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勤

民间姚言肯定远胜党报胡说:胡锡进与姚晨的争论

作者:biaoqingcn 发布于:焦点人物 发布时间:2011-10-5 23:19:14 浙江归来,一打开微博就看到了两位大名人正在遭到众人的围观。什么都放假了,微博不放假。这次郭芙蓉郭女侠真正作了一次女侠,不过胡总编也不要生气,如果你们的交锋再加上王克勤老师2009年的“对中国出租车业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旧文和众人的围观,也许能够改变点什么。 @财经网:【微博动态·胡锡进姚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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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 | 中国出租车业问题与反思

中国出租车业的问题与反思                                             王克勤 近期,厦门等地又现出租车罢运事件,出租车问题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热点,中国出租车业到底怎么了?为何经常会发生出租车罢运事件!原因何在?出租车行业的主要矛盾有哪些?问题在哪里?值得反思的地方何在?有无解决对策? 从 2002 年以来,笔者用近 10 年时间先后走访 200 多个大小城镇对中国出租车业进行考察调研,同时也对国外出租车业进行了比对考察研究。基于此,现就一些相关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与观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中国出租车业概况 一、     车 数量 :截至 2008 年底全国在册的出租车达 109 万辆,其实,没有在册的“黑车”数量是在册出租车数量的一倍到两倍,非在册出租车有二三百万辆。二者加总,在中国从事出租车营运的车辆可能达到 400 万辆之多。 车型 :车型从普通的夏利、面包、重庆小客车到捷达、富康,到现代、红旗、奔驰(杭州)等各种层次的出租车都有。 运价 :公里租价从每公里 3 和 2.5 到 1.6 元,甚至还有 0.8 与 0.6 元。各种价格层次均有。       起步价:从 12.5 元到 1 元、 2 元的都有。 标志 :在册出租车大部分城市实现了:统一颜色、统一顶灯、使用计价器、出具车票。 分类 :出租车分为:电召出租、游街出租、蹲点出租。 特点 :流动作业、点点服务(公交车属于站站服务)、单车运营、单人作业、短距离、小容量客运,设备利用率高,窗口性、影响性、信息传播范围大。 年限 :一般出租车的报废年限为 8 年。 二、     人 数量 :全国在册的出租车从业者约 200 多万人,其实目前拥有出租车从业资格证的人,即有资格开出租车的人约为 400 万人,这不包括许多非在册出租车从业者。 年龄 :整体观察,大部分在 30 岁到 50 岁之间。 文化: 出租车从业者目前文化程度整体为初中文化为主,有一定数量的高中毕业生,也有少量的大专生及大学本科生从业。 性别 :主体是男性司机,也有小部分女性司机。越小的城市女性司机的比例越低。 班制 :大部分城市采取的是“双班制”,也有“三班制”、“单班制”。 三、     企业 类型 :大部分是私营股份公司,也有部分中外合资企业,还有少量国有出租车公司。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实行出租车经营挂靠公司的管理制度,因此,全国只要有在册出租车的地方均有出租车公司。公司又分为全资产公司、半资产公司及空壳公司。即有从经营权购买到车辆产权购买全部由公司出资的,还有公司出经营权,司机出车辆的;再就是经营权、车辆均由司机购买,挂靠公司的,形式多样。 四、     经营模式 出租车经营权和出租车车辆产权是出租车业最核心的资产。由此形成出资者与经营者及劳动者的不同关系,即不同经营模式。根据出租车经营权和车辆产权出资人及所有人的结构不同,即实际出资人不同,中国出租车行业经营模式整体分为两大类型——公司化模式与个体化模式。     第一类:公司化模式 公司化模式分为两种:完全公司化与半公司化。 一、完全公司化模式: 出租汽车经营权和车辆产权均为公司所有,公司雇佣司机,与司机签订承包合同与一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二、半公司化模式: 又称为“租标经营”模式,也可以视为是公司与司机的合作经营。出租汽车的经营权归公司所有,车辆由司机出资购买并拥有车辆产权,司机与公司签订合同。 第二类:个体化模式 个体化模式分为四种:一是挂靠个体化模式,二是完全个体化模式,三是个体经营业户模式,四是黑车化模式。 一、挂靠个体化模式 :出租汽车经营权和车辆所有权都归车主个人所有,但出租汽车名义上属于某家出租汽车公司。 二、完全个体化模式: 车主个人出资购买出租车经营权和车辆产权,车辆登记名及经营权登记名均系车主个人。经营权及车辆产权关系清晰、责任明确。已经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个体业户,但还需要找一个出租车公司挂着。 三、个体经营业户模式: 司机个人拥有出租车经营权和车辆产权,直接向政府相关部门登记后个体独立运营,并接受本地交通管理部门管理,拥有独立的工商、税务登记手续,个体运营、个体纳税。 四、黑车化模式 各地都有黑车,成规模的主要集中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县级城市以及一些刚刚发展起来的小城镇里,为人们提供出行便利服务的出租车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出租车经营手续的黑车。 五、     行政管理 全国出租车行政管理各地情况不同。原来归交通部门管理的在全国有 70% ;归城建部门管理的在全国有 25% ;公安交警及其他部门管理的占到 5% 。从 2008 年 3 月起,出租车行政管理全部划归交通系统。   中国出租车业历史 19 世纪之前,中国城市居民出行的代步工具主要是轿子、独轮小车、马车和人力车等。出租汽车最早的历史源于清朝末年,随着汽车进入中国,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发达及开放城市便出现了由法国人、德国人及中国人兴办的洋车行。二、三十年代,许多开放及较发达城市也出现了出租汽车,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出租车业已成规模。 1937 年,随着中国进入“ 8 年抗战”与“ 3 年内战”的战乱时期,出租车业全面衰退。 建国初期,出租车业曾经一度恢复运营,后来一直没有形成气候。文革期间出租车经营基本取消。改革开放后,出租车业又一次复苏,经过长期的发展,尤其是近 30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城市不可缺少的行业。 30 多年来,中国出租车业在中国大城市与普通城市发展的框架性路径如下: 一、特大城市及部分大城市的发展历程 1 、建国前的——“自由洋车时代”。 2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洋车时代”(预约式经营),主体车型为日本洋车与东欧洋车。 3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井喷时代”(扫街式经营),主要是从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4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控制与有偿使用时代”。 5 、 2003 年至今——“整顿规范时代”。   二、一般省会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自由发展阶段 1、   自发形成,自由发展。 