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

20年了，我对“六四”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再不说，有点憋；可真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为整个“六四”期间，我不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虽然也有示威，有游行，有绝食，但没开枪，没坦克，没屠杀。北京是震中，是飓风口，是火山顶。上海在这一风波中的险情、影响、后果，都无法和北京相比。况且我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只是游行队伍中的随行人，甚至我对游行也并不热衷。由于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

沙叶新：吃饱了，撑着呢（上） 进入专题 ： 民主    ● 沙叶新 （ 进入专栏 ）       我姓沙，喉咙比较沙哑，声如其人。我的演讲题目本在来京之前就定好了，叫“吃饱了，撑着呢。”其实这个题目是随便取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来了之后，人家都知道这个题目，就纷纷请客，让我吃饱一点。     第一顿饭，真叫我很感动，年纪最大的97岁李锐先生，主请的何方先生，92岁。上次来吃饭，是邵燕祥先生请的，这次无论如何他要来作客，他太太为这个饭局筹备了两个月，真的叫我很感动。快90岁的人了，发短信，打电话，问我有什么要求，要请什么人。我受宠若惊，沙叶新何能何德，能让这些人来请我吃，我真是差点热泪盈眶，给我太多的感动，我是他们的晚辈。     第二顿饭是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因为我曾经在那儿做过一次演讲，叫“不为权力写作”。他们这个协会冒着很大的风险，终于让我这个演讲得以进行，所以我也很感激他们，他们请客吃饭我不能不去，我吃得也很饱。还有每天都有叫吃饱了撑着的。     其实呢，我吃不饱，因为我生过癌病，到昨天是整整四年，把我的胃切除四分之三。所以我不是宰相的肚子，宰相的肚子可以撑船，我是个匹民的肚子，或者是文人的肚子，所以不是很大，撑不了船。文人的肚子有个特点，沉不住气，爱发牢骚，爱发议论，情感比较激烈，说话不着边际。     既然已经吃饱了，每天吃，所以我就发点议论，我这要说明的，因为有两家，一家是博闻论坛，另外一家是腾讯，42个问题，要叫我回答。这里面有个小故事，因为我在微博上写有几件事情我不做。序不写，采访不接受等等，因为我不是那么很重要的人。写传记我不接受，国君要我写传记，到我家来了三年，我说我真的没有那么重要，要跟茫茫宇宙相比，我真是一个微粒。我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我做得了不起，而是因为这个体制的原因，有些人有种种原因不能说话，或者不能说真话而沉默。     而我呢，可能有伊斯兰的脾气，回族的脾气，非要说不可。就仅仅这么一点，说了一些很多人是由于客观原因不便说，不能说的话，我说了。拿这些言论和自由世界相比，和西方世界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今天我怎么办呢，我就照顾各个方面，42个问题我是无法都回答的。     然后我非常希望和大家交流，我在贵州做了一次研究，他们就提起朱厚泽先生，就讲到民主问题，民主这个门是要靠“挤”的，越挤越大，不挤就糟糕了。所以我也是抱着这个态度，看我能说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第二，我非常希望跟律师交流，我不是见到律师一定说律师的好话。我是拿上海的律师和北京的律师相比，北京有铮铮铁骨的律师，相对来说比上海，比外地多一些。我想我这种估计是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我认识北京的一些著名律师，就是因为重庆，那个李庄，我以前从来不看这些东西。可是李庄的案子我看了将近两个月，我才知道什么是法律，法律对社会的重要性，法律在中国的处境，律师在中国的处境。现在就开始，我按照提纲说。     第一个问题，你从小接受穆斯林文化的熏陶是怎么样，又是如何接触汉语文化的？回族这个民族，我一向认为是以外来民族为主，以伊斯兰教为中心，和汉族和其他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结合的一个新民族，这是我的观点。而且居住在大城市的回族，基本上都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接受了这个强势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姓名，我不可能讲沙，沙叶新，一定是沙特阿拉伯、沙尔汗、穆罕默德中文译音的第一个字，我可能叫沙尔汗，你叫“沙尔汗”就不行，你一定得叫“沙叶新”。张承志是回族，他一定原来不姓张，张是典型的汉族的姓。所以说我基本是接受了汉民族的文化长大、学习获得知识的一个少数民族。     