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蟹社会

认为新闻媒体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途径，媒介和政府的良性互动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研究者们对此达成的共识。但是很多研究文章把新闻媒体的作用等同于新闻报道的作用，这难免有一定的肤浅性，不能全方位地揭示新闻媒体的作用。 … 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 关键是传播，论述了 政府 对危机传播的三大管理要点：传播渠道管理；传播内容管理； 谣言 的传播管理。应建立和选择稳定性好、容量适当的传播渠道，尽量缩短渠道长度。研究者对传播媒介如何完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指出了具体的方向，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

【泉州网】省宣通知：昨天通知转载的《用全部热忱与努力维护网络和谐》一文，网站要注意在双首页要闻区突出推荐，并保留至9月11日17时。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

最近比较热的话题，就是“反三俗”，所谓“三俗”，就是庸俗、低俗和媚俗。胡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掀起了“反三俗”的高潮。8月6日，文化部长蔡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给出了 “三俗”的原因并连发六问 ，包括每年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没有多少力作，每年三十万种出版物也乏善可陈……   蔡部长的 六个问题 问得好！我原本以为只是我们这些小民看到了现实，哪知道连主管中国文化的掌舵人也看得一清二楚？不过，六个好问题都被部长问了，我等就只能弱弱地补问一句：部长同志，你问谁呢？你不是主管中国文化的领导人吗……假设蔡部长是问我等小民的，那么，为中国文化重建出谋划策，就该当仁不让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问题，但如何去解决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谁不知道中国文化与精神生活中庸俗、低俗和媚俗已经成为主流了？当然要反，可如何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我们在文化与精神领域经历了“ 清除精神污染 ”与“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现在迎来了“反三俗”。根据前两次的经验，我们是用“清除”的办法，把“精神污染”清除掉，用“反对”的办法，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拒之门外，或者藏在寝室里，自己捣鼓……   我们成功了吗？这个可圈可点。我只想提醒一下各位，清除被污染的精神，最好的办法是有一种新的不被污染的精神取而代之，否则，人没有精神，乱七八糟的东西自然乘虚而入，不被 “污染”才怪。至于说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好的办法就是确立一种“无产阶级的不自由化”，否则，你用什么来反？果不其然，反来反去，我现在反而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最腐朽、最糟粕的“文化”，反而都跑到中国大陆来了。   也难怪，大家一听到 “反三俗”，第一想到的就是要封杀谁了，要删除谁了，要关闭一些电视频道了……可我总认为，不能重蹈覆辙了！可喜的是，虽然文化部长对“三俗”痛斥了一番，他开出的药方并不是“铲除”“清除”之类的。也许他和我们一样清楚，一年两万首歌与三十万种出版物对于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并不算多，而如果按照“三俗” 的标准把他们都“清除”掉，估计到年底，我们最多剩下八首样板戏一样的红歌，以及几本红宝书一样珍贵的图书……   文化部长开出的方子是“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善于发现、提倡反映主流价值、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扶持、推广，典型引路。”“多用引导的办法，少用行政的办法，团结、带领艺术创作人员，逐步形成强大的良好的创作风气。” 这个说法虽然和我的思路还有一定距离，但比起用行政手段大刀阔斧“清除”三俗，已经是大大的进步了。   “三俗”不好，可为什么不应该用行政手段来对付？原因很简单，形成三俗的根源除了部长所列举的三条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我们可以这样问：为什么“三俗”歌曲、文学作品与电视电影层出不穷？还可以这样问： 那些不“三俗”，那些有思想性、有人文关怀，那些真正忧国忧民、发人深思的好作品都到哪里去了？   今天，我就不客气地自吹自擂一次 。七八年前我写了三本政治间谍小说，那是我为国家工作以及游离世界思考中国十几年后的产物，第一部《 致命弱点 》描写的中美关系后来几乎每一件事都发生了，《 致命武器 》首次把农民工的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这样一套书，无论如何不应该是“三俗”吧？