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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島日報報道)鐵道部內部通報原部長劉志軍案的初步調查結果，涉及收受巨額賄賂，玩弄多名女性。通報披露，劉曾委託山西女富商丁書苗，為自己轉任地方諸侯疏通關係。丁則利用與劉的關係，向鐵路承判商收取二十四億元工程介紹費，並向劉提供女性。 　　擔任鐵道部長八年的劉志軍，去年二月涉嫌嚴重違紀被調查。財新網報道，本月三日，鐵路部內部通報劉志軍涉嫌違紀的六大問題，除了收受巨額賄賂等經濟問題外，也包括政治問題和個人道德問題，其中多項問題與山西女商人丁書苗（又名丁羽心）有關。 　　最嚴厲的一項稱劉志軍利用職權，協助丁書苗向鐵路承判商收取巨額介紹費。劉還涉嫌收取鐵路局四名幹部賄賂，以及收藏一定數量的現代名人字畫。內部通報又稱劉志軍道德敗壞，玩弄多名女性，有三名即為丁書苗介紹。劉還曾委託丁書苗為自己轉任地方官員疏通關係。 　　知情人士透露，丁書苗案已移交司法處理，涉案金額高達三十億元，其中二十四億為鐵路項目中介費，涉及的項目總造價高達一千八百億元。劉志軍案調查也接近尾聲，但涉案金額仍未最終確定。劉志軍在任期間，力主加快高鐵建設，從○四年至今，中國高鐵已投入建設資金在兩萬億元以上。 　　鐵路業內人士透露，中介費現象普遍存在於鐵路工程招標中。以丁書苗為代表的中間人，通過上層關係幫助企業中標，按中標金額從中分成。即使一些國有企業，要想中標也需借用中間人，回扣約為工程款的百分之二。一些競爭激烈的領域，中介費甚至位整個工程款的百分之八至二十。僅京滬高鐵工程，丁書苗即拿走了八億元中介費。 　　五十七歲的丁書苗是北京博宥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在山西以煤炭運銷起家。博宥集團在○五年前後進入高鐵領域，先後成立了多家公司，壟斷了高鐵核心部件的供應，並成為高鐵聲屏障主要供貨商。 　　丁書苗○八年成立的高鐵傳媒，更是壟斷了高鐵車站的廣告權，並成為二○一○年第七屆世界高鐵大會的承辦單位。不過，據高鐵傳媒一位高層透露，高鐵傳媒實際上從世界高鐵大會項目上，拿走了贊助費共一點二億元。鐵道部為舉辦這次大會還另有專門撥款。去年一月，丁書苗被當局帶走調查。

（中央社台北23日電）中共官方媒體人民日報今天發表文章指房地產調控政策「是經濟問題、民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堅持調控房市不得有半點動搖。 文章表示，近來大陸經濟面臨下滑壓力、房價出現回漲苗頭，鬆綁房市救經濟的聲音一直沒有稍停，但靠房市救經濟非治本之策。 人民日報說，大陸政府「絕不能讓房價反彈」的政策沒有任何鬆動，對中國大陸而言，保持一定經濟增速，最終要靠轉方式、調結構，最終要靠新興工業和高科技產業。 隨著大陸城鎮化加快，住房消費支出增加，文章說，穩房價是重要民生訴求，「勞動者月薪區區數千元，房款動輒數百萬元，這種情況，從百姓到政府，誰能不著急？」。 文章說，調控政策重「調」，有利淨化市場環境、穩定行業發展、降低經濟風險。目前許多房地產投機行為已被抑制，但近來不少地方交易回暖，房價又蠢蠢欲動，調控仍處關鍵時期，調控任務依然艱鉅。 人民日報最後說，此時如果放鬆調控，任由房價反彈，幾年的努力將毀於一旦，百姓的期待將化作泡影，「政府的信譽更將大打折扣」；堅持調控政策，堅持穩定房價，是經濟問題、民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不得半點動搖。1010723

在上周六遭遇了61年来最大暴雨后，中国首都北京落后的城市下水道系统再次蒙羞。 当天的暴雨导致城市严重内涝，多处路段由于排水不畅造成严重积水，部分立交桥下积水甚至高达四米；多辆汽车深陷积水之中，一个没能及时弃车而逃的车主在广渠门桥下葬身车中…… 据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北京发布”的消息：截至22日17时，北京市境内共发生因灾死亡37人。其中，溺水死亡25人，房屋倒塌致死6人，雷击致死1人，触电死亡5人。目前，死者已有22人确定身份，其余15人正在确认中。 网友们持续不断地把暴雨和积水断路等灾害照片发到互联网上，批评和热议极端天气下首都的排水系统和应急系统如此脆弱不堪。 一位网友在新浪上发微博说：“一场大雨证明我们始终是发展中国家，连个下水道都弄不好。”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新浪网的官方微博也发布评论说：“没有一流的下水道，就没有一流的城市。” 仅仅一年前，一场同样突然而至的暴雨袭击了北京城，造成了路面积水、交通几近瘫痪，愤怒的市民们同样表达了对排水不畅的城市下水道系统和政府的不满，舆论也纷纷施压，要求政府加大城市排水建设规划和投资，提高城市排水能力。然而，一年过去，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 其实，从全国范围看，北京过去几年里城市排水管网的建设力度位居全国前列，政府也自称成绩显著。