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人

《新史記》記者柯宇倩／一個強制火葬的時代，一位怕害死亡並堅持土葬的高齡祖母，編織出一段跨越 30 年的家族故事。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的英文著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 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 ， Riverhead 出版）以幽默的筆調、流暢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描繪出家庭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中國的變遷。 從父親處得到文學啟發 目前居住在芝加哥的黃文廣，白天擔任某企業美國總裁的講演稿撰寫人，平時則給《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基督科學箴言報》、《芝加哥論壇報》、《巴黎評論》等媒體撰寫與中美議題相關的評論， 2003 年開始，黃文廣投入翻譯書籍的領域，第一本翻譯書為中國作家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 The Corpse Walker ），廖亦武的《上帝是紅色的》（ God Is Red ，中文版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中國作家楊顯惠的《上海女人》（ Woman from Shanghai ）也由黃文廣翻譯成英文。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試圖用娓娓道來的方式，自嘲式幽默、低調的手法來撰寫故事。“這才是真正的人生，人生不都是戲劇化、高潮跌起的。” 黃文廣開始對文學產生興趣，可追溯至小時候父親的口述故事。黃至有過去是個京劇戲迷，飽讀古書，經常對黃文廣講述各式各樣的故事，《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中不時穿插傳說故事，令整個故事更加生動。 黃文廣記得父親說過賣瓜的孫鐘由於幫助三名灰鬚仙人，得到仙人們的回報，孫鐘的兒子孫堅後來統領吳國。黃至有想藉由故事鼓勵兒子幫助他人、孝順長輩，故事也確實對黃文廣影響極大：黃文廣每當見到街上的遊民，尤其是灰白鬍鬚爺爺或衣衫藍縷的奶奶時，都要猜想他們的真實身份是否是仙人，而黃文廣通常確實會丟下幾塊錢，若有時忽視他們，黃文廣則感到愧疚。 1976 年發生了許多事，先是周恩來病逝，接著發生唐山大地震， 9 月時，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出，也在這一年，黃文廣有機會讀到許多舊書。 10 月時，黃文廣的寄宿學校停課兩個月，在空蕩蕩的家中，黃文廣開始翻找父親的櫃子，發現一大疊 1950 年代京劇雜誌和書籍，黃文廣對《新史記》說，文革時代是沒有書可讀的乾渴狀態，因此父親的雜誌與書籍帶給他的影響很大。那段時間裡，他經常一讀就是幾小時。 黃文廣收到《紅小兵：家庭回憶錄》的樣本書後，覺得一件大事告終，特地安排回西安一趟，在清明前把書燒給父親。黃文廣表示，他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有三，第一，希望償還對父親的虧欠，第二，希望在身為美國移民與擁有中國文化背景之間，找到平衡點，第三，希望讓一般美國讀者更了解中國，這樣的瞭解不應該僅是從政治體制上瞭解。 讓美國讀者產生共鳴的故事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過去許多談中國的書，講的是作者如何在文革時受迫害，但黃文廣身在一個普通人的家庭，在文革中並未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此他著重在中國如何從毛澤東時代走到改革開放，並從中找出一個美國人也能引起共鳴的部分。“雖然美國與中國政治體制不一樣、文化根源不一樣，但家庭觀是一種共性，其實真正的中國人和美國人沒有兩樣。” 