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新闻 | 中国多地热卖“钓鱼岛鲜鱼”
近日，江苏省市场上有人贩卖自称是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近海捕捞的海产品一事，被中国媒体相继报道。虽然有怀疑这是“挂羊头卖狗肉”或是伪造产地，但中国国内出现这种将“钓鱼岛”用于商业买卖的情况，反应出民间的强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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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爱国不等于爱朝廷
南方周末的《爱国不等于爱朝廷》，曾经名传海内，万人传颂，被称为年度最有深度评论。责编朱蒂却因此被辞退，至今没一家报社杂志敢收留她。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爱国是一个老话题了，不过我们中国人对于爱国意识的界定还是很模糊的，在这里我不得不重新加以界定和强调。 首先，国家的概念应该是起源于奴隶社会，也就是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当时的爱国意识也就体现在对于奴隶主的忠诚以及对于奴隶制度的效忠；随后的封建社会，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自由，人们的爱国意识也有很大的变化，不过对于皇权的效忠还是主体思维，比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随着世界格局的变迁，很多国家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升华，追求公正和自由成了人们思想的主旋律，这个时候人们对于爱国意识的认知也就开始有了质的飞跃，把“爱国=忠于皇权”的意识彻底抛弃，转而把“爱国=热爱自由和公正”奉为至理名言，由于这种意识被大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没有单一的政党，因为人们只相信那些能带给他们公正和自由的政治团体，一旦发现他们不会带给人们公正和自由的话，就会毫不留情的转而支持能带给他们希望的团体，由此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党为了能够拥有执政权并能够顺利组建政府，就必须得到大多数选民的认可，由此才有了竞选的产生，因此产生的政府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志，这个时候的爱国=爱执政党=爱政府的等式方可成立。 而在现代中国，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意识还没从5千年以来的“忠君”思想中解放出来，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思维认知领域，自然而然的就把“忠君”改变成为“忠于现行政府”的思维当中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与中国在思想上的差距，也越来越小，现在的中国人的追求公正自由的民主意识也就不断的增强，然而中国的人民却悲哀的发现，在中国他们能够选择的机会根本就没有，因为中国只有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团体，不管你支持也好，不支持也罢，我就是如此，由此人民的思想开始茫然，很多不认同当今中国政府做法的人们没有别的选择，于是只有含泪远走国外，追求自己的公正和自由去了，在此种条件下的爱国就不等于爱政府更不等于爱执政党！因为这是个只有唯一选择答案的选择题。 什么是爱国？ 愛國，就是愛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而不是愛這片土地的統治者。 愛國，就是愛這個國家的民众，而不是愛這個國家的政府。 愛國，就是要讓這個國家走向民主而不是走向專制。 愛國，就是讓國民走向自由而不是成為奴隸。 愛國，就是勇於支持弱勢群體正義的行為，就是敢於反對貪官權貴的橫行霸道。 愛國，既要同情民眾的疾苦，也要憎恨貪官的腐敗。 愛國，既要為歷史上的輝煌和今天的成就而自豪，也要為傳統的專制和今天的落後感到羞恥。 愛國，既要勇於承認他國的優點，也要敢於正視自己的不足。 愛國，既要反抗外族野蠻的侵略和統治，也要學習外國价值观科技文明和民主制度。 