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

张鸣 | 特权的庄稼

在清朝,满人基本上是吃穿不用愁的,因为他们有铁杆庄稼,男的生下来有粮饷,女的也有脂粉钱。武力不是特别强悍的满人,入关之后,陷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多少心有点虚,刻意保持满人作为武装集团的特质,不让他们生产,只许当兵,多少也是有道理的。但这样一来,就必须养着满人,也包括蒙军和汉军八旗。 八旗的供给,是按级别给钱粮,按说,即使按最低等级的步兵,每月 1 · 5 两银子, 2 · 5 斗粮食,再加上其他的补贴,和给家属的钱粮,依当时的物价,生活肯定没问题。同样吃粮当兵,绿营的士兵,要比八旗兵的粮饷,差不多要少一半,人家也不也活了嘛。如果官做的大一点,不仅薪饷多,而且额外的好处也多。当初八旗兵进关,大量圈地,每个兵丁,都有六垧地,只是后来经营不善,先后卖掉了。但大头目由于庄田较多,还有剩余,雇汉人租种,可以按年收租。有的还有另外的差事,比如漕运总督衙门的各种差事,各地海关和常关的监督,以及北京城里疏浚沟渠这样的美差,都是铁定的旗差,非旗人不能担任。其中,广州的粤海关的监督,以及北京崇文门税监,是两个最大、最肥的美差。 崇文门税监,是北京城税务的总机关,设正负监督各一人,每年更换一次。由各部满员尚书侍郎,以及各旗的正副都统兼任,几乎是人人有份,但绝不能连任。这种职位,原本就是给满大员好处的,自然得利益均沾。当年的崇文门税监,管十几个税局,油水最大的,是卢沟桥、东坝和海淀三关,后来通铁路之后,作为火车站的正阳门关,变得重要起来,成为仅次于总部的大关。每个兼任正副监督的人,到任之时,仅仅第一天去机关点个卯,然后所有的事务,都委派给两个总办和两个帮办,这都是正副监督的私人,各举两个。其他所辖税关的负责人,也都是这些满大员的亲朋好友。在总税务司成立,洋人接办所有海关之前,粤海关也跟崇文门税监类似,都是满大员和家人的禁脔。 但是,钱来的太容易了,没人会把钱看得很重。一般的八旗兵和他们的家人,花钱大手大脚,寅吃卯粮,吃穿度用,全赊账,赊账买东西贵,他们不在乎,反正一开支,就把钱送到铺子里去,实在没辙了,就当当,当当完了,就借钱。所以,八旗兵将的债务,就永远都没个完。实在背不动了,皇帝老子就替他们还,还了人家还借。因此而穷困潦倒者,比比皆是,但人家就这么过,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有田庄和肥差的满人大员,也照样不拿钱当钱。田庄交给管家,最后没有什么收益,也就不了了之。像崇文门税监这样的肥差,上上下下都交给别人打理,自己收点固定的银子就拉倒。总办帮办这样的位置,也是旗人做,他们把事都交给包税人,所有的税收,都任由包税的中饱,一任干下来,包税人最肥,分局的比总办帮办收入多,总办帮办比税监收入多。至于粤海关,由于是洋人收税,海关监督都是摆设,但旗人老爷连摆设都不乐意去摆一下,找人替他们干,自己拿点银子就算拉倒。那个时候,凡是围着旗人的汉人,都挣了钱,就像现在专门挣公款吃喝钱的商家一样,这样的钱好挣。 入关 260 年,旗人不事生产,不管经营,已经成了风气。无论穷富,官大官小,是否皇族贵胄,谁要是买东西讨价还价,就让人看不起,谁要是琢磨挣钱,操心经营,也让人看不起。以至于民国了,某些旗人也开了铺子,跟人说起来,必定一副不屑的样子:我那是玩呢,谁拿它当买卖了。清末新政,崇文门税监由主掌民政部肃亲王善耆接任,善耆锐意改革,引进留学生管理税务,不肯中饱,清除掉了包税人,也不许税务人员贪污。结果税收成倍增加,国家因此增收,商民的负担还轻了。但是,肃亲王在旗人中的口碑却差了。不管为了哪个,总之,旗人就是不能算计,一算计,就让人看不起。其实到了清末时节,大多数的旗人,过的并不好,吃不上穿不上的,比比皆是。但是,不肯算计,不事生产的毛病,就是改不了。 特权是个好东西,谁有了它,就可以不劳而获,甚至发大财,但是,这样的好东西,对人来说,却是腐蚀剂和鸦片烟,沾上了,成瘾,人也就完了。所谓铁杆庄稼,就是特权庄稼,特权的庄稼,所包含的,不仅仅钱和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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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今日亚洲: 曾荫权启示录-延续港英殖民特权心态

最新一期亚洲週刊的封面专题是什麽? 最新一期亚洲週刊的封面专题是:曾荫权启示录-延续港英殖民特权心态。香港特首曾荫权被媒体揭发多次接受富豪款待、乘坐富商友人的私人游艇和私人飞机,租深圳豪宅被指疑涉利益输送,西方报章因此认为殖民地比现在清廉。其实,港英时期政府的运作特色就是政经利益输送的体制,当公务员约四十年的曾荫权,正是延续着英国殖民地政权政经利益交缠一体的特权心态。如今的媒体生态敢于对特首及高官揭弊,加上民意对官员操守的要求提高,正是香港的进步。 中国大陆如何看待香港的曾荫权风波呢? 曾荫权涉贪事件突显大陆和香港有关贪腐定义的鸿沟。大陆网民追捧曾荫权为清官,以调侃大陆领导巨贪,倾慕香港制度之馀,呼吁大陆官员公开财产。两会也将对两地贪腐问题有所讨论。 曾荫权事件在香港特首选举期间发生,这场选举目前进入什麽局面呢? 民建联创党主席曾钰成宣布现阶段不参与特首选举,使局面回到原点,即建制派的唐英年与梁振英和民主派的何俊仁竞逐,但可能导致无人获六百零一票而「流选」,届时曾钰成不排除参选。北京及驻港机构中联办出现「弃唐挺梁」声音。 北京方面如何看得这次香港特首选举呢? 香港重量级左派元老吴康民表示,北京不会接受唐英年、梁振英以外的建制派第三位候选人,也不能接受拥有大约二百票的民主派在特首选举中担当「造王者」的角色。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亚洲週刊还有哪些精彩内容呢? 本期亚洲週刊还揭开:砂劳越华人左翼运动秘辛。婆罗洲的砂劳越左翼运动从五十年代开始,因议会路线受英殖民政府打压而被逼走上武装斗争之路,直到一九九零年结束。它虽然是冷战的产物,但改变了砂劳越的政治格局,推进了历史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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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是造成社会不公的最大敌人

