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

小时候有一道数学题：“A、B两列火车先后从某地开出，请问：A火车在几小时后追上B火车？” 小时候，我就想火车追火车做什么啊？这道题做了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但现在我知道了：教育部跟铁道部关系不好已经有很多年来了，教育部一直没有告诉铁道部答案。...

香港教育局计划 将爱国教育列为 中小学校的必修课程。 《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 旨在促成“国家和谐、国民身分认同与个人间的团结一致”，帮助学生“发展对祖国的归属感”、“为国家队打气”并且“欣赏中华文化”。然而，这项计划却引发社会大众对于政治洗脑的恐惧。 “洗脑是一种国际惯例” 香港学童，照片为Flickr用户wok所有（创用CC姓名标示-非商业性-禁止改作 2.0） 就好像是自我应验的预言，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于2011年5月8日在新浪微博上写道，“洗脑”在西方的教育体系里是一种惯例（作者补充：我今天发现这则讯息已被删除，以下是 原文副本 ）： 关于香港中小学的德育及国民教育，有人说是“洗脑”，只要看看美、法等西方国家这方面的制度，就会看到这种必要的“洗脑”是一种 国际惯例；有人说要培养中小学生的批判意识，但国际社会通常做法是在大学培养批判思维意识，而不是中小学；有人说德育及国民教育不要听中央政府的，但那还 叫国民教育吗？ 回应郝铁川的“洗脑理论” 2011年5月9日至11日之间，郝铁川的评论由主流媒体、脸书与其他社会媒体广为报导，许多网民在郝铁川的微博留言，结果却发现多数的批 判意见都被删除。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网民在郝铁川微博的评论权限都被封锁。下面这张萤幕截图显示了2011年5月11日那天，我无法就郝铁川的“洗脑言 论”发表意见： 尽管如此，我还是设法透过新浪搜索存取其中一些评论（批判色彩较重的言论都被新浪管理员从搜寻功能中封锁）： 石孝文 ： 英国教育教导国民爱国，也同时从小就培养她/他们的批判精神；国民爱国，但不会盲目维国。一个人由小学开始被“洗脑”洗至大学，脑都早已残废了，只怕耶稣 重临再行神迹，也不能令脑残生出批判思维。听中央政府是爱 D 教育，而非国民教育。还望郝先生厘清思维再发言，别为争功而暴露了脑残真相。 忽悠神Johnson ： 典型的不懂装懂，假如你真的懂还说得出这些说话，你更罪恶。西方的是国民公民教育并存，之所谓国民教育认同感，是基于国家历史荣辱认知，政府奉行宪政主义 下有限政府原则，对历史中立，皆因政府的组成是人民意愿。至于人之所以为人，是良知的判断，人如何立足于社会做人处事，则为公民教育。 音乐达人史丹利 ： 中联办宣传部长郝铁川近日透过微博发表，毫不掩饰地指出香港政府推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就是要向学生“洗脑”，制造只臣服于党的公民。“德育及国民教育如果 不要听中央政府的，但那还叫做国民教育吗？”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形容言论“赤裸得令人心惊”！…哈哈哈哈，我觉得这宣传部长够坦白，很可爱！ CLPRO ： 有木有良知啊！！！你这不是在逼疯人民吗？人民爱国是由心而发，用得着你这样做么？法国人民之所以爱国皆因自由、平等、博爱，美国人民之所以爱国是因为爱 自由、包容力高，中国人民之所以不爱国，是因为腐朽的架构、失败的教育、官僚主义，醒醒吧！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需要国民教育，国民会自然自豪！ 如何对学童进行洗脑? 郝铁川脱口而出的言论就谈到这里，到底这套课程将如何在香港执行？吴志森研读了课程的谘询稿之后，就 洗脑的过程 提出解释： 在“我为国家队打气”这教案里，再三求同学们回忆奥运颁奬台上国旗升起国歌高奏的情景，要同学说出自己感受。然后有一个注意事项：“教师如发现学生对国家民族感情不太强烈时，不要批评，并接纳其表现，但仍请学生为此作自我反省。”如何反省呢？面壁思过？写悔过书？还有一个“我学会了唱国歌”的教案，一轮听唱国歌之后，老师要学生：“请你站起来，大声说出其中两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然后：“请大声说出‘我为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高兴’”。要求学生大声说出的，在这个教案中还有几次之多。 “香港独立媒体”的库斯克也 指出 魔鬼就在细节里，要读者更审慎地阅读这套教程。举例来说，学生虽然不必接受考试，却得通过一系列的评估： 课程文件提出了一个必须严肃讨论的评核方法：让家长评估学生、学生互相评估。他们会有一个量表，评估学生是否做到指定的标准。 一如库斯克所言，个人的感受与情绪是不可能被评估的，这种评量更可能造成学童间的相互监视： 同侪互评还可能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学生之间互相监视。这个担忧可能有点拉远了，不过其实学生互相举报在内地学校不是什么奇怪事。香港的国民教育课评估表只要加入更多有关“体谅国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等项目，同学之间的互评就可变成互相监督了。 与国家教育体系进行抗争 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教育体系与主流媒体强加“洗脑”机制必不可免。Tommyjonk（离太郎）在“香港独立媒体”上援引香港知识份子马国明对于有机知识份子角色的看法， 敦促市民应做好准备以进行意识形态的抗争 ： “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更扮演着教育家的角色（The State as Educator）。要重新启动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抗衡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个任务落在有机知识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身上。葛兰西设想的有机知识份子不是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的人，而是紧密跟社会上的抗争运动相呼应的。”事实上，香港教育界内仍有不少进步的有机知识份子（见管治不能的香港）。