愛國，就是要勇於為民众的自由而犧牲，而不是被人利用成排外的工具，成為專制政權的維護統治的犧牲品。 愛國不是抵制日貨,而是明白,超越日本首先要尊重日本,學習日本.尊重是自尊的表現,學習是超越的先導。把日本看作AV,委瑣，野獸，而忽略他們可敬的教育，制度，努力,是不可能超越他們的。 愛國不是誇耀祖宗創造了什麽,而是我們能給後代留下些什麽。 愛國不是在網上叫囂武力解放台灣,而是努力了解台灣爲什麽和大陸離心離德,看一看台灣的政治民主進程對我們有什麽啓發。 愛國是勇敢捍衛自身自由與權利,國家會明白自己的權力是有邊界的,它會變的稱職與可愛。 愛國是努力工作,創造財富,發揮自己的最大潛能, 我可以養活自己,養活家人,養活國家。 愛國是說真話,辦實事.如果國家不讓我這樣做,我要勇敢地站起來,批評它,改進它,重建它。 愛國是國家侵犯我的權益時,一定有人站出來保護自己的權益.如果這樣做,我的個人自由和權利有了保障,我們的國家變得合法、文明、可愛。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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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编辑： 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吗？》一文，想法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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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对国家情感是矛盾的？”记者问。“可能是矛盾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觉察。爱国应该是我们一生的使命。”他与想象中的建制派不同，在谈论这个国家时，他没有那么多的理直气壮、慷慨激昂，他语气温柔，但偶尔流露出伤心与失望。 孤独的爱国者 文/谢梦遥(中国政法大学) “纵有一万道禁令，我想写这故事。”这是2个月前我还在香港，随便在微博上写下的感触。没想到，愿望竟然实现了。不过，实现的效果不够好，一是细节挖掘、内容铺排上，我火候差得还远，二是需找到一个安全但未必是最好的视角，且我也做了自我审查。无论如何，这篇报道发表了。感谢《人物》的老师们。 黄志明没想到，一本小册子，引发了一场席卷香港的龙卷风。 他所在香港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因为出版了《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一度被万夫所指。现在，针对这个中心的舆论风暴过去了，身为中心总监的他，准备收拾残局。 “房屋署在9月30日就要收回我们这座楼了，我们这些人要解散了，没有工资发了。” 他告诉《人物》记者，留给他在这里办公的时光已经无多。这个位于青衣的中心，由港府的教育局资助，现在合同不再延续，失去的不仅是运营费用，连这座楼也要交回。东西已经开始往外搬了，办公室显得空旷了许多。 大概没有什么人会为这座中心的关闭而欢呼了，焦点问题已经不在这里。然而循着时间轨道回到7月初的香港，触发这一切的导火索，正埋在这座中心里。 （一） 7月5日，黄志明带了一队香港学生，去广东南沙进行为期3天的乒乓球比赛。类似的交流互动，中心经常举办。当天晚上，他接到了港教育局的官员打来的电话：“大件事了！有人要反‘国民教育了’！”问题出在那本手册上，有人把其内容拍照放到了网上，引起了争议。他试图解释，但对方没有耐心听下去：“我们压力很大，要跟你切割关系。” 他虽然心里有点着急，还是继续参加完活动。但事态比他估计要严重得多，当3天后他回到香港时，他发现传媒已经炸开锅了。 此时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由教育局资助已有4年半。这个中心顾名思义，为了配合香港政府推行国民教育，由民间团体教联会设立。按既定计划，为期一年的新合同将马上签署，但政府告知，需要中止以检讨拨款机制。 国民教育四个字首次被提及，是在2007年特首施政报告中。2010年，香港政府表示会将其独立成科，进入中小学。课程的指引在今年的5月公布，按指引要求，学校可于未来三年以循序渐进方式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而三年后，每个学校都要有这门课。 反国民教育的呼声，一直零星地存在。但真正形成影响力巨大的合流，却始于今年7月。那时《中国模式》手册印出来不久，刚向香港中小学的老师进行了免费派发，让他们自发决定适用于教学。 