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

[转载]温州动车追尾惨案铁路内部人士揭黑幕

浙江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业内专家表示,这次事故是自1998年德国高速列车事故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事故。由于中共当局经常将小事故掩盖,所以这次的大事故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的。           7 月23日20时27分,由北京开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造成D301次列车4节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死亡的人数已上升至35人,受伤人数上升到210人。痛定思痛,在唏嘘35个生命惨烈逝去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是天灾还是人祸?是偶然还是必然?“大干快上”的高铁秀的背后,到底埋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安全隐患?           事故原因专家释疑           原北车集团从事设计和工程质量管理的工程师魏明(化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1998年德国高速列车事故以来,世界上还没出现象这次温州列车追尾这么严重的事故。这次事故让中共所吹嘘的高铁技术世界第一的谎言彻底破灭。           魏明认为,防止列车追尾的技术其实并不新鲜,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了。业内人士都知道,每辆列车都有一个信号区域,前车因故停车之后,后车是不允许进入前车的信号区域的,自动“闭塞信号系统”很快就会把信号传输给后车,后车会自动刹车。如果这套自动系统失灵的情况下,中心调度系统的屏幕墙上会显示出该车信号消息,那么值班人员应该把情况及时通知后车,这就是人工报警系统。如果工作人员疏忽的情况下,前车后车还有一个无线通信系统,可以保持相互之间的联系,这在铁路运输的规程上是最基本的要求。从这套系统来看,事故的发生固然有硬件设备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在管理上出现问题造成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梦恕表示,在正常行驶过程中,如果前方有车停下来,自动闭塞系统装置会通过信号提示后面的车。“自动闭塞装置要求6公里以内,没车的时候才可以开行,距离前车4公里内就亮黄灯,提示减速,距离2公里时会显示红灯,提示要停车。动车紧急情况下自动制动系统现在还没有实现,行驶主要依靠人工进行。司机的判断和操作是动车行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据网上资料显示,中国的动车司机培训只需要10天,而德国是几个月。           铁道部的“潜规则”           魏明透露,其实,铁道部一直以来有一个“潜规则”:出现事故,货车报、客车不报;没死人的可以报,死了人的、层层上报后高层同意后才能报。事故调查也是经过加工的。人们都知道印度的铁路事故多,其实中国大陆的铁路事故并不少,很多都是被隐瞒下来了。           原广州铁路局行政部李德君(化名)对记者透露,据她所知以前发生的大量的被隐瞒的事故,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并不是很难遵守的违反操作规程所造成的。为什么职工的责任心不强呢?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铁路系统是垄断行业,贪污腐败、官僚习气、任人唯亲。“整个系统风气都不好,一线工人怎么会有什么工作的积极性呢?”           李德君强调,自动车开通以来,由于硬件设施未跟上,设计、工艺、技术、设备都达不到速度的要求,不可为而强为之,必然故障不断。还有铁路并未全封闭,高速运行的动车撞死铁路职工和路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在节假日,靠大量的武警和公安沿途看守,这么长的铁道线能看得过来吗?”           广州铁路局俱乐部工作的施天啸(化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姐姐在动车组第一条线上的广深线上当列车员,动车的名字叫“蓝箭”号,由于动车出现故障是家常便饭,列车员戏称之为“烂贱”号。