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人

《新史記》記者柯宇倩／一個強制火葬的時代，一位怕害死亡並堅持土葬的高齡祖母，編織出一段跨越 30 年的家族故事。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的英文著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 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 ， Riverhead 出版）以幽默的筆調、流暢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描繪出家庭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中國的變遷。 從父親處得到文學啟發 目前居住在芝加哥的黃文廣，白天擔任某企業美國總裁的講演稿撰寫人，平時則給《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基督科學箴言報》、《芝加哥論壇報》、《巴黎評論》等媒體撰寫與中美議題相關的評論， 2003 年開始，黃文廣投入翻譯書籍的領域，第一本翻譯書為中國作家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 The Corpse Walker ），廖亦武的《上帝是紅色的》（ God Is Red ，中文版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中國作家楊顯惠的《上海女人》（ Woman from Shanghai ）也由黃文廣翻譯成英文。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試圖用娓娓道來的方式，自嘲式幽默、低調的手法來撰寫故事。“這才是真正的人生，人生不都是戲劇化、高潮跌起的。” 黃文廣開始對文學產生興趣，可追溯至小時候父親的口述故事。黃至有過去是個京劇戲迷，飽讀古書，經常對黃文廣講述各式各樣的故事，《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中不時穿插傳說故事，令整個故事更加生動。 黃文廣記得父親說過賣瓜的孫鐘由於幫助三名灰鬚仙人，得到仙人們的回報，孫鐘的兒子孫堅後來統領吳國。黃至有想藉由故事鼓勵兒子幫助他人、孝順長輩，故事也確實對黃文廣影響極大：黃文廣每當見到街上的遊民，尤其是灰白鬍鬚爺爺或衣衫藍縷的奶奶時，都要猜想他們的真實身份是否是仙人，而黃文廣通常確實會丟下幾塊錢，若有時忽視他們，黃文廣則感到愧疚。 1976 年發生了許多事，先是周恩來病逝，接著發生唐山大地震， 9 月時，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出，也在這一年，黃文廣有機會讀到許多舊書。 10 月時，黃文廣的寄宿學校停課兩個月，在空蕩蕩的家中，黃文廣開始翻找父親的櫃子，發現一大疊 1950 年代京劇雜誌和書籍，黃文廣對《新史記》說，文革時代是沒有書可讀的乾渴狀態，因此父親的雜誌與書籍帶給他的影響很大。那段時間裡，他經常一讀就是幾小時。 黃文廣收到《紅小兵：家庭回憶錄》的樣本書後，覺得一件大事告終，特地安排回西安一趟，在清明前把書燒給父親。黃文廣表示，他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有三，第一，希望償還對父親的虧欠，第二，希望在身為美國移民與擁有中國文化背景之間，找到平衡點，第三，希望讓一般美國讀者更了解中國，這樣的瞭解不應該僅是從政治體制上瞭解。 讓美國讀者產生共鳴的故事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過去許多談中國的書，講的是作者如何在文革時受迫害，但黃文廣身在一個普通人的家庭，在文革中並未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此他著重在中國如何從毛澤東時代走到改革開放，並從中找出一個美國人也能引起共鳴的部分。“雖然美國與中國政治體制不一樣、文化根源不一樣，但家庭觀是一種共性，其實真正的中國人和美國人沒有兩樣。” 黃文廣在積累多年的文字功力和洞察力後，第一次以作家身份闖蕩文壇就受到相當的關注。