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吴敬琏: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吴敬琏: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进入专题 : 政府 市场    ● 吴敬琏 ( 进入专栏 )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就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政府必须下决心将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同时管好自己必须管的事。     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个改革确实最难,因为政府自身的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          我们还走在改革的半途          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中,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目前形成的经济体制是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     从好的方面说,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促使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具体表现为:     (1)为过去在“全面专政”体制下被无情压制的私人创业开拓了空间。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家的民企。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     (2)大量原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这极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3)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因净出口需求弥补了消费、内需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4)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培育起来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然而,另一方面,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主要表现是: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     (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     (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     (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     两种前途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中国面临严峻的选择。     这种过渡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畸形体制。     在改革大步推进的时候,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南方讲话”前后放开了价格,“官倒”无所施其技。那时候,大家就很高兴。但是,当改革受到阻碍的时候,行政权力就会扩张,腐败就会蔓延,就会出现贫富分化。这种情况,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不幸的是,这两种前途的争斗愈演愈烈,正确的一方并不占有优势。而“左”是对“右”的惩罚。贪腐的盛行使力图恢复“全面专政”旧体制的极“左”力量,能够蛊惑对贪腐怀有正当义愤却不明就里的人们,追随他们去反对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     这样,就使我们站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          当前中国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          在很多关键领域,利益格局固化了,权力部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故意设租,特殊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在所有的领域,改革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也称官家资本主义),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的体制对于权贵资本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最理想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寻租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前期改革中曾经支持过改革。但是,当改革走到了半途,他们作为增量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双轨”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而不愿继续前行,去努力建立规范的、平等竞争的市场。     随着改革的深入,寻租的社会力量保守性的一面变得越来越突出。由于他们确实曾经有过改革的经历,并且即使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也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所以很容易迷惑群众、使群众信假为真。     近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权力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     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人民大众的不满也由此而来。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旧路线、旧体制的“老禁卫军们”利用群众的不满,并在某些传媒的配合下,把群众引导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如果是这样,就会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政府权力过大,必然产生腐败          想用政府的强力管控来遏制腐败是一种不可能成功、却十分危险的处方。因为政府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于是,就会陷入一种政府扩权和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把社会推向溃败的深渊。     缪尔达尔在他1968年的著作《亚洲的戏剧》中,将某些深陷社会溃散状态的南亚国家称为“执行力极弱”的“软政权”(SoftStates)。他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权力过小,而是因为过度干预经济和没有受到监督,使少数人能够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     以缪尔达尔讲到的印度为例。当时的印度实行尼赫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政府对生产资料价格实行行政管制,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使腐败寻租活动普遍蔓延。印度在1990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社会情况才有了明显的好转。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一段时间中深陷社会溃散的国家,大都经历过军事独裁。在这期间,权贵资本盛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不平等加剧,公权不彰,从而形成了社会溃散的局面。而社会溃散进一步加剧了寻租和腐败,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政府的合法性就濒于丧失,连军政府也成为“软政权”。     从所有这些国家的教训看,不能抽象地谈论强政府的优势和弱政府的劣势,而是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与市场的关系上,不能取代市场,不能利用公权揽买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面对目前的现实,很多人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为,这是有理由的,但是,需要弄清楚强化政府作用的方向是什么: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抑市场和取代市场?