传媒的抨击集中于这本手册第10页，对中美两国执政党简介里，标题分别是：“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政党恶斗、人民当灾”。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当黄志明拿到手册初稿时，他就已感到标题可能有隐患。中心内部进行了讨论，还打电话去询问委托编篡的机构——浸会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对方说，这些表述是有依据的，来自北京大学教授的论文。黄志明不放心，让周边的朋友也给意见，朋友们看完后，都说没有问题。 “我们没有理由去干涉学术机构的观点。再说，我们设置了思考问题，这是讨论不是结论，香港这个地方不是什么都可以讨论吗？”他翻开另一页，指着其中一句说，“我们不是在歌颂共产党，你看，这也说到它的进步无私是理想型的，不是现在。” 自创立以来，国民教育服务中心每年都会出版几本教材，话题丰富，与大陆有关联，五四运动、少数民族、十二五规划、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都曾有涉及。这些教材均是免费配送，仅限给学校老师们作为参考，此前很少遭遇对内容的投诉。 “出了很多书后，我就有了思考，能否有一个模式将中国概括总结。”黄志明说。 他试图证明从头到尾都严格遵守了正当程序。“我们2011年4月和政府签合同，决定要出这个手册，通过招标确定当代中国研究所。我们完全交给他们，内容不做要求。当然，最后我们会审查。” 想用模式去囊括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并不讨巧，事后看来，这个尝试也并不成功。在该手册受到关注后，批评纷至迭来。有内地背景的居港评论家长平，用“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形容读后感，他撰文批判，“把一个画得不怎么好的蓝图，当成已经完美执行的事实告诉学生”。 当然，绝大多数人不会深入辨析全册内容，但仅仅是前述两个标题，就已经引发了强烈的反弹。黄志明也承认政治敏感度不足，“可能我们身在局中，看不到全盘。” （二） 记者纷纷找来了，黄志明选择在第一时间回应。7月9日是星期一，他接受了第一个访问，此后整个星期都被各种访问排满，从早到晚，都有电话打进来。 记者往往只需要几个问题上的回应，但黄志明想拿回主动权。他会花上半小时，尝试解释，他甚至邀请对方来办公室坐一坐，而不仅仅是电话采访。 “第一天跟一批记者讲完，我会看新闻，我的消息没发出来，第二天又来一轮记者，我坚持讲，还是没发出来。”他认为他的辩护被选择性过滤掉了。“他们是有默契的，完全违背了新闻操守。” 他总计接受了超过20个记者的访问。每次他开头必问对方，有没有整本读过手册。“只有2个人说看过，其他都说没看过。他没有看过就可以写那么负面的东西，这就是香港的传媒。” 同样的问题，他也曾当面问过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吴不置可否，黄志明认为这表示他也没有读过手册。“那他凭什么公开对媒体说，内容偏颇，他不会使用。什么人给他这个结论？” 他发现，舆论的矛头很快越过他，转向了教育局，变成了批评国民教育科是洗脑课程。“香港记者的水平很差，他们已经有了立场才来访问，他们不是了解事情，只是要挑动你和政府对抗。比如他们问我，中心是不是要关门了，你对吴克俭有什么看法，问题大同小异。没有人想问过去经历了什么。” 香港媒体发达，信息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真相更加难以遮蔽。但也不要忘记，这是一个高速运转的城市，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都没有足够的耐心，去了解一个完整的故事，深度特稿几乎难以见诸报端。 如此经历一个星期后，黄志明在教联会开了记者招待会，那算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言。他决定不再回应。 他似乎又不甘心，几个星期后，他在中心的官网发布了一篇文章，是他和妻子共同完成的。文章最后问到：“是反对国民教育抑或反对课程？是反对在初小施行抑或反对在学校施行？是反对课程抑或反对评估……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政府支持的理据又是什么？是否有交集，可以好好解决问题？” 然而，“洗脑”的警报一旦发布出来，选择立场似乎就变得比讨论细节更为重要，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加入了反对阵营。 