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

“文革”中法治荡然无存，令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冤狱遍地，甚至堂堂宪法连共和国主席都保护不了。很大程度上是吸取这一惨痛教训，改革三十年既是经济改革的三十年，也是法制建设突飞猛进的三十年，法律条文迄今大致完备，无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惟此，今年“两会”中，吴邦国委员长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如何从有法可依，向有法必依转型，即如何从法制向法治转型，则是新时期朝野达成共识的攻坚目标。 这一新时期的重点，已经是以法律规范公权力。以法治国，重在以法治官，以法治权。在这特定的历史阶段，法治思想的交锋也变得复杂起来，也有一些不和谐音符。今年“两会”中，个别官员宣称：“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就跟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庄严宣告形成强烈对比，令人侧目，也令人深感向法治转型的艰难。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也许只是一时口误，但表现出的某些官员的潜意识，则令人担忧。它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的法律体系只是一个口号和装饰品，可以选择性适用。政府需要法律时，法律就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觉得法律碍手碍脚时，可以弃如敝屣。即法律是单向的，只用来约束百姓，而不是用来约束公权力的。如果这样把法律道具化，显然，当事人眼里的法律已无任何神圣性可言，当然也就谈不上对法律的任何敬畏，而只有功利性地利用法律。 这也就不难理解，两位重量级的法律专家会在近日反复强调法律的神圣。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近日呼吁：“要真正让官员认同、尊重、信仰法律规范，而不是因为他执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教授同样呼吁：当通过法律达不到目的时，统治者便可抛弃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这是应该抛弃的人治观念。善法之治中的法治，法治就不再是手段，而是人民共同的生活方式，是任何人也无法抛弃的生活方法。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国，更要受法律的约束。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应该成为官员素养中的第一素养，官员本能中的第一本能。一句话，只有当对法律的信仰能够深入官员的骨髓，能够在官员心中生根，法治才可能在我们国家生根，才可能从根子上杜绝选择性执法，法律才不会起到助纣为虐的反作用。 法律必须神圣，一个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的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包括罪犯——即便是罪犯，其基本权利我们的国家法律也是一体保护的。即使追究其刑责，也是依照法律框架进行的；追究的工具、保护的工具，都是已经设定的法律，而不是让相关法律靠边站。一种行为，只要是符合法律的，即便行为人别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处置他。处置任何人都必须依照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无法无天，再怎样貌似正义都不能用废止法律的办法，来进行法外施刑。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法治是否真的倒退，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的倒退，则是事实。不止是无视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两会”宏旨而扬言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是冲口而出：诸如“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诸如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诸如“与政府作对就是恶”，诸如“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了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前途是光明的，但现实也是严峻的。要想把纸面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的法治，要想向法治体系顺利转型，当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务，是让官员时时守住法律的界线。的确如周光权委员所称，今后的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对官员要以守法、用法当做重要的考核升迁指标。只有这样，才能让法律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秩序，才能让整个国家按规则有序地运行，也才能让每个人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法治国家，法律至上，刘少奇主席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相关日志 2010/06/05 — “青天大老爷”带不来真正的公平正义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