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功权

这一打击网络谣言的新司法条例规定不仅引发中国网民的强烈反响，也引起国际上一些人权组织的关注和抗议。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播出对旅美学者何清涟女士的采访内容。 法广 ：首先请谈谈您对中国刚刚公布的新司法条例规定的看法。按照这一新的司法条例，如果在网络上传播的虚假信息被点击5千次以上或被转发5百次以上，那么，传播信息的人士将受到法律制裁。您如何看这样的法律规定？ 何清涟 ：这个法律的出台是非常荒唐的，但是符合习近平的政策。因为习近平上任以来，对舆论采取逐步升级（的管控）。以前习近平在还没有上位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被共产党热捧。他说：笼子里那些吵得热闹的鸟儿拿走了，就不热闹了。意思是：他有宽容之心。当时新华社说：习副主席的话彰显了大国的自信。现在笼子里吵得厉害的鸟儿，在他看来是越来越多品种：讲宪政的，吵得厉害的鸟儿要拿走，那么过去胡锦涛手下活动了八年，在江泽民末期就开始活动的许志永，一直是以非常温和的方式操作，不碰六四、不碰少数民族问题等等，一直操作到今天，现在要逮捕。王功权也是坚决反对革命，主张理性，温和地推进公民社会。这些鸟儿在胡锦涛的笼子里都能活，到他这里都得要拿出去。所以呢，最近出台的这条法律是配合打击大V，实际上其中有一个点，是写微博的人无法掌握的，就是转发5百次。 我曾经在国内开了一个微博，其实我发的还挺少的，因为我的微博是悄悄开的。没对外公开，也没推荐。大家是相互介绍而来。最后到八万多时被停了。中间关关停停，关了好几次。每一次，八万多粉丝，一条消息转发3千多的都有。所以呢，这不是本人能控制，那他要入罪特别容易。这条所谓法律出来以后，只有一个人得到宽松，就是甘肃张家川的杨姓少年，现在改为行政拘留，已经放了，网民都以为这是网民的愤怒带来的结果。其实他们没有看到，这次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抓错了一个人，抓的是一个未成年，少年。未成年少年这一条太荒唐了。说得不好听，太难堪了。所以最后给放了。 看看薛蛮子这个人，号称大V。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政治上特别激进的人。只不过有时跟哄呢嚷两声。平常更多的还是做点商业活动，或者浅层次地发点聪明点的牢骚。但是当局就是以嫖娼罪把他抓了。为什么要抓他？就是要震慑所有的大V。因为薛蛮子有几个身份看起来都很保险：红二代，美籍华人，又是企业家。其实薛蛮子这几个身份，最后都没有对他起到保护作用。当局的意思很明确：薛蛮子都抓了，你们那些什么也不是的人，就老老实实。从打了薛蛮子以后，企业界的那几个大V就都已经老实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新法律的目的在于震慑网络言论，禁网。 法广 ：加强网络监控，自然就牵涉到公民的言论自由问题。中国民众的言论自由状况本就受到许多非议，随着新的司法条例规定的实施，自由言论的空间是不是更有局限性了？ 何清涟 ：自由言论的局限性肯定是一直存在。但是我有一个看法，就是称大的空间呢，共产党已经不能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了。毛泽东时代，那么样一个全社会控制，还包括居民委员会检举揭发，互相盯梢，那个时候不也还是有人讲反动话吗。所以我觉得在网络时代搞这一套是倒行逆施。他的这一块封住了，大家就会想办法在别的方面。比如很多人跟我讲，现在还没与恢复到最传统的传播方式，就是用i-mail群组发邮件的方式做文章。因为用附件形式发，或是做成图片就不过滤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有互联网以来，从论坛到微博，我们也看到升级换代好几次了。所以我看这个政策，这个法律是徒劳的。但是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困难，至少暂时性的困难是会有的，也会让一部分人感到恐惧，因此约束自己。 但是中国的社会矛盾那么多，大家总是要有地方发泄。所以我觉得有话要说。所以习近平的这个政策是非常愚蠢的。 法广 ：不过，在网络极为发达的信息社会，特别是手机极为普及的今天，使用微博、微信等手段在网上发帖的人数都是以“亿”来计算的，可以想象，如果不对网络进行适当的控制，那么，各种谣言将会满天飞，这也将构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有观点认为，为了社会的稳定，应该加强网络监控。