可至今无法出版不说，唯一一次差一点出版的情况竟然是：一位编辑把《致命弱点》里的政治与思想内容删除殆尽，加重 色情描写 要隆重推出——谢天谢地，后来因为没有把思想全部删干净，所以还是没法出版，也避免了我沦落为色情小说与“三俗”作家，跻身于中国“ 文化人 ”之列。   每年三十万种出版物，可我每年写的百万字的博文竟然始终无法出版？就在三天前，一位美国的大学教授亲口告诉我，他把我写美国民主与亚洲民主的几篇博文当教材讲给美国学生听，让他们讨论美国问题。注意，不是讲中国问题，而是讲美国民主！一个中国人讲的美国民主小故事，竟然可以成为美国大学的课堂讨论素材，这样的博文怎么来说都应该是有点点思想、不那么“三俗”吧？可是，这么多年，你们每年都允许三十万本出版物出版发行，而我的得到那么多中国读者喜欢的博文，却始终无法出版？   我支持党中央“反三俗”，更欣赏文化部领导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我认为，“反三俗”最有效的办法不但不是收紧控制、打压甚至清除“三俗”，反而是放松控制，让有思想、有人文关怀有现实意义、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优秀文化产品能够降临中国大地。   我举个例子，有人说小沈阳是庸俗的，可实话告诉大家，我就喜欢看小沈阳的小品，而且，我还可以告诉大家，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像小沈阳之类的小品演员，有些更加“三俗”……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连美国的杂志也说小沈阳庸俗？   原因很简单，人家在说你这个国家庸俗，是你的文化氛围与文化政策把小沈阳弄成了主流。如果在西方，我看小沈阳（或者外国的庸俗小品与脱口秀）只是一种娱乐，而我最主要的文化享受还是电视黄金时间里宣扬西方“主旋律”的作品，还是有深度的新闻追踪，还是Larry King 访谈节目，还是以揭露统治者阴谋与社会阴暗为主的主旋律“新闻六十分钟”等等……可问题在于：在中国的电视上，一个本来应该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却登堂入室，成了主旋律，这才是真正的“三俗”啊——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文化部门承认的“主旋律”是人为的矫揉造作的，是比小沈阳还装腔作势的蹩脚货……   比“三俗”更可怕的是用行政手段、用专制手段一刀切地清除“三俗”，同时封杀那些高尚、有思想与引领中国人向上的作品。当后者都被“清除”了，被禁止了，或者根本就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你用什么来对抗“三俗”？你又用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与精神走向世界？   说起电视连续剧里的庸俗与媚俗，可能没有比那些描写清宫戏、皇帝老爷沧海遗珠、格格们与皇亲国戚打情骂俏更过分的，说起高雅与有一定思想性的，有大量清宫戏的《 走向共和 》算是一个。结果如何呢？后面那个从屏幕上消失了，前面那些“三俗”的代表作品被上百次、上千次地重播。请问，如果都有相同的平台，即便观看后者的人数并不及前者多，但“三俗”能够那么猖獗吗？“三俗”目前之所以如此猖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不三俗”的文化产品了，“三俗”最可怕的是，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三俗”其实已经成了我们的主旋律……   至于部长说的“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善于发现、提倡反映主流价值、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扶持、推广，典型引路”等，我是这样看的： 中国目前文化与精神领域的危机来自于缺乏国人都认同的价值观， 因此在价值观都得不到共识的时候，“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扶持、推广典型”等等行为，可能会弄出更多名正言顺的“三俗”作品。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建国六十年里，政府文化部门可是一直没有停止树立文化界的典型，今天样板戏，明天“致富光荣”……而这些典型后来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被证明是毒害中国人精神的真正祸首，也成为当今“三俗”猖獗的深层根源……   杨恒均 2010-8-7 香港   下面是两年前一位网友下载我的杂文，花了几百元请网上出版社做出了唯一一本书，他送给一位不上网的老共产党员阅读，之后他把这本最贵的书，也是我唯一在大陆出版的杂文集贴了出来，这应该不是“三俗”吧？