2、   行政审批,自由发展 (既允许公司又允许个人申请经营)。 3、   井喷发展,全面上马 ( 1992 年)。 第二阶段:限制性发展阶段 1 、 1995 年前后开始停止上牌。 2 、规范管理,统一标识。 第三阶段:经营权有偿出让阶段,数量严格限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 2000 年前后。政府对经营权进行有偿出让。 第四阶段:经营权行政许可与有偿转让并存,以行政许可为主;各地推动“公车公营” 从 2004 年开始,出租车被列入行政许可行业,由于包括出租车业主反对等诸多因素制约,各地政府依然严格控制出租车数量,出租车投放十分有限。政府有偿转让步伐放慢,许多地方在出租车更新之际对个体化车辆进行公司化的“公车公营”改造。   中国出租车业何以不稳   中国出租车行业,这些年来发生了一系列罢工罢运事件。笔者通过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仅从 2002 年至 2008 年底中国已经发生过 150 多起出租车业罢工罢运事件。   梳理各地出租车司机罢工的理由不外以下几条:黑车拉活抢活,要求政府打击黑车;燃油涨价,运营成本上升,要求提高运价;抗议公交降价,抢了生意;出租车各种费用太重;乱收费太多;与出租车公司及政府争夺经营权等等。而此次厦门出租车罢工也不外乎上述理由。 其实这些年来中国出租车业的问题核心应该是两方面的:一是出租车行业内部关系不顺、矛盾多元,利益分割不均的问题;二是出租车行业与整个社会的冲突与矛盾。而所有问题的根源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即出租车垄断性的经营权。大部分罢工本质上都是由于车主与政府或公司争夺经营权而引爆的,其他相关的矛盾与冲突基本也是与经营权息息相关的。   中国出租车业何以如此不稳?笔者以为,如果抛开出租车行业与整个社会及公众利益的冲突与问题不谈。单就出租车行业内部而言,不稳定的核心原因是内部的利益分配严重不公,出租车行业真正的经营者、生产者、劳动者即司机们所得甚少、负担沉重、处境艰难。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与科学的解决,平和的问题便拖成了尖锐的矛盾,自然会用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出租车行业的罢工罢运在所难免。如果根本问题不能解决,出租车罢工还将持续发生。 笔者所接触过的许多出租车司机这样说:罢工罢运是沉重的车份钱压出来的,是极不合理的出租车业制度逼出来的。 他们何以此说,因为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都实行由司机先向公司交数万元押金,司机承包出租车后,每月向公司交纳数千至万余元“车份钱”的运营管理模式,即公司化模式。 从北京到上海再到深圳等国内大部分城市都实行这样的制度。就以深圳为例吧,一般一个司机要得到开出租车的就业岗位,首先需要给公司交纳 4.5 万元的高额押金,一般一个车由两个司机分别开白班与夜班,公司一辆车便可收到司机交的 9 万元押金,相当于一辆捷达车的价格。其次,司机获得这个岗位后,不论家里出事还是自己生病,即使失去劳动能力,只要车在自己手上,就得每月雷打不动的给公司交纳承包金,即“车份钱”,深圳的司机每月得向公司交纳高达 14683 元的“车份钱”,据深圳市交通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公司每辆车每月净赚一万元以上。 且不说每辆车的押金本身便可购买一辆出租车,而且押金在司机更替过程中实际上一直保持在公司账户上。仅公司第一年收取的“车份钱”就可以把车辆的全部投资收回。之后,在这个车子没有报废前的 7 年里,公司实际上净赚在 100 万元以上。 “车份钱”从深圳到上海再到北京,以及重庆都呈现为钢性收费的特征。目前大部分省会城市的“车份钱”收费标准都在 5000 元左右,重庆的“车份钱”标准是 8000 元左右,而运营的出租车仅仅是不到 6 万元的“铃羊”,也就意味着公司当年便可收回全部车款的一倍半。接下来公司在此车报废期内可净赚 60 多万元。 在这种公司化模式下,公司可以获得高额回报。那么司机的状况怎么样呢? 首先从出租车行业本身而言。大部分出租车司机面临着巨大压力,有一句话叫“一睁开眼睛,每天便欠人家公司几百元的帐,生病了也得爬起来,谁让你好不容易成为出租车司机呢?”基于此,出租车司机出现以下情况: 一是整体过劳驾驶 。大部分出租车司机一般每天工作时间在 12 小时以上,且 365 天没有休息,也就意味着一个司机一年工作 585 个工作日,相当于其他人两年半的工作量; 二是职业病十分严重 。许多出租司机均患有不同程度的腰肌劳损、颈椎病、胃病等各种疾病; 三是社会地位低下 。无论是乘客、交警,还是交通局的,任何人都可以欺侮出租司机;出租司机不受人尊重,已逐步沦入低级劳动、低收入者的行列; 四是生命安全保障隐患重重 。这些年,有关出租司机被抢、被害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一行当是公认的危险职业。 过去数年里,出租车行业内部的利益分配矛盾便已十分尖锐,这些年燃油价格不断上升,包括维修费用也在增加,致使司机本来还算过得去的收入大大缩水。于是,司机的压力与情绪便会被放大。 他们期望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来解决自己面临的生存压力,然而,现行状态下单个的司机与强大的公司没有平等对话的条件,与公司谈判无济于事。走其他的路径,如上访、诉讼等依然到处碰壁。 有司机告诉笔者,苦点累点对于许多出租司机来讲,已是家常便饭,真正让他们失望的是许多出租司机“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申”,因为上访等,一些地方的出租车司机被抓捕判刑,令出租车司机们十分寒心。 可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文件或打招呼,制度性政策性地剥夺了司机的诉讼权利与表达权利,当所有维护自己权利的路径都行不通的时候,司机们便采取了一种激烈的表达方式——罢工。     中国出租车业若干问题与出路      出租车行业的矛盾冲突实质上是利益之争引发。考量出租车的资产会发现,出租车辆本身并不值钱,出租车最为核心的资产是经营权,一种无形的资产。目前,一般的省会城市出租车经营权,即牌照的市场交易价格达到 50 万元左右,像温州、深圳等地高达 146 万元。何以如此?     中国出租车行业如前所述是一个数量管制的行业,每个城市市场运营的出租车十分有限,而乘客的市场消费需求这些年来一直呈现刚性增长。这就注定了资源稀缺导致的价格上涨与垄断暴利。 出租车经营权本身是一个巨大垄断利益,所以全国各地的出租司机、公司、车主、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各种利益争夺与矛盾。    为此,我们不得不仔细地分析这个经营权,即不许可他人进入出租车行业的垄断权力。想到出租车的垄断经营权,笔者便想到高度计划经济时代的餐馆。    在高度计划经济时代,即“文革”期间,笔者所知一个县城只许可开办三四家餐馆,并且只能是商业局下属的饮食公司兴办与经营管理。其他任何机构与任何人均不得兴办。这样人为法定垄断带来国有餐馆独家经营,其结果是:服务态度恶劣、饭菜质量不好、卫生状况较差,排长队买饭而常常不得。面对许多人吃不到早餐的困境,一些有手艺的人在街头人流量大的地方搭起早餐摊点出售食品,着实方便了群众,也让自己谋得一份营生。但是,很快打击投机倒把的 “ 棒棒队 ” 来了,几家早餐摊点的锅碗瓢盆砸得稀烂。     后来改革开放了,全面放开市场,所有的人都可以经营餐馆了,于是各种各样的餐馆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原来摆地摊的人申请了工商营业执照,办理了税务证书,依法纳税,照章经营。搞得好的,搞成大型餐饮企业,在自由竞争中成长为大型连锁企业,搞得不好的,原来的国营餐馆纷纷倒闭了。     这样全面放开、人人均可进入、自由竞争的经营格局,最后带给整个社会的是:广大消费者以最低的价格获得了最方便、最多元、最优质的市场化服务。     