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

昨天，动车飞出去了，弄的跟变形金刚来过一样，死伤惨重，先不管动车事故，我们先看看温州的普通老百姓们吧。半夜在医院，温州老百姓人潮涌动，都要去献血，后来说血够了，他们还要献！为了伤者，让我看见的全是爱心。 　　 　　 你说这就留个好印象就算了是吧，嘿！那些媒体记者第二天非要写报道说，领导部署医务人员怎样怎样周全，领导怎样怎样关心群众。 　　 　　 我就请问了，你们这些领导晚上3点去哪儿了？去你的第四层梦境和小3睡觉了吧！然后白天醒来看见自己的地盘出了这样的事，第一个想到的，我敢肯定，是借机让媒体记者报道我们医院怎们怎么好，我怎们怎么安排的好，诸如此类，什么好事都往自己身上推，然后开开心心的去接受媒体的报道。 　　 　　 于是，网上就又开始骂了，一篇《为了温州，永不为官》的文章看的我心情复杂，你说这让我们如何感受到那些官员的爱心？我实在看不出来。。。 　　 　　 然后再说说动车。 　　啪！我吃着火锅唱着歌它就飞出去了！于是，网上又开骂了.　　 　　 好，这下子，又多了几名愤青。。。虽然愤青有些行为是过激的，但是确实是你不对在先啊！一个巴掌拍不响是真理啊！ 　　 　　 我又看见一文章，大概意思就是， 中国动车的司机只培训了10天就要上车驾驶，动车的有大概50个按键，4000+的指令，一旦出错，就是大事故，那本驾驶教材300多页，10天~我说动车司机都是普通人，你叫他学10天，记住那么多东西，他是神么？领导你怎么不去背背开，开开看啦？连驾驶执照都90粉都考不出，还要用钱买的人，为了建党献礼，你就这样逼人家？ 　　 　　 更悲哀的事情发生了，我最喜欢的人之一，cctv主播罗京，又上了各大网站的头条，是他在世时07年他播的一篇报道，报道上说了动车这东西有多先进，怎么可能撞到，罗京在天上肯定会笑着说你开玩笑吧！ 　　 　　 中国人民到底还图不团结了，我就是觉得21世纪缺的真的不是人才，是人心那！

民意到底是什么？是被害者家属的意见还是被告人家属的意见？是微博中的意见还是法学学者们教科书中的意见？是废死派的意见还是挺死派的意见？ 　　面对这些问题，绝大多数人会很快地摇摇头。这些算是民意，但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民意呢？然而，谁又能说清楚大多数人的民意到底是什么？ 　　在一本名为《零点调查：民意测验的方法与经验》书中，这样写道： 　　民众分左中右，民意中也有某些情绪性，甚至公众狂热。就民意本身而言，很多人在许多问题上采取自然的保守态度，原因在于一些很先进的东西，人们了解得很少；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人们的态度又会很宽容，因为人们只是假设问题而不是真正面对问题；在某些问题上，态度与行为可能完全矛盾。民意取向也会造成某些简单的多数意志决定，而少数人的权利往往会得不到足够的尊重的问题。 　　这本书得出的结论是：一、民意是存在的，但并非容易被系统搜集到的；二、搜集到是可能的，但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三、民意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梳理。 　　一个现代管理者对待民意，第一要有信心；第二要有耐心；第三要采用合理的方法搜集民意。 　　所以，在我看来，对待某件具体的事情，在回答民意是什么的时候，要谨慎而言之有据。回到李昌奎的案件，争论的各方都在拿着民意说事儿。 　　李昌奎案件一审死刑立即执行、二审改判死缓，云南省高院的副院长田成友一席话“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位科班出身的法学博士说，这个国家需要冷静，这个民族需要冷静。我们不会因为大家都喊杀，而轻易草率的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他还说，改判或者不改判，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能因为大家愤怒，就随意杀一个人，法院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民众、媒体、学界。但最终，审判还是要以国家的法律为基准。 　　这些充满法治理念和思维的话语却遭到了汹涌的批判，甚至是对田成友个人恶毒的人身攻击。奸杀一人、摔死幼童的李昌奎怎么能不死？！药家鑫都死了。 　　有人说，网络上100%的人都说李昌奎该死，这就是民意！如果你一说司法要独立云云，板砖便会如飞蝗般扑来。和药家鑫案不同的的，这次网络上不再就死刑的存废展开激烈的讨论。 　　连贺卫方老师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不再坚持废死立场，先小心翼翼地表个态，李作案手段残忍，二审改判不妥。但是请看他最主要的意见，未见滇高院审判的程序缺陷或腐败因素。 　　在争论中，荒唐的事情出现了，云南省高院宣布对李案再审。我说再审荒唐，估计又要被人拍砖。因为再审预示着李极有可能被判处立即执行的极刑，很多法律学者也说，正义将要得到彰显。 　　我说的荒唐，在于当下中国司法制度的荒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之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云南省高院没有说明他们依据了哪一条标准提起了再审程序。这么一个案情简单的案件，会存在如此复杂的证据问题吗？适用法律会有错误吗？到目前，也没有任何迹象可以看出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行为。 　　况且，云南省高院的27名审判委员会委员拍板了这个案件的二审结果。审判委员会这种以行政模式行司法之职的怪胎，既不开庭听取双方的法庭辩论，也不公开各委员的投票结果，如何保证其结果公正？ 　　可以想象得到，这27名委员又将为这个再审结果进行讨论和投票，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他们以何理由来推翻二审结果？虚无缥缈的所谓民意吗？ 　　接下来的问题是，云南省高院在高调宣布要以“国家的法律为基准”判决案件后，为何又出尔反尔进行再审，“民意”真的有如此之强大功能吗？非也！ 　　大家只要看看公民独立参选的境况、三公消费公布的情况、拆迁的现状，媒体和民意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所以，面对云南省高院的再审决定，大可不必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的微博发言原来有如此功效。 　　再审的决定，可以想象得到来自于看不见的权力之手。这只手并没有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比如最高检察院的抗诉、最高法院的提审，而是通过了打招呼。也许是某位或者某几位能够控制或者驾驭云南省高院的领导发话了而已。 　　遗憾的是，田成友法官可以勇敢得抵挡所谓的“民意”，却根本无力抵挡这种如同鬼魅般的权力之手。这是田成友的悲剧也是中国司法的悲剧。 　　也许，有人又会说，这种权力行使得正确，是“青天大老爷”！那么，这种见不得阳光的权力有一天在行恶的时候，又有谁能监督得了？不寻求正当的司法解决途径而迷信权力干预，包括中国愈演愈烈的信访危机，损害的又是什么？是中国社会的稳定根基、是公民最终的权利！ 　　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司法界大提以“人民满意至上”、大提“以人民满意为法院工作的标准”；这种荒谬性，在李昌奎案件中显露无疑。法律和法院的权威都没有了，最终谁满意？

