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萝卜网 | 为什么清朝留辫子

文/ 张发财 东北麻将打法跟中原不同,不带东南西北风,上来就是吃碰和。问对家干嘛不带?小子说东北常年刮风,出门看好风向一跳,顺势就飘起来,遇南风飘深圳,北风就去俄罗斯…从此天各一方。打麻将是集体生活不能分散,所以不带风了…当然,“发财”是要带的。他郑重强调了我名字,很欣慰。 东北的风确实大,大到影响了时尚,一千年前那边人的发型奇怪极了,颅顶的头发全部剃光,只留下前额和鬓角几缕,跟虚假生发广告 “治疗前”图片人物一模一样,头顶光光周边繁茂,正所谓:四周是铁丝网,中间是溜冰场。之所以流行这个发式,主要是因为风。那地方人天天骑马打猎,风吹头发乱,严重挡视线。前面是个小白兔,乌糟糟头发一挡,活生生看成一头黑熊。一伙人万箭齐发扎的兔子变成刺猬,很浪费资源。于是剪掉头发,还乱,那么扎上辫子!杨白劳,拿红头绳来! 环境决定了这些游牧民族必然要选择这种最实用的发型, “髡发”成为主流。 “髡,剃发也。”这中性词在汉人眼里却是贬义词,此乃“五刑”之一也。周朝就把犯错误的小子剃头处置,待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流行起来后,头发地位愈加显贵了。可北边这群小子觉得,头发除了被龙卷风吹起来像奥运火炬还算好看,此外再无任何美感,干嘛留那么多?于是消减,于是扎辫子….大约在南北朝的时候,南朝看见北朝的辫子觉得很搞笑,将其称之为:索虏。这不是什么好词,索是绳子的意思,潜台词是北朝人个个带着自杀的上吊绳。广东话把人笨和傻叫“索佬”。我始终觉得这个词的源头来自“索虏”。 北朝倒是不在乎,照旧搂草打兔子,跑过界到了南边的话,还用上吊绳捆几个汉人回去,辽、元、后金…东北亚的少数民族坚定不移地执行削发政策。害的章光101把北方办事处撤销。乐的吉列ABCD直到Z股上市…髡发是东亚民族普遍的一种习俗.成吉思汗时代也是剃一部分留一部分。这习俗跟南洋打落门牙的习俗可能同一起源。有意造成身体某一部分的残缺,是一种成人礼。汉人很不屑,但也相安无事,你穿过黑发我的眼,我达坂城辫子粗又长….状态直到1644年。 这一年中国天崩地裂,满洲人翻过院墙来到了朱家大院。这么热的地方干嘛留这么多头发?于是下令全体人民剃头。其中重要的推手叫孙之獬。满人初入关的时候,官员议政分满汉两班,汉臣穿汉服束发是多尔衮允许的。贰臣孙之獬自己剃发改装进满队列,两边都认为他是串种,是蝙蝠装老鼠!老孙羞愤,于是上疏“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多尔衮对孙的上书赞不绝口!全国开展除毛运动。个个跟草原的羊一般被剔个精光。“留发不留头”从此进入宪法。 说到这,满人最初的发型不是我们现在看到 “前面光头小和尚,后面辫子大姑娘”那种阴阳头,而是“金钱鼠尾”。在脑后只留铜钱大小的一缕头发,编成辫子要细到能穿过铜钱孔。这是当年ISO9001国家认证的标准。圆滚滚的脑袋拖着一条细线,跟鼠标一模一样。再形象点,就是一根电线挂个灯泡。亮度也差不多。个个葛优造型。金钱鼠尾是早期女真发式(后金时稍有改变)金兀术就这造型。它易于在密林穿行。另有一说是满洲人上战场厮杀,把辫子盘起来放头顶上防刀砍!估计他们字典里没“快刀斩乱麻”。从历史图片中观察,这造型直到嘉庆年间才逐渐开始变化,脑后的辫子逐渐加粗,由鼠尾变成蛇尾再变牛尾,吃了伟哥般蓬勃发展,到清末跟电视剧里面一样粗了。脑袋颜色也成了白加黑,怀疑感冒药起名源于此。 为了剃头不剃头汉族人抗争了300多年,掉了无数脑袋,说到底是文化的冲突,服饰、发型是文化由内至外延续的具象表现,符号化的注解和诠释。干掉汉人标识化的头发,本质上是文化阉割。可这刀具双刃的,一不小心伤了自己。300年后,满文化被汉风蚕食成碎片四散飘零。就连最最具代表性的小辫子也被溥仪自己剪掉了,正巧鞋带断了。于是分开两股穿进鞋扣,绑紧,跑步回家。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36889/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为什么清朝留辫子 发布时间:2013/02/26, 20:15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 为什么你会成为剩女 视频:为什么男士喜欢看A片 为什么华西村如此有钱? 乔布斯:为什么取名苹果?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为什么: 六月韭, 臭死狗 (@sunmingxia) 在厨房打棒球?为什么不呢~ (@ixiqi) 我们为什么要生气哪? (@sunmingxia) 飞机为什么晚点了~~~ (@fun4hi) 屌丝,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 (@fanjian)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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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清朝是被媒体毁掉的吗?

由于清政府没有加强媒体的管理,在新政期间,媒体总是发布有关政府的负面消息,做负面评论,清朝,实际上是被媒体 搞垮的。类似的“结论”,有时也被用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上。在某些人看来,媒体即使不是旧政权倒台的元凶,至少也是一个有力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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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清代内务府与皇家特供