不仅餐饮业如此,百货业、服装业、轻工业、家具业、电子行业等,连同钢铁行业也都全面放开了。全面放开后,带来的是自由竞争、生产与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广大人民得到了最好的产品与最优惠、最多元服务。     由此,笔者想到出租车。与餐馆一样,出租车同样是一个完全自由竞争性的服务性行业。虽然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但是中国的出租车行业依然在计划经济管制之下,依然沿用的是计划经济管制模式。     由此,笔者想到以下若干方面的问题:     出租车与管制制度     目前中国各级政府对于出租车业的基本政策是:数量控制,价格管制,特许经营。即人为的行政垄断管制,计划管制模式。每个城市可以许可有多少出租车,执行怎样运价,全部由政府说了算,一切按照城市计划来设计,并不是根据市民的自然需求为标准。     就如同当年的餐馆业一样,只能按照政府规定的数字来发展。     物以稀为贵!出租车行业将事业发展的机会垄断地授予少数人,与其他行业对比,出租车业一直以来就存在着巨大暴利空间,温州经营者最初一天的收入就是 100 元,相当于当时工人月工资的 5 倍。经营权预期收益必然推高经营权的价格。因此,必然导致经营权的,即垄断权力的不断涨价,数量控制越严格,垄断特权的价格便越高。     从九十年代开始,各地如同温州一样停止发展出租车,于是经营出租车的资格,即经营权开始涨价,几乎每个城市的出租车经营权目前都有不菲的价格,在汽车价格不断下跌的同时,出租车经营权却都在汽车价格的几倍或几十倍。     如同,吃饭的人越来越多,而县城里仅有的 3 家餐馆生意必然呈现刚性火暴,收益丰厚。于是,其经营资格便成为稀贵资源,必然十分值钱。而温州的出租车经营权炒到 146 万元,就是明证。目前,几乎大部分省会城市的出租车经营权价格均在 50 万元以上。     政府管理部门当下对出租车经营权分别采取行政许可与有偿转让的方式授予出租车经营者,从全国而言,无偿许可的占到49.7%,如北京、上海等地;有偿转让的占到50.3%,如温州、郑州等地。     出租车数量管制与公众利益     数量管制的最大伤害者是广大消费者:在汽车价格不断下跌,运输业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城市却面临着打车难的困境。包括北京、上海、成都、深圳,人们经常遭遇半小时打不到出租车的状况。     北京目前是中国出租车万人拥有率最多的城市,近日笔者在五号地铁线刘家窑站口看到40多人半小时内打不到一辆出租车。全市在册出租车达6.7万辆,每万人拥有41辆,而目前在北京运营的黑车却达到9.2万辆之多。由此测算实际上北京目前万人拥有实际运营的出租车约为91辆。     而远在西北的兰州市有360万人,实际运行的出租车只有2445辆,每万人拥有出租车仅仅6辆,每1600人只有一辆出租车。严重供应不足。(这个城市名义上的在册出租车有6538辆,目前运营的只有4889辆,而从2005年开始,这个城市实行单双号上路管制后,实际白天正常上路的出租车只有2445辆出租车)     成都、武汉、南京、广州等城市均存在严重的出租车搭乘困难,表现为运力严重不足。而台北市总人口280万人,出租车达到3万辆,即每万人拥有93辆出租车。这是10年前放开管制所带来的结果。     既然出租车数量管制的最大伤害者是广大公众,那么,只有全面放开才能给公众带来利益最大化,就像放开管制,人人都可以开办餐馆一样。全面增加数量,才能让广大人民得到最大好处。      垄断经营权与暴利     因为垄断,实行准入限制,使这个行业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市场自由竞争,从而为出租车带来垄断暴利!就像电力、石油等自然垄断行业一样。而行政垄断的出租车行业就是靠这个经营权来限制自由竞争的。谁有经营权,谁就拥有垄断暴利。     于是,出租车业目前最大的矛盾其实就是争夺这个垄断经营资格,即对获得垄断暴利的资格争夺。     温州的车主,本质上是出租车经营权持有者,他们之所以获得如此可观的收益,都是因为在以行政权力为资本轻松获取巨大利润。所有持有经营权的出租车公司与车主,都是利用从政府获得的垄断特权,从广大消费者身上获得垄断暴利的人。即 “ 以权谋利 ” 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坐享巨额回报。     而这种由政府行政许可获得垄断的 “ 资本 ” ,实际上是一种公共资源被拿来私用,为少数人创造利润。     所有的出租车经营权拥有者,包括有经营权的所有出租车公司均是如此。     出租车经营权与有偿使用     拍卖经营权固然可以增加政府收入,但也导致经营权价格在显性与隐性的二级市场上不断上涨,拍卖经营权增加了出租车营业成本,这些成本最终将转嫁到消费者与司机身上。经营权持有人越来越多,每一次增发新的运力与经营权都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都将成为未来放松管制的反对者。因此,经营权有偿使用,尤其是永久地拍卖将为出租车业真正市场化改革设置重大障碍。     在册出租车与黑车     其实目前全国在册的 109 万辆出租车的车主与公司们,本质上都是垄断经营者。而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大量存在着的黑车车主,实质上都是自由竞争者。更需要补充的是,目前全世界的所有出租车,最早的形态,其实就是黑车。      出租车业放开与就业     如果全面放开出租车市场,让每一个人公平进入这个市场寻求自由发展,且不说能够带动多少GDP,单就安排出租车司机而言,笔者以为在全国至少可以增加一千万个就业岗位!出租车业,让其自由发展就是了,用民间的资金自由解决城市市民出行的问题,有更多的人有了营生,有更多的人可以就业了。从而使中国城乡每个地方人们出行问题自发得到解决,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好处。如同餐馆业以及服装业等行业一样,服务网点在每一个可以赚到钱的角落自发出现。自然繁衍,自由竞争,服务市场,繁荣市场。     出租车与定位     出租车在中国已经成为普通交通工具,既不能说是特殊交通,更不能说是贵族交通,也不能说是公共交通,就是最为普通的城市交通工具,即城市市民出行的最普通服务性行业而已。     随着汽车大面积普及,只要是有点级别的官员都有公务车,有点钱的白领都有私家车,更不要说私企老板们了。而目前中国的出租车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贵族车、特殊车变成了平民交通工具。因此,出租车的价格及服务均要从最广大平民消费者的角度着眼,即要接受各种层次的出租车为公众提供出行便利,就像有各种消费层次的餐厅一样,由每一个消费者自由选择。      出租车业放开与价格     如果全面放开出租车市场,目前中国各城市的出租车运价会大幅降低。笔者曾经与许多开黑车的人交流,目前一辆普通的奥拓车在现有油价背景下,每公里燃料成本仅0.3元。许多城市出租车的国家规税减少已经所剩无几,就温州而言只有每月365元的税收,其它各种基本费用加总,每公里运营成本也就0.4元。因此,笔者完全理解,许多城市之所以8角或者1元的运价依然有那么多出租车在正常运行,是因为同样有利可图。     那么许多运价已经达到1.5元至3元的城市之所以还要求加价,笔者以为是没有理由的,之所以一线打工司机无利可图,是因为经营权所有者,车主或公司加的车份钱太多。     作为任何正常的企业,当原材料成本上升时,应该是企业自我消化成本,而不是转嫁成本给公众。每每要求涨价,其实是出租车行业想通过垄断的地位获得更多的收益,即从公众腰包里抓来更多的钞票。     出租车业油补和税收     根据笔者长期调研,发现整体出租车行业给国家的税收非常有限。综合全国各地调研结果,平均每辆出租车每年给国家的税收也就 2000 元左右,即整个出租车行业每年给国家的税收总额约 20 亿元。而这样一个垄断暴利行业,这几年平均每年中央财政却要给这个行业发放燃油补贴达 60 个亿。说白了,实际上是用公众的钱补贴公众利益的垄断掠夺者。     出租车与公交     有人一直要把出租车定位为公共交通,这是很不合适的。