您是否认同这种看法？ 何清涟 ：我不认同。因为谣言往往产生于言论控制的国度和信息封闭的社会。看看美国，法国，有多少经常一个大谣言传播很久引起政治骚乱的？我觉得这种事不多，很少。就算偶然有一点，也很快就平息了，至少我没看到。但是在中国，任何一个谣言，如果传播得快，就会引起政治骚乱。从大蒜风波开始，一直到这些年，每年都有。所以我个人觉得，政府应该从长远考虑，不要为了政府的方便和一党专政的需要，我认为信息公开的社会反而更有利于稳定。 法广 ：其实西方国家对网络也不是放任自流，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控制好监控的尺度？为什么中国实施网络监控会召来如此多的非议？ 何清涟 ：两种（制度）控制的目的不一样。西方国家主要是针对一些诽谤性的信息，谣言，色情等等进行管控。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主要管控政治信息。至于谣言，那人民日报天天在撒谎，既然可以造官谣，为什么民谣就不行？所以大家就特别反感。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社会，发生的事情不一，全世界都不这样看。只有一个人把它弄混了，就是斯诺登。最后我想再说一句，就是毛泽东那个时候控制别人呢，是口里说百花齐放。这次呢实际上是一花独放，只许歌颂党，歌颂毛泽东。习近平现在虽然说：他的鸟笼不怕鸟儿吵，实际上现在是把那些鸟，只要没有按照他所规训的声音叫的鸟儿，全部都拿走了，只剩下八哥和鹦鹉，歌颂习总、歌颂党，他听起来特舒服。但是这正好证明：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既没有政治眼光、有没有政治仰念，而且在面临中国这么多矛盾的时候，以他这样的才具、以他这样的眼光、以他这样刺激手段，是无法把中国引向光明，只会更糟糕。  

谈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流亡者孙中山、同盟会、刺杀的死士固然重要，但那些各省的士绅领袖才是关键时刻的决定者，当他们在心理上放弃了皇族内阁时，这个大厦才最后倒塌。但在此刻的中国，有多少政治、商业与社会精英能够站出来，愿意表达自己的反对主张？许知远说，一九八九年后的共产党最成功的举措，就是把所有的精英力量都收编于体制内，包括八十年代直接挑战者知识精英。倘若这个群体没有表现出独立的姿态，整个社会情绪是难以被扭转的，没有这股社会情绪、又缺乏必要的社会组织，它是不可能形成有力的挑战的。 三年过去了，这些乐观都变成了幻灭。许志永与王功权也被关进了铁窗。王功权是个成功的商人，分享到中国经济奇迹，他的故旧与新友是中国商界最活跃的人物，他也是个温和、耐心之人，王功权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为这个国家的良性变革提供一些健康的批评之声……这么多年我做的事情都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之下」。但即使是这样的人物，他有高尚情操、温和的手段，却仍不免遭此困境，这让中国的精英群体恐惧、愤怒又不安。 许知远说，王功权事件会变成中国精英态度的一次分水岭，他们可能继续逃避，也可能因此而审视自己的价值与使命，他们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获取成功，却是政治与道德上的侏儒。但在很大程度，这个社会仍未准备为变革付出代价，搭顺风车仍是主要的社会心理。 在批评了中国商业精英之后，许知远说，「或许要等到一群我这样的自认的温和批评者与旁观者都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的主张，并主动接受要付出的个人代价时，中国社会才可能真正从这巨大的道德沉睡中惊醒」。

