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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采取”不那么硬”的实力的原因在于，它在处理国际舞台的争论方面必须谨慎行事。北京使用”不那么硬”的实力的做法仍然让中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不满。他们认为，派出渔政船和非武装海监船而不是强大的海军舰队是软弱之举，这遭到强硬派网民的尖刻批评。 原文： China’s Not-So-Hard Power Strategy 发表：2012年6月28日 作者：Trefor Moss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黄岩岛（斯卡伯勒浅滩）的僵局最终将如何解决仍存在问题，但近期的事件应当让中国领导人定心：强力并不总是必须的。 咋一看上去一切都结束了，但并非如此。 在围绕黄岩岛——南中国海上一个偏远的群礁——两个多月愤怒的对抗以后，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一场虚幻的战争似乎在本周终于迎来迟到的结局。 Inquire.net网站披露，菲律宾外交部已经证实，到6月23日，双方的所有船只都已离开这个环礁海域。有一个时期，中国拒绝像马尼拉一样把台风季节的到来作为撤回船只的适当理由，从而放弃了结束这一争端的绝佳机会。中国看来仍然不愿通过官方渠道证实中国的船只实际上已经离开。但6月28日，马尼拉说正在澄清关于中国船只返回的报道。北京应当重新考虑其最新的决定，召回船只。如果它真的作出了召回船只的决定，北京现在可以回顾一场处理得当的行动。 在黄岩岛事件之后，中国领导人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相信，”不那么硬”的实力是解决类似海上争端的适当办法。实际上，据说北京对事态发展非常满意，因为中国在不需要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捍卫了自己的利益，因此据信中国正根据”黄岩岛模式”制定最新的海上战略。在即将到来的领导层换届以后，甚至可能会让一名高层官员监管海上安全。 中国采取”不那么硬”的实力的原因在于，它在处理国际舞台的争论方面必须谨慎行事。由于菲律宾使用了海军舰船，中国派出海军的精锐部队似乎也是正当的，但这只会使北京遭受国际舆论的谴责。然而纯粹的外交方式同样会使北京遭到国内舆论的谴责。在主权尊严面临危险时，民族主义者一定会要求采取强硬行动。 所幸中国还有中间方案——一系列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不那么硬”的实力工具，即中国的众多非军事或准军事海洋执法机构。 媒体往往忽视这些机构所经历的引人注目的发展过程，毕竟，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新航母和核潜艇比简陋的巡逻船要诱人得多。但是中国海监总队、中国渔政指挥中心和中国海事局等海事机构的发展比中国海军要积极得多，这3家机构都派了船去黄岩岛。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副教授莱尔·戈尔茨坦说，中国海岸警卫队式的机构的发展”极为迅速”，相比之下，中国海军的发展”比较缓和”。 这些机构拥有数以百计的船只，大多是小型非武装船只。过去10年来新发展的核心则是更大、更现代化的船只，能够在海上停留更长时间，航行更远距离，并且能够携带直升机。据猜测，中国正在计划为更多此类船只装备轻武器。传统上，中国海监总队和中国渔政指挥中心——他们似乎都有处理海上争端的职责——使用非武装船舶。但中国渔政指挥中心在斯卡伯勒浅滩与菲律宾海军对峙的新型船舶装备有甲板机枪之类的轻武器。根据未经证实的猜测，中国海监总队可能会开始为其大型船只装备轻型武器。 这些都不应该让中国的邻国惊慌，因为它表明了中国令人放心的意图，即让海军做好准备，而用至多只拥有轻武装的民用船只来处理争端。