《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一書 4 月 26 日上市，上市前已掀起一股熱潮。《出版人週刊》（ Publishers Weekly ）將此書評為 2012 年春季 10 大最佳回憶錄；《基督科學箴言報》（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把此書列為 2012 春季最值得關注的非小說之一；《奧普拉雜誌》（ The Oprah Magazine ）將此書排為春季推薦 10 本書的第二名；《圖書館期刊》（ Library Journal ）則列此書為 10 大關注回憶錄之一。此書也被舊金山記事報（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選為最佳開頭語書籍之一。 4 月 26 日書籍上市當日，《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太陽報》等多家媒體也刊出書評。 黃文廣對《新史記》指出，在華人故事中找到與美國文化間的共通點，是他認為書籍成功的因素之一。“很多美國婦女讀者，對中國一點都不瞭解，但她們很喜歡這本書，因為這主要是一個家庭故事，只是剛好發生在中國。” 黃文廣對說，他一直在探索如何把華人的文化介紹到美國。“目前很少有寫華人的回憶錄進入美國暢銷書行列，一個中國國內的海外文學經紀人曾告訴我，華人作品很難進入美國主流市場的原因，是因為很多中國的作品‘沒有腿’，沒辦法走出文化的障礙，跨不出中國或華人圈。” “ 所以我沒有拼命講葬禮的細節、拼命講孝順，而是描寫一個人的成長、描寫對家庭成員的再認識，家庭的衝突和愛，從中找到共通的話題與價值觀。”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希望這個關於人性、關於親情的故事能跨越文化隔閡，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至於華文讀者，黃文廣認為更能從故事中找到自己過去的影子。“這本書主要是對我父親一個再認識的過程，但我也想探討家中三個人物：父親、祖母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因為現在這樣的家庭結構很多，當父母忙碌時，祖父母幫忙照顧孩子，這話題對華人來說更有連結性。” 黃文廣表示，對於在 70 、 80 年代中成長的人來說，能從書中找到同樣的經歷。“寫作時，我一提到自己與爺爺奶奶的關係，很多人都說他們也有類似的過去，有個朋友看完故事後，為自己的每一位兒女都買了一本書並對他們說：這就是當時爸爸生長的環境。所以這個故事反映的其實不是很特別的事，而是我們這一代的一個普遍家庭經歷。” 黃文廣在書中反映了幾個大事件，包括周恩來、毛澤東與胡耀邦的逝世，以及後者所引發的六四事件。黃文廣對《新史記》說，這些都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一點一滴改變著他的生活，例如改革開放讓他有機會到國外進修，同時讓中國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 從共產主義到自由主義 黃文廣成長的時代，也是許多觀念相互摩擦碰撞的時代。從小受共產黨教育的黃文廣，在學校學得、在外面聽到的是一套，回到家後，對父母盡孝道的觀念又被放到第一位，毛澤東文革時代，家庭倫理遭破壞，丈夫和妻子互相檢舉，兒女也能批鬥父母。 到了復旦大學後，黃文廣開始變成自由主義的追隨者，但在倫敦學習時，黃文廣坦承他的國家主義情緒又時常湧現，從小在學校習得的觀念並非能輕易抹去。 “ 我們受教育在文革後期，被洗腦得蠻厲害，但社會長期封閉後，我們又遇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上一代比起來，我們的世界觀還沒完全成形時，就接觸到外來東西。我 20 歲到英國，後來到美國，在思想形成中，接受到各種各樣的思想，所以現在既有對小時候洗腦的記憶，又有西方的東西。”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可說是受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影響的綜合體，但他也瞭解到，不管政治情勢如何變動，家庭都是社會中的穩定環節，而 父母對兒女的愛，不管何時都能成為一個人的依靠。 