假若中央及特区政府真的不理反对锐意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必修课，我们便需要集结业界内外所有进步力量，跟庞大的国家机器大干一场！！！ 校对： Soup 作者 Oiwan Lam · 译者 Shanta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轰动一时的北京市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说过“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或许这句话夸大了些，但在众多史料揭示下，即使是最寻常的历史事迹，在课本的记载中，都被发现有谎言。比如，在中小学课本上，我们就曾读到这样的内容：“旧中国”一穷二白，工业落后，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国外进口。 例一，小学政治教材中就会读到：在旧中国，我国的工业相当落后，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自己制造，只能用外国人制造的产品，甚至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在这些物品的名称前面都加了一个“洋”字。（《品德与社会》6年级上册第6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例二，初中历史教材再度强调了“洋火洋钉”问题：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总的来说是很薄弱的，甚至连老百姓的日用品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许多东西都带一个“洋”字。“洋火”其实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火柴；“洋油”就是用来点灯的煤油；“洋灰”就是盖房子用的水泥；而“洋钉”就是钉木板用的小小的钉子。（《中国历史》8年级上册第10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三，初中历史教材还摘选毛泽东1954年6月14日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的内容，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中国历史》8年级下册第1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四，高中历史教材又对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国内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山设备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必修2》第5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些教科书，初读起来，1949年后的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祖国，精神令人异常感动。而且成绩如此斐然，令人自豪。不会有太多人会意识到，现行教材提及这段历史时，是撒谎造假的。 在“新中国”工业起步之前，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请看： 1，“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1879年，广东佛山就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1920年11月，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1930年时年产销量已占全国的22%。1934年，他又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并涉足水泥行业。1949年，他一度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返回大陆。1956年，官方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刘鸿生名下的企业改行公私合营体制。 2，国产水泥长期垄断中国市场。1906年，周学熙筹建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优异，中山陵、上海外滩、上海邮政总局等民国知名建筑都选用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建造，建国后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新中国”“十大建筑”也同样使用启新“马牌”水泥建造。经过几十年风雨，这些建筑大部分完好无损。而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与刘鸿生名下的“象”牌水泥、以及南京中国水泥公司的“泰山”牌水泥一起，长期垄断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水泥市场。建国后，毛泽东于1954年4月22日视察了启新公司唐山水泥厂，启新公司也与刘鸿生火柴公司一样，变成公私合营。 3，晚清与民国：可造枪支大炮军舰飞机。清末，洋务派集中国家力量发展军事工业，在短时间内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工厂，以及汉阳铁厂等配套工业，让中国获得了枪支、大炮、轮船等装备的制造能力。在甲午战争前后，江南制造局就成功量产了120mm、150mm口径舰炮，福建船政局也造出了全钢甲战舰“平远”号。辛亥革命后，福州船政局又于1919年8月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 4，抗战时国民党武器自给。