自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北京市就开始大力投资市政基础建设。2004年7月10日，一场暴雨造成北京城市内涝，全城交通瘫痪，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要求北京市认真反思在城市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此后，北京市着手建设排水管网。随着奥运会临近，北京在改造排涝系统中不断投入巨资，其力度远远超过国内很多城市。 但是，巨额公共投入后的效果到底如何呢？ 去年暴雨后，市民们才从北京市规划委接受媒体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北京城市排水能力是按照一年到三年一遇洪水的标准建设。面对公众压力，北京市防汛办负责人当时回应称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希望将最低排水标准从最低一年提高到最低三年，达到三到五年一遇的标准。 对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认为，北京市城市排水能力标准太低，给城市安全带来的风险很大。 一位熟悉北京地下基础建设、不愿具名的城市排水专家也认为，北京等大型城市的排水系统在建设时标准偏低。但他认为目前限制北京这样的城市地下排水设施建设的主要因素并不是资金压力，而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地下空间更多的留给了电力、电信、以及地铁等直接关系到GDP的公共设施，留给下水道的空间很小。 而且，他说：“北京市把市政排水的业务归属北京排水集团也没有几年时间，北京的下水道责权不分，随着城市化发展，在北京进行排水设施规划和建设困难重重，各种成本越来越高。” 但城市问题总要得到解决。结果取决于政府的决心，如果政府有决心和动力挖开路面建设地铁，为何没有决心和动力挖开路面建设下水道呢？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显然并未把地下排水设施规划排在投资清单的前列，以北京为例，虽然去年已经遭受了暴雨袭击，但显然，过去一年时间里，市民们并未感受到北京市在城市排水规划和建设上的大规模行动，城市建设依然只是集中在大规模社区、地铁、地上污水处理项目等可见的政绩工程上面，部分城区甚至还在使用着明代修建的排水设施。 近年来，北京城正以“摊大饼”的方式向郊区快速扩张，宽阔的环路、立交桥和巨型社区出现在曾经的远郊区，但城市规划者并未提供有效配套的基础设施，更不用说规划建设超前于城市化的地下排水管网。 每遇暴雨袭城，人们喜欢引用法国伟大的文学家雨果那句名言：“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确实，下水道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自有城市以来，就受到城市规划者的重视，人们愿意把智慧和资金优先投入到城市下水道系统的规划和建设之中。 但中国地方政府似乎并没有动力在“良心工程”上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资，这导致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严重滞后的城市地下排水设施建设之间巨大的反差。即使是北京这样的首都城市，虽然排水管网的建设力度号称位居全国前列，成绩显著，但是糟糕的下水道状况在遇到类似去年和今年这样的暴雨天气时，依然会备受打击。 为何城市管理者没有动力大规模改善城市下水道呢？笔者认为，深层原因可能在于应用于城市下水道的投资不能为政府带来眼前的效益和政绩，地方政府更愿意把公共资金投入到与房地产、工业项目等相关的市政基础建设上去，这些项目能带来快速和可见的收获，有利于政绩评估。 未来，如何让市民住在一个更加舒适和安全的城市，对于中国城市的管理者们来说，需要的不仅仅是治理方案，更需要对城市负责任的态度。 纽约时报中文网财经评论员 王强

　　少子老龄化的阴云正逐渐笼罩着中国这个拥有13亿4千万人口的大国。计划生育政策使劳动人口开始减少，以廉价劳动力而闻名的”世界工厂”正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未富先老的中国社会是否会因此而不稳定？逐渐”衰老”的中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对此，《朝日新闻》采访了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第一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问：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接近14亿，达到人口顶峰，之后将开始减少。