或許就是因為成長過程中經歷許多思想的碰撞，黃文廣認為自己更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現在再看一些中國發生的事，更可以用客觀角度去看它，我如果在國內待著，可能看不到錯誤點或不理解事件的原因。” 黃文廣發覺一個有趣現象是，許很多在美國有成就的中國移民，反而是從小接受共產黨爭取平等、反對資本家教育的人。“這些人現在都比資本家更資本家。”黃文廣笑道。     黃文廣。（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明鏡》月刊編輯部 當華人在全球的科學、經濟界綻放光彩時，一批用中文以外語言創作的作家，也正發光發熱。他們或已取得當地主流文壇的重視，或正嶄露頭角、往文壇頂峰邁進，這批作家，正用文化及語言的力量擴大、深化和校正西方讀者的中國視野。 然而，由於並非以中文創作，其中許多人不為中文讀者所熟悉。《明鏡》月刊此次評選出10大有影響力的華裔作家，讓讀者深入瞭解這些人在海外的成就。由於優異作家眾多，本次評選將範圍縮小為近10多年來活躍於海外文壇上的華裔，這批使用第二語言寫作的作家，均需努力克服非母語寫作的困難，才能創造出一篇篇動人的小說。 因此，我們並不否定第一代英語作家黎錦揚、譚恩美、湯婷婷在改變西方主流對華人觀念上的成就，也肯定傳記或詩歌作家張戎、程抱一等人的成績，我們也知道在美國和日本土生土長的華裔作家任璧蓮、陳舜臣，以及6歲就移民的加拿大作家方曼俏有其重要性，但我們認為，唯有深刻體驗過兩種文化，並用大眾喜愛的小說形式創作的當代作家，更能在現在與未來發揮影響力。 本次評選出的10位作家中，大部分人於“文革”時代長大，作品均反映出中國近代政治運動在作者心中留下的印記；且所有評選出的男性作家均同時具詩人身份。 1. 李翊雲（Yiyun Li）（英語，美國）英語文壇最具潛力的新秀 許多華裔作家以英語寫作時，仍擺脫不掉中國人的筆觸，但李翊雲的文筆老練、用字遣辭可媲美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作家，其寫作手法也相當美國化。李翊雲運筆沈穩、壓抑，帶領讀者進入一個震撼人心、感情飽滿的世界。其故事場景多為中國和美國，人物挖掘則非常深刻，以中國城市裡的小人物與華人故事為主，並在中西方之間找到共性，讓美國人讀來也能產生共鳴。 但李翊雲並非文學專業，她199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後學的也是免疫學，雖然父母勸她不要從事寫作，但她無法放棄對文學的喜愛，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目前住在加州的李翊雲以短篇小說見長，其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英文短篇小說集《千年修得共枕眠》（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用同情與敏銳的角度，深刻又細微地描寫中國改革開放後一群小人物的困境與辛酸，透過對這些被歷史遺忘者——既有中國合法、非法移民，也有流亡美國的人士——的細緻描繪，李翊雲戲劇性地擴大了20世紀晚期中國政治劇變和全面社會變化的影響。 李翊雲的故事情節多有暴力風格，《千年修得共枕眠》讓李翊雲一舉成名，2009年她推出另一部小說《流浪者》（The Vagrants），用含蓄嚴肅的筆調、精準的觀察，描述毛澤東死後的1970年代晚期，為政治而背叛的人們；小說以一名女子即將被處死的反革命女子為開頭，帶出許多城鎮人性的殘酷故事。 李翊雲的許多小說都為西方讀者開啟一扇窗，得以瞭解那個他們不熟悉的世界，她的小說也往往超越民族與時空，讓讀者更加深入地反思人性。其作品經常在《紐約客》、《巴黎評論》出現，踏入文壇後，李翊雲獲獎連連，2007年被英國雜誌《格蘭塔》評為美國35歲以下最傑出青年小說家之一，2010年獲《紐約客》選為40歲以下最傑出青年小說家之一。《明鏡》認為李翊雲是英語文壇中最耀眼的新秀，將李翊雲選為10位最有影響力的海外華裔作家之首。 李翊雲（Ye Rin Mok攝，李翊雲提供明鏡） 2. 哈金（Ha Jin）（英語，美國）在美國文壇獲獎最多 1999年，哈金以長篇英文小說《等待》（Waiting）獲得美國第50屆國家圖書獎，為至今唯一獲此獎項的華人，令美國出版業與讀者更加重視以英語寫作的華裔作家。