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民国政府是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
他们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不仅礼遇知识份子,使其成为高收入阶层,而且对于那些冒犯自己的知识份子也尽量包容。
阅读更多发布者布鸣真象 | 12 月 21, 2010
他们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不仅礼遇知识份子,使其成为高收入阶层,而且对于那些冒犯自己的知识份子也尽量包容。
阅读更多发布者布鸣真象 | 11 月 29, 2010
讲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民主也是发展观,而且科学与民主这两个轮子必须要同时并进,不可能是光靠科学。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今天我们讲科学发展观,就应该反思历史,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不会有科学的发展观。我从来就反对说什么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原意的歪曲,邓小平讲的只是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宜粗不宜细”。后来就变成了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宜粗不宜细”。如果承认历史是一门科学,就得承认从来没有“宜粗不宜细”的科学。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10 月 23, 2010
(一)浙大校长竺可桢 1942年1月“倒孔”运动时,竺可桢亲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保护学生;他一再拒绝国民党政府要他下令开除学生的威胁,斩钉截铁地说:“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 1947年11月2日,即于子三被杀害的第四天,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普选。这一天的竺可桢日记中写道:“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当选者中“左派几占十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但爱护学生是他作为校长的天职,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过。整个于子三运动中,他的言行感人肺腑,正是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爱护学校和学生,成为学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 当得知于子三死讯赶到监狱探视尸体时,竺可桢即严词拒绝在“于子三自杀身死”的证明上签字,并在南京对《申报》记者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正是他仗义执言,率先冲破新闻封锁,击破了“于子三自杀身亡”的谎言,消息见报后震惊全国。蒋介石下令他“更正”,他断然拒绝:“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并公开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他还对浙大全体师生郑重宣告:“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将永远留在不灭的史册中。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让我们肃然起敬、激动不已! ( 二)北大代校长蒋梦麟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三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校长,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三)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 傅斯年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认为“大学的任务,本来是三项:一是教育的,二是学术研究的,三是事业建设的,三者有不可分性。”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 4月6日,傅斯年接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学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煽惑人心,扰乱秩序,妨害治安“等,要将他们拘捕,并进校抓人。据包天笑日记,这一天台北宣布戒严,“有几处热闹区域,均断绝交通”,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名单上又扩大到23人之多,对此,身为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无可奈何,为了保护学生,他当时的态度很明确。4月7日,台大行政会议上作出由校长本人向国民党当局接洽的决定(当时省主席为陈诚),提出四点要求: 一、凡载在名单内之被捕学生,迅即移送法院审讯;二、凡不在名单内而被捕之学生,即予释放;三、以后如不发生新事件,绝不再行拘捕学生;四、准许学校派人探视被捕学生。[22]傅斯年不断地要求当局“依法处理 5月20日,他发布布告,台湾已宣布戒严,即进入战时状态,要学生注意:所有壁报必须由登记团体盖章才可张贴,其中文字如发生事故,由登记人负责。不得举行非学术性、游艺性、交际性的集会,即使是这类集会事先也要经训导处许可。但当国民党当局变本加厉地践踏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师生时,他终于忍无可忍,挺身而出,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都要连坐。面对这样极端反动摧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愤慨地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509910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imes | 10 月 15, 2010
德国开始举行各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德国学者韦唐仕(Thomas Weyrauch),有关辛亥革命以来,百年中国历史的两卷本著述引起人们关注。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采访报道
阅读更多发布者图样图森破 | 10 月 13, 2010
为此国民党仿照苏共模式成立了负责舆论宣传的中宣部,并在执政后发布了一系列控制舆论的法令,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由中央报刊、广播、通讯社和遍及各地的地方党报所组成的完整系统的党的宣传体系。国民党还查禁对立政党的报纸,迫害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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