正如许多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必须坚定地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恶性循环。          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做什么?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就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各级政府必须下决心改变管了许多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当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的情况,进行自我革命。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那么,政府不应做什么?     第一,不要直接去组织融资和操办项目。我们注意到,一个地区,一个县级市的领导班子就决定管辖区域内要发展哪些产业,要有多少个项目,可以决定由财政给投资补贴,一把手、二把手类似于一个地方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它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产业同构化、同质化,因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一定会研究产业现状、世界趋势、市场的状况、竞争的情况,来决定投在什么地方。     第二,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当然应该实行的原则就叫做“非禁即入”,除非有法令明令禁止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进入,但是,我们现在好像要经过批准才能进入。《行政许可法》已经规定了,只有少数机构才能设立行政许可,但是,现在行政许可比《行政许可法》建立以前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变相的各种名称,不叫审批制了,叫核准制,其实本质没有变。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公正竞争的环境,不要干预司法,实行地方保护。     第三,避免直接补贴供方。有时候补贴是需要的。什么情况下需要补贴?就是对那些有外部效益,本身收益不大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可以补贴的,但是,最好不要去直接补贴供方,也就是补贴生产方。这个问题又跟另外一个问题联系起来了,有一种流行的话叫“肥水不落外人田”,我争取了中央的补贴,或者我自己给一些补贴,直接就补给自己的企业,这使得我们有一些补贴政策的效果并不好。          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有些人认为,中国改革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两者是同时发动的。只不过前者的推进相对比较容易,而后者却因涉及官员们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步履维艰罢了。     经济改革来说,它的真正启动是1980年9月发出的“中发(1980)75号”文件,允许农民搞土地承包制。而在这以前,即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8?18讲话”)就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1986年,邓小平20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他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推行下去。邓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在邓小平的追悼会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问题。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实现这种转型的任务尤为繁重和艰巨。虽然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市场经济是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然而仅仅靠它本身并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面制度安排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秩序就得不到保证,就会出现混乱,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市场,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     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现在,中共中央提出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可能意味着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要进行系统改革的某种意向。          经济改革:出现问题不在于市场取向          改革的焦点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个改革确实最难,因为政府自身的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了,只是政治改革还有待努力。我觉得,这是高估了经济改革的成就。实际上,连历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对于经济改革的要求,也有许多并没有完全实现。应当说,经济改革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还不够坚决、不够彻底。     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并将政府机关的官员更好地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已经提出多年了,“九五”计划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过了10年,“十一五”规划又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红线。为什么没有能够顺利地实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标呢?是因为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没有能够完全建立起来。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就是解决体制问题。怎么才能解决体制问题呢?其实很清楚,就是要推进改革,不断地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     改革要取得突破,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配合起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市场经济。这样,要实现这一改革,不仅仅需要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的设计,还需要领导人具有长远目光,更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决断,打破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来源: 《?望中国》总第162期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府 市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8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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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觉醒:信息传播知权、群体事件维权、良法得立固权

