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20多年快速的經濟成長後，中國已成為與美國、歐洲並駕齊驅的經濟體。當2008、09年全球經濟陷入「大衰退」時，中國透過大規模的激勵措施快速走出泥淖，協助全球經濟邁向復甦，讓世人刮目相看，甚至產生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是否優於西方式資本主義的討論。因此當2012年歐債危機擴大致歐元區經濟再次陷入衰退，而美國因持續去槓桿化而陷入低迷成長之際，世人不免期待中國能像上次金融海嘯般，再次引領全球經濟走出低谷。
持平而論，與其說「大衰退」時期中國扮演帶領全球經濟走出低谷的角色，不如說當時已開發國家與新興國家共同政策激勵，剛好提供中國一個良好環境，讓其以投資與出口帶動的成長模式得以發揮。然而，這樣的成長模式是難以持續的。特別是「大衰退」時期寬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已衍生許多後遺症。其中，歐元區的財政激勵政策成為當前歐債危機的導火線，美國也因為持續性的財政赤字，致債信評等遭調降。更甚者，美國從2011年起每年年底都必須面對是否延長減稅與調高債務比上限的政治問題。此外，美、歐央行在利率降至低檔後，持續推出各種非傳統性貨幣政策，不但未能成功地帶動銀行增加信貸，反而造成熱錢四處流竄，致各類資產價格劇烈波動。因此，2008、09年這種為經濟打強心針的激勵方式勢必無以為繼，造成目前全球經濟陷入低迷狀態。
事後來看，2008、09年中國所推出的激勵政策雖然快速地提升經濟成長率，但卻留下長期性問題。也因此，中國於當前全球經濟再次趨緩之際，對於是否再次使用前次速效的激勵經濟方法感到猶豫。事實上，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將資源導向其認為具有成長性的部門。短期而言，它固然可以達到快速提升經濟成長的目的，但長期來說，若操作不當，將會導致資源利用的無效率，甚至形成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具體地說，2008年面對全球經濟嚴重衰退，中國推出4兆人民幣的振興計畫並對銀行放款採取放任的態度。以4兆人民幣振興計畫來說，由於中國中央與地方政府處於財權與事權不對稱，且地方政府過於追求GDP成長表現，致地方政府多以追求短期但高報酬的產業目標，形成浪費、貪腐、圖利等弊病，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投資，甚至產生一群因政府政策而獲益的既得利益者。例如，重慶市在前市委書記薄熙來主政期間，大舉借貸主導基礎建設投資，一度締造重慶高達16.4％的驚人經濟成長。但重慶市每年花費大筆經費在植樹計畫、修建人行天橋等上面，形成巨大浪費。
放任的貸款態度則造成房地產泡沫以及產業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惠譽信評統計，2008年中國信貸占GDP比僅53％，然到2011年該比例卻升高至175％。快速膨脹的貸款造成中國銀行業面臨潛在的壞帳問題，並影響其金融穩定性。此外，由於中國金融體系大多掌握在政府手上，因此銀行業往往會按照政策風向來決定放款對象。例如，金融海嘯後，中國亟欲進行產業升級，特別著重於節能產業的發展，銀行乃將貸款大量投放至太陽能產業，再搭配政府的補助，中國太陽能板的全球市占率居然從2001年的1％快速上升至2011年的56％，造成太陽能板價格大跌，部分公司甚至出現嚴重虧損。其實在此之前，水泥、煉鋁等重工業也曾因政策引導而出現產能過剩問題。由此可知，這種忽略價格機制而過度重視發展方向的國家資本主義，很容易引發結構性問題。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於2012年下半年召開，屆時將進行權力交棒。為讓交棒順利，經濟平穩發展當是目前中國當局的核心政策思維。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下半年中國應會採取擴張性政策。但如推出類如2008年的激勵措施，則中國結構性問題與既得利益者的不公平獲利可能惡化。其實，中國真正需要的是結構轉型為以消費為主，並以服務業創造工作機會的經濟。結構改革亦非以行政命令要求企業提高薪資即可達成，而是須透過打破既有制度與規則，甚至大刀闊斧切斷利益輸送帶，讓資源利用更具效率。此外，目前中國社會保障不足，民眾對未來預期不穩定，只得透過儲蓄自保。顯見唯有建立周全的社會保障與安全網，居民生活受到保障，才有擴大消費、降低儲蓄率的可能，要求企業提高薪資只是治標的方式。
雖然至今中國仍然可以保有高度的經濟成長，但在經濟成長背後潛藏的是結構失衡與無法持續的問題。因此，中國是否有魄力於全球經濟走緩之際進行必要的改革，帶領經濟走向可持續成長的路徑，才是其能否在未來繼續支撐全球經濟成長的關鍵。
台灣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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