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自由亚洲 | 茅于轼批毛引左派不满 学者支持公诉将问题明朗化

大陆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表文章揭露毛泽东罪行引起争议扩大,中国毛派组成公诉团计划进行起诉,同时,号召万人网上签名。有学者认为,公诉可能会把问题明朗化,让人看清毛泽东的真实情况。 上个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表了一篇名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文章,揭露了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以后的种种罪行,认为他应该为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三千多万人被饿死负责任,还说他搞阶级斗争,死人无数。 文中写道:在他眼中,人民只不过是一堆肉,是叫喊万岁口号的工具。权利完全控制住了他的生命,他为此而完全疯狂了。茅于轼这篇文章历数毛泽东的恶行,众多网民跟贴支持。但文章随后被删除,之后并掀起左右派争辩风波。不少网民认为,毛泽东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坛,剥离神像外衣,接受公正评判,而这个祸国殃民总后台至今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   但也有网友认为,茅于轼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诋毁中共和毛泽东,篡改、捏造和丑化中共的历史。茅于轼的这篇文章是辛子陵所著《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读后感。所以,茅、辛两人都成了毛派批判的对象。 老左派马宾及毛泽东儿媳妇刘思齐、侄女毛小青星期天发起全民公诉茅于轼行动,批评他“恶毒攻击毛泽东,丑化中共历史,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动乱”,要求全国人大施压司法机关拘捕茅于轼。中国左派舆论据点网站乌有之乡发出了北京、上海、湖南、河南、重庆等省市对茅于轼和辛子陵的公诉书,将茅于轼列为第一被告,辛子陵是第二被告。 本台记者星期二首先致电茅于轼,但其夫人表示:“联系不上,因为他开会,手机也没带”。 辛子陵告诉本台记者:“毛左派对中央是一肚子气,但是中央是不敢反,但是骂我们这些老教授无权无势,想怎么骂怎么骂。为什么对中央一肚子气,因为中央有一个决议,毛泽东思想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个从中国的一些媒体可以看出一些来,但是他不敢说就是了,声讨中央、起诉中央那警察不是早抄他们了,起诉茅于轼,起诉辛子陵这个事没危险,他敢签名,其实我看了一下他的签名名单,好多是失业工人,下岗工人,还有就是离退休比较早的一些工人。”   公诉团表示,茅于轼的文章同美帝势力要“将中东乱局引向中国”的叫嚣,是相互呼应的,其目的是内外配合,为推翻中共的政治领导地位、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舆论,是在煽动社会动乱。 公诉书中附带了万人签名,包括老干部、普通民众,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遗孀刘思齐和电视剧《毛岸英》剧组的一些人。 公诉团表示,他们将在6月15日把公诉书上交中国人大。学者贺卫方表示,这未尝不是件好事,法庭就可以提供一个公开的平台,大家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对待我们的现代历史,有一种法律上的争辩,那么大家的相关的证据能够提出来。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告诉本台记者:“现在茅于轼写出了历史真实,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近年来,唱红歌的浪潮一天比一天高,最近在《中央电视台》不断播出这样的节目,歌颂毛泽东的,比如像东方红,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大救星毛泽东,这样的歌我以为不会再唱了,但是最近在《中央电视台》又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茅于轼说的是很好的。”   香港《星岛日报》星期二署名纪晓华的评论表示,“毛派”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估计高层不会干这种蠢事,将两人拘捕,引发另一场风波。 其实,在文革之后的四千高干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会议,就有不少老干部声讨毛氏,夏衍概括毛的错误是十六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 方毅则说“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 评论表示,但是,官方从政治角度出发,还是坚持维护毛泽东形象,因为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党、给国家抹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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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权只受颂扬、不受批评吗?