民智觉醒:  信息传播知权、群体事件维权、良法得立固权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4916  / 焚云日 2012-03-29 09:03   民智的觉醒真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心连着心,手拉着手,众志成城呀!贫富差距越大,中下层社会的人数比例就越多,就越是趋向于团结、反抗、呐喊。对于权贵来说:上策是缩减贫富差距,让利于民,得长治久安;下策是镇压群体事件,扭曲、掩盖、封锁、篡改真相,得一时安定。 1、 信息传播知权 信息时代,让真相与谣言共舞,真相又何尝不是另类的谣言呢?单条信息的量越少,就传播得越快,也就越容易因为信息不全而产生扭曲、遮掩。传播快速和信息完全,二者是对立统一的。我们需要确定一种机制,让信息透明、公开、完全、纠错,任何公民都有对公众事件的知情权,而不是被欺骗、愚弄、伤害。 通过传播谣言,公民可以表达崇拜或者厌恶。前者形成马太效应,让被崇拜者的光辉照射四方,却也容易因承受不住这神化而黯然失色,如毛泽东的身高。后者则可以制衡强势方和欺凌弱势方,是柄双刃剑呀!我们,所需要做的,也就是“实事求是”这四字,用铁证如山、减少对抗、互相理解、化解矛盾来消除谣言,还事实一个真相。 2、 群体事件维权 群体事件是好事,它让公民团体可以自发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发泄自己的不满,而不是压抑下的大爆发。中国公民是没有实际上的集社权的,有的只是非法集会,所以才容易出现群体事件来集中爆发不满和表达意见。 依据共和国宪法,土地归全国人民所有,但实际上,共和国政府拥有强征土地、强拆房屋的公权力,土地是归政府所有的。这种名义所有和实际所有的不符,往往造就矛盾,为中国社会的不稳定火上浇油呀!在英国,土地名义上是归女王所有,但实际上是归公民所有,这值得我们借鉴一二。 3、 良法得立固权 在中国,充满着轮回的宿命。公民维权,从个案开始,也从个案结束,无尽的轮回,让人身心俱疲,大失所望,愤怒不已。而在西方诸国,公民维权,从个案开始,到立法结束,一切都在积累当中树立规矩,这值得我们学习一二。 在中国,缺少良善的法律以及对应的法律氛围,使得法律堕于一纸空文,成为零和游戏,谁信谁先死。对规则的向往和自身权益的保护,又让我们渴望良善的法律、道德、文化,这形成了一股压力,要么在时不时的疏导中消散,要么在压制、积累中爆发,前者是政治改革,后者是改朝换代。 http://fenyunri.blog.163.com/blog/static/181537322201212911264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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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总书记不能凌驾中央 (官网已删除)

“总书记”虽是中共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 ——3月31日,《北京日报》“迎接十八大文萃”专栏开篇之作。 4月3日,这篇文章已从官方网站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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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点评中国:巴西超英、中国赶美与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

据巴西官方数字,巴西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英国。 被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吸引了全部注意力的国人,可能不会注意这样一个国际新闻:3月6日,巴西政府公布2011年的经济数据,巴西的GDP已超英国,证实了去年底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发布的预测。 对于在七年前已超越英法,已在讨论何时超美的中国人来讲,这或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新闻。不过,对那些津津乐道中国模式如何伟大,骄狂之气不断增长、自夸“风景这边独好”的某些国人来讲,这个新闻倒不是没有意义,尤其是在国人对未来发展之路进行新探讨的当下。 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梦 作为发展中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辉煌文明的古国,近代以来饱受耻辱,中国人想重拾旧日的光荣和尊严,享有现代生活的美好,即合情理也很自然。一代代国人为此付出过巨大的努力与牺牲,也走过不堪回首的弯路。 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幻想靠闭门造车、群众动员在15年内达到超英的目标,其行动的荒谬和后果之惨痛尽人皆知。反而是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老老实实向赶超的对象学习,却在四十年后初达成效。其中的道理既简单又深刻,那就是现代经济是有其规律性的,拔苗助长,自闭虚狂绝对是无所助益。而回归常识,认真苦干,踏实借鉴,赶超的目标反而不是遥不可及。 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做“超英赶美”之梦,近代以来,作为最先工业化的老牌英国以及后来居上成为世界超强的美国一直是各个不同时期发展中国家追赶的对象和参照。这其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国采取过不同的手段,甚至走火入魔,酿成巨大的灾难。从历史的角度看,只有那些吸收了现代文明的核心精华并与自己民族的状况相衔接、有效地汲取以往教训的国家最终才得以实现现代化,甚至成功地赶超。 巴西人口是中国的1/7,GDP 却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强,人均国民收入是中国的两倍。今日赶超英国 ,成为世界第六经济体且将在本年超法成为第五,是巴二十年来不断改革,深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的结果。尽管因一系列历史与现实的原因造成的如贫富和地区差距等问题仍有待花大力去解决,但在日渐成熟的民主制度运作下,国家与社会维系着有效的平衡,这些问题尤其是在鲁拉总统任内有明显的改善,并没有中国那样严重的社会紧张与对峙,以及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从这点看,巴西就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 因急于赶超,国人习惯于从与赶超对象的距离上来测定自己的成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容易造成误区。从巴西的发展看,我们与赶超的对象相比、纵看的同时不能忘记与同样是赶超者的他人比,放大眼界作横观。 中国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让人高兴的。但正如巴西、印度等国的发展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巴西、印度文化之伟大,领导人的英明、发展模式的独特等等,中国人也不可自我陶醉于既有成就,执政集团更不该洋洋得意,把功劳全部揽为己有,那是全体国人共同奋斗努力的结果,是几代人牺牲积累成就的,是一个包括全球化等综合因素造就的结果;任何人的贡献都不该被抹杀,但也不应被夸大。对未来应有清醒的估计,还有许多关坎要过,有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忙于即将超美的美景,沾沾自喜,妄自夸大,只会限制自己的视野甚至搞不好会沦为笑柄。——不要忘记,日本当年也曾被人认定要很快超美的。今日如何? 从二十 世纪初的“德国制造 ”带来的旋风,到三十年代苏俄的高速增长,到六、七十年代“日本神话”“日本第一”对世界的冲击,以及八、九十年代亚洲新兴国家的“龙”腾“虎”跃,一些拉美国家曾有过的突飞进展,都曾在不同时期引起过与今天世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表达的类似的惊叹,也都曾被冠以“某某模式”大加礼赞。而曾几何时,由于根基不牢,结构失调,徒有增长数字之表,社会分配不公,对外依赖过重,危机瘁发,衰退停滞,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泡沫破灭,社会动荡,制度解体,有些就此一蹶不振…… “金融时报”著名经济评论家 Martin Wolf 在最近一篇谈论中国金融改革的文章中说“很少有国家在金融自由化和融入世界经济后不经历过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按他的看法,中国能否逃避这个规律还很难说,端看中国能否及时稳健地推动相应的改革。 这个看法是中肯的。依笔者的观察,很少有国家在高速增长后不出现一次较大的经济危机,不进行过较大的调整而能最终迈上一个台阶,达成一个相对稳定且结构合理的经济状况的。用笔者几年来多次套用过的一个通俗中医术语来讲就是,在内里失调、虚火上升后,体内需要大“泻”一次,才能恢复正常。问题是,中国这场“泻”将会以什么方式出现?国人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世界将承受怎样的后果?中国经济能否就此经调整更上台阶或是从此跌落?……这些问题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个答案。 冷静面对与未雨绸缪  如果换些经济术语来讲就是,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将出尽,十到十五年内,人口老化的巨大压力将逐渐浮现,中国在未成为一个富裕国家前就将不可逆转地进入老年化社会;从深层次上造成欧债危机和日本经济停滞的某些原因都可能逐一在中国出现,而中国却没有这些国家所具有的成熟的制度建制和公民社会。农业劳力低成本的状况,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Arthur Lewis 的理论来说是保证投资和经济不断增加的条件,也将随都市化和经济增长逐渐消失。此外,核心技术产品的缺失,内需的不足,过分依赖外部市场的风险,环境成本的加大,都使得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值得肯定的是中央政府终于开始从GDP主义的迷思中解脱出来,下调增长率指标为7.5%是个具体表现。不过地方政府能否跟进令人怀疑。此外,投资率也必将因此下降,而在投资大幅度削减而消费又无法快速上升的情况下,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便大增。 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在评论巴西超英时说,“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成为最有活力的经济,并且能够持续增长。” 如果这不是虚假的谦辞,而是真心的认定,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巴西会有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如果中国的精英和国民也都有这种心态看待超美,那么,中国的超美就不仅定会实现,而超不超美也就不那么重要。未来取决于今天,不管如何,一个踏实面对现实的态度总是保证我们能避免危机更上层楼的先决条件。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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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北京话题: 南巡讲话助中国经济起飞但政治后遗症严重