而出租车业的油补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发放的,如此,是不是所有的服务业中央财政都需要补助呢?     任何一个国家,最经济科学安排便是发展城市大容量客运,即公共交通。因为这是最为节约资源、最为环保的,也是最为平民百姓考虑的政策安排。出租车不能否认,对于城市公共交通有补充作用。但是,它不是城市公共交通,更不可以享受财政补贴。     当全面放开出租车市场后,各种层次的出租车便出现了,进入自由竞争状态。随着城市公交的全面上马,就会分流大量的出租车客源。这样,没钱可赚的出租车便自由退出,无需政府操心,正如赚不到钱的餐馆自己会关门一样。     出租车业与政府     中国各级政府对于出租车的管理,严格说是从无到有,由松到紧,最后造成出租车业,由正常到 “ 规范 ” ,由 “ 规范 ” 到混乱,以至于出现各地不断罢工的格局。     其实,餐饮业原来政府就十分操心,最后放开了,政府不管了,反而让人人有饭吃了,包括百货业、服装业、轻工业、家具业、电子行业等,正是因为政府不操心,所以没有一个餐馆倒闭了来找政府麻烦,也很少有餐馆的服务员因为收入少而找政府闹事,更没有哪个餐馆,为了价格上涨而集体罢工,砸更多的餐馆。     政府不要管,就是对于出租车业健康发展最好的态度,全面放开,自由竞争便是。     一些官员为什么反对,因为有数量管制,便有审批,有审批,便有了权力寻租的机会,便有了以权谋私的条件。全面放开餐饮业了,商业局的领导下课了,只有等待另外安排了。     所以只有放开出租车业,不仅让政府少操心,而且可以节约大量政府财政,省得养闲人,还可以减少干部腐败的机会。      出租车与经营权     只有全面放开、自由竞争,便不存在审批,便不存在经营特权。经营权的概念便会自动消失。     出租车与服务的多元化     奥拓车、QQ车公里燃料成本仅仅0.3元。只要全面放开,就有人会提供低价格的出租车服务,这必然是自由竞争带来的结果。即让任何人都能够吃得起饭,不要逼得人去五星级大酒店吃早餐。     出租车放开与出租车安全与服务     笔者的基本思想:放开车头,管住人头。即将投资发展出租车的市场全面放开,谁都可以投资兴办,只要自己愿意。不受任何资格限制。     而真正需要限制的是:出租业驾驶者。英国伦敦的经验是,出租车驾驶资格证相当于律师资格证一样难以得到。他们要求有 10 年以上驾龄司机,懂两国语言,而且要进行对城市历史、地理、文化等的综合考试合格后方可获得资格证,考试的题目细到每街道多少号左侧的建筑物是什么,是什么颜色都在答卷之中。因此,伦敦出租司机整体年龄较大,非常有礼貌,服务态度非常非常好,因为连续 5 次被投诉,他这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得资格证便被作废。这样不仅保障了城市出租车司机的素质,而且充分保证了服务水平与乘客安全。     中国出租车行业,目前需要做的工作正是在这里:全面放开投资,严格管制出租车从业者资格。从而才能真正提高中国出租车业的整体服务水平与层次。     经营模式:个体化与公司化     出租车的经营模式,即个体化与公司化的问题,这几年来一直是出租车业讨论的热点。现在看来,那仅仅是如何界定在数量管制情况下出租车行业内部的利益关系问题。从整体社会看,经营模式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问题。就像餐馆有个体小摊点,也有大的连锁型的餐饮企业一样,只要你愿意,你怎么经营是经营者自己的事情,也是经营者自己能力所致。不会经营的,给一个大公司也会整垮,会经营的,会将一个小摊点做成跨国公司。最为核心的是政府不要管人家,让人家自由飞翔便是。     只要放开市场,将土地还与农民,农民愿意种什么,怎么种是自己的事情,也即经营者生产者自己的事情,请不要考虑人家怎么生孩子的事情。     出租车业放开与放开管制的“困难”     “ 困难”之一:道路拥堵     真正道路拥堵的原因是因为私家车太多,根据测算每一辆出租车的资源利用率相当于8辆私家车,由此可见只要放开出租车市场,不仅拥堵会得到缓解,而且让更多的人可以放弃花钱购车想法,运价低了,大家发现出租车其实比自己购买车子更划算了。     “ 困难”之二:车主无钱可赚     中国出租车管理层面在投放数量时最重要考虑标准是:空驶率。其实能不能赚 “ 一箭双雕 ” 的钱是经营者自己的事情,你赚不到钱,你便可以回家去。这不是控制出租车数量的理由。日本在 2002 年数量管制时,也是如此考虑的,但现在他们认为,难道因为这三家餐馆上座率下降,就不能让别人开餐馆吗?这是对公众很不负责的理由。     “ 困难”之三:黑车不安全     许多黑车确实不安全,就像街头的早餐点,卫生会差一些一样,因为人家每天都在担心你来砸他的摊位,所以不敢用好的设备。如果你充分认可他,对方就不会将报废车开上街来运营,每一个人都天然喜欢堂堂正正做人做事。所以,只要车管所把住了这个关,合法车上街,就不用担心车子的安全问题了。     另外,要将所有的自由发展起来的出租车,纳入到工商登记、税务登记、道路安全登记的范围内,用统一的磁卡控制,然后将出租车从业者的资格严格管制起来,人为的安全事故就会全面降低。 让公众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服务 —— 这是一个理性的政府公共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出发点。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出租车业发展的机会,让每个消费者用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服务。只有全面放开,自由竞争,人们才能够得到最大的福利。                              (作者: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 本文已经发表在2011年10月24日《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 网络地址: http://www.eeo.com.cn/2011/1021/2141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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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光诚! | 【图】@冰冰冰飞飞飞:我去山东寻找陈光诚的经过

                                                           (图片所圈之人为作者文中的首领) 我去山东寻找陈光诚的经过 张鹏飞 2011 年 10 月上旬,我决定一个人去山东看陈光诚。 准备工作如下:看了珍珠、刘沙沙、高兴波、王克勤、 刘国慧等人的探险文章;加入一个双堠镇的群, 群里的朋友很热情的为我指出谷歌地图中东师古的位置; 确定了路线:坐火车到泰安市,换客车到蒙阴县、孟良崮, 步行到东师古;给泰安客运站打电话,询问到蒙阴的车次和票价。 我查到沂南县的县长姓王,一旦遭到殴打,我就可以高喊:“ 别打了,你们王县长是我外甥!”但是后来又觉此举不妥, 最终决定不用这招。 2011 年 10 月 11 日 ,从东北出发。 12 日,抵达泰安市。 13 日,到孟良崮。泰安到蒙阴客车票价 37 元,车程 90 分钟。 蒙阴到孟良崮班车票价 9 元,车程一小时, 20 分钟一趟车。 先找了个旅店住下,这家是一楼饭店二楼旅馆,老板姓王。 后来得知,几天之前海涛就住在此处。晚上睡不着, 下楼点了炒三样和 2 瓶啤酒。当地只有一种叫做银麦的啤酒, 非常难喝。 我在吃喝,王老板不忙的时候就坐我对面和我聊一会。 王老板:“你哪里人?” 我:“哈尔滨的” 王:“来玩啊?” 我:“不是,我很不喜欢旅游,这次是来办事。” 我:“您是本地人?” 王:“对。” 我:“西师古,东师古,你熟吗?” 王老板笑问:“你想找谁?” 我:“呃。。。找陈光诚。” 王:“最近这半个月,你是第三个住在我这要去看瞎子的人。” 我:“之前那两人什么情况?” 王:“第一个是北京来的大学生,一开始他说来旅游的, 让我帮他弄个自行车,我就给他借了个车。