由于小事故是经常掩盖,所以这次酿成大事故,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的。           集体贪腐名利双收           魏明指出,由于高速铁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大陆目前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条件,而从国外引进了动车系统之后,其他配套系统并未成套引进,并且从德国、法国、加拿大及日本引进的相应技术互不兼容。而在引进国外技术的时候,国外厂商在合同中只保证时速200公里/小时,而为什么铁道部非要要求300公里 /小时呢?           魏明透露,在刘志军任铁道部部长之前,中国从英国引进了160公里/小时的准高速。刘志军靠溜须拍马上任后,在北京铁道部曾听同事说,刘志军有两个凡是: “凡是前任部长干过的事情,我一律不干;凡是前任部长用过的人,我一律不用。”为了名利双收,他一定要搞高速列车。当时04年黄菊分管铁道部,由黄菊亲自定板,急功近利的高铁就一拥而上。           施天啸认为赶工期招投标不透明,在中国大陆铁路系统是最突出的问题,也为铁路建设留下安全隐患。2006年,原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董事长吴俊光、副总经理陈少宏等四位副总经理因涉嫌集体贪污被“双规”可见一斑。           中华网论坛yjyajj发帖透露,他所知道的,中铁电气化局近两年在大陆的施工承揽上千亿,那么多的工程怎么能忙过来呢,好多工程都是分包出去,中间抽管理费,呵呵,二包、三包、甚至四包的工程能是合格的鬼才相信!大家不知道的黑幕多的是,铁路工程开标时天大的笑话,几十个亿的工程,各家报价仅仅差距几十万元,甚至十几万、几万元,大家想想可笑吗!有的离招标概算仅差一点点,哈哈,中国的招标,铁路的招标,黑的不是一般呀,不出问题才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965f2a0102ds4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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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部】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

中宣部:鉴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境内外舆情趋于复杂,各地方媒体包括子报子刊及所属新闻网站对事故相关报道要迅速降温,除正面报道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外,不再做任何报道,不发任何评论。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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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部】“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

中宣部:关于“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报道要迅速降温,以正面报道为准,不自行采访报道和评论。各新闻单位要加强对所属媒体(包括子报子刊网站手机报)的管理,一律采用新华社稿件,不得违规转发互联网信息,对有害信息要及时处理。自明天起,7天内各地出现的祭奠等聚集活动不采访不报道。此信息注意保密。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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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如何看7.23特大动车事故