这些都属于中国对外政策”反应性强势”的新做法，其要点就是中国不挑起战争，但如果有人挑起对中国的战争，中国就会作出强有力的回应。这也称为”非对抗性强势”，这种说法也许更恰当，因为它体现了中国作出强势反应同时仍然表现出相当大的克制的特点，就像在黄岩岛一样。 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东北亚项目主管斯特凡妮·克莱内-阿尔布兰特说，这一政策得到高级领导层的批准，同样，在黄岩岛使用海监总队和渔政指挥中心的船只而不是军事舰船肯定是上层作出的决定。 她说：”现在是如此引人注目。这些机构不可能自主行动，它已成为一个重大国际问题，必须有政府同意。”限制似乎被加强了，可以观察到，北京并没有充分利用菲律宾争端来便捷地转移围绕在薄熙来政治丑闻之上的注意力。但无可否认地，媒体和部分政界人物在口头上攻击马尼拉，并从黄岩岛事件中提取某种宣传价值，但身处争端中的中国如何反应仍有待判断。 北京使用”不那么硬”的实力的做法仍然让中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不满。他们认为，派出渔政船和非武装海监船而不是强大的海军舰队是软弱之举，这遭到强硬派网民的尖刻批评。类似地，当越南上周通过新的海洋法案，重申其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一些新浪微博用户将他们的火力瞄准北京而不是河内，指责中国领导人对菲律宾的温和处理鼓励了越南的野心。 北京痛苦地意识到，这些人的观点尽管极端，但也是不能忽视的：事实上，政权的生存依赖于汉民族主义。最终，北京在黄岩岛采取了足够的行动。他们捍卫了中国的尊严，没有放弃领土且阻止了渔民被捕。微博上也只有最怪异的少部分人真正要求开战。 然而，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也不应抱有幻想，虽然中国倾向于使用”不那么硬”的实力，但从中国的角度看，海军的硬实力仍是可行的政策方案。向黄岩岛派遣军事舰船，菲律宾犯了严重的战术错误，差一点迫使中国放弃新模式，采用军事解决办法。将来类似的错误可能引起中方的硬实力反应。 在捕捞过度的南中国海，刚刚安全结束的这类对抗只会越来越频繁；随着该地区的渔民越来越愤怒，随着他们发现谋生越来越困难，这样的对抗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潜在的爆发点。 通过采用黄岩岛模式并扩大非军事舰队，中国为自己找到了以强有力但非军事的方式处理这些争端的办法，这值得赞扬。这减少了冲突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在海上与中国对抗的国家也必须记住，北京要迎合的民族主义者并不喜欢这种使用”不那么硬”的实力的解决办法。这些国家不能给中国放弃这种做法的理由。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野夫和他的新书《乡关何处》  　　1 　　两年前，在大理，他开辆老富康来接我们，说“走，野哥带你看江湖”， 　　他平头，夹克，脚有些八字。背着手走在前头，手里捞一把钥匙，我对龙炜说：“你看他一半象警察，一半象土匪”。 　　他听见了，回身哈哈一笑。 　　院子在苍山上，一进大门，满院子的三角梅无人管，长得疯野。树下拴的是不知谁家寄养的狗，也不起身，两相一望，四下无言。 　　他常年漫游，偶尔回来住。诺大房子空空荡荡，只有一排旧椅子，沿墙放着，灶清锅冷，有废墟之感。平时一个人，偶尔有朋友来此落脚，席地卷个铺盖，谁也不用照顾谁。 　　他无家可归。 　　70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绝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盐酿酒攒下薄田，当上土司。土改时被怀疑藏枪，鞭打后投梁自尽，暴尸野外，被扔在天坑。随后大伯暴死，二伯流放，两位伯母一夜间用同一根绳索吊死在同一横梁。 　　父亲没有保护家庭，他的职责是抓捕诛杀其他地主的儿子，一生不提家事一直到死。