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勤

以发表新闻调查报告著称的《中国经济时报》再度被当局整肃。据信，该报社调查报道部将被解散，首席记者、被誉为中国打黑记者第一人的王克勤正面临当局的处置。但报社人员已被封口，不得向外证实这个消息。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属的《中国经济时报》星期一再被当局整肃，由资深记者王克勤领导的调查报道部据信已经在当天上午被当局“连锅端”，遭到解散。 *《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传遭解散 人员遭封口* 著名媒体人、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刚最早在微博上透露了王克勤及其报社调查部遭整肃的消息。他说，发自《中国经济时报》一位朋友的短信说，一位擅长搞政治斗争的领导已经到达报社，开始对他们整肃。 中国的一些媒体人也私下从在《中国经济时报》工作的朋友那里了解到整个调查报道部被解散，部门记者被分配到其它部门，而部门负责人、有中国骨头最硬的调查记者之称的王克勤则前途未卜。王克勤星期一早上在微博上转发了雕刻在前纳粹德国一个集中营入口处的警世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他说，这句话表达了此时此刻自己的特殊心情。 面对网上盛传上述消息，《中国经济时报》及其工作人员都没有直接发表评论。据信，报社工作人员已被封口，不得向外界证实消息和透露细节。 目前《中国经济时报》网站的运作也很不稳定，星期一上午和下午都出现了不能上网的状况。 *吴淦：体制内有人已预告对王克勤整肃* 中国维权活动人士吴淦对美国之音说，就在王克勤负责的《中国经济时报》调查报道部据信遭解散的前一天晚上，一位体制内的人向他透露王克勤将是下一个被收拾的对象，只是没想到事情这么快就发生了。 吴淦说：“昨天他讲王克勤会被整肃，现在在风口上。就是在十八大交班前他们要对各个阶层比较不听话的人都要整。” 王克勤和《中国经济时报》调查报道部以发表负面新闻调查报告著称，之前就因此遭到当局的整肃。王克勤曾发表股票市场黑箱作业、出租车行业垄断黑幕、艾滋病真相等具有影响力的调查报告，惹怒了官员和地方势力，并使他本人以及他所工作的报社受到压力和打击。去年，他发表《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后，《中国经济时报》遭到整肃，社长和总编包月阳被调离报社。 *王克勤打黑努力曾获官方认可* 王克勤曾入选由官方媒体组织选出的中国传媒杰出人物和八大风云记者名单，被认为对治理中国经济秩序发挥过重大和积极作用。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个月发表评论，称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热点事件和敏感问题的关注会使一些地方政府一时难堪，但从长远来说，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推动社会进步。 相关文章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今天上午10点49分，作家钱钢先生在新浪发出微博“惊悉王克勤领导的《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今天上午被‘连锅端’，严重关注！”到下午16:49，已有转发近3000条，评论1200多条，微博舆情几乎是一边倒地声援王克勤和他的团队的。这恐怕是令下令者始料不及的。 事实上，我很怀疑做出此项决定的报社主管是不是21世纪的人，尤其是媒体人。当然，有网民搜索发现，《中国经济时报》韩社长一年前才进入该报，此前是出版人，当过以出版中小学教辅读物有名气的龙门书局的总经理。去年5月自发展出版社社长任上与原《中国经济时报》社长兼总编包月阳对调岗位的。不管怎么说，韩社长“组织上”算是媒体人了，尽管“思想上”可能还不是。 我在15点03分微博发帖：“《中国经济时报》社长韩立军出名了，他靠打压王克勤这位国际上知名、高层容忍的调查记者和他的优秀而清贫的团队扬名，其方式方法是一大创新，否则谁知道他韩立军呢？不过后来的事态发展就不在他掌握之中了。” 微博上立即有人跟帖，一个帖子说，“没有一个蠢猪会靠扼杀一个‘意见领袖’出名，那样只会自讨没趣。”我当然不敢怀疑韩社长的智商，但是依然认为，韩社长这样做是有他的逻辑的。此前我还发帖：一些单位盛行逆向淘汰，而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些人的日子要好过得多。我估计不谙网事的韩社长会后悔的；他们隔世了，以为自己可以为了私利为所欲为，到头来要还债的。 我在微博中坚持认为：“王克勤团队被解散不是高层的意思，应该是报社中不学无术的总编以外的一二号人物的意思，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形势，一意孤行。”“应该是内因。高层有关方面对王克勤这几年为维护公共利益所做的工作是肯定的，至少是没有指出问题的。王克勤来北京十年，从《北京出租车业黑幕调查》开始，从来没有遭遇过诽谤官司，也没有一个调查最终被认定为假报道和失实报道。” 此后有一些媒体采访我，问我调查性报道的生态和“处境”如何。我回答：不要用“处境”这种悲情的词汇。因此我不赞成对此事的过度解读，即认为舆论监督、特别是调查性报道的大环境恶化了，报社以外有人要拔掉王克勤这样的钉子。事实应该不是如此，君不见，近期以来不仅是财经类媒体和市场取向媒体，即便是央视，瘦肉精、达芬奇等调查性报道也是风生水起吗？ 