他好像还不太会骑, 一早上歪歪斜斜就上路了,但是到晚上都没回来。 我想他是不是掉沟里了。第二天回来了,他说去看陈光诚, 结果被人家扣住了,说必须学校领导过来接人,否则不放。 学校领导开商务车从北京过来,这个大学生收拾好东西跟领导走了。 ” 王:“第二个也是北京人(就是海涛),那天我正在刷碗, 来了一台车,下来几个人,直接奔 2 楼(王老板没有看清, 海涛也在几个人当中,王老板以为海涛一直在 2 楼房间里)。 我问他们,来吃饭啊?他们也没说话。我奇怪了,来我店里, 还不搭理我。我走过去,一个人站在楼梯上说,你别上来。 过了一会,他们带着那个北京人上车走了。” 王老板人很好,他说:“你可不能去呀!”这句话他大概重复了 10 遍。 喝完酒上楼,因为房间没有锁,我拿椅子顶在门上,又把 2 瓶矿泉水 放在椅子边缘,胡思乱想了一会,睡了。 14 日,早晨和王老板道别,到孟良崮医院门前等车( 我打算先把财物存放在蒙阴县城)。一个老头也在等车, 我和他聊了几句。 我:“大爷我问一下,从咱这走到东师古需要多长时间?” 老头“ 20 分钟吧,你走亲戚啊?” 我:“我去看陈光诚。” 老头:“这可不好办,你们好打抱不平啊,这可不好办。” 老头:“东师古那边有很多人守着,你要去得好好说, 你要是硬闯啊。。。他们就。。。”老头说着, 右手握拳做了个出击的动作。 我:“哈哈,我肯定是打不过他们。” 老头:“而且人家一听你口音,就知道你是外地人。” 我:“那我就装哑巴,我跟他比划。” 老头大笑。 坐车到蒙阴县找了个宾馆,将身份证、银行卡、房卡、手机、 现金寄存在前台(身上只带了几十块钱),再坐班车返回孟良崮, 下车后沿 205 国道徒步向东师古方向前进。 走到中途,看到一少妇领一小孩在玩,我上前打听东师古, 少妇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用手一指:“再往前走。” 我走到 205 国道与东师古小路的交叉口( 这个位置谷歌地图有显示)。距离交叉口不到 100 米 的地方,有 7 个打手在吃午饭,每人拿一馒头,分坐两张小桌。 我站在路口看了看他们,喝了一口水,心道:“冷静”。 他们放下馒头向我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打手。 我笑问:“哥们,咱这附近有仓买超市啥的吗?” 打手:“什么?” 我:“我想卖点东西。” 打手:“你干什么的?” 我:“旅游的。” 打手拽住我的衣服,说:“你过来。” 把我拽到了小路右侧的小黑屋里,我做惊讶状,“这。。。 这是怎么地了?你们有事啊?” 小黑屋里有 3 个人在吃饭,其中一个是首领,此人年龄不大,身高约 185 ,有点胖,腰挎对讲机。 我认为这个首领应该是便衣或其他部门公务员。 首领站起身来,开始问话。(对话过程中,我一直满面笑容) 首领:“你干什么的?” 我:“旅游的。” 首领:“你身份证拿出来。” 我:“没带,放宾馆了。” 首领:“你哪的人?” 我:“哈尔滨人,其实我也是山东人(套近乎),我祖籍山东平度。 ” 首领:“你平度的,上这来干什么?” 我:“这不是第一次回关里家嘛,就到处走走,玩一玩。” 首领:“我看你是来找事的。” 我:“找事?跟谁找事呀?” 首领:“你走吧,这不欢迎你。” 说完,首领走出小黑屋,我也跟了出去。 我:“大哥,我听说咱们这有个瞎子算命特别准,是不是?” 首领:“没有,没有算命的。” 我:“肯定有,网上都传开了,这瞎子就住在西师古, 要么就是东师古,我记不清了。” 首领:“我们这的人都好好的,根本没有瞎子,你总提瞎子, 你什么意思?” 我:“呵呵,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好奇,那个人叫什么光,呃。。。 我想想。。。。。。对了,叫陈光诚,就是这个名,你认识他吗?” 首领:“我们这没有陈光诚这个人,你走吧。” 我:“东师古村委会是在里面吧?我去问问村长,估计他能知道。” 说着,我就往里走。一个打手拉住我,说:“不能往那边去。” 我:“咋啦?这条道不让走啊?“ 打手:“不让走,不让走。” 另两个打手走过来,三个人连推带拽把我带到路边,还陪我等车。 几分钟之后班车路过,我坐车返回孟良崮。 又进了王老板的饭店,貌似只有老板娘在。我点了菜,坐下喝水。 大概过了 3 分钟,一辆面包车停在饭店门口,首领带着 2 个打手进来 对我说:“别吃了,走。” 我赶紧告诉老板娘别做菜了,跟他们上了车。 在车上,首领一直笑嘻嘻的跟我唠嗑。 首领:“你叫什么?” 我:“我叫 *** ” 首领:“贵庚?” 我:“ 30 ” 首领:“干什么工作?” 我:“家具设计师。” 首领:“在什么单位?” 我:“ **** 公司,就是蒋雯丽做广告的那个。” 首领:“收入很高吧?” 我:“一般吧,旺季的时候 **** 元。” 首领:“那不错呀,工作你得好好干。” 我:“是啊,多赚点钱,才能来山东旅游。” 首领:“你以后别来了。” 我:“你是说东师古村我不能来,还是 205 国道我不能来?” 首领:“你要是来开展你们的业务,可以。” 首领:“你不要再来了,你再来,偷东西,村民会打死你。” 我:“说我偷东西,这得有证据吧。” 首领:“小偷脸上也没写字,我看你像小偷。” 我:“呵呵,就算是小偷,也应该扭送公安机关,也不能打死呀。” 首领:“农村人都是法盲,你要偷东西,他们就非常恨你, 会打死你。偷东西最可恨。” 我:“抢东西哪?” 首领:“抢东西更可恨。” 首领:“你手机带了吧?” 我:“没带,放宾馆了,怕被抢。” 我:“你们属于联防队?” 首领:“不是,我们都是自愿的,村长让我们看着,防小偷。” 我:“你几点下班?” 首领:“没点, 24 小时的。” 我:“我寻思等你下班,请你喝酒,咱们交个朋友。” 首领:“我不会喝酒。” 我:“山东人不喝酒,你开玩笑了。” 我:“您贵姓?” 首领:“不贵。” 我:“。。。。。。” 车开到垛庄镇,三人把我送上去蒙阴县城的班车,我越想越生气, 难道就这样走了?也太窝囊了吧! 我在 界牌镇下了车,返回 垛庄,找个饭店点了尖椒干豆腐和馒头, 先吃饭。 饭后,打车再访东师古。下车,我冲打手们点了点头, 用手指了指小黑屋,径直走了进去,首领不在! 打手:“你什么事?” 我:“我找你们领导。” 打手:“找他干什么?” 我:“我直接跟他说。” 我走出小黑屋,首领从小路左侧的房子里出来,我走过去严肃的说: “政府给你们开 1600 的工资,那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来看陈光诚, 如果我们都不来了,政府就不会再用你们,你们的工作就没了, 所以,实际上是我们在给你钱,再有别人来,你们应该友好点。” 首领不答话,冲打手们使了个眼色。打手们一拥而上, 把我推拽到车前,我身后的一个打手突然猛力一推, 我的额头撞在门框上。 我被塞进车里,打手关上车门。 我:“还有你们那个姓张的副镇长,他打过陈光诚好几次, 他不会有好下场。” 2 个打手一边踹车,一边说:“快走,快走。” 司机嘟囔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开车带我离开了东师古。 2011 年 10 月 15 日 ,我启程回家。                          20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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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第六期目錄及封面(11月3日發布)