黃文廣在積累多年的文字功力和洞察力後，第一次以作家身份闖蕩文壇就受到相當的關注。《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一書 4 月 26 日上市，上市前已掀起一股熱潮。《出版人週刊》（ Publishers Weekly ）將此書評為 2012 年春季 10 大最佳回憶錄；《基督科學箴言報》（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把此書列為 2012 春季最值得關注的非小說之一；《奧普拉雜誌》（ The Oprah Magazine ）將此書排為春季推薦 10 本書的第二名；《圖書館期刊》（ Library Journal ）則列此書為 10 大關注回憶錄之一。此書也被舊金山記事報（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選為最佳開頭語書籍之一。 4 月 26 日書籍上市當日，《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太陽報》等多家媒體也刊出書評。 黃文廣對《新史記》指出，在華人故事中找到與美國文化間的共通點，是他認為書籍成功的因素之一。“很多美國婦女讀者，對中國一點都不瞭解，但她們很喜歡這本書，因為這主要是一個家庭故事，只是剛好發生在中國。” 黃文廣對說，他一直在探索如何把華人的文化介紹到美國。“目前很少有寫華人的回憶錄進入美國暢銷書行列，一個中國國內的海外文學經紀人曾告訴我，華人作品很難進入美國主流市場的原因，是因為很多中國的作品‘沒有腿’，沒辦法走出文化的障礙，跨不出中國或華人圈。” “ 所以我沒有拼命講葬禮的細節、拼命講孝順，而是描寫一個人的成長、描寫對家庭成員的再認識，家庭的衝突和愛，從中找到共通的話題與價值觀。”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希望這個關於人性、關於親情的故事能跨越文化隔閡，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至於華文讀者，黃文廣認為更能從故事中找到自己過去的影子。“這本書主要是對我父親一個再認識的過程，但我也想探討家中三個人物：父親、祖母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因為現在這樣的家庭結構很多，當父母忙碌時，祖父母幫忙照顧孩子，這話題對華人來說更有連結性。” 黃文廣表示，對於在 70 、 80 年代中成長的人來說，能從書中找到同樣的經歷。“寫作時，我一提到自己與爺爺奶奶的關係，很多人都說他們也有類似的過去，有個朋友看完故事後，為自己的每一位兒女都買了一本書並對他們說：這就是當時爸爸生長的環境。所以這個故事反映的其實不是很特別的事，而是我們這一代的一個普遍家庭經歷。” 黃文廣在書中反映了幾個大事件，包括周恩來、毛澤東與胡耀邦的逝世，以及後者所引發的六四事件。黃文廣對《新史記》說，這些都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一點一滴改變著他的生活，例如改革開放讓他有機會到國外進修，同時讓中國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 從共產主義到自由主義 黃文廣成長的時代，也是許多觀念相互摩擦碰撞的時代。從小受共產黨教育的黃文廣，在學校學得、在外面聽到的是一套，回到家後，對父母盡孝道的觀念又被放到第一位，毛澤東文革時代，家庭倫理遭破壞，丈夫和妻子互相檢舉，兒女也能批鬥父母。 到了復旦大學後，黃文廣開始變成自由主義的追隨者，但在倫敦學習時，黃文廣坦承他的國家主義情緒又時常湧現，從小在學校習得的觀念並非能輕易抹去。 “ 我們受教育在文革後期，被洗腦得蠻厲害，但社會長期封閉後，我們又遇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上一代比起來，我們的世界觀還沒完全成形時，就接觸到外來東西。我 20 歲到英國，後來到美國，在思想形成中，接受到各種各樣的思想，所以現在既有對小時候洗腦的記憶，又有西方的東西。”