不久前一位知名艺术家到王克勤的报社去拜访他，并说要加入他的调查团队。王克勤笑而答曰：“月薪一千七，你干不干？”当然，王克勤作为首席记者、部门主任、报社仅有的两三位正高级职称之一，月薪要比年轻同行高些，但全部加起来，一个月也一般不超过3000元，况且近47岁他没有买过房子，在国内最知名记者中恐怕是最清贫的。 三个月前我在广州与一位杂志社长讲到当下调查性报道的前景看好，提及王克勤每月收入2700元，这位老媒体人连说：“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一个月两千七？”我平静地说“是的”，但我也知道很少有人相信或愿意相信这是事实。 我相信，不是工具理性，而是价值理性，支撑王克勤走到今天，尽管我知道时下“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因此一再劝说王克勤要把个人财务理得好一点，让自己和家人不至于那么拮据。因此当今天有微博友说，做记者是一条险路时，我以这样的帖子回应：“下辈子还要做新闻人，因为王克勤他们既让中国社会更加透明，又改变了国人价值观，相当程度上把歌颂型文化改变成了批判性文化。”因此，我很怀疑王克勤的变故很可能给他带来改善待遇和生活的契机，尽管早就应该这样了。果如是，还得谢谢韩社长的成全。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1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经济观察网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财经》记者 舒泰峰 左林 　27岁的徐彦，5月26日凌晨3点在自己的微博上，宣布参选杭州市下城区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他的参选声明这样写道： 　　本人属于“新杭州人”，是通过杭州人才市场集体户落户下城区。与我一样的许多新杭州人，需要一名代表，（他们）在购房、结婚、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面临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需要公共政策支持，这是本人参选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当选后最主要的努力方向。 　　徐彦，在杭州从事房地产营销和广告工作。他对《财经》记者说：“希望通过人大的路径，推动户籍改革。我本身是‘新杭州人’，是这个群体的一员，跟他们有共同语言。跟户籍挂钩的东西太多了，大批大学生留在城市都会遇到种种问题。” 　　徐彦还为自己的参选做了一个规划：6月下旬公开招募志愿者，一起进行社情民情调查、选民拜访等，7月起每周发布一个视频，以阐述参选理念。 　　到6月27日，徐彦已经招募到了八名志愿者，他们都是社区居民，暑期将至，他还设想招募大学生进入社区，调研包括停车难、小区垃圾处理等具体问题。 　　在徐彦的理解中，“政治其实不玄乎，而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就是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小区的垃圾桶摆放是否合理，我希望通过参选促进自己的小区和城市更加美好”。 　　徐彦的身影，是2011年中国基层政治生活的微观一景。 　　从7月1日开始，五年一度的全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面铺开。这次换届选举将产生县（区）、乡两级人大代表200多万人。参加这次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选民将达９亿多人，参加乡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选民将达６亿多人。 　　徐彦希望挤身200多万基层人大代表之列，而他选择的是联名推荐参选之路。 　　按照《选举法》规定，中国县（区）、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各政党、人民团体联合或单独提出，另一种为各选区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提出。 　　对于无法获得各政党、人民团体推荐的公民来说，若想当选人大代表，可选择联名推荐一途。 　　今年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与往届不同，微博鼓励了公民参与的热情。 　　5月25日，作家李承鹏最先通过微博宣布，将参选成都武侯区人大代表。此后，一批参选者通过网络涌现出来。据选举问题研究者、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统计，截至6月16日，已有近百位各界人士通过微博宣称将参选人大代表。 　　2011年，亦有更多知名人士宣布参选或助选，除李承鹏以外，还有上海作家夏商、网名为“五岳散人”的时评作者姚博、财经作家柳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等。名人参与的助选团也是一景，学者于建嵘、法学教授贺卫方、作家韩寒、导演冯小刚、记者王克勤等，均加入了李承鹏助选团，知名律师陈有西、斯伟江则为他提供法律咨询。于建嵘同时还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的参选顾问。 　　今年联名推荐参选热的另一个特点是，时间早而且集中。