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一。一贴反个人崇拜的清醒剂 　　尽管笔者在读《毛澤東私人医生回忆录》之前，早已对毛澤東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这本书中所显示的毛澤東真实面目之丑恶程度，仍然远超出笔者之想象能力而使笔者深为震惊。 　　李医生的回忆录，正如黎安友教授在出版《前言》中所说，除了在对汪东兴的描写上有些偏颇之外，是一部极为翔实、客观的记载，披露了许许多多真实的历史事实，因而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但除了对于少数研究者而言的史料价值之外，笔者认为此书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对中國一般民众，它是一部绝妙的思想解放的教材：它使我们醒悟到毛澤東愚民政策的巨大欺骗性，和个人崇拜的极其荒谬。 　　众所周知，所谓的“毛澤東思想”充满了道德说教色彩，毛澤東生前利用一切舆论工具鼓吹“作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甚至要“狠批‘私’字一闪念”；并且运用專政工具强迫八亿人民过清教徒的生活。李医生回忆录所披露的毛澤東本人的低级趣味和腐朽生活方式，其意义是向世人展示了毛澤東性格中极其虚伪的一面。 　　八亿人民心目中的慈父，其实是一个极其冷酷的人。“毛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虽很亲切，其实是铁石心肠，感受不到一丝爱或友情的温暖。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是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备。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演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旁边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事后毛没过问幼童的情况。”（李著第１１６页） 　　在毛澤東时代，青年人头发稍微长一点，女孩子穿的裙子稍微色彩鲜艳一点，都被作为资产階級思想的表现而批判，作为具有“亡黨亡国”危险性的事件而被各级黨委当做要务处理。笔者记得在中学时代，班上一个原本品学皆优、活泼开朗的女生，因为穿了一次花裙子，她的入团申请在团支部会议一次次地被否决，她在班级上也作了无数次的自我批评和检讨反省；弄到后来，神情恍惚，学习成绩明显下降。但是，李医生的书告诉我们，毛澤東本人的宫廷生活，却极其腐朽糜烂、荒淫并且荒诞。其中细节，虽然李医生作为一介医务工作者不难以平常心作客观记述，但笔者作为一个毛澤東时代成长起来的人，要用言语加以转述，至今感到有不可逾越的心理障碍而无法启齿。 　　京剧《李慧娘》描写了贾似道年老荒唐玩弄女性而触痛了毛澤東的伤疤，于是他严厉指责它反映了“一场严重的階級斗争”，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在全国文艺界发动了所谓的路线斗争（第３８８－１８９页）。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首诗，是毛给一个同他打得火热的女机要员的照片写的（３４４）。江青为此而争风吃醋，毛为了安抚江青，也给她所摄的一张照片上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３６７－３６８）。这些，都曾被全国人民作为“最高指示”而广泛传颂、学习，从中去体会“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寒冰雪中，只有中國共產黨坚持馬列主義斗争”的道理。 　　从李医生的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被称为伟大馬列主義者、世界人民革命导师和当代最伟大思想家的毛澤東，其实是一个除了要为自己找棍子和给政敌找顶帽子之外，几乎从来不屑去碰马列著作，而整天沉湎在帝王将相和采阴补阳荒诞学说中的封建余孽。 　　二。“八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的大闹局 　　一个八亿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原来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大最大的伪君子！无疑地，毛澤東成功的在人民面前隐瞒了他的真实面目。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他还极其冷酷地胁迫八亿人民非常深入地一起卷入这场大骗局。 　　书中说到了毛澤東许多口是心非的事例。例如，毛澤東本人深受斯大林独断独行之害，对斯大林从无好感。但为了维护个人迷信的需要，他高度赞扬斯大林，并严厉批判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的“修正主义思潮”。他今天指责苏联的“投降主义”，明天又自相矛盾地指责苏联的“霸权主”。这些，作为政治权术的玩弄，或许还情有可原，但是，有必要强迫全体人民成年累月地学习那些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反修”斗争文件而一起来“陪玩”吗？ 　　在整个毛澤東时代，中國人民为了那“学习伟大的毛澤東思想”，为了“深刻领会、理解伟大领袖的教导”，不知道无端浪费了多少精力。毛澤東时代的科技落后，显然同科技工作者将主要精力花费在政治学习上有直接的关系。 　　要从歪理中学习体会出“伟大真理”来，那是需要极高的发挥想象能力的。这种发挥稍有不当，就有沦为“歪曲毛澤東思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笔者记得当年工厂里学习毛澤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言壮语，工人老大粗不甚理解，一个技术员解释道“美国的宇航员登上了月球，苏联的核潜艇在五大洋海底游来游去，只要科技上去，一切都能做到。毛主席的诗句反映了人定胜天的坚定革命信念”。此话传到厂黨委，被宣判为“歪曲主席诗词，为帝修反评功摆好”的严重反革命事件。于是这个想象力太丰富的技术员在全厂大会上当场被五花大绑，押送到北京市第九监狱去脱产学习毛澤東思想了。 　　确实也有人最终打心底“学通”了毛澤東思想，其结果却更是悲剧性的。八九民運领袖周舵在回忆他母亲的《自杀━━一个案例的研究》一文中，讲到他的母亲：一个刚强、自信、生气勃勃、充满理想的女性，在冤狱里渡过五年半后，一头乌发变为白发，肉体和灵魂都得到了彻底的改造，终于彻底接受了毛澤東关于“无产階級專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理论。此时她虽然吃了苦，但总算有了“认识了真理”的回报，心理上暂时得到了平衡。