就7.23特大动车事故答澳洲记者问 作者:林明理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29 本站发布时间:2011-7-29 19:47:47 阅读量:5次   7月28日上午八点半,笔者接受了《澳大利亚人报》记者张宇飞先生的电话采访。这是经整理后的采访简要记录。    张宇飞:林先生,您好。温州的这次特大动车事故的发生与救援,有很多技术性的分析与追问。现在我想请您谈谈深层的体制性原因。   林明理 :作为温州人,我一直在关注这场惨祸。我以为,这场惨祸,又一次特别突出地体现了现体制某些方面的深层次腐烂、溃败。尤其是,体制内权力的自私、傲慢与愚蠢在这次事故中暴露无遗。而且,越到权力高层,这样的自私傲慢愚蠢程度越重,反而是越到普通百姓,越到地方基层,生命越得到爱护,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越得到尊重。   我们看到,惨祸发生后,当地的村民与路人是第一批上前救援的人,温州出租车与市民自发组织爱心车队,大批自愿者及时无偿献血,全国网民在不眠之夜连续睁眼跟踪关注,网络舆论对事故的发生原因、救援情况、现场处理紧盯不放。这当中还包括那位抵制移车命令坚持原地施救、最后救出小伊伊因而感动全民的特警队邵队长,还应该包括出面制止埋掉车头的温州市委书记(不管是良知驱使还是看到了网络上一片谴责声后及时出面),我们看到,普通民众在事故发生后,最重视的是生命救援,是对生命的爱护与尊重。   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体制内权力者在事故发生后,表现得更多的是自私、傲慢与愚蠢。草率宣布“没有生命体征”,放弃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这都是需要一定权力级别的人才敢做出的,至少也是现场级别最高的人。另有微博透露,凌晨2点左右,某中央大员驾到,竟要让救援官兵停止救援,列队迎接。在某些官僚眼里,权力重还是民众生命重,一望可知。此后,我们看到的是,有关部门企图掩埋车头,不及时滚动公布遇难者名单,野蛮控制媒体采访,连中央级媒体都时感无奈,在事故原因远未搞清楚、安全仍未完全保证的情况下急于通车,接下来又对遇难者家属搞什么早签订有奖励,要挟恐吓受害者家属。鉴于现有的“调查组”不能保证中立性与公信力,贺卫方教授等一再提议全国人大依法成立“特别调查组”,但全国人大对此充耳不闻。有关方面在惨祸发生后,最急于做的是,迫不及待撇清责任,急匆匆想尽快息事宁人、蒙混过关。这体现的全都是权力的傲慢自私愚蠢与体制的溃败。   通过媒体与舆论的不断追问,我们知道了更多内幕,原来动车技术还是如此的不成熟,高铁、动车建设有如此多的灰色利益链。这样的情况下急匆匆投入运行,本身就是拿民众的生命安全开玩笑。这样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了某些人的政绩,拿这么多的乘客生命开玩笑,这种自私是全世界少见的,是民众越来越难以容忍的。    张宇飞:您以为,权力为什么如此自私傲慢?   林明理: 我以为,主要是在我们中国,权力得不到制约与监督,老百姓还没有有效制约权力、驾驭资本的手段。我记得新华社老记者杨继绳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受到有效监督、制约与驾驭的权力和资本,便会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便会漠视民众的生命安全,便会日益自私傲慢,便会常常不择手段。   张宇飞:我们原来以为福建那位失去5位亲人的杨先生说害怕自己失去第六位亲人,是因为怕家里老人受不了刺激,照你说的好像不是这样?   林明理: 据我推测,杨先生或者他的家属恐怕是受到有关机构的威胁恐吓了。在中国,某些权力为了自己那一块垄断利益的“稳定”,为了尽早息事宁人,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你信不信?    张宇飞:时评家童大焕先生前两天就此呼唤过,中国,要停下快速发展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你觉得发展太快是否事故频发的原因?   林明理: 童大焕先生的呼唤、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以为这分析的是表面原因,更该注意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的发展不是真正以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为价值取向,而是以官僚、官权、官商的利益最大化为发展取向。如果真正能以普通民众的利益为发展取向,那么,发展得快一些是好事,也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但现在看来,我们的发展取向是极有问题的。矿难频发,野蛮的征地拆迁几乎每天发生,高污染企业不断引进,而民众仍要忍受低工资、低保障乃至无保障境遇,也都是因为发展取向存在严重问题而造成的。而这些,最根本原因,仍然是民众政治权利的匮乏。我们没有应有的政治权利用来校正严重错误的“发展” 方向。    张宇飞:我是03年到《澳大利亚人报》工作的。记得当时发生非典严重扩散的态势时,高层领导把这归责于卫生部工作不力,处罚了卫生部官员,而现在,高层权力似乎是越来越喜欢直接介入具体事情,以及时平息事态。你对此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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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7·23动车事故特稿>历史烂泥滩的赌注

