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

在上海市杨浦区，有一个特殊的博物馆——中国烟草博物馆。通过其网站设立的虚拟展馆，亦可“身临”参观。“走进”该馆三楼的“烟草历程馆”，一座从北京拆除并原样复原的四合院门楼，格外显眼。 　　关于这座四合院门楼，中国烟草博物馆生动地解说道： 　　“它是当年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提供特供烟的生产所在地。1964年夏，在贺龙元帅的提议下，中央办公厅决定由四川什邡烟厂为中央首长生产特供雪茄烟。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验，厂技术科搞出了35个配方，制成样品后送北京审定。最终，大部分首长选的是13号，而毛泽东选定的是2号烟。” 　　1971年，四川什邡烟厂的4位工人奉命居家迁京，组成“特供烟生产小组”，按中央首长选定的编号，对内称“132”。当年“132”所在地的四合院门楼，如今便立于中国烟草博物馆。 　　烟酒、食品等“特供”制度，究竟如何而来，又将如何而去？ 　　据2011年5月5日《南方周末》一篇关于北京海关特供蔬菜基地的报道，建国后的制度“特供”，始自一份报告。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转发时将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了“特需供应”。 　　其实，“特供”由来已久。 　　衣分三色 食分五等 　　提及《野百合花》，想必都不陌生。1942年3月，在延安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在目睹了延安整风运动及当时的制度环境后，写下了这篇文章。 　　文中，王实味对延安的“等级供给制”颇有微词：“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野百合花》有文章”。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39年2月，大生产运动开展，1941 年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奉命开进南泥湾。同年9月，从苏联回来的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按照苏联体制健全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同时完善了机关食堂的管理制度。 　　列宁时期苏联设立的“疗养食堂”，被视作“特供”制度的最早起源。斯大林时期扩展建立的“特供商店”，商品丰富、价格低廉，以稳定干部队伍。 　　至1942年，因南泥湾开垦，延安的生产自给率达到61.55%，“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同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食堂形成《饭厅规则》，对不同职位的伙食标准作了具体地规定和说明。 　　据《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变味的机关饭》一文的资料统计，当时的延安的伙食标准按照等级制度执行，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分为“大中小”三“灶”： 　　大灶以小米为主，普通人即可享用，规定“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馒头每月须吃4次”、“菜内应增加油4钱到5钱”、“米要碾细，米汤中加豆子”等。 　　中灶的饭维持同等水平，并规定每人每月3斤肉，主要由科长级别干部或七年以上党龄者、技术工作人员享用。 　　小灶则要求米面各占一半比重，注意饭菜的调剂等，仅面向部长级别及以上的干部或十年以上党龄者。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吃的便是“小灶”，而他并不满这种“特供”制度，于是便写了《野百合花》一文，“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之语，代表着其强烈情感。 　　信力建在《从供给制看所谓“财产公有化”》一文中，记录了当时除伙食标准外的“津贴”差异，按照当时规定，“中央委员以上的党政领导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贴，各厅、处、院及师团级干部每月津贴3元，以下依级别递减，最少的为1.5元，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3倍多。” 　　到1940年，任弼时又对“津贴”制度做出重大调整，如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者可以享受高出原定最高津贴一倍以上的津贴待遇，即每月可以得到津贴10元。 　　香山农场 　　建国后不久，在历来被称为“皇家禁地”的北京玉泉山附近，一座归属于中央警卫局管理的农场——“香山农场”建成，产品专供副总理以上中央领导和部分老中央委员。 　　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历任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等职的张宝昌，在2011年一期《文史参考》上，发表了一篇记录香山农场历史的文章，并称香山农场“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供给制年代，香山农场主要人物是保证首长的饮食供给，“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给制年代，香山农场则以“真材实料”和“物美价廉”，来保证“（首长）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的要求。 　　农忙时节，因农场在编人员缺乏，需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后刘少奇、陈云又特别指出当时许多“三门出身”（家门、学校门、机关门）的年轻干部过于“官气”，生活过于安逸，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原则”，即中央干部每年需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由于香山农场的特殊性，其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在部队介入下，组建了更大的生产班子——“玉泉山农场”。除了稻子和蔬菜外，玉泉山农场还开垦了山坡荒地，栽种果树。并按照三个级别区别果品。 　　据张宝昌在文章中的清晰回忆，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子女）每斤一角左右。 　　此外，香山农场还负责“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如玉泉山农场还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像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 　　这种特殊需要的特殊对待，被称为“专供中的特供”。 　　1956年后，当年隶属中央警卫局，担负特殊供应任务的香山农场，按政策改变划归北京市统一管理。