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可說是受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影響的綜合體，但他也瞭解到，不管政治情勢如何變動，家庭都是社會中的穩定環節，而 父母對兒女的愛，不管何時都能成為一個人的依靠。 或許就是因為成長過程中經歷許多思想的碰撞，黃文廣認為自己更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現在再看一些中國發生的事，更可以用客觀角度去看它，我如果在國內待著，可能看不到錯誤點或不理解事件的原因。” 黃文廣發覺一個有趣現象是，許很多在美國有成就的中國移民，反而是從小接受共產黨爭取平等、反對資本家教育的人。“這些人現在都比資本家更資本家。”黃文廣笑道。     黃文廣。（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明鏡》月刊編輯部 當華人在全球的科學、經濟界綻放光彩時，一批用中文以外語言創作的作家，也正發光發熱。他們或已取得當地主流文壇的重視，或正嶄露頭角、往文壇頂峰邁進，這批作家，正用文化及語言的力量擴大、深化和校正西方讀者的中國視野。 然而，由於並非以中文創作，其中許多人不為中文讀者所熟悉。《明鏡》月刊此次評選出10大有影響力的華裔作家，讓讀者深入瞭解這些人在海外的成就。由於優異作家眾多，本次評選將範圍縮小為近10多年來活躍於海外文壇上的華裔，這批使用第二語言寫作的作家，均需努力克服非母語寫作的困難，才能創造出一篇篇動人的小說。 因此，我們並不否定第一代英語作家黎錦揚、譚恩美、湯婷婷在改變西方主流對華人觀念上的成就，也肯定傳記或詩歌作家張戎、程抱一等人的成績，我們也知道在美國和日本土生土長的華裔作家任璧蓮、陳舜臣，以及6歲就移民的加拿大作家方曼俏有其重要性，但我們認為，唯有深刻體驗過兩種文化，並用大眾喜愛的小說形式創作的當代作家，更能在現在與未來發揮影響力。 本次評選出的10位作家中，大部分人於“文革”時代長大，作品均反映出中國近代政治運動在作者心中留下的印記；且所有評選出的男性作家均同時具詩人身份。 1. 李翊雲（Yiyun Li）（英語，美國）英語文壇最具潛力的新秀 許多華裔作家以英語寫作時，仍擺脫不掉中國人的筆觸，但李翊雲的文筆老練、用字遣辭可媲美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作家，其寫作手法也相當美國化。李翊雲運筆沈穩、壓抑，帶領讀者進入一個震撼人心、感情飽滿的世界。其故事場景多為中國和美國，人物挖掘則非常深刻，以中國城市裡的小人物與華人故事為主，並在中西方之間找到共性，讓美國人讀來也能產生共鳴。 但李翊雲並非文學專業，她199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後學的也是免疫學，雖然父母勸她不要從事寫作，但她無法放棄對文學的喜愛，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目前住在加州的李翊雲以短篇小說見長，其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英文短篇小說集《千年修得共枕眠》（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用同情與敏銳的角度，深刻又細微地描寫中國改革開放後一群小人物的困境與辛酸，透過對這些被歷史遺忘者——既有中國合法、非法移民，也有流亡美國的人士——的細緻描繪，李翊雲戲劇性地擴大了20世紀晚期中國政治劇變和全面社會變化的影響。 李翊雲的故事情節多有暴力風格，《千年修得共枕眠》讓李翊雲一舉成名，2009年她推出另一部小說《流浪者》（The Vagrants），用含蓄嚴肅的筆調、精準的觀察，描述毛澤東死後的1970年代晚期，為政治而背叛的人們；小說以一名女子即將被處死的反革命女子為開頭，帶出許多城鎮人性的殘酷故事。 李翊雲的許多小說都為西方讀者開啟一扇窗，得以瞭解那個他們不熟悉的世界，她的小說也往往超越民族與時空，讓讀者更加深入地反思人性。其作品經常在《紐約客》、《巴黎評論》出現，踏入文壇後，李翊雲獲獎連連，2007年被英國雜誌《格蘭塔》評為美國35歲以下最傑出青年小說家之一，2010年獲《紐約客》選為40歲以下最傑出青年小說家之一。《明鏡》認為李翊雲是英語文壇中最耀眼的新秀，將李翊雲選為10位最有影響力的海外華裔作家之首。 