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

今年春，由王立军事件引爆中南海权力斗争海啸，随着王立军、薄谷开来、薄熙来等的相继审判，揭开了令世界舆论震惊的“中国特色”政治黑幕。 中共官方新华网报导称，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皆有犯罪行为，且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之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 薄熙来深得毛的欺诈性真传 然而，就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薄熙来信誓旦旦地向国内外媒体辩白：“造谣说我儿子‘红色法拉利’，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和夫人也没有任何个人资产，几十年来就是这样。我的夫人开来，20年前就是个很成功的律师，但她担心有人造谣生事，早早就关掉了正办得红红火火的律师事务所。这么多年来，就是看看书，搞些艺术，做做家务，默默地陪伴着我。”如此虚伪狡诈的党高级别官员薄熙来，在各种公开场合说谎毫不脸红，以正统共产党人自居，高调“讲正气”，“唱红”提升“精气神”，刻意塑造清正、个性、廉洁形象。台上他不断大谈“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必须加强民主监督，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台下却腐败堕落，为非作歹，无恶不作。薄熙来的确最正统地继承了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欺骗性“优秀品德” 毛泽东就惯于在打异己，树权威，抓腐败典型的同时，“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薄熙来也一直都在“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同时，反腐败，打异己、树权威。薄熙来因报复律师揭露他“黑打”黑幕，便制造震惊全国的“李庄伪证案”，且穷追猛打，试图炮制“李庄伪证案第二季”，但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夭折。重庆有个网民在微博上编造了59个字的故事，讥讽薄熙来“唱红打黑”拉屎，王立军吃屎，便被政治迫害，判劳动教养一年。由此可见，薄熙来深得毛的欺诈性真传。 毛泽东在其《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要求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011年3月《重庆日报》报导，薄熙来照本宣科，即席背诵毛语录，“语调浑厚有力，全场掌声热烈”。薄熙来特别强调，“艰苦朴素的雷锋精神”从没有过时。从毛泽东开始在“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下，反腐败、玩女人，到胡锦涛时代“八荣八耻”幌子下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所有腐败高官背后都有不少叫床女人，直到今天的薄熙来更在道貌岸然地玩女人。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这些年来，凡贪官必包养情妇，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律性现象”。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展览”上披露的：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名，九成包养情妇。剩下的一成，也许是漏查的。如今，不少舆论认为，改革开放过后《央视》和各地方电视台，早就沦为中共高官的〝后宫〞和〝烟花巷〞。 薄熙来们腐败的制度性土壤 如今，薄熙来所代表的党内特权阶级搞经济可以随意贪钱，搞政治也可以随意杀人。中国跌足“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铁证如山地证明了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拒绝资本扩张全球化时代的另一面——普世价值（人权、民主、独立工会加公民社会）的全球化有效对治，因而导致了政府严重扭曲市场，权贵与资本合谋掠夺的灾难后果。它们随着国企产权改革和经济体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过程，在被扭曲的市场条件下，共同参与了社会利益的博弈，大大加快了鲸吞大众利益的进程，走向了一条权贵私有化道路。在这一进程中，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得以联手，通过合法名义修改游戏规则和不合法的掠夺手段来实现私利和腐败，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特权专政”政治与“权贵资本”经济的混合怪胎。 正是眼下这种不受任何监督、约束的资本加特权的双重贪婪，如脱缰野马，任意驰骋，已经全面渗透了国家机体的骨髓与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细胞。薄熙来贪腐及与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关系，都涉及薄“财长”、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薄熙来被“双开”并被指控涉数宗大罪，其犯罪行为贯穿大连、辽宁、商务部和重庆任职期间，都有徐明参与。