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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英杰 | 对民工幼儿园应先扶持再规范

对民工幼儿园应先扶持再规范 文/魏英杰 刚“收拾”完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又把矛头指向民工幼儿园。近日,仅北京大兴区西门镇就有31家打工子弟幼儿园被要求于9月1日关停,否则将面临强制执行。 当地镇政府称,这些没有办园许可证的幼儿园关停后,数千名受影响的辍学儿童会有相应安置措施(但暂时不便告知)。关停打工子弟小学时,北京教育主管部门也有类似承诺。但说起来,妥善安置幼儿园孩子比安排小学生不知要难上多少倍。 据悉,北京中小学生源呈逐年下降趋势,有些小学不得不合并关闭。在这情况下,只要学校愿意接收,就近安排民工子女上学,多少还有些可能性。当地幼儿园近年来却一直处于“爆棚”状态。每逢幼儿园开学,便有许多家长挤破头、千方百计想把孩子送进幼儿园。记得有一次,有位九旬老太为给重孙女报名,足足在幼儿园大门口守候了一个多星期。学前教育资源如此短缺,却一口气关停这么多幼儿园,很难让人相信当地已经作了充分准备。 关停无证幼儿园,恰是北京采取措施缓解“入园难”的政策产物。几个月前,北京市制定了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拟于三年内新增7.5万个幼儿园学位。涉及城乡结合部无证幼儿园,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无证幼儿园,经整改达标可颁发办园许可证;整改后仍未达标的将予以取缔。可见,这次关停幼儿园行动,与当地开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有着莫大关系。 问题是,计划明确称,整改、取缔的同时“也要妥善分流和安置幼儿”。市人大常委会审读报告时也提出:整改期间,要保证保证幼儿正常接受学前教育;依法取缔无证园前应制定详细工作方案,明确幼儿安置办法。如今,大兴区相关政府部门一口气“依法取缔”31家无证园,可在如何妥善安排问题上,却以“不便告知”一推了之。这样做,恐怕与市人大常委会审读意见提出的“探索非本市户籍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保障制度”背道而驰。 实际上,无论是整改还是取缔这些打工子弟幼儿园,都不是上策。无证办园固然不对,而且存在安全隐患,但在学前教育资源匮缺情况下,这些幼儿园却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缓解入园难问题,并非满足了本市户籍儿童的入园需求就算完事,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学前教育问题也要花大力气解决。所以,更好的办法应当是,把这些民工幼儿园“收编”进来,在政策和资金上加以扶持,使之符合规范。这样做,既能挖掘既有教育资源潜力,也可多管齐下,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步伐。 在对待这些民工幼儿园问题上,政策思路应当是“先扶持再规范”,而不是“先取缔后扶持”。正如一位无证幼儿园的园长所说,他们也想办许可证,可硬件要求太高,最终只得放弃。这些幼儿园的特点就是收费低廉,民工家庭消费得起,让幼儿园提供“不低于2340平方米”的校舍面积,这对他们来讲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让人怀疑该政策的可执行性。话说,许多高档小区幼儿园都不可能达到这个办园条件。所以,要将这些幼儿园纳入规范管理,就必须在政策资金上“先扶一把”,而不是“倒打一耙”。 许多地方如今都面临“入园难”问题。大量关闭无证幼儿园只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何况等到学前教育相对完善(且不说轮不轮得上民工子弟),不知已有多少幼儿因此丧失学前教育机会。发展学前教育也应走多元化办学的道路,同时必须注重教育资源的均衡化。目前,国务院已决定增加财政投入支持发展学前教育。在这背景下,各地更应为那些条件简陋的无证民工幼儿园注入阳光雨露,而不该采取狂风骤雨般的整顿行动。 201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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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 | 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北京为什么不向上海学习?

