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胡温联手防宫廷政变,党内四派形成四龙缠斗

沿地中海北非五国只有摩洛哥尚未发生民变风潮,而这五国中利比亚的独裁统治远比突尼斯、埃及、阿尔及利亚要强硬,可是利比亚「也闹了起来」。这令北京高层十分恐慌。于是,北京高层一方面布置紧急撤侨,一方面召集省部级主要官员在中央党校紧急开会,以商讨国内防民变的对策。 召开如此规格的会议并公开报道其内容,在近二十年来是首次。一般情况下,临近全国人大与政协三月初召开年度会议之时,党政系统是不会召开大规模会议 的。之于 胡锦涛发表的形势讲话,除了明确「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之外,中央办公厅密电指示重要官媒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在宣传上,要区分党政系统 内部解读特点与社会大众解读特点。」因此,就出现新华社两个标题不同、内容却只字不差的报道:一个标题是《胡锦涛对省部级领导讲话,强调提高社会管理水 平》,另一个标题是《加强社会管理,减少不和谐因素。》 胡温再度联手 应对高层危机 …… 埃及抗议发生后,温家宝提前了约定春节期间「与十一名基层群众恳谈」的安排,改为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温在此次会面中大谈「民众满意与否是衡量政府工 作唯一标 准」,再次发动纯熟的柔情攻势。鉴于高层的意见分歧,此次会面的新闻并未及时播发。反对温家宝柔情攻势的贾庆林、李长春、周永康三人分别在不同场合发表内 部讲话,认为「社会舆论极不正常,无条件地支持所谓弱势。『一闹就有理』的现象极为普遍,给政法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至少在去年底全国政法媒体会议 上,周永康是如此讲的。中宣部长刘云山参加了此次会议,但有关会议的消息未向外界做任何报道。 温家宝一月二十五日下午的「与十一名基层群众恳谈」,在二十天以后才由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开,意在向海外华人表示中共及时借鉴埃及民变,胡温将进一步 强化亲民 政治。这个「出口转内销」的重大消息也说明北京高层的激烈权斗片刻未曾停止。温家宝「民众满意与否是衡量政府工作唯一标准」的说法得到胡的明确支持,胡亲 自批示人民日报海外版翻新国内民众并不知道的「旧闻」,使之在二月十四公开。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的三个「最大限度」也表明在重大政治方向上,是与温保持一 致的。 胡温再次联手主要应对的不是可能的民变风潮,而是党内不满势力的宫廷政变。 内目前分化严重,形成了「四龙缠斗」的乱局:胡温力图既亲民又平衡内斗,是为「中派」;具有政治愿望但未形成明显阵线的第五代针对习李的竟局者,是为「新 右派」;主张最大程度恢复毛主义在政治治理中的权重,以薄熙来为领袖人物,是为「新左派」;以江系留守势力为代表并扩散的利益联盟,是为「食利派」。这四 种势力的互斗并非只是为十八大权力布局,而是在抢占意识形态的制高点。 党内民主破产 革命情绪高涨 对于胡悄然支持的用孔儒思想补充中共政治正当性欠缺的做法,薄熙来在党内高层公开表示批判。因此,作为他的舆论阵地的「毛泽东旗帜网」在痛批孔儒并 指斥立孔像为「政治变节」的同时,几乎公开地批邓批胡。其实,孔像根本就不是新左派所说的「立在天安门广场」,而是立在了东长安街即博物馆的北门。博物馆 的正门是西门,正对天安门广场,属广义天安门广场。东长安街上的北门则不属于广义天安门广场。新左派为争夺话语权,有意混淆其中的区别。 由于四种力量缠斗,党控行政体系效率更加低下。这种情况早在二OO三年就被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储建国所预料到,他在给高层提供的「一党立宪」报告中 警告说:「在国家政治不民主的情况下,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党内政治可以民主。」相反,所谓的党内民主带来的更多地是寡头政治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高度分化。 中国版「茉莉花革命」在本质上是民间利益诉求的政治化表达,尽管以上四大力量仍然占据中国政治中心。然而,希望中国发生革命性社会剧变的力量不仅仅 是民间反对派,中共党内不同派别的革命热情远高于前者。如针对「赵东民事件」,新左派理论家陈石宇二月二十五日发表于毛泽东旗帜网的文章的跟帖中,有人 说:「两大阶级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只是时间问题!」也有跟帖说:「不要以为人民群众手无寸铁就可以随便欺负!这不仅是天理不饶,到时候也定会遭到历史报应 的!」 赵 东民是一位维权人士,同时又是「西安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临时负责人。中央政法委给西安市直接下达指令,在二OO九年八月十九日对赵实施逮捕。那一天是 前苏联极左派发动「八・一九政变」的十八周年,中央政法委指令在该天进行抓捕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在中国版「茉莉花革命」若隐若现之际,新左派重提赵东民事 件则是在表明对「茉莉花革命」的支持。换言之,中共党内以薄熙来为代表的新左派急切地希望有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打破现有政治秩序,实现以毛主义为主要因 素的政治治理。 