敢让大家查查！现在推行“财产晾晒”其难度之大，必登天还难！最后，不过就是嚷嚷而已！！ 　　“财产晾晒”应该作为官员就职典礼的重要内容，要当官，先清查资产，并且以后每年举行一次资产公众说明会。 　　意义四：专政夺权与可控民主制度 　　文化大革命的专政有个特色，无论地方夺权如何乱象横生、从文斗到武斗，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或上级部门紧急叫停，地方马上就恢复平静。这种高度可控制度与专政夺权斗争的乱象的实现原因是：1、中央和上级部门的绝对权威是公众不容抗拒的；2、专政夺权斗争的乱象是乱而有据，也就是说这种乱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那就是不能反党、反毛主席、反国家，违背这三点就失去立足的根本。 　　其实，中央和上级部门压服地方也是基于这三点。 　　有部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确实，那个年代人人无论对错，都充满激情，尤其是政治热情，相对现在的民众来说，那种炙热的政治情节是无法想象的！当下的社会政治热情几乎处于休眠期，满眼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金钱挂帅的所思所为，这些都助长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滋生蔓延！ 　　民主就是对权威的挑战，政府需要绝对权威。政府对民主是既希望又害怕，希望借助民主清除自身恶疾，害怕广泛民主危机政府安全。文化大革命就是广泛民主和绝对权威相结合的经典实例。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思想是杨小凯的精灵，从冬天飞向春天；是李敖囹圄里的色情杂志，在黑市里被疯狂传阅；是苏格拉底喝下的毒堇汁，化为克里西托的章节；是希伯斯的无理数，变成现代数学的起点。她不会死，不会消亡，不会被囚禁。一旦她存在过，便永远存在。     Ideas are bulletproof ——漫谈雷锋、两会和 New iPad   文 / 尹桑（Bentley University）   Beneath this mask there is more than flesh. Beneath this mask there is an idea, and ideas are bulletproof. 前天是3月5号“学雷锋日”，网上对“雷锋精神”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随后今天两会话题的加入更是让气氛热闹了许多。借题发挥，我来话话雷锋、谈谈两会、说说思想。   一． 雷锋、唐骏与安兰德 雷锋这个形象从60年代起逐渐深入人心，每年3月5号都是全国人民“学雷锋，做好事”的日子，到了2004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雷锋依旧是少年儿童心中一块不倒的丰碑。然而雷锋这几年受到的质疑渐渐多了起来，比如那个“随时随地帮雷锋拍照的记者”，还有60年代三天一张照片的频率，以及“大白天打手电看毛选”都让人啼笑皆非。“雷锋日”到来之前，校内微博上传满各种嘲笑日志和相册照片，众人一齐加了把力，推倒这个被包装的“人造偶像”。 推倒的同时也伴随了一些人的质疑，“就算雷锋不完全真实，那为了让中国多一个信仰、多一种精神去学习，大家一起助人为乐、舍己为人，难道不是好事吗？中国社会道德已十分不堪，再打倒雷锋的话，那可真是道德沦丧了。”我先不谈这些人的“造神理论”是否能成功，亦不谈“中国道德低下”的本质原因何在，“雷锋”真的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吗？会让人一心向善吗？ 有趣的是，3月5日“雷锋日”本身便是一个大大的讽刺，这个日子既不是雷锋的诞辰、也不是雷锋的忌日，而是毛主席发表雷锋题词的日子，那它到底是纪念雷锋、还是宣扬助人为乐、亦或是纪念毛主席呢？（结合60年初期的历史背景，大家可以自行揣测）再看看当时学雷锋的口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整个口号并没任何道德情操的追求、而是把“两个忠于”限定了，让人不禁想问，到底学雷锋是学了什么？ 90年代以后，雷锋精神渐渐变成了“学雷锋、做好事”，生长在这个年代的某些人便把“学雷锋”和“做好事”划上了等号，然而真正的雷锋精神是什么呢？摘抄雷锋语录三句，“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为了党，愿洒尽鲜血，永不变心”“我们每个人的幸福也依赖于祖国的繁荣，如果损害了祖国的利益，我们每个人就得不到幸福！”