  论今天中國人褒贬不一的激烈,恐怕没有能超过对毛澤東的评价。歧见深过代沟,见仁见智对峙。除了史实暧昧不明之外,亲历者的个人爱憎,常常掺入其中。褒贬历史,先得弄清个前提。什么前提?就是:好话、坏话,都属于感情话,在哲学上,叫做价值判断,属于主观范畴,允许各执己见。但探求真相、假相,才是探求理性,哲学上,叫事实判断。史实是个客观的、唯一的,不能不归依,不能不服膺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评论毛澤東所依据的,应当是史实真相;官方论定,或民间争拗,都不足以左右史实。早年所谓治史的黨性原则,更不应左右史实。说白了,所谓黨性原则,就是想让历史按黨性原则来发生,可能么?   评论对象不能不是人,因而,人性的利己性,也就成了评论对象。我不会因为革命领袖成为公共决策者,成为政治人,就认为他改变了凡人的经济人本性,不再趋利避害,不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布坎南早就告诉我,不能说,一个人在市场中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到了官场,就会变成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者。指望人性随场合而彻底改变,那是儒家学说的理想,是无法被验证的空想,也是中國人对每代领袖的幼稚奢望。政治人与经济人一样,都会选择趋利避害,选择个人利益最大化。当然,这是指公共决策方面,不是仅指政治人会贪渎无度。领袖自身利益,可能会背离国家公共利益,才会有分权、制衡、限任、轮替和监督、弹劾的必要。这样评论革命领袖,才不至于有失公允。   毛澤東去世时,8亿人如丧考妣。此前唐山大地震有逾24万人丧命,没有哀悼仪式,甚至没人知晓真相。民众似乎只知道“地大震,人大干”,“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化批邓斗争”。当年举国哀悼毛澤東时,亿万民众真的泪雨滂沱。人们觉得大地震死人再多,也无法与毛澤東的逝世相比。那年月,为革命牺牲光荣。奉献生命,会受表彰、庆贺。“有命不革命,要命有啥用”的口号,喊得民众已麻木于死人。然而,毛澤東的噩耗,却是晴天霹雳!民众有天柱将顷、从此无处寄生的哀哀无助,我身边不断有人昏厥在默哀队伍中,被抬出去急救。   那年头,教堂弥撒或清真礼拜,统统被禁,早请示、晚汇报是唯一的类宗教仪式_____ 多年的造神、拜神运动,早已超过“举天下以奉一人”(黄宗羲语)的历朝历代,将毛澤東塑造为“比天大比地大”“比爹亲比娘亲”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亿万民众,则编成班、排、连、营,以读他的书、听他的话、做他的好战士为天职,以当他的红卫兵、红小兵为荣,以每天围绕太阳运转的“向日葵”自喻____太阳陨落了,向日葵还怎么活? 教皇死了,另选一个罢了,全球信众“情绪稳定”,没觉得是世界末日。失去了毛澤東,中國民众却感到天塌地陷、百身难赎。由此可见,中國人对革命领袖的崇拜与迷信,非同一般宗教。   当然了,今天看来,当时的举国震惊、悲痛,也有其建立在虚妄上的真实:“国家的命运维系在个人威信上”(鄧小平语)。大地震死伤众多,民众还能“化悲痛为力量”。 而毛澤東一人离世,民众只能哀痛,没有力量能改变什么。然而人亡政变,此后中國的转向,证明革命领袖的去世,是个“改朝换代”的拐点;也证明民众的悲痛,正是哀哀无助、无计可施的表现。当年,民众待宰羔羊般举国大恸的潜意识,其实,就是我当时不敢说出来的预感:有大事要发生,但不辨祸福!已有史料披露,毛澤東自己曾预料会身后大乱,甚至会发生内战。看来,他既清醒,又高估了自己______明白自己留下了烂摊子,高估了追随者的力量。   百姓只能悲痛。国家是祸是福,只能由他身边早就暗中较量的接班人,用秘密的非常手段来解决。庆幸的是,领袖的亲信被逮捕,他的“继续革命”被废止,从此,中國告别严酷整肃与贫困禁欲,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不用假设,领袖如健在,“继续革命”无法终结,苦日子还得过着。而他刚一过世,便“乾坤始转,乾坤初转(胡耀邦语),”国家走出危机,民众走向自由。今天,解读8亿人为毛澤東逝世泪雨倾盆,可以看作是对自己命运的哀痛和担忧。革命專政体制下,人民是那样无助,除了担忧苦难再降临外,还能做点什么呢?   真实的悲痛,难道不是建立在虚妄甚至欺骗上?林彪身败的代价,早已是毛澤東名裂,文革破产。早在当年,我们这些红卫兵已经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愚弄了:怀疑毛主席把权争说成是革命,举大旗,斗政敌。领袖死后的政变,戳穿了革命对革命者的恫吓:什么不继续革命,修正主义上台了,资本主义复辟了,人民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呀;什么不反修防修,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呀。同样褪色的,还有唱了几十年的红歌,还有红歌灌输给红卫兵的信条:什么“大救星”呀,“北斗星”呀。以为离开了毛主席,中國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等等。当然,由于大旗不倒、刀子未丢,许多人至今没有这些反省与彻悟。但是,14亿人同时体验的历史真实过程,没法抹去,没法推翻:没有了毛澤東,,国家命运才发生了转折;不搞革命了,人民才不再吃苦受罪了。难道,我们的真实经历不是这样的吗?不这样解释,又怎么能解释,官方和民众一致把1976年当作大悲大喜的一年?   毋庸置疑,国家兴衰系于一人,一人决定全民祸福,就是个革命專政甚至领袖專政的体制。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唐、宋的温和專制,还是明、清的严酷專制,历代王朝都是如此,中國社会有着專制主义的深厚传统。唯一令人困惑的是,革命领袖專政,盛行于“人民共和国”内几十年,发生于亚洲最早推翻帝制,创建五权分立的中华民国几十年后。以革命的名义,重演中國政治传统:只凭“最高指示”,革命领袖就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林彪语)。这一切,能延续至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20世纪70年代,不能不令人大惑,也不能不成为中國历史上一段惊人定格。   希腊王氅下战将阿喀琉斯,虽然骁勇善战,但始终困惑与特洛伊打仗,不过是希腊王争夺海伦的个人恩怨。也由此,他质疑战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与阿喀琉斯一样。尽管革命领袖声称,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但是,我们这些曾经冲锋陷阵的红卫兵,也已困惑与质疑:毛澤東是为个人權位,而策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公共权力握于个人手中,不可避免地公权私用,是專政体制的弊病。