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网文

歷經20多年快速的經濟成長後，中國已成為與美國、歐洲並駕齊驅的經濟體。當2008、09年全球經濟陷入「大衰退」時，中國透過大規模的激勵措施快速走出泥淖，協助全球經濟邁向復甦，讓世人刮目相看，甚至產生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是否優於西方式資本主義的討論。因此當2012年歐債危機擴大致歐元區經濟再次陷入衰退，而美國因持續去槓桿化而陷入低迷成長之際，世人不免期待中國能像上次金融海嘯般，再次引領全球經濟走出低谷。 　持平而論，與其說「大衰退」時期中國扮演帶領全球經濟走出低谷的角色，不如說當時已開發國家與新興國家共同政策激勵，剛好提供中國一個良好環境，讓其以投資與出口帶動的成長模式得以發揮。然而，這樣的成長模式是難以持續的。特別是「大衰退」時期寬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已衍生許多後遺症。其中，歐元區的財政激勵政策成為當前歐債危機的導火線，美國也因為持續性的財政赤字，致債信評等遭調降。更甚者，美國從2011年起每年年底都必須面對是否延長減稅與調高債務比上限的政治問題。此外，美、歐央行在利率降至低檔後，持續推出各種非傳統性貨幣政策，不但未能成功地帶動銀行增加信貸，反而造成熱錢四處流竄，致各類資產價格劇烈波動。因此，2008、09年這種為經濟打強心針的激勵方式勢必無以為繼，造成目前全球經濟陷入低迷狀態。 　事後來看，2008、09年中國所推出的激勵政策雖然快速地提升經濟成長率，但卻留下長期性問題。也因此，中國於當前全球經濟再次趨緩之際，對於是否再次使用前次速效的激勵經濟方法感到猶豫。事實上，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將資源導向其認為具有成長性的部門。短期而言，它固然可以達到快速提升經濟成長的目的，但長期來說，若操作不當，將會導致資源利用的無效率，甚至形成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具體地說，2008年面對全球經濟嚴重衰退，中國推出4兆人民幣的振興計畫並對銀行放款採取放任的態度。以4兆人民幣振興計畫來說，由於中國中央與地方政府處於財權與事權不對稱，且地方政府過於追求GDP成長表現，致地方政府多以追求短期但高報酬的產業目標，形成浪費、貪腐、圖利等弊病，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投資，甚至產生一群因政府政策而獲益的既得利益者。例如，重慶市在前市委書記薄熙來主政期間，大舉借貸主導基礎建設投資，一度締造重慶高達16.4％的驚人經濟成長。但重慶市每年花費大筆經費在植樹計畫、修建人行天橋等上面，形成巨大浪費。 　放任的貸款態度則造成房地產泡沫以及產業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惠譽信評統計，2008年中國信貸占GDP比僅53％，然到2011年該比例卻升高至175％。快速膨脹的貸款造成中國銀行業面臨潛在的壞帳問題，並影響其金融穩定性。此外，由於中國金融體系大多掌握在政府手上，因此銀行業往往會按照政策風向來決定放款對象。例如，金融海嘯後，中國亟欲進行產業升級，特別著重於節能產業的發展，銀行乃將貸款大量投放至太陽能產業，再搭配政府的補助，中國太陽能板的全球市占率居然從2001年的1％快速上升至2011年的56％，造成太陽能板價格大跌，部分公司甚至出現嚴重虧損。其實在此之前，水泥、煉鋁等重工業也曾因政策引導而出現產能過剩問題。由此可知，這種忽略價格機制而過度重視發展方向的國家資本主義，很容易引發結構性問題。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於2012年下半年召開，屆時將進行權力交棒。為讓交棒順利，經濟平穩發展當是目前中國當局的核心政策思維。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下半年中國應會採取擴張性政策。但如推出類如2008年的激勵措施，則中國結構性問題與既得利益者的不公平獲利可能惡化。其實，中國真正需要的是結構轉型為以消費為主，並以服務業創造工作機會的經濟。結構改革亦非以行政命令要求企業提高薪資即可達成，而是須透過打破既有制度與規則，甚至大刀闊斧切斷利益輸送帶，讓資源利用更具效率。此外，目前中國社會保障不足，民眾對未來預期不穩定，只得透過儲蓄自保。顯見唯有建立周全的社會保障與安全網，居民生活受到保障，才有擴大消費、降低儲蓄率的可能，要求企業提高薪資只是治標的方式。 　雖然至今中國仍然可以保有高度的經濟成長，但在經濟成長背後潛藏的是結構失衡與無法持續的問題。因此，中國是否有魄力於全球經濟走緩之際進行必要的改革，帶領經濟走向可持續成長的路徑，才是其能否在未來繼續支撐全球經濟成長的關鍵。 台灣 中國時報