最近,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强行关停31所打工子弟幼儿园,涉及数千农民工儿童的教育权益,再次社会关注。 由于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解决起来难度更大。面对大量条件简陋、存在安全隐患的非法办园点,北京的政府行为要么是视而不见,不提供任何管理和服务;要么为卸除安全责任而强行关闭取缔。政府既无法保障农民工幼儿有园可上,又不允许他们自助解决;由于强大的客观需求,众多的“非法园”事实上又取缔不了,这就是一种最坏的管理。 上海的情况完全不同。政府明确学前教育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提出“推进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和看护需求全覆盖”的目标                                   ,并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性地破解这一问题。当然,政府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全包下来。解决的方案,一是允许在郊区举办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办三级幼儿园,通过财政扶持、政策支持,用低廉的价格和较好的服务,逐渐取代不规范的办园点。二是将大量农民工自办的“非法园”定义为“看护点”加以合法化。2010年9月,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本市郊区学前儿童看护点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正式将看护点纳入管理,提供监管、指导与服务。由于是“看护点”而不是“幼儿园”,因而可以突破幼儿园的举办标准,只需满足两项最低要求:房屋安全和卫生安全;儿童人数规定为10~5 ,并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性地破解这一问题。当然,政府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全包下来。解决的方案,一是允许在郊区举办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办三级幼儿园,通过财政扶持、政策支持,用低廉的价格和较好的服务,逐渐取代不规范的办园点。二是将大量农民工自办的“非法园”定义为“看护点”加以合法化。2010年9月,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本市郊区学前儿童看护点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正式将看护点纳入管理,提供监管、指导与服务。由于是“看护点”而不是“幼儿园”,因而可以突破幼儿园的举办标准,只需满足两项最低要求:房屋安全和卫生安全;儿童人数规定为10~5         最近,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强行关停31所打工子弟幼儿园,涉及数千农民工儿童的教育权益,再次社会关注。         由于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解决起来难度更大。面对大量条件简陋、存在安全隐患的非法办园点,北京的政府行为要么是视而不见,不提供任何管理和服务;要么为卸除安全责任而强行关闭取缔。政府既无法保障农民工幼儿有园可上,又不允许他们自助解决;由于强大的客观需求,众多的“非法园”事实上又取缔不了,这就是一种最坏的”管理”。       上海的情况完全不同。政府明确学前教育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提出“推进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和看护需求全覆盖”的目标,并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性地破解这一问题。当然,政府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全包下来。解决的方案,一是允许在郊区举办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办三级幼儿园,通过财政扶持、政策支持,用低廉的价格和较好的服务,逐渐取代不规范的办园点。二是将大量农民工自办的“非法园”定义为“看护点”加以合法化。2010年9月,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本市郊区学前儿童看护点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正式将看护点纳入管理,提供监管、指导与服务。由于是“看护点”而不是“幼儿园”,因而可以突破幼儿园的举办标准,只需满足两项最低要求:房屋安全和卫生安全;儿童人数规定为10~50人,而且“可根据当地实际适当放宽”。众多家庭式自助的“非法园”由此得以正名,浮出水面。         几天前上海发生一起伤害儿童的意外事件,就是在农民工幼儿的看护点。但这纯粹是个案,是个人行为,与这一制度无关。我大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同在蓝天下,同一个党中央领导,北京为什么如此不善于学习,如此愚钝落后呢?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471c80102drm6.html ) – 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北京为什么不向上海学习?_杨东平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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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述思 | 农民工每天挣250元是喜讯还是噩耗?

