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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核电站爆炸的冲击波 （2011-09-15）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52年来最多　美国穷人去年达4620万 [中国早点] 不能说的秘密 [全球反恐] 王义桅：九一一对美国的七大教训 [中美关系] 中国新增部队 导弹能打到美任何地方 ● 张敬伟 　　在全球华人喜迎中秋之际，法兰西却发生了一起核电站爆炸事故。据英国BBC报道，发生爆炸的是位于法国南部省份的马尔库尔（Marcoule）核电站。据悉，爆炸已经造成一死三伤并有3万升铀溶液溢出，并可能流进附近河流，未来形势不容乐观。更为讽刺的是，这家核电站被法国公司阿海珐（Areva）用来处理核废料，而阿海珐为地震中发生核泄漏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提供核燃料。 　　事故原因目前不得而知，但这场核电站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很有可能将很快从法国蔓延至欧洲大陆乃至全球，让国际社会再次产生核恐惧，并对核电未来进行深刻反思。 　　人们对核电的恐惧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强烈。在亚洲，一场并不算突然的大地震，造成了福岛核电站放射物外泄的次生灾害。号称高科技的日本国，面对核泄漏的风险几乎无计可施，只能用最为笨拙和原始的海水冷却方式应对危机。遗憾的事，日本核泄漏的污染和风险并未随着灾后重建而消弭，亚洲乃至美国还在检测着核废液是否随着太平洋的波涛到了本国海岸。在欧洲，如果算上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核电站事故，法国核电站爆炸已经是第三次了。 　　相比日本，欧洲不仅拥有核电高科技，而且环保观念深入人心。这三场核电事故，对欧洲人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感可想而知。之前，欧洲第一经济大国德国已经通过法案，确定到2022年左右关闭境内所有核电站。如果说之前德国民意对此还有争议的话，法国核电站爆炸将可能坚定德国上下关闭核电站的决心。 法国未必有决心放弃核电 　　德国下得了决心，法国未必。首先，法国是严重缺乏一次性能源的国家；其次，法国核电技术世界领先，和美国日本在全球三足鼎立；其三，法国发电量的85%来自核电，离开核电，法国整个国家将要停摆。除此之外，由于法国核电机组、装机容量和核电技术全球领先，出口核电技术和设备，已经成为法国抢滩全球市场和出口创汇的主力。可以说，核电产业攸关法国核心国家利益。 　　关键是，除了技术和装备，法国人也为自己标准化和一元化的核电管理模式，严密的废料监控方式引以为豪。他们认为，靠完善的立法、严密的监管，安全的监控，就能确保核电安全，为法国人服务和创汇。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到2011年，法国50%的核电机组服役超过30年，设备老化带来了潜在的核风险。不过，第三代核电反应堆机组要到明年才能建成，批量建设则要等到2015年以后。由于福岛核电泄漏主要是机组设备老化所致，也就意味着法国50%的核电机组存在着风险。此次核电站爆炸，为法国核电事业敲响了警钟，也给沾沾自喜的法国以猛然的当头棒喝。 　　日本、法国两大核电强国先后发生核电事故，其他国家还敢大刀阔斧地发展核电吗？这确实是个难题。核电和其他能源利用不同，容不得丝毫的马虎，一旦遭遇“万一”，就会酿成大事故，而在核污染面前，人类几乎没有更好的破解之策，只能靠原始的封存，或者时间去冲淡灾难和悲剧。因此，在人类现有的科技局限下，发展核电站是危险的选择，有时甚至是饮鸩止渴。

【 原文 首发于《 人民法院报 》，感谢作者“葛峰”分享！曾撰文《 口述历史：香港法治掌故 》】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游客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在这里的车牌号码的下方看到这句话：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无代表，不纳税） 这句话颇有来头，它曾经是美国独立战争时的革命口号，北美的人民最初就是在这句口号的引领下，掀起了反抗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浪潮并最终获得了独立。 但是，由于在美国联邦宪法分权制衡理念的影响下，联邦宪法的制度设计使身为美国首都的华盛顿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州——它是一块为美国联邦政府独立使用的土地，以至于居住在这里的公民至今没有投票权。所以，这句话现如今依然是哥伦比亚特区的人们争取国会代表权和投票权的口号。这句口号并不是美国人所创造的，它最早形成于英国，其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宪法性文件——《大宪章》（Magna Carta）。 《大宪章》的形成历史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资料馆内珍贵文献不计其数，前来慕名参观的游客众多。排起长队，等候进入馆内的人们都希望有机会看看这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在展馆中，美国的立国文件《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珍贵文献，世界各地的游客也大多聚集在它们的周围。其实，馆内还有一份非常值得注意的珍贵文件——1297年的《大宪章》抄本。 虽然作为英国宪政基石的《大宪章》在今日的实际法律效用已经很小，它却仍然是英国法律的一部分，令美国人骄傲的美国宪法也是起源于它的。正是从《大宪章》开始，曾拥有绝对权威的王权应受法律限制、应尊重司法过程、平民应当享受政治权利和自由等这些基本的宪政观念和原则发生发展，并惠及后世。 