香港报纸透露徐明正是资助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在英国高等学府费用的幕后金主。由此可见，贪官必与富豪结缘，导致公权私谋。 薄熙来借“先进性”特权大行其道 其实薄案的要害是推行极左政治。然而，即使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至今仍未深刻反思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最近几年更是开始明显向左转向，不仅没有引进普世价值对中国特色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加以改造，反而一再推出“两个决不”与“五个不搞”来抵制政治改革。 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的“两个决不”与“五个不搞”制度性生态，怎么会发生薄熙来长期逐级贪腐，直到在重庆唯我独尊，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掌掴同僚，纵妻杀人？其根源就在于这种制度让党的“一把手”们不能不腐败专横！如果不是薄熙来掌掴王立军致其告了洋状而无法隐瞒，他必将登向更高权力舞台，成为纯正红色意识形态“伟光正”的“三个代表”领导者之一。 薄熙来之所以能长期专横与腐败，并将进入最高层的意识形态病因，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主义价值观中所强调的“党性”意识，就喻有一种被“主义”伦理了的等级优越感，即将自己从群众性中分离出来，霸道地认为党性高于人性，共产党人比民众“先进”，处于社会优势地位，注定了群众要“被代表”，不愿“被代表”的就要成为异己分子而被镇压。眼下那些最时髦的所谓党性“保先教育”，其实就是在“为人民服务”幌子下，确保其高高在上，独占权力的自我功利塑造和自我优化运动。如此党性太强，人性就必然缺失；权力唯我独享，就必然贪婪腐败。所有共产党的人格，都被自己虚构出的脱离人性的价值观所分裂。现实中民众无一不有党官“台上反腐败，台下包二奶”的经验。在强调“党的先进性”意识形态垄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遮蔽下，一切的教育与文化都要为“党的绝对权威”服务。因此在薄熙来们的统治意识里，也就不可能承认世界上存在制约权力的普世价值，就不可能承认人性相通使得不同的人群能够共有一样的平等资格与自由权利。否则又将他们独占权力的“先进性”伦理放在哪里？正是眼下这种不受任何监督、约束、自命“先进性”的特权，如脱缰野马，任意驰骋，权力、金钱、美女、侈糜生活，应有尽有，尤如探囊之物，只要你不“被”倒台，就可以借其“先进性”的特权大行其道。 薄熙来专横腐败谁失察？ 这些年来，不仅重庆，中央及各地媒体与影视文化作品中，都有大量歌颂毛泽东思想与红色暴力倾向。左的思潮，一直是得到中南海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力挺与支持。正是在这种向左政治生态中，才会为重庆的毛左势力兴风作浪以及薄熙来大搞个人专断提腐败供肥沃的土壤与红色的舞台。太子党毛左势力的代表薄熙来，也正是在胡党中央支撑的向左政治空间中，有效地利用红色政治资源和民粹主义，为抬升其权力地位标新立异，步步高升。不少中南海高官都到重庆对薄熙来立场认同，高调捧场。如今中南海仍在将自己的制度之害与薄熙来切割，仅认为是个案与违法问题，而决不进行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反思。没有薄的薄路线仍可能继续下去。 中央文件说王立军是薄熙来用人失察。现在普天下的舆论都在问：薄熙来折腾多年来一直被提拔，直到就要成为“集体元首”又是谁失察？中共政治局委员的亲属可随心所欲地亲自暗杀对手，哪怕是洋人外商，也毫无顾忌，且事前事后都与副部级公安局长密谋串通。而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竟敢为袒护妻子，掌掴副市长，并迫害知情者。这是何等史无前例的暗无天日？何等的政治黑社会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誓旦旦的“依法治国”，竟然如此欺世盗名，骇人听闻！ 党官别再自我标榜“先进性” 如今，普天下无人不知，被国内毛左文痞孔庆东、司马南、张宏良之流炒作吹捧为新时代中国大救星的薄泽东，不过是打着共产党人“先进性”的幌子，欺诈凶险的腐败分子和犯罪分子。当薄熙来官面堂皇地说“要坚持真理，而且无所畏惧，旗帜鲜明！惟此才能扶正祛邪，引导社会的正气！”时，便再一次印证了“中国特色一大怪，腐败分子反腐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铁律，越是腐败越升官”的两大真理。由此可见，完全失去权力监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中共干部用人机制不断推出薄熙来们负筛选的遮丑布。如今，一个薄熙来倒下，会有千千万万个薄熙来站起来，而且还都站到主席台上，中国的所有党官，没被权斗淘汰的都是“伟、光、正”，一旦出事就都是“黑、贪、淫”。如今，有哪个中共高官可以拍着自己的胸膛说，自己从下到上从来没有吃请收礼，行贿受贿？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理解，“每个党官都是薄熙来”已经成为了全民共识。 如此党官们“先”什么“进”？普世性都还不达标！中共要想彻底根绝薄熙来们的虚伪与欺诈，就别再自我标榜“先进性”。