胡德平批流氓 新右派促政改 相对于新左派而言,新右派没有标志性的政治人物,尽管党内新右派一致地寄希望于温家宝。有资深分析家认为「温家宝对中国政治推动的作用应是其卸任之后。」 中共党内新右派对新左派的强劲上扬,持有天然的警惕。其中一些重量级人物不仅是毛时代的受害者,而且也是胡赵倒台后持有清醒政改理念的「逆对风向 者」。比如 胡德平在二O一一年第二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纪念其父的文章,引述亲历人资料,重述胡耀邦对「四人帮」社会基础的定性:「『四人帮』是一伙打着『防修 反修』幌子的封建主义的代表,是一群破坏性极重的流氓无产者。」北京某高端会所的人士在谈到胡德平文章寓意与薄熙来的反应时说:「『薄总书记』看了文章 后,一定会说自己是『流氓有产者』。他的家族财产庞大虽不及江泽民或曾庆红,但总是胡德平那类有操守的红色后代望尘莫及的。」 中共体制内的新右派势力没人出来反对「茉莉花革命」,只是悄然将原来「改革和革命赛跑」的说法换成了「改革和危机赛跑」。一位长期观察中共高层运作 机制的学者,在二月末的某次沙龙上曾经表示:「大规模社会运动固然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在目前政改无望的情况下,『茉莉花革命』信息广泛散播未尝不 是促进高层政改的一种有效策略。」 可靠内部消息证实:中央党校数位从事宪法学研究的学者联名致信九常委,要求以修宪的方式明确中国向宪政民主方向发展的路径,并声称中国的政改必然是 自上而下的。此种思路被称为「顶层设计」。其实,不只是中共高级智囊人物们有危机感而要求政改,就是所谓的民主党派其中低层人士也很是忧虑。比如湖南长沙 市的民盟 常委周彪,认为中国社会已经龟裂,是一个可怕的无共识社会。因此,需要进行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再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很有名声的经济学者罗小朋,最近 明确表示应当「重建中国公共政治空间」,云云。 党校讲话暧昧 政法应对强硬 既然「中派」胡温要着力平衡各种关系,在讲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之后,对于加强社会管理的细 节操作也就无须涉及,尽管胡的党校讲话有八点看似很细的强调。对于胡的暧昧策略,政法系统十分不满,生怕出现赵紫阳时代总书记「出卖」其他重要领导和基层 干部的情 况。反过来说,胡不希望民变风潮出现,但是民变风潮一旦出现,他就会对政法系统直接发难。 鉴于这种诡异的格局,周永康亲自布置「四位一体,重点布控」方案。所谓四位一体是特大城市实行警察、武警、保安、巡防四级同时出现的监测与处置系 统;所谓重 点布控就是情治体系发动并协同自己安排的信息员、联络员(即民间特务),对重点人员如多次上访人员、网络活跃人士的全天候监控,做到「分秒不差的情况反 馈」。 在北京,行人随时可以看到坐在小松树丛或某个电讯设备旁边戴「巡防员」红袖标的人,他们密切监视往来行人的声色。同样,保安人员对一些重点部位进行「防拍照、限采访」的行动,如记者要想对天安门东南地下通道的安检进行拍照,马上会被保安制止。 为了防止长期滞留北京的访民带头发动民变风潮,中央政法委的另一套机构「中央综治委」密电各省:「对在京重点人员可以采取非常措施押解回籍,对特难 工作对象 由一名副省长专职负责。」因此,除了北京火车南站防民居住地被突袭之外,还发生了江西、湖南、甘肃、山东、辽宁、云南等省负责民政事务副省长被内部通报点 名的现象,通报指责他们工作不到位、责任心太差。黑龙江、四川、广东等地的副省长因把重难点在京访民劝回本省,并与访民所在县政府「面对面、手递手」交接 而受到通报表扬。 天安门神经紧 安检度两层天 可能持续出现的中国版「茉莉花革命」一个最直观的效果,就是政治心脏天安门广场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即数百至数千的不满人士突然聚集并呼出强烈 抗议口 号。为了防上「大面积心肌梗塞」,天安门地区(与「广义天安门广场」概念不同而包括东西长安街及前门以南路段)实行了高强度戒备。也就是说,天安门地区是 「四位一体」警戒的样本区域。如果游人在天安门东西两侧(博物馆西门正对的安检处与人民大会堂东门正对的安检处)进入广场,安检人员会十分客气。先是由武 警提示进入侯检线内,而后由民警用仪器扫描游客全身,确认无危险后放行。在地下通道里则是另一个世界:凶恶的无标识女民警(无帽徽亦无警号但穿警服)不断 喝令「排好队」,而后以抽查的方式把一些衣着较旧、怀中发鼓、面部欠光洁的人叫到一边盘查。如果有人试图对这样场面拍照,身着保安制服的人员就过来阻止, 并说:「根据规定,这里不许拍照。」有记者问规定的条文出自哪里、有否明文,保安拒绝回答。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一位符合以上三个外在特征、操东北口音的中年男子被盘问急了,破口大骂:「他妈的!『来天安门干什么来了』是人话吗?我搞爆炸来 了,行 不?!」由于他突然的激愤,吓坏了着装正式(有帽徽亦有警号且持对讲机)的男警察,该警察赔上笑脸对中年人进行解释。站在一个警戒台上的武警则急促地用对 讲机呼叫什么,一分钟之内就跑来一队六个人的持械武警。所幸中年男子拂然离开,一度大乱的安检秩序又恢复了正常。 天安门地区的高度戒备在西长安街的新华门与东长安街的王府井街口亦可见到:在新华门礼仪士兵的十米开外有数名持微型冲锋枪的警察来回走动,这在以往是不会有的;王府井街口的警察日常不持枪械,现在已全副武装,警车处于发动状态并昼夜闪烁警灯。 相关日志 2011/03/11 — PBS:美国会发生“玫瑰花”革命吗? (0) 2011/03/08 — 第一波,击退:茉莉花革命在中国惨淡收场,白宫证实大使洪博培将辞职 (0) 2011/03/07 — 传韩寒被限制出境 (0) 2011/03/06 — HiNet:中國茉莉花集會 首次波及北京高校 (0) 2011/03/05 — 法律顶个球:我冒着杀头的危险来告诉大家我的遭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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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互动:温总理谈话解读_北大书生卢新智_新浪博客