，如果思考一下便会发现，“无条件舍己为人”才是雷锋精神的核心所在，这个伟大精神让大家趋之若鹜，然而躲在黑暗里的大鱼正等待你牺牲个人权益去满足“国家大义”。这才是“学雷锋”的真正目的。     如此看来，雷锋精神的最核心并不是“做好事”和“助人为乐”。同样，没有了雷锋精神，社会道德并不会沦丧：乐于助人的人并不会因为没了“雷锋”就不让座，见义勇为的人更不会面对恶行默不作声（相反，“彭宇”才是见义勇为的拦路虎）。引用令霸贤同学的一个状态 : 有人说：“雷锋事迹的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雷锋精神。”——为政治目的去伪造的榜样，即便宣传机器将其吹捧成完人，其精神品质也必有一条不可弥补的缺陷，那便是诚信，而这是做人之本。失去诚信，喉舌口中再高尚的“雷锋精神”，其归宿也只能是摆拍、造假、吹牛，就如同雷锋所作的那样。雷锋精神最忠实的实践者，是天天“到群众中去”演戏的我党官员们。另外，造假出的雷锋精神，除死忠于党、做统治者的螺丝钉等内容外，其他内容与自古流传的“仁义理智孝”无任何区别，重塑榜样是洗脑需要，雷锋精神纯粹是政治工具。 一提到雷锋，我立马就想到了唐骏——这个将成功学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人。“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唐骏一夜之间成为了千万人的偶像，然后又在一夜之间，他被彻底地击倒。学历伪造、涉嫌偷渡以及各种造假，让他个人公信力荡然无存。然而就算是这个道德破产的骗子，很多人依然对他很是宽容，比如有许多人依旧怀着“虽然唐骏是个骗子，但是他的思想却颇有价值”的态度。我不禁想问，唐骏的那叫什么思想？！多少信徒举手投足间、言语谈吐中都在模仿唐骏，夸大其词、心浮气躁甚至作弊造假，企图也“复制出一个成功”，然而通过谎言和欺瞒在哪行哪业能取得成功？唐骏吹的这个泡泡太大、太过诱人，多少人在里面跟着一起光怪陆离，其实等待的是梦碎时分。 “雷锋精神”是谎言制造出来的利他集体主义，而“唐骏思想”却是制造谎言的自私利己主义。与之相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看似“创造集体、限定自由”，却让18世纪的人心向往之。更令我感动的是“理性主义”之母——安兰德和她小说《源泉》里塑造的那个霍华德洛克， “个人的精神就是他的自我，这是他意识的本质” ，洛克是一个特立独行、崇尚自我的建筑师，他否认为社会牺牲自我的意义、也反对别人为他牺牲，因为只有拥有独立价值观的人才会去创造价值，“自我主义被理解成-为了自我而去牺牲别人、而利他主义则被理解成-为了他人而牺牲自我，这种观念使人无可挽回地与他人栓在了一起。 然而自我主义者并不是为自己牺牲他人，他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与他们无关的——无论是他的目标、他的动机、他的思想、他的欲望、还是他力量的源泉，都与他们无关。他不是为了他人而存在的，他也并不要求他人为了他而存在” 。这才是“最无私的私心”，只有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才是社会的灵感与力量的源泉。这是本长达700页的“哲理小说”，却丝毫没有说教成分，在20世纪最受读者喜爱的100本小说中《源泉》名列第二，第一则是兰德的另一本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 “这是他平生所目睹最让人心驰神往的自由境界” 。     思想虽是虚构的，但并不是言之无物或是夸大其词，只有真正触动人心、为之动容的才可称思想。思想虽是被创造，但不是靠造假或包装，而是当她最真实地站在你面前，你可取之为用，而非被其所用。   二． 两会，毛新宇和杨小凯 “雷锋日”刚过，两会便浓妆淡抹登场。所谓“浓妆淡抹”，一个是“两会时装周”，老百姓诟病他们生活过于奢华，另外就是每年都有的“雷人提案”。其实这两件事我倒觉得没大问题，前者错在太夸张，人大代表有钱这件事谁不知道？但在这CPI月月上涨、房奴年年增多的关头，公仆们秀一下自己的爱马仕确实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理智点说，当官和有钱都不是问题，不过， 其他国家有钱的去当官，中国是当官的变有钱 。“提案”则错在头脑太简单，很多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过于“理想化”，引起了老百姓极大的抵触情绪。