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

从普及法治知识到参与地方政府改革的制度设计，从呼吁预算公开、以“限钱”促进“限权”到推动地方党代表直选和全委会改革，从为城市小摊贩鸣不平到反对就业歧视，蔡定剑先生无时无刻不在实践他所提出的“人人都是改革者”、人人都可以为民主法治建设出一分力的理念，并由此成为公民权利的坚定捍卫者和社会改革的建设性推动者。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公民”。

于建嵘：中央党校蔡教授通知我，好友病危。好友本在全国人大当官，却为了宪政和民主自愿到中国政法大学当教授。劳累加心累，中年就得了绝症。就是这样，他还安慰我：“民主未成、宪政未立，我们的事业还没有完成，我会坚持，我会与你们战斗在一起”。可是，分手的这一天就要来了，心，阴沉十分，苍天无眼啊。

“蔡霞教授刚刚打过来电话来，告知蔡定剑教授已于今晨三点三十分不幸病逝。特在此向各位转告这一噩耗。”他还在邮件中评价说，“ 蔡定剑教授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民主战士，也是中国民主事业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独当一面的一员大将。他的英年早逝，无疑是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 ”

我们现实的学术环境，亦未能给我们培养像江平这样的法学家提供良好的土壤与广阔的舞台。教育行政化使得高等教育沦为政府教育部门的附庸。我们不再可能有如同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先贤那样的大学校长，我们更不可能培养出李政道、杨振宁那样的学生，即便法学界，像王宠惠、吴经熊、杨兆龙那样博学的法学先贤，亦将一去不复返。放眼望去，能够在西方学界留名的中国学者，基本上都是在民国时期接受大学教育，进而出国深造、滞留。此外，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量化考核、等级考核体系，也使得每一个学者都以孜孜不倦地发表论文为天职，以多快不好地发表论文为追求，根本无暇顾及论文的质量与原创性，更遑论关注专业之外的社会公共事务，履行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义务。还有，教育行政部门垄断学术资源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分配学术资源，这使得“搞课题”成为当代学者的基本生存状态，这种疲于奔命的“包工”与“转包”的学术生产模式，也使得法学界越来越贫乏，固然从数量上成为“学术大国”，但从学术原创性乃至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来说，却的的确确是“撮尔小国”。由此种种现状产生的最主要的恶果，即是我们的法学界总体上在呈现出“退化”的趋势，无论是学养还是人品，都一代不如一代。从这一点上说，称江平为“最后的法学家”，一点也不拔高江平先生，亦一点也不贬低现在的衮衮法学诸家。

西方的“能动司法”与我们有完全不同的体制与法治环境语境，在中国语境下“能动司法”就成了“ 维稳 ”的代名词。 维稳 更主要的特征是人治化、行政化、政策式、不稳定的，而主要不是用法治和 制度 的手段。在 维稳 的目标下，司法追求所谓“三率”—结案率、调解率，二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