我虽然是回族，但是我对回族真的是不了解，直到我脑子里一片空虚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我再也不信仰共产主义，我再也不崇拜领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空虚。那个时候已经是五六十岁了，我就开始进教堂，叫主麻，后天就是主麻，我就去礼拜。我就想体会一下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对生活怎么认识，对政治怎么看法，人与人之间又和其他无信仰的人，或者和无神论者有什么区别，我很虔诚，去做礼拜。后天又准备到牛街去，也想做个礼拜，所以我自认为是个文化穆斯林，还不是很百分之百的穆斯林。有一年，我在甘肃参加伊斯兰教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我也讲到这里，我说我们的回族，我们的伊斯兰，不要让人感到是惧怕、是恐怖的，我说那就糟糕了。不让其他民族说“不”，那也糟糕了。     北京一个阿訇，胡子很长，一看就是我们回族人，他把我拉到后面来。他说我跟你说个原因，因为回族吃牛羊肉。牛羊肉是补肾，肾气足那就火气大，他说得很严肃。但是我想肯定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我觉得和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凡是看过伊斯兰教的，看过《可兰经》的，你们一定会找出其中的原因，这个我就不说了。     第二个，我洗冷水澡。因为我1954年是脑膜炎，很快就考大学，考取了，我知道学业一定很繁重，像我这样体质的，得过脑炎的人，很难担负大学繁重的学业。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契诃夫，俄国的大文学家契诃夫，契诃夫我实在太爱他了。什么叫雅致，什么叫庄重，什么叫幽默。我觉得俄国所有的作家当中，我最崇拜他。他有一句话让我终身受益，叫“寒冷使人坚强”。我就开始洗冷水澡，一洗洗了一辈子，洗到我四年以前进病房开刀之前的那一天。开刀之后就不能洗了，我觉得洗冷水澡对我终身有益，就是使你坚强，使你坚持。所以我生脑炎没死，害癌病没死，我觉得跟洗冷水澡，加强自己的意志是有一定的关系。假如朋友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他们洗冷水澡。不只我一个人洗，马约翰就洗，清华大学的体育教授，冬天都穿短裤的，很能洗冷水澡。     你为什么考华东师大？不考华东师大，我现在读不了大学。我是回族，那时候考大学回族可以加5分。加五分可不得了啊，加一分就淘汰很多人。我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文学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三个志愿是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是我第12个志愿的最后一个志愿，当时读大学可以选择12个志愿。幸亏我是回族加了5分，不加5分说不定我读不上大学。但是我并不认为我读华东师范大学，第12志愿就感到羞耻，我非常感谢这个大学。     顺便说一下，北大是我很向往的地方，而现在又是另外一码事，他的校长很有名，你我都知道，这个且不去说了。北大校庆一百周年，要写蔡元培这个戏，就说到苏叔阳，北京的一个剧作家。苏叔阳说，找上海沙叶新，就找到我，来了一个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组委会的委员、一个数学教授到我家里来，请我写。我感到非常振奋，有些创作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呀，这样的题材，蔡元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一千年选了一百个著名的人物，中国就有蔡元培。他去世之后叫“当代圣人”。问我，你有什么要求吧？我听不懂，问了三次你有什么要求吧。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啊，我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创作机会。后来我才知道，问我要多少钱。我也没讲，我就指了一个一万、十万、一百万。我说，我不要，一分钱不要。能给我个机会，我当初考北京大学没考取，现在我能写北京大学的校长，我还能要钱？不要钱。你是不是想做一个名誉教授，你写好之后能作一个名誉教授。我说，为了一个戏获得名誉教授的称号是不名誉的，我也没要教授。我真的很想有生之年，能让我到北京大学听一堂课、两堂课来圆我青年时期的梦，我就非常高兴了。     后来这个戏由于种种原因，首先是在香港演，我不敢说轰动一时，非常受欢迎。先后得了三个奖，一个是南京大学所主持的有11个高校的文科主任或者教授评的叫“学院奖”，一共11票，我获得10票。中国戏剧文学协会也想给我发奖，因为我是个敏感人物，专门到江苏来，什么人都可以给奖，就是不能给沙叶新，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出名。