李翊雲（Ye Rin Mok攝，李翊雲提供明鏡） 2. 哈金（Ha Jin）（英語，美國）在美國文壇獲獎最多 1999年，哈金以長篇英文小說《等待》（Waiting）獲得美國第50屆國家圖書獎，為至今唯一獲此獎項的華人，令美國出版業與讀者更加重視以英語寫作的華裔作家。雖然高行健獲得文學界最高榮譽的諾貝爾文學獎，但高是以中文翻譯作品獲獎，而哈金則以英文小說榮獲美國國家級的肯定。《等待》將一名醫生的故事以充滿詩意的筆調寫出，淋漓盡致地表現人物內心衝突與當時的政治背景。 哈金語言簡練，創造一種新移民英語寫作風格，除國家圖書獎外，哈金也拿過海明威獎、福克納獎等各式獎項，被稱為“獲獎專業戶”。哈金短篇小說的一大特色，是大都講述小人物故事，反映“文化大革命”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1989年的民運為哈金人生的分水嶺，也是他決定以英語寫作的開端，《瘋狂》（The Crazed）便關注了“六四”人物；哈金也將歷史題材以小說形式展現，《戰廢品》（War Trash）講述朝鮮戰爭，《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描寫南京大屠殺；近年，哈金將注意力放到移民身上，以長篇小說《自由生活》（A Free Life）、短篇集《落地》（A Good Fall）為代表。 哈金的作品讓西方讀者重新認識中國，今日英語界提及華裔作家時，幾乎不會漏了哈金的名字，哈金的成就，為往後的華人作家開闢一條更寬廣的創作之路。 哈金（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3. 戴思杰（Dai Sijie）（法語，法國）用電影技巧說故事 在美國，由於同名電影的成功，譚恩美的英語小說《喜福會》（Joy Luck Club）廣為人知，讓中國文化深入西方家庭；而在法國，戴思杰的法語小說《巴爾札克與小裁縫》（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同樣憑藉電影的力量在全球大放異彩。曾是戛納電影節注目單元開幕電影、獲得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的《巴爾札克與小裁縫》，是戴思杰自編自導的。 1971年至1974年被下放到四川接受“再教育”的戴思杰，作品多有“文革”的影子，《巴爾札克與小裁縫》講述兩名遭下放的知青友誼和農村姑娘的浪漫愛情故事，《某夜，月未升……》（Par une nuit où la lune ne s’est pas levée）訴說文革中相戀的法國女子和中法混血男子追尋藝術、歷史和愛情的故事。戴思杰的《釋夢人》則是另一種風味，用詼諧、荒謬的情節講述中國精神分析師在中西文化間尋找“處女”的冒險之旅。 1984年戴思杰至法國留學，繼續在電影上深造，開始以法語寫作前拍過三部電影，因此讀戴思杰的小說，就像看電影，每一個章節就像一個電影場景，其優美、幽默的筆調與故事，屢獲法國文學獎評審和讀者的青睞，是高行健之外，最重要的旅法華裔作家。 戴思杰 4. 裘小龍（Qiu Xiaolong）（英語，美國）華人也能寫偵探小說 偵探小說在西方是個相當受歡迎的文學類別，除了裘小龍外，幾乎沒有華人作品成功打進這個市場，更別說以英語寫作。裘小龍的所創造的刑警隊長陳超，年輕帥氣、一口標準英語、喜愛吟詩朗誦，大大扭轉了西方讀者對中國人的印象。裘小龍的小說已悄然在西方偵探小說界紮下根，擁有一批忠實追隨者。 “文革”時因故避免了去農村插隊命運的裘小龍，因緣際會下開始學習英文，打下往後英語創作的基礎。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說《紅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以一種新鮮的中國偵探小說形式征服西方讀者，讓裘小龍成為首位獲獎世界推理小說大獎的華人，之後的《外灘花園》（A Loyal Character Dancer ）、《石庫門驪歌》（When Red Is Black）、《雙城案》（A Case of Two Cities ）等作品也相繼被翻成各國語言，廣受青睞。 來自上海的裘小龍，其小說不僅娛樂讀者，也將上海乃至全中國的文化、歷史，鮮活細緻地展現在給西方民眾的眼前。許多美國學校都將裘小龍的小說作為教材，裘小龍的作品是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是上海文化的一個窗口。 裘小龍 5.