过去一个月，中国大部分地区飘着雨，也飘着“冤雪”和暴力。各地挤占湖泊和河道加剧洪水肆虐、7000多只化工桶畅游美丽的松花江、湖南长沙某国税局办公室被遥控炸弹袭击、100多名在西安打工的湖北籍农民工因讨薪被殴打、湖北某政法部门副厅级官员的太太因上访“被错打”、湖北孝感法官上访被免职、新闻记者被通缉或殴打、足球场上球员和球迷袭击裁判…… 这一连串的事件既不偶然也不陌生。近几年，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再加上缺乏解决利益冲突的合理渠道，中国社会的暴力倾向有加剧的趋势，这其中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暴力，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暴力。不得不说，在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个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决策，中国的确需要构建和谐社会，而且要加快步伐。 按照中国官方的表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如果将上述的一连串事件对号入座的话，我们不由得感叹从“暴力”到“和谐”确实任重道远。但这并不是懈怠的理由，至少不能在和谐社会的口号下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以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就可以化解暴力实现和谐；也不能一味追求短期的、表面的和形式上的和谐，因为“被和谐”将激发暴力而不是相反，依靠恫吓、谎言和畸形的经济繁荣维持的社会均衡是不稳固的。 其实，“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主要内容中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已经是上下四方的共识（中国官方表述也将其列在第一条）。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其核心都是让公众有机会限制政府，减少利益冲突引发的暴力现象。对于民主来说，尽管民主制度也会带来诸如示威游行等无序现象，但这并不属于暴力，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不依靠暴力就能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民主制度的核心是结果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民主博弈的失败一方选择服从暂时的失败，并期待在下一次博弈中获得胜利，而不是失败了就诉诸暴力。 对于法治来说，它和民主是相得益彰的，而且许多经济学家更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认为法治可以是独立于公民社会和民主的约束政府的方式。正如清华大学钱颍一教授所说，在法治框架下，法律通过政府保护产权，实施合同，维持市场秩序，但同时法律也约束政府；法治并不等于“以法治国”，“以法治国”是政府以法律为工具来管制经济人，但是政府自己在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的约束，而法治下的政府是在法律之下，受法律约束。换句话说，法治可以约束来自政府的“暴力倾向”。 当然，民主和法治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许多人都相信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力。但是，只有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而不是政府为了巩固执政地位主导的经济增长），才会助推民主和法治制度的形成。在市场经济下，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交易对象的扩展，形成了所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等不同利益群体，他们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需要共同遴选的第三方──政府来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平进行，这时候民主制度便浮出水面。同时，为了限制政府滥用权力，也为了避免民主成为多数人的暴政、通过劫富济贫的再分配破坏产权和经济增长，还需要引入法治。 暂且抛开先要民主还是先要法治的争论，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的建设，都不能过分依赖自上而下的变革，还是需要自下而上的变革。在遇到利益冲突时，如果不同利益群体坚持“反求诸宪法”和平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在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为了追求双赢的结果，也许政府就会做出妥协，从而避免将冲突引向暴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媒体和公共舆论的支持。另外，经济危机也可以是一个助推剂，它迫使政府不得不给予市场更多的空间以维持经济增长，并最终维持社会稳定。当然，建立在经济危机基础上的民主和法治也是不稳固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讨论只是基于各国发展历程的不完全经验总结，不能和中国的现状一一对应。要承认，无论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存在暴力冲突，而且暴力冲突也不能单纯地通过民主和法治来解决（比如宗教和种族冲突）。但至少目前，中国政府要想办法解决暴力蔓延的不和谐局面，向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和谐社会靠拢。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本文内容归道琼斯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