我怎么能靠这个出名，总是因为你们让我出名，你越禁我越出名。结果还说千万不要告诉沙叶新，就偷偷摸摸地虚伪，真是很那个。因此这个学院奖的授奖大会，由于我的原因受到牵连，在国内无法举行这个授奖仪式。假如你在南京大学要举行这样的会，当代文学基地的基金，这个我不知道，好像由教育部拨款，那就给你取消了。     北京的中国戏剧文学协会的会长，知道我的戏“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在香港首演，最后落幕的时候，他要求给他十分钟，把蔡元培那个戏的奖金从北京带到香港发给我。这就叫我很高兴。不是因为我得奖，而是我这个戏有一定质量，对得起北大，对得起蔡元培先生。而且我相信这个戏一定会在国内演出，尤其我昨天听到这儿的好消息（指薄被立案审查–编者按），我觉得中国的民主步伐将要大踏步地向前，因为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跳着说，我的恩师叫黄佐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我是第三任，第一任是夏衍，文化部部长。第二代是黄佐临，第三代是我，这一代不如一代。他们俩人从人品、从学养，我真是不好和他们比的，但是我有幸能遇到。     我那时候写蔡元培，叫“幸遇先生蔡”，这是北大最初的校歌当中的一句，歌词是大曲家，苏州人吴梅写的，叫“幸遇先生蔡”，这是中国的古文，经常词序会那样的。我是“幸遇先生黄”，父母养了我，在我的生活道路上遇见谁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完全改变你的人生。因为在这之前也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六十年代，我写了《审美的鼻子如何指向德彪西》，德彪西是谁呢？是法国印象派的大作曲家。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出了他一本书，叫《克劳斯先生》，一个设想的人物，其实是个音乐随笔。出版社有内容提要，说这本书德彪西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姚文元看见了，说他是个资产阶级音乐家，怎么可能有精辟的见解呢？只有腐朽的见解。可是我不知道，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不服姚文元的文章，第一次跟姚文元打笔仗就是六十年代。     《审美的鼻子如何指向德彪西》，写了一万字。贺绿汀先生坚信沙叶新是从法国回来的，是留学搞音乐的，他跟我们的黄佐临是邻居，有一次讲《文汇报》批判姚文元这篇文章的沙叶新是何许人？佐临先生就笑了，他是我们剧院的小青年，贺先生就一定要见我。就在这种时候，世人皆欲杀的时候，佐临先生吾意独怜才，把我收到剧院里面来，这真的不容易。今天吃饭的时候我就讲到佐临先生的为人，他的学养，我真的感谢佐临先生改变了我。这样我才到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     我讲文革之后八十年代我的思想变化，文革当中我也跟所有的人一样，或者大部分人一样，非常非常崇敬毛泽东。我把毛泽东没有发表的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笔记本上。除了没有把毛主席像章别在我肉上面之外，我觉得我的崇拜已经到了极点了。你怎么能说毛泽东一句不好的话，或者甚至怀疑他的话。一直到现在，说毛泽东是政治上大流氓，生活上大流氓。这马上就要公开，杨开慧给她一个闺中密友信上讲的，这样的一个跳跃对我来讲是很痛苦的，这个过程已经过去了。可是在当时，我真是唱红打黑的一分子，每天唱红歌嘛，一天要唱几次，吃饭要唱嘛。还有跳舞，那时候还有红舞，我妈都去跳舞，在邮政局门口跳舞，整个地疯狂。可是林彪爆炸使我感觉到毛泽东不是神。     你不是洞察一切嘛，在你边上这个人，他都不跟着你，就像王立军这次跟薄熙来一样。一个公安局长可能自己连私安都没有，怎么搞公安呢。他跑到美领馆去了。这个事情类似在文革当中林彪的出逃，但是林彪的事情还不是最后定论。而且林彪的材料越来越多之后，这里面还有很多文章，我只是拿当时的结论来讲他。王立军的事情才三个月吧，三个月了，处理得这么快，开始有初步结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第二，我觉得文革完全是闹剧。四人帮倒台之后，我还是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现在还没有最后确认，我认为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热情勃发，十年是我最好的青春年华，只有几个样板戏，什么都没有，每天唱样板戏。我的女儿叫什么名字知道吗？叫沙智红，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八个样板戏，我女儿占了三。你说崇拜不崇拜，就是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非常能理解重庆唱红的那些人。