抗战军兴后，国民政府的兵器生产能力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兵工署直辖兵工厂（不含修械所）为24个，在陆军常用的武器弹药中，仅凭国产就能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消耗的有四大类（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从1939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生产步枪364,0111枝、轻重机枪42,189挺、迫击炮8,441门（含60mm、82mm、120mm等口径）、掷弹筒91,098具、枪炮弹上亿颗，还造出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直到1958年，“新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还在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中说：“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 为何历史教科书对以上史实总是按下不表呢？人们无从得知。这也许囿于毛泽东在1949后对“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多次定调： “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精密的机器也不能做，只能做不大不小的机器。飞机才刚刚开始出厂，汽车才刚刚开始生产。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我们应该同苏联合作。”（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从上述几段话里，可以窥见毛泽东当时对中国工业的基本看法：“我们一为‘穷’，二为‘白’”，“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经过15年的努力达到了可观的水平”，“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 但即便是毛泽东的看法，也因为实际需要被推翻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历史就很好地折射出了这一无奈：1958年11月27日，由前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大连造船厂建造的“跃进”号货轮建成，排水量22100吨，载货量13400吨。大连造船厂特地制作纪念章，铜质镀金，红色珐琅彩，副章上铸有主题文字“第一艘万吨远洋轮纪念”。当时各大媒体也载文欢呼“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下水”，竞相称赞“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伟大成就。为了宣传这一重要的工业成就，邮电部于1960年12月15日发行特种邮票（编号T32，全套1枚）《中国制造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画面为“跃进号”航行在大海中的英姿，船头有“跃进”二字。 但仅过了三年，在1960年4月15日，又一个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的船台下水了。如果读者对同时存在两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感到疑惑，可以仔细阅读当天《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的头版头条，不难发现这一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前边多了一个定语——“自行设计”。为何会特别强调“东风号”是“自行设计”的呢？回顾历史，1960年正处于中国与苏联交恶时期，“苏联替我们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当时自然是不好意思提了，由于“跃进”号在首航中便触礁沉没，以后更不好意思再提了。 以上就是“新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故事。 但事实上，早在1920年，建造“东风”号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造船所，就造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轮，而且还不只是一艘，而是美国政府订造的四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天朝”号于1920年8月3日下水；“东方”号于1921年2月23日下水；“震旦”号于1921年5月26日下水，四艘船的规格均为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据《江南造船所纪要》称：“船壳、锅炉、烟箱等由富有经验之匠目甘熽初、李庆祥等包工承造，木作工程由何祖康、庆瑶等包工承造，机器、轮轴等件由本所机器厂制造。”这四艘船完工后均开赴美国交付，直至二战时仍在美欧航线上使用。 1920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银汉在“官府”号下水典礼上的演说，称赞道：“江南造船所今既能造成美国引来宾所定四大船之一，则前所云中国不能造大船之说实无根据，因一国之成功全在其出产力之大。” 至此，读者就能对教科书中“旧中国工业相当落后”、 毛泽东在1949后对所谓“旧中国”的“一穷二白”问题之类的论断，就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袁腾飞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论断夸大了，但也有人对此并不买账，应该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要将标点符号和页码的真实加起来，真实率低于5%。 当然，也会有人说什么“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之类的“辉煌”，但就是不敢提“两弹一星”的制造者绝大部分都是美国培养的；而所有的大师，也都是在1949年前的国民政府培养的。1949年之后62年来，迄今有哪一个“大师”可以拿得出手炫耀？！现在中国科技的所谓“创新”，大多是从欧美盗窃了机密之后，改头换面的仿造罢了。

作者：推到柏林墙 [这篇文章写于今年四月，当时还没打算混牛博，所以没在这儿发出来。现在再发其实已经不太应景了，不过当时在凯迪上很受好评，现在凯迪也不给说话了，就转到牛博，算是补齐吧。文中“海外华人”当然是有所特指，并非全部在国外的中国人]...