你戏谑说“1911 年了还在参加科举,1948 年了还在加入国民党”,但分歧的关键就在于有人认为现在已经皇族内阁了,有人认为刚刚同治中兴;有人认为国民党已经退守海南岛穷途末路了,有人认为北伐刚刚开始蒋总司令意气风发。       历史烂泥滩的赌注   文/常远(Erasmus Mundus)   1 在这个神奇的国家每有重大安全事故或灾难发生,在公共舆论一片质疑、问责、批评声中,总少不了一些呼吁宽容的声音。汶川如此,温州亦然。即使身为被世界媒体称为对政府容忍度最高最宽容的中国国民的一员,我也时常被他们傻逼兮兮的仁厚所感动。     宽容界通常有四个流派: 一是祖国母亲派:“祖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人均资源这么少,出些问题有些不好的现象是正常的,我们在逐渐进步,要对政府有耐心给政府时间啊!” 二是实干派:“你们这些人只会在网上打嘴炮,为中国的进步做过什么?你们骂的人不上网,有本事当面骂去啊!” 三是余秋雨派:“事情已经发生了,死了这么多了,大家都很心痛,但讽刺批评有什么用?骂有什么用?这时候对政府说风凉话有什么用?含泪劝告大家,灾后重建,安抚人心要紧。” 四是有本事你干派:“中国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很难管理,出些事故很正常。有本事你去管理啊,有本事你去铁道部调度火车不让它出事啊,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四个流派在江湖上威名赫赫,影响甚广。灾难发生后,愤怒和悲伤的情绪弥漫,相较之下,宽容界“温和冷静”的声音很容易让不明真相的人们有“眼前一亮”之感。 那么,嘲讽批评和愤怒不满到底是不是建设性意见?     2 记得有个崔永元发飙的视频流传甚广,面对听众的提问,他说(大意):“抱怨就是建设性意见。我抱怨二环路堵,就骂搞城市规划的那些人。我又不懂设计规划,但你没有给我搞好,我交钱养那么多城建专家是干什么吃的!”     普通人有平庸的权利。如果每个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面对新闻事件吐槽出一大堆学术理论,从经济、社会、法律、技术角度侃侃而谈,写出逻辑清晰思考缜密的技术分析报告,呼吁人大成立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那这个世界简直疯狂了。   从古至今,中国民间有着自己一套朴素的议政话语体系,公共空间从茶馆和寻常巷陌到如今的互联网,政治话题从宫廷秘闻皇帝韵事李公公升迁张首辅失势到如今的先帝病重铁路事故电梯逆行红十字会腐败,“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这一整套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其实质是变化不大的。 在大变革大发展的转型社会,老百姓写不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话,也无法像《万历十五年》一样有条理地分析皇帝和官僚系统的博弈、“以道德代替法治”的体制运转逻辑,他们顶多在风尘仆仆谋取营生的间歇,坐在茶馆里擦一把汗,叹一句“我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我吗?”更多时候,他们遭受不公和冤屈时的反应是简单粗暴的,仅仅是一句简单的“操你X”,或“我丢你老母”。 如果什么都能搞定的话,要政府干嘛?     一幅糟糕的画、一篇逻辑混乱的文章、一部烂片,常听人说,人家画了那么久,写得那么诚恳,拍得那么辛苦,能不能别那么刻薄啊,说几句好听的不行啊。这还算客气的,更多人喜欢使用以下逻辑:不满意你去画啊,你画得成这样吗?有本事你也去出唱片啊,你唱歌就好听?有种你去拍,给你一个亿拍《无极》,你拍得成这样吗? 多熟悉啊。让我们默默倒带回放:这么大的国家,有本事你去治理啊? 没错,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会画画,五音不全,给我十个亿可能也拍不出《无极》的水平,让我去设计北京的环路可能会比现在拥挤一百倍。 可是我以为,一个画家、一个作者、一个导演在拿出自己作品给世人看的时候,就已经默认了欢迎各方点评,无论褒贬。