清代有民谣说,“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京城出现一暴发户,新盖豪宅,其内的树还没长大,墙上又挂着近人的画,那必定是内务府官吏。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是给皇家办事,来钱极快,要不了多久即可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置办高宅大院。 内务府是清代独有的机构,职官多达3000人,还没算普通匠役、军丁和太监。这比掌管全国疆土、田亩、户籍、钱谷的事务最繁的户部人数多十倍以上,可说是清朝规模最大的机关。内务府主要职能是管理皇家事务,诸如皇家日膳、服饰、库贮、礼仪、工程、农庄、畜牧、警卫扈从、山泽采捕等,还把持盐政、分收榷关、收受贡品。内务府主要机构有“七司三院”,最重要的是广储司,专储皇室的金银珠宝、皮草、瓷器、绸缎、衣服、茶叶等特供品。 表面上,内务府专管皇室经费,与专管国家开支的户部平行,二者界限分明。但实际上,户部经常拨款、借款或挪款给内务府。仅从咸丰七年到同治十三年的17年里,内务府就挪用部款九百八十万两! 其实内务府自身收入已经不菲,每年不下百万两。内务府经费大约有七大来源:垄断人参、貂皮买卖的收入;官商与皇商经商得回的盈利及本钱;放贷给盐商得回的利息及本钱;各处皇庄缴纳的租金与北京出租官房的收入;各榷关的盈余分成;犯罪官员抄家罚没的财产;官员秘密赎罪罚款。最后两项尤值注意,当时没有中央纪委,皇帝事实上是官员纪律的惟一和最高监督、仲裁、处分者。违法官员的罚没家产或罚款,竟不入国库,而是入皇帝的小金库。贪官的家产多为民脂民膏,这么做,等于变相地通过贪官这抽水泵,源源不断地将民脂民膏输送到皇家内库中去。难怪嘉庆收拾和坤之后,有民谣说“和坤跌倒,嘉庆吃饱”。值得注意的是,和珅这位被《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千年50首富之一的大贪官,不仅是户部首长,还是内务府首长,将国家财政和皇家财政一把抓。然而,乾隆朝最大贪污犯其实不止和珅一人,因为和珅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上面有人,这个人就是乾隆。 事实上,内务府官吏的贪污空间,正是在维护皇家特供中获得的。内务府所涉及的皇家特供,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日常特供,一是非常特供。 日常特供部分由内务府管理的皇庄实现。清代皇庄主要设在北京地区和东北地区,分为粮庄、纳银庄、瓜果菜园、捕猎户四类。这些皇庄不但有供给银粮的义务,还是皇家的“特供农场”,缴纳大量优质无公害的家禽、猪、瓜果、蔬菜,甚至柳条、扫帚等物,以供皇家日常基本消费。皇庄不能满足的部分,则由内务府采购,其中蕴藏大量获取暴利的机会。据说道光朝内务府买鸡蛋,30两银子一个,而市场价不过几个铜板。内务府还曾为补一件衣裳,向道光报价3000两银子,差点没把后者气晕。 非常特供同样依赖内务府,主要是其管理收受的贡品。清代贡品包括各省土贡、外藩贡品和节庆各处官员及商人的报效献纳。皇帝的喜好直接决定了贡品的种类与数量。譬如,乾隆喜欢西洋钟表的消息在官场传出,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立刻猛涨几十倍。乾隆还喜欢古玉,目前故宫收藏的上万件古玉,多数是乾隆时期各省督抚的贡品。进贡之风盛行,导致官场出现“帮贡”,即有权进贡的大臣令下属助其购买贡品,后者又再令其下级官员“帮贡”,如此层层分解贡品指标,造成逐级加码,因为经手官员都会从中捞一把。结果送到皇帝手里价值一万两的贡品,意味着督抚可能从州县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官员则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贡品之外,还有迎合皇家特别需求而生的非常特供,譬如一冷一热之特供。 为避暑,清代设有特供宫廷和官府用冰的官窖。这些冰窖又有砖窖、土窖之分,所藏冰块因水源不同,冰质也有高下之别。砖窖是用条石和城砖砌成的冰窖,保温性能较好,冰质也较纯净,主要用于坛庙祭祀及宫廷生活。土窖则是仅挖土坑、筑土墙,上搭芦席棚顶的简单冰窖,保温、保洁效果均不及砖窖,主要用于六部等衙门。特供也有等级之分,观之洞然。 为御寒,清宫大量使用火炉、火盆、熏笼、脚炉等,其制作精美,用料考究,形式各异,大的重百余斤,小的只有西瓜般大小。这些御寒设施所用燃料为特供木炭,以涿州、通州、蓟州、易州、大兴等地上好木材烧制而成,乌黑发亮、燃烧持久、火力旺盛、无味无烟,可谓炭中上品。 与特权有关的一切机构,都会不自觉地随之膨胀。内务府成立之初,内务府大臣为三品官,雍正年间升为正二品,至清朝中后期,王公大臣、尚书侍郎也常被特简为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官员出任地方督抚和中央阁员的也不少。内务府官员通过自身升迁、外调、系统内外联姻等手段,建立盘根错节的势力和强大的“独立王国”,有时甚至连皇权都对之无可奈何。譬如光绪帝曾查办内务府一名中级官员庆宽,结果此人被逐出内务府后,四下活动,不久竟升为正四品的手握实权的盐法道台。 权力膨胀的同时,内务府财政支出也呈不断扩张之势,清末更急速膨胀。咸丰年间,内务府每年支出仅40余万两。同治初年,每年应放各款为八、九十万至100余万两不等。光绪中后期,每年实支银为143万两。至光绪末叶,内务府每年开支已达295万余两。宣统三年,度支部奏请办理次年预算,内务府预算支出竟达一千多万两! 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回忆录里说:“内务府不仅是管理皇室财产的机构,而且是传达皇帝旨意、处理各司院事务的机构。……它的权力没有受到限制,以致扩展到了政界并影响到中国人民的公共生活(臭名远扬的贪污腐化)。内务府虽非六部之一,但实际上是一个有权势的大机构,它同皇帝的密切关系赋予了它一种影响与威望,这是其他机构望尘莫及的。” 内务府就像一头怪异的动物,明明是家奴,有时却又变成主人。内务府从一开始就与特权捆绑在一起,而特权的特质,只有两个:一是滥用,二是膨胀。不滥用的特权就不叫特权,正如不膨胀的特权也不叫特权。在滥用和膨胀的过程中,特权不再专属于皇家,还在经办过程中为官员分享,所谓特权集团,也油然而生焉。而特权集团这头庞然怪兽一旦落地,除了从源头上斩断其哺乳源——专制权力,别无办法可以阻止它生长并且吞噬它所遇到的一切。 【参考文献】 祁美琴,《清代内务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增订本)》(下),中华书局,2009。 张宏杰,《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英)庄士敦著,《紫禁城的黄昏》,李伯宏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李德启,“清季内务府经费问题”,载于《文献论丛》,国立北平博物馆编,民国二十五年印行。 