特权是造成社会不公的最大敌人 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作者:万军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2 0:19:30 阅读量:15次   二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广东,发表了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南巡讲话”,明确指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同时,还表达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忧虑,他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指导下,中国坚持在经济上搞改革开放政策,截止2011年共引进外资10000亿美元以上,超过前10年的400亿美元的20多倍;中国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11年的47.1564万亿,增幅超过了100倍;按照邓公的设想,广东、江苏等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则要速度更快地发展,2011年广东经济总量达5.3万亿,江苏经济总量超4.9万亿;此外中国许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从这些数据看,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政策效果显著,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中国经济不可能发展到这一高度。   但是,邓小平曾经警告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三十多年过去了,邓小平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中国的两极分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改革开放前社会基尼系数长期在0.2左右,此后各种财富分配指标长期攀升,到2006年,基尼系数已超过0.497。在2009年6月份举行的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目前全国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所拥有收入的4.6%。各占总人口20%的最高和最低收入两大群体,收入差距已达33倍。财富集中程度远大于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更让人揪心的是,“民生”、“尊严”、“公平”讲了好多年,但贫富差距却还在进一步拉大。去年8月9日,在《人民日报》一篇访谈中,樊纲、吴敬琏、萧灼基等经济学家又一次对中国贫富差距发表看法,称“未来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从这些数据与现象看,中国的发展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今天不必同周边国家相比较去发现什么,而是同身边的人相比较,就存在令人不可接受的差异来,这些差异就是在一门心思地“尽可能搞快点”的时候,滋生和发展起来的。   当然,谁也不会对快速发展经济说三道四,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渗透着各种潜规则,夹杂着大量的腐败和侵害民众利益的行为,这样,就使得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充满肮脏与血腥。“致富者不勤劳,勤劳者不致富”,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一面是某些人的穷奢极欲,生活腐化得让世人瞠目,一边是一些民众穷困潦倒,生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有的人无法无天,打着这样或那样的旗号,挤压、残害民众利益,而自己的利益却来不得半点损失,否则就要在“绝不”中大喊大叫,有的人纵使有三头六臂,在利益集团垄断的残酷现实下,除了认命之外难有机会发展……现实非常严峻,于是,有人就大张旗鼓地声讨那些为富不仁者,不断证明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后果是多么严重;也有人在怪怨中国人的嫉妒性强,告诉人们传统中国文化流毒极深,要发展就要摆正心态,承认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贫富差距。毛泽东思想对现代社会是否管用,我们不得而知,嫉妒性强确实是中国人的劣性,尽管如此,但我还是认为这些人在对待中国的贫富悬殊现象时,都没有从文明的意义上去考量。