个人进退荣辱,置于国家、民族兴衰、祸福之上,也是权力不受制约的弊病。检验任何个人、黨派执政为公还是为私,有着最简便的测试剂,就是看他们是否宣称非我莫属,舍我其谁。凡是宣称替天行道,当仁不让的,就已露出破绽。只有那些功成身退、随时让贤,抱有成功不必在我心态的,才叫执政为公。倘若革命领袖能学华盛顿、林肯那样,以身作则,功成身退,就不会后来的大跃进与文革。由于把个人进退、得失,置于黨和国利益之上,革命领袖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对于自身也就苍白无力。   今天听音乐剧 中的唱句,不免还让我感慨:“举国哭得昏天黑地”, “没有了他,我们该如何生活?”“毕竟一切都已结束”。“傻瓜们,你们还蒙在鼓里”,“其实你让你的人民很失望”-,等等____当然,艾薇塔(庇隆夫人)民望甚高,而江青一向名声不好,相似的,只是这两对夫妻之间的相互提携和相互辅佐的执政方式。毛澤東去世15年后的一天,毛的旗帜仍然高举,毛被当成“刀子”(毛澤東语)也没有丢,而国人皆曰该杀的被判死缓的毛夫人,却自杀在浴室里。历史的荒诞性,一时使我倍感突兀。我觉得事理被中國人撕裂得太过扭曲:一对夫妻,志同道合,共执权杖,咋结局就有了天壤之别呢?谁都知道,江青是想接班的。如果不是被抓,也可能就接了班。江青深得“继续革命”真传,并效忠至死。她的名言是: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然而,在捍卫革命旗帜的政治策略下,江青替丈夫担了罪责,成了民愤的宣泄口。中國传统文化的“君贤臣佞”、“夫贤妇佞”和“女人祸水”、“内宠乱国”的现代版本,报复到了这个激烈反传统的女性身上。事理似乎对江青不公,她在丈夫死后,不得不做了维护丈夫形像的替罪羊,而且,至今也没得到谁的同情。我这么说,不是替江青而是替女性说话。她当年被领袖当成夺权工具,后来又被当成泄愤工具。除了她自己骄横跋扈、伤人过多的因素外,男权化政治文化对女性的不公,难道不是明摆着吗?这里,不仅有丈夫做事不敢承担的问题,更有后继者不敢担责历史真相的问题:不但把领袖的责任转移至林彪、江青身上,还透过批判追随者来转移愤怒,继续维护领袖的旗帜。   总之,都是辅佐丈夫执政,江青的命运惨过艾薇塔许多。我认为中國有超过 剧情的悲剧题材,相信也有人有创作灵感。但是,怕的不是我们有没有安德鲁韦伯那样的才华,而是这段历史并未解密,对已有史料的评价也犹抱琵琶:不能秉笔直书。反正,我每听到 的上述唱句,就有“栏杆拍遍,无人会意”的遗憾,但也仅此而已。如前所述,千夫所指“女人祸水”、“内宠乱国”,是古老政治文化的积淀,也是男权社会的蛮横   1967年6月,武斗就在我家房顶上打着。我们用桌子顶着门,毯子蒙着窗户,全家藏在屋里瑟瑟发抖。没多少文化的母亲悲愤莫名,开始骂“江青这个婊子”:刚批完《海瑞罢官》,谁还敢骂皇帝呢?中國有两千年帝国传统,專制、獨裁的实质,就是:“朕即国家”,区别仅在于,是李家的天下呢,还是朱家的天下。别忘了,我们还批判过“林家父子的封建王朝”呢。帝国的法统,“忠君”就是“报国”,不忠于皇帝,就是不忠于国家;批评朝廷,就是批评了国家。虽有“文死谏”的道统,但忠于道统而忤逆法统的臣属,往往下场不妙。專制法统,移植入革命專政文化,演化出忠于领袖,就是忠于革命;批评领袖,也就是批评了黨和国家的默契。明明站不住理,但就是形成为潜规则。这个潜规则,钳制我们已久。事过32年了,谁也不敢如实地批评毛澤東。为什么?因为毛“就是我们革命的皇帝(刘少奇语)”。我写这篇短文,也大伤脑筋,生怕惹祸上身。为什么?因为评价毛澤東会触碰潜规则。   。革命领袖,也没有权利只受颂扬,不受批评。谈论历史,“批评不灭”(单少杰语),可以说,是个适用于任何历史人物的公理。但革命的政治遗产,仍在继承。黨的治理合法性基础,仍需巩固。以黨治国的干部训政制度,沿用至今。革命话语解读的核心价值体系,框架仍在。所有这些,都需要在道统、法统上,维护革命领袖的旗帜不倒,用以维持治理架构的一贯性和稳定性。起码。需要淡化30多年来反复涌动的反省和清理。虽然,这是个高难度动作,但是,随着意识形态的非政治化,随着社会心理的世俗化,淡化对毛澤東的批评,也基本做到了。这么做的代价,其实也不小。首先是尘封档案,推迟真相的解密,加上“不争论”,刻意不再讨论历史。尤其是,不再反省、检讨毛澤東晚年的错误。这样一来,也就迁就了稳定预期与当前利益,搁置了经验总结与长谋远虑。理论困惑无法破解,历史经验无从借鉴,政治制度变革也一推再推。而且,我们敢于正视历史的勇气被消解。能够占据的道德制高点,被无奈地放弃。   当然,作为权宜之计,某种政治话语与政治行为之间背离的方略,并不是不能暂行。对革命时代的某些政治遗产,明保暗弃,或明褒暗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这些,甚至可载入政治史并作为特例来研究:一方面,大力纠左,推行曾被毛澤東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方面,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护革命的政治遗产与话语体系,不被颠覆,不致于引致全盘否定,带来不必要的危机。为什么,因为领袖个人,还不同于制度;个人不如制度重要。个人可以批评,制度不能不要。而且,即便批评个人,也不可能把帐都算在一个人头上。成败,是大家一起经历的;所以,一路走来,革命是一起革的,错误是一起犯的,责任也得一起承担。互相之间,有了类似“斯德哥尔摩情结”。再说,毛澤東的主导作用太大,“过大而不能倒”,大家全被他们罩住了。对于当年直至现在的许多事,同路人无法恭维,又不能冒犯。批评他,就得批评自己,谅解他,也是谅解自己,维护他,也是为了维护自己。尽管如此,这道理、那道理,但终究,还得服从一个大道理;就是:任何人,即便是毛澤東,谁也没有权利只受颂扬,不受批评,不是吗?   来源: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509419.html   作者:杨连宁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2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毛泽东有权只受颂扬、不受批评吗?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百家争鸣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1949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能够下令进攻台湾 (4)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重评毛泽东,建立“毛泽东学” (0) 重新认识毛泽东 (11) 邮票上的毛泽东思想 (0) 越战、毛泽东、台海风云 (0) 评好毛泽东,走出改革困境 (0) 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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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如何评价毛泽东

