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

今年春，由王立军事件引爆中南海权力斗争海啸，随着王立军、薄谷开来、薄熙来等的相继审判，揭开了令世界舆论震惊的“中国特色”政治黑幕。 中共官方新华网报导称，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皆有犯罪行为，且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之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 薄熙来深得毛的欺诈性真传 然而，就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薄熙来信誓旦旦地向国内外媒体辩白：“造谣说我儿子‘红色法拉利’，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和夫人也没有任何个人资产，几十年来就是这样。我的夫人开来，20年前就是个很成功的律师，但她担心有人造谣生事，早早就关掉了正办得红红火火的律师事务所。这么多年来，就是看看书，搞些艺术，做做家务，默默地陪伴着我。”如此虚伪狡诈的党高级别官员薄熙来，在各种公开场合说谎毫不脸红，以正统共产党人自居，高调“讲正气”，“唱红”提升“精气神”，刻意塑造清正、个性、廉洁形象。台上他不断大谈“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必须加强民主监督，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台下却腐败堕落，为非作歹，无恶不作。薄熙来的确最正统地继承了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欺骗性“优秀品德” 毛泽东就惯于在打异己，树权威，抓腐败典型的同时，“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薄熙来也一直都在“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同时，反腐败，打异己、树权威。薄熙来因报复律师揭露他“黑打”黑幕，便制造震惊全国的“李庄伪证案”，且穷追猛打，试图炮制“李庄伪证案第二季”，但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夭折。重庆有个网民在微博上编造了59个字的故事，讥讽薄熙来“唱红打黑”拉屎，王立军吃屎，便被政治迫害，判劳动教养一年。由此可见，薄熙来深得毛的欺诈性真传。 毛泽东在其《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要求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011年3月《重庆日报》报导，薄熙来照本宣科，即席背诵毛语录，“语调浑厚有力，全场掌声热烈”。薄熙来特别强调，“艰苦朴素的雷锋精神”从没有过时。从毛泽东开始在“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下，反腐败、玩女人，到胡锦涛时代“八荣八耻”幌子下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所有腐败高官背后都有不少叫床女人，直到今天的薄熙来更在道貌岸然地玩女人。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这些年来，凡贪官必包养情妇，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律性现象”。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展览”上披露的：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名，九成包养情妇。剩下的一成，也许是漏查的。如今，不少舆论认为，改革开放过后《央视》和各地方电视台，早就沦为中共高官的〝后宫〞和〝烟花巷〞。 薄熙来们腐败的制度性土壤 如今，薄熙来所代表的党内特权阶级搞经济可以随意贪钱，搞政治也可以随意杀人。中国跌足“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铁证如山地证明了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拒绝资本扩张全球化时代的另一面——普世价值（人权、民主、独立工会加公民社会）的全球化有效对治，因而导致了政府严重扭曲市场，权贵与资本合谋掠夺的灾难后果。它们随着国企产权改革和经济体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过程，在被扭曲的市场条件下，共同参与了社会利益的博弈，大大加快了鲸吞大众利益的进程，走向了一条权贵私有化道路。在这一进程中，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得以联手，通过合法名义修改游戏规则和不合法的掠夺手段来实现私利和腐败，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特权专政”政治与“权贵资本”经济的混合怪胎。 正是眼下这种不受任何监督、约束的资本加特权的双重贪婪，如脱缰野马，任意驰骋，已经全面渗透了国家机体的骨髓与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细胞。