申学锋,“晚清户部与内务府财政关系探微”,刊于《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10/16 — 《财经》杂志:造谣助革命 2011/10/10 — 一百年前:大清朝如何脱轨 2011/10/09 — 重看四川保路运动:一场混沌不清却无可避免的大众动员 2011/09/23 — 叶檀:“特供”造就地沟油 2011/09/20 — 洛杉矶时报:在中国,吃些什么可是大有来头 2011/09/01 — 傅国涌:从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 – 清朝大臣遇到革命后,大部分选择逃跑 2011/07/12 — 国际先驱导报:作家称取消特供食品才能根治食品安全问题 2011/07/04 — “体制内”吃鸭记 2011/05/30 — 机关食堂的秘密:部委食堂原料由特供基地生产 2011/05/25 — 南都周刊:机关食堂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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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一百年前:大清朝如何脱轨?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着中國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支配着中國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协理大臣那铜等人整天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 就是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的了吗?几乎天天都有无数的生日,北京城每天成千上万的生日,大家每天都在赶生日。   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号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我看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街上到处是灯红酒绿,胡同里的生意好极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极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国爵士巴恪思尘封了68年的《太后与我》所说的,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澡堂里忙着同性恋。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國。 巴恪思告诉我们晚清最后十年中王公大臣和将军们的私生活,由于缺乏旁证,他的回忆录不能完全当作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当作完全的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穿透历史要有眼光,要有判断,如果拘泥于某一些东西,就永远都看不到真正的历史。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这样进入他们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 晚清当然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消灭,大家会拍手称快,没有人会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脱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不在掌权人的意料之中。   历史不是一根直线,从来不是笔直前行,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它完全不是人按照主观意愿就可以完全操控的,它有很多的意外,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一不小心被一块小石子绊了一脚,你就跌到隔壁房间去了。百年前发生的这场革命,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只死了几万人,因为参与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对的人性底线,这在中國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和平转型。   在《百年辛亥革: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序篇,我讲到“神秘预兆”,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比如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慧星,慧星现,朝代变。中國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浙江富阳的少年郁达夫每天半夜起床,跟着大人到富春江边上看彗星,彗星出现就是天下要动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说他连续起了好多次都没有看到,但是有人看到了。有个人叫郭廷以,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代他生活在河南息县,他看到彗星了。另外一个人,政治学家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亲眼看到了彗星滑落;当时只有9岁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看到了。