李德如何评价毛泽东   李德是谁?就是那个第三国际派給中国共产党做军事顾问的家伙,他的真名叫奥托 · 布劳恩,他还有个中国名字叫华夫。 李德被说成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他的瞎指挥,使得红军痛失江西革命根据地。 李德也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外国人。 李德是德国人, 1974 年死于东德,他在 1973 年出过一本书《中国纪事》,详细记述了他在中国的岁月。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不仅为自己辩解,还对毛泽东出言不逊,尤其对毛泽东的人品评价很差。 李德认为,毛泽东搞得根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毛的军队的基础既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真正的农民阶级,而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骨干的。 李德指责毛泽东不遵循党枪指挥党的原则,而是搞枪指挥党的那一套,他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搞的前敌委员会“甚至动用恐怖手段”,使党组织隶属于他的指挥之下。 李德尤其对毛泽东残暴不以为然,他描述到:“大批人被逮捕和处决,遭到逮捕和处决的不只是真正的阶级敌人,还有战俘,甚至还有党的干部和红军战士,焚烧地主庄园,甚至焚烧整个村庄。” 李德对于毛泽东成为领袖后被大肆赞颂,尤其是对其军事才能的赞颂尤其反感。李德是个德国人,他喜欢定量分析,用数字说话。李德说,遵义会议以前,红军真打真拼一路血战突破了五道封锁线,虽然损失很大,但以后勤和非战斗部队为主。到遵义时还有 5 万多红军的作战部队。而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场像样的战斗也没有打,硬是在逃跑中损失了红军的多半力量,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一万人了。毛泽东的杰出军事才能在哪里?逃跑?哪个统帅不会? 李德还不服气关于江西反围剿的定论。五次反围剿,胜利最大的是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没有参与指挥。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蒋介石的战术对头,军事动员充分,兵力充足,国军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采取步步为营构筑碉堡群的战术,根本不跟红军打运动战。红军根本就运动不起来,根本就游击不了。一道道的封锁线,红军也很难跳出包围圈打运动战,只能战略转移。但毛泽东却充分利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搞政治阴谋,成功地获取了权力。 李德把毛泽东说成政治阴谋家。说他翻云覆雨。同一场战斗,他会说成“伟大胜利”,过了段时间,又会根据需要,斥责为“在敌人面前逃跑”。他对事情的评价是以权谋为基础的。譬如,为了攻击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古,对于黎川失守,他 “随心所欲地时而说成左倾机会主义,时而说成右倾机会主义。”目的就是把责任推到博古身上。 李德甚至说毛泽东搞凭空捏造污蔑诽谤,其荒谬程度无以复加。 李德的书我国在 80 年代翻译出版了“内部版“,黑皮的,可能是要供批判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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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历程:永远高扬的旗帜——记党的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记党的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2011年05月22日 10:11:27  来源: 新华网       伟大历程:永远高扬的旗帜——记党的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资料照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陕北小山村——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七大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七大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新华社发     新华网延安5月22日电(记者 张军)“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飘,革命万里起高潮……”     5月的延安,遍布城乡的革命旧址迎来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在杨家岭革命旧址,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十几名老干部齐声朗诵起这脍炙人口的诗句,仿佛回到峥嵘岁月。     杨家岭,这个原本寂寂无闻的陕北小山村,因中国共产党和中共中央的到来名扬中外。     这里产生了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又一个重大决策:百团大战、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     这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又一次重要会议: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中共七大……     这里诞生了一篇又一篇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的光辉著作:《整顿党的作风》《新民主主义论》《愚公移山》……     党史专家、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任学林说,七大的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七大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张雪冬导引下,参观者来到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物前——中央大礼堂。