毛泽东时代中国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年长一些的人都会有亲身的感受,那时候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如何填饱肚子。而那些告诉人们对贫富差距应接受,对富人不能有非份之想的人,其目的就是想继续维护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企图只能使中国人变得更野蛮。从社会财富的分配来看,大致存在三个层面上的意义,一是低层次上的,就是连百姓温饱都解决不了;二是较低层次上的,即解决了温饱问题却因社会不公正出现两极分化;三是高层次上的,就是说这时候社会提供给人以均等的机会,实现了公平,达到了和谐。当然公平不是平均,平均主义是培养人类惰性的温床。由此看到,比太阳还有光辉的公平正义,才是我们要着力追求的目标。可是,令人沮丧的是经济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财富分配制度长期伴随着超乎寻常的不公现象,并且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仍然看不到缓解与消除社会不公的曙光,这才是问题症结的所在。想当年,邓公只想着国家经济如何地快速发展,但对于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来保障经济在快速发展,并能够使全体国民都享受到经济改革实的实惠,却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措施加以保护,甚至还把原先所具有的一点可怜的社会保障,如就学、就医等,统统取消,归并市场,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越发显得不公道。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普遍地认识到分配制度的不公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是不可估量的,民怨沸腾,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好事;钱成为中国人的上帝,由此支配,中国人可以丧尽天良不择手段地去敛财;群体事件每年都按几何数增长,贫富矛盾、官民矛盾空前尖锐;一有风吹草动,政府就惊慌失措,据说国家投入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开支……“这里是一滩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中国已经从原来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似乎要演变为“改革开放(经济上的)也是死路一条”的道路上来。   当然,就其实质看,社会的不公还是特权阶层不愿放弃日益膨胀的利益诉求造成的。他们的思维已经固化,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张着血盆大口毫不避让,还不断嚷着要把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到底。据中新网消息: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厅局级以上干部长期代薪养病,其中有40万名厅局级以上干部长期占据了各大医学院单间病房和干部病房、休养院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多亿元,医改医疗费用中,80%被其占据,使之成为贪污腐败的滋生地。众所周知,从1998年开始,国务院已经明文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公务员的住房也纳入了货币化体系。然而,事实上呢?公务员这个社会中最强大的群体,利用手中的权力不仅弄得数以万计的人买不起房,而且也让福利分房的特权制度并没有真正走入历史。一些部委和地方打着保障性住房的名义,以各种形式为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通过这么一个游离于商品房之外、几乎等同于成本价的住房供应体系,许多公务员的住房问题,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还有许多掌握各级政府部门实权的领导,利用这难得的敛财机会,不用花一分钱就占据了大量的房屋。上行下效,许多国家单位也积极行动,要么通过审批建经济适用房;要么单位集资建房;要么通过各种方式享受“两限房”,除此之外,他们还按成本价将原有的公房出售,或者按照经济适用房价格出售公房。总之,他们与公务员群体一样,都是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千方百计挤占穷人利益,高房价的切肤之痛和他们没有了关系。   每到春运期间,对弱势群体而言一票难求,而享受臭名昭著的“三公”消费的中国官员,难以体会那种深切的焦虑与痛苦。据说全国官员用车数额超过350万辆,每年消费达3000亿元以上,竟然超过当局投放于教育和医疗的总和!据专家测算,这些官车,因公使用时间仅占三分之一,私用时间却高达三分之二。相比之下,官车工作效率只有出租车的五分之一,成本却高出10倍。中共各级官员的奢侈腐朽生活,称得上“合法的特权”,有制度保证,用不着伸手,已可穷奢极欲。即便如此,偏偏还有人嫌不足,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行受贿与贪污,大肆捞钱。由他们带路,整个中国人都陷入唯利是图的境地,钱已经把整个中国人给捆绑。