好坏跟付出没有关系,人会好心做坏事,也可能一番辛劳后拿出糟糕的作品。换句话说,在一个受众掏出口袋里的钱买下画展的入场券、一本书、一张电影票的时候,他就天然地拥有了对这个事物表达满意或不满的权利。 我掏了钱,你怎么画那么差?写那么傻?拍那么烂?唱那么难听?什么是建设性意见?这就是建设性意见。你让我提建议给你,指导你怎么画得美、写得棒、拍得好看、唱得好听?我没义务懂这些。要你是干什么吃的?出来混,谁也别装可怜。 哪怕是去银行办理业务,或是打10086客服,都有评判服务好坏的权利,更何况公共服务?     如果说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供货商,你通过纳税购买公共服务,如果这个供货商提供了糟糕的产品,消费者最合理最冷静的表现就是一句:操你X。什么是建设性意见?这就是建设性意见。花了冤枉钱嘛。脾气不太好的顾客还可能会嚷嚷着,再也不在这家买公共服务了。当然,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你只有一家供货商可以选。所以,骂几句娘,讽刺批评几句,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宽容最温柔的消费者,令人感动。 这个道理是如此清楚,所以我竟不知“宽容论”是如何流行起来的。在最普通的政治学解释里,人们也倾向于默认政府是恶的,是敌人,是随时可能侵犯自身权利的。所以你要时刻盯着它,监督它,骂它,让它浑身难受,不得好死。        “祖国母亲派”喜欢说要对我们的政府有耐心,多宽容,但恰恰相反,在现代社会,国民的底线素质就是对政府苛刻。对人苛刻是性格尖锐,对政府苛刻则是一种美德。 为什么不呢?六十年前,一个君子模样的江湖骗子敲开了你家的门,经过口蜜腹剑花言巧语一番忽悠:每天/月/年交付给他一笔费用,他承诺给你一块土地,给你医疗保障,等你老了给你生活费,邻居寻衅滋事的话帮你打他,受了冤屈帮你伸张正义。你听起来还挺美,就相信了。六十年过去了,你发现这个江湖骗子,口口声声说是自己仆人的家伙,牛逼得不得了,说的话一句都没兑现,而且还时不时地打你,骂你,把你关起来,不让你乱说话,从你的口袋里抢钱,拿着你的钱花天酒地风流潇洒。 你为什么不生气?     或许你不会因言论被删帖跨省,因家有冤屈上访被截访关押;或许你家的高档小区不会被强拆,高物价你消费得起;你养孩子不怕结石,托亲友从国外寄奶粉;你摆摊不怕城管,内部有人;你只想做一个踏实、安稳过日子的普通人,一个上学工作娶妻生子了此一生的小民。这想法很自然,很好。当别人告诉你那些苦难的新闻,你大喊着,这关我什么事?我只想过日子。可是亲爱的,你并不安全。一个有毒的体制提供的公共服务也是不安全的,你每天乘坐的地铁有可能突然逆行,你常年乘坐的火车、飞机可能由于非技术原因出事故。你或许多次坐火车从北京去福州,你发着微博,憧憬着电视台精彩的实习,可是突然就出事了。没有人能监督这个体制不犯错,没有媒体敢为你说话,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为你讨要公正的赔偿,甚至你留给世界的物件也被就地掩埋,名字不被人们知道。你为什么不生气?这是你的切身利益,这是你站立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生气?     3 人们嘲讽整天在网路上发言的网民:你们整天打嘴炮,能有什么用?你们骂的那些人,都不上网的。 是啊,能有什么用呢? 一声呼喊、一次表达的确没有什么用,但十万人、一百万人一起关注,就是建设性的表达。姿态也好,造声势也罢,打嘴炮的人是在降低行动者的风险成本,同时提升对方罔顾舆论所向的风险成本。 对方早已肆意妄为到不在乎舆论的地步,但有声音,总比没有强很多。没有人关注毒奶粉,对方就会毫无压力地把呼吁赔偿的结石宝宝家长抓起来;没有人呼吁问责,对方就会若无其事地掩埋残骸顺利通车邀功炫绩。 你必须清楚的告诉对方:NO。它也许没什么直接作用,但这样的表态很重要。我想笑蜀老师的“围观改变中国”也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内核。     4 很多人说,体制内的人都是笨蛋,呆瓜。 毋庸置疑,体制外有非常多优秀的人才,但这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体制内的都是蠢猪的结论。逻辑不是线性的。事实上,体制这台大机器早已锈迹斑斑,是个低效而愚蠢的大怪物,但莫要小觑了我党吸纳精英的能力。     你可以嘲弄每年醉心于国考的数十万人的价值观和道德,但你不能否认,其中一小部分人放在哪里是极其出色的人才。甚至你不能否认,《日人民报》本身是一纸笑话,但编写这份笑话的一些人是这个国家最出色的传媒人才之一,无论你每天骂多少遍CCAV,这个国家做电视做得最出色、最有经验的一批人才一定是在这个国家电视台里。 你骂他们投机也好,庸俗也罢,但道德跟能力一码是一码。 