薄熙来贪腐及与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关系，都涉及薄“财长”、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薄熙来被“双开”并被指控涉数宗大罪，其犯罪行为贯穿大连、辽宁、商务部和重庆任职期间，都有徐明参与。香港报纸透露徐明正是资助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在英国高等学府费用的幕后金主。由此可见，贪官必与富豪结缘，导致公权私谋。 薄熙来借“先进性”特权大行其道 其实薄案的要害是推行极左政治。然而，即使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至今仍未深刻反思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最近几年更是开始明显向左转向，不仅没有引进普世价值对中国特色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加以改造，反而一再推出“两个决不”与“五个不搞”来抵制政治改革。 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的“两个决不”与“五个不搞”制度性生态，怎么会发生薄熙来长期逐级贪腐，直到在重庆唯我独尊，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掌掴同僚，纵妻杀人？其根源就在于这种制度让党的“一把手”们不能不腐败专横！如果不是薄熙来掌掴王立军致其告了洋状而无法隐瞒，他必将登向更高权力舞台，成为纯正红色意识形态“伟光正”的“三个代表”领导者之一。 薄熙来之所以能长期专横与腐败，并将进入最高层的意识形态病因，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主义价值观中所强调的“党性”意识，就喻有一种被“主义”伦理了的等级优越感，即将自己从群众性中分离出来，霸道地认为党性高于人性，共产党人比民众“先进”，处于社会优势地位，注定了群众要“被代表”，不愿“被代表”的就要成为异己分子而被镇压。眼下那些最时髦的所谓党性“保先教育”，其实就是在“为人民服务”幌子下，确保其高高在上，独占权力的自我功利塑造和自我优化运动。如此党性太强，人性就必然缺失；权力唯我独享，就必然贪婪腐败。所有共产党的人格，都被自己虚构出的脱离人性的价值观所分裂。现实中民众无一不有党官“台上反腐败，台下包二奶”的经验。在强调“党的先进性”意识形态垄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遮蔽下，一切的教育与文化都要为“党的绝对权威”服务。因此在薄熙来们的统治意识里，也就不可能承认世界上存在制约权力的普世价值，就不可能承认人性相通使得不同的人群能够共有一样的平等资格与自由权利。否则又将他们独占权力的“先进性”伦理放在哪里？正是眼下这种不受任何监督、约束、自命“先进性”的特权，如脱缰野马，任意驰骋，权力、金钱、美女、侈糜生活，应有尽有，尤如探囊之物，只要你不“被”倒台，就可以借其“先进性”的特权大行其道。 薄熙来专横腐败谁失察？ 这些年来，不仅重庆，中央及各地媒体与影视文化作品中，都有大量歌颂毛泽东思想与红色暴力倾向。左的思潮，一直是得到中南海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力挺与支持。正是在这种向左政治生态中，才会为重庆的毛左势力兴风作浪以及薄熙来大搞个人专断提腐败供肥沃的土壤与红色的舞台。太子党毛左势力的代表薄熙来，也正是在胡党中央支撑的向左政治空间中，有效地利用红色政治资源和民粹主义，为抬升其权力地位标新立异，步步高升。不少中南海高官都到重庆对薄熙来立场认同，高调捧场。如今中南海仍在将自己的制度之害与薄熙来切割，仅认为是个案与违法问题，而决不进行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反思。没有薄的薄路线仍可能继续下去。 中央文件说王立军是薄熙来用人失察。现在普天下的舆论都在问：薄熙来折腾多年来一直被提拔，直到就要成为“集体元首”又是谁失察？中共政治局委员的亲属可随心所欲地亲自暗杀对手，哪怕是洋人外商，也毫无顾忌，且事前事后都与副部级公安局长密谋串通。而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竟敢为袒护妻子，掌掴副市长，并迫害知情者。这是何等史无前例的暗无天日？何等的政治黑社会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誓旦旦的“依法治国”，竟然如此欺世盗名，骇人听闻！ 党官别再自我标榜“先进性” 如今，普天下无人不知，被国内毛左文痞孔庆东、司马南、张宏良之流炒作吹捧为新时代中国大救星的薄泽东，不过是打着共产党人“先进性”的幌子，欺诈凶险的腐败分子和犯罪分子。当薄熙来官面堂皇地说“要坚持真理，而且无所畏惧，旗帜鲜明！惟此才能扶正祛邪，引导社会的正气！”时，便再一次印证了“中国特色一大怪，腐败分子反腐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铁律，越是腐败越升官”的两大真理。由此可见，完全失去权力监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中共干部用人机制不断推出薄熙来们负筛选的遮丑布。如今，一个薄熙来倒下，会有千千万万个薄熙来站起来，而且还都站到主席台上，中国的所有党官，没被权斗淘汰的都是“伟、光、正”，一旦出事就都是“黑、贪、淫”。如今，有哪个中共高官可以拍着自己的胸膛说，自己从下到上从来没有吃请收礼，行贿受贿？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理解，“每个党官都是薄熙来”已经成为了全民共识。 如此党官们“先”什么“进”？普世性都还不达标！中共要想彻底根绝薄熙来们的虚伪与欺诈，就别再自我标榜“先进性”。