就教育资源来说,强势者往往又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尽管如此,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内心还是对自己搞僵了的中国教育制度很不满,于是就将自己的孩子送往被他们鼓动人民加以猛烈批判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就读。而弱势者命里注定都是在让国人骄傲的“中国制造”的齿轮上运转的材料,因为“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书越读越穷”,何况许多人在完成能够应对“中国制造”的义务教育后,就再也无力向上攀登了。古代有“朝为放牛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今天这早已成为神话传说。   二十年前的邓公讲话,有它的时代背景,也有他的某种局限。很显然,这种局限就是没有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用许多人所讲的那样,用一条腿走路,没有触及社会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正统的社会主义苏联早已解体,几十年过去了,而我们还在说探索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注定了自己不能从苏联的解体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能直接有效地享受人类发展的成熟经验。另辟蹊径,听上去美丽得像花儿一样,但就其实质只是一些人驭民的把戏,如此一来,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可以不计,但能否把事情做好,也未必就那么可靠。什么主义,坚持什么原则,其实与我等屁民关系不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享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并在社会生活中过得有尊严、有幸福感。当下中国社会的许多难以根除的问题,不能说全都是一条腿走路的改革开放惹得祸,但坚持“XXXX原则”与防范“资产阶级自由化”却脱不了干系。因为这样,人们很难能够把党的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从而造成人们混乱的价值观念。尽管“特色”理论很高深,数以千计的学者、官员在解释,但“为人民大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并非深入人心。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早已把中国搅得天昏地暗,几千万人为此丧命,因而,人们也就知道这种游戏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又可能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阻碍,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民主制度与法制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力量,否则,一切问题自然就成为钱的问题,这样的市场经济只能使少数人获得利益。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    就政治体制而言,已到了痛下决心,非改不可的时候。近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痛切地说: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我想他这里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强势者寻找各种借口,拒绝民主,拖延政治改革,根由就在他们不肯轻易让出手中的特权。什么“人口多”、“素质低”、“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先把经济搞上去再说”等理由,都不过是用以阻挡民主,回避法治,拒绝文明世界通行的新闻独立与三权分立等监督与制衡机制的借口。因此,过去着力防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现实条件下,不应该成为其问题,而资产阶级革命中所产生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博爱等普世价值,应成为我们在治理社会中所必要的价值。此外,各界人士要积极行动起来,让我们的政治实现民主化,社会实现法治化,文化实现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富裕被“垄断”,贫困被“世袭”,才能让所有的国民心理踏实,感到安全;才能让胡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纪念“南巡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之际,必须突破某种教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切实实去发展“南巡讲话”思想,这样,才能告慰把实事求是视为人生信条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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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述思 | 中国何以终结特权医疗?