作者 : 牟传珩 近日，北京财政部高官针对国内外舆论普遍诟病“中国维稳预算”超过军费，走向“警察国家”的事实声称，“中国公共安全支出，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根本没有‘维稳’这一项。”北京这位高官，竟自说自话，以为偷换概念就可以改变事物的本质。北京如此蔑视民众智商，以财政支出没有“维稳”立项，掩耳盗铃地否定当今中国“天价维稳”这一基本事实，再次令社会舆论大跌眼镜。 维稳触角伸上每个角落 目前，中国大江南北随时、随处都在爆发“无直接利益冲突”，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民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制度性的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愤世不满，借机宣泄，以至于“爆炸声音”与群体事件遍地开花，社会稳定难以控制。当政者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维稳功夫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南海到居委会，监控满街，警察遍地，每个特警的现代化装备都价值连城，维稳触角伸上每个角落。如此巨大的政府财政开支，竟被财政高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成“子虚乌有”。 今春，根据政府公布的预算案披露， 2001 年公共安全开支为 6,244 亿元，比国防预算的 6,011 亿元还多，增幅为 21.5% ，亦比国防预算的 12.7% 增幅高得多。此据 8 月 3 日财政部官网公布的《 2010 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基本情况》显示，公共安全支出为 551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3% ，占全国财政支出的 6.1% 。而国防支出为 5333.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7% ，占全国财政支出的 5.9% 。显然， 2010 年政府用于公共安全支出已超过军费的数额。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然而，在此报告中的“公共安全支出”表明，主要用于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人员经费、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推进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不断提高保障水平；用于武警部队支出；加强防灾减灾和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由此可见，此报告中并未指明如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所称的，公共安全支出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 “天价维稳”陷入“怪圈” 2009 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该报告称：“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新华网 2010 年 6 月 9 日转载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文章，援引《社会科学报》文章指出，“ 2009 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文章写到，“权威数据显示， 2009 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 5140 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 47.5% 。”该文还抨击各地近年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以致维稳经费猛增，并质疑“天价维稳”何时休？ 记得去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 70 万人。从 2008 年到 2010 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累计投资有 49.5 亿元。上海官方为办一个“世博维稳”，就荷枪实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警林立，且调动的保安人员多达 86 万，人群中便衣与线民铺天盖地。 以上官媒公开的数据、报告与文章，都可以与庞大的维稳财政开支相互印证。这些年来，“天价维稳”一直成为国内外媒体舆论谴责的话题，大量聚焦民愤民怒。纳税人不断抗议如此建立在高维稳成本之上的政府，竟用民众的血汗钱打压民间维权。 “警察国家”不是望风捕影 按理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确保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了司法权威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维护了民意的正常表达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成熟的公民社会成为公权与私权沟通与协调的桥梁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民间组织与公民个人，按正常程序与渠道执法与维权，社会就可以稳定，就不需要上访、截访以及群体事件。 