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达到疯狂程度,大量农民被披着“新农村计划”的外衣褫夺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楼后彻底沦为失地农民。 而同期尽管中央政府强力推进了新农合,并提出新农保来弥足土地保障消失后的巨大黑洞,但由于历史欠账甚巨,短期难以为农民工构筑起真正的安全网。 农民工只有用脚投票,索要高薪,来缓解和释放对生活缺乏保障的焦虑。而这样不断加薪又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彻底摆脱双输? 唯有政府积极作为——一为农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视,赋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为中小企业减税并赋予国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级转型。至于资金,卖地挣的银子就不少,且泛滥的三公消费也可以适度克制——前者叫开源,后者叫节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不差钱,该用到刀刃上了。(原文载广州日报)      媒体报道,在珠海的建筑工地上,泥水工一类的农民工是以天计工资,他们的日薪是250元,在工地上最辛苦的要数抡大锤的拆迁工,日薪在250~350元之间,就连最普通的杂工日薪也涨了,去年是160元/天,目前也提升至200元/天。 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达到疯狂程度,大量农民被披着“新农村计划”的外衣褫夺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楼后彻底沦为失地农民。 而同期尽管中央政府强力推进了新农合,并提出新农保来弥足土地保障消失后的巨大黑洞,但由于历史欠账甚巨,短期难以为农民工构筑起真正的安全网。 农民工只有用脚投票,索要高薪,来缓解和释放对生活缺乏保障的焦虑。而这样不断加薪又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彻底摆脱双输? 唯有政府积极作为——一为农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视,赋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为中小企业减税并赋予国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级转型。至于资金,卖地挣的银子就不少,且泛滥的三公消费也可以适度克制——前者叫开源,后者叫节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不差钱,该用到刀刃上了。(原文载广州日报)     这个消息估计会引起国家税务总局的高度关注——这些农民工的月薪已经远远超过个税起征点3500元,属于地道的中产阶层,加强征缴的冲动油然而生。     然而,80、90后对挣这钱鲜有问津,基本都是年过不惑的60后,这些行当仍面临严重用工荒,并波及整个珠三角地区。     反差耐人寻味。 口,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的正常增长机制远未形成,由于缺乏长期保障,农民工只能用脚投票,提高短期报酬——如日工资来获得某种补偿,绝不意味着整体命运有了根本改善。 日薪即使达到250元,也是建立在生产条件艰苦、劳动和社会保障缺失的前提上,挣的依旧是以命相搏的血汗钱。 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城市新移民,地方政府采取了长期的歧视政策——比如户籍壁垒,导致农民工享受不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支付高额的成本。 虽然近期沿海地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广东中山、广州两市先是破例给为当地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办理户口,进化到目前探索出一个根据学历和工作经历来打分落户的新制度。而有了当地的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可以享受在当地公立学校就学等公共服务。广东省中山市在2010年大约为2000人办理了落户手续,广州2011年也将有3000人落户当地。广东省甚至推出增加录用农民工当公务员、并让他们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等举措。 