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党报不宜将红歌“妖魔化” 作者：菁菁远山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5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5 10:27:19 阅读量：118次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在世界观上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强力排斥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任何理论体系都是不完美的，把真理绝对化在实质上是反科学也是不人道的。中国把马列主义奉之为圭臬，而辩证唯物主义又是马列主义的哲学基础，因此，中国的执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还是强调和恪守这一逻辑理论思维形式的。但在涉及到领袖及其它关涉政党和个人的利益问题时，却往往剑走偏锋，这大多出现在个人权力极度膨胀的时代。彼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权力管控下的媒体和御用学者也整体转向，把对真理的认知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这其实是人治状态下的一种实用主义哲学，它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曾经被演绎到极致。 思想控制和真理垄断是人治社会的产物，这就要求理论要为个人和集团来服务，“理论家”们的作用就是要让理论在取舍和肢解后，再根据需要进行嫁接和创造，通过权力意志变成一种面目全非的“特色理论”，这就是所谓的理论的“中国化”过程。当一种所谓的理论囿于太多的利益和权力的纠葛时，变态的狂热会在权力的怂恿下，往往让人们放弃思考，社会发展的路径注定会受到影响，这在中国建国后60多年的政党实践中，有过太多的经验和教训。 建国后，中国经历了三十来年的高度集权化的计划经济时代，让整个社会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背后，经历的是一个除却精神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公平有余但效率低下，集中有余而民主皆无，当公平成为暗杀效率的工具，民主成为实现极权的手段时，主观能动作用就被无限夸大，精神变物质也就脱离了精神和物质的严格定义，变得混沌不清。这样一个严重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在整体上已经不务正业，也就遑论有什么民生可言了。当然，或许有人在彼时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但这种愉悦也不过是宗教意义上的，它指向的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建国后，我们扫荡了一切与马列中国相悖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真空需要弥补，这种强迫性的灌输自然会充填到一部分人的血液中，这也许是所谓的“狼奶”吧。但一种文化往往是时代的印证，这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存在是权力的推动与民间的呼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滥觞于革命时期，风行于80年代前的“红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因此，我们如果是发思古之幽情，唱唱“红歌”不仅不会走火入魔，而且也会勾起对历史的回味和反思，这无尝不是个有益的事情，绝不会让人说三道四。但如果用权力强力推动，用公帑不计成本的来支撑，让“唱红”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在得不偿失的同时，就无法避免人们说三道四了，这是在一个在多元社会对权力说一不二的回应，更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允许并给予人们“质疑的自由”，本来就是权力开明的表现。 近日来，江西卫视举办的中国红歌会已经快到了收官阶段，我偶而打开了这个频道，发现参赛选手们吟唱的歌曲题材很宽泛，和严格意义上的“红歌”已经有了极大的分野。百无聊赖之际，我间断地看了两期，歌颂康熙大帝的《向天再借五百年》就出现了三次。如果把这个也当成是红歌，在有一定影响力的红歌会上大言不惭地演唱，就有点太露骨了，毕竟革命是要以民主和自由唤起民众的，如果革命要迎来一个帝王，而且做了帝王后还要向天再借五百年，尽管没有“万岁”来的赤裸，但谁还会跟他革命呢？严格意义上说，“红歌”是产生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含有革命元素的歌曲，这是红歌的本质特征，除此之外都是欺世盗名的误导，如果有一个人唱《让我们荡起双浆》时，非说他是在唱红歌，这肯定会让人哭笑不得，这不是“霸王硬上弓”么？“红歌”还是严肃些好，那些没有革命元素但却产生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的歌曲，还是不冠以红歌为好，毕竟在那个特殊时代人们的思想只是形式上的统一，有很多歌曲还是很普世的。 人不能选择时代，只能适应时代并为时代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所以人们很怀旧，一些人唱红歌也是怀旧的表现。红歌也是在特定的年代产生的，人们去自发地吟唱是对生命的挽留和对理想的咀嚼，当权力去强力推动时，就有了些许的怪诞。适逢建党90年，这确实需要执政党来回顾和反思一下建党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对成绩的歌颂当然也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强化执政合法性。于我看来，最应该也是最值得称颂的是中共做为一个政党实行党派合作，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正是中共时刻把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做为追求，才取得了政权。因此，对于党的歌颂，应该是集中到建国前如何坚持和实践自己的理想，建国后如何修正自身的错误，未来如何来实践自己的承诺这三个基点来展开。在歌颂上，要注重形式的多样化，“红歌”只是一种不太妥贴的方式。