反国教甚嚣尘上之时，也正值临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最后关头，九龙的街头出现“守护香港，拒绝大陆化”的竞选标语。类此这样的语言，以前的选举中从未出现过。但一定程度上，这句话也有其市场，喊出这句口号的公民党候选人毛孟静，在9月成功赢下了九龙西地区直选议席。 （三） 1955年出生的黄志明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大学之前的他，对中国的认识很有限。“英国殖民地教育，将香港去中国化。那时我们只学澳洲、印度、英国的地理，就是没有中国的。历史只念到1911年，清朝灭亡就没了。不像现在，改革开放、十二五规划也放在中国历史里面。” 那时对大陆的了解，主要来自香港的报纸，“有武斗，每天都打死人，浮尸从珠江飘到香港，有些还是五花大绑。”他感到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 他第一次回大陆是1975年圣诞节，由他就读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组织，去东莞参加一个三天学习团。他看到了一个比香港落后的世界，不管是住宿还是道路，都脏乱残破。但这个世界里的审查又很严密。从罗湖过关时，有个官员坐在台上，一问一答，填写好回乡介绍信。带着信才可以买粮票吃饭、找旅店，晚上还要去公安局报备。“但到了东莞，一批抗日英雄给我们做讲座，我感到很难过。从此我想认识中国多一些。” 好奇感逐渐替代了恐惧感，或者说，成为一种更复杂的感情。他开始关心大陆发生的事情。毛泽东离世时，他流泪了，并参加了在中文大学广场进行的纪念活动。全校停课，有2000人参加，占学生总数不到一半。 不管在当年还是现在，像他这样的人，都是少数派。香港学友社最近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有83.8%中学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只有36.2%表示会关心内地新闻及发展。 黄志明第一次到北京，则已是改革开放之后。之前他们去大陆参观考察，必须要通过香港新华社（即现在的中联办），当他和周围同学看到文件上提到民间团体可以自由交流，想亲自去论证。他们故意不经过新华社，用中文大学学生会名义联系北京大学生学生会。 发出信时，是1979年1月，一直没有回复。“什么改革开放啊，骗人的。”大家很失望。 眼看快到5月大学要放假了，回信来了，“可以接受你们来交流”。 于是一行30多人自己坐火车到北京，就住在北大宿舍里。10天的交流活动，包括了开研讨会、办晚会、办讲座、看景点，甚至还有一对一地到北大学生家去拜访。这段经历，显然给黄志明留下了非常愉悦难忘的印象。“接待我的是数学系学生，我们像是失散很多年的兄弟。” 大学期间，他是积极活动分子。他本来是学物理的，每周要花4天要做实验，从下午2点到晚上7、8点。“我吃不消，大学不应该这么念的。做实验验证理论，这理论存在了几百年了，一定是那样的，还做什么呢？”他转到相对轻松的数学系，这样可以参加学生会活动。他动员能力很强，参加学生会选举，做过干事。 把当年的他放在今天，也是一名社运干将。70年代的香港学界，为争取中文能享有官方语言地位，发起了“中文运动”，黄志明参与其中。“那时沟通不方便，没有手机、facebook，只能通过身边的朋友来参加，几十个同学就算不错了，但也会引起很大反响。”现在的香港，游行成了公民表达诉求的常态，每天都发生，每年则有几千起。 但黄志明并不愿把自己和现在抗议者归于一类。批评性思维被普遍确立为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他毫不掩饰对其的反感，“不能只会批评，激烈地批评就是批斗。破坏永远比建设容易。要带动一批人打倒另一批人，这样永远不是出路。” （四） 大学毕业之后，黄志明当了28年的老师，到2009年提前退休时，他已是一所中学的副校长。学校之外，也有他活跃的舞台。 1984年，一本叫做《学生时代》的刊物请他当不受薪的社长，那是本鼓励青年认识社会关心祖国的非营利刊物。2年后，因销路太差，他决定改革，杂志社也更名成了新一代文化协会。杂志逐渐退出，活动则越办越多。 那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发布，黄志明认为，面对回归祖国，港人有了主动去了解国家的需求。“改革开放改得好不好？香港人是留下还是溜走？这不是讲的问题，自己去看看，没有亲身经历，你在香港怎么讲，他也不相信。” 他组织交流团，带学生去参观长江三峡，去武夷山找昆虫标本，邀请科学家讲座等等，“报名者爆棚”。在他看来，这些活动就是国民教育，也很受欢迎。 但转折点发生在了89年，很多朋友心淡了，离开了他的队伍。“毕竟解放军杀人，很难接受。