这些进步值得欣慰,但面对大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资源紧张和管理难题,这些探索对于解决每个城市百万计的农民工落户问题只是杯水车薪,被泽被的概率不会比中彩票高出太多。 对于早期农民工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忍受被歧视的候鸟生活,是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毕竟家乡还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证,到城市仅仅为了打工挣钱。 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提速,     抛开这些行业不稳定、工作条件差等因素,专家将原因归咎为老龄化、计划生育引发的人口红利提前终结的预演——拐点将出现在2015年。    俺觉得有失偏颇。    首先,相对于养老问题,就业依旧是第一民生难题。尤其是近年来大学生和农民工两支大军在劳动力市场合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即使工资水平逐步下降仍在展开惨烈的饭碗争夺战。用工荒往往是结构性的——伴随着整个经济产业升级和调整、区域转移凸显,总体劳动力人口过剩的局面会长期存在。假如能顺利完成转型,未来对就业人口的需求将从数量转向质量,因此中国近期不存在严重用工荒。     尽管地方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努力推动工资集体协商,但由于农民工与企业主在劳资博弈中长期处在极端弱势地位,加上工资条例迟迟难以问世,劳动合同签订率始终存在巨大缺口,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的正常增长机制远未形成,由于缺乏长期保障,农民工只能用脚投票,提高短期报酬——如日工资来获得某种补偿,绝不意味着整体命运有了根本改善。     日薪即使达到250元,也是建立在生产条件艰苦、劳动和社会保障缺失的前提上,挣的依旧是以命相搏的血汗钱。     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城市新移民,地方政府采取了长期的歧视政策——比如户籍壁垒,导致农民工享受不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支付高额的成本。 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达到疯狂程度,大量农民被披着“新农村计划”的外衣褫夺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楼后彻底沦为失地农民。 而同期尽管中央政府强力推进了新农合,并提出新农保来弥足土地保障消失后的巨大黑洞,但由于历史欠账甚巨,短期难以为农民工构筑起真正的安全网。 农民工只有用脚投票,索要高薪,来缓解和释放对生活缺乏保障的焦虑。而这样不断加薪又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彻底摆脱双输? 唯有政府积极作为——一为农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视,赋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为中小企业减税并赋予国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级转型。至于资金,卖地挣的银子就不少,且泛滥的三公消费也可以适度克制——前者叫开源,后者叫节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不差钱,该用到刀刃上了。(原文载广州日报)      虽然近期沿海地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广东中山、广州两市先是破例给为当地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办理户口,进化到目前探索出一个根据学历和工作经历来打分落户的新制度。而有了当地的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可以享受在当地公立学校就学等公共服务。广东省中山市在2010年大约为2000人办理了落户手续,广州2011年也将有3000人落户当地。广东省甚至推出增加录用农民工当公务员、并让他们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等举措。      这些进步值得欣慰,但面对大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资源紧张和管理难题,这些探索对于解决每个城市百万计的农民工落户问题只是杯水车薪,被泽被的概率不会比中彩票高出太多。      