明鏡記者柯宇倩／在今日美國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哈金，當初決定以英語寫作時，曾經猶疑過，也曾經歷被多家出版社拒絕出版的一段日子。哈金在接受《明鏡》專訪時表示，用英語寫作是為了生存而下的抉擇，如今他已很難回到中文寫作。不斷嘗試新題材、新寫法的哈金，未來將把西方讀者的注意力從中國拉回美國，讓讀者更瞭解在美國土地上發生的華人移民故事。 從中國到美國，不斷嘗試新題材 2001年，兒子北上求學，哈金也決定離開艾默理大學，到波士頓大學教授英語文學寫作。至今，哈金仍覺得以英語寫作有其挑戰性。“英語不是我的母語，不管什麼時候，都可能覺得寫起來很彆扭。一開始覺得英語寫作有種uncertainty（不確定性），但後來也慢慢能接受這種不確定性。”哈金對《明鏡》表示，有時寫作就需要這樣的不確定性，如果有把握什麼都能做好，最後寫出來的作品肯定不好。 剛開始用英語寫作，哈金曾擔心被人看作賣國賊，如今哈金以平常心看待此事。“總有人說用英語寫作就是賣國賊，但我不管他，那些事情我沒辦法掌握，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把我自己的書寫好就是了。” 裘小龍曾指出，以英文寫作時，會考慮到某些中國的歷史背景對英語讀者來說並不熟悉，因此必須在書中加以介紹。雖然故事情節經常涉及中國歷史，但寫作時，哈金在這部分沒遇上什麼問題。“我很少做解釋，即使涉及中國背景，我也盡量把小說寫得沒有中國文化背景的人也能讀懂。”哈金認為，寫作更關鍵的是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怎樣才能說得恰到好處，這與作品涉及的背景無關。 以英語寫作多年後，哈金認為自己很難再回到中文寫作。1997年，哈金獲得美國公民身份，2004年，在聽聞北京大學英語系有位教授詩歌的老師離職後，哈金曾向北大遞交申請信，卻未得到回應。“我連回中國都不可能了，我母親最近病了，但我沒法回去，他們不給我簽證。” 連回中國的盼望都無法實現，哈金認為更別說用中文寫作。“要寫一部長篇，必須是很多年的準備和工作，但我不能回中國（做準備），而且用漢語寫作，中間如果有一個小事把你打斷就會前功盡棄。” 但將自己的小說翻成中文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哈金的短篇小說集《落地》就是由他親自翻譯。他對《明鏡》表示，比起交給專職譯者，當然最好還是由自己來翻譯，但畢竟有工作在身，因此時間允許的話，他較可能翻譯短篇作品，而且短篇翻譯錢少又辛苦，還必須做得精，由他親自翻譯更能掌控品質。 哈金的作品多描寫從前中國與華人的生活，而非現代的中國，問他是否因為身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瞭解較少，他表示這是一個因素。“在海外，對中國大的東西還是很清楚，而且還會看得更清楚，但特別是中國的小東西，比如街上的氣味、新的方言，還有街道、房子的模樣，就很難掌握。” 哈金對《明鏡》表示，如果真要寫現代中國，也可以有不同的寫法，但他想寫的不是現代的中國，現階段，華人移民美國的經驗對他來說更為重要，而北美華人的故事自然又會跟中國過去的歷史聯繫在一起。 而美國讀者也並非對哪個時代的中國，或特定的中國事件特別感興趣，“關鍵是你故事講的好不好。”哈金說。 與許多人不同的是，哈金在成長過程中曾加入解放軍、入過黨，但他不認為這些經歷對寫作有太大的影響，可能就是有沒有文人氣息的差別。“我跟中國大陸和台灣很多作家不一樣，我是從底層出來的、當兵出身的，比較少有文人的習慣、精神狀態，也很難跟他們融入到一塊。” 雖然哈金作品主要圍繞在中國、華人移民上，但堅持英語寫作多年、工作環境也幾乎使用英文，哈金認為自己既不是未融入主流社會，也並非已經美國化。“我應該是既中國又美國，在中間吧。”他笑道。 在寫作的路上，哈金不斷嘗試新寫法與新題材，如《自由生活》是哈金第一次寫華人移民的故事，而《落地》更可看出不同之處：以類似散文體寫成，許多故事透著超現實的氣氛，描寫現代的美國華人生活。