去年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74.4％，这一数字时隔9年有所下降。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蔡昉：这说明今后中国的劳动人口将不再增加。而作为劳动人口中坚人群的15至59岁的劳动力人口总数从2013年起也将开始缓慢减少。这个年龄层的人口在2020年前可勉强维持在9亿人左右，之后减少速度将加快。 　　问：这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吧？ 　　蔡昉：到目前为止，少子化进程快于老龄化的增长速度。因此，必须抚养的孩子和老年人加起来的比率相比下降了。以前中国的这种人口结构是有利生产的。今后不仅仅是少子化，老龄化也将加速。以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为优势的时代正在逐渐结束。 　　中国人均GDP去年刚刚超过5千美元，是日本的9分之1左右。在富足之前，中国将进入社会负担沉重的老龄化社会，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问：在农村应该还有很多剩余劳动力吧？ 　　蔡昉：在30多年前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占人口8成的8亿人口都住在农村。这些人来到城市，作为廉价劳动力工作在各个岗位。那时劳动力要多少有多少。另一方面，遇到经济不景气时，企业便可以轻易地解雇员工。表面上说这些人以农业为主，并没有被当做失业人口来计算失业率，而是作为市场用人需求的调节剂来使用。 　　工业化迅速发展带来的后果便是，农村人口外出打工支撑了不断增加的岗位需求却致使农村劳动力不足。外来打工者较多的广东省在2004年首次明显出现了民工荒的问题。对农村进行调查后可知，虽然农村约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但是这其中一大部分都在40岁以上。工厂所需求的年轻劳动力已并不充足。 　　问：在经济发展放缓脚步的同时，最低工资标准正持续提高。包括内陆地区在内，很多城市都于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分别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20％。为什么要这么大幅度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呢？ 　　蔡昉：农村人口现在为6亿5千万，已经减少到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如果不提高工资就难以确保劳动力。不仅是地方政府规定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有所提高，在工厂等单位工作的蓝领的工资也呈增长趋势。 　　问：工业化消耗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涨工资就能雇佣到人手的时代已经结束，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了？ 　　蔡昉：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未来10年间，工资仍会继续上涨。因此，无法承受负担的薄利多销型企业正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迁移工厂。 　　光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不够 　　问：今年2月，您参加了胡锦涛带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班子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有什么感触吗？ 　　蔡昉：这是我第3次参加这个会议了。第一次是2003年，当时人们都十分关心如何才能增加下岗工人的就业机会。现在则是蓝领阶层的劳动力不足以及大学生和城市的中老年的就业难问题受到关注。雇佣矛盾正越来越复杂。 　　问：为了增加劳动力，中国有可能修改计划生育政策吗？ 　　蔡昉：计划生育使中国在短时间内转变为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增长率都很低的发达国家类型。关于实施计划生育的原因，政府的解释是，为了确保资源和粮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必须控制人口总数。正因如此，不论是从政策还是社会现状出发，计划生育政策有很难急剧转变。即使发生改变也是非常缓慢的。 　　现在的农村和少数民族一般都生育两个孩子。此外，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话是可以生第二胎的。