张宝昌称：“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2011年，相关媒体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巨山农场为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 　　CCN记者查阅了巨山农场的介绍得知： 　　“北京市巨山农场隶属于北京三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经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农场生态环境监测，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 　　34号供应部 　　1956年6月1日，地处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北京食品供应处”正式营业。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被习惯称为“34号供应部”的食品供应机构，是一个正处级单位，也是如今由“第二商业局”股份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团”之前身。 　　如果说香山农场“开启了为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那么34号供应部，则是这个制度机构体系化、任务政治化的肇始。 　　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处，即食品保卫处，下设四科一室，负责为涉外及中央首长的食品特供任务；1953年该处取消后，特供任务于1956年正式移交北京市，34号供应部，便以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与北京饭店供应科为基础组建起来。 　　通过第二商业局退休干部高智勇，在媒体相关采访中的回忆，及2007年第八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一文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特供”制度的“特别”之处，和对负责、参与“特供”事务人员要求的严格程度。 　　“特供”之“特”，在于三个方面，即安全第一，高质量、高水准第二，方便第三。 　　特供食品，要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所以其“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 　　负责“特供”业务干部与职工，由商业局亲自选调，而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态度、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都是重点审查的因素。 　　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特别是“特需”对象的需求喜好，以便工作中落实。 　　1959年至1961年，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同时也是特供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 　　对享受“特供”待遇的干部，因权位高低和官职大小而制定标准。如“四副双高”（人 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与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标准是“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而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在困难时期，执行特供任务的34号供应部，能做到特供保证，实属“不易”。凤凰卫视2009年一期《腾飞中国》节目的相关报道称，由于商品匮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要支援北京。 　　此外，34号供应部管辖的专用生产基地，如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均配备当时最先进的设施，“甚至连猪舍、养牛场都是聘请苏联专家设计和建筑的”。 　　132小组 　　“132”，即文首提及的，1971年至1976年，专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生产特供烟的“特供烟生产小组”。在上海烟草集团北京卷烟厂网站——“中南海在线”的企业事记事里，有一句话的历史记录如下： “1971年，北京卷烟厂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务：在中南海对面南长安街80号一座四合院内成立‘132’车间，专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生产特供烟。” 　　四川什邡是历史悠久的晒烟之乡。早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什邡烟厂就给贺龙元帅卷制雪茄烟。而关于“132”历史的细节，多数流传的故事和媒体的报道，都是来自于当年什邡烟厂的一位132小组制烟老人范国荣的回忆。 　　1964年秋，范国荣等四人接到厂书记通知，要求他们带上上最好的烟叶和洗漱用品，不用带铺盖卷，去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这四人政治合格、技术过硬、经验丰富。 　　在成都的罗锅巷烟麻局，他们“造”了四个月的烟，每天工作8小时，每人每天要生产烟100-200支。范国荣后来才知，这是专门为毛主席造雪茄。“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我们从成都返回到厂里开始给主席制作雪茄。” 　　接到任务之后的什邡卷烟厂，一共研制出了35个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大部分首长选的是13号烟，贺龙选定的是33号，毛主席选定的则是2号。 　　“制作技术要求特别严格，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上去。”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范国荣“神采飞扬”地回忆道。 　　当时给中央领导造烟的任务，让什邡烟厂和范国荣等感到十分骄傲。他们在存放特制烟的屋子周围，拉起了铁丝网，将特制烟放在上锁的大铁柜子里的上锁的小柜子里。逢年过节的放假时间里，屋子的门窗上都要贴上封条。 　　据中国烟草博物馆对这段历史的介绍，为保证中央首长的“生命安全”，1971年（当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范国荣等什邡烟厂的四名工人，迁往北京专门制造特供烟，成立特供烟生产小组，按多数首长和毛泽东选定的产品编号，被称作“132小组”。 　　“132小组”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地点设在南长街80号，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 　　从此直到1976年，这个为专为中央首长制作特供烟的小组，由什邡严格提供上好的生产原料，细活精工，每个月生产15到20条烟。 　　如今，什邡烟厂还珍藏着一幅毛泽东吸烟时的照片，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上面标有“2号”字样。 　　时至今日，“特供”，可谓“深入人心”。一面是因食品安全等问题引发的对“特供”的批判，一面是因权力观念等渗透导致的对“特供”的追捧。（如对标有“国宴专用”、“人民大会堂特供”等商品的青睐） 　　记者在一家五星评价的淘宝酒类专营店看到，价格不菲的“特供”酒备受欢迎。便留言卖家询问近期销售最多的五粮液“1995特供酒”，为何如此热销，有何特别之处？ 　　卖家回复很简单：“亲！看清楚了！特供！” 本文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 —–白衬衫