我无意为体制辩护,只是说,想当然的思维方式是百害无一利的。认为体制内全是蠢蛋,时代的未来、命运的喉咙一定掌握在屁民手里的是视野局限的幼稚天真臆想症;认为体制外全是微不足道的屁民,自己一定高位稳坐垄断利益得享万年的也一定是高傲愚蠢目光短浅的傻逼。 某体制内高级编辑,我曾坐在办公室他的后面等他码字,一条几百字的官方通稿,20分钟搞定,一字不改,直接可以发。他合上电脑,转过来跟我聊天。 你觉得我只会写这些东西吗?他问。 我点点头。我一度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他打开了话匣子。我们从改革聊到21年前,从个人选择聊到未来局势,从体制内聊到体制外,从80年代的大学生聊到现在的大学生。他聊他真实抗战的看法,对百年来思潮的梳理,你都不好意思觉得自己看过《盛世2013》《大江大海》《追寻现代中国》等禁书有多么了不起,人家都看过。 放下成见,我只想感叹,操,原来是自己人。 这是我不到一年的体制内经历所给我的最大触动。由于体制环境本身的僵化污浊,一等一的人物进去后也不免受到影响,所以我很清醒,不能以肯定个体来肯定体制的整体。从比率来看,在国家官方媒体这一块儿,90%的人被体制搞成了傻逼或本来就是傻逼,10%则是人中龙凤。 这是价值观层面。至于利益和道德,我想起了在北京的室友。我俩合租一套家属院的房子,他去年P大毕业后国考中标,现任职于所有媒体人咬牙切齿的阎王殿——真理部。他学传媒的,我开玩笑说,他供职于一个扼杀自己同行和职业理想的单位。所谓的自我阉割。由于本能的反感和鄙视,初始我跟他不甚熟,住在一间屋子里也不常来往。后来随着接触增多,我们开始聊起天来。在对新闻事件交换看法时,我俩很多时候观点惊人的一致。他也痛恨对信息的垄断和封锁,对官场诸多潜规则和腐败愤愤不平。翻墙?开玩笑,人家熟得很。禁书?开玩笑,人家一书柜。抛却符号化和想当然,坐在我对面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真理部工作人员。仅此而已。 在摸清了他的价值观之后,我更好奇了,他,为什么要加入体制?而且是“体制中的体制”的真理部? 聊了聊对局势和未来走向的看法后,我恍然大悟。而且我觉得他的想法代表了绝大多数想要挤进体制的年轻人:价值观不认同,但是夹着尾巴捞可见的福利。他出身农家,若能进入体制内,获得铁饭碗和一份丰厚的福利,也算在京城立足了,日后父母和弟妹的生活,都可以有很好的帮扶。所谓“鲤鱼跳龙门”,货于帝王家。 虽然他也同意体制迟早会崩溃,但历史的盘口还远没到来。换句话说,对于绝大多数想要进入体制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倾向于认为加入体制的可能风险小于可见利益。在自己退休之前,也就是50年内,体制会继续运转下去,福利和特权会继续供给。 说白了,就是赌命运。 如果体制不幸玩完,那就倒霉认命;如果体制运转如常至自己退休,那就皆大欢喜。总体上来说,如果加入体制获得利益的可能远大于体制崩溃承担的潜在风险,这单生意就值得做。 你戏谑说“1911年了还在参加科举,1948年了还在加入国民党”,但分歧的关键就在于有人认为现在已经皇族内阁了,有人认为刚刚同治中兴;有人认为国民党已经退守海南岛穷途末路了,有人认为北伐刚刚开始蒋总司令意气风发。     你此刻的选择,取决于你对未来的判断和预估。但人生的什么选择不需要承担风险呢?求学,工作,婚姻。都是赌,赌命运,赌这条路对不对。愿赌服输。奔向体制的青年当然要承担二十年内体制崩盘大清算的风险,而体制外的屁民也要做好五十年后退休在家对着电视机看建党140周年庆典的心理准备。 宁死不食周粟的青年别再嘲讽辱骂那些挤破头进入体制的同龄人,他们选了这条路,注定得承担这个决定的一切后果和风险——当然,还可能是稳赚不赔的利益。 而违背自己价值观和内心进入体制捞钱获利投机上位的青年也别苦着脸说自己身不由己,好像谁拿着刀逼你进体制一样。一身本事在哪里不能混口饭吃呢?忍辱陪睡就别想要牌匾,人不能太贪心。     5 哎呦,我差点忘了另外一批可爱的精英青年。 他们的理念是,我既不想当屁民在体制外被蹂躏,也不想像那些“庸俗势利、没有理想”的同龄人那样进入体制投机获利。没错,我们想进入体制,因为我们要改变这个体制。未来是我们的,我们是20年后的精英,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怎样,中国就怎样。我们光明,中国就不黑暗。所谓“好人一定要从政”。        请看:   “我想知道10年后的中国是如何的,当我们这些人30多岁,成了科学家,医生,局长,红十字工作人员,甚至是铁道部部长。是否惨剧就不会发生?贪官会被罢免? 医院可以合理收费?小摊不需要城管也能够清除?不公平的要骂,但是请保证我们的心灵没有被侵蚀,因为你——就是中国的明天! “令你们不满的官员总会死的。如果作为学生,学商的以后能诚信守法经营,学政的以后能真心为民,学工的以后有产品安全让人民放心,那么二十年以后中国就是另一个模样。