还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们的身份或是官员、学生、士绅,在日记里分别记录了在三个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况,综合而言,可以证明那个时代彗星的滑落对民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到处都是有这样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不是从1911年开始的,从1908年就开始了,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内先后离世,当我看到当时中國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绅和普通读书人的日记,他们都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内心的震惊,中國怎么一夜之间失去两个?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电视、网络,消息仍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北京城飞到了广州城,这太可怕了,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接下来怎么办呢?选新君,这一点慈禧在临死之前已经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24小时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个3岁的、还在吃奶的小溥仪,溥仪非常不愿意,哭哭啼啼的,最不愿意就是溥仪的妈妈,溥仪的爸爸载沣也只有26岁,抱着儿子进宫,简直就是一次诚惶诚恐的进宫之旅,太可怕了。   做君王是最危险的职业,中國人民乐此不疲,两千年来为了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尤其是中國历朝历代的精英文武,为了争夺王位,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当溥仪登基时,3岁的小孩是要哭闹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声痛哭,不肯坐上去,怎么劝都不行,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爸把他按住,有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来说:“皇上龙体不能损伤,这么哭下去对龙体不利,能不能让他不哭”?下面的大臣跪的满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闹,所以行礼还没有完毕,太监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时候说:“完了,完了,回去吧”。在中國人听来,这些都是很不吉利的话,这些话进入了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也进入了当事人后来的一些回忆,相互参证,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个事传到民间,大家纷纷议论,大清朝要完了,要回家了。“宣统”年号一公布,“宣”跟“完”字很接近,“统”跟“结”很接近,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朝要完了。于是唐代人写的《推背图》、明代刘伯温写的《烧饼歌》开始流行,民间说《推背图》和《烧饼歌》里已经预言清朝要完蛋了,写的非常清楚,“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湖人方罢手”,他们解释“百”字上面的一字减去是个“白”字,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未庄人听说革命了,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要为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戴孝。白盔白甲的传闻是这样来的,其实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号性的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獨立起义之后采用的旗帜并不是统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最流行的,覆盖率最高的是白旗,白旗是辛亥各省光复时最流行的旗帜。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写了一个中國的“中”字,或者写一个汉族的“汉”字,有的像成都在“汉”字外面再画18个圈,更多的救是一块白布,总而言之獨立旗帜是以白旗为主。为什么采用白旗?就是因为《烧饼歌》早就预言过了。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会拉出来一个黎元洪做革命?有人也从《烧饼歌》里找出一句诗,“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认为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综合当时报纸的记载,好多人的日记和回忆可以确认,那个时代的《烧饼歌》、《推背图》确实是最流行的读物,是中國人改朝换代时的一个心理寄托。   大清朝为何脱轨?第一个因素就来自这些神秘预兆,其背后是人心的变动,人心思变。当然真正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夏天都是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1909年也是连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灾,夸张地说一场雨就可以压垮一个朝代。   因雨成灾,粮食没有丰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长沙。长江流域出现四百万以上的饥民,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汤,但是老天爷偏偏要跟爱新觉罗氏作对,当长江流域大水成灾的时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汉城可以划船,同时山东巡抚告急山东缺粮,甚至连东三省也因雨成灾。鱼米之乡、江浙二省此时也出现粮食危机。