然而，当今中国由于制度不民主，社会失正义，导致民怨沸腾，群体事件不断。当政者为了维护自身垄断权力不受挑战，不得不“天价维稳”，在其社会公共支出占财政收入的 20% 里，还有相当一部份被用于网络封锁，控制舆情，城市监控。在薄熙来主政的红色重庆，公权力竟耗资 170 亿在市内安装了 50 万个监控摄像头，监控市民的日常活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监控城市，并以此来张扬“政绩”。前不久，备受抨击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 草案 ) 》刑诉法大修，公然认可国家公安、国安等侦查部门使用监视、窃听等技术侦查手段，直接作为庭审证据使用。也就是说，今后，公权对私权的监视、窃听取证将合法化。由此，必将导致监控、窃听被公安、国安侦查部门随意滥用，全体国民只能生活在被公权力随时随地的广泛窥视之中，而且可以轻易被秘密拘押、失踪而被借口“无法通知”“有碍侦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不履行“通知”义务。如今就连公民的第二代身份证内都要安装芯片，用卫星定位来监控老百姓。由此可见，国内外舆论诟病中国走向“警察国家”，应该不是望风捕影的。 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 当今中国，如此大规模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维稳，政府成本无节制的膨胀，而完全不顾百姓的承受力。当下，民众都亲身感受到，官方不仅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精力用于“天价维稳”，侵犯言论自由，封锁网络信息，打压异见人士、宗教信仰者和维权人士等，更用于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党务、党庆、党会议以及进行普天盖地的宣传“伟光正”和“红色记忆”意识形态的费用。这笔被隐秘了的让纳税人买单的天文数字开销，不知又被列入了什么项目，官方对此却从来未予公开。这就难怪民众对政府财政隐瞒的长期不满。 以上种种开资，还仅仅是执政非正当成本的一部分。其实其非正当性开支，还要考虑行政决策失误损失、政府投资失败损失以及官员利用制度漏洞贪污腐败浪费掉的部分。这一切费用加起来足以支持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之说。由此以来，在财政收入总量固定的情况下，畸形膨胀的这些非正当开资，必然对公共产品的购买产生严重的排挤效应，导致科教文卫医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所需的公共资源匮乏，进而大大损害了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名列前茅 最近，经济学家郎咸平根据最新政府公布数据曝出中国税收真相：中国整体经济的公司利润大约 10 个亿，政府拿走 7 亿多。他为此慨叹“税收负担太沉重了。”而这税收里面，民营企业家、小商小贩交税占 80% ，国企只占 20% 。更加吃惊的是，小商小贩摆摊交的税比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企交的税都多。而民营企业家、小商小贩又解决了 2 亿中国人的就业。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誌数据，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多年来始终名列世界前茅。当此之时，民间不堪重负，不断发生着集体抗税事件。今年 10 月 26 日、 27 日，浙江湖州织里镇发生大规模抗税事件，数以万计的民眾示威游行，引发骚乱，导致当局出动数千名警察弹压，最终数十人被拘捕，可谓较典型的一起。 现代社会的政府，本应依照民主原则与科学的规则使用公共财政资源，维护和发展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利益，以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然而，不幸的是，北京“天价维稳”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力证了我们的公权力正在反其道而行之，不断盘剥民脂民膏，用于维系官家霸权的单方面利益，执政成本高昂的令百姓承担不起。记得前苏联红色政权不顾人民疾苦，大量消耗财政资源用于对外军事争霸，对内维系秘密警察和意识形态高压统治，导致国民日趋贫穷，怨声载道，最终结果是权力基础全面崩盘，可谓前车之鉴。在当今社会，国家能否贯彻“以最少的执政成本耗费，来争取最大惠及国民”的原则，是衡量一个政权是否真正来源于民，执政为民的试金石。由此可见，执政成本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执政正当性的政治伦理问题。执政成本不为民所用，就是执政败绩。人类社会实践证明，不少当政者，都是因为滥用、浪费执政成本导致执政败绩而最终被历史抛弃的。 来源：观察   