作者 : 牟传珩 近日，北京财政部高官针对国内外舆论普遍诟病“中国维稳预算”超过军费，走向“警察国家”的事实声称，“中国公共安全支出，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根本没有‘维稳’这一项。”北京这位高官，竟自说自话，以为偷换概念就可以改变事物的本质。北京如此蔑视民众智商，以财政支出没有“维稳”立项，掩耳盗铃地否定当今中国“天价维稳”这一基本事实，再次令社会舆论大跌眼镜。 维稳触角伸上每个角落 目前，中国大江南北随时、随处都在爆发“无直接利益冲突”，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民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制度性的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愤世不满，借机宣泄，以至于“爆炸声音”与群体事件遍地开花，社会稳定难以控制。当政者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维稳功夫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南海到居委会，监控满街，警察遍地，每个特警的现代化装备都价值连城，维稳触角伸上每个角落。如此巨大的政府财政开支，竟被财政高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成“子虚乌有”。 今春，根据政府公布的预算案披露， 2001 年公共安全开支为 6,244 亿元，比国防预算的 6,011 亿元还多，增幅为 21.5% ，亦比国防预算的 12.7% 增幅高得多。此据 8 月 3 日财政部官网公布的《 2010 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基本情况》显示，公共安全支出为 551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3% ，占全国财政支出的 6.1% 。而国防支出为 5333.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7% ，占全国财政支出的 5.9% 。显然， 2010 年政府用于公共安全支出已超过军费的数额。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然而，在此报告中的“公共安全支出”表明，主要用于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人员经费、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推进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不断提高保障水平；用于武警部队支出；加强防灾减灾和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由此可见，此报告中并未指明如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所称的，公共安全支出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 “天价维稳”陷入“怪圈” 2009 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该报告称：“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新华网 2010 年 6 月 9 日转载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文章，援引《社会科学报》文章指出，“ 2009 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文章写到，“权威数据显示， 2009 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 5140 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 47.5% 。”该文还抨击各地近年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以致维稳经费猛增，并质疑“天价维稳”何时休？ 记得去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 70 万人。从 2008 年到 2010 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累计投资有 49.5 亿元。上海官方为办一个“世博维稳”，就荷枪实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警林立，且调动的保安人员多达 86 万，人群中便衣与线民铺天盖地。 