母亲在暮年出走，留字条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他沿江驾船搜寻，寻找江上肿胀发臭的浮尸，挨个翻找无果。 　　1995年，他出狱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 　　2 　　十几年前他离乡寻找出路，身无长物，朋友到车站送他一只钢锅，让他好埋灶作饭。他说如果你非要送，我就把这锅在铁轨上砸了，天下之大，总有我吃饭之处。 　　81年湖北民院毕业后，他当过教师、宣传干事、警察，后来做小生意卖衣服，油炸早点，开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这次北上，作了牟其中的秘书—现在牟还关在他当年服刑的地方。很快又转行当编辑，再做书商，做的很得意。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下去，他说受不了向人催帐的生活，“人到四十，还为一万块钱天天打电话，象黑社会一样—–败坏人的心情。 ” 　　他把人家欠的一百多万一笔勾掉，离京南下。 　　偶尔落脚在这两千多米的苍山上，四下没有村落，到暮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更有凄清之感。他说过有时夜里骤雨突来，“林涛如怒，滚滚若万马下山。村居阒寂似旷古墓园，唯听那山海之间狂泻而至的激愤，一如群猿啸哀，嫠妇夜哭。这样的怒夜，非喝酒磨刀，不足以销此九曲孤耿。” 　　这样的夜里他开始写作。写失踪了十年，“不知暴尸在哪片月光下”的母亲，写二伯服刑29年后，“老得忘了自己的罪名，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房子，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风烛残年直到死去”。写一生闭口不谈家事的父亲内心的功罪，写狱中被绑赴刑场的弑兄者……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仿佛从未存在过，他对此耿耿于怀，才为逝者作史。他的故乡是武陵，史书说的南蛮旧地，巫风很盛，在遥远年代，土家族死在他乡的人，是千里赶尸也要接回家山的，不想成为无归宿的游魂。他说“我祖父的横死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 ” 　　这本来就是中国民间修史者的传统—–不愤不启，不诽不发。 　　他用的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3 　　四年前，我还不认识他，有天工作完，街边店里吃点东西，带了他的书随翻随看。 　　他写外婆故乡在江汉平原，他出生后才到深山来，开荒种地，养活一家。幼年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他不懂事，在旁嬉闹，太压抑的父亲发泄愤怒，用木棍毒打他，没人敢拦阻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他，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打得骨折，一直隐忍着没有医治，至死手指一直弯曲。 　　外婆眷恋家乡，他稍长大些，老人就返回了平原，他十二岁时患重病，写信给外婆，恳求她回来，一进门扑在怀里“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 　　等到他成年，外婆觉得责任终于了结，与家族另一老人回到平原荒村住下，纺布缝衣为生，无人可以劝解。只有他去进门跪地抱着她腿，要她回来—-明知这对她不公平，但他就是“不能忍心”。 　　外婆在山中去世，他不相信死亡不可逆转，每晚去坟头点上坟灯，怕外婆不能认得回家的路，次次在坟头痛哭时，他都要把耳朵贴近新土去听，孩子般地幻想听见外婆在棺木里呻吟，立刻就去十指刨开泥石，救出她来。 　　十年后，他掘开坟墓，开棺捡拾遗骨，偿还她的旧愿—-背着她回到千里之外的平原。 　　我坐在人声鼎沸的地方，看到这里，把筷子搁在碗上，起身走出去了，怕当众放声哭了出来。 　　