(秋风 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 在23万条意见的推动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3000元提高了3500元。 4月下旬，《个人所得税法》修订案草案提交一审，未获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该草案全文，向公众征求意见和建议。短短36天内，共收到82707位网民的237684条意见和181封群众来信，其中，82536人对“3000元起征”发表意见，赞成的占15%；要求修改的占48%；反对的占35%；持其他意见的占2%。最终，立法者接受了公众的意见，调高了起征点。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认为：“这要归功于83%网民的反对。” 更完整地说，这要归功于公众与立法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现代国家的首要原则是人民主权，但具体的国家治理，则只能采取代议制的方法。由此立刻就可以看出，立法机构有权力制订社会治理所需要的法律，但立法机构制订法律，又必须尽可能地接近人民的诉求。 这一点，对于税收立法，尤其重要。税法是要直接从民众的口袋里拿钱，这会给民众带来痛苦—把钱给别人总是痛苦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会高高兴兴地交税。因而，民众对这样的立法会比较关注。 而减少民众的税收痛苦、让公众接受税收立法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立法民主的方式，在制定税法的时候就取得公众的同意。也就是说，制定税收立法，立法者与公众之间必须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税收法律制订的过程应当是一个对话的过程：立法者与民众对话，具有不同诉求的民众之间相互对话，财政税务部门与立法者、与民众对话。 应该说，近些年来，立法过程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话。比如，去年10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车船税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并全文公布了草案内容，向社会征求意见。民众提出近10万条意见，其中一半以上意见认为，应当降低税额。面对这样的民意压力，立法者作出了积极回应，对草案作出了顺乎民意的修改。 不过，这样的对话还是不能让人完全满意，因为，对话的过程启动得过晚了。好像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公众才从中间插入。因为没有参与到对话主题的设定中，也就只能在既定的主题内，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表达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 更为合理的做法是，从一开始，就敞开一些渠道，让民意充分地表达。具体地说，在是否立法，是否开征一种税或者调整一种税，在确定征税对象、税率的基本原则等问题上，就应当让民众参与决策，让民众深度参与。 在这类立法上，公众如此提前深度参与，既是必要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其他法律，比如物权法、刑事诉讼法等，可能涉及诸多专业技术问题，所以，有必要由专家或者专业部门起草法律草案。但是，税法并没有多少专业性，它所涉及的问题就是，政府准备拿多少钱，怎么拿。这样的问题，更多是政府与民众之间谈判的问题。既然是这样，民众从政府具有税收立法意图的那一刻，就应当介入决策过程，民众也完全有这样的能力。 那么，民众如何参与？最好的办法是，立法机关提前公布税收立法的意图，让民众透过舆论、网络等方式充分表达意见。然后，立法机关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法律起草委员会，其中既有政府财税部门官员，也有专家，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也必须有相当比例的非官方的企业和民众代表。由这个委员会起草法律草案。在此环节中，就应当向公众征求意见。而且，公开征求意见的方式也不能仅限于目前的“大民主”，而应当有更为精细的程序性民主制度，比如召开听证会。通过这种程序起草完成的草案，再提交给立法机关审议。 总之，在目前的立法程序基础上，可以设立一个前置性立法程序，在这里就让民众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并将其融会到法律草案中。假如有这样一个程序，提交给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草案与民众的希望之间的差距就会较小，在后续的立法环节，也就能够顺利通过，而避免大幅度修订。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税法来说，民众从一开始就参与立法过程，能让民众对法律的认可达到较高程度，减轻民众对即将开征的税收的痛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