对于早期农民工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忍受被歧视的候鸟生活,是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毕竟家乡还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证,到城市仅仅为了打工挣钱。 口,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的正常增长机制远未形成,由于缺乏长期保障,农民工只能用脚投票,提高短期报酬——如日工资来获得某种补偿,绝不意味着整体命运有了根本改善。 日薪即使达到250元,也是建立在生产条件艰苦、劳动和社会保障缺失的前提上,挣的依旧是以命相搏的血汗钱。 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城市新移民,地方政府采取了长期的歧视政策——比如户籍壁垒,导致农民工享受不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支付高额的成本。 虽然近期沿海地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广东中山、广州两市先是破例给为当地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办理户口,进化到目前探索出一个根据学历和工作经历来打分落户的新制度。而有了当地的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可以享受在当地公立学校就学等公共服务。广东省中山市在2010年大约为2000人办理了落户手续,广州2011年也将有3000人落户当地。广东省甚至推出增加录用农民工当公务员、并让他们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等举措。 这些进步值得欣慰,但面对大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资源紧张和管理难题,这些探索对于解决每个城市百万计的农民工落户问题只是杯水车薪,被泽被的概率不会比中彩票高出太多。 对于早期农民工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忍受被歧视的候鸟生活,是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毕竟家乡还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证,到城市仅仅为了打工挣钱。 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提速,     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提速,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达到疯狂程度,大量农民被披着“新农村计划”的外衣褫夺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楼后彻底沦为失地农民。      而同期尽管中央政府强力推进了新农合,并提出新农保来弥足土地保障消失后的巨大黑洞,但由于历史欠账甚巨,短期难以为农民工构筑起真正的安全网。     农民工只有用脚投票,索要高薪,来缓解和释放对生活缺乏保障的焦虑。而这样不断加薪又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彻底摆脱双输?    唯有政府积极作为——一为农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视,赋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为中小企业减税并赋予国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级转型。至于资金,卖地挣的银子就不少,且泛滥的三公消费也可以适度克制——前者叫开源,后者叫节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不差钱,该用到刀刃上了 。(原文载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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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 推荐 刘启华 纪实小说 《上三峡》 70年代民工三线建设的痛史