近代中国，身世畸零者并不少见，但野夫的笔端是让人害怕的感情，连看的人都被深情和痛苦吓怕，不敢深入到这样的感受中去.他半生所受的苦，多半都来自这样的激情驱使，情感越深，创痛越烈。写时也呕心沥血，他说有时写完在沙发上要躺整整一天，象一生气力已经用尽。 　　这样的写作，如同土家祖先的巫术，是要让死者复活，象是一次招魂。 　　4 　　到了中午，大理的牛鬼蛇神都来了，野哥一一介绍“这帮老混混”，大家拱个手，报个名号，也不寒暄，邻居候哥搜些活鸡腊肉，在后院摘点黄瓜茄子，加上通红四川辣子和野花椒，炒了十几个铝盆，桂花树下男男女女端着碗站着吃江湖饭，满头汗。 　　吃饭完，袅袅一根烟，聊旧体诗。 　　八十年代的江湖，流氓们都还读书。看着某人不顺眼，上去一脚踹翻，地下这位爬起来说“兄台身手这么好，一定写得一手好诗吧”。 　　就这一点，今天的小混混就没法比。 　　候哥给大家泡茶，院子里很多高山榕，底下长了野茶。紫荆已经长到了二楼高，开着红色的骨朵。桌上有盆箭兰，玉绿色的十几卷，混着茶香。野哥讲花草的名目，我们觉得好听，他说“看《本草纲目》，是可以看出性感的。” 　　鄂西是楚辞的故乡，民歌和韵文一直是平民之趣。烧搪瓷盆的手艺人刘镇西，工具箱里也放着《楚辞》，初见面拉野夫去家，喊了几声老婆，没人答应，就去敲隔壁的门借斧头，嘴里念念有词“幸有嘉宾至，何妨破门入”，手起斧落，门锁砍成两截。 　　真妩媚。 　　野夫写苏家桥，写刘镇西，写投河自沉的李如波，都是几千字写完一个人生平，象《史记》中的列传。他的文字锻造，也来自古文。写文章时，看得出遍遍锤打，壳落白出。有时有些地方显得过于锤炼了，但写得好处，真是“天地为之久低昂”。 　　野哥说起时脸上有几分傲色“旧体诗我还是得意的”，诗人里他最喜欢聂绀驽“诗酒猖狂，半生冤祸”。 　　猖狂是真猖狂，夏日深夜，一轮好月，他与苏家桥一行人喝到酣处，学魏晋中人裸体上街散心头热，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木牌，就去摘下，抬着一路狂奔，找个一角落扔下。有次扔完才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人民法院”。觉得这个还是不惹为好，又只好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挂上。 　　当年他要出山去海南，苏家桥从深山送到恩施，过家门不入，货车送到武汉，怕他孤乘无趣，再火车送到湛江，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海南，第二天再独回。 　　简直是《世说新语》里的中国。 　　我原以为写得太传奇，认识他们才觉得只是写实。晚上野夫带我们出去吃饭，叮嘱一句，“不一定能吃上，看运气”，小馆子老板是个香港人，六十多岁，须发皆白，向外贲张。打量人，看得顺眼就做饭，不顺眼轰出去。当天运气好，做完了一桌子十几个人的菜，过来和野夫喝了一杯，扬长而去。说挣够了今天的酒钱，自去喝酒，不必再开张。 　　这个年头处处都是精致的俗人—-不是因为不雅，而是因为无力，没有骨头。还好“礼失，求诸野”，遗失的道统自有民间传承，江湖还深埋了畸人隐者，诗酒一代。 　　5 　　下午无事，野哥带我们几个女生逛小铺子，我们挑来捡去耳环项链围巾，他两米外斜站，不上前，也不远离，衔一只烟悠然看过往行人，等我们挑完，他已经把帐结过。 　　长日无事，坐条挨街的板凳，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少年时暗恋一个女孩，被拒绝，情书也被公开，他承受不住羞辱，吞水银自杀。获救后立下誓愿“要让她爱上自己，再抛弃她”。 　　他读大学回乡后，与之接近，少女恋慕了他，他终是不忍心，向对方袒露实情，说“我不想报复你”，对方惨淡一笑“你以为没上床就不算报复吗？” 　　他离家远走，再回来她成了一个在当地声誉放浪的女人，表姐让他去劝解，他讷讷而言，她笑：“变成好女人……？”抬眼钉住他，“变了又怎样，你娶我么？” 　　他无话。 　　他兜里是第二天的火车票，她伸手取来撕了，买了机票，说“换你明天一天的时间给我”。日后她中年重病，肾坏死，不再求治，他从北京请国内最好的医生入山给她手术。 　　他人生里的事多半这样，情多累人。