但后来“四人帮”的倒台和“文革”理论的被抛弃，她意识到自己的苦头都是白吃了，吃得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这成了她自杀的最重要原因。 　　秦二世时代的权臣赵高在宫廷里导演了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毛澤東时代的指鹿为马，导演的却是最高领袖自己，并且他把这场闹剧扩大到了全体人民的范围，而美其名曰“八亿人民都是批判”。 　　历来的文字狱，都是禁止人民讲什么，都是“莫谈国是”。但是毛澤東时代的文字狱，却是强迫人民必须讲什么，想什么，强迫人民必须“关心国家大事”。但他一方面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对于獨立思考地去真诚地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如无数个张志新、遇罗克，却冷酷残杀、迫害。这种“诱民入罪”的暴政，实在是中國历史上之最！ 　　尽管毛澤東口口声声将“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挂在嘴上，但在他心中，是不折不扣地视人民为草芥的。不能肯定他对人民的颂扬完全是虚假的，但那也只是奴隶主对奴隶劳动和奴隶忠诚的讴歌！ 　　三。过耶？罪耶？ 　　至今仍有许多人只承认毛澤東犯有错误而没有犯罪，或者根据毛澤東的“反帝”功绩来为他“三七开”。 　　所谓“犯罪”，有两个意义，非法律性的和法律性的。如希特勒之所为，都合乎当时德国的法律，但我们仍然视其为罪犯，这里的犯罪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从前的皇帝会下“罪己昭”，按理说，封建社会中，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皇帝是无所谓犯不犯法的，皇帝的犯罪，也是非法律性犯罪。从这个意义的“罪行”来看，毛澤東致使和平时期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无论如何是一项巨大的罪行。 　　至于法律上的罪行，毛澤東许多独断专行是否违反当时的宪法，有待于专家考证，暂不讨论。但从一般的刑事民法来看，毛至少犯有严重的重婚罪。毛和张玉凤朝夕相处，后来连江青和所有政治局委员晋见毛都要通过张玉凤的批准，这显然是事实婚姻，而当时他并没有同江青离婚。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当杨开慧和三个孩子身系监狱时，毛澤東就已经和贺子珍同居生孩子了，据说还是结婚了。当时国民政府似乎还没有婚姻法，苏区政府的法规不知如何，有待专家考证。 　　此外，毛的性活动方式，按照毛澤東时代严苛的法律，可以算是流氓集体淫乱活动，也是罪行一条。按照现代法制观念，毛澤東的性行为至少是严重的利用职权进行性骚扰（不妨对照一下克林顿的性骚扰案子）。因此，无论是按照毛澤東时代严苛的法律，还是按照当代的人權观念，毛澤東的案例都可以算犯罪。 　　况且，毛的许多女友中，是现役军人的妻子，因此毛的流氓活动，已经是严重的“破坏军婚罪”。毛澤東时代本人在农村期间，就看到过多起因同现役军人配偶发生男女关而被判以重刑甚至死刑的事情。 　　当然，这些刑事罪，同其历史罪行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了。但是刑事定罪，可以帮助我们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制观念。 　　至于所谓毛澤東的反帝功绩，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糊涂观念。首先，评论功过之外，还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问题。一个医生一旦卷入谋财害命的谋杀案，那么我们就不能用他曾经救活过多少人为他的罪行辩护了。当代历史学家通常都将希特勒和斯大林规入同一类專制魔头，尽管斯大林有两次大战的功劳。对毛澤東也应作如此观。按理说中國作为后来的社會主義国家应该接受苏联的教训少犯些错误，但是相反，毛澤東所犯错误、罪行都较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公社化祸害超过斯大林的合作化运动，他的纹化大革命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将毛澤東比作斯大林，那实在还算是抬举了他。 　　四。暴政之下无尊严 　　某些人认为，毛澤東统一了全中國，结束了中华民族几百年来遭受异族迫害、鎮壓的屈辱历史。毛面对列强，是“没有丝毫的媚骨”的，“至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 　　其实，如果不是毛澤東时代的胡闹折腾，把国民经济糟蹋得接近崩溃的地步，中國人民如今在国际上的地位，无疑会比今天高得多。 　　中华民族的獨立是历史的必然，同有没有毛澤東没有关系。台湾以一岛之地，又没有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领导，结果不是也并没有沦为殖民地吗？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如此地少人寡，又受到过英国多年的完全殖民统治，不是也成了国际社会中完全獨立而积极的一个成员了吗？！认为具有数亿人口的中國大陆的獨立离不开毛澤東，其逻辑之荒谬，同认为公鸡不啼天就不会亮的论调一样，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稍微研究一下历史，就不难知道，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毛澤東，也一样能够取得胜利。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大的方面有整个国际和历史的大势所趋，小的方面有中日两国的潜在综合国力。在如今的年代，一个日本这样的小国要奴役和统治一个中國这样的大国，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点，只要想想美国这样的大国要征服越南这样的小国也如此艰难就可知道了。 　　总之，夸大毛澤東在中华民族獨立斗争中的作用，认为没有毛澤東中國人民可能至今还没有獨立的说法，是对伟大的中國人民能力的极大低估和藐视！！ 　　另一方面，毛澤東的没有媚骨，是以把媚骨装进数亿子民身上为代价，为后盾的。正如梁漱溟所说的“一夫刚而万夫柔”。毛不怕原子弹，是因为“中國六亿人，死了一半还有三万，照样可以搞世界革命”，是因为有无数俯首贴耳被他玩弄于股掌、可供炮灰的百姓供他作睹本，所以才能如此有持无恐。 　　从来暴君的尊严，都是以牺牲无数百姓的尊严为代价的。因此暴君的尊严，绝对不是他所统治下的人民和国家的尊严，相反，是人民的耻辱。正如希特勒的狂妄，是德国民族的耻辱而不是光荣一样！一个跪在獨裁者脚下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站起来的！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时代，从来没有真正站起来过！ 　　