“唱红”固然可以，如果是劳民伤财地用权力来推动，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因为鼓励唱“红歌”不鼓励革命确实有点荒诞。但要加个注解，就有点近乎可笑了。 众所周知，偶然的联系并不一定包含必然的逻辑。但当一种现象被意识形态化后，有时不仅偶然的联系，就是胡乱的联系也会被解读为必然的逻辑，这在马克思看来都不可能的事，在他的信仰者们的手中，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四十年前的《人民日报》曾有一篇《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的通讯，该报道称：“精神的东西主要靠精神力量来战胜，治好精神病主要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在几十年后，去年的《资阳日报》报道称，四川资阳等地的精神病医院依靠唱红歌等方法调节病人情绪，有的还举办了红歌比赛，比赛的图片刊登在资阳日报上后广泛流传。这一报道遂引起了全国人的围观，恶评如潮，其原因是它勾起了中国人对那个时代不堪回首的记忆。 恶作剧罢了也就罢了，多元化的社会让炒作大行其道，各路明星们也就用极端来演绎着自己的梦想，这是时代的特征，而真善美自然就会“大隐隐于市”，其标征的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而已，社会转型必然会在混乱状态下发轫，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方此之时，竞争后的选择才是社会的方向所在，而垄断下的思想和文化注定会将这个社会引向歧路。事实上，用枪杆子或权力来抢夺的只能是丛林社会下的政权，思想的阵地向来都是用良知和理性作为标尺来一寸一寸量出来的，这也符合民间“天地之间有杆秤”的俚语。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歌”只是个过去式，它更多地承载的是一种社会理想，决不是社会问题的解药，事易时移，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困境，只有民主与法制才能解决。当然，社会转型需要“药引子”，但“药引子”用错了有可能喝下的就是毒药了。 任何没有脱离开权力与利益的“喉舌”，它所代表的都不是公众的利益，也不应该成为公众的“代表”，这个“发声筒”不过是权力的“传声筒”，自然与公民无关。中国经济在建国后三十年放弃了那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计划经济，这是在抛弃了“两个凡是”、社与资和公与私讨论后的结果，但这势必会把问题留到现在。事实上，集权与市场的结合才是中国的特色，这是不讨论留下的惨重后果，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昭示中国已经进入又一个岔道口，政治体制改革向什么方向推进则是中国社会目前应该做出的抉择。而恰逢此时，“红歌”的大行其道得到了广泛的呼应，而其可能导向的结果却与理论和现实相悖，这自然会引起有识之士的怀疑和猜测。 中国的新一轮“红歌”热肇始于重庆，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红歌变调确也是事实，这从最近的《重庆日报》的选择性报道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唱红”并非一唱了之，而且非要弄出个子午卯酉来，这种功利性是万万不可的。最近，做为党报的《重庆日报》有两篇关于“红歌”的报道，一则是《重庆癌症患者称靠唱红歌挺过化疗：一听就忘了痛》，另一则是《重庆老人进京唱红前母亲去世，坚持唱到最后》。如果前一则是强调“红歌”的功效，另一则则是对人性的误导。当然，最值得怀疑的是前一则新闻，它无异于是对“红歌”的夸张，而后一则是导致人们对“红歌”宗教般的虔诚，这是不是想妖魔化“红歌”，从而置“红歌”于死地？ 事实上，我不否认重庆癌症患者称靠唱红歌挺过化疗的可能，但这不过是一种偶然的联系，如果想从中得出必然的逻辑，就要有足够的样本和科学上的论证，否则都是荒唐的结论，其功利性可想而知。事实上，那位一直为所谓的“重庆模式”做注脚的苏伟教授也道出了其实质，他说：“你看，从一个‘儿童节’的小插曲，变成了红歌大合唱，是不是应了一句经典名言：‘必然性以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呢？”仅从这句话上，我觉得苏伟还是诚实的，事实上，他不过是通过自己的知识，在为所谓的重庆模式做一下“注解”，这就是“打哪儿指哪儿”，让枪手百发百中。 我总认为，当知识分子纠结于权力和利益时，他已经远离了知识，因为没有良心的知识就是魔鬼；当媒体被利益和权力左右时，它无异于绞杀思想的机器，远比一个变态的知识分子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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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议评陈与评毛的双重标准 作者：叶铭葆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3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3 9:09:55 阅读量：12次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人的地位十分独特，无人可比，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毛泽东。陈独秀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在党内任职虽仅６年，却是一至五届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不仅参与了中共的创建，而且连任七至十届中央主席，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长达三十多年。他们的共同点，是既有大功，也有大过。说大功，陈独秀为首创建了共产党，毛泽东为首创建了新中国。说大过，陈独秀的右倾（尽管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但陈至少是抵制不力），险些葬送了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民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浩劫，给党和人民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然而，在对二人的评价上，却是天壤之别。