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为什么中央政府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不理解不接受。” 二十多年后，当回忆到那段往事，他语速渐渐慢下来。 “但为什么我还会留下来在前线做这些国民教育的工作？开董事会时我说，每个人有自己去向，要离开也没办法。”他声音哽咽，“但我认为，认识自己的国家，不是在它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在它最困难的时候。” “维园集会，头三年我都去了，我还组织自己学校的老师去，但之后我就决定不去了。”他的理由是，这不是出路。但他的妻子，仍然会参加。 1989年暑假，广州要组织航海夏令营，香港新华社问过二十余家青年团体，竟没有一个团体愿意承办。黄志明在新一代开会研究，最后决定由他亲自带队去。 “结果奇怪得很，到了广州8号风球，不能出海，3天2夜都在船上活动。两地学生在一起，分组讨论。没有议题的，讨论六四事件也行，我们不管。” 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新一代文化协会继续成长。在80年代，它每年组织一两百年轻人去内地交流，而现在，每年达一两千人。活动经费由协会自筹和内地接待单位支援。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对国家情感是矛盾的？”记者问。 “可能是矛盾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觉察。爱国应该是我们一生的使命。”他与想象中的建制派不同，在谈论这个国家时，他没有那么多的理直气壮、慷慨激昂，他语气温柔，但偶尔流露出伤心与失望。 （五） 黄志明在新一代文化协会的主席工作，止于2010年底。因为从2011年起，他担任香港国民教育服务中心的总监。两者有业务往来，不可能兼任。 但这个中心的生命即将在他手中结束。 真正的死刑判决书，发来是8月中了，告知他最后搬离期限。此前他一直询问新合约怎么办，教育局只答复还在检讨。 “关门对我们都是很大的打击。因为我长期推动国情教育工作，从大学开始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追求名利，我只想踏踏实实培训学生，让他们多关心我们的国家，这是我的使命。但为什么搞到这个地步？要关门。” 在最后的运转阶段，中心还在准备一场讲座，时间在搬离前的倒数第二天，题目是“国民教育何去何从”。从内容上看，这未必会是一场向批判浪潮的反攻，更像是一次自省。因为主讲者，是一位长期无法回到大陆的媒体人刘锐绍。23年前，他是文汇报的驻京办主任。 黄志明认为国民教育没有错。“错就错在用政治手段推动教育问题。香港凭什么条件，一年就出个咨询文件，然后要3年后全港施行，不可能的。没有教材、没有教师团队、没有教学法，所有学校都要必修，凭什么？政治任务。” 在他看来，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香港传媒经常报道大陆发生的不公义。我们希望中央政府有个说法。很多这些事情，市民不一定相信，但为什么中央没有一个平衡、开明的说法？” 不管他倾倒了多少委屈，香港对国民教育科的政策已经转向。2012年9月8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改由办学团体及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办国民教育科及开办方式。如此一来，所谓三年后必须推行此科的“死线”已不存在。 但余震在继续。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呼声仍在，9月11日，学联发起罢课行动。“没有人想罢课，我都想上学，但若要走到这一步，是政府逼我们这样做。”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说，他虽然还不到16岁，但一直站在反对阵营最前沿。 “这些天我不看那些新闻了，不想太伤心。”黄志明说。 原文链接： http://blog.renren.com/blog/327893347/879930686 (采编：彭程；责编：彭程) 您可能也喜欢： ＜特稿＞写给那些“爱国者” ＜天权＞孤独的诗歌 ＜玉衡＞《活得像个笑话》——异端的孤独 ＜玉衡＞孤独和爱情–关于李志 ＜天璇＞王公子的励志故事：孤独的反现代性之路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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