少年徐志摩时在杭州府中读书,有一天去看电影,发现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原来有人在抢粮,把米店抢了,原因是什么大米价格太高而买不起。他电影也没看成,黯然回到学校宿舍,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写在私人日记里面,可信度很高。粮食危机可以说是大清王朝脱轨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辛亥革命的保守者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说,参与武昌起义的新君,海外留学回来的革命黨人还比较文明,革命有节制,但是长江流域有几百万饥民,这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会失控。辜鸿铭已洞察饥荒对于大清朝的威胁了。   当时清廷度支部已没有什么钱,隆裕太后至少三次从宫中拿出现银赈灾,给江苏、四川和湖北,当革命发生以后,她一面压制革命,一面赈灾,因为饥民才是她政权最大的威胁。第二,粮食危机带来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近代化的社会永远是一个致命的东西。   如果当大米危机出现的时候,大清朝或许还有救,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就真正没救了, 1911年10月12日以后金融危机首先在北京出现。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间,内阁竟然没开会,王公大臣没有做出一个决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策:出兵鎮壓,派荫昌去。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戏,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当他15日傍晚登火车的时候,朝廷前一天已下达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   荫昌出发前,管铁道的邮传部长盛宣怀来了,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只要保全汉阳铁厂,奖励十万大洋。盛大人下车时还对着火车窗户跟荫昌说:“这个事情别忘了”。荫昌说:“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准备好就行。”这句话让外国记者全听见了,他们的理解是:原来朝廷派兵南下军饷没准备好。第二天,日本、英国等国记者纷纷发布消息,到处都传开了,国库当时还是有两百万大洋,13日就拨出了五十万军饷。   但是,这个消息一登出来,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意味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大家都到银行取钱,最起劲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以上的巨额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宁肯背在身上重一点,但是踏实,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他们每天在日记里写着:今天大米价格又飙升了,而且店里没有那么多米卖给你,警察出来维持都没用。   接下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他们向外国人紧急呼救,外国银行原来对中國银行很好,这个时候就不好了,因为不相信中國银行了,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门了,门口贴出告示“因现金告急,暂停营运”。从南到北,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稳定的东三省像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   谣言最终变成了事实   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是逃难潮,他们兑钱出来做路费,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像严复这样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连房子都租不到,最后只好在小旅馆里住,因为他跟外国人关系很好,外国人说“你可以到烟台来,我借个房子给你住”。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亡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贵得不得了,米也贵得不得了,当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满为患的时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逃难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大清朝的脱轨,可以说是因为下雨,也可以说是因为谣言,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是讲革命黨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很多人当时的日记里讲到,每天都是不同的谣言记录,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   大清朝之所以脱轨,不光金融有问题,银行要关门,国库也没钱,这是财政困难,一个天朝大国,到了国库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落到私人的口袋里,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显赫的盛宣怀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等了45天,终于等到了两百两银子,船票涨价,路费都不够,最后在天津的典当行典当凑齐了450两,终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长时间。