可是如果现在只转抱怨的日志只发抱怨的状态,那么二十年以后中国还将是充斥着下一代人们的抱怨日志和状态的令你们不满的中国。”     啧啧啧啧。小清新有没有,感天动地有没有。好友里至少50人以上在转这些状态,忍不住想吐槽。还是那句话,“总有一些人,明明是幼稚天真幻想症,却自称理想主义者;明明是认输的怂逼,却自诩成熟稳重深谙世事。这世上只有一种理想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为什么还不明白呢?体制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人的好坏,而在于这个惯性运作的体系本身。体制是台轰鸣的锈迹斑斑的机器,是钢铁,是冰冷的,无关人心、人性。腐败不是因贪官污吏没有底线,而是制度性腐败;社会问题不是因道德伦理滑坡,而是体制性溃烂。 换言之,你想改,派对给你改吗?体制内多少能人都无能为力,你以为他们都是吃白饭的?500家庭治国的格局已然形成,在派对看来,挤进体制的这些无背景的精英青年也不过是给他们打杂的,不过是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家犬,你以为你进了体制就有地位?你以为那些在海外接受教育的红二代、红三代都是闲看着给你空间给你权力折腾、施展理想抱负的?更不要说,你的那些“理想抱负”是要砍他们的胳膊,断他们的手,剥夺他们已到手的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这不比搏命轻松吧?进入体制,你也不过是从整体的弱势者成为一个集团的弱势者罢了,可知古代官和小吏之区分?柏杨早已经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一切是个大染缸,怎么还是有人抱有幻想呢?染缸本身就是黑的,不是坏人染黑了染缸,是染缸染黑了一个个好人。你说那染缸是怎么变黑的?这个染缸的诞生前提、运转逻辑、本质属性就是黑的,说清楚了吗? 一切的不公、一切的问题,不是因为现在四五十岁的那些中流砥柱,那些科学家、医生、局长、红十字工作人员、甚至是铁道部部长是坏人,而是因为体制的规则和体系是锈掉的、烂掉了的。 过度苛求人性的自觉而非制度设计,历史上从来都是灾难。     莫再说“我们怎样,这个国家就怎样”,现实情况是,政府怎样,国民就怎样。机器怎样转,螺丝钉就朝那个方向,政府腐败,国民就很难不遵从潜规则,政府说谎,国民说真话就会有危险。 你问我,那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吐槽的屁民而已。 我只知道,每一代人都不要过于拔高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未来最好玩的地方就在于,谁也猜不透。莫要高估80后、90后这代人在历史上的角色,我们很可能只是一个古老国家转型的铺路石而已。正如丹青老师所说,你站在历史的烂泥滩里,回头看一看,八十年代那批年轻人,玩得不知道比你们HIGH到哪里去了,水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而今安在乎?噢对了提个醒,你们觉得是“坏人”的当今某个体制内宣传官员,伍皓,就是当年80年代大学生精英哦~想进入体制的谁也别装逼,获利就是获利,投机就是投机,往上爬就是往上爬,赌命运就是赌命运,坦坦荡荡光明正大,一副道德圣徒似的嚷嚷“我要进去改变这个体制”,不是愚蠢就是虚伪。 昨日看到一条微博——派对的三大招是虚假希望、团伙腐败和army,招招快准狠。然而,虚假希望的泡沫迟早会吹破,团伙腐败迟早会分赃不均,army也不会无条件忠心。船迟早会沉,有趣的是,没人知道船什么时候沉——可能一夜之间,也可能持续很多年。所以,无论你入体制还是反体制,想靠政治捞一把的投机青年,输的概率都最大。还是老实先安身立命,做好自己的事情。事实上,我压根不信没有体制内的配合,纯粹体制外能推动什么变革。未来转型一定是内外合力的。我接受“有污点的国父”,反对清算,也相信变革会先从贵族民主开始。所以进入体制的人心想,换了新船还是需要我来掌舵的,进体制有可能一本万利,稳赚不赔。毕竟任何体制下都需要大量有一线经验的基层公务员,而且转型社会嘛,新体制的既得利 益者大多是之前的原班人马,看俄罗斯就知道了。投机青年反倒可能摘不到什么好果子呦。 不管作何打算,愿赌服输就行。 怎么样,你打算下注,还是逃离这个赌场?                                                                                         (采编:麦静  ; 责编:黄理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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