当然这里面有两种，一种是真诚地拥护毛主席，这种人我尊重他。只要他不是虚伪，不是虚假，不是为了要夺取更大的权力。他真的是感受到毛不落的阳光照到他身上很温暖，这种人我很尊重。     我觉得有相当大的一批人，是因为他童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唱这些歌会回忆起当时那种单纯的美好岁月。我讲的美好不是生活当中。第三种人，唱红歌是为了对现实不满，因为现在贫富不均，这些社会现象大家都知道了。把这些理想投寄到以往的年代。所以我都对他们理解，但是和薄熙来完全不一样。“重庆事件”一出现之后我就发微博，那时候还没有结论呢，我就挺温，对薄熙来就批评。有人说我，你落井下石。我说我三年之前，薄熙来还没有落井呢，我就投石了。说我拍温家宝的马屁，我说五年之前就开始挺温了嘛。我在香港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我在香港学习温家宝同志的讲话”，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的。我是故意起这个名字，有点肉麻，我就开始挺温，一直到现在。（未完待续）     来源: 律师文摘 进入 沙叶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学与文化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692.html    

4月7日下午郭少坤打来电话，告知方励之在美国图桑的阿利桑纳大学驾鹤仙去。次日晨我打开电脑，从网上获悉，不胜悲痛。 方励之终年才76岁，比我小11岁。在我国大变化的前夜，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刻，未能避免比他大十多岁，年龄与我相仿的王若望刘宾雁等客死他乡的命运，着实令人倍加痛惜。我在8日下午发微博一则：惊悉方励之先生突然病逝，万分哀痛，这里套用京戏《珠帘寨》中一段著名唱段，今日有个三大贤：王、刘、方埋骨在异乡。略表痛悼之情。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方励之就有“中国的萨哈罗夫”之美称，是将五四时期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结合在一起的一位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人士。他的卓越，超人一等之处在于：他是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严家其、高皋悼文中语），在八十年代上半叶，我们只是忙于人权问题展开论战批判邓小平“哪个阶级的人权，资产阶级的人权还是无产阶级的人权”等于谬论，但方励之在安微科大发动了“八六民运”，导致了胡耀邦被邓小平点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下台。王、刘、方也被开除党籍。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又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从而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八九民运”。 正是在他那里，我才认识到“坐而论道”远远不够，“起而行之”重要得多。我2007年在包尊信追悼会上也表扬了老包这一点，提出了我们应当参与维权的实际斗争，这比由于当局封锁而被迫只是天天著文演讲上书献策要有意义多了。这方面的重要性，显得突出多了。这次方励之去世，年轻网友中知道方励之大名的变得少而又少。八十年代出版的《1984》一书中所说的“真理部”（影射苏联中央宣传部）哪一些极端做法，某一个他们不喜欢的名字在任何书刊，电视，网络中都会消失不见，好像世上从来没有此人，这种狠毒到家的手段正是他们最擅长行使的，乐此不疲并且傲笑世界，以赤裸裸的暴力作为后盾。最近更是大肆查封网站，追查“谣言”，将“传谣”者绳之以法。连公安部发言人都说，你不发布正式消息，难怪小道消息要大肆传播了。 在民间对死者的一片敬重中，总会传来来自当局的恶臭。臭名彰著的《环球时报》一篇社论居然诋毁方励之“挟洋自重”，联系到一个月前的王立军投奔成都领事馆事件，《环球时报》给方励之加上加上这个“罪名”，其用心险恶。方励之与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时隔二十三年，性质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不容混淆。 从清末民初以来，我国和许多外国革命家，受到本国专制政府的追捕，欺压，往往求助于先进宪政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康梁孙章等民国先贤曾流亡海外。今年缅甸民主反对派昂山素季在美国支持下走出长期软禁，参加国会选举取得很大胜利，引领缅甸走向民主制，，包括王、刘、方，以及戈扬、司马璐，严家其高皋等在内的他们身上有一种宪政爱国主义精神，既是伟大爱国者，也是进步的民主主义者。 