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徐景安、杨继绳对话：中国未来的选择
2011年12月11日《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在深圳就“中国未来的选择”对话，现发表纪要如下： 30年前天津一见 杨继绳： 你与赵紫阳是哪一年去的天津? 徐景安 ： 1981年2月，是赵紫阳带我去天津的。 杨继绳： 我当时在天津分社，您在赵紫阳身边，我是小记者，我在台下仰视着你，很羡慕这个小伙子这么有出息。 徐景安： 1980年赵紫阳来北京当总理，当时财政困难，需要调整。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认为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是对的，关键是后面怎么办?要发展消费品生产。我对赵紫阳说，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发展消费品生产，就能满足市场需求，增加财政收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商品匮乏为琳琅满目，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赵紫阳将我这篇文章批示给薛暮桥、马洪、廖季立组织讨论。同时，从大城市启动，1981年就带我到天津、上海。 杨继绳： 当时，赵还夸了你几句。 徐景安： 他说：“我们这次来了个年轻同志，叫徐景安。去年写了一篇《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最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我叫经济研究中心围绕他的这篇文章进行讨论。出路何在?薛暮桥同志有个答案，出路在于调整与改革。” 杨继绳： 当时天津市委书记是陈伟达。 徐景安： 赵紫阳讲话时，我插了几句话。天津都传开了，这是什么人，总理讲话敢插话。 杨继绳： 列宁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市场问题》，用数学推演出第一部类的生产必须优先于第二部类。第一部类是重工业，第二部类是消费品，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你的建议非常好，可以说是颠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徐景安： 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造成宏观经济比例失调，老百姓生活资料短缺。我国搞改革起步的同时，就开始调整结构，发展消费品生产，起先搞“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后来加了冰箱、彩电变成“五大件”。这与后来发挥地方积极性、发展乡镇企业与中小企业作用的改革方向相一致。 杨继绳： 当时你是英俊小生，非常帅气，又有才华，我坐在下面非常羡慕。你思想比较前卫，有知识分子气质，所以官也当不大。 求真理无所惧 徐景安： 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后来我变成制造新闻了。你是清华大学学工，到新华社做记者，搞新闻。后来又去搞“旧闻”了，写历史“大饥荒”。 杨继绳： 退休以后，不能采访新闻，就搞“旧闻”了。 徐景安： 我看到你说的这几句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在权力面前说真话，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 杨继绳： 这是我的追求。 徐景安： 这在当今中国是不容易的。 杨继绳： 我是1967年12月份到新华社报到，当时正是搞文革，毛主席说文科的人不行，要一批学工的人做记者。到2001年退休，一直都是新华社记者。我虽不是学新闻的，但我发的稿子比新闻系毕业的同事发得多，有一年我在人民日报连续写了12个一版头条。不过第一个10年写的东西都是跟着政治推波助澜。“四人帮”粉碎以后，我把其中99%的稿子付之一炬。 徐景安： 你说的10年是? 杨继绳： 1968年1月10日到1976年。这段时间稀里糊涂，心里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其中有两篇文章是凭良心写的。一篇是《天津驻军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都批了，中共中央1972年28号文件，全国军队纷纷退出了支左时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39万平米。另一篇稿子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写文化大革命中劳动生产率如何下降，工厂生产管理怎么混乱，技术人员怎么变成工人的。那时没有“四个现代化”的说法，我只能重提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希望从混乱转向经济建设。毛泽东看了后说，总路线还是要讲的，现在有多少人鼓足干劲了?我虽然没看到文件，但是中办的同志后来告诉我毛主席说话了。 徐景安： 那你比我厉害，我写的是赵紫阳批示，你写的是毛泽东批示。 杨继绳： 我的第一个10年就写了这2篇稿子，其他的稿子，包括12个一版头条都是废话，所以我说这10年我学会了4个字“实事求是”。这4个字虽然上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但是真正懂得它的含义，用了我10年的青春代价。 徐景安： 第二个10年呢? 杨继绳： 就是改革开放。我发了大量关于改革开放的稿子，赵紫阳他们批示很多，中央政治局、副总理以上的领导批了三、四十条，胡耀邦一个人就批了15条。 徐景安： 您是属于战略性记者，抓重大问题。你为什么没有提拔当社长? 杨继绳： 我和你一样的毛病，管不住嘴巴，而且也没有当官的追求。我从1985年开始写书，写了《技术商品和技术市场》，1990年我出了《技术贸易学》，1998年出版了《邓小平时代》。 徐景安： 《墓碑》是退休以后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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