普通话主页 > 特约评论 重又放映《农奴》，又能洗脑多少？（唯色） 2011-04-07 当《农奴》这部宣传片，在中共所设的“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隆重地现身西藏卫视，我仿佛重返被“红色魔鬼”猛力洗脑的童年。是的，我只能用“红色魔鬼”来形容它：几十年来，以“解放者”和“大恩人”自居，却将西藏渐渐吞噬殆尽。深深的厌恶让我起身离去，尽管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本是研究强权者如何改写历史的机会，但曾被戕害的经历，让我无法忍受满屏幕的谎言。 2009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出版境内多位藏人的文章合集《Like Gold that Fears no Fire: New Writing from Tibet》，有诗歌、杂文、日记、艺术批评、评论等多种体裁，主要讲述2008年3月席卷全藏地的抗议，以及藏人被监禁、审讯、迫害的故事。我在开篇的文章中写到：“经过半个世纪强制性的洗脑教育之后，最可怕的不是一座座寺院被摧毁，而是记忆被清除或者被改造。寻找、恢复并修正记忆，乃至再现历史和现实，这已成为我们的责任。”   之所以会有这样痛切的感受，是因为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国的官方话语或权威体系针对西藏的几乎所有的故事来看，莫不皆是以他们需要的方式来“介绍”西藏、曲改西藏，进而企图永远地控制西藏，而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删除与修改中，真相被掩盖了，恐怖被隐藏了，西藏人不得不是沉默的。其中，被推崇为“红色经典”的《农奴》，即称得上是第一部改写西藏的电影。   它不但对中国以后无数的涉藏文艺作品有着显而易见或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对几代中国人关于西藏的认识产生了相当深远的曲解。但这部电影的“叙事”，事实上是十分拙劣的。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它对西藏与西藏人，尤其是对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进行了歧视性的“刻划”和妖魔化的表现，其目的自然是为了获取殖民的权力与合理性。它企图以故事片的方式告诉所有人，生为一个落后而野蛮的西藏人是不幸的，除非被毛主席派来的“金珠玛米”拯救，否则毫无活路。   然而《农奴》并不是一部真正的电影，它不过是以电影的方式来配合当时军事上的帝国主义行动、政治上的帝国主义观念，以及今天方方面面的帝国主义意图。而帝国主义的观念是重要的，是实现其殖民征服的精神武器。如中共对西藏社会的定位是“半封建半农奴制社会”，对西藏民族的评价是《农奴》中遍及各阶层的丑化处理，对西藏环境的概括是极其恶劣的不毛之地等等，这一切使得种种美好的“拯救”宣言有了似乎不同于以往侵略者的最好理由。颇为反讽的是，当初扮演被“解放”的农奴强巴的演员，如今却成了被影片竭力抨击的藏传佛教的一个信奉者。   《农奴》其实是另一把紧握在侵略者手中的枪，只是这把枪在今天已经过时。作为曾在《农奴》的宣传氛围中成长的我，刚在推特上说“西藏卫视正在放‘红色电影’《农奴》”，就有推友如是回复：“一部典型的洗脑电影，毒害了无数的猪类，我当时也是其中之一……”显然，“红色魔鬼”的宣传很失败。因为无论再放多少遍《农奴》，也解释不了2008年何以有成千上万的所谓被解放的“农奴”后代，走上街头发出抗议之声的事实；更解释不了前不久，竟有年轻僧人平措以公开自焚的方式表达绝望抗议的事实。   2011/3/30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