封面專題:自由密令 【自由密令:解禁指南,文/長平】無論是台灣、前蘇聯和東歐的言論解禁,還是最近的緬甸變局,都是要么簽署了法令,撤銷了新聞審查部門,要么放開了對外國媒體和網站的屏蔽,釋放所有因言獲罪的人。廣東或者中國至少要能做到其中一點,才可以稱得上真正的進步。 【自由密令:解禁令還是禁令】南方編輯部的人談起汪洋解禁的指令,齊齊浮現諷刺的笑。解禁令還是禁令。作者在文章中多次混用。這是活生生的現實,活生生的荒誕感,即使兩者互換,意思仍是一致。作者交稿附言:將刪除底稿,請不要寄稿費,以免留下蛛絲馬跡。 【自由密令:媒體自由,社會才有自律——從新聞局看台灣媒體解禁】台灣在1970年代所創造出的經濟奇蹟,成就了一批中產階級,他們對社會的開放是比較接受的。這批年輕勢力有些人投入了當時的黨外活動,造就了當時社會的一股要求開放解嚴的力量,而在蔣經國不打壓的默許下,政府也就被逼著一步步的往前走。 【自由密令:自由之都不自由:香港傳媒鐐銬愈重】在兩岸三地中,香港的民主程度雖然遠遜於台灣,卻擁有內地所欠缺的自由。新聞、言論與出版自由,長久以來被視為香港的核心價值。不過,它們近年卻不斷地被迅速侵蝕,一連串事件已為香港新聞自由敲起沉重的警鐘。一旦失去新聞自由,經濟自由、政治自由也會緊跟著一併消失。 【自由密令:緬甸的解禁之路】雖然審查部門至今仍未取締,但在新政府上台後,緬甸的新聞管制已寬鬆許多。私營報刊雜誌在近幾年突增,不過只允許每周出版,官方報刊才能辦日報。最近,報章雜誌基本上已可以無限制地報道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的消息,而體育及娛樂雜誌等自今年6月起,不再經過政府許可便可自由出版。 【多畫一點,誰是下一個?】卡扎菲死後,誰將是下一個被民眾唾棄的獨裁者?他們將會如何死去? 【多問一點,港媽為何如此憤怒?】抱著孩子,推著嬰兒車,甚至挺著大肚子遊行一路高喊「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討回本地媽媽權益」。到底港媽為何如此憤怒?香港政府長期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問題採取自由放任政策,導致公私營醫院人手不堪負荷,不少本地孕婦因此受苦,也加深港人對內地新移民的歧視。憤怒的港媽控訴失職的港府,欠缺人口政策規劃。 【愛上新青年,當獨立進入主流,音樂變得年輕】三地獨立青年樂手網絡沙龍,網絡時代,人們不必通過傳統行銷渠道,更多在網店、獨立音樂個人網站就能買到唱片,自由、多元、無邊的獨立音樂會有更廣闊的空間。 【愛上深度2,佔領式生活:香港青年「快樂抗爭」社區實驗】香港「佔領中環」行動已持續了接近三個星期,在中環滙豐銀行總行樓底扎營露宿的一群社運青年,依然沒有撤退迹象。沒被警察清場、也未被主流媒體關注,但參加的年輕人熱情不減,「快樂抗爭」,繼續他們的「直接民主」和「公社」實驗,尋找在「中環價值」以外的更多生活方式。 【愛上深度2,流動的論壇:我在佔領現場】《陽光時務》在中環匯豐大廈佔領現場,舉辦「流動的論壇:我在佔領現場」分享交流會,香港獨立記者張翠容、台灣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張鐵志,及在古巴居住四年的香港NGO工作者陳美玲,與「佔領中環」的年輕人面對面,探討這次席捲全球的佔領浪潮背後的根源,分析從「阿拉伯之春」到「地中海之春」,反專制、反壟斷、爭平等、要民主的革命主題,也分享了拉丁美洲社會革命、兩岸三地社會運動的經驗。 【愛上深度3:松下日本:日本政界「松下派」的崛起與夢想】他們血氣方剛且自視甚高,身上「脫亞入歐」的遺傳因子和「抗亞入美」的衝動感情隨處可見,他們反對自民黨的世襲惡習,將實現「普通國家」作為畢生理想,他們篤信「政治=國家經營」。畢業於松下政經塾、屬於日本民主黨內偏右勢力的「松下派」政治家,越來越深入影響日本的政局,進而影響日本未來的方向。 【愛上禁區:夜游只有两分钟:憑感覺認識朝鮮】踏上平壤的土地,彷彿重回六、七十年代的中國。五日四夜的旅程,我們獲得「高規格」的接待,也須服從嚴格的「指示」。這是一趟不能離開酒店接近人民,不能收看當地媒體的旅程,只能依眼前所見去領略和感受。 【多拍一點:尋找毛像:時代的標點】當有人還在毛像之「魅」裏沉淪時,攝影師成文軍悉心鋪敘了這一場宏大又細小的現實,在120多個城鎮縣市拍攝了近180尊戶外毛像。有什麼樣的歷史記憶和利益訴求,就有什麼樣的毛澤東,對原有價值觀的重估,散佈在形形色色毛澤東塑像的前面或者背後,恍若冥冥中給這個信仰缺失的年代打上的一個個標點,延續多種變異,彰顯後毛時代中國的多義語境現實及人心向度。 【愛上噪音:我的兒子叫錢雲會】村長離奇死亡,而81歲的老人錢順南,面對他完全陌生的「公民調查」攝像機,哭訴著兒子錢雲會的死亡。他在鏡頭前說話,有隱隱約約的旋律在裏邊,有點像哭喪。靜下來,聽得到一位憂傷的老人的心事。渾濁的眼裏已經流不出淚水,從喉嚨深處迸發聲音,似乎成了排解的本能。老人閉一閉眼睛,揮手送走攝像機,一個人頹坐在屋裏,兀自嗚咽了很長時間。這是人們第一次清晰聽見了老人的嗚咽。左小祖咒狠下工夫將這首「噪音」做得好聽好懂,很素又很清澈。所謂盛世悲歌。 【左小祖咒專訪:盛世悲歌——我的兒子叫敏感詞】左小祖咒重新編曲,給錢順南的哭訴配上了最簡單的木吉他和口琴,在自己的最新獨立專輯裏低調推出。他說,這是給錢案一個交代——只能是一個交代,甚至傳播時,這個交代連完整的名字都不被允許。 【樂評:去閻王殿遞京狀,文/張曉舟】我們看到了一個八十一歲老翁彷彿也被碾過的帶血的聲帶,錢順南那一句「我死了去閻王殿呀遞京狀吶」令人毛骨悚然,因為那是幾千年來中國音樂、戲曲、文學的永恆主題,那是這片土地的秘密,也正是那一句,超越了所謂時事歌曲,那才是中國永恆的「地下」搖滾和民謠。 【愛上指南:為什麼官員愛數字】從中央到地方,官員們對數字的熱愛由來已久。民諺云:官出數字,數字出官。這僅僅說的是統計數字,還有另一種口號數字,也能出官。在形形色色的政府會議裏、紅頭文件中,大到戰略性總結「三個代表」、「四項基本原則」,小到戰術性歸納「三年大變樣」,已然成為各級官員層層貫徹的口號。 【愛上指南:「抓手」與「不折騰」的距離】今天党和國家領導人不像第一代那樣「接地氣」,說不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和「崽賣爺田心不痛」這樣地道的民間俗語,「鋼鐵元帥升帳」這種混帳話又不能亂說,所以,「不折騰」這樣的詞,看上去又一錘定音、又個性,簡直是妙不可言。 【多說一點:誰的尊嚴,何種革命?文/吳強】從班加西人民街頭起義的那一刻起,卡扎菲就已經被宣判了死刑,在越來越多加入街頭抗議者、反對派、起義者陣營的利比亞人民心中,對卡扎菲的審判早已經結束,卡扎菲的命運也早已經確定。 【多說一點:地中海之春,文/張翠容】人民的痛苦是在統治者還未預見時已經開始凝固,而革命的情感也隨之慢慢形成,想要革命的人只會愈來愈多。 【多說一點:被妖魔化的謠言,文/胡泳】政府既難以推行一個為廣大民眾所接受的國家賴以建立其合法性的價值觀,又由於現存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基礎仍然是績效型的而非法律-選舉型的,難以確立國家鎮壓的合法性,只有使用一套「冷戰」的話語策略才能勉強維繫自身統治的合法性。 【多說一點:何為核心價值觀,文/楊恆均】中國模式是過去20年「摸著石頭過河」走出來的,因此迄今為止沒有任何理論可以解釋這個模式,這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個天大的問題:這個模式沒有一種文化支撐,也沒有一種核心價值觀。 【多說一點+之後續報道:他們這樣走來——跟張鐵志走「台灣民主路」】我的朋友中,有人因行使自己的權力被監視或威脅,有人因救助民主人士被毆打……政治迫害,對於台灣的大學生,是上個時代的事,而我,正活在那個時代。 【多說一點+之讀者來信:假如我是中國總理】我若是中國總理,我一定會走進社區,走進菜市,走進報社,走訪記者,為王克勤、為海萊提們加油打氣,我會提取維穩費金額的百分之一,用來獎勵進步記者和公民。我決不允許海萊提這樣的悲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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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首先,我要感谢两年来坚定不移支持我工作的《长城月报》社的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长城协会(香港),长城月报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先生,长城月报社执行社长杨尉先生。正是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两年来我方有了追求新闻职业理想的机会。 同时我还要感谢以下和我曾经携手迎风雨的同事: 范友峰、孔令军、兰燕飞、吴相军、杨文琴、陶勇、徐秋颖、张蕾、王博、王瑞峰、刘岩、詹敏、蒲文盺、齐林、张薇、王亚花、李蓓、郭振卫、李庭煊、 種靜華 、王红彦、于燕、张玉、刘婷、武灵敏、张腾江、马婧、宋雯、梁韦韦; 尤其要感谢跟随我战斗到最后、和我一起出走的长城月报团队成员:鲁晟、陈威、彭毅飞、许夏颖、汪峥、齐庆涛、张杰、李彦、卢丹江、李志伟等。 