时下有一些说法，就是中央因为有特供，因此并不重视中国的食品质量和安全。这个说法其实是很片面的，并且很不科学，弯曲了事实。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揭示所谓中央特供的秘密。 先说外国的“特供”。美国是个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有钱人可以买到几乎全球任何产品。白宫当然也不例外。但美国总统的食品图的不是最贵，而是最新鲜。因此，白宫的特供，就是由第一夫人米歇尔直接出面、由白宫领头厨师协助，改造白宫特供食品园地，使之成为天然有机农业及其食品供应的园地。很新鲜，很有机，很健康。但各位有没有想过，奥巴马夫人有可能当一个全职的农夫吗？甚至白宫领头厨师都不可能亲自下田。在有机田里干活的都是专职的农业科技工人。事实是，在美国这种人工奇贵的国家里，这种自耕特供的成本远远高过从中国进口食品。问题是，美国人民对他们的白宫特供有没有像中国屁民对中共中央特供那样的抱怨呢？完全没有！为什么呢？就因为美国是民主制度？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原因是中国屁民都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同样是特供，美国的就Ok，中国的就不行。但真正背后的原因，就是一个市场机制的性价比的问题。白宫的行政开销只要是在国会批准的预算里就可以，爱花在近口食品上还是花在农业科技工人的工资上是白宫自己的事，外人管不着。奥巴马决定花更多一点的钱建立有机田，不仅自己可以吃到新鲜食品，还可以获取政治利益，譬如经常组织青少年到园地学习天然有机农业的知识和操作，请各界民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到白宫参观白宫厨房如何采集和烹调天然有机食品，而且，还经常向媒体和社会公开说明园地的进展和各种活动，争取全国各界对天然有机农业发展和天然有机食品消费的关注和支持。为此，奥巴马夫人还带头组织了一个“让我们行动起来”（Let’s Move）的全国性的发展天然有机农业和使用健康食品的活动，帮助低收入人群和他们的孩子们也能充分享受健康安全的天然有机食品、避免转基因等等化工食品。说白了，这是一个市场机制的概念在政治领域的运用，一个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秀。 市场机制事实上也是中国特供的主要运作机制。中国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当年2千万共产党人的鲜血和头颅，并不来源于屁民的选票，因此没有必要像奥巴马总统那样搞政治秀。中共中央特供的机制就是花钱买最高质量、最安全的食品，至于是采购还是自己种，就像美国白宫一样，是我们自己的事，与你们屁民无关。当年是北京二商局负责中央特供，现在由国企二商集团负责。可能有读者对本文中使用“屁民”一词不满，但本文的想表达的真实意图就是，这是一个市场机制，你如果有钱也可以享受到同样等级的特供。中国现在已经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奢华的有钱人出现在中国各个城市各个行业，你屁民吃不到特供，不要怨恨我们共产党。自己没有钱，要怨恨的是自己的爹娘，他们为什么不是美国人。还要反思一下自己上辈子作了什么孽，为什么投胎在中国。我们的特供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二商集团也不是免费提供服务的，我们也要花钱买的。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经济发展了，我们的税收增加了，作为全球最有钱的政府，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像全球的有钱人一样花钱享受高质量和安全的食品呢？ 可以公开地讲，我们不仅有特供有机食品，保证里面不含任何的转基因成分，中南海里面还有特供的水和空气。中南海建筑群里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的人工环境，不仅严格控制温度、湿度、气压和气流速度，还严格控制氧气、二氧化碳、氮气和负离子的含量。二氧化碳和氮气的含量如果高了，会让人不舒服。知道空气哪来的吗？直接从新西兰南岛压缩液化装罐。事实上，其成本是非常低的，这里面没有涉及到任何的高尖端科技。而中南海的特供水来自于在新西兰南岛和在挪威收集的雨水，地球两极最软、最纯洁的水。事实上，这些特供商品的成本并不高，本来应该可以在中国普遍供应的，但中国现在的有钱人都是暴发户，只肯花钱在可以被看到的物质上，完全没有贵族气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特供水气的市场。 平心而论，“特供”一词带有严重的误导性，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如果说60年代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们用茅台酒洗脚活血是特供并没有错，现在再说什么“特供”就明显带有政治倾向性了，大有唯恐中国不乱的态度。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30年的成功经验显示这是一条正确的、适合于中国国情和民情的道路。对待现在日益严重的食品质量和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市场机制带来的负作用。解铃还需系铃人。不是我们党和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解决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而是我们认为，我们也必须依赖市场机制了解决这个问题。从市场机制的性价比角度来看问题，目前尽管问题很严重，但还没有到一个卸载点（tipping point），也就是说，现在带来食品质量和环境污染问题的这些生产关系还是产出正利润。那些叫嚣着要快速解决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的人，不是没有一点经济头脑就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反华分子。事实上，经过了90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的；食品质量和环境污染这种只靠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小事情，根本就不是问题。我们的理念是，让市场机制来解决任何问题，最优化的性价比就是我们的追求。这个理念，不仅适用于食品安全、环境保护，还适用于教育和医疗。我们不能让那些花不起医疗费和买不起安全食品的屁民们阻挡我们祖国的强大和未来。让他们去死吧。 相关日志 2013/07/21 — 肯德基真功夫被曝冰块菌落超马桶水 高出国标19倍 2013/07/10 — 《中国新闻周刊》神秘国企掌管中央特供 某些部门不放心中国食品 2013/07/09 — 国货威武！三个中国著名品牌的婴儿奶粉被发现含有反式脂肪 2013/07/08 — 中国人高价买的不仅仅是婴儿奶粉 2013/07/06 — 内地合格米粉 在港验出镉超标 2013/06/13 — 到底是同文同种的中国人!统一在台湾下架重金属布丁，在大陆买一送一 2013/06/07 — 林楠森：危机四伏的饮食 2013/06/01 — 纽约时报:中国食品安全困扰美国消费者 2013/05/31 — 山东菜农：不用毒农药的蔬果普通人吃不起 2013/05/31 — 塑化剂后，又冒出了毒淀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