眼下，中国官方正在为打造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文化”模式，和代表与控制文化发展方向的内治外输战略鸣锣开道。人民日报为此刊发了《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社论。社论称：全会提出了新形势下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强调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接着，新华社10月20日又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章称，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权力干预文化注定失败   中共正在把文化当做竞争世界的软实力被推向政党政策的前台，借助于意识形态捆绑和“先进性”包装来推动其“大发展、大繁荣”。为此，官权力要全面劫持中华文化进入“主导向”、唱响“主旋律”、培养“主力军”、疏通“主渠道”、建设“主阵地”。   然而，自由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思想自由则是文化的灵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发表的《2004人类发展报告》主题就是“多样化世界里的文化自由”。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它的自发性与自由性。历史上凡是权力干预文化的时代，文化就会发生灾难。任何试图用一元化的官方价值管束文化，把控发展方向的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上帝死了”才有文化复兴   早在古希腊时期，并没有出现统一的国家宗教意识，没有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统治和宗教崇拜，因而各种学术思想和对自然的探求可以在宽容文化环境下多样化的发展起来。只是到了古罗马的铁骑征战时代，由于强权的介入才拦腰斩断了文化自由发展的过程。中世纪西方树立神学统治为官方的主流价值观排斥异己，从此文化就陷于了大凋零时期，直到以人的名义，对具有世俗统治滥用“神”的最高权威，进行了观念上的彻底澄清与批判，最终宣布统治者依赖的“核心价值观”意义上的“上帝死了”后，欧洲才迎来了真正的文化复兴。“上帝死了”的深刻揭示，所带给人们巨大的震撼，从根本上规定了20世纪文化的发展方向。当时，人们从不同的视角体认与诠释“上帝死了”所具有的深遂意义，并积极地挖掘上帝不在场的自由与开放的种种可能性。只有在如此精神解放的环境下，人类才可以独立自主地营造自己精神上及文化上的“巴比伦塔”。于是人的世俗自由便成为了这个文化大发展时代的主题。如果说，文艺复兴导致了“人的发现”，那么，随着“上帝死了”而后的时代，可以被视为宽容的基督文明激发“人的自由创造”的文化时代。   “核心价值”消灭多样文化的悲剧   在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时代，正是因为社会没有主流价值观，文化才能在百家齐放的竞争时代大繁荣、大发展。当历史进入秦朝专制社会，统治者在思想上要用“先进”统治“落后”，强求价值观统一，在文化上大搞“焚书坑儒”，导致了中华文化的一次空前大劫难。其文化“文字狱”迫害，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国家借助于一元化“核心价值”消灭多样文化的先河。汉朝初期，虽吸取了秦朝的教训，文化形态有一定的放松，经济也就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到了汉武帝时，又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者强制灌输他们自认为的正确“核心价值”，结果又一次导致文化从复苏走向没落。事实上中国历朝各代都是从文化的相对自由与开放开始，到管制文化自由，把控文化发展结束的。满清时代也是被一元主流文化压制拖入低谷的，1840年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满清社会封闭状态被迫开放之后，最先觉醒的还是文化代表，如张之洞、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他从主张改变制度入手，要求文化自由。清之后，中国的文化又一次进入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时期，似有战国时期之像，各种思想、主义任意表达，文化自由大大发展。   “枪杆子语话”下的强行代表   然而，正当中华民族处于千年之变的历史机遇时，却又灾难性地遭遇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一统天下的红色革命价值观，畸形发展出了以“枪杆子语话”强行代表中华文化的历史。直到中国“十年浩劫”，当权者更以发动“文化革新”为名义，发动以先进阶级消灭腐朽阶级，铲除一切封资修的文化运动，结果致使千年中华文化毁于一旦。改革开放时的中国，“毛帝死了”，曾有一场“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文化相对放松，带动了各种世界哲学思潮冲击了中国的“红色记忆”。这时有了伤痕文学，有了朦胧诗，有了星星艺术展，甚至高质量的《今天》等民间刊物。然而，不久“四项原则”的一元化“核心价值”，再次被强调，重新全面、深入、无所不在地控制了中国大陆的社会精神，“红色记忆”价值观垄断了中华文化的所有语话权，成为全民族的行为准则、社会规范和国家原则，中华文化再次遭遇厄运。   “六四”后的中国，在反“自由化”与“反精神污染”的文化管治之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城内外，人民喝“人头马”，跳“迪斯科”，穿“牛仔裤”，吃“麦当劳”了。文化馆变成了歌舞厅、酒巴和练歌房，文化艺术家不再争取思想自由，一切的艺术创造和文化产品，无一不与商品交易密切相关。   