以上官媒公开的数据、报告与文章，都可以与庞大的维稳财政开支相互印证。这些年来，“天价维稳”一直成为国内外媒体舆论谴责的话题，大量聚焦民愤民怒。纳税人不断抗议如此建立在高维稳成本之上的政府，竟用民众的血汗钱打压民间维权。 “警察国家”不是望风捕影 按理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确保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了司法权威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维护了民意的正常表达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成熟的公民社会成为公权与私权沟通与协调的桥梁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民间组织与公民个人，按正常程序与渠道执法与维权，社会就可以稳定，就不需要上访、截访以及群体事件。 然而，当今中国由于制度不民主，社会失正义，导致民怨沸腾，群体事件不断。当政者为了维护自身垄断权力不受挑战，不得不“天价维稳”，在其社会公共支出占财政收入的 20% 里，还有相当一部份被用于网络封锁，控制舆情，城市监控。在薄熙来主政的红色重庆，公权力竟耗资 170 亿在市内安装了 50 万个监控摄像头，监控市民的日常活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监控城市，并以此来张扬“政绩”。前不久，备受抨击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 草案 ) 》刑诉法大修，公然认可国家公安、国安等侦查部门使用监视、窃听等技术侦查手段，直接作为庭审证据使用。也就是说，今后，公权对私权的监视、窃听取证将合法化。由此，必将导致监控、窃听被公安、国安侦查部门随意滥用，全体国民只能生活在被公权力随时随地的广泛窥视之中，而且可以轻易被秘密拘押、失踪而被借口“无法通知”“有碍侦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不履行“通知”义务。如今就连公民的第二代身份证内都要安装芯片，用卫星定位来监控老百姓。由此可见，国内外舆论诟病中国走向“警察国家”，应该不是望风捕影的。 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 当今中国，如此大规模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维稳，政府成本无节制的膨胀，而完全不顾百姓的承受力。当下，民众都亲身感受到，官方不仅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精力用于“天价维稳”，侵犯言论自由，封锁网络信息，打压异见人士、宗教信仰者和维权人士等，更用于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党务、党庆、党会议以及进行普天盖地的宣传“伟光正”和“红色记忆”意识形态的费用。这笔被隐秘了的让纳税人买单的天文数字开销，不知又被列入了什么项目，官方对此却从来未予公开。这就难怪民众对政府财政隐瞒的长期不满。 以上种种开资，还仅仅是执政非正当成本的一部分。其实其非正当性开支，还要考虑行政决策失误损失、政府投资失败损失以及官员利用制度漏洞贪污腐败浪费掉的部分。这一切费用加起来足以支持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之说。由此以来，在财政收入总量固定的情况下，畸形膨胀的这些非正当开资，必然对公共产品的购买产生严重的排挤效应，导致科教文卫医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所需的公共资源匮乏，进而大大损害了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名列前茅 最近，经济学家郎咸平根据最新政府公布数据曝出中国税收真相：中国整体经济的公司利润大约 10 个亿，政府拿走 7 亿多。他为此慨叹“税收负担太沉重了。”而这税收里面，民营企业家、小商小贩交税占 80% ，国企只占 20% 。更加吃惊的是，小商小贩摆摊交的税比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企交的税都多。而民营企业家、小商小贩又解决了 2 亿中国人的就业。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誌数据，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多年来始终名列世界前茅。当此之时，民间不堪重负，不断发生着集体抗税事件。今年 10 月 26 日、 27 日，浙江湖州织里镇发生大规模抗税事件，数以万计的民眾示威游行，引发骚乱，导致当局出动数千名警察弹压，最终数十人被拘捕，可谓较典型的一起。 现代社会的政府，本应依照民主原则与科学的规则使用公共财政资源，维护和发展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利益，以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然而，不幸的是，北京“天价维稳”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力证了我们的公权力正在反其道而行之，不断盘剥民脂民膏，用于维系官家霸权的单方面利益，执政成本高昂的令百姓承担不起。记得前苏联红色政权不顾人民疾苦，大量消耗财政资源用于对外军事争霸，对内维系秘密警察和意识形态高压统治，导致国民日趋贫穷，怨声载道，最终结果是权力基础全面崩盘，可谓前车之鉴。在当今社会，国家能否贯彻“以最少的执政成本耗费，来争取最大惠及国民”的原则，是衡量一个政权是否真正来源于民，执政为民的试金石。由此可见，执政成本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执政正当性的政治伦理问题。执政成本不为民所用，就是执政败绩。人类社会实践证明，不少当政者，都是因为滥用、浪费执政成本导致执政败绩而最终被历史抛弃的。 来源：观察   