还有其他曾经为长城月报做出过贡献、直到现在还牵挂着长城月报发展的新朋故友们。 我还想特别感谢一直关心长城月报发展的 杜导正、江平、郭道晖、茅于轼、张思之、戴煌、贺卫方、于建嵘、蔡定剑(已故)、展江、张鸣、焦国标、胡星斗、马云龙、周道鸾、吴思、杨继绳、张千帆、胡星斗、曹思源   、蔡霞、陈思进、邓文初   、嘉琛   、萧瀚、丁冬、李剑芒、沈敏特   、宋忠平、   任孟山   、滕彪   、王建勋、信力建、   肖雪慧   、徐友渔   、许志永、于德清、林峰等师长们! 此外,还要感谢各位新闻界的同仁:程益中、王克勤、笑蜀、长平、洪振快、喻尘、杨恒均、梁文道、曹景行、盛大林、陈锦麟、廖保平、王光泽、郎遥远、吴祚来、智效民、李小鸣、唐毅、杨桐、陈凤山、陈永苗等,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关心长城月报和我本人近况的朋友们! 两年来,我把一句话当成长城月报的理念,并且用这句话号召和锻炼了一个经得住风霜雪雨的年轻团队 ——“ 用民主法治规则表述中国行进阶梯 ” 。这个理念之下,我和每位同事坚决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和专业新闻主义,携手迎风雨、同道对惊雷,并且走过了一条荆棘满布的坎坷路、留下了一串无愧新闻职业道德的脚印,洒下了满怀新闻理想的激情。 然而,我和我的团队都没有想到, 2011 年的 10 月,一切都成为绝唱。 随后各种传言疯长,各种指责和无妄谣言也向洪水般疯狂向我和我们这个年轻团队的每一位员工扑来。更让我心寒的是,这些谣言的制造者有时就在我身边,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和说谎言时眼睛的虚妄。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当你说第一个谎言时,你就必须说十个谎言来弥补,当你制造 10 个谎言时,你必须说 100 个谎言去圆谎 . 而当你说 100 个谎言的时候,怎么办?挚友范友峰昨天告诉我:一个人,一个男人,应该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即便你是女人。 躲在背后放冷箭的人,只能活在寒冷的黑夜里,因为那里没有阳光,也不需要阳光。我相信,当拿惯了冷箭的手再去拿起笔时,文字和键盘也能成为冷箭。不过,幸好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喜欢冷箭,所以放冷箭的人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之下的苟合。时间消逝后,他们诞下的只有令人鄙视的龌龊、贻笑大方的卑鄙。 不过,是时,我多次心痛至伤,无数次眼泪沿着脸庞滴落在键盘上、办公桌上、方向盘上,甚至饭碗和三岁儿子的小脸蛋上。 然而,更多的同仁给了我们理解、支持和鼓励。我记得吴思先生当晚给我打了 25 次电话,急切询问我的心情和近况,次日又转告了杜导正老先生对我和团队的问候与安慰。杨恒均从澳大利亚打来国际长途,远在香港的几位前辈也专程或者安排身边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就连腾讯微博管理人员也在获悉相关情况后,深夜给我打来电话说: “ 朱老师,相信你,你能成功运营长城月报,也能在其他平台搭乘新闻理想 ……” 几个小时后,诸多国外媒体率先报道了我和团队的遭遇。应该说,这些报道很多都是善意的猜测,或者是根据业内人士传言而整理的消息。除了个别媒体外,大多同行没有询问我和我们团队成员。彼时,我和我们年轻的团队在西直门办公室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希望所有编辑记者不允许对涉及长城月报与我个人的微博言论发言,也不得接受外媒对此事的采访 …… 一言以蔽之,我希望自己和所有年轻的编辑记者在此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和冷静,因为我知道,此时,惟有沉默。 即便如此,相关方面依然认为国外的报道是我的炒作,长城月报走到今天是 “ 朱顺忠个人的原因,与长城月报的诸多报道无关 ”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曾经登门要求处罚并且想 “ 约我谈谈 ” 的某敏感执部门人员也意外的给我电话说: “ 您是一个应该尊敬的新闻记者,走到今天原因很多,但是您和您的报道确实大大惹怒了好多人、好多领导 …… 请您好自为之吧 ……” 。 第二天开会,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谁疯狂?公权力滋生的利益相关者和想当然认为自己是传媒领导的那些人、那些真正不为党前途着想、妄图掩盖真相的人,想把党的前途和执政地位陷入不义、不理、不法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郑州作家曹天竞选郑州市市长的事件。我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曹天值得信任的记者之一,同时我还是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事件发展的亲历者。 2011 年 6 月 4 日中午,来京的曹天约我到著名学者焦国标老师家里吃饭。焦国标的夫人端出了自酿的葡萄酒,并且下厨做了 6 道非常 “ 河南 ” 的菜。饭后,曹天和焦国标老师谈论起了当时正引起媒体关注的 “ 独立候选人事件 ” 。谈论中,曹天突然告诉我说,目前郑州市市长吴某是代市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市长,曾经做过律师的曹天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自己完全可以、并且有能力争取 20 个人大代表签名,并且设想在郑州两会期间作为候选人出现,进入正式的郑州市市长选举的法定环节,从而彻底打破政府候选人等额选举的 “ 花瓶选举 ” 现状。焦国标老师和我都感觉这个想法很好,并且认为 “ 虽然败局已定,但谁说法律就不能真正拿起来用一次? ” 随后,我发了曹天出资亿元作为廉政保证金参选郑州市市长的微博消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曹天很快成为 2011 年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做的事情被南方系做了完整的报道。国外媒体的报道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河南当地的行动非常快,后来曹天的一句话可以反证,他说: “ 都说秋后算账,其实他妈的他们哪里还需要等到秋后?夏天未到,账就开始找我算了!! ” 最让我感到寒心的是,我曾经供职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某重要领导就此事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公然说:曹天一事,涉嫌国外反华势力参与 …… 集团所属媒体一律不得报道 …… 转发新京报报道的河南手机报当事编辑做出严肃处理 …… ;后来,另一名领导也小范围通知单位中层领导:马云龙和朱顺忠都曾是我们单位的人,而且是现在也是全国的 “ 名人 ” ,但也都是 “ 麻烦制造者 ” ,不要和他们接触,否则后果自负 …… 国庆节回家,以上的消息均被一一证实。开车路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时,看着宏伟的集团大楼,我再没有留恋、回忆、甚至感到心寒似冰。眼泪不争气的在我路过这个建筑物时,缓缓滑落。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这就是动辄宣称要 “ 讲政治 ” 的、生我养我的祖国?