《大宪章》的形成过程漫长，充满了博弈和妥协。1066年，诺曼底大公威廉征服了英格兰，成为英王威廉一世。就当时的欧洲而言，英格兰的王权已算是最有力的。但是在封建时代的英国，王室权力并非全由英王享有，而是由教皇、英王和贵族所分享，贵族一直是能够抗衡王权的势力，王室权力自身的膨胀欲与藐视一切的权力威仪让英王与贵族之间一直存在种种冲突。 1215年，英王约翰在与法国的作战中连续失利，为了保证自己军事行动的财力支持，约翰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大的提升了税率，这引起贵族不满。贵族们与英王的矛盾到达了顶峰，贵族们聚集起来商议要抵制王权的滥用，保卫自身利益。1215年6月10日，英国的一部分有着地位和影响力的男爵冲进了伦敦，他们强迫英王约翰同意保障贵族权利的男爵法案，并于四天后在温莎堡的流水草地强迫其签署并颁布了保障贵族与骑士利益的《大宪章》。此后，《大宪章》经历了增删修订，1297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发布了最后一次修订的大宪章。它在国王与贵族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大宪章》在近世的影响 从上述《大宪章》的历史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贵族们无法忍受英王滥征税负的行为是《大宪章》形成的导火索，贵族们说国王征税要有限度，要有民意的许可，大宪章中的很多条款都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大宪章》第十二章“除非得我们王国参议会之共识，在我们王国內不得要求免服兵役税或贡助，例外只有为赎还我们本人（ 笔者按：指被俘时 ），为王长子之封爵士仪式与王长女的一次嫁礼。后三项之个别总额不得超过合理的数目。关于伦敦城市所提之贡助亦然。”（ 根据台湾辅仁大学雷敦和（Edmund Ryden）教授的译本 ）就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 就此而言，税收与宪政之间关系密切。贺卫方先生曾在《税收奠定宪政基础》一文中提出了税收对于宪政形成的重要影响，他说“《大宪章》本身具有明显的封建背景，但是，它却逐渐演变为英国的第一个宪法文件。它昭示了代议制民主和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准则：未经纳税阶层同意的征税是非法的；纳税的标准必须由纳税人的代表决定；国家财政预算及其支出要受到代表的审查和同意。由这些代表所组成的大会议后来成为近代议会。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时，那句响亮的口号也与《大宪章》有着密切的关联——“无代表，不纳税！”。 图片来自网络 其实，税收与宪政的关系，不仅法学家注意到了，经济学家也已经留意到了。陈志武先生在《金融是什么》的文章中说：“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着；相反，越是朝廷欠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要依赖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这最终能制约国王的权力、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 如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Pipes在《Property and Freedom》中所说，之所以民主法治能在英国兴起，就是因为在英国皇家把土地权逐步卖掉之后，国王不得不每年与掌握征税权的议会交涉。就像在当初美国一样，一旦国家负债累累，而老百姓又不得不交税的时候，连那些本来不关心政治的公民也不得不关心政府的权力、自己的权利，交税是提醒公民权利、感受政府权力的最具体方式。不需要征税也能自己富有的君主或者政府，其制度必会走向专制。”，继而他指出“或许，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 《大宪章》是在“因税之名”的政治博弈背景下出现的，由于它在英国历史上尤其是法制史的地位上十分重要，无论是在当时的英国还是在后世的环球范围内，研究和解释《大宪章》的法律家众多，他们都从《大宪章》中汲取营养和推演原则，不断的从《大宪章》中寻找法律及政治的智慧。 我国的近代大学者梁启超在《新民说》( 1902年 )中曾经注意过英国的政治制度，他认为由于英国政府征稅，因此人民必须为自己的权利奋斗。他说﹕“吾国今日所最要者，在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要求立宪。若果能尔尔乎，则彼英人在昔常有‘权利请愿’之举，有‘不出付议士不纳租税’之格言，真可谓惟一正当之手段，惟一正当之武器也。“由此可见，梁启超先生也受到了《大宪章》的影响。 曾用“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他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与英王詹姆斯一世论辩，使英国的司法为职业法律家所垄断的柯克大法官本人就是一位《大宪章》的杰出研究者，他甚至认为英国国会和法制全部来自《大宪章》。当《大宪章》为人所知并经历了进一步的发展后，它不再仅仅是贵族们限制王权的工具，同样也成为了司法限制贵族权力（议会主权）的工具，它是对王权和贵族权力平等保护的契约，它赋予了法院，法官（职业法律家）以专业理性审查议会立法是否正确的权力。 当人们质疑法院确认议会立法的正确性的权力时，面对已经使王权低头的议会主权，柯克大法官说：大宪章之内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权力（”Magna Carta is such a fellow, that he will have no sovereign.”），这句话也可作为《大宪章》促进宪政形成的注释。 可见，税收促成了《大宪章》的形成，而蕴涵于《大宪章》之中，不断发展的种种宪政理念又帮助了后世宪政观念及原则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大宪章》正是税收与宪政的联接点。 相关阅读 把农民的还给农民 为什么我不能享受医保？ 限购令是对法律的践踏 让腚沟子漏得更多点吧 © 2011 – INXIAN敬献 – 2个围观群众 – 我也投递! – InStoRE! – 邮箱订阅 – 微博( twitter | 新浪 | 腾讯 )