自嘲说自己是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身上会发生这么多戏剧的事情？他说当编剧时，才领会到人生如戏，“一切皆在情理中，一切皆在意料外”。 　　生活是内心情理交织冲突的结果，他天性爱憎好恶比常人剧烈，人和文字都使到十二分气力，不留余地，蛮力拽动情与仇，乐与怒，。 　　20岁那年，他黄昏酒醉回家，看到路灯下一个佝偻男人，认出是那个打过他爸，把机枪架在他家门口的造反派。现在他长大了，那人已快暮年，他发疯般扑上去，把对方摁倒在地拳脚相加。“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着，直到耗尽全身力气，直到他头破血流。” 　　十几年里，他一直为童年的恐惧羞愧，而羞愧渐渐熬成仇恨。这性如烈火的男子，认为轻仇的人，必然寡恩。 　　酒醒之后，他却不能不面对内疚之感，暗中观察那人，才发现这个仇人可怜之极。他是煤矿工人，出身贫苦，家庭负担沉重。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被号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摧毁一切。日后这人被煤矿开除，成了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被装满石头的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整个家庭垮掉，女儿不得不去卖淫。 　　他写：“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他写作并非为复仇，也非控诉，他想找到人何以成为他人地狱的原因。他写到自己六岁时，老师集合他们排队，把用竹子做成的大扫帚拆开，每个孩子发一个竹条子，围着一根水泥管子，上面站着一个偷了三尺布的农民，穿着破烂，裤脚卷在膝盖上面，脚上穿着一双草鞋，老师一声令下：打！所有的孩子一起挥动竹条抽打那个农民膝盖以下的部分，这个农民在水泥管上疼得来回跑，所到之处围满了孩子，所到之处都会有竹条，这个人蹦跳惨叫，汗如雨下，腿胀得紫肿，惨叫中突然晕厥，摔了下来。 　　四十多岁时，他写到这里，流下泪来，说“这就是文学。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要是不把这样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我会一生都为我曾经挥过竹条子而愧疚。” 　　写作是一种反抗，对抗外界的恶，也对抗自己内心的黑暗。多年来，他为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他说“在这个时代，当你还没有完成安徒生笔下一个孩子的真诚教育之时，也就是你还不敢做一个真人的时候，你绝不可能是大善的，更不可能是美的。” 　　6 　　野夫常以村夫自许，我却觉得他雅致。平常里他从不与人争锋，席间不抢话，不讥笑人，不争口舌，有他的地方笑声最多，有人说话不得体，他也呵呵相乐，一派烂漫仁厚。有次在北京某个场合我俩撞上，举座都是富贵人，三个小时里，他一句话没说，不参与，也没有不耐烦，自斟自饮，怡然自得。 　　我不喝酒，但有他在座，就陪他一杯，朋友间说起如果遇到事有谁可以相托，推举的数人里，多有野夫。 　　只一次见过他另一面，大理夜长人多，左中右都有，谈话容易不洽，干脆集体玩“杀人”游戏，我当法官，发完纸牌后说“杀手睁眼”，野夫睁开眼，不动身，也不伸指，只以眼光向我示意某人，就闭上。再睁眼时，众人惊呼被杀死者，相互猜忌。他点一枝烟靠椅微笑，有猜到他的，他就一副老警察面目，为之分析案情，一一拆挡，全身而退，瞒过众人，最后一轮他胜出时翻开红心杀手牌，姑娘们还惊呼不信。 　　这场游戏，我这旁观者看来尤为触动，众人闭目他睁眼的瞬间，那双细长眼睛晶光四射，是泡过凶险，世事老辣的眼。他在狱中，曾与几个刑事重犯同住，同一个枕头上睡的，枪毙的有6个。他有次扫地时曾有一个犯人骂骂咧咧，他放下扫帚，盯着走到近前，那人立刻闭嘴。下铺有人悠悠说了一句，“你也不看这是什么人，他连国家都敢惹，你能踩平么？”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