往年要等到正式开选之后才会出现的参选热，今年则提前出现，而且参选者所在的城市更为广泛，往届以北京、深圳、上海等地为主，今年在广州、杭州、成都等地均有参选者。 　　参选者职业范围也趋向多元。往届以律师、业主、大学教师、大学生为主，今年则出现了作家、中学生、媒体人等。 　　“还有大量的参选者没有公开，只有在选举开始后才能知道。”李凡预测。 　　每个参选者的理由不尽相同，但许多参选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为社区服务的口号。 　　北京新启蒙研究所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居住于圆明园附近的画家村，这是一个城中村，流动人口集中，因此他的目标之一是要为画家村多建公共厕所。搜狐网的编辑徐春柳所在社区位于北京东城区和朝阳区交界处，虽在二环路边上，但因为临近铁道，交通比较差，有人戏称之为“北京的盲肠”。他的目标是为社区解决交通难题。 　　“能不能参选成功不取决于你在微博上的粉丝数量，或者发表了多少东西，关键是选区内有没有人给你投票。”熊伟说。 　　有的参选者则想得更远，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对《财经》记者说，“我希望在两种路以外找到第三条道路——认可现行体制的合法性，又推动体制变革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波热潮 　　联名推荐参选并非新生事物。它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初。1979年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选举法》，将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由乡镇一级扩大到了县一级，并明确，“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且推荐候选人的政党、团体和选民，“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 　　此外，新《选举法》还确立了预选原则：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1979年的新《选举法》是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李凡说，“它给了联名参选非常大的空间，从而出现了第一波公民参选潮，1980年全国各地大学生都有参选人大代表的，仅海淀区就有15个学生当选。”其时，适逢恢复高考，大学生的年龄普遍较大。 　　1986年，《选举法》进行第二次修改，“三人以上附议”的条款修订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此外，还删去了1979年法律中预选的规定，转而规定选区选民小组(或全体代表)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这些修改客观上降低了直接选举的竞争性，公民参选潮渐渐降温。直到1998年，湖北潜江市中学教师姚立法当选该市第四届人大代表，联名参选又重回大众视野。 　　姚立法当选后，在一个五年任期内，提交建议187件，超过当时潜江市所有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案的五分之二。 　　此外，他还参与其他事务，比如为潜江教师追讨欠薪，揭露村级选举问题等。“我打破了两个旧观念，一是认为自荐参选肯定选不上，二是认为选上了人大代表也没有用。”姚立法对《财经》记者说。 　　姚立法的成功激励了后来的参选者。在他之后，2003年，出现了新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公民参选潮。这次参选潮始于深圳，共有十余人参选，最终，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王亮等三人当选。 　　2003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让自荐竞选者多起来》，称赞深圳的公民参选是“民主选举的自觉实践”，“表明了人民群众选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增强，有利于促进我国民主选举制度的发展，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当年很多人是看了这篇评论后参选的。”熊伟说。在北京，这一年9月至12月为选举时间，当时涌现出20多位参选者，包括北京邮电大学教师许志永、朝阳园业主委员会主任舒可心、以反“伪科学”被公众所知的司马南、打假人士王海、回龙观社区业主聂海亮等。在最后的选举结果中，许志永、司马南、聂海亮当选。 　　但在湖北，同年虽然有41名通过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参选，却全部落选。 　　2004年，《选举法》进行第四次修改，恢复了直接选举中的预选；在候选人介绍环节，增加“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的内容。此次修改受到各界好评。当时有学者预计，在2006年的换届选举中，公民参选热将进一步高涨。出人意料的是，到了2006年，公民参选热在舆论中似乎并未出现。 　　许志永告诉《财经》记者，与2003年相比，2006年的联名推荐候选人参选数量其实并未减少，只是媒体参与少，舆论冷清，“结果并无太大差别，比如海淀区人大，2003年当选的联名推荐候选人，2006年基本都连任了。” 