我原准备述忆与方励之的交往，现在想来2006年出版的《风雨鸡鸣》一书中已有片段，这里就不多说。但是4月10号在《新世纪新闻网》读到方励之《诽谤邓小平案始末》一文，原是方励之给《纽约书评》写的书评《真实的邓小平》，评傅高义《邓小平 及中国的变迁》一书。方励之在这篇书评讲到1988年8月曾在澳大利亚做学术访问，一次在给中国留学生介绍国内情况时，有的学生问起北大的小字报，他如实做了介绍，说小字报提到一些中央领导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存款，后面他回到北京，不少朋友都感到惊讶，说为什么你还敢回来，何必回来引颈就戮，因为诽谤案已经传开了。 下面一段写道，法学界的朋友于浩成先生来我家商谈“邓小平毁谤案”的观状（不是小道消息），邓小平已在提请律师咨询诽谤案，党内已经传达文件，要对我的诽谤给予法律解决。 上面这段话，显然是方励之的误记。他写这段话在1999年，我和他都在美国，他也没有找我查证。我记得在1989年初的一天，苏绍智请方励之和我到他家吃晚饭，要我对邓小平诉方励之毁谤案提供咨询意见，此时早已传开，我并没接到党内传达，记得我当时对他答复是，请他放心，此案很可能是邓小平撤诉，因立案对他更不利，外媒评论和民众反应对他实在不佳。 这件事情本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毕竟是一件记录在册的历史事实，为了确保真实性，我仍有必要更正。 今年两会前后冒出了“薄王事件”，温家宝3月14日最后在答英国路透社记者储百亮发问时终于揭了盖子，4月12日央视播放了新华社关于薄熙来夫妻的处理决定，在这一个月内，还不断传出温家宝在党内多次提出政改，为“六四” 平反，放海外流亡者回国，网上热议不断，且大多联系到当前中国政局发展，中共十八大权力斗争预测等等。 从他们的评论文章可以看出，有人好似患了政治过敏症，一些人把重庆事件说成了全党左右派的角力，而右派似乎占了上峰了。重庆事件确有路线斗争的迹象。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曾指出，重庆市委和政府必须深刻反思，重新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但没有嘱说张德江到任重庆后布置检查，改正任何左的东西。继任的公安局长何挺说要继续“打黑”，重庆一座山顶山上高高树立的全国最大毛泽东像当然也不会推倒。此种情况再一次说明之前有人将胡锦涛对重庆的态度比之为“郑伯克段于焉”，其实是不对的，胡的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左，九年前上台之时就到西柏坡参拜，社会主义现有中朝越古，去年国庆还大搞毛泽东思想方阵，他打右极狠，手段一点不软，如对刘晓波严判11年等，严禁刘晓波获得和平奖在中国发酵，态度的粗暴拙劣远超苏联当年，但是他对打左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次薄熙来风波，气焰嚣张到了这种程度，与胡的养痈为患有莫大关系。应该检讨的是他本人。 胡温之间关系真相如何，再一次引起人们的注意，过去有人说二人已经分道扬镳，最近有人说二人一直在演双簧，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至于改革不过是做做样子，二人合作默契，温不时装作要改革的样子，对胡的严厉是一种冲淡和缓，藉以收买收拾人心。终结党领导的政改是不可能启动的。人们大概没有注意到温家宝政府报告中居然说出军队要受党和中央的绝对领导，这话为何由温说出来，国务院下面的国防部不过是块空招牌，实权掌握在中央军委的手里。我曾在微博上说，吴邦国的“五不搞”，加上温家宝的一个“不搞”，也就是不搞军队国家化，这一些不搞的对象，却是宪政的基本要素，中央都不搞，还有什么改革可言，等于是宣布改革已死。 有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文化人，他们盼望政改如大旱之望云霓，所以人家给他一个棒槌就认（真）针。最近读到沙叶新的一文章，说温总态度诚恳庄重，何言表演？他把政治当做了抒情散文，不过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温家宝亮出舌头空荡荡，沙叶新们就满足了，不再追究了，歌功颂德了。还有一个叫肖峰说什么“伪善亦善”，真是匪夷所思了。 还有一些党内民主派提出的政改方案，是实现党内民主，效仿日本自民党党内分派，他们提出这个方案完全证明他们对共党历史无知，苏共斯大林写过《论反对派》，把党内反对派看称最凶恶的，危险的敌人，斯酋把托洛斯基放逐海外，并派克格勃赴墨西哥，持利斧杀害。中共建党初，就有铁的纪律，将反对派人士终身监禁，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如郑超麟这样品学兼优的老好人居然在其晚年才重见天日。毛泽东说，人民痛恨叛徒甚于敌人。有一位朋友说自己要做建设性的反对派，我曾发微博批他，反对派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 以上算是我对时局的一点评语，写出来请大家不吝赐教。 于浩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