    长期以来,中国官民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度量衡是医疗。 属单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按月缴纳。单位缴纳全部职工缴费工资基数之和的10%(含1%的大额互助资金),个人缴纳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2%和3元大额互助资金。与普通职工医保不同的是,单位还将为职工缴纳3%的补充医疗保险。 此外,即使是普遍待遇优于社会其他阶层的公务员队伍,本身也存在严重不平衡。中直、市直、全县之间的差距明显。在一些省份,省直机关大病能报销90%以上,而到了区县只能报一半左右。另外,即使在同一单位,相关福利待遇也因为级别不同相去甚远。 被媒体广泛引用的一个数据是: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中科院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花在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身上。尽管有关部门后提出质疑,但部分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优质医疗资源甚至浪费公众财富的现实却不容回避。 还有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是:为了稳定公务员队伍并保证其超国民福利,取消公费医疗的前提竟是不能降低其医疗待遇。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定向加大财政收入。 媒体测算,如果以改革的人均成本推算,北京市市级公费医疗改革涉及22万人,支出可能增加2亿元,约为2010年公费医疗实际支出 26.2亿的 8%。以此比例乘以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估算的五六百亿的公费医疗开支规模,全国公费医疗改革的增加支出大约50亿元。 支持的专家深情地为此辩护:“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通过公开考试成为公务员,他在人力资本的投入上要远远高于其他一些企业职工,收入高一点,医疗待遇     由于无法承受公费医疗带来的沉重财政压力,18年前,中国社会开启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医保变革。     根据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所有用人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全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但进程却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在医改初期,广大普通公众在看病难、看病贵的煎熬中,承受了最初的医疗市场化阵痛,而本该率先垂范的人民公仆却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安享公费医疗,并逐步向官本位、特权化演化。     鉴于当前医疗事业重归公益轨道,社会化医疗体系逐步完善,彻底终结特权医疗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于是各地公务员入社保的进程开始提速。     北京市近日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起,市属公务员、事业单位等约22万人取消公费医疗,并入职工医保。公务员医疗保障改革再度引发公众关注。截至目前,内地31个省区市中,至少有24个已取消公费医疗,全部参加医疗保险。其他省份正在逐步取消公费医疗。     这意味着中国终结特权医疗前进了一大步。但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医疗公平有望短期实现。 长期以来,中国官民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度量衡是医疗。 由于无法承受公费医疗带来的沉重财政压力,18年前,中国社会开启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医保变革。 根据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所有用人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全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但进程却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在医改初期,广大普通公众在看病难、看病贵的煎熬中,承受了最初的医疗市场化阵痛,而本该率先垂范的人民公仆却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安享公费医疗,并逐步向官本位、特权化演化。 鉴于当前医疗事业重归公益轨道,社会化医疗体系逐步完善,彻底终结特权医疗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于是各地公务员入社保的进程开始提速。 北京市近日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起,市属公务员、事业单位等约22万人取消公费医疗,并入职工医保。公务员医疗保障改革再度引发公众关注。截至目前,内地31个省区市中,至少有24个已取消公费医疗,全部参加医疗保险。其他省份正在逐步取消公费医疗。 这意味着中国终结特权医疗前进了一大步。但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医疗公平有望短期实现。 首先,即使进入医保,公务员的医疗待遇仍优于企事业职工。 比如天津市在2008年12月起实行的《天津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中规定,享受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的人员,在一个年度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在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规定的待遇标准报销后,其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由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统筹基金予以补助,在职人员补助80%,退休人员补助90%,副司局级以上人员补助95%。再比如北京市市      首先,即使进入医保,公务员的医疗待遇仍优于企事业职工。      比如天津市在2008年12月起实行的《天津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中规定,享受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的人员,在一个年度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在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规定的待遇标准报销后,其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由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统筹基金予以补助,在职人员补助80%,退休人员补助90%,副司局级以上人员补助95%。再比如北京市市属单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按月缴纳。单位缴纳全部职工缴费工资基数之和的10%(含1%的大额互助资金),个人缴纳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2%和3元大额互助资金。