哈金對《明鏡》解釋，他不像一些大陸、台灣或美國土生土長的作家，對於題材的選擇有明確的範圍界定，“其實我的每本書都是描寫一個新的地方，都是一個新的啟程。” 哈金表示，未來也會做其他的嘗試，因為他不可能老寫中國大陸的事。目前哈金正在撰寫的故事，便是與美國東海岸華人移民相關的故事，預計兩年後完成。 哈金在2012年台北國際書展上演講。（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明鏡記者柯宇倩／1849年，在淘金熱潮下，中國人首度大批抵美，然而直到1990年代，美國的華裔文學才開始獲得發展。即使在美國定居多年，華裔作家筆下寫的仍是中國、主角也多為華人，研究美國華人作家的紐約市立大學巴魯克學院（Baruch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英語系教授周杉（Eva S. Chou）對《明鏡》分析，在美國華裔作家的作品中經常能見到作家自己的成長背景，而或許這些人都有份對於中國歷史的責任感，因此作品有著濃厚的中國味。 50至90年代兩代表作家：黎錦揚、Louis Chu 不過從1950年代晚期至1990年代，仍有兩位值得注意的華裔作家。一位是黎錦揚（C. Y. Lee），他是二次大戰後最早以英文撰寫中國人題材並成功打入西方西方文壇的華人作家。 黎錦揚1917年出生於湖南，1941年畢業於西南聯大，但他並非淘金熱時期到美國的移民。1943年，黎錦揚為了逃離二次世界大戰而赴美，1947年取得耶魯大學戲劇碩士，畢業後，黎錦揚為舊金山的一份中文報撰寫英語專欄，因此搬到舊金山中國城。 1957年黎錦揚出版了第一部英文小說《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這部作品以舊金山為背景，描述華裔移民與第二代的觀念衝突，此書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且被改編為百老匯音樂劇及電影。 黎錦揚尚有自傳《躍登百老匯》、《憤怒之門》、《太平天國》、《金山》、《中國外傳》等共11部作品，其中有描寫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描寫太平天國洪秀全戀愛故事的，都充滿濃厚的中國味。 第二位華裔作者為 Louis Chu。Louis Chu 1915年出生於中國台山，後移民至新澤西，在紐約大學取得社會學碩士。1961 年 Louis Chu出版了《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這也是他唯一的一部作品。剛開始，此作品並未發揮影響力， 1979年重新出版後作品才受到關注，只是 Louis Chu於1970年逝世，來不及見到《吃一碗茶》獲得的成功。 《吃一碗茶》在1989年被改編成電影，故事的背景是紐約中國城，主人翁則來自廣東人，故事探討了美國的移民法與華裔移民的“單身漢社會”現象，至今仍是研究華人移民者的重要參考作品。 美國華裔文學90年代起飛 1990年，華人英語文學開始快速發展，這時期發跡的作家也較為現代人所熟知，這些作家的作品經常登上《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的書評版。如黎錦揚、Louis Chu般，之後的華人作家也多以中國、移民作為書中人物的背景，周杉在會後接受《明鏡》記者採訪時表示，如今的美國華裔作家約有一半在中國出生、一半在美國出生，當然，每個作家的寫作方式都不同，如任璧蓮（Gish Jen，本名Lillian Jen）的文章很有個人風格，她將本身的幽默感融入對話中，但就算是美國出生者，如華裔第二代的任璧蓮，其作品也經常與中國移民有關。 任璧蓮的父親是一位被國民政府派到美國的水利工程師，母親則是來自上海富裕家庭的美國留學生。後因共產黨掌控大陸，任璧蓮一家便留在美國。她出生於紐約長島，目前居於波士頓。任璧蓮1977年畢業於哈佛大學英文系，幾年後，任璧蓮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寫作坊學習創作。任璧蓮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為1991年出版的《典型美國人》（Typical American），該作品入圍美國書評小說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Fiction），獲得很大的反響。 