被“主义”伦理了的“先进性”   眼下，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再次以“文化体制改革”为名，以强调“文化先进性”来确保红色意识形态在全民中的主流地位。官方要进一步加强权力对文化的管制，和以“先进性”自居，强行“代表”文化发展方向。当今中国的所谓“先进文化”说教，就来源于党的“先进性”。其实这种“先进性”就是将平等的国民划分为先进与落后的价值判断，使党性不仅体现一种主观被造，更成为分裂人性共同本质的文化楔子。今天，当红色语话中一提到“党性”，就喻有一种被“主义”伦理了的优越感，即将自己从群众性中分离出来，霸道地认为党性高于人性，处于社会优势地位，注定了群众要“被代表”。那些最时髦的所谓党性“保先教育”，其实就是旨在要确保其垄断地位的自我塑造、自我优化文化运动。从党的“先进性”出发，就注定要教育群众，改造群众、代表群众。毛泽东时代要改造知识分子，就是来源于自封的这种“先进性”的“主义”伦理。在如此强调“先进性”意识形态垄断的中国，就不可能承认世界上存在相同的人权普世价值，就不可能承认人性相通使得不同的人群能够共享一样的自由。否则又将他们的党文化的“先进性”放在哪里？由此可见，所谓“先进性”，从根本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因此官方要在文化上维持“先进性发展方向”的努力，注定是要颠覆社会的平等性和文化的自由性！   文化赋予我们自我反思的能力   回首整个人类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两大强调“优秀”与“先进”摧残文化的逆流：一是希特勒是以尼采的“优等人有必要向群众宣战”为核心价值，并借助“真理部”进行统一思想控制，为其以“优秀者”自居，对内实行民族清洗和文化专政，对外发动“优等民族”征服“劣等民族”的逆流；二是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的“阶级斗争”价值观，以“先进阶级”的代表自居，发动消灭“腐朽阶级”的阶级大清洗和文化大专政。这两股逆流都导致了人类文化惨遭了空前绝后的灭顶之灾。人类只有经历了如此灭顶之灾，才开始有了整体性的“类”平等意识的反思。   1982年，世界文化大会在《总报告》和《宣言》中说，“文化赋予我们自我反思的能力，文化赋予我们判断力和道义感，从而使我们成为有特别的人性的理性的生物。我们正是通过文化辨别各种价值并作出选择。人正是通过文化表现自己、认识自己、承认自己的不完善、怀疑自己的成就、不倦地追求新的意义和创造出成果”。由此可见，人类的理性的成熟，正在于借助于“文化辨别各种价值并作出选择”。人类文化演进史一再印证，文化的发展是放出来的，而不是“管”出来的；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竞争出来的，而绝不是“代表”出来的。古今中外，任何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是率先从拒绝文化被“代表”，解构官定“核心价值”的呐喊开始的。   结束语：新文明理性批判之呐喊   当今中国，文化正处于一种“清末至五四乃至当今之变”的时代。这次变革也是受激发于域外而起于本土，不仅反映“人类主义”时代的整体“类”化意识的觉醒，而且来自于民间对一直掌握中国思想、文化、政治、伦理等主导话语权的“红色记忆”、“媚态文化”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荡涤。今天，伴随着网络文化席卷全球，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拒绝旧文明一切政治原则的文明大断裂和文化大呕吐时期。一种“否定党性文化，走向人性复归”的新文化批判正在兴起。我曾撰文把这种新文化批判称之为“新文明理性批判”。新文明理性批判，就是从摆脱文化被强行“代表”的时代呐喊开始——拒绝一切权力操控性的文化管制，抵制任何要“代表”“文化发展方向”的领导。在人们走向后对抗时代的文明断裂与文化呕吐中，正需要这样一场崭新的理性分析洗礼，来开启中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大门。  

1997年 中国颁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取消 “反革命罪”和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裂国家”和“煽动分裂国家”等等新设罪名取而代之。 1999年 刘宪立 因参预编辑一本题为《中国民主人士之心声》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他在1998年被捕并被起诉。 2001年 郭庆海 因通过互联网为海外民运刊物撰写文章而被河北沧州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陶君 创办的《梅花网站》被关闭，并被广东深圳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李旺阳 因控诉先前坐牢时受虐致残并向海外人权组织通报情况及接受国际媒体采访而“在国际上造成极坏影响和严重后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湖南邵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王金波 因参加组建中国民主党活动并在互联网上撰写主张多党民主制的文章而被山东临沂法院以煽动国家政权罪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 2002年 吕新华 因参预组建中国民主党并从网上下载“煽动颠覆”文章及撰写“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文章而被湖北武汉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牟传珩 因接受海外媒体采访并在海外发表政论文章而被山东青岛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燕鹏 被山东青岛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2003年 黄琦 被四川成都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判刑时他已被捕3年，罪名是创办《天网》，国内外异议人士在他的网站上发表纪念六四事件文章并主张政治改革。 