  作者在《引  子》里写道: 亲爱的朋友,你到过三峡吗?当你从焦(作)柳(州)(铁路)线鸦鹊岭车站往西,驱车过白河桥西河桥,走白土山翻李家坡,踏乌龟山爬葫芦包,跨后河群桥和临江溪特大桥,越下牢溪踩大石门,绕红岩峰揽仙人桥,经三峡第一桥——干沟子桥,穿天柱山隧道之后登上坛子岭,为世界上最雄伟的水电工程气势所折服的时候,可知道当年为凿通这条高峡出平湖的梦想之路,多少万民工知青黑七类子弟的汗水曾在这里挥洒?正是他们默默奉献垒起的基石,才铸就了今天的辉煌伟大。当你为西陵峡秀丽的自然风光所陶醉的时候,可知道这里曾经有多少青春迸溅的热血,育红了烂漫的山花? 遵照毛泽东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对兴建万里长江第一坝的批示,在当时边境形势严峻,不可能抽调更多的解放军部队参加施工,而工程技术队伍力量极其单薄的情况下,以张体学为总指挥长的湖北三线建设指挥部毅然决定,抽调全省各地二十多万农民采取人海战术,用落后简陋的工具,开凿崇山峻岭,从鸦官铁路一直到宜莲公路,硬是劈开了一条通往三峡工程的血路。 按照规定,每个生产队必须出男劳动力三至五人,三到四个月换一次班。凡是上三线的人员,国家每天补助七毛钱,队里工分照记。根正苗红的男子,多数只对参军入党提干招工结婚生子感兴趣,不怎么愿意出远门,结果相当一部分名额,就落在那些知青、被遣送农村的黑七类及其子弟身上了。 ………………                         鄢按:对于这一段历史,我略有所知。作者写的江汉县江汉民兵师,就是我们沔阳县的事,小说中很多连队的名字就是本县公社的地名。我们沙岭四队有个姓梁的富农子弟就是在工地上自杀的。对此我记忆犹新。 我没有上过三三O工地,但对故事里的各色人物,我很熟悉。他们是我的乡亲。当然,故事里除了江汉平原水乡神韵,还有夷陵峡江风情,国民党抗战老兵、新四军战士的故事,是我不熟悉的。 小说里的风物,如农民们戴的御寒的“狗钻洞”(作者说如放下来如三K党的帽子,卷起来如店小二,很形象),如说县里干部吸新华(牌香烟,二毛五一盒),公社干部吸鸡巴(大公鸡牌每盒一毛六),队里干部吸红花(牌,九分一盒),孤老百姓吹喇叭(自卷烟草),还有民工们意淫高音喇叭里的女播音员,等等,把我带回了从前的世界。 经作者授权,我选载部分章节。下面是最后一节。民工一起对长江里撒尿,完全是写实,如果你说有什么寓意也未尝不可。 五十九 三条拖轮各自推着一只驳船,组成一支颇具规模的船队,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黄鳝洞码头。船队穿云破雾,推波助澜,流过“无峰非峭壁,有水尽飞泉”的灯影峡,明月峡,扇子峡,黄猫峡,流过被称为忠勇的大拐弯的三峡第一湾,流过“东方的斯大林格勒”石牌要塞,再经平善坝,从南津关下的西陵峡口流了出来。 峡口明珠宜昌,春和景明。西陵峡山缝里撤退出来的修路大军,从九码头西边的一条趸船上走了下来。 他们除了无一例外地挑着简单的行李之外,绝大多数都拄着一根拐杖。拐杖取材于三峡的树根,依据根部的形状,量材雕刻成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头像:有龙头、虎头、狗头、猫头、老鹰头、鬼怪头,真是应有尽有。有的还用黑墨水点着眼睛,也有的将红色广告颜料涂抹在鬼怪的口腔,令其张开血盆大口。 “到了宜昌了!”民工们纷纷拉下狗钻洞,用贪婪的眼光瞄着岸上,发出欣喜的欢叫,他们不敢有什么入住宾馆饭店,逛商场下馆子的奢望,他们只是想借机看看街景。今天艳阳高照,正好可以见识一下这个宜昌,到底是个啥子模样。 “一个个走好,不许瞎跑!”执勤民兵吆喝的声音,粉碎了民工们的梦想。 因为大家都要散伙,执勤民兵对民工们携带东西的检查比较宽松,虽然带箱子的一律没收这个政策没有更改,其他什么扁担拐杖,他们视而无睹,假装没有看见。马上也要回家乡的执勤民兵们,已经顾不上管这么多了。 九码头和大公桥之间的江滩,由低而高的斜坡上,用石灰水画了一个U字形状的大半圈,U字的缺口面对宽阔的长江。U字最高处的后面是沿江大道。执勤民兵从东、北、西三个方向站在U字形状外围,不许民工们走出圈子。 “大家就地休息。”师后勤组长罗砚文拿着喇叭在命令大家。毕竟是从部队出来的,他还把大家提高到正规军的待遇:“各营连整理好自己的队伍,原地待命!” 待什么命呢?民工们在U字形圈子作短暂停留之后,便会被送上开往沙市的轮船,运回江汉老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国际新闻。阿尔巴利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宜昌毕竟是个中等城市,街头高音喇叭到处可见,市民们随时都可以听到国家最权威的声音。 民工孙朝阳们连忙竖起耳朵倾听,这个遥远的山鹰之国哪怕发生一点点屁打不过来的小事,也会牵扯着听众孙朝阳们的心。 在这个闭关锁国的年代,国内新闻除了报道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之外,便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让人感到枯燥无味。国际新闻多多少少可以让人们知道一些外部世界的情形。霍查、谢胡、阿拉法特、金日成、西哈努克,以及新近的尼克松、基辛格们,还有什么巴勒斯坦、法塔赫、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等这些扯不请道不明的名称,占据了听众孙朝阳们的大部分耳膜。 一辆解放牌卡车,由西向东,很懂交通规则似地,停在沿江大道的边边上。