当选有多远 　　按照法律规定，成为代表候选人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难。据许志永介绍，以北京的实际情况看，政党和团体提名代表数的比例，只占20％多，余下近八成均为十人以上联合提名产生。 　　李凡的观察与此形成印证，据他回忆，2006年换届选举中，“北京市总的候选人是5万人，应选代表1.3万，其余3万多都是联名候选人”。 　　参选人大代表的第一步是取得选民资格，其程序是选民登记。在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现实下，这一环节变得复杂起来。目前，《选举法》对于流动人口的选民资格问题，未有规定。地方实践中，流动人口原则上应在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选民实际上已经迁居外地但是没有转出户口的，在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的证明后，可以在现居住地的选区参加选举。具体如何掌握，则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根据本地情况作出决定。 　　模糊的规定使流动人口参加选举遇到障碍，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千里迢迢专程回到户籍所在地开证明，另外，居住多久才能够在居住地获得选民资格也不明确。 　　2006年，一位在北京工作多年的人士去做选民登记，由于未办理暂住证，被告知居住不足一年，无法进行选民登记。李凡建议，流动选民应当保留居住证、暂住证、房屋租赁合同、房租收据、水电费收据、电话费收据、纳税证明等居住证明文件，并随时注意现居住地关于流动人口在当地参加选举的规定。 　　若想顺利成为代表候选人，获得有效的联名推荐是关键。 　　江西新余钢铁厂的职工刘萍的参选经历说明了联名推荐的重要性。当地选举工作指导组指出，17位推荐刘萍作为代表候选人的选民中，五人不是刘萍所在的新钢公司第六选区选民，有三人后来退出签名，有二人在新钢选区查无此人，所以有效推荐她参选人大代表的只有七人。因此，选举工作指导组认定，刘萍未达到法定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人数规定。显然，联名推荐者必须为本选区选民；联名推荐者的人数则越多越好。 　　此后，由代表候选人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是联名推荐参选最难通过的一环。 　　《选举法》规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由各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并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在这种情形下，取得联名推荐人越多固然越有优势，但并非一定能够获胜。 　　2006年，北京一位大学教授得到了1000多张推荐票，排名靠前，但是在小组协商的过程中，支持他的选民小组只有三个，而支持该校一名副书记的小组有十多个。“是按选民小组的多数、还是按推荐票的多数，选举法中没有明确，由地方自行规定。北京当时采用了选民小组多数，这位教授票数再多也没用。”李凡说。 　　实际上，对于这种情况，《选举法》有解决办法，其规定，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时，要进行预选，根据预选得票多少来确定。 　　2003年，许志永所在的北京邮电大学选区就启动了一个类似预选的程序，将300多个代表候选人名单全部下发给选民，要求选民在其中勾选出三人，许志永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正式代表候选人资格。 　　“如果选民小组的协商不能反映多数选民的意见，就采用‘预选’，让大家直接表明意见，这是最好的方式。”许志永认为。 　　不过，熊伟说，预选并非产生正式代表候选人的必经程序，《选举法》中对于预选的程序和发起者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有些地方对于预选态度不明，还需要候选人去争取。 　　如果在这些步骤之后，仍无法进入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即动员选民于正式选举中在选票的“另选他人”一栏中填上自己的名字。“这需要极强的动员能力，”李凡说：“难度极大”。他接触过的联名推荐候选人中，极少人动用这一程序。 　　但并非没有成功先例，在1998年的选举过程中，姚立法没有能够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就是通过“另选他人”的方式高票当选。2003年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王亮也通过这种方式当选。 　　最后一步是投票和计票环节。熊伟认为，一场公正的选举应当实行当天计票制度。他曾观摩了2006年在北京大学的选举，当时，规定的投票时间是早上8点到夜间12点。“到夜间12点投票截止，实际上意味着无法当天计票。票箱放在那里一个晚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此外，李凡指出，人大代表选举严格说起来不太需要钱，最好自己掏钱，避免“非法集资”之嫌。《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参选者均为自费参选。