图:Flickr/Jonas Foyn Therkelsen 2013-09-26 10:22 荷兰在线 据中国媒体9月25日报道，经最高法核准，沈阳刺死城管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最高法院认为，夏俊峰犯罪情节极其恶劣，手段极其残忍，后果特别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一审二审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此报道一出，引发中国网民广泛质疑，有关该判决是否公正、死刑制度存废、城管制度改革等话题的讨论甚嚣尘上。 夏俊峰之死引发一面倒网络舆情 据资料显示，夏俊峰本是沈阳街头一靠卖炸串谋生的小贩。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与妻子张晶在摆摊时被沈阳市 城管 查处，在被带往勤务室的八分钟内，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用随身携带的切肠刀刺死城管队员两名，重伤一人。2011年5月9日，夏俊峰被辽宁省高级法院裁定死刑，随后该案递交至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在最高法院核准该案的两年多里，包括郑渊洁等在内的知名人士多次联名请求刀下留人，夏俊峰妻儿也得到不少热心网友的资助，但这一切并没有为夏俊峰的命运带来转机。 荷兰在线记者发现，自丈夫出事以来，张晶一直利用微博呼吁当局刀下留人。截止26日凌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张晶共发布了9000多条 新浪微博 ，合计长达200多页，详细记述了营救丈夫的点点滴滴。据张晶表示，夏俊峰死前拒绝在死亡书上签字，恳请妻子继续上诉，夏俊峰还曾要求与家人合影遭拒，“留下个照片给儿子看都不行吗？为什么这么绝情啊？”新京报对此评论道，死囚刑前与家人合影早有先例，被誉为法治的进步。司法正义理应展示人性光辉，法无禁止而拒绝“最后合影”，有关部门需要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回应舆论关切。 除此之外，据张晶微博透露，法院派人通知她会见夏俊峰最后一面是在凌晨五点，这引发了不少人对于法院违法执行死刑的质疑，还有网友将夏俊峰与被秘密执行死刑的湖南商人曾成杰相提并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在微博中提出，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24条规定，法院在执行死刑的三日前，应当通知同级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亲属会见权是第423条，为何不尽早通知？同城检察院尚须提前三日，设若家人路途遥远呢？” 尽管夏俊峰已死，但该案存在的诸多疑点，仍然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夏俊峰代理律师陈有西在微博上表示：“夏俊峰一审二审事实不清，证据不实……我们要求最高院发回重审辩护意见不变。”陈有西还一并贴出了死刑复核的辩护词，在辩护词中他指出，城管执法负有重大过错责任，夏俊峰正当防卫的基本事实不能排除，原审法院有罪推定办案倾向明显，采信证据不够客观公允，定案证据发现严重伪证，应当出庭的客观证人被限制出庭，“不能为了保护公权执法，而远离法律的公平正义……我们要防止用高压维稳，进一步激起底层群众的愤怒和反感。”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律师隋牧青、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金和海口经济学院院长刘耘等也通过微博对本案发出质疑。徐昕表示，几年争取，无力回天，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啊，对生命，对法律，一个小贩与中国法治，此案将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一笔。隋牧青指出，城管对夏俊峰进行殴打，城管违法在先，仅此夏即可行使正当防卫权，夏无罪，唯一的错误是妄想在这个罪恶国家讨生活。克里斯托夫•金则质疑死刑面前人人不平等，他认为，如果预谋杀人的谷开来可以不死，夏俊峰就不该死，在公知激情推动民意救人之时，别忘了九泉之下的申凯和张旭东两位城管，他们也是人，也有妻儿老小，他们也不该死，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正当防卫绝不是致人于死地。刘耘也通过微博呼吁反思夏俊峰案，他表示， 夏俊峰执行死刑引发的一面倒的网络舆情，绝非仅止于对量刑和执行本身的合理合法的否定，而在于人们对官民同罪不同罚及其凸显的司法不公的强烈质疑与愤怒，它们已超越了案件本身。 无公平则无正义，公平正义是法律的底线，也是人们对政府、对法律的最后寄托与希望。底线如被击穿，公正无望，则后患无穷。 夏俊峰之死掀起死刑存废之争 夏俊峰之死不仅引发了有关夏俊峰罪与非罪及量刑轻重的大讨论，也掀起了新一轮死刑存废之争。 