眼下，中国官方正在为打造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文化”模式，和代表与控制文化发展方向的内治外输战略鸣锣开道。人民日报为此刊发了《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社论。社论称：全会提出了新形势下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强调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接着，新华社10月20日又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章称，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权力干预文化注定失败   中共正在把文化当做竞争世界的软实力被推向政党政策的前台，借助于意识形态捆绑和“先进性”包装来推动其“大发展、大繁荣”。为此，官权力要全面劫持中华文化进入“主导向”、唱响“主旋律”、培养“主力军”、疏通“主渠道”、建设“主阵地”。   然而，自由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思想自由则是文化的灵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发表的《2004人类发展报告》主题就是“多样化世界里的文化自由”。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它的自发性与自由性。历史上凡是权力干预文化的时代，文化就会发生灾难。任何试图用一元化的官方价值管束文化，把控发展方向的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上帝死了”才有文化复兴   早在古希腊时期，并没有出现统一的国家宗教意识，没有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统治和宗教崇拜，因而各种学术思想和对自然的探求可以在宽容文化环境下多样化的发展起来。只是到了古罗马的铁骑征战时代，由于强权的介入才拦腰斩断了文化自由发展的过程。中世纪西方树立神学统治为官方的主流价值观排斥异己，从此文化就陷于了大凋零时期，直到以人的名义，对具有世俗统治滥用“神”的最高权威，进行了观念上的彻底澄清与批判，最终宣布统治者依赖的“核心价值观”意义上的“上帝死了”后，欧洲才迎来了真正的文化复兴。“上帝死了”的深刻揭示，所带给人们巨大的震撼，从根本上规定了20世纪文化的发展方向。当时，人们从不同的视角体认与诠释“上帝死了”所具有的深遂意义，并积极地挖掘上帝不在场的自由与开放的种种可能性。只有在如此精神解放的环境下，人类才可以独立自主地营造自己精神上及文化上的“巴比伦塔”。于是人的世俗自由便成为了这个文化大发展时代的主题。如果说，文艺复兴导致了“人的发现”，那么，随着“上帝死了”而后的时代，可以被视为宽容的基督文明激发“人的自由创造”的文化时代。   “核心价值”消灭多样文化的悲剧   在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时代，正是因为社会没有主流价值观，文化才能在百家齐放的竞争时代大繁荣、大发展。当历史进入秦朝专制社会，统治者在思想上要用“先进”统治“落后”，强求价值观统一，在文化上大搞“焚书坑儒”，导致了中华文化的一次空前大劫难。其文化“文字狱”迫害，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国家借助于一元化“核心价值”消灭多样文化的先河。汉朝初期，虽吸取了秦朝的教训，文化形态有一定的放松，经济也就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到了汉武帝时，又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者强制灌输他们自认为的正确“核心价值”，结果又一次导致文化从复苏走向没落。事实上中国历朝各代都是从文化的相对自由与开放开始，到管制文化自由，把控文化发展结束的。满清时代也是被一元主流文化压制拖入低谷的，1840年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满清社会封闭状态被迫开放之后，最先觉醒的还是文化代表，如张之洞、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他从主张改变制度入手，要求文化自由。清之后，中国的文化又一次进入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时期，似有战国时期之像，各种思想、主义任意表达，文化自由大大发展。   “枪杆子语话”下的强行代表   然而，正当中华民族处于千年之变的历史机遇时，却又灾难性地遭遇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一统天下的红色革命价值观，畸形发展出了以“枪杆子语话”强行代表中华文化的历史。直到中国“十年浩劫”，当权者更以发动“文化革新”为名义，发动以先进阶级消灭腐朽阶级，铲除一切封资修的文化运动，结果致使千年中华文化毁于一旦。改革开放时的中国，“毛帝死了”，曾有一场“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文化相对放松，带动了各种世界哲学思潮冲击了中国的“红色记忆”。这时有了伤痕文学，有了朦胧诗，有了星星艺术展，甚至高质量的《今天》等民间刊物。然而，不久“四项原则”的一元化“核心价值”，再次被强调，重新全面、深入、无所不在地控制了中国大陆的社会精神，“红色记忆”价值观垄断了中华文化的所有语话权，成为全民族的行为准则、社会规范和国家原则，中华文化再次遭遇厄运。   “六四”后的中国，在反“自由化”与“反精神污染”的文化管治之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城内外，人民喝“人头马”，跳“迪斯科”，穿“牛仔裤”，吃“麦当劳”了。文化馆变成了歌舞厅、酒巴和练歌房，文化艺术家不再争取思想自由，一切的艺术创造和文化产品，无一不与商品交易密切相关。   被“主义”伦理了的“先进性”   眼下，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再次以“文化体制改革”为名，以强调“文化先进性”来确保红色意识形态在全民中的主流地位。官方要进一步加强权力对文化的管制，和以“先进性”自居，强行“代表”文化发展方向。当今中国的所谓“先进文化”说教，就来源于党的“先进性”。其实这种“先进性”就是将平等的国民划分为先进与落后的价值判断，使党性不仅体现一种主观被造，更成为分裂人性共同本质的文化楔子。今天，当红色语话中一提到“党性”，就喻有一种被“主义”伦理了的优越感，即将自己从群众性中分离出来，霸道地认为党性高于人性，处于社会优势地位，注定了群众要“被代表”。那些最时髦的所谓党性“保先教育”，其实就是旨在要确保其垄断地位的自我塑造、自我优化文化运动。从党的“先进性”出发，就注定要教育群众，改造群众、代表群众。毛泽东时代要改造知识分子，就是来源于自封的这种“先进性”的“主义”伦理。在如此强调“先进性”意识形态垄断的中国，就不可能承认世界上存在相同的人权普世价值，就不可能承认人性相通使得不同的人群能够共享一样的自由。否则又将他们的党文化的“先进性”放在哪里？由此可见，所谓“先进性”，从根本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因此官方要在文化上维持“先进性发展方向”的努力，注定是要颠覆社会的平等性和文化的自由性！   文化赋予我们自我反思的能力   回首整个人类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两大强调“优秀”与“先进”摧残文化的逆流：一是希特勒是以尼采的“优等人有必要向群众宣战”为核心价值，并借助“真理部”进行统一思想控制，为其以“优秀者”自居，对内实行民族清洗和文化专政，对外发动“优等民族”征服“劣等民族”的逆流；二是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的“阶级斗争”价值观，以“先进阶级”的代表自居，发动消灭“腐朽阶级”的阶级大清洗和文化大专政。这两股逆流都导致了人类文化惨遭了空前绝后的灭顶之灾。人类只有经历了如此灭顶之灾，才开始有了整体性的“类”平等意识的反思。   1982年，世界文化大会在《总报告》和《宣言》中说，“文化赋予我们自我反思的能力，文化赋予我们判断力和道义感，从而使我们成为有特别的人性的理性的生物。我们正是通过文化辨别各种价值并作出选择。人正是通过文化表现自己、认识自己、承认自己的不完善、怀疑自己的成就、不倦地追求新的意义和创造出成果”。由此可见，人类的理性的成熟，正在于借助于“文化辨别各种价值并作出选择”。人类文化演进史一再印证，文化的发展是放出来的，而不是“管”出来的；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竞争出来的，而绝不是“代表”出来的。古今中外，任何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是率先从拒绝文化被“代表”，解构官定“核心价值”的呐喊开始的。   结束语：新文明理性批判之呐喊   当今中国，文化正处于一种“清末至五四乃至当今之变”的时代。这次变革也是受激发于域外而起于本土，不仅反映“人类主义”时代的整体“类”化意识的觉醒，而且来自于民间对一直掌握中国思想、文化、政治、伦理等主导话语权的“红色记忆”、“媚态文化”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荡涤。今天，伴随着网络文化席卷全球，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拒绝旧文明一切政治原则的文明大断裂和文化大呕吐时期。一种“否定党性文化，走向人性复归”的新文化批判正在兴起。我曾撰文把这种新文化批判称之为“新文明理性批判”。新文明理性批判，就是从摆脱文化被强行“代表”的时代呐喊开始——拒绝一切权力操控性的文化管制，抵制任何要“代表”“文化发展方向”的领导。在人们走向后对抗时代的文明断裂与文化呕吐中，正需要这样一场崭新的理性分析洗礼，来开启中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