网名为“五岳散人”的姚博在微博上宣布：“所有选举费用由我个人承担，如果当选，在任期内的办公费用亦由我个人承担”。 开放心态 　　多位参与或观察往届选举的人士均表示，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参选者都应保持开放的心态。比如，候选人是否能充分地介绍自己当选的重要因素。候选人可在推荐代表候选人阶段、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阶段、正式投票前的最后阶段，尤其是投票日前的一天到三天，加大自我介绍力度。 　　2010年3月，《选举法》第五次修改，将“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中的“可以”改为了“应当”，这从法律上肯定并增加了候选人直接面对选民介绍自己的机会。 　　除了参选者需要更加开放的心态，“针对蓬勃的联名参选现象，各级人大也需要开放心态。”李凡说。 　　往届的选举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位律师宣布参选，当地司法部门劝退未果之后，在投票时，工作人员直接端着票箱到各户去收选票，但唯独避开支持该律师的居民。该律师自然无法当选。 　　实际上，对于联名推荐参选人大代表，《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参选人都将自己定位为服务者和沟通者的角色。用熊伟的话说，“既要跟选民沟通，也要跟政府沟通”。 　　从宣布参选之后的第六天，也就是5月31日，李承鹏就主动与武侯区人大联系，希望进行沟通。6月14日，武侯区人大常委会一位相关负责人与李承鹏进行交流，除了谈论李承鹏的阳光校车等一些具体的设想外，该负责人多次强调，选举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进行。 　　虽然李承鹏没有听到他希望的“欢迎你参选”的话语，但是他认为这次沟通很有收获，“他的提醒非常重要，可以让我把方案想得更具体。” 　　绝大多数参选者对选举的结果并不特别在意。熊伟说，关键在于过程，希望能够借此来普法，推动更多人来关心公共事务。 　　针对目前所谓“独立候选人”的讨论，一些政府人士和学者表示，需要在理论上和制度上厘清选民的被选举权的意义和内涵。今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切实保障选民的“被提名权”》，称目前所谓“独立候选人”现象反映出来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保证宪法和《选举法》所规定的选民的“被提名权”得到充分实现。 　　根据现行《选举法》第29条第二款的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该条款的规定是对选民的“被提名权”的制度保障。 　　文章称，“虽然该条款表面上只规定了谁有权提名，但实质上是肯定了选民的‘被提名权’。” 　　“选举法的上述提名程序并没有明确说选民只能等待有提名权的合法主体来被动地‘被提名’，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必然包含了两种情形：一种是选民主动寻求有提名权的合法主体，依据法律程序提名自己作为代表候选人；一种是选民被动接受，有提名权的合法主体对自己的提名。这两种情形都是上述条款所保护的选民‘被提名权’的法律内容。如果上述条款只能理解成由有提名权的合法主体被动地提名自己作为代表候选人，那么，在制度上就可以出现‘让你当代表你才能当代表’这种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现象的出现。” 　　这篇评论文章认为，目前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所谓“独立候选人”问题，实际上是一些想当人大代表的选民依据《选举法》第29条第二款的规定寻求获得有提名权的合法主体的提名，这种行为是《选举法》第29条第二款当然保护的内容，是选民依法享有的“被提名权”的应有之义。 　　从法律上来说，中国选举法确实没有“独立候选人”一词，且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规范性文件，都没有将选民十人以上依法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称为“独立候选人”。 　　有分析人士认为，将选民十人以上依法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冠以“独立候选人”称谓，容易引起误解，似乎其他类型的参选者就不够独立，因此不宜使用。 　　中国法学会主办的《民主与法制时报》亦于6月20日发表署名文章称，“独立候选人”提法不妥，但不代表公民不能有意参选人大代表。“公民有意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寻求‘被提名权’，是公民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主张被选举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应依法得到保障和尊重”。 原文： 链接 © superlee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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