与普通职工医保不同的是,单位还将为职工缴纳3%的补充医疗保险。     此外,即使是普遍待遇优于社会其他阶层的公务员队伍,本身也存在严重不平衡。中直、市直、全县之间的差距明显。在一些省份,省直机关大病能报销90%以上,而到了区县只能报一半左右。另外,即使在同一单位,相关福利待遇也因为级别不同相去甚远。 属单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按月缴纳。单位缴纳全部职工缴费工资基数之和的10%(含1%的大额互助资金),个人缴纳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2%和3元大额互助资金。与普通职工医保不同的是,单位还将为职工缴纳3%的补充医疗保险。 此外,即使是普遍待遇优于社会其他阶层的公务员队伍,本身也存在严重不平衡。中直、市直、全县之间的差距明显。在一些省份,省直机关大病能报销90%以上,而到了区县只能报一半左右。另外,即使在同一单位,相关福利待遇也因为级别不同相去甚远。 被媒体广泛引用的一个数据是: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中科院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花在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身上。尽管有关部门后提出质疑,但部分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优质医疗资源甚至浪费公众财富的现实却不容回避。 还有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是:为了稳定公务员队伍并保证其超国民福利,取消公费医疗的前提竟是不能降低其医疗待遇。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定向加大财政收入。 媒体测算,如果以改革的人均成本推算,北京市市级公费医疗改革涉及22万人,支出可能增加2亿元,约为2010年公费医疗实际支出 26.2亿的 8%。以此比例乘以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估算的五六百亿的公费医疗开支规模,全国公费医疗改革的增加支出大约50亿元。 支持的专家深情地为此辩护:“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通过公开考试成为公务员,他在人力资本的投入上要远远高于其他一些企业职工,收入高一点,医疗待遇    被媒体广泛引用的一个数据是: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中科院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花在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身上。尽管有关部门后提出质疑,但部分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优质医疗资源甚至浪费公众财富的现实却不容回避。     还有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是:为了稳定公务员队伍并保证其超国民福利,取消公费医疗的前提竟是不能降低其医疗待遇。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定向加大财政收入。     媒体测算,如果以改革的人均成本推算,北京市市级公费医疗改革涉及22万人,支出可能增加2亿元,约为2010年公费医疗实际支出 26.2亿的 8%。以此比例乘以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估算的五六百亿的公费医疗开支规模,全国公费医疗改革的增加支出大约50亿元。     支持的专家深情地为此辩护:“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通过公开考试成为公务员,他在人力资本的投入上要远远高于其他一些企业职工,收入高一点,医疗待遇好一点也是应该的。”     多数公众不这么认为,网友尖锐地指出:凭啥公仆一定要比主人福利好呢?现在加入医保本是进步,为啥不能与民同甘苦?而且这部分超国民待遇还要老百姓买单?     其实,假如真正按照现行方案执行到位,其实中国医改已经取得了可喜进步,毕竟再不用担心“公费医疗”这个无底洞,政府的责任将仅限于缴纳参保人员工资总数的10%到医保统筹基金,如报销费用不够,原则上不再增加,由医保基金支付。     但麻烦的是,如果官员医疗超支,在现行权力运行体制下,肯定会想办法弥补亏空,结合现在政府预算账本公开的滞后、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混乱以及社会监督的乏力,特权医疗有可能会从过去的公开转为地下。    和所有涉及全民利益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一样,要想真正惠及全民,而不沦为少数人变相盘剥多数人的游戏,就必须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完善社会监督。    顺便说一句,公务人员占据了中国多数医疗和养老的国家福利,也意味着社会管理成本的高昂,该精兵简政了。 长期以来,中国官民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度量衡是医疗。 由于无法承受公费医疗带来的沉重财政压力,18年前,中国社会开启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医保变革。 根据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所有用人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全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但进程却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在医改初期,广大普通公众在看病难、看病贵的煎熬中,承受了最初的医疗市场化阵痛,而本该率先垂范的人民公仆却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安享公费医疗,并逐步向官本位、特权化演化。 鉴于当前医疗事业重归公益轨道,社会化医疗体系逐步完善,彻底终结特权医疗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于是各地公务员入社保的进程开始提速。 北京市近日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起,市属公务员、事业单位等约22万人取消公费医疗,并入职工医保。公务员医疗保障改革再度引发公众关注。截至目前,内地31个省区市中,至少有24个已取消公费医疗,全部参加医疗保险。其他省份正在逐步取消公费医疗。 这意味着中国终结特权医疗前进了一大步。但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医疗公平有望短期实现。 首先,即使进入医保,公务员的医疗待遇仍优于企事业职工。 比如天津市在2008年12月起实行的《天津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中规定,享受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的人员,在一个年度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在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规定的待遇标准报销后,其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由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统筹基金予以补助,在职人员补助80%,退休人员补助90%,副司局级以上人员补助95%。再比如北京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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