还有一些提案完全是有讨论价值的，比如“卖淫合法化”，虽然无法实现，但拿出来谈谈十分有必要——虽然无法让所有性工作者从良，但是好歹让她们的女权也摆上台面。花钱打水漂还听个响，我们养着这群人民代表，提提“雷人提案”总比行“举手之劳”有存在感一点。 所以我想吐槽两会的并不在于此，而是其一直鼓吹的思想。每到两会，新闻联播就把“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认真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弘扬八荣八耻”说上数十遍，小时候的我很好奇，为什么所有领导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思想？后来我才知道，领导谈思想就像皇帝修宫殿一样，如果不搞得富丽堂皇，就怕没人记住他们。修宫殿花老百姓的钱，不过大家眼不见心不烦，人民也懒得去管；相反，谈思想却是让人民跟着一起吹牛，上学时每次写各式申请都要“点兵点将，毛邓胡江”、唯恐漏了哪位大人，不然就一句——“退回重写”！可是，他们谈了思想、说了理论，就能让后人记住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一直不知重要在哪里，政治老师说“你只要记住就行了”，当年倒背如流的我现在却丝毫不知道它代表了什么，脑海里只回响着那么一句“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     毛少将则是两会另外一个亮点，胖嘟嘟的他继续着指点江山的工作，今年的核心思想还是把老调重弹——“再造毛主席在反腐倡廉上创造的世界奇迹”。观毛新宇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十句话有九句半是关于他的爷爷，“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和满足，都来自于真正理解了一位伟人。而他，正是我的爷爷。” “爷爷是我的‘上帝’，我崇尚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成吉思汗、朱元璋等英雄人物，但我最崇拜的是我爷爷”，而这正是他本人最大的悲哀——因为他一无是处，所以必须捧出这尊神去提醒大家有关他的出身。而毛泽东的悲哀更甚：曾经“毛思想”举国皆知，毛选销售超过圣经，文革时期平均每人携带两到三本。而随后权力一旦交接，毛选不再印刷、也再无人主动购买，红极一时的“红思想”随即走向沉寂。除了大学必修还在一遍一遍提醒人们有这个东西，只剩下那个穿着军装、四处题字的胖子才会不停嚷嚷他的名字吧。 思想不会因为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便会流芳百世，你的无知象征着它定会消亡，而你的毁灭将是它的绝唱 。     说到毛与文革，想到去年从“北斗荐书”里看的《牛鬼蛇神录》，读后的我顿感唏嘘不已。作者杨小凯，文革时期19岁的他因写《中国向何处去》而被判入狱10年，《牛鬼蛇神录》正写的是那一时期他的亲生经历。没有自哀自怜，也没有描写自己的不幸，而是记录了他遇见的28个人和他们的故事。他记下了与这些人的相识相知和别离，他们一起下棋一起做数学题一起谈论中国未来的赫鲁晓夫，而那些人大多在文革中死去。1978年的春天，小凯刑满释放，他写下“我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这本书已译作外文传遍世界。杨小凯这一生最大成就是被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两次，但在读者心中留下的确是那些熟悉的故事和陌生的面庞——建妹子被打骂却不忘的爱情，逼疯了的黄文哲，还有“断手”临刑前的婚礼。虽然他们被时代洪流卷走了，被历史车轮碾过去了，我也没用见过这些人，但是我知道：他们是真实的，是触手可及的，是鲜活存在过的。正是因为名不见经传的杨小凯，让这个世界记得他们曾来过，曾经快乐地奔跑着玩闹着，向我们挥手微笑说道“你好，未来的中国”。     思想是杨小凯的精灵，从冬天飞向春天；是李敖囹圄里的色情杂志，在黑市里被疯狂传阅；是苏格拉底喝下的毒堇汁，化为克里西托的章节；是希伯斯的无理数，变成现代数学的起点。她不会死，不会消亡，不会被囚禁。一旦她存在过，便永远存在。   三． 腾讯，乔布斯和中国天使 上周《Fast Company》选出了2012全球最具创意10大网络公司，Google排名第一，第二的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腾讯Tencent，这是唯一上榜的中国公司。