我们必须确立起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这种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是不需伟人作坐标的。那种以为没有伟大领袖就不成为伟大民族，将民族之伟大建立在领袖之伟大基础上的“英雄史观的民族自尊”，其实恰恰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是一种民族自卑感的表现！ 　　笔者认为，深刻批毛仍是中國人民观念现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对毛澤東的历史评价或许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问题，他或许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人物。但是，从饱受其害的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就他那视人民如草芥、粪土，无情玩弄人民，愚弄人民、作践人民的反人民思想来看，我们完全可以给他下一个完全否定的结论：“粪土当年救世主！” 　　（原载《世界日报》95年1月8日，转载華夏文摘增刊 zk9506e1.） 　　作者:吴逸夫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2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粪土当年救世主——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百家争鸣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能够下令进攻台湾 (4)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重评毛泽东，建立“毛泽东学” (0) 重新认识毛泽东 (11) 邮票上的毛泽东思想 (0) 越战、毛泽东、台海风云 (0) 评好毛泽东，走出改革困境 (0) 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4) 评价晚年毛泽东的三种角度 (0) 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1) 神话的破灭——真相毛泽东 (42)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1)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理念 (5)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人生境界 (4) 毛老人家误人不浅 (0) 毛泽东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 (5) 毛泽东罪行录 (1) 毛泽东的狂妄和自卑 (32) 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2)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6) 毛泽东折腾中国几十年的严重教训 (1) 毛泽东及其教训 (1) 毛泽东之子文革时被武斗致死 (0) 毛泽东一封恶狠狠的信 (20) 有感毛主席一生不穿防弹服的理由 (6) 旁观毛泽东时代 (0) 揭秘毛岸英之死的谜团 (1) 推荐两篇“毛泽东研究”期末考试论文 (2) 抵制毛邪教，反思人祸教训 (5)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1) 战略和策略——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 (11) 战争与信用——毛泽东的地缘政治遗产 (9) 当代的领导人应该继承毛泽东什么 (5) 广场——偶象的神坛 (6) 山西黑砖窑让一些人从此懂得毛泽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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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血腥“土改”？ 作者： 微笑绅士 毛泽东在 62 年前夺取政权之后，曾经把土地分给农民，但很快又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使“耕者有其田 ” 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一些专家指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问题造成了很多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1949 年毛泽东建政以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 1950 年 1 月，毛泽东中央发出指示，准备进行土地改革。 1950 年 6 月 30 日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根据大陆官方公布的数字，从 1950 年冬季土改运动开始，到 1953 年结束，将近 3 亿无地农民获得了 7 亿亩土地，近 300 万头耕畜，近 4000 万件农具，以及 3800 万间房屋和 105 亿斤粮食。因此，表面看来，这场土改运动似乎就是要把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少数人手中转到多数农民手中，是一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 在毛泽东已经控制了政权的 1950 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上述“均贫富”的目的。在 1950 年 6 月召开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和平手段本来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毛泽东弃而不用，其原因只能是毛泽东希望借助土改达到另外的目的。 1956 年 9 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八大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 ‘ 恩赐 ‘ 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 . ……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在刘少奇的这段话里可见，土改的成就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农民跟党走和打击地主富农。