在我们这个最不讲政治的国度,有些官员居然恬不知耻的大谈 “ 讲政治 ” ,而自己却是一肚子为官私利的卑鄙和龌龊。 什么是政治?民主和法治是政治的核心构成,那么请问某些官员,你们的 “ 讲政治 ” 讲的是民主、还是法治?或者在你们的词典里, “ 讲政治 ” 就是听上级的话、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面子、保住自己头上那顶血红的乌纱? 忽然想起了程益中说过的一句话: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常识。原来,我们的诸多官员根本不懂得常识。 斯为,疯狂。 自 2009 年我从中国周刊辞职接手并且负责改版长城月报至今,整整两年时间。这 700 多个日日夜夜,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和痛苦 —— 资金紧张,我五次从家里把给孩子准备的看病钱拿来给员工们发工资,为了让大家有团队荣誉感,我多次在经济极端拮据时组织大家游玩,为了省一张门票,我们单位的几名副总甚至主动放弃随行,只让我这个总编的带领大家出去;为了省办公耗材,我到隔壁办公室蹭法律顾问的打印机和扫描仪,后来甚至专门鼓励大家在纸的背面继续编校稿子;我深深的记得,数不尽个夜班,美编和编辑们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到天亮:数不尽个深夜,连印刷厂的业务员也不得不陪着我们一起趴在办公桌上睡个通宵。很多同事们为了省房租,把房子租住到很远的郊区,比如通州的六环外,昌平的六环边,为了第二天早上 9 点的选题会,他们不得不早上 5 点多就起床挤公交,拼地铁 …… 一年后,长城月报终于赢得了业内的尊重,知名度节节攀升。多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言论和国是栏目更是成为读者翘首以待的 “ 名牌栏目 ” 。我们的特约作者里,知名的学术大家逐渐多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多。到了最后,连我们的一个编辑也感叹,我们的专家团队真的是太强大了!与此同时,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办甚至中纪委的读者也都通过不同形式表达了对长城月报的肯定。 2010 年初秋,定居南京的著名军史专家王辅一将军,出差到北京,专程 “ 偷偷 ” 给我打来电话,教我如何绕过警卫,坚持要接他到长城月报社看一看,坐一坐。由于没有电梯,我多次劝将军是不是可以让小伙子们搀扶他到四楼,而年逾耄耋之年的老将军却执意自己步行上楼。那天晚宴时,老将军用钢笔写下几个字:一定要讲真话,长城月报一直在努力讲着真话,值得尊敬 …… 刊物办到第二年时,长城月报已经毫不夸张的踏入知名刊物的行列。来自龙源期刊网、读览天下、汉王科技、 iphone 客户端等等网络阅读运营商的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长城月报和我本人的微博也成为有一定号召力的微博 “ 名人 ” 。在我们的努力下,河北聂树彬、内蒙呼格吉勒图两个似乎被人遗忘的案子,被重新拉回到读者眼前。我们拿出 10 个版深度策划了两个案子的前世今生,并且将杂志送进了两会会场 …… 此后,我们对计划生育国策、罕见的国内移民潮、全国的大规模拆迁行动、鲁迅被删去教科书事件、国民党将领抗日的寸血寸山河、钓鱼岛的历史由来、我国边疆烽烟等等都做了入木三分的深度采访和报道。我们的报道,赢得读者的同时,也逐步影响着市场。 可就在此时,我们折翼,摔下云端。 但是,我们对蓝天的渴望没有停止,我们对真理的伟望和仰慕没有折翼。我们依旧渴望正义的蓝天、真理的浩瀚,我们相信:声音不能被垄断,真相不会被抹杀。 我们用文字表达的政治诉求并不隐晦:将公权力赶进用民主(选票)编织的铁笼里,让暴力不要成为独 ’ 裁的怪兽,而成为我中华 13 万万同胞的保姆、保安和服务员。然而要想驯服公权这头世界上最凶猛的怪兽,谈何容易?!不仅仅当下之中国,百年前的严复、康有为和靠革命推翻王朝的孙文先生,都耗尽毕生心血,然,民主法治之光至今没有光耀我 960 万平方之华夏。 我们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 90 年前立党之初的革命夙愿, 80 年前的伟大民主诉求, 70 年前对独 ’ 裁和专 ’ 权的愤恨, 60 年前对亿万同胞的民主政体承诺是真实的、有效的,并且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 孙文先生政治理想之继承者 ” ,时时刻刻 “ 为人民服务 ” 的先进政党。 如何保证以上的承诺能够兑现?惟有依靠民主和法治。也许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实行宪政制度,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建议我们的执政党能够相信并且自觉维护宪法之尊严、法治之神圣。 斯为,坚韧。 我主政之下的长城月报团队,由于 “ 和上级单位合作、管理和其他诸多问题无法解决,选择了离去。 ” 但扪心自问,我们无愧于新闻职业理想,无愧于市场,无愧于读者,无愧于给我们投入广告的每一个良善的商家,也无愧于那些说谎言和制造谣言的朋友! 但我对不起三岁的孩子,对不起日夜为我操心的父母。 我尤其对不起跟随我的员工。由于我们的清贫,大家的待遇都很低,你们的腰包没有鼓起来;创业之初,清贫之下,我甚至没有能力给各位买上各种保险,配上各种福利,也没有能力给每一位员工配上必要的采访设备。可我们是一名记者,我们注定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行者,我们注定清淡一生,戎马今世。我们选择了新闻,就注定有风霜雪雨。如果有选择,我希望大家下辈子择业时不要考虑做新闻,当然我也坚决反对大家投生于飘着国旗的办公大院里,拿着纳税人的俸禄,俯视着门口聚集的 shang 访百姓,然后拉上办公室的窗帘,用权力和金钱做交易。 要分手了,我送给大家的怕只能是一句话了:以后无论在哪里择业,先要做一个在阳光下生活的人,做一个内心良善的好人,然后再去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新闻人;面对不干净的、可能玷污新闻职业的钱时,一定要记住,它可能会让你一辈子洗不掉痕迹。再说句粗话,请大家见谅 —— 新闻就像一个清澈如水的处女,不干净的钱就是嫖客,如果你和他上床一次,你今生就永远不会再是处女。 我希望我们团队留下的长城月报理念不倒,希望接下来的团队能够一如既往的高举 “ 民主法治 ” 之大旗,推崇宪政之政体,惟新闻自由和敢言为职业理想追求,让长城月报这块牌子继续在新闻业界闪烁。我当然知道,敢言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长城月报哪天因讲真话而遭整肃,那我们会化作新闻理想的雕像存入历史的档案馆。 我相信:长城月报的昨天,会被后人写进中国的新闻史。而这将是我们安慰内心痛苦的、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别无选择;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告别风霜雪雨,也远离了似锦繁华;我和我的团队走了,渐渐看不见了长城月报的背影,也 —— 渐渐听不见她的依依呀呀;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您记住 700 多个日夜的奋斗拼搏,也请您忘记一个又一个的执法审查;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曾经上门讲情的商贾、官员和执意上门调查的警察,放下内心不安的挣扎,因为 —— 我们并不可怕;如果你们不让我们讲真话,也请你们回去告诉自己的主子:这个国家总要有一批仁人志士,心怀天下。 再见,长城月报! 祝好,长城月报! 朱顺忠即笔于北京东郊   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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