十几箩筐馒头,几大桶开水,从车上抬了下来。抬进了U字圈内。民工们按人头每人四个馒头,开水敞开供应。 “热烈欢送,三峡战士,光荣返乡!”宣传队在队长肖文玉的带领下,呼着整齐的口号,走到了U字的最高处。他们要在这里为民工们作最后一场演出。 宣传队的锣鼓,惹得沿江大道上的行人纷纷驻足,等到他们接近U字圈子时,才发现眼前是何等壮观的景象。 宜昌人见过大世面,什么演出没有见过?江汉的土宣传队,他们才懒得看呢。U字圈内的民工,足以让市民们大开眼界。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哟!?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其貌不扬不说,被子行李破破烂烂像逃荒似的,真是影响市容,有碍观瞻。民工们一点也不自爱,仍然是我行我素。头发好久没有理过的赵守法和三娃子,眼睛凹陷,像一大一小的两只猴子。大猴子赵守法正把手伸进小猴子三娃子的后背,似乎在捞痒痒,似乎在抓虱子。他们的旁边还有一只老猴子:丁远鹏正蜷缩在地上,看着波涛汹涌的大江。还有一位叫做孙朝阳的民工更不雅相,在弯腰打开水时候,补有五十七个补丁的裤子屁股,肆无忌惮地向外撅着,和街头的叫花子硬是没有两样。 市民们的表情,刚开始像是在看动物园里的大猩猩,目光很是惊讶,继而转为怜惜,同情。有几位大嫂还用衣角擦了几下眼泪:“好遭孽……” “看什么,都是个人,有什么好看的!”大猩猩漏撮瓢把一个馒头吞噬到喉管,猛喝一大碗水之后,随即圆睁怪眼,破锣嗓子对着围观的市民们敲打了几下。 U字外面的马路边上,安放一张桌子,师政工组长武金龙伏在桌子上,很认真地在写些什么。 武金龙写完一张纸,便念一个名字。被念到名字的人则走过去,接过纸片,很仔细地看了好几遍,再小心翼翼把纸片折叠好,揣在怀里,而后欢天喜地走了回来。 “章小瑞!”武金龙的语气和神态,颇像《木兰诗》里的那位坐明堂的天子,在颁发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到!”没待武金龙喊声落地,现代花木兰章小瑞急忙答应着,跑了过去。 肖文玉笑着看了看章小瑞,又看了看头顶的太阳,大声吩咐队员们:“时间到了,准备开场。” 一个长相清纯文静的女孩子,从宣传队中走了出来。看样子是准备报幕。 “这个姑娘是谁呀?好水灵的。”大猩猩队伍里,不知道是谁在赞叹。师部宣传队里的几位名角,民工们大都晓得。经常报幕的章小瑞虽然长得很漂亮,却不具备这位女孩子的高雅气质。 “江汉民兵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欢送返乡战友慰问演出,现在开始。”气质高雅的女孩子走到前面,开始报幕。她纯正流畅而又甜美的普通话,一开口就惊倒了民工观众,话还没有落音,U字圈内的呼喊声响成一片:“王仙宁!” “王仙宁!”民工们异口同声,有的还发出了尖叫。 王仙宁的声音,胜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的金牌播音员。平日在工地高音喇叭里听得耳熟能详,却是神龙首尾不现,一直没有见到真身。今天竟然出现在了告别演出的舞台上!民工们不由得使劲鼓起掌来! “王仙宁!好好好!”王仙宁的拥趸们掌鼓得很有节奏,粗犷的掌声压过沿江大道上的汽车喇叭,震动着长江:“王仙宁,妙妙妙!” 王仙宁平日只是在广播室里播音,一个人感到十分孤独,万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热心的听众在抬爱自己。她激动得一个劲地直抹着泪水,直到领舞的徐艳明在台口亮相,肖文玉在台后面小声提醒,她才走下台来。脚跟还没有站稳,便听到了武金龙的点名:“王仙宁!” 王仙宁呆了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王仙宁,快过来!”武金龙呼喊第二遍的时候,她才移动脚步,眼泪像潮水样涌了出来。 江汉师撤离三线工地,意味着就地解散。干部们可以各回各的领导岗位,可是师部里的一些工作人员,包括人员众多的宣传队员,都是临时农村抽上来的,也有好些知识青年。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农村户口,就地解散也意味着树倒猢狲散,他们都要回原来的生产队去烤黄日头种田。 男子汉们听到解散的消息,虽然难受倒也可以坚持得住,可女孩子们就受不了了,这么两天,特别是夜晚,女寝室里哭声一片。 王仙宁是哭得最厉害的一个。平常她是爱哭,在年三十那天,播完音之后的痛哭,是想家,想念爸爸妈妈,这么两天的哭是因为水田里的那种小小的动物。 王仙宁不怕种田烤黄日头,眼下回去又是插秧的季节,她最怕的是蚂蟥。最怕蚂蟥游到她的腿上大肆猖獗。 虽然听说上面有政策,师部里的工作人员可以在城里安排单位,但她却不敢抱这个奢望。别人的成分都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只有自己的出身成分不好,似乎一辈子都是种田的命。 武金龙手里的那些纸片,其实是一迭介绍信。 周闻名师长怜惜部下随同自己来三峡征战一场,不忍心让他们再回农村烤黄日头,得让他们有个好的归宿。