荷兰在线记者发现，近年来 中国在控制死刑方面做出过一些努力 。据资料显示，自2007年起，中国最高法院收回下放27年之久的死刑复核权；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相当于中国刑法全部死刑罪名的近五分之一；2012年下半年，最高检察院低调成立死刑复核检察厅，成为21个内设机构之一。 尽管如此，中国死刑现状仍不容乐观，这主要表现在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较高和死刑“不患不废而患不公”两个方面。据有关国际人权组织2012年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仍然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2011年死刑人数估计超过数千人，这一数字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 北京兴善研究所所长、法学博士滕彪去年在接受本网采访时表示， 人权组织 关于中国死刑犯数量的统计过于保守，实际数字要高出很多，很可能是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十倍以上，虽然近年来中国律师界、法学界要求公开死刑犯数量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死刑犯数量仍被当成国家机密拒绝对外公布。“中国民间杀人偿命、重刑治国的传统观念虽然很顽固，但并不能成为规避废除死刑这一世界潮流的借口，而且有研究表明，死刑对于降低犯罪率起不到有效的遏制作用。 中国在短期内很难废除死刑，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死刑的存在，因为死刑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意义，当局也很重视死刑的震慑作用。 ” 针对民间对死刑“不患不废而患不公”的议论，滕彪认为，与 谷开来 、 刘志军 、许宗衡等人的死缓相比，药家鑫、刘涌、樊奇航和曾成杰等普通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 特别的缓刑留给了特别的你 ，能不能以后所有的案件都向谷开来等人看齐？能不能对所有的被告，用死缓替代死刑？死刑一旦成为政治筹码，政治性的死刑案件只能是一场匆匆落幕、但是经过精心计算和仔细排练的政治演出。” 中国财新《新世纪》周刊此前的报道称，有多位最高法院从事死刑复核的法官透露，在他们复核的死刑案件中，八九成以上是暴力、贩毒等犯罪，90%以上的罪犯来自社会底层，一位副庭长说，在实务界， “死刑是穷人的刑罚”已是共识。 在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后，多位学者也通过微博表达了对“不患不废而患不公”的担忧。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表示，谷开来蓄谋投毒故意杀人既然可活，夏俊峰被打之后失手杀人理不应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固然可能是虚幻的梦境，但也不能让人们觉得是活生生的笑话。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也通过微博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我当初支持限制而不是废除死刑，是希望以死刑扼制贪腐。刘志军免死，薄谷开来免死，曾成杰死刑，夏俊峰死刑…….既然死刑大上大夫，那么死刑也不该下庶人。呼吁全面废除死刑！ 媒体及网友评论精选： 南都评论：死刑复核历时两年多，足见案情之复杂，然最终出来的结果却是再简单不过。城管与小贩冲突，最高法复核意见说双方都负有责任，却如何推导出“不足以从轻处罚”的结果？休怪民众拿夏案与其他贪腐、杀戮案件结果做比较，罪责刑相适应否？司法应当也必须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朴素正义衡量。 民间学者金纲：夏俊峰不当死!我同情这位汉子，理解这位汉子!他不是恶人。这些年来，＂夏俊峰案＂得到各届良知的吁请和斡旋，我理解，这是由本案推演一点祥和之气的社会性努力。共同体之间尽力少一点戾气，夏俊峰免死，是一个有意义的节点。恳请决定夏俊峰生死的力量，在司法公正条件下，演绎良善……