袁世凯后来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钱吐出来,一次一次的逼,拿到巨款后他还是不肯出兵打仗。为什么清朝最后没有以血流成河告终?南北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集聚的南北战争,只是在武汉,南京,陕西打的比较激烈?原因就是袁世凯从来没打算动真格的。   袁世凯早就想好了,要是动真格的,跟南方革命黨人拼命,虽然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杀八百,朝廷还是要收拾他。南方革命黨人,哪怕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也是没钱,所以双方就没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财政困难,外国不肯借款。   从大清朝的脱轨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都比较节制,隆裕太后和载沣、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在那个时代,他们最终被动地找到了一条解决政治危机的途径。这套模式就是妥协的模式,在中國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解决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因为三方的被动而导致三方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2000年前,中國一直在秦始皇的制度下生活,中央集權制,这套制度用什么办法解决呢?一共只有两种方式,或农民暴動,或宫廷政变,都是用暴力的方式。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而是各方妥协,很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满意。但我觉得被动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主动的背后也是有被动的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隆裕太后可能是被动为主,但是她做出的决定避免了数以百万计同胞的非正常死亡。袁世凯虽是一世之枭雄,但他辛亥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因为他几年后称帝就否定他在辛亥的选择。如果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人的无辜生命。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革命黨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他们的力量非常小,经常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换来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当他们掌握了南京政权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举兵北伐,和袁世凯决一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愿意妥协,并交出南京政府,让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虽然三方都不是最满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强接受,而普通的中國人却少牺牲了很多生命。革命的结果不是要让某一方独赢,一些人胜利了,但大部分人都失败了。当我们经历了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我们知道胜利没那么了不起,我们宁愿不要胜利,少一些胜利就少一些牺牲,所以此时此刻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國,孙中山与黄兴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愿意放弃权力,鞠躬下野,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三方的妥协,三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國人民就有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今天,当我们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國,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相信史实,回到历史的原点,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在那里面找到我们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國的历史不是某些英雄、伟人和统治者创造的,是所有中國人共同创造的。   作者: 傅国涌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0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一百年前:大清朝如何脱轨?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陈胜变了荆轲 (0)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9·11: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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