中选网上历史学者章立凡的博客文章回顾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南巡讲话”并非正式名词,官方的准确说法应该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况且,“南巡讲话”也不是邓小平的创举,毛泽东生前就曾多次出京“巡视”,尤其是每当他的主张无法贯彻时,便会出京沿途宣讲,大造舆论扭转形势,你别说,这法子还真是屡试不爽。最经典的事例,就是毛泽东在1971年最后一次 “巡视大江南北”,一路上不断发话敲山震虎,最终引爆了林彪事件,这些讲话当年也被称之为“毛主席南巡讲话”。以此类推,凡是发表了重要讲话的主要领导人的“南巡”,往往都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 话说1989年11月,邓小平从他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也就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成为了他所自称的一介“平民”,但却仍然是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第一平民”。而在此之前几个月,震惊世界的89“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在国际上遭到了空前的孤立,外国投资纷纷撤离,改革开放陷于停顿,甚至出现了倒退,不仅如此,国内否定改革开放的舆论甚嚣尘上。另一方面,中国的这场六四政治风波,也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潘多拉之盒,曾经长期处于极权主义体制之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因为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90年10月实现统一;而一年之后发生的“8.19政变”则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一个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 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倒下,难免物伤其类,国内那些否定改革的人们也趁机打出了所谓“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并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在国内外这种政治气氛之下,邓小平亲手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岌岌可危,甚至面临着半途而废的危机。此时已经88岁,形式上不再拥有任何权力的邓小平,两位得力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已经先后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因此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以打破常规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绩。一生经历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毕竟是运作政治形势的老手,与晚年的毛泽东相比,他虽已没有正式的权位,但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人脉资源和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无人能与之匹敌。 从1992年1月18号到2月21号,邓小平在家人的陪伴下,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这位高龄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和手势,高调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文章又说,在此次南巡中,老战友杨尚昆始终陪伴左右,显示出他的抗争已经得到了军方的支持,这也是“南巡讲话”能够迅速扭转中国改革倒退局面的关键所在,一个月之后,形势果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先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社论作出积极响应,随后“南巡讲话”又被整理成为中央二号文件下达,并于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最终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回首历史,在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形成记录的文字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这样一段话: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这条路线,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如今,“南巡讲话”已经过去了20年,邓小平逝世也已经15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繁荣的背后,则是极剧的体制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究其原因,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通篇均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可以说,当年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重启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车轮,暂时渡过了89“六四”之后遭遇国际社会空前孤立的难关,缓和了国内外种种矛盾。这固然是邓小平实用主义哲学的成功典范,但从长远来看,赢得经济的代价却是严重的政治后遗症。 邓小平在1985年就曾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权力寻租所造就的体制性腐败和权贵资本,如今已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以改革的名义滥用公权力,侵害民众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致人们在颂扬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时,很难评价改革是否算成功了。 综上所述,章立凡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和“南巡讲话”所推动的市场化经济,极大地唤醒了中国人沉睡数千年的权利意识,这在无形中也给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培育了掘墓人。事实上,中国执政党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抵制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上就是在与自己为敌。一个执政党,如果多数党员只为自己谋利,不为党的前途着想,就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这种体制也就很难自我修复。总而言之,不为人民维权,政权难以维稳,一边侵害人民利益制造不稳定,一边又在利用维稳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这是最缺德的经济模式;另一方面,一边以国家主人作为假想敌,一边又在用纳税人的钱来监控纳税人,则无疑是最愚蠢的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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