温总理谈话解读. 余广人. 2010年第11期炎黄春秋杂志10449 …. 温:我认为言论自由对每一个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你并不了解中国。在中国,有4亿左右的互联网用户和8亿左右的移动电话 用户。他们可以接入网络,表达他们的观点,包括批评意见。我在网上经常能看到对政府工作的尖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我经常说,不但要让人们享有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只有人民能够监督和批评,政府才会做得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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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月报:李普:一个老记者的丫环命

2011-03-01 CCN特约记者  徐秋颖 综合报道 如果你处的时代正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极小的弯曲,如果你处的环境正好被某种“集体认识”所笼罩,你会怎么样? 2010年11月8日,中国第十一个记者节,照例也是一个记者不放假的工作日。这天,记者李普永远地休息了,享年92岁。 李普的一生注定坎坷,沉浮于历史的起承转合之下:生于1918年,炮火之中成长,新中国诞生之际声名鹊起,“文革”中被扣上“特嫌”帽子,退休前担任新华社副社长。 不过,他人眼中的“大官儿”李普,却更愿意别人介绍他为记者。在《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眼中,李普除了住的房子大以外,不像个“大官儿”。 李普的已故好友黎澍曾说“他在下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上级,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 照片中的李普鹤发童颜,大多都是微笑的表情,就像他喜欢穿红色衣服一般,带着些许喜庆。不过,“他是满怀忧虑离开人世的”,杨说。 李普退休后,并未沉寂。相反,他晚年笔耕不辍,对于公共事务积极谏言。9月24日杨去看望李普,谈起新闻自由,李普说:“新闻立法的关键是保护言论自由。有这一条就足够了……”这也是李普和杨的最后一次谈话。 “我们的民主传统” 刚满六岁的李普,被父亲带着去上学,因为在家时认识些字,父亲便要求学校让他跳级,在父亲的观念里,把进学校看成科举时代“进学”考“功名”一样,“进学”得越早越好。 李普的数学一塌糊涂,常常弄得汗流浃背,以致对以后学习自然科学课程都感到害怕。年老时回忆起来,李普将父亲归为“三个埋怨的人”之一。他感叹,“或许我能成为另外一个人,不只是个会耍耍笔杆子的吧”。 初中时代的李普爱好新文艺,可谓文艺青年,尚左,鲁迅则是青年导师,“鄙视一切古代典籍,连旧体诗词、乃至正规的学校教育一概在否定之列。”李普在《我要埋怨三个人》中写道。 即便如此,李普的写作才华并未止步不前。1938年10月,长沙大火,李普第一篇报道《长沙大火中的幢幢鬼影》发表于《观察日报》,此时李普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长沙县地下党嵩北区区委书记。 1939年初,李普成为一名正式记者,供职于《观察日报》,然而《观察日报》很快被国民党查封。 1940年,李普辗转来到重庆,成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的记者。这年,他22岁。 李普后来回忆说:“我在那民族危亡之秋受到了左翼文艺的影响,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要求民族独立、要求民主自由。逐渐模模糊糊地感到做新闻工作比从事文艺能够更直接地为我的理想服务。” 但是,国统区的新闻审查,让李普不快,他曾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中说道,“我实在不想当这个记者,记者一点味道都没有。” 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对当时新闻不自由的一种抱怨,李普从1942年开始任编辑、研究员兼专栏作者。 1945年2月,李普负责撰写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介绍中共解放区的专栏。随后,这些文章辑为《光荣归于民主》一书,由上海中共地下党以“拂晓社”名义于1945年底出版。1980年这本书再版时改名为《我们的民主传统》。 抗日战争结束后,李普重新做记者,曾作为随军记者跟随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其报道《揭开大反攻的序幕》后选入小学课本。