陶海东 因撰写“肆意丑化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书稿并向海外发送“反动文章”被新疆乌鲁木齐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颜钧 因在海外民运网站发表文章而被陕西西安的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赵常青 因发表公开信呼吁政治改革并释放政治犯而被陕西西安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蔡陆军 因在互联网发表要求民主的文章而被河北石家庄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王小宁 因编辑《政治改革自由论坛》网刊并在海外网站发表主张多党制的文章而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他在2002年被捕。 罗永忠 因在网络论坛上发表“反动文章”而被吉林长春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何德普 因参预中国民主党活动并在网络发表或签署“诽谤”中国政治制度的宣言和文章而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姜力钧 因签署联名信呼吁政治改革及释放政治犯而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他在2002年被捕并遭起诉。 罗长福 因在网上发表评论声援被捕的“不锈钢老鼠”刘荻而被重庆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04年 桑坚成 因参加联名上书并在网络上散发批评共产党的电子邮件而被上海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他在2002年被捕。 欧阳懿 因起草公开信并在网络发表政论文章而被四川成都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他在2002年底被捕。 杜导斌 因通过互联网发表政论文章被湖北孝感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他在2003年被捕。当局后来因杜导斌缓刑期内拒不悔罪为由宣布取消缓刑，执行原判3年徒刑。 2005年 张林 因在互联网发表文章“传播错误思想”、“破坏社会稳定”而被安徽蚌埠的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郑贻春 因在互联网发表“在境外造成恶劣影响”的文章并从海外媒体大纪元获取稿费而被辽宁营口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2006年 任自元 因在互联网联络他人组织“中国大陆民主阵线”并撰写党纲鼓动暴力推翻共产党统治而被山东济宁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李元龙 因使用反放火墙软件登陆被封的境外网站并发表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政论文章被贵州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郭起真 因在境外网站发表大量 “攻击谩骂”中国政府的文章而被河北沧州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李建平 因在网上发表文章而被山东淄博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他在2005年被捕，最初被控诽谤，后改罪名为煽动颠覆。 高智晟 因在海外发表政论文章并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而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2007年 张建红 因在他主编的爱琴海网站被查封后在境外发表“诋毁”中国政治制度的文章而被浙江宁波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陈树庆 因在互联网上发表异议文章被浙江杭州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荣杰阿扎 因在赛马节上公开呼吁让达赖喇嘛回来并要求当局释放被达赖喇嘛认可的11世班禅喇嘛而被四川甘孜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杨春林 因发表“不要奥运要人权”言论而被黑龙江佳木斯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2008年 胡佳 因在境外网站发表“煽动性”文章并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而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狱中的胡佳同年被欧洲议会授予萨哈罗夫奖。 