课上讨论时，美国同学纷纷表示对这个公司上榜的不解，“这不就是一个在中国的山寨IM公司嘛”。 听到此话，我感慨万分，如果真说中国最具创新的公司是“山寨寨主”腾讯，大家是不会信的，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悲哀。曾经刚刚起飞的中国互联网曾以模仿为主要形式，诞生了一批以腾讯为首的网络巨头。人们认为，在有了资金和人才之后，腾讯会走上创新之路、成为中国互联网的新向标，谁料到腾讯在不断扩大规模的同时，更加疯狂地把别人的产品拿为己用。当他看到一个好服务或产品时，第一步是谈判并购，深圳网游、Foxmail以及康盛创想就是这样被整个吞下。一旦并购不成，腾讯便把其“山寨化”了，然后通过自己的衍生产品将这个山寨的规模变的越来越大，原创始人一看情况不妙、便妥协然后被收购。网上曾疯传一个段子，当投资人和网络创业者谈到最后一步时，往往那个问题便是“如果腾讯盯上你，你该怎么办？”而结论偏偏是“没什么办法”。中国创业者在计划创新的时候，先要接受各项规章的层层约束，还要考虑中国市场的接受程度以及消费条件，最后还要面临各大巨头的垄断或山寨，可谓四面受敌。在巨大阻力下，中国创新产业一度不甚乐观，福布斯评中美30岁以下创业者对比，美国皆是“重塑世界的颠覆者”，而中国创业大部分则还是集中在电商。     谈到创新，今天iPad出了新款，不过反响已大不如前。很多人感慨如果乔帮主还在世的话，情况应该不会如此。我虽不是“果粉”（除了07年买的一个iPod之外再没别的苹果产品），但这丝毫不改变我对乔布斯的敬佩，并不因为去年苹果1000亿的销售额，而是因为他坚持“思维改造视野，视野创造价值”的理论。曾做过苹果的案例分析，教授分析乔布斯时总结道“他并不像别的制造商一样去揣测消费者想要什么产品。他是先设计理念，然后创造产品并赋予价值，最后才引导消费者去喜欢。”美国这种“乔布斯”还有很多，他们怀揣崭新的想法，去创造新奇的产品，虽然经常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喜欢，也没有任何前人涉足过，但是他们会着迷的继续下去。Google工作室“无人驾驶汽车”的已进入第三阶段，在不久以后你可以坐在车上看电影或吃午饭，汽车会自行安全地将你送到目的地。另一革命创新是一种“隐形眼镜”，当你戴上后可产生电子视觉效果，比如你使用GPS时它会在你视线前方会显示箭头和路标，告诉你右转或直行；当你路过餐厅门口时它会自动提取数据、并告诉你它在“大众点评网”里的评价是什么，其他的用途也都诸如此类，仿佛在眼里植入了电子芯片。 除了高科技创新外，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创新也遍地皆是，比如CouchSurfing这个peer-to-peer网站，将旅行者和当地有空闲房间或沙发的居民联系到一起：一方面旅客减少了住宿花费，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更快融入当地生活和居民进行更直接的交流。 虽然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还落后不少，但是网络创新已初现端倪。比如19岁少年季逸超的猛犸4，名噪一时的“师兄帮帮我.com”，还有handsup.cn反向定价团购以及dreamore.cn的p2p追梦网，都是80、90后青年人的杰作，其中大部分还是在校学生。去年年底去MIT听了真格基金的演讲，演讲前和创业者交流许久，发现他们想法都十分有创意，如果能实现的话将会改变整个行业现状。“天使”徐小平和王强的演讲极其有意思，王强从莎士比亚讲到新东方，徐小平从世纪佳缘讲到聚美优品，虽说是商业演讲、其实却更像两位长者给小孩讲故事，下面的学生并没有听商业演说时的激动或疯狂，更多的付诸沉思。演讲结束后，我排了一小时才和徐老师讲上话，中间看着那些上去下来的同学，眼睛里、神态中透露的不是平时随处可见的浮躁，也不是渴望抑或贪婪，而是一堆堆散发希望的火苗，有越烧越旺时的欣喜，也有渐渐熄灭时的不甘——人道星火燎原，我说莫过于此。 安兰德、杨小凯或是北斗摘星星的孩子也好，乔布斯、中国天使或是青年创业者也罢，在每个盖伊·福克斯面具之下，有的不仅是那鲜活的血肉，还有着一颗跳动不止的心, and ideas are bulletproof.       （采编：麦静；责编：麦静）     您可能也喜欢： ＜儿童节特稿＞小时候 Shall we talk 堵城之困 祈福生命，晓鸥加油 ＜清华百年校庆特稿＞百年清华，民不聊生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