行政院前祕書長林益世涉貪案沸沸揚揚，恰巧最近《經濟學人》雜誌正在探討中共高層家族的貪污手法。該文指出，光是去年，中共貪官匯往海外的黑錢就高達120億美元。 除了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及其妻谷開來，因為涉貪被查，根據《彭博新聞》在六月的調查指出，中共接班領導人習近平家族，就擁有包括礦產、房地產和通訊設備事業，高達3億7600多萬美元的資產，由習近平的妻子、知名的解放軍歌手彭麗媛及其妹夫吳龍掌理。 家族式手法進中央 中國式的「家族式貪污」，把持獨佔事業成為綿密的利益集團，例如前總理李鵬家族掌握電力事業、朱鎔基子女掌握國有銀行、江澤民的兒子壟斷軍方通訊設備、溫家寶家族獨佔中國最大的衛星通訊公司……。太子黨在獨佔事業大撈其錢，屬於國家法令之外的「合法性貪污家族」。像薄熙來這樣的倒楣鬼，只有在遭受政治鬥爭時，才會被掀底查貪。 國民黨從孔宋家族開始「家族式貪污」。遷台後也豢養台灣的地方派系，給予獨佔利益、任其互鬥，以收統治效果。馬英九號稱清廉，卻不次拔擢高雄紅派出身的林益世，只是沒想到這位派系少主，將「綁樁文化」帶進行政院，拿官印當恐嚇取財的工具，林益世也只不過是將父兄輩的「家族式貪污」手法，從地方進軍中央。 如果說中國政治是「家族式貪污」，那麼日本政界就是「派閥式貪污」。 日本幕府時代，藩主豢養家臣為「藩士」，給予利益換得效忠。現代日本的「派閥政治」就如同藩主與藩士的關係。身為派閥領袖的國會議員，養了許多祕書與實習政治運作的「書生」。派閥頭人要照顧其他議員，因此貪污撈錢就成了永田町的必要之惡。 派閥頭人撈錢難免出事，這個時候議員祕書就成了代罪羔羊。1976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涉及「洛克希德收賄案」，一開始也將責任推給祕書；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政治獻金出事也交出祕書頂罪；民主黨小澤一郎違反《政治獻金法》，頂罪遭逮捕的就是首席祕書大久保隆規。至於1989年前首相竹下登鬧出瑞克魯特獻金醜聞後，他的祕書青木伊平頂罪自殺以求死無對證，充分展現了捨身護主的藩士「武士道」精神。 但無論是中國政治的家族式貪污或者日本的藩主式貪污，最後的結果都難免走上台語俗諺「菜蟲吃菜菜下死」。 作者為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台大法學碩士 台灣 蘋果日報

一、 回歸十五周年，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並在八級颱風杜蘇芮襲港前一刻，高調檢閱駐港解放軍；受檢閱的軍容震懾人心，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港人，前此斷不知香港駐紮這支配備新式武器訓練有素雄赳赳的軍隊……，即使南中國海風雲瞬息萬變，受這支軍隊的保護，香港的安全不會有大問題。 回歸之前，大部分港人對解放軍取代英軍駐港，心存戒懼，中英談判最後階段，解放軍駐港是個爭持難決的問題；最後是鄧小平一錘定音，認為這是體現主權的尊嚴，不能妥協、毋須討論。解放軍於是在九七回歸之日，於大風大雨中進駐香港。 十五年來，駐港解放軍非常低調，不僅在公共場所（即使在公眾假日和周末）從未見解放軍的踪影，軍方亦不曾對香港事務（包括數十萬人的反政府示威）發表意見。駐港解放軍「完全隱形」，令港人享受絕對的平和生活環境，港人的意願顯然受到極大尊重。駐港解放軍嚴守軍紀、克制安份，秋毫不干預市民的生活，這些年來，香港人對之已沒有當年的抗拒，於不知不覺間，港人解除了對解放軍驚恐排拒之心。胡錦濤主席這次檢閱算是比較高調的亮相，港人只感安全而非不安。 解放軍從體現一國之根本的角色，到進入成為大部分港人可以接受的角色，此一轉變，來之不易，這是雙方（解放軍和香港人）一方克制一方接受所得來的理想結果，但解放軍的軍紀嚴明、堅守絕不介入香港事務的原則，最為重要！ 二、 從去周日烈日當空的七．一遊行（主題是「踢走黨官商勾結、捍衞自由爭民主」）看，香港的民怨沖天，雖然未至於動搖整體社會的穩定，卻足以破壞社會安寧，和諧社會因此有待追求，這種情況，明顯削弱了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正能量。和往年一樣，主辦遊行單位公布的遊行人數，與「管理」遊行的警方公布的數字，差距何止千里。以今年為例，主辦當局聲稱四十餘萬，而警方說「起步時約五萬五千人、最高峰時則有六萬三千人」，相差七、八倍；然而，除了黨的喉舌，所有希望成為人民喉舌的傳媒，均以主辦者的數字行頭，清楚說明大部分香港民意對官方提供的數字置若罔聞、視若不見。為了日後不必再出現這類「無謂爭拗」（民調機構所做的調查亦作不得準，因為並無準確統計大規模遊行的科學方法，其現在採用的方法又不獲大多數人認同），筆者提議日後警方公布派遣管理遊行維持秩序的警員的數字—警員肯定與示威者成正比，這即是說，示威人數愈多警員數目亦相應增加；如此，大家看警方派出多少名警員去維持示威秩序，便可測度示威人數的多寡，亦可讓港人自我評估主辦當局公布的數字是否接近現實。