利比亚战争爆发半年多来，西方舆论密切关注中国对利比亚问题的立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舞台举足轻重，再加上北京政府对待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态度不冷不热、莫衷一是，对独裁政权的垮台的评论更是吞吞吐吐、模棱两可，更加激发外国观察家们的好奇心。 近日来，加拿大和美国媒体透露中国可能在今年七月公然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向卡扎菲政权提供武器之后，法国媒体再度聚焦中国的利比亚外交政策，法国八九大街网站九月六日发表长篇评论文章，标题是：后卡扎菲时代中国外交的失败。 文章作者皮埃尔•哈斯基介绍说，利比亚过渡政府国民委员会谴责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联合国通过制裁决议之后继续向卡扎菲政权提供武器，国民委员会军事指挥奥马尔•哈里里进一步确认说，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卡扎菲政权确实使用了来自中国的武器对付反政府武装。 虽然中国外交部不得不承认卡扎菲七月份确实派代表到中国商讨购买军火，但是北京强调说政府当时并不知情，谈判最终也没有达成军购协议。哈斯基评论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实在令人难于置信，卡扎菲政权的代表怎么可能在中国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中国军火公司谈判，因为首先这事关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利比亚的决议，其次，与卡扎菲谈判的军火公司之一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万名职工的庞大集团，而且已被指控参与多次有争议的军火交易。 哈斯基文章进一步介绍说，事实上，利比亚国民过渡委员会已经多次对北京的模棱两可的立场提出批评，并且暗示说，中国政府的外交立场有可能有损于中国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要知道，去年，利比亚全国的石油总出口中有百分之十是运往中国。中国政府在卡扎菲政权崩溃之后十多天，依然拒绝承认利比亚新政权的合法地位，中国拒绝解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资产，并且仅仅派遣一名外交部副部长参加巴黎援助利比亚国际会议，以上种种迹象都显示，中国并不急于帮助利比亚新政权。 哈斯基就此评论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扩张，最近几年中国外交也越来越活跃，但是，北京针对利比亚后卡扎菲时代的外交政策无疑是一大失败，作者认为造成这一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北京错误地低估了西方的军事力量，认为北约军队被伊拉克以及阿富汗战争捆住手脚，因此无暇应对利比亚；其二是北京对阿拉伯世界爆发的茉莉花革命缺乏足够的认识。 中国虽然在利比亚危机爆发初期试图脚踩两条船，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时投弃权票从而为北约军事干预利比亚打开了绿灯之后，又严词抨击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超出了安理会的决议范围，当然，中国的批评也并非是空穴来风。然而，今天北京却不得不面对来自利比亚新政权的强烈谴责，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对此作出了高声的回应，要求利比亚新政权必须学会同不同国家相处，提醒利比亚新政府虽然赢得了一场战争，却还没有赢得和平。 哈斯基文章评论说，北京与利比亚新政权的外交冲突无疑是中国坐上超级大国宝座之后发生的第一次规模最大的外交危机，他是中国以经济利益为轴心的外交政策的后果。无容讳言，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建立在捍卫本国利益的基础之上。然而，中国外交围绕的却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核心，而没有任何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文主义的包装。 事实上，阿拉伯世界骤然爆发的茉莉花革命，曾经使世界多的国家措手不及，应不暇接，法国外交就在突尼斯问题上因难于与独裁者告别而偏移坐标，不过，法国政府随后迅速调整方向，并且领先一步援助利比亚反政府组织。 中国政府无疑也应该及时调整其外交政策，以避免一错再错。因为，在利比亚之后，叙利亚又是中国政府所面对的另一大难题，随着叙利亚政权对民众的血腥镇压的持续，国际社会要求制裁叙利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中国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中立外交政策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因为，对那些反对独裁政权的民众来说，中国的中立政策实际上就是在支持那些屠杀民众的独裁者们。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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