我听说目前正在探讨将政策改为只要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但是，仅是修改独生子女政策的一部分，人口是不会增加多少的。 　　问：为什么呢？ 　　蔡昉：这和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及台湾是一样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不会轻易结婚，生孩子的年龄也跟着拖延下去。考虑到生完孩子之后，孩子的教育费和对自己工作的影响，很多夫妇都变得不想要那么多孩子了。 　　警惕”日本教训” 　　问：如果劳动人口不增加，借助于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力也将难以维持。老年人口增加也会加重社会保障的负担，这样下去中国能否继续发展下去呢？ 　　蔡昉：当下之急应首先修改户籍制度。中国将城乡户口区分开来，在城市工作的农民不能和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接受相同的教育和医疗，也没有养老金等社会保障。虽然这些问题现在正在逐步改善，但要确保劳动力，必须使双方平等。 　　学校所教授的内容和企业想招聘的人材也有距离，这也导致现在中国每年有600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难问题。在修改教育方法的同时，也必须增加能够发挥大学毕业生所学知识的就业岗位。另外，还必须改变以往以廉价劳动力为武器、靠出口型经济获利，以及向公共事业投入大量资金以谋求经济发展的做法。在这件事上中国要吸取日本的教训。 　　问：您指的日本的教训是？ 　　蔡昉：日本的人口红利是在1990年前后消失的。其后，泡沫经济破灭。日本为了恢复之前的快速增长，而向始终难以收效的公共事业及竞争力较弱的产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结果迎来的却是日本”失去的20年”。如果中国失去了人口结构的优势，经济增长率也会自然下降。为了恢复10％的增长，而去扶助那些本应淘汰的”僵尸企业”，或强行使公共事业产生需求这种做法即使能够实现一时的成效，也无法长久。 　　问：中国经济能避免”日本化”吗？ 　　蔡昉：中国现在也受到了欧债危机的影响，虽然广东省等地的出口企业出现倒闭情况，但依然人手不足。这可以说是一个淘汰该被淘汰的企业的机会。应该趁此机会进行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创新和教育投资，并向失业保险及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投入财力。当下，财政收入处于增长状态，要调整制度也相对容易。 　　过剩的财政刺激政策或金融宽松政策会导致房地产泡沫膨胀。因此，中央政府将今年增长率的目标下降到7.5％，这也是告知地方政府”不要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地方政府获得发展，能够分配给老百姓的东西越多，管理也就越轻松。 　　问：但是，外国都很担心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放缓将使世界经济恶化，对此您怎么认为？ 　　蔡昉：与其强行追求10％的增长让人们担心泡沫经济膨胀，不如顺应人口结构的变化逐步降低增长速度，实现更长久的可持续增长，这对世界经济来说也是好事。中国经济真正要担心的不是目前的增长率，而是能否在没有完全富裕起来老龄化却不断加剧的”未富先老”中实现持续增长，并建造一个拥有高度公平性的社会基础。中国目前是在与时间战斗。 　　财富亟需公平分配 　　问：中国在使用廉价劳动力发动出口攻势时，被外界评论为”中国发起的通货紧缩”。现在是”中国发起的通货膨胀”了吗？ 　　蔡昉：中国还将持续目前物价上涨3％至4％的局面。虽然在中国廉价制作衣服和鞋类的成本今后也有可能上涨，但是这也可以向企业提供将工厂转向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机会。这样，产业界的国际分工局面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变。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能利用这一契机提高生产率，充实社会保障的话就不是一件坏事。现在中国的问题应该说是虽然城乡的工资差距正在缩小，可是人们感受到的却是贫富差距正在拉大。这是由工资以外包含社会保障在内的无形收入和待遇的差距所造成的。 　　在中国，有些人利用特权得到土地相关的利益，所得收入并不算在征税范围内，这些大家都心知肚明。为了能够在降低增长率的同时使社会保持稳定，公平分配财富很重要。因此，中国有必要实行税制改革，让真正富有的人缴纳更多税金。 蔡昉，《朝日新闻》 | 来源日期：2012-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