正如一位当年在四川参加过土改运动的土改队员引述当年上级官员的话说：“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当年参加过土改的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喻权域解释说：“‘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人们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赐’、‘救济’，打不掉几千年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威风，农民不能真正地翻身站起来，成为农村的主人和国家的主人。几年、十几年后，地主阶级又会骑在农民头上，控制农村。因为地主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还有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支持他们。” 不管喻权域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至少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共产党担心农民轻轻松松地拿到土地，就不会仇恨地主，也不会积极地控制农村。 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喻权域的这番话起码可以说明，当年的土改干部没有严厉制止打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农民打人。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 1950 年 6 月 2 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 40 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 20 天里逼死 7 个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打死地主 100 、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的思想。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51 年 11 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 1952 年 2 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 — 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 1953 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 1156 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 200 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 450 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有评论家说：“早在 1920 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就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就认为通过暴力的群众运动是毛泽东起家的一个好办法。所以后来毛泽东在中共居于主导地位之后，他就积极地推广在湖南农村掀起的这种暴力的农民运动，这种流血的农民运动。他对这一点很欣赏。所以这一点，毛泽东个人对这种土改有非常大的影响。毛泽东通过这种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它主要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起来。农民走投无路，只能够就跟着共产党走。这种分土地的方式也让农民最初有一种感恩的感觉，然后觉得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说话，为农民办事的。另外，毛泽东也亲自指示说： ‘ 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所以他这个制造恐惧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巩固基层政权，让基层老百姓在恐惧和紧张之中不得不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对立面，他就可能会成为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所以他通过杀地主，通过夺取土地，既制造血腥和高压，又巩固和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 评论家分析说：“一个意思就是‘杀人立威’，他们很相信这一点。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他要造成一种翻过来的形式，使原来处于下层的一些人倒过来，处于上层；使原来处于上层的人，他要把他压到下层。他就在农村有了更强的政治基础。我想这个也是他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毛泽东土改的目的并不是公开声称的“均贫富”目的。毛泽东早在 1949 年 3 月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 90% 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毛泽东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后，农民刚刚分得的土地又被另一场合作化运动收回了。 评论家分析认为：“我想它有出于政治权谋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从意识形态的因素来讲，他们还是认为革命得是有阶段的，得一个阶段完了才能进行第二个阶段。所以他们当时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共产党领导人和共产党的干部们心中都有数，那将来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当时我们分了，当时我们是在骗你们。他们觉得是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所以他们主观上并不认为我们是成心在欺骗大家。这就是那么多党的干部当时并没有一种他们在哄人、骗人的犯罪感，他们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这么做下去的原因。