雖然高行健獲得文學界最高榮譽的諾貝爾文學獎，但高是以中文翻譯作品獲獎，而哈金則以英文小說榮獲美國國家級的肯定。《等待》將一名醫生的故事以充滿詩意的筆調寫出，淋漓盡致地表現人物內心衝突與當時的政治背景。 哈金語言簡練，創造一種新移民英語寫作風格，除國家圖書獎外，哈金也拿過海明威獎、福克納獎等各式獎項，被稱為“獲獎專業戶”。哈金短篇小說的一大特色，是大都講述小人物故事，反映“文化大革命”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1989年的民運為哈金人生的分水嶺，也是他決定以英語寫作的開端，《瘋狂》（The Crazed）便關注了“六四”人物；哈金也將歷史題材以小說形式展現，《戰廢品》（War Trash）講述朝鮮戰爭，《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描寫南京大屠殺；近年，哈金將注意力放到移民身上，以長篇小說《自由生活》（A Free Life）、短篇集《落地》（A Good Fall）為代表。 哈金的作品讓西方讀者重新認識中國，今日英語界提及華裔作家時，幾乎不會漏了哈金的名字，哈金的成就，為往後的華人作家開闢一條更寬廣的創作之路。 哈金（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3. 戴思杰（Dai Sijie）（法語，法國）用電影技巧說故事 在美國，由於同名電影的成功，譚恩美的英語小說《喜福會》（Joy Luck Club）廣為人知，讓中國文化深入西方家庭；而在法國，戴思杰的法語小說《巴爾札克與小裁縫》（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同樣憑藉電影的力量在全球大放異彩。曾是戛納電影節注目單元開幕電影、獲得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的《巴爾札克與小裁縫》，是戴思杰自編自導的。 1971年至1974年被下放到四川接受“再教育”的戴思杰，作品多有“文革”的影子，《巴爾札克與小裁縫》講述兩名遭下放的知青友誼和農村姑娘的浪漫愛情故事，《某夜，月未升……》（Par une nuit où la lune ne s’est pas levée）訴說文革中相戀的法國女子和中法混血男子追尋藝術、歷史和愛情的故事。戴思杰的《釋夢人》則是另一種風味，用詼諧、荒謬的情節講述中國精神分析師在中西文化間尋找“處女”的冒險之旅。 1984年戴思杰至法國留學，繼續在電影上深造，開始以法語寫作前拍過三部電影，因此讀戴思杰的小說，就像看電影，每一個章節就像一個電影場景，其優美、幽默的筆調與故事，屢獲法國文學獎評審和讀者的青睞，是高行健之外，最重要的旅法華裔作家。 戴思杰 4. 裘小龍（Qiu Xiaolong）（英語，美國）華人也能寫偵探小說 偵探小說在西方是個相當受歡迎的文學類別，除了裘小龍外，幾乎沒有華人作品成功打進這個市場，更別說以英語寫作。裘小龍的所創造的刑警隊長陳超，年輕帥氣、一口標準英語、喜愛吟詩朗誦，大大扭轉了西方讀者對中國人的印象。裘小龍的小說已悄然在西方偵探小說界紮下根，擁有一批忠實追隨者。 “文革”時因故避免了去農村插隊命運的裘小龍，因緣際會下開始學習英文，打下往後英語創作的基礎。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說《紅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以一種新鮮的中國偵探小說形式征服西方讀者，讓裘小龍成為首位獲獎世界推理小說大獎的華人，之後的《外灘花園》（A Loyal Character Dancer ）、《石庫門驪歌》（When Red Is Black）、《雙城案》（A Case of Two Cities ）等作品也相繼被翻成各國語言，廣受青睞。 來自上海的裘小龍，其小說不僅娛樂讀者，也將上海乃至全中國的文化、歷史，鮮活細緻地展現在給西方民眾的眼前。許多美國學校都將裘小龍的小說作為教材，裘小龍的作品是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是上海文化的一個窗口。 裘小龍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