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党121万党员。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走进中央大礼堂,里面的陈设仍然保持着66年前的风貌。主席台正中是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会场后面墙上,悬挂着“同心同德”4个大字;两侧墙上悬挂4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V”字形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记党的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2011年05月22日 10:11:27  来源: 新华网 【字号 大 小 】【 收藏 】【 打印 】【 关闭 】     这是中共“七大”代表毛泽东等人的代表证(资料照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陕北小山村——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七大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七大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新华社发     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真正成熟,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毛泽东思想开始写在党的旗帜上,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七大会期50天,是党的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共举行全体会议21次,是党的历史上举行全体会议最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史专家、延安大学教授杨延虎看来,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是必然的,也是来之不易的。     中共一大到六大,都受共产国际的深刻影响,因为二大后中共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共七大独立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和方针、策略。历史证明,这些路线和方针、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七大还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从六大到七大,因为战争、交通分隔等原因,中间相隔17年。此前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六届七中全会和整风运动,为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政治、思想、组织基础。     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改造党八股》的讲演,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同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服务的根本方向。       这是战士们在进行整风学习(资料照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陕北小山村——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七大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七大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新华社发     整风运动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团结同志。     在全党普遍整风的基础上,从1943年9月起,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深入讨论和反复修改,集中全党的智慧,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后,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全党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实践,是一个伟大创举。     在杨家岭毛泽东故居,展出了一张摄于1942年的照片:毛泽东穿着打有大块补丁的裤子,给八路军120师团以上干部作报告。一代伟人艰苦朴素的精神风貌,由此在人们脑海中定格。     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说,杨家岭这处简陋的窑洞内毛主席居住了5年时间。在艰苦岁月里,他和普通群众一样吃小米饭、穿粗布衣。《毛泽东选集》1至4卷收录的159篇文章中,写作于延安的有112篇,写于杨家岭这孔窑洞的有40篇。     如今,在延安任何一个革命旧址参观,都会看到不断有人在留言簿上袒露心声。他们乡音各异,肤色不同,都对这片红色土地充满敬仰,都为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折服。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今年前5个月的留言簿已写满15本。     杨家岭,这里的旗帜永远高扬。     杨家岭,这里的历史永远辉煌。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在学习整风文件(资料照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陕北小山村——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七大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七大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新华社发       这是中国共产党“七大”会场(资料照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陕北小山村——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七大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七大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新华社发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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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谈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如何奠定