于是同后方交涉,江汉县革命委员会形成决议,对属于师部编制的工作人员,一律予以优先安排工作。农村户口也可以转为“商品粮”。武金龙的介绍信,无异可以决定一个人一辈子的命运。 至于那些跟随自己征战的万余名民工,除了让他们回乡种田之外,周闻名当然不会再作什么考虑。 周师长还专门召开了师部会议,决定安置工作由李贤木副师长牵头,武金龙具体执行。 肖文玉,安排到了县直机关;章小瑞,要去百货公司。其他队员有的到纺织品公司;副食品公司;石油公司;五交化公司。商业局八大公司都有人去报到。还有两个分到县花鼓剧团。几个武汉的知青,由于武汉钢铁公司的招工人员已经进驻江汉县招待所,于是通知他们直接到那里去领招工表。 王仙宁是上海的知青年,可不能让人家在江汉受了委屈。周闻名特意把她安排到粮食局上班。王仙宁捧着介绍信心潮难平,上海的同学们在遥远的边疆受苦,回城的信息遥遥无期,自己竟然能够到最热门的粮食部门工作,自然感动得热泪盈眶。 宣传队员们怀揣着介绍信已无后顾之忧,个个神采飞扬,载歌载舞尽情表演,他们要为革命站好这最后一班岗。 领舞的徐艳明面若桃花,跳得更为欢畅。她没有要武金龙的介绍信。李贤木已经为她预留了三个单位:卫生局,邮电局,知青办,任她三选一。她其实还有一处可以选择,田陋室早就在教育局给她留了一个位置,到底去哪里,她还没有考虑好呢。 李贤木坐在武金龙旁边,吊儿郎当地架起二郎腿。终于要离开这个该死的三峡了。他还是回到知识青年办公室去就职,这个位置权利大着呢。 大权在握的李贤木一会儿看看长江,一会儿看看跳舞的徐艳明,似乎又来了什么灵感,吟诵什么江山美人。 得到分配的师部工作人员欢天喜地,民工队伍中的夜壶嘴看在眼里急在心,他看到了高处的李贤木,于是向上面蹭了过去。 江滩是个斜坡,坡度有点儿陡。李贤木高高在上正在抖腿。走不上去的夜壶嘴不敢随便乱叫,只得狗爬一样,爬到了U字的边边,只要还爬两三下,就可以爬到李贤木的脚下。 “走开,不许走出圈子!”执勤民兵厉声呵斥着夜壶嘴。 夜壶嘴抬起头翻开夜壶嘴巴叫得可怜巴巴:“李师长……” “啊,小叶,快上来。”李贤木见脚下的救命恩人狼狈像,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李师长,我咋个安排……”眼下是决定自己前途的关键时刻,夜壶嘴厚着脸皮,向李贤木乞求着。 “老武,给他开一张介绍信。”反正指标还有多的,李贤木打算卖夜壶嘴一个人情。 按照规定,只有师部人员才可以解决工作。武金龙犹豫着,不好下笔。 “怎么这么拖拖拉拉?”李贤木一把夺过武金龙手里的自来水笔,奋笔疾书: 文化局革命委员会: 兹有我师政工干部叶乎哉,以贫下中农宣传队员身份到你处报到,请安排工作是荷! 末了还很为得意地用花俏的笔法,签上李贤木三个字。 李贤木在这里玩了点小花招,夜壶嘴不是师部工作人员,自然不能够把农村户口改为商品粮,他不会为夜壶嘴冒牺牲原则这个风险。写上贫下中农宣传队员这个称号,虽然是农村户口,已经变成了背袋子的,却可以为将来的转正打下基础。 夜壶嘴拿着李贤木的介绍信很是满意。在这个工农兵全面进驻上层建筑领域的年代,光凭贫下中农宣传队员这个金字招牌,就可以在那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为所欲为了。 让李贤木没有想到的是,夜壶嘴就是凭他写的这么一张纸条,还真的在文化系统站稳了脚跟,末了还混到一个中层干部的位置。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只认识一千来字的夜壶嘴竟然混进了江汉县的作家协会,当了个什么副主席。其间虽因多次嫖娼被抓贪污公款诸般劣迹被开除党籍工作籍,但同他一个土包子能够混到这般田地来比较,却也是瑕不掩瑜。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罗砚文在马路边上走来走去。民工们还得好几批才能够撤退完毕。他暂时还不能够走,还有好多善后工作要作。死亡人员倒好办,按政策一次性地给家属一两百圆就解决了问题。最难办是的那些在工地受伤的人,缺胳膊少腿的差不多上百位,有的伤员在宜昌、武汉、甚至上海的医院接受治疗。这些人的医疗费用怎样结算,给多少补偿,都是一些很棘手的事情。 “良相哥,你在看什么呀?”有人在问趴在U字背边边上的许良相。 “我在看宜昌的街景。” 大公桥一带,马路两旁空荡荡的,只有几间低矮的平房。让许良相颇感失望:“这个宜昌这么小,还抵不上我们那儿姚家嘴的街道,简直不如杨家场。” 民工们当初准备进峡的时候,有幸在宜昌一中到北门小河码头这么一段马路上,虽然天还没亮什么都没有看清楚,好歹是溜达了一趟。可怜的民工许良相们对宜昌的印象,也许是瞎子摸象。他们终竟没有看见真实的宜昌。 “ 这个鬼地方,连个解手的地方都没有。”许良相腆着血吸虫肚子,嘟哝着走到江边,扯开裤子撒开一泡尿。众人见状,纷纷奔至江边站成密密的一长条,各驱水龙对准江中,进行密集扫射。 “哈哈,我射的最远!”漏撮瓢扯开破锣嗓子,得意地狂笑。 长江开始涨水了,众民工的尿液随同淘尽英雄的一江春水,向东奔流不回头,溶四海,荡五洲。 完稿于2010年8月12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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