受到父母成長背景的影響，《典型美國人》以幽默、諷刺的筆調，描述1950年代來自上海上流社會的張家三口，在追求“美國夢”時的奮鬥歷程。故事探討了價值觀的衝突、身份認同，而張家從一開始對“典型美國人”提出質疑，到最後自己卻成為其中的一份子，令讀者反思所謂的美國夢、物質主義、自由等概念。任璧蓮的作品經常探討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問題。 周杉對《明鏡》表示，對於不是在美國出生的華裔作家，如哈金、裘小龍、李翊雲來說，受到中國的影響更大，如1989年對此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時間點，也或許因為這些作家都有份對中國歷史或文化的責任感，因此作品中多透露出中國氣息。 華裔作家哈金（Ha Jin）的本名為金雪飛，1956年出生於中國遼寧省，父親是一名軍官。哈金14歲時曾加入解放軍，並在朝鮮族村落駐紮過半年的時間。1985年哈金赴美，隨之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也使得哈金決定留在美國。哈金曾於麻州波士頓大學寫作班學習寫作，如今他是這個寫作班的授課教授。 哈金的小說曾獲眾多文學獎項，其特點在於能僅用幾頁的篇幅，便創造出一個虛構的世界，哈金也擅長描寫細節，其小說多以中國為題材，有從軍經驗的他，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好兵》（Ocean of Words，1996）、長篇小說《戰廢品》（War Trash，2004）都以軍隊為背景，小說外，哈金也出版詩集。 李翊雲（Yiyun Li）則是1972年出生於北京的華人作家，2000年獲美國愛荷華大學免疫專業碩士，但隨後發現自己對寫作感興趣，因此2002年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寫作坊，2005年獲藝術創作碩士學位，目前居於加州屋崙市。 李翊雲2005年時出版英文短篇小說集《千年修得共枕眠》（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故事背景多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描述社會中各行各業人物的足跡。2009年出版長篇小說《漂泊者》（The Vagrants），述說中國文革時代的背叛故事， 2010年則推出短篇小說集《金童玉女》（Gold Boy, Emerald Girl）。 在華裔作家中，裘小龍（Qiu Xiaolong）較特別，他的寫作以偵探小說為主，其上海刑偵隊長陳超探案系列小說已被翻譯成法、德、意、瑞典、丹麥、挪威、中、日等語言出版，並獲得多項小說獎。 裘小龍1953年生於上海，父親在文化大革命時因為因經營香水生意被打成右派， 裘小龍自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後，1988年進入密蘇裡州聖路易斯市的華盛頓大學，獲比較文學博士，後留校任教至今。 裘小龍80年代曾以中文創作詩歌，1989年六四事件後裘小龍決定移居美國，並開始用英語寫作，他的第一本長篇英文推理小說《紅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在2000年出版，背景設定為六四天安門事後剛過、1990年代的上海，故事追查一名女勞模關紅英之死的背後案情，其中的陳超探長企圖改變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形象：知識份子，喜愛陸游、蘇東坡，裘小龍將他命名為“詩人大偵探”，在陳超的探案下，陸續揭發了性醜聞、貪污等問題。 用英語寫作，對母與非英語者來說，首要克服的就是如何準確表達自己的想法，至於在美國讀者心中，作品原本就以英語寫成或是翻譯來而，差別不大。周杉對《明鏡》指出，美國人對於翻譯過來的華文作品，或是直接用英語寫成的華人作品，接受度都一樣，實際上讀者自己也分不太清楚，只會因作品類型不同而有不同的市場，如裘小龍寫偵探小說，符合大眾口味，其他華人作家的成績也不錯，但比較文學性的作品接受度可能低一些，因此用哪一種語言書寫，更大程度取決於作者自己。 “比如馬建住在英國居住多年，仍然堅持用中文寫作，他認為只有中文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而他的太太是懂漢語的英國人，給他的作品翻譯。”周杉說。 與中國有關的小說，不只海外的華裔作家在寫，身處中國的作家也在寫。周杉對《明鏡》表示，在美國寫中國，或許能從一種更客觀的角度來書寫，這也是海外作家的優勢。不過，許多美國華裔作家筆下的中國，都非現代的中國，周杉指出，裘小龍曾說，他必須回顧更早時期的歷史，才能更瞭解現在的中國，例如要探討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就該回到50、60年代，檢視當時的歷史事件是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另一方面，周杉表示，美國人也對過去的中國更感興趣，例如哈金背景年代較現代的《落地》一書，獲得的反響就較不如他的其他小說。 不過，從幾位華裔作家的身上，能看出他們試圖在題材、人物上做轉變。周杉對《明鏡》舉例，如上述的《落地》，就可感受到哈金已開始嘗試一些可能沒那麼受歡迎的寫作方式和題材。“《落地》講的是美國的事，每篇都很短，不太像小說，如果不熟悉這種文體的讀者，就比較不能接受。” 此外，周杉指出，任璧蓮的最新小說《世界與鎮》（World and Town），主角孔海娣（Hattie Kong）便不純粹是一個華人，而是一名中國父親與美國傳教士母親生下的混血兒，孔海娣因丈夫逝世搬到新英格蘭河湖鎮（Riverlake）後，認識了一個柬埔寨移民家庭，故事便圍繞在孔海娣與柬埔寨家庭的新生活與世界的變遷上；由此見到幾位華人作家正跨出嘗試性的一步。 周杉表示，任璧蓮（Gish Jen，本名Lillian Jen）的文章很有個人風格。圖為任璧蓮。

美聯社北京6日電 美國大使館發布的照片顯示，在陳光誠(前中)進入北京朝陽醫院就醫時，一直緊握美國大使駱家輝(右)的手。(美聯社)      曾任美國商務部長和華盛頓州長的駱家輝，去年出任美國駐中國大使時，並不被看好是處理人權問題的重量級人物。貿易和維持兩國關係平穩，似乎將是首位華裔大使任內的主要使命。但九個月過後，駱家輝在處理陳光誠事件上發揮的主要作用，使他成為北京批評的焦點，贏得了維權組織的尊敬。 人權一直是美國駐中國大使的主要議題，陳光誠事件可能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兩國首次在人權問題上激烈地針鋒相對，成為雙邊關係緊張的中心。 駱家輝拍板收留陳光誠，是他出使北京後面臨的第一個危機，直接站在了中國人權問題的前沿。對華援助協會的傅希秋認為，駱家輝為未來的美國駐中國大使，創下了先例。 陳光誠出逃甫抵北京，便與美國使館聯繫，駱家輝立即派車前去迎接。陳光誠在使館的六天神情焦慮，駱家輝一天與他最多交談五小時，試圖讓他寬心。在陳光誠決定留在中國與家人團聚後，駱家輝陪他走出使館，一路上攙扶他去往醫院。駱家輝說：「為了準確了解他的真實想法，我們用了很長時間。」 儘管陳光誠很快改變主意，導致駱家輝受到巨大壓力，被認為是不關心陳光誠的命運，一些人甚至直指駱家輝愚蠢，對中國政府的保證太過相信。 人權組織批評駱家輝和歐巴馬政府背叛了陳光誠，國會眾議員渥夫認為，美國政府的處理太幼稚，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羅穆尼說，讓陳光誠離開使館，是「自由的黑暗之日」。但駱家輝說，使館進行了全面探討，以檢視為陳光誠安全地長期留在中國，可提供何種便利。 中國的北京日報直接點名批評駱家輝，說他肆無忌憚地用非正常方式把陳光誠帶進使館，「我們認為，他不是穩健的大使，而是典型的要攪渾水的美國政客」。 駱家輝讓北京不快，但他去年8月在上任當天，就受到許多中國人的讚賞。他雙肩背包在西雅圖機場買咖啡的照片，在中國網路流傳甚廣，與中國官員的官僚作風形成了鮮明對照。 傅希秋認為，駱家輝與中國維權和宗教人士會面，在北京教堂做禮拜，已為他贏得了聲譽。他對陳光誠事件的處理，產生的影響力將存在多年。 世界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