对毛泽东，肯定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语）而对陈独秀，不仅开除了他的党籍，甚至连他创党的功绩也闭口不提。直到今天，在党史宣传中仍然是对毛泽东多讲功绩，不讲或少讲错误。对陈独秀，则只讲错误，不讲功绩。这样一种成王败寇式的实用主义做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公正原则，其背后隐藏的思维逻辑，令人深思。 随着中共十八大的日益临近，“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再次提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是走向宪政民主，还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一党专政，成为各派人士争论的焦点。近来，在纪念中共建党９０周年的活动中，在官方舆论的诱导之下，一股“毛泽东热”正重返中国，不仅极左思潮卷土重来，而且“文革”中的某些极左做法也一再重现。如此的政治舆论环境，或许正是某些人想要实现的影响十八大政治走向的内心愿景。 中国今日的现状令人感叹。细细想来，“除病务尽，不留后患”这句话，实在是至理名言。极左思潮今天之所以能够卷土重来，根子正在于当年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没有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以至象“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罪错，也只是把责任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而毛泽东只是好心办了错事，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这种为了某种现实政治的需要，通过歪曲历史事实，以达到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做法，留下了极大的政治隐患，以致今天的政治领导人，面对这种隐患的发作，在处理上也感到十分棘手。 毛泽东这个品牌为什么不能丢？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丢掉了毛泽东这个旗帜，就是否定了党的历史；其二，对毛泽东的错误讲多了，就是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和国家抹黑。１９８０年３月至１９８１年６月，邓小平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发表了多次讲话，核心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２５５－２７４页）在“文革”结束初期，邓小平这么讲或许有某种政治策略上的考虑，即便如此，采用把毛泽东与党和国家划等号的做法，也是不科学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个政党和他的领袖人物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领袖只是党的人格化的代表，他应当执行全党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全党。如果这种强加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就理应受到批评，直至受到组织处分。这是一个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壮大的需要。在这方面，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被撤职和批判，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陈独秀不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而且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２７年，连续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应当说对于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然而，在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陈独秀坚持右倾投降路线，使党遭受重大损失。为此，党的八七会议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后来的历史表明，对陈独秀的否定既没有损害党，也没有损害革命，党不仅没有垮台，反而在挫折和教训中不断发展壮大。幸运的是，当年的中共领导层，并不认为否定了陈独秀就是否定了共产党，因而坚持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实行彻底决裂，不搞藕断丝连，并由此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试想，如果当年党对陈独秀的错误无原则容忍，为了维护陈独秀的历史地位而姑息迁就，那么，中国革命还能走上正确道路吗？ 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就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而言，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今天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并不是纯粹的学术之争，而是关系到中国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原则方向之争。正因为如此，当茅于轼先生提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时候，迅即遭到拥毛人士的重重围剿。在当前，如果不能击退这股极左倒退逆流，那么，中国３０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会付之东流，重新回到全面专政，人人自危，闭关锁国，民不聊生的“文革”时代。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在某些地方和单位已经成为现实。对此，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士，切不可掉以轻心。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