當然，這樣做的結果亦只是約數，但總比現在雙方各執一詞而民間大都不相信警方因而打擊了警方的權威性可信性為佳。 三、 胡主席在第四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繼續強調「一國兩制」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基石，他指出新政府必須準確理解、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胡氏重複一些有關官員亦朗朗上口的話：「要堅持『一國』的原則和尊重『兩制』的差異，任何時候都不能偏重一方。」雖然類似的話港人聽過了不知多少遍，唯出自大權獨攬的胡錦濤主席之口，份量特重。 從駐港解放軍十五年來的表現，筆者相信中央確有維護「一國兩制」的決心和誠意。可是，願意如此，且說之再三，但治港「文官」（大多數是隱形的）能做得到嗎？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未及細究深察回歸後香港問題的人，把方方面面的民間怨氣，籠統地歸納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筆者以觀察香港事務四十年的經驗，認為「深層次矛盾」的沉澱、累積，皆因在香港磐根錯節的中共幹部（傳統左派，亦是大部分港人口中的「土共」），無法合理合情地拿捏香港事務的分寸！中央堅持「一國兩制」的原則毫未動搖，當可相信，以駐港解放軍的表現，起碼迄今為止，讓港人即使對北京政權不滿的，亦無話可說。換句話說，這充分體現了北京對「一國兩制」的堅持。 「一國兩制」的其中一個重要作用是尊重現行制度和既存秩序、嚴守法治及杜絕人治。可惜，因回歸而有「大翻身」想法的「土共」，注重階級利益的習性難改，在愛國愛港的幌子下，香港「土共」成了新貴，他們難免有「分田分土」之思，這種封建劣根性，由於內地只有依法管治（rule by law）意識，對法治精神（rule of law）及三權分立的觀念不大了了或認為不合時宜（證諸擁有法學博士學位的習近平副主席年前來港時有「三權互補」的說法可知），所以視爭取、維護新貴階級利益為理所當然的事，以這種任事態度，便形成只許「自己人」作主不容有民意基礎的人當家的事，有豐富法政意識有強烈三權分立原則的人因而無法「上位」，「土共」遂在立法、執法和司法三大方面，大鑽空子，扭曲立法會的議事機制，藉分組點票，左右投票結果，廢貶了泛民議員應有的功能，壓抑、拖慢了民主化進程的合理發展，他們甚至敗壞香港選舉，從劃分選區、以施小惠方式誘導老弱投票給他們支持的「圍內人」……。諸如此類，根本就是假「一國」之名，破壞「兩制」之實。 如今行政長官換屆，京官與「西環」官員（他們應向駐港解放軍取經學習）毫不避嫌地介入選情，那是引起港人嘩然的公然干犯「兩制」。在這種情形下，國家主席怎樣信誓旦旦，「一國兩制」在貫徹上還是多方面遠遠不如駐港解放軍般足令港人體會中央的用心！ 相关日志 2012/06/30 — 何仁勇:为什么香港的军车不乱来？ 2012/07/03 — 《泰晤士报》胡锦涛慌乱应对子虚乌有的“政变” 2012/07/02 — 香港：一座值得尊重的城市 2012/07/02 — 中国数字时代:胡锡进中英混用论香港七一游行 2012/07/02 — 《纽约时报》香港回归15年后的懊恼 2012/07/02 — 德国之声:龙爪下的香港 2012/07/02 — 传北京秘密制定“和平演变”香港计划，应对五年后的直选 2012/07/02 — 香港七一大游行要求自由民主，参与人数创新高 2012/07/01 — 蘋果日報:六四也不能問　你能啞忍嗎？ 2012/07/01 — 长平:怒火烤炙回归纪念日

据路透社报道，北京市委书记易人，中国最高权力层换代程序启动。现年64岁的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周二（7月3日）当选为市委书记，从而成为首都的最高负责人。被认为是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盟友的郭金龙由此取代69岁的刘淇，并肯定将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 定于今年年内召开的18大党代会结束后，新的政治局将确定下届领导人。随着任命郭金龙为北京市委新书记，胡锦涛确保了自己未来仍拥有政治影响力。 胡锦涛今年将离开总书记职位，明年春季离开国家主席一职。一般认为，胡锦涛将在18大上将总书记一职让位于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此前，胡锦涛有可能试图将更多忠实于自己的人士安排在重要岗位上。与国家领导人卸任后通常远离公共生活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领导人在卸任后依然试图至少间接掌握权力和影响力。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