他们就是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另外，从实际的政治权谋上考虑，当然它也知道，在最初分土地，对农民特别对贫苦农民多少有些号召力。如果一下子变成了收归国有，变成了国家的财产，那恐怕对于农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共产党、毛泽东提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口号就和过去包括历史上一些农民希望平分土地，‘均田地’的这种诉求就有相当的吻合之处。”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毛泽东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对象。从此，中国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中国当代文化批评人叶匡政说，“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份’，这划定的阶级成份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令这些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感到无奈的是，他们被压制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不论这些土地是如何获得的，而且是根据“解放”前 3 年的政治经济地位确定的。 毛泽东当时说，地主富农 3 年后改变成份，使农村中 3 年后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然而，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帽子一戴就是 30 年，家属和子女也被压迫、迫害了 30 年。尽管土改中有几百万地主被杀， 30 年中也一定有一些人被迫害至死或者病故，到 1979 年邓小平给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时，竟然还有 400 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其受迫害者的数量相当可观。“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讲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因此在它的理论中没有平等的观念，只有敌对的观念。他们表面上讲要把地主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他却让这些人成为二等公民，成为人下人。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统治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它就可以永远地教育老百姓或者说服老百姓：就因为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把你们解放了，把他们踩到了脚下了，所以说你们要支持我们。” 不仅如此，地主富农当年被没收的财产和土地至今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补偿，也从来没有为地主富农平反，似乎当年对他们的压迫仍然是合理的。山东等地的一些大地主的子孙曾经写信给中国的人大常委会，要求否定当年的土改运动，把土地退还给他们。 喻权域的观点也许反映了中国官方的一些观点。他说：“我坚决反对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我国宪法，我主张只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土地是根据《土地改革法》分得的，这是‘合法的财产’，国家要予以保护，不许老地主的后代来索要。” 然而至今，中国农民并没有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土改时，中国农民在欢天喜地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毛泽东随即又将土地收走。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 1951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1953 年 2 月 15 日，毛泽东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中国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 血腥土改对毛泽东来说，好处是无穷的；而且一直到今天，由于产权不清，产权不明，到 1978 年改革的时候说了一个 ‘ 联产承包责任制 ‘ ，也就是将土地租给农民，而且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而在毛泽东的字典里面，国家等同于政府。所以土地就是政府的。一直到今天，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他们可以随便地征地、拆迁，随便地制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的标准，继续让农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损失。农民也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当政府需要的时候，它欲取欲夺，农民是毫无办法。所以血腥土改，一直对于毛泽东，对于毛泽东各级官员都有好处，把土地收归国有之后，收归了党有，对他们的统治，对他们任意占用和使用资源、调动资源、组织资源，都十分便利。 时至今日，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接收农民土地的组织都不存在了，但是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仍然与土地所有权无缘。 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再把它收回来。收回来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所谓建立公有制、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其实就是官有制，党有制，最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一无所有。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