吕耿松 因在境外网站发表文章“诋毁”“攻击”中国政府和政治制度而被浙江杭州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陈道军 因参与抗议四川石化项目活动并在海外媒体和网站发表政论文章而被四川成都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他最初被控罪名是煽动分裂国家罪。 2009年 刘晓波 因通过互联网发表“煽动性文章”和参预起草《零八宪章》而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刘晓波在做陈述时说，希望 “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狱中的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张起 因加入“泛蓝联盟”并撰文批评共产党而被重庆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10年 谭作人 因从事纪念六四活动以及与 “境外敌对分子”保持电子邮件来往并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严重诋毁”党和政府形象而被四川成都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周岁雄 因在市内散发“有煽动性质的”资料和书写“具有煽动性质的”标语而被广西柳州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2011年 刘贤斌 因通过互联网在海外网站发表“污蔑”共产党领导的文章而被四川遂宁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相关文章 中国拘押异议人士惯用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自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1997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来，中国有一大批异议人士因为这个罪名被判刑。批评人士指出，由于这个罪名的法律界定非常模糊，而且在实施上存在很大的任意性….. 听众信箱：美国也有煽动颠覆政权罪吗？ 新闻快讯 更多»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让您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简繁体版新闻报道…… 网上问卷 您如何看待过去6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治理：  利大于弊  弊大于利  利弊相等  不知道 投票 检视结果 » 针对上述问题，欢迎您发表评论：   最受关注文章 世界媒体看中国：太子党与中国前途 VOA专访：达赖喇嘛深信世界将更加民主化 流产、上访、自杀 上海女子以血抗强拆 世界媒体看中国：逆世界潮流而动 奥巴马会晤达赖喇嘛，真心关切西藏人权 世界媒体看中国：欣喜与悲愤 世界媒体看中国：中国与朝鲜·世袭与太子党 中国回应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 中文博客 加载…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如果您对我们的网站有任何建议或意见，欢迎来函。 来函请寄： chinese@voanews.com。   节目表与点播 » 节目预告 » 现场广播 » 现场电视 » 下载广播电视节目 » 档案资料 温故知新，检索历史，欢迎您光临VOA文库查看美国之音自2004年以来数以万计的中文稿… » 专题报道导航 欢迎使用专题库存，透过我们导航信息，让您回顾千变万化的世界，也为您留住历史的热点… » 听众热线电话 在中国大陆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请拨00801-148-940。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VOA中文手机网 简体版地址: cn.voa.mobi 繁体版地址: tw.voa.mobi 上网办法 » 登陆美国之音网站还可以通过下列路径，请您试试看：caihong11.info 美国之音美语教学强档 网站 goEnglish.me »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记得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各中央级媒体曾针对温家宝8次高调倡导 政治改革 言论，联合推出反击“政改滞后论”文章，明火执仗地重新燃起“姓资姓社”争论的烽烟，进行“划清”“绝不”等反对普世价值的舆论宣传，似乎形成了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 … 眼下， 官民冲突 频繁发生，愈演愈烈，大有燎原之势，特别是由上访、截访、侵害公民权利等酿成的冲突无以计数。仅仅5月期间，四川、北京、陕西等多地，接连发生抗议示威事件，特别是内蒙古示群众威抗议，这些事件概括的反映了中国社会日渐高涨的民怨沸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