不止这一篇文章,比如《开国大典》,此文令李普成名。 动荡年代的“读书人” “他关于刘伯承的军事著作,受到军事家的称赞;他关于经济的论文,和著名经济学家的论著同列竹帛。”杨继绳曾如此表述。 建国后不久,李普调任中宣部任副处长(那时中宣部没有局,部长下面就是各处),地位不低。但这并没有帮他躲过一劫。 1955年“肃反运动”中,李普为两个亲属的冤假错案所牵连受审查两年,最后被认为“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而调离中宣部。 于是,在他的档案里就留下一顶“特嫌”的帽子。事后回想,未必是件坏事,靠边站的两年,打倒“右派”正火热进行中。随后,他到北京大学筹建政治系,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李普难逃厄运,他的“特嫌”问题再次引起注意,并成为“中南局第一大案”。 那时,李普已被关“单间”隔离审查,妻子沈容被关在办公室里接受审查,区别是沈容还可以定期放回家去洗澡。 很多年后,李普夫妇才得知,当时解他们困境的是两位同在研究室的同事——苏如拭和黄书泰,他们自告奋勇进行调查,才将李普头上的“特嫌”的帽子得以“甄别”。 1973年,李普被调回新华社担任北京分社社长,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第二天李普就回到新华总社,参与清查“四人帮”的余党活动,然后留在新华总社,从国内新闻编辑部主任一直工作到副社长。 这些都足以成为其后炫耀的资本,但李普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更多的是反思。 在旁人看来,李普在官场不顺,杨继绳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一直保持知识分子那种气质、那种独立、那种率真。“知识分子要独立思考,要有独立的人格。在中国官场,这两条是非常犯忌的。中国官场听话是第一位。” 李普在《洋女婿土老帽》一书中曾表述,更愿意做个读书人,“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两个称呼,都太空泛。读书人这个词比较实在,要真正读书的才能算数。我愿再读十年书,让自己加几分清醒,减几分糊涂。” 记者只能当丫环 为此,晚年李普还学会了电脑,“整天盯着电脑看啊看”,和李普相熟的戴煌夫妇说道。 李普生前为《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这本颇为大胆的杂志曾几度面临绝境,在以后的岁月,李普都是《炎黄春秋》的积极扶持者。 不仅如此,李普的文章开始见诸国外媒体,对于公共事务更是亲身参与。 戴煌曾撰文道,“李普对于独裁专制、官场腐败等仇恨至极,对批揭腐恶黑暗的种种举动,积极支持。” 李普曾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如果要对我也采取这种办法或者也把我监禁起来,我告诉你,我毫无办法,我毫无办法反抗,要把我投进监牢,那就投进监牢好了,没有办法。如果谁要把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也毫无办法。我跟你说,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那时候叫做: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工作、革命、不怕死。” 杨曾提出“两头真”的概念,而李普则是原型。“年青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 “人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一个人所思所想和所为,同他处的环境分不开。如果我再活一次,再一次处于那样的年代,再一次面临那样的环境,我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小年轻,一定会再一次走我当初走过的路。”李普回顾他的思想历程如是说。 杨认为,李普说的是实际情况。但可怕和危险也恰恰在这里。如果你处的时代正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极小的弯曲,如果你处的环境正好被某种“集体认识”所笼罩,你会怎么样呢?你是将生命化作夜空的闪电,还是因势就范,坠入历史的陷阱?纵观历史,前者只是极少数殉道的烈士,多数人只能是后者的命运。 “我这辈子见那么多人,每个人写500字,留到今天就很有价值。可惜了。我经历那么多事,每天写500字,该有多大的价值?我现在不能采访了,参加活动也少了。”李普曾对杨说,“在我们国家,记者只能当丫环,不能当小姐,只能当陪衬。” 2010年11月12日,李普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兰厅举行,8月30日,他曾在众人搀扶下在这里送别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谢韬。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01.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长城月报 OhMyMedia@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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