石仲泉谈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如何奠定 2011年05月11日 09:57:11  来源: 新华网     内容提要: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新华网特别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系列访谈——党史专家解读红色春秋。5月11日上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做客新华网,以“中国共产党90年的思想传承”为主题,与新华网友在线交流。    [主持人] 我们简单回顾了90年的历史。我们知道您是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泰斗级人物,您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怎样奠定的?   [石仲泉] 这也是一个逐步的奠定过程。遵义会议是个选择,因为在遵义会议之前,一些党的领导人都是犯过错误的,包括为什么搞长征,就是陷入了绝境,所以要离开苏区、离开革命根据地。到了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纠正过去的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毛泽东进入了中央常委,尽管他不是一把手,但是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在那里。因此在长征期间,军事是第一位的,所以其实他起到了核心作用。领导一换,跟国民党打仗,他们打我们走,慢慢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这个作用,毛泽东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在遵义会议之后改变中央领导,原来博古是一把手,后来在交换的过程中,周恩来和博古谈话,我觉得这个谈话谈得很实在的,因为博古是一把手,最后受到批评,而且很激烈,他没有思想准备,思想上想不通。在这个时候,要解决领导权利交换的时候,周恩来这样说,说你很聪明,博古年龄很小,才20多岁。见识也很广,但是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是能够干具体事的人,不是帅才。在目前,要能使红军摆脱困难,要能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打败蒋介石,从我的观察,只有毛泽东能够胜任这个事情,能够当帅才,他对指挥战争有特殊的本事。所以,我们要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出发,我们应该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经过他这一番工作,博古口服心服,也很开阔,也不贪权,所以很快把权力交了,交给了张闻天,当时想要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说让张闻天干一阵子。   到了1938年的六届一中全会,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有指示,王稼祥回来传达,说中国共产党应当以毛泽东为中心,你们都不要去跟毛泽东去争领导地位问题,明确表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这对于毛泽东确认党的领导地位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以后,慢慢毛泽东就进入了到了不仅实际的,而且名义上管的事情也多了起来。后来经过延安整风,总结历史经验,逐渐认识到了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就是没有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衔接好,在中国衔接好的只有毛泽东,所以我们要学习和宣传毛泽东的思想,思想这个问题在1942年前后逐渐多起来了,到了1943年,这时候中央领导改组,毛泽东名义上担任了中央政治局主席。后来,大家进一步在全党上上下下形成了共识,在党的七大党章中就规定,中国共产党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针。   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在探索过程中怎么样建立社会主义道路很曲折,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是他晚年的思想背离了以前正确的思想,也背离了他自己创造的毛泽东思想,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重新认识总结毛泽东思想应该有一个新的说法,这就是第二次决定,继续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但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集体的结晶,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正确总结。以后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括科学发展观,都是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正确的一些东西,与时俱进,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个历史过程。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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