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

白衬衫 | 触目惊心的特权成为中国前进的羁绊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不铲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的主要呼声。      中国特权政治制度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一、官位等级制度。      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等级制, 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      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      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      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档案,以及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级别高低。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      据有关调研报告:      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      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如今更盛,只是官方不敢公布实际数据。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兴业银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为了增加赢利,两大石油巨头不惜制造“油荒”以抬高国内价格,并且出口退税。这些国有企业凭藉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        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某县动用警察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      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 ;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户籍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7:3。      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500元,而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全国增值税的60%都是农民交的。但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大部分资金却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七、宣扬特权教育制度。      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的抢救时,领导们悄然离去。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      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高考分数线歧视则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最高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华。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电视台等为了保险,“不出问题”,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几个歌星,号称是弘扬“主旋律”。      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      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中国亟待取消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道观佛寺的行政等级;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      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权;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公开化、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级人大决定;打破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证券、外贸、烟草、粮食、地产、大型工程、农用生产资料、有色金属、民航、铁路、安全等领域的垄断,国家参与其分红                     摘自《炎黄论坛》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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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朝特权车竖起你们的中指!那样很不文明

   不许朝特权车竖起你们的中指!那样很不文明!    老夫今天到北京开会,车队所经之地,沿途封路,警车开道。路上想拉开窗帘,看看京城新面貌,顺便亲切地向首都人民群众打个招呼,秘书却死活拽着窗帘,不让老夫看窗外。我甚为不解,问何故如此,秘书嗫嚅半晌说不出个所以然。老夫不耐烦了,一把推开他,拉开窗帘,只见沿途被警察拦住不能通行、夹道迎接我们的群众,一个个都朝老夫竖起大拇指。我问秘书:“他们知道车上坐的是我吗?”秘书答曰恐怕不知;老夫不免奇怪:“他们不知道谁在车上,为啥还竖大拇指?”秘书附耳悄悄告诉我:“不是大拇指,是中指。”    老夫一时没回过神来:“北京的风俗变了吗?这么潮,夸人竖中指。”秘书更窘了:“那不是夸奖……是、是骂人的意思。”我倒吸一口气:“骂谁?难道是骂老夫?我怎么了?”秘书挤出一丝尴尬的笑:“不光是骂老领导您,也包括我们,整个车队。我们封路,让领导先走,这帮刁民情绪不稳定了。”老夫勃然大怒:“这还了得!他们的觉悟也太低了吧。以前咱们在山里打游击,鬼子来了,老乡们都是自觉让领导先走;解放后即使遇上火灾、地震,老百姓也是自发让领导先走。就是最后上八宝山,也得排个尊卑顺序嘛,现在这是肿么了?一定有敌对势力在背后捣鬼!那个@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删号了,他们还敢这样,那就一鼓作气把美国驻全国各地领事馆通通删号。”秘书连忙答应:这事他立即指示新浪小秘书去办。    老夫怒气稍息,又问:“为什么不把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抓起来?”秘书陪笑道:“抓起来得有罪名。他们竖中指系自发,非预谋,无组织,非暴力,不违法。他们没选票,无权举手;没武器,不敢挥拳;只是竖个中指,咱拿他们不好办啊。”老夫呆了半晌,只得悻悻地拉上车窗帘子,闭目思量:这样搞下去,老夫们岂不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颜面扫地,让敌对势力看笑话啊。该如何是好,老夫这回也措手无策了。     摘自《凯迪网络》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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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特权上大学

文 / 刘瑜 来,给你出一道题。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问题是,你被扔到这3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系统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得想想什么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是19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抗议。最著名的抗议,来自19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 Wilson。他抗议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19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平权行动”。19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19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9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19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19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 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胜出的。Peter 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经济”和“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年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20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3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选自《民主的细节》 作者:刘瑜 上海三联出版社)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6540/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谁有特权上大学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6/26, 22:33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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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词库|人权行动、长虹桥车祸等近日热点 2012-6-13

人权+行动(国务院于6月11日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

长虹桥+警车(6月8日,北京长虹桥地区发生严重车祸,一辆警车因遭大巴追尾而碾断。不少网民因事故死者为警察而叫好,各大网站随后限制评论和转发。)

changweibo.com(6月初,长微博工具开发者称新浪封杀了他的微博账号及API Key,并认为新浪是为了推广自己的长微博应用而打压第三发开发者。changweibo.com即遭封杀开发者的网站地址,经该应用发布的新浪微博都会显示“使用www.changweibo. com发布”字样。)

boxun,博讯(复测),苹果日报(复测) (详情请见:章子怡向香港法院状告《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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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 [财新观察]惟法治能约束特权

(下周财新新世纪社论,请加入讨论。) 从“官二代”而 “富二代”,腐败官员手中的权力家庭共享、权钱交易的消极现象,正是机会不均最显著的表现,引起公众极大的愤慨 近年来,中国官员亲属子女的特权现象受到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一有事端发生,互联网上便以“官二代”概而论之,每每物议汹涌,民怨沸腾。